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消息给孤军转战中的起义军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1 月上旬，粟裕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来到崇义县。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连为单位，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后来，粟裕回忆说，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意义是重大的。
在崇义期间，朱德、陈毅为了向毛泽东通报南昌起义部队的近况，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上井冈山去联系。不久，毛泽东所部的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来到朱德、陈毅的驻地附近。陈毅亲自换上便衣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张子清、伍中豪是在上井冈山的途中遭敌人袭击而转移到这里来的。
通过张子清和伍中豪，陈毅了解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夕的一些情况。朱德、陈毅把部分装备送给张子清部，除补充该营外，还带上井冈山一部分。
12 月上旬，粟裕随部队转移到仁化。在这里部队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知道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所部于12 月15 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队伍日夜兼程。当赶到韶关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
朱德和陈毅率领队伍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部队白天训练，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在这里，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有所壮大、并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这支队伍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时，朱德利用与滇军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的老关系，把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与范达成“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的协议，用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名义把部队隐蔽起来。朱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范石生给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
当蒋介石发觉朱德的队伍隐蔽在范石生部时，密令范石生解除一四○团的武装，逮捕朱德。
范石生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
朱德和陈毅带着部队连夜出发，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
粟裕的连队随大部队于1928 年农历春节前开进宜章城。队伍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特殊身份，智取了宜章城。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当地豪绅大摆筵席，欢迎
以王楷为团长，胡少海为团副的一四○团进驻宜章。
宴会中，按照预定计划在席间逮捕了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和地主乡绅，声明本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并宣布宜章暴动成功。
起义军解除了县城内的反动武装，砸开监狱，释放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给贫苦群众分粮分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
就在这一天，起义军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故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五十年之后的1978 年春，粟裕重访南昌、井冈山等革命故地，老将军激动不已。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陈列柜里的军服和红领带向老将军请教：“参观者多次问到这根红领带的名称和用意，请粟裕将军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解释。”
粟裕作了这样的回答：
起义军每人脖子上系的红领带，记得是八一南昌起义开的头，后来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沿用了这个标志。我们当时把它叫作“牺牲带”，是象征革命，表示参加起义的同志献身革命的决心。记得1928 年1 月下旬，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来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率领下，发起湘南年关暴动时，每个起义参加者的脖子上也都系了一条红领带。当时有许多女同志参加了这次起义，陶铸同志的爱人曾志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她围了一条红绸子作领带，从左肩披下来拖到腰际，显得英姿飒爽。..总之，系红带就是表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我的这个解释也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个领带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这种红色，戴在红色战士的脖子上，又似乎有着深刻的寓意。..这样吧，以后再有人问起这根领带的作用，你就告诉他，粟裕说的，这根领带是用来拎着自己脑袋的。我们那时候，确实是拎着脑袋干革命呵！
1928 年。
湘南。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不满千人，但这个队伍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极强。据粟裕回忆，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不到半个月，先后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和革命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工农革命武装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建立了六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就在湘南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中共中央出现“左”倾盲动主义。
1928 年2 月间，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给活动在湘南的工农革命和湘南党组织下达了一道命令，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阀部队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五公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湘南特委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烧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衡郴线）五公里内的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的错误口号。
执行这个命令，无疑会造成严重后果。
朱德、陈毅在湘南虽然抵制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有些地区已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3 月间，国民党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对湘南工农革命军南北夹攻。
强敌压境，众寡悬殊，加上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了军民关系。朱德、陈毅遂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方向转移。4 月上旬，湘南工农革命军在转移途中遭敌军追堵。毛泽东闻讯后亲自带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下山迎接并掩护湘南工农革命军。他指挥第一团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与敌人周旋，并命令何长工与王佐率领的第二团撤回井冈山。
第二团返回的途中，与朱德所部在酒都会师。
26 日，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直属队伍住进砻市。28 日，毛泽东带着一团回到宁冈。朱德所部主力也从茶陵、安仁开到。两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了。
粟裕在以《激流归大海》为题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井冈山会师”。他写道：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迁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 年4 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在中国革命的摇蓝——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国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粟裕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两支铁流会师，粟裕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第三章 上井冈脱劫难 反“剿”练将才
井冈山，一座英雄的山。她养育了中国现代史上改天换地的一代英雄豪杰。
井冈山时期，粟裕从一名基层军官成长为红军中著名的高级指挥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是我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途上迈开重要一步的时期。”
说来也巧，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所创建的队伍的番号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朱德、陈毅所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在湘南暴动时，也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这两个不约而同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师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九个团。不久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全军兵力一万多人，两千多支枪。
其中第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第三十一团是秋收起义部队。
粟裕所在的连队属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朱德兼师长，宛希先为党代表；王尔琢（兼）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之初，毛泽东的工作重点是军队建设，作为基层指挥官的粟裕从毛泽东那里所学到的，首先是建军思想。
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朱德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4 月末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
紧接着，毛泽东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讨论建军问题，请与会同志发表意见。
在井冈山上，粟裕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指挥员。他曾经在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教导队。那时，虽然也上政治课学马列主义的道理，但军事教育基本上用旧式军队的教育方式，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比较之下，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民主建军的做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崭新的精神。粟裕曾对朱德说：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给他上了重要的课！
粟裕亲身参加过的信丰、大庾整编，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加强了党对基层的领导，但这时党的支部还是建在团上。上了井冈山后，知道了毛泽东明确规定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粟裕说，这一重大措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具有无限生命力，保证了我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连队都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在井冈山上，为了加强党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上井冈山后，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粟裕的工作多次调整调动，也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
粟裕所在的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精华，屡立战功，但这个团在上井冈山之初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耍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
粟裕担任党代表后，有些行伍出身的见到他就说：“来卖膏药吗？多少钱一张？”
当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有废止肉刑的禁令，但有些人改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二十八团有个干部，打人相当严重，人们背后叫他“铁匠”，说他打人像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痛，把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打跑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现象。
打人现象越严重，部队纪律越涣散。如果哪个连队战士逃跑多，准是那个连队打人成风。
粟裕是反对打人骂人的，但由于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最初还是认为应该加以体罚。
粟裕手下一名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有一次，这个通信员赌博时被粟裕抓住了。粟裕很生气，就罚这个通信员“两腿半分弯”——即让他两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这种体罚很不好受，身体再壮的人也站不了多久。
这个通信员虽然吃了一点体罚的苦头，但心里没有什么触动，过后照赌不误。
粟裕在实践中感受到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
第二次抓到这个通信员赌博，粟裕不再体罚他了，而是耐心地同他谈话，启发他的觉悟，对他进行说服教育。粟裕和这个通信员谈了一两个小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个通信员流泪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他果然再没有赌博，而且帮助粟裕做其他参加赌博的人的工作。
“对自己的同志，舌头比拳头还灵啊！”粟裕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有了更深刻的领会和感受，他自己的思想也得到了改造。他认识到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就这样，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来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平等关系。
当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差，这一带的经济本来就不发达，仅有二千多人口的井冈山住进一万多军队，加上敌人的封锁，红军的物质生活就更加困难。
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是餐餐吃红米、南瓜。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
红米饭，
南瓜汤，
秋茄子，
味好香，
餐餐吃得净打光。
井冈山上所有干部战士都会用稻草打草鞋。军衣基本也是自己动手做。
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
粟裕第一次领到布做裤子时不会裁，他就把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拆开，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就这样，做了一条裤子，他却缝了两条裤子。尽管做工不高，但他穿起来却特别高兴。那时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
冬天更换棉衣更加困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主动带头把自己仅有的棉衣让给伤病员防寒过冬。
中央苏区建立起来后，条件稍稍好了一些，筹款也筹得多了，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每次可以发到四、五元。这时，战士们便可以剃头、买牙刷和肥皂了，有时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但每月发四、五块钱饷的时候太少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饷。
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井冈山上的红军从来没有闹过饷。尽管生活苦了一些，但朱军长和毛委员吃的、穿的、用的与战士都一样。
1928 年元旦，朱德为部队写了一副对联：
红军中官兵夫衣着薪饷一样，
白军里将校尉饮食起居不同。
对于青年粟裕，毛泽东、朱德等既是首长又是榜样。他用心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用心领会朱、毛身先士卒，与全军官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底蕴，以逐步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
粟裕从毛泽东的英明运筹中学习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他“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产生的。
1928 年初湘南暴动，成立了县政权，但当时根据地建设的意识不强，粟裕说：“那时的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较多从军事上着眼。”湘南的根据地因为军事失利而被迫放弃。
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粟裕说：“我们上了井冈山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家’了。”
上了井冈山，粟裕积极投身于根据地的建设。他搞社会调查，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培养、物色、考察建党建政的骨干。这些工作，不仅是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和政策观念，对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重大作用。
1928 年8 月，毛泽东带三十一团分兵做群众工作去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要到湘南去。粟裕时任二十八团三连连长。
当时，在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再三导扬下，有些人不愿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认为在山沟里打不下天下。加之二十九团的前身是宜章农军，一些人思乡心切，急于回湘南去，于是就有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孤军下湘南的举措，造成了“八月失败”。
部队打下郴县。原以为郴县是许克祥的部队，接火后才知道是范石生的部队。
潮汕失败后，范石生曾给朱德所部以帮助，现在打他的部队，从思想上讲总觉得不妥。打，还是不打？朱德思想上很矛盾。
黄昏时分，敌人反攻了，攻得很凶。三营危在旦夕，忙向附近的二营及团部求救。二营营长袁崇全见死不救。
二十九团是宜章农军，乡土观念严重，战斗一失利，队伍就散掉了。
当毛泽东得知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郴县作战失利转到桂东后，就带三十一团一个营来接二十八团。出发时毛泽东向三十一团交代，见面后不要讲二十八团的缺点。
二十八团受到挫折，情绪十分低落，当听到毛委员来迎接他们时，战士们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有的人就说这是我们第二次会师。
这就是“八月失败”。
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袁崇全伙同副营长等带着二营四个步连和团部的炮连、机枪连逃走，企图叛变投敌。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追赶到部队后，喊话时，遭叛徒袭击，不幸牺牲。
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多数同志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
好学深思的粟裕对建设根据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说：
我跟随毛泽东、朱德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正面交锋，打的是正规战。
潮汕失败后，余下的只有几百人，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朱德、陈毅把队伍带进湘粤赣交界处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时间不长，战果不小，上上下下都觉得有搞头。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实践中产生出来了。
毛泽东比他同时代的军事家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秋收起义打响后，他很快察觉打大城市不是上策，“上山”才是上策。于是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率队伍上山。上了井冈山，敌人仍追堵包剿，他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与强敌不宜正面交锋以硬碰硬，于是提出了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又得到迅速发展。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就是在井冈山会师后不久朱毛共同总结出来的。
为了适应红军战略战术的要求，部队加强了军事训练，并且增强了军事训练的实战性。爬山训练是当时的重要训练内容。
粟裕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项，休息几分钟便往山下跑。爬山训练之后吃早饭。
除爬山训练，还有夜战训练。有的战士受封建思想影响，夜战怕鬼，不敢外出。粟裕便对这些战士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和现场训练，逐渐地解决了怕鬼的问题。
射击训练是军人的必修课，这门课对井冈山的红军官兵尤为重要。当时弹药很少，一枝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多时也很难超过五发，为了充分发挥这三发子弹的作用，粟裕特别重视射击训练。他每天坚持练习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久而久之，他一只手举起步枪，可以举一、二十分钟，他的手劲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队时就已有锻炼，后来通过在井冈山的强化训练，就更有力了。
1950 年，粟裕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一位按摩医生同粟裕比握力。两人难分上下，苏联医生大为吃惊。
因为训练有素，粟裕的枪法相当好。他要求战士作战时，要合理地运用三发子弹作战时，冲锋前打一二发，都是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接着就冲锋。第三发子弹要留到打追击时用。
在井冈山，红军是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作战，一切武器装备都取之于敌，用之于敌。红军的战略战术以能否歼灭敌人为标准。朱德指挥战斗，历来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法。粟裕作为基层指挥官，能心领神会朱德的用兵之妙。
有一次，打赣南国民党地方武装刘士毅的部队，刚一接火，敌人就跑了。
朱德率领队伍穷迫不舍，一口气追了三十公里，俘虏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从这次战斗中，粟裕理解了“敌退我追”的奥妙。
1928 年6 月间，国民党从湘赣两省抽调十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会剿”。
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避强打弱的方针，对湘敌吴尚部五个团取守势，对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集中兵力给以打击。红军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个营正面阻击牵制，二十八团及三十二团一个营迂回敌后，寻机歼敌。这次战斗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
在这次战斗中，粟裕他们连队的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但当粟裕部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
上午粟裕率连队发起几次进攻，但都没能奏效。他灵活运用“敌疲我打”
的游击战法则，于午后敌人疲惫松懈时，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防御。
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
粟裕跑步冲上七溪岭制高点。他身后只跟上来九名战士，其余的战士还在后面。
粟裕留下六名战士控制制高点，带领三名战士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过了山凹，粟裕发现有百十个敌人猬集在一起。他立即冲上去，大喊：
“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
这时，守在山顶的司号员灵机一动吹起了冲锋号。
敌人不知底细，乖乖地缴了枪。
可是，粟裕他们只有四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他命令俘虏把枪拴卸下来。他和三名战士拿枪拴，让俘虏背空枪。
不难想象当时的惊险。如果那百十名国民党官兵对粟裕他们四人进行反扑，结局是不堪设想的。
敌人被粟裕的气势镇住了，不敢进行反扑。
粟裕的感想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1929 年1 月，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 实行战略性出击。
第一个目的地是大庾。在大庾，红军和国民党军队遭遇。红军只好仓促应战。一场缴战之后，红军被迫退出战斗，以夜间急行军方式摆脱了敌人。
这次失利，造成一些伤亡。随后红军的行动困难起来。
为了摆脱敌人，红军以急行军向罗福嶂进军。时值隆冬，山上冰覆雪盖，粟裕和战士身上仍穿着破烂单衣。他带着队伍在崇山峻岭间穿行，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则六七十公里。
向罗福嶂开进时，有情报说那里是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不料，尾追的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于黎明时分追上了红军，并对红军突然袭击。
当时，二十八团担任后卫，团长是林彪，他带着队伍立即转移，把毛泽东、朱德和军直机关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
毛泽东带着军直机关撤出来后，朱德却被打散了，身边只有五名冲锋枪手。
粟裕闻知军长失散了，心头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
下午四点多，朱德回到了队伍中间。但是，他的夫人伍若兰却被敌人抓去惨遭杀害。
队伍继续东迸，经过瑞金北部向大柏地进军。
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红军官兵憋了一肚子火。
恰好朱德从粟裕连队旁边经过，战士们故意发牢骚。有个战士大声说：
“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
此时的情况正好对红军有利。朱德回以激将法，高声说：“你们要打吗？要打就打！”
说罢，把大衣一甩，带领部队一个反冲击，把尾追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缴了七八十条枪。
毛泽东、朱德发现刘士毅部孤军突出的弱点和大柏地有利的地形，遂决定在大柏地打一仗。
旧历年的除夕，红军闯到土豪家里，把土豪们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净光。
然后迅速撤出大柏地，布成口袋阵，准备把尾追的敌军加以消灭。
年初一下午三时，刘士毅部进入红军布下的口袋阵。我开始对敌人实施攻击，激战至天明，歼灭了刘士毅部两个团的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大柏地大捷是井冈山出师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年9 月，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这次战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粟裕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冲锋陷阵，并且从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艺术中悟出了游击战争的真谛：
在转移过程中，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
红军进入闽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9 月上旬，红军打下上杭，队伍发展到七千多人。
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毛泽东积劳成疾，在上杭病倒了。在上杭养病期间，毛泽东不断地写文章，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时粟裕任一纵队三连连长，担任保卫毛泽东的任务。
毛泽东住在永定附近天子洞的一个半山坡上。粟裕带战士们在毛泽东住地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他常常看到毛泽东房间的灯光彻夜不息。
在上杭，粟裕升任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支队相当于团。支队党代表相当于团政委。
1929 年秋，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进入广东，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决定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但是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二纵队进入广东，首先在峰市受挫，纵队司令刘安恭同志牺牲，部队伤亡较大。
粟裕所在的一队进入广东后，一路打到东江，奇袭打下了梅县，继而向海陆丰方向前进。
队伍刚离开梅县，敌人又夺去了梅县。粟裕奉命回师再夺梅县。
守梅县的是国民党广东军阀陈维元部的教导团。敌军训练严格，战斗力很强，枪法相当准确。粟裕要求战士们注意隐蔽。
支队部的一名小通信员调皮好动，说他不相信敌人的枪法。边说边把手伸出俺体。敌人一枪打来，打穿了通信员的手掌。
纵队组织了几次出击，梅县仍攻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只得撤下来。
经过这次挫折，中央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红四军于1929 年11 月撤回赣南、闽西。
1930 年上半年，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影响波及到苏区红军的作战指导。
1930 年2 月，粟裕在富田以北的水南战斗中被敌人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未取出。这年6 月，红四军、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组编成一军团。粟裕调任红十二军五支队支队长。8 月，红一军团由赣南向湖南进军。粟裕奉命率部协同兄弟部队奔袭文家市，歼敌三个团又一个营。
当时中央指示红军攻打大城市，提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浪漫口号。
粟裕所在的红十二军是1930 年4 月成立的，军长是罗炳辉。
8 月19 日，粟裕率部攻打文家市。
这一天的天气特别热。粟裕率部于黄昏时分出发，急行军跑了三十五公里，从一条河的中段游了过去。次日拂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敌人的阵地前。
敌人措手不及，打了不到一个小时，国民党守军戴斗垣的一个旅就被歼灭了。戴斗垣被击毙，俘虏敌一千多人。
打下文家市的当天晚上，栗裕发起了高烧，他年轻力壮满不在乎，连药也没吃，休息了一天，病就好了。
8 月末，粟裕奉命第二次打长沙。
一个月以前，彭德怀率部队攻打长沙。当时湖南军阀正在混战，主力部队都到湘南去了，长沙守备薄弱，一个冲锋就打开了长沙城。
但这一次已非从前，长沙守敌多达三十一个团，有十万人，且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外壕、铁丝网、电网等障碍物。
粟裕支队的任务是从南面的大托铺向长沙市进攻。
当时的红军还不会搞近迫作业，连交通壕也还不大会挖，更不会爆破，也没有炸药，完全没有打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
为了破坏敌人的工事，粟裕命令部队利用黑夜挺进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挖起前沿工事。天一亮在前沿顶不住，只好撤下来；第二天天黑再去挖。但前一天夜里挖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就这样一连干了几个夜晚，仍不能破坏敌人的重重防御工事。
粟裕采纳部下的建议，在牛尾巴上绑上鞭炮，点响后，牛向前窜，部队跟着向前冲。结果敌人的机枪比鞭炮厉害得多，没有被机枪打倒的牛反而回头冲进红军队伍。部队伤亡很大。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粟裕认识到以红军现有力量并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因此，他对“左”倾错误的口号产生了怀疑。当毛泽东和朱德命令撤长沙之围时，粟裕认为“这个决定很符合实际”。
粟裕率部与主力部队一起围攻长沙历时十六天，昼夜作战，他差不多十来天没有睡觉。部队撤出长沙后，他一觉睡了两天一夜。
部队撤离长沙，转到株州、醴陵、萍乡、攸县一带。
中共长江局派周以粟为代表，指示一方面军回攻南昌。
有的领导人对打大城市很感兴趣。
毛泽东认为不可。他耐心说服了周以栗，于是部队决定攻取吉安。10 月4 日，粟裕所部攻下吉安。
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粟裕所在支队的政委违反了工商业政策被撤了职，由宋任穷接任。
1930 年10 月，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时期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蒋桂冯阎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向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此，红军的斗争开始进入大规模反“围剿”战争的新阶段。
毛泽东和朱德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进入东固地区，投入紧张的反“围剿”
战斗的准备。
在反“围剿”战争即将打响之际，粟裕升任红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改任六十四师师长，成为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官。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1930 年10 月，蒋介石陆续调集十万大军，任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对我以江西省南部地区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其战略方针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当时红一方面军约四万人。毛泽东和朱德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势，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命令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
红军根据毛择东、朱德的命令，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红军选定鲁涤平的嫡系部队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张辉瓒的第十八师作为歼灭目标。消灭了这两个师，就基本打破了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围剿”。
临战前，粟裕受命担任由红二十二军缩编而成的六十四师师长，暂归红十二军指挥。这个师的武器装备较差，除去几百支土造的“单打一”外，其余都是梭镖，故而有人戏称第六十四师是红十二军的“梭镖大队”。
红军初步设计的战斗方案是先打谭道源，然后打张辉瓒，但 设了几次埋伏，谭道源均未入瓮，反而是张辉瓒部率先进抵龙冈。
毛泽东决定设伏兵于龙冈、君埠间，出其不意消灭敌人。
为了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证实情报的准确性，粟裕决定亲自去侦察敌情。
粟裕从师部侦察排中挑选了两名战士，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迎着张辉瓒部队来的方向走去。
“口令！”树丛里闪出一个敌军岗哨。
“清剿！”粟裕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地答道。
国民党哨兵收回已经举起的枪，却依然面有疑色：“哪里来的？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五十师的。你们是十八师张师长的部队吧？”
“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落在我们后头有大半天的路程。”
“我们是去后头送信的，还以为你们早过了龙冈了。”
哨兵的疑虑打消了，他胆怯地问：“听说龙冈那边有共匪，是不是真的？”
“哪有什么共匪？我们早上才从那边过来。你们十八师是不是被共产党吓怕了？”
粟裕进了村，见一个国民党军官坐在一块石头上抽闷烟。他凑上前去，主动和这位愁眉不展的国民党军官聊天：“我们好像见过。我是谭师长派来和你们十八师联络的。”
国民党军官正愁绪满怀，根本不可能对面前这位身着国民党军官服装的陌生人产生猜疑，他发牢骚说：“大家都是跟着鲁总指挥卖命的，今天见了，明天还不知睁不睁得开眼！”
粟裕就着话题与国民党军官聊下去，了解到张辉瓒已决定加速前进，只是还没确定是否走龙冈。
侦察归来，粟裕把了解到的敌情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作战建议：利用张辉瓒骄狂自大求胜心切的特点，派出一支小部队作为诱饵，把张辉瓒引向龙冈，红军在龙冈设伏，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
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建设，派一个营作诱饵，与张辉瓒部接触后佯败而退，把敌人引进龙冈。
粟裕奉命率六十四师担任左路包抄任务。
12 月29 日夜，正是月黑夜暗时节，粟裕率部秘密西行，隐蔽埋伏于龙冈以南。
拂晓时分，粟裕放眼远望，但见雾缠群峰，霜染红枫，山峦环抱中有一条狭长的山谷若隐若现。龙冈镇掩映在老树浓荫之中，薄雾缭绕，不甚分明。
龙冈镇往南是大山密林，无路可通；东面是黄竹岭。毛泽东、朱德的指挥部就设在黄竹岭后侧的小别山上。这简直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伏击战场。
30 日上午，劫数已到的张辉瓒按照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乖乖地进了伏击圈。老天也有意给张师长为难，偏偏在这时降下了濛濛细雨。
上午10 时，毛泽东一声令下，张辉瓒被笼罩在枪林弹雨之中。
激战到黄昏，歼敌九千余人。
毛泽东派两名骑兵通讯员去问粟裕：“张辉瓒捉到了没有？”“张辉瓒就藏在山里，我们正在全力搜索。等捉到张辉瓒以后回去报告。”粟裕说。
说时迟，那时快，战士们捉住了张辉瓒。
满山遍野响起了战士们的欢呼声。
捉了张辉瓒。张辉瓒的一个师一个不落，或被歼或被俘。“好！粟裕捉了张辉瓒，还是粟裕有办法！”毛泽东笑逐颜开。为此毛泽东写下了一首烩炙人口的史诗：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消灭了张辉瓒，接着打国民党的另一个主力师谭道源部。粟裕率部担任正面主攻任务。
两军交战，敌人猖狂反击。红军先头部队被敌人冲开了一个缺口，一直冲到师部指挥所，接近拼刺的程度。当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司号员、通讯员等几个战士。
情况万分危急。粟裕率领警卫战士和司号员、通讯员奋力拼杀。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突然一个敌人从背后朝粟裕打了一枪。
粟裕的通讯员应声倒下，粟裕幸免于难。
红十二军的军部就在粟裕的师部后方约二三百米处的山头上。军部见此情景，火速派出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到敌后，与粟裕夹攻合击，把这股敌人消灭了。
战斗进行到1931 年1 月3 日，红军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虏三千余人。
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共毙伤俘敌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约一万二千余件。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了。
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粟裕立了大功。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派项英为代表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苏区中央局，任命周恩来为书记，周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后，朱德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同年4 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出任弼时、王稼样、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换和中央代表团的到来，对红军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仍在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得以贯彻执行。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破产以后，从1931 年2 月开始，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何应钦汲取前一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决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4 月1 日，国民党军分四路向红军大举进攻，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
第二次“围剿”开始了。
如何打退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采取了新的战术原则。在作战时，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以中间突破，直捣“大螃蟹”的软肚皮。
“大螃蟹”的软肚皮是指国民党上官云相部和孔繁祥部。这是两支以北方人为主体的队伍，不服南方水土，不善爬山。同时，蒋介石惯于借刀杀人，惯于让非嫡系部队为他火中取粟，如果红军先打国民党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会积极增援。
果然，红军从富田、东固之间打起，十五天时间，由东向西横扫七百里，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袖手旁观。五仗下来，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军的后面，国民党军队一字形的长蛇阵全线崩溃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了。这一次，共缴枪两万多支，取得了辉煌战果。
毛泽东诗兴大发，挥豪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粟裕作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灵活地运用和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指挥作战中，灵活机动，审时度势，诱敌深入，大胆穿插，集中兵力歼敌，迫使敌人处处被动，处处挨打。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粟裕
善于把握战机，造成局部优势，予敌以重大打击。
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人主张打一两仗再离开江西。毛泽东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为此，开了几次有师以上干部列席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意见不能统一。毛泽东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大家终于同意打了，其实是不得不同意打了。毛泽东的策略得以实行，没有军长、师长们的拥护是不可能的。粟裕是毛泽东主张的坚定支持者和坚决拥护者。
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反“围剿”，给了粟裕以深刻的启迪。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敌人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敌强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牛，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米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①
毛泽东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使粟裕深受教育。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更使粟裕“十分钦佩”。1931 年7 月，蒋介石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部队三十万，向中共苏区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凭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予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苏区根据地并完全消灭中央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老根据地，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三万多人。
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没有成功，8 月初，又折回兴国西部，集中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几十平方里地区。这时，各路敌军纷纷逼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态势。
红军从敌军中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
国民党军趁红军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苏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很多地方。
如此之快的敌军攻势，红军始料未及。
毛泽东、朱德迅即将红军主力撤回苏区应战。
粟裕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回忆：
我军三万多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往回赶。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顺利地通过了，就进入苏区了。为了严守秘密，部队出发前把所有的火柴、电筒上的灯炮都“没收”了，真是“人含枚，马衔口”，连咳嗽声都没有。
三万多人的大部队，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①
在苏区中心作战，敌人成了瞎子聋子，误把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在南丰以西宜黄以南地区的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认作红军主力，下令发动进攻。
红军主力部队从苏区中心的后部发动进攻，避敌强劲，击其虚弱。
8 月7 日至11 日，五天之间打了三个歼灭战，毙伤、俘虏敌军约一万多人，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
红军悄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休整待机。
敌人则如同一群瞎马，在山林里乱冲乱撞。折腾了两个月，没伤着红军的要害，却丧失了三个师的有生力量。其余部队在苏区军民的袭扰下惊惶不宁，奔突不定，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与此同时，两广军阀进军湖南，向蒋介石示威。腹背受敌的蒋介石不得不实行总退却。
红军趁敌人退却之际，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人两万多人。
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红军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① 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97 页。
打高兴圩。粟裕所在的红一军团打老营盘。这两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打得很顽强。打到最后，国民党集中军官、军士，红军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很大，最后双方都撤了下来。
在红军撤军的路上，遇到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一个师。据粟裕回忆说：“像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在毛泽东的麾下打仗，粟裕有很深的感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①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粟裕先后担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1933 年2 月，粟裕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合编而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1931 年底，粟裕还曾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队长。
1932 年5 月，蒋介石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红军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红军组建了红七军团，粟裕任红七军团二十师师长。
这时，毛泽东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而不能参与军事指挥。
负责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周恩来、朱德继续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
硝石战斗，国民党参战部队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下的一个师。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仗打得十分激烈。
红军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粟裕和肖劲光赶到前沿阵地督战，敌人终于被打垮了。红军乘胜猛追。这时，敌人的第二梯队的一部分从背后打上来。
粟裕身边已没有队伍了。他以过人的智勇，率警卫员冲上前去追击敌军。
这股敌人被击退了，粟裕却受了伤。他的左臂被敌人打中，动脉血管里的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警卫员用绑腿把他的伤口上部扎紧，血才止住了。
战士们找来担架，冒雨把粟裕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救护所。
山路崎岖，雨大路滑，绑带扎得太紧，担架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救护所。
第二天，粟裕的胳膊肿得像腿一样粗。
由于伤势严重，粟裕被转送到军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子弹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两边骨头都伤了，而且打断了神经，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
医生主张锯掉粟裕受伤的左臂。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
如果只剩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太不方便。粟裕坚持不锯。
“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他对医生说。
战将就是战将，他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但他不能因为残废而离开战场。
医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与死神来一次较量。
但伤口已经化脓，必须动手术。
那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封锁极严，红军医院药品奇缺，设备简陋，医疗水平很低。
开刀没有麻药，为了固定受伤的部位，用麻绳把他的手臂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
粟裕治伤，丝毫不亚于关云长刮骨疗毒时的坚毅顽强。
手术后，医生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布条，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反而长了一层顽固的肉芽。医生用一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没能愈合。
养伤的将士们一个个走出医院上战场了，粟裕心急如焚。在医院养伤期间，有一天敌人的便衣队袭来，医院的医生和病人立即分散隐蔽。粟裕一跑出医院就被四个穿便衣的敌人盯上了。他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
后来，粟裕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奇缺，在当时就算最好的一种外用药品了。
这一次，是粟裕第四次负伤。
粟裕伤愈出院是1933 年11 月。他返回部队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红十一军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
刚回部队，粟裕就参加了浒湾、八角亭战斗。
浒湾、八角亭在抚州金溪县，靠近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守军是国民党冷欣的一个师，下辖五个团。
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正面进攻，袭取讲湾；三军团迂回其侧后。
粟裕率二十师发起进攻。二十师编制不足，全师只有二千多人。
奋战两昼夜，攻不下浒湾，被迫撤出战斗。
在浒湾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使用了飞机和装甲车。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在战场上最初见识这种现代化的战争工具，红军将士们不知如何对付。有的甚至手足无措。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第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被撤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
第七军团在闽赣边执行军事牵制任务时，有一次阻击向江西开进的国民党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同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连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粟裕以为政委同意了，一转身就走。
那政委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
粟裕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军委来电批评第七军团为何不继续追击。
从此，政委把粟裕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浒湾、八角亭战役结束后，部队在一个庙里开会欢迎这位刚到红七军团的新政委，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
军团长见粟裕到了门口，便走出来同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新到任的政委就在讲台上拍着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这位政委还不认识粟裕，而对军团长竟然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来一个下马威。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1934 年7 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持续了九个多月了。红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败局已定。中共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粟裕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
7 月7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征程。先遣队此行，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着民族的安危。
离开瑞金时，粟裕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已定，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当此寇深祸亟之时，党内“左”倾猖獗，不可一世，红军的存亡尚在不测之中。作为精忠报国的将士，作为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于危难之际受命远征，其慷慨悲壮之情怀，自是可以想见。
粟裕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追述：
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四章 北先遣南挺进 困境求壮大
1934 年7 月初，红军面对的局面已相当严重。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在红军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懂中国国情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懂军事而指挥革命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自1934 年7 月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到1935 年1 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
1979 年底，粟裕请教叶剑英：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叶剑英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在粟裕向叶剑英请教之前的1973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曾经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事向朱德请教，朱德答复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转移）。”
粟裕说，朱德和叶剑英的谈话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由于种种原因，身为先遣队重要指挥员之一的粟裕并不了解先遣队北上的真实意图。
若干年后，他看到中央给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
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先遣队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
1934 年7 月初，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
部队到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接见了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是皖南。当时皖南有几个县发生了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
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 月1 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福州，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被动。
先遣队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造次，先遣队占有主动权。福州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国民党军队于是疯狂追击，咬住不放。
先遣队向闽东转移，正值8 月中旬的炎热天气，总计六千人的队伍有七八百号伤病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民夫难找，大部分伤病员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9 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 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于是，先遣队不敢怠慢，继续向北进发。
粟裕认为，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中央既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先遣队必须到皖南去。如果让先遣队留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联系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
当时，不仅中革军委的遥控指挥不切合先遣队的实际，先遣队指挥中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曾洪易的恐慌动摇愈益严重。先遣队在水口遭到敌军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赣浙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遭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将士的反对，中革军委也在回电中对他进行批驳，以后他由恐慌动摇而变为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
粟裕说，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抗日先遣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从闽北挺进浙西。到了浙西，中革军委又相继下达了一系列叫人困惑不解的指示。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先遣队进行追剿。
先遣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的指挥员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9 月底，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这里距原定的目的地皖南已不远。到了这里，先遣队才得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于10 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至此，先遣队已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多华里。这时的队伍大约还有三千人。
闽浙赣苏区的刨建者是中国革命史上英名远播的方志敏。
方志敏亲切地看望先遣队的将士们。苏区的人民热情欢迎先遣队的将土们。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粟裕被调到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是方志敏，政委是曾洪易。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
十九师的任务是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的任务是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12 月中旬，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在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接火。
红军沿路设伏，扼守险要地势。
12 月14 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围圈，红军发起攻击。但红军在当时毕竟不善于正规作战，加之三个师之间配合不佳，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寻淮洲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夺取制高点。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
形势对红军很不利，于是决定撤出战斗。在组织掩护撤退的战斗中，刘英和乐少华又先后负伤。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