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自夏禹传位于子启，即开始了帝王子承父业、世代为君的先河。从此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社稷永存，福绵子孙”成为历代封建帝王恪守的信条，很少发生既有子嗣而拱手将皇位传与他人的事件。但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公元976年（宋开宝九年），赵匡胤年方五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就在国家需要他大展宏图时，赵匡胤却病倒了，十月二十晚上，卧床不久的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赵匡胤有子嗣，按照前朝的皇位继承制度，皇帝之位传给儿子理所当然。可是赵光义却最终继承了皇位，巧合的是，赵匡胤驾崩的那天夜里，只有赵光义一个人在场。
关于赵匡胤之死，官修的宋史均是语焉不详，原因可能是自宋太宗赵光义以后北宋皇帝均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有关。直到南宋才在孝宗朝史官李焘所编录的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里简单地记录了一下，不过说法也是极为简单模糊，后人根本看不明白。野史倒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然而记载说法不一，不经推敲。赵光义即位，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在宋朝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中曾经记载了关于宋太宗即位的“烛影斧声”的故事，宋代有个叫文莹的老僧写了一本书，名叫《湘山野录》，其中提到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赵光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已久，他把宦宫和宫女撤走，自己与赵光义对酌饮酒。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这种说法是最传统的观点，但是也是最受非议的观点。按照宋朝的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也许这是一场妻先策划的血腥谋杀，“烛影斧声”只不过是宋太宗登位的一种粉饰。
《烬余录》对“烛影斧声”的故事又进行了深化，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起身调戏花蕊夫人，但是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到了地上。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这一记载好似赵光义杀死其兄是迫不得已的，事实上掩盖了他蓄谋已久的篡位野心。
《涑水纪闻》里记载：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这一记录也存在疑点，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史学家们透过这些当时的野史记录，大致认为太宗与太祖积怨深久，太宗篡位夺权的事情是属实的。当时太祖在后周做武将，东征西战，功绩极大，受到了将士们的广泛拥护，所以太祖做皇帝，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在太祖“龙袍加身”的事件中，宋太宗与赵普是主谋，功劳确实很大。当太祖临终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时，野心很大的宋太宗一想到自己跟着太祖南征北战，对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心里便有一万个不愿意和不甘心。尽管传说杜太后临终有遗言命太祖先传位太宗，再传位弟廷美，子德昭，并立下“金匮之盟”，在正史中也记载着太祖说赵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不管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史学家们分析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太祖不愿从母愿立弟，但是没有果断立子，并且就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单独召见太宗赵光义，于是使得赵光义夺权称帝，也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疑案。
宋太宗弑兄悬案(2)
宋太宗在即位做了皇帝之后，马上就施展伎俩逼死了弟弟廷美，侄子德昭、德芳（太祖第四子），为自己皇位的稳固免除了后顾之忧。另外宋太宗为了防止前朝大臣怨恨激愤，就下令让他们去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让他们天天沉没在纸堆中，不让他们有时间发牢骚；对于范质、王溥等朝廷重臣，太宗采取了威逼利诱的策略，牵着这些老臣的鼻子走。另外他还发动了两次对辽战争，将朝野内外的注意力转移到边防上去，同时乘机巩固了兵权。宋太宗在不用旧臣的情况下，不断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他在位二十余年，常常几天几夜地亲自阅卷选拔官吏，先后选士达到数万人之多。另外在选拔的这些士人之中，宋太宗还比较喜欢重用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苏轼就曾在《东坡志林》卷三中尖锐地指出“西汉风俗谄媚，太宗朝也有谄媚之风”。在旧臣修书，新臣谄媚的情况之下，那些五代遗臣入宋任史官的沈伦、李穆、扈蒙等人时时刻刻谨慎言行，平日里那些著述的文章也大都销毁，连腹诽都不敢，哪里又敢提到太宗的不是。所以太宗的“烛影斧声”的原委在朝野没有人敢议论半句，正史中也没有记载。
为什么太祖时期的起居注没有提到“烛影斧声”的事件呢？按理说从周代产生史官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遵守着天子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当年宋太祖在世时，与其弟赵光义的斗争十分激烈，怕有些内容泄露出去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对宋朝的统治不利，于是议事常常回避史官，史官也就不能记录到什么实际的内容，只记一些君臣见面辞谢等无关痛痒的事情。到太宗朝时恢复了正常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制（它是唐高宗时设下的由宰相记录的皇帝与君臣的奏对即时政记），可是偏偏在宋太宗朝时，太宗一反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命令参知政事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太宗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还有当时的起居注院所编著的起居注也必须先送太宗审阅后再交给史馆，如此一来，在太宗与大臣的对话中，凡是不利于太宗的，宰相和史官都必须回避粉饰，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太宗后，宋朝历代所修的时政记、起居注都要先拿给皇帝看再送交史馆，这样皇帝的言行就无法保证全部如实记录，所以宋代的正史是有很多疑点的。
太宗还亲自挑选了一批官员来修《太祖实录》（皇帝实录是撰修一代国史的基础材料），虽然《太祖实录》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不过从后代所撰修的《宋史》来看，《太祖实录》并没有提供充足的事实，不是一部信史的素材。
所以说宋太宗是用权势来治史，虽然这样使得宋朝正史对太宗夺权一事记载不多且多有隐讳，使我们不可尽知太宗的篡位之事，但是太宗皇帝毕竟有他鞭长莫及的地方，当时辽国的史官就在《辽史》中记载了宋太宗篡位的事。而在北宋的正史中也做过曲折的表述，太宗晚年想传皇位给他所钟爱的长子楚王元佐，可是元佐却要父王遵守那个“金匮之盟”来成全叔父，以免陷君父于不义，可是太宗不听，元佐一气之下假装发疯，来表明自己不做皇帝的决心，这实际上也在暗示着宫中的昔日往事。而宋高宗赵构由于无子，传位给太祖的七世孙，即宋孝宗，之后，孝宗朝的史家李焘马上就在他所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了“烛影斧声”这件事，孝宗还赞扬他记事真实可靠。不过这些记史由于缺乏当时的史料，所以都终究只是含含糊糊，因此后人对太宗篡位的事情无法完全明了。
赵匡胤之死和赵光义上台，二者之间太多的巧合和离奇，史学家只能根据已有记载进行推理，但是尚无确凿史料推翻以前观点。赵光义登基至今是个谜，以后也很难说情楚。人们之间即使亲如兄弟，亦多可共患难、不易共富贵，一遇权位、金钱之争往往演出一幕幕宫廷政变或残酷竞争。
“金匮之盟”是否是骗局(1)
宋太祖赵匡胤死时“烛影斧声”存在种种疑迹，在臣民眼中，赵光义即位是颇不光彩的。为了寻求一个法律依据，取得天下人民的信任。赵光义即位不久，就出现了“金匮之盟”的说法。
“金匮之盟”指的是宋太祖、太宗的母亲杜太后临终时要求儿子太祖赵匡胤传位给赵匡胤之弟赵光义的一份遗嘱。据传当日杜太后病危，急召赵匡胤等人受顾命。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做了天子的？”赵匡胤十分悲伤，伤心地不能回答。杜太后又说：“我已经行将就木，你哭管什么用呢？我时日已不多，你怎么只哭呢？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大事。”赵匡胤见状，只好回答母亲：“我能做天子，全是先祖与太后积功积德的结果。”杜太后听后，有些生气，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样！你能当天子是因为周室国君年幼，群心不附的原因。倘若周室有长君，你能当上皇帝吗？”继而又说：“你与光义都是我的儿子，将来你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光义，这才是确保社稷的根本啊！”赵匡胤于是叩头回答：“一定照您的吩咐办。”杜太后又指着宰相赵普说：“你把它记下来，不能违背我的话。”赵普于是当场记下了太后遗
嘱，并在末尾署名“臣普记”三字，赵匡胤将遗嘱藏到金匮中，并命令那些细心谨慎的人掌
管，这就是赵光义即位所依据的“金匮之盟”。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那么，到底太祖是否有传位光义之意呢？
一种观点认为“金匮之盟”是存在的。在“金匮之盟”之说传出后，宋、元、明、清朝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并且这件事也经常被用来赞颂宋太祖没有私心。还有人指出，宋太祖赵匡胤在世时，早就有心传位给弟弟赵光义。《玉壶清话》卷七记载：“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说‘晋王天日资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下戗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亟令诛之。” 在李焘《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这样的记载：“光义有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问，亲为灼艾……间谓近臣曰‘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现在有一些学者也赞同“金匮之盟”之说。佐证如下：第一，从“金匮之盟”产生的背景分析，杜太后临终遗言有可能性。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又缺乏制度约束，所以造成武将功高震主的情形不可避免。主少国疑，即位后的幼主不能控制局势，导致政权更迭。宋太祖开国之初的“杯酒释兵权”即是防止武将专权。面对另一个主少国疑的弊端也不可能没有考虑，杜太后看到了这一点，又加之一直宠爱赵光义，所以才会有让太祖传位给其二弟赵光义的遗诏，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的可能性。第二，太祖在位时不立太子。宋太祖有四子：长胜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太祖于960年即皇帝位，至976年驾崩，在位17年之久，但是史料没有记载立太子之事。这一不合常理的行为，可能证明“金匱之盟”确有其事，太祖立晋王之心已定。第三，太祖和太宗关系密切。太祖登机后，没有忘记弟弟赵光义德功劳，步步提升他直至晋王，可见没有压抑赵光义的意思。如果太祖想传位于皇子德昭或德芳，按太祖压抑武将专权的开国政策，不可能忽视到这样可能的后果：即皇弟赵光义的大权在握是对皇子继位的极大威胁，并由此造成了另一个有力的皇位争夺者。
这部分学者认为“金匮之盟”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就在于“烛影斧声”使即位问题复杂化。“烛影斧声”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宋太宗继位是否正统的问题，“烛影斧声”中的各个细节似乎证明宋太祖死于非命，因而宋太宗继位的合法性也就遭到了质疑。
“金匮之盟”是否是骗局(2)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金匮之盟”是赵光义伪造的。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首先提出疑问。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疑问。20世纪40年代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其理由大致如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了。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驾崩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不可能存在幼主之说。杜太后没有依据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立下“金匮之盟”。但是，太祖活了50多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五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时期，五代君主共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担心宋太祖英年早逝、幼主执政失国而终是正常的。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曾说“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而亡。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假如宋太祖真的死于非命，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还有一种观点也质疑”金匮之盟”存在的合理性。不过认为盟约是赵普和赵光义互相利用伪造。他们分析了宋太祖、赵光义和赵普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一，太祖与赵普的关系。太祖创业之初与赵普君臣关系极好，赵普由建国初期枢密副使升至乾德二年的宰相。但后来宋太祖对赵普开始逐渐厌恶，嫌隙该是逐渐形成的。如赵普曾保荐某人，虽然太祖撕碎了他的奏章，但赵普却糊好之后第二天仍旧呈上迫使太祖接受。虽然一般认为这体现了赵普的宰相风度和太祖善于 纳谏，但太祖的不满也难免。另外，赵普常提太祖微贱时的小事，不免也会让已做皇帝的太祖觉得有损尊严。此外赵普收受吴越瓜子金、陷害有隙官员等事件也会令太祖警觉到赵普的权柄太重。所以太祖晚期赵普被罢相，已不再被重用，至太祖驾崩时也没有再召见他。第二，赵光义和赵普的关系。赵光义和赵普原本都是陈桥兵变的重要策划者，在宋王朝建立之初，两人都得宠。但是在建隆二年六月，杜太后去世后，赵光义处境就相当不妙了。七月，赵匡胤解除赵光义禁军职务，只命他担任开封尹，权力大大减小。这时赵普却一再升官，到乾德二年已升至宰相，远远高过赵光义。随着时间推移，赵普渐渐专权朝政，赵光义则力图把以开封为中心的东京府经营成独立的小区域。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渐渐展开了明争暗斗，冲突时有发生。后来，由于赵普的专权遭到赵匡胤猜忌，才开始失势，赵光义乘机利用“权谋之士”卢多逊攻倒赵普。赵普以他从政多年的经验，以及他对赵氏家族的了解，深知要使他的命运出现转机，主要要为新皇帝赵光义献上一份厚礼，而且这份厚礼物要足以使他动心。于是赵普献上了他的“金匮之盟”的厚礼。
这种观点主要是建立在一些常理的推测上，没有相关的史料支撑，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
总之，“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肯定也罢，否定也罢，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争论越多，疑点也就越多。
狸猫换太子是真的吗(1)
宋仁宗赵祯，真宗之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才开始亲政。宋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关于仁宗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经典京剧《狸猫换太子》中，宋朝龙图阁大学士、钦差大人包拯巡行到地方，路上在经过一处破窑时，被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妇拦住了。这位老妇向人称包青天的包拯哭诉了自己鲜为人知的悲惨而又离奇的身世，包拯经过仔细推敲，才得知她就是当今圣上宋仁宗的生母李娘娘。包拯立刻回京查访当年还在世的老宫女，得知这李娘娘虽只是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后宫的宫女，可是由于受仁宗皇帝宠幸，被封为才人，进而升为婉仪，并且还怀上了“龙种”。那时候，“母以子贵”，李娘娘幻想着生下儿子，在后宫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当时的刘德妃也就是后来的刘皇后心肠很坏，又阴险毒辣，因为她自己没有生育，又很嫉妒李娘娘，于是就买通接生婆，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换去刚刚出生的宋仁宗。等到宋真宗高兴地下朝回来要看自己的骨肉时，却只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怪物。宋真宗非常生气，他并不问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想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怒之下就把李娘娘打入冷宫。后来刘德妃又升为皇后，就对李娘娘起了灭口之心。李娘娘看出刘皇后的心思，就在一位好心的宫女帮助之下，急忙逃出了深宫，从此就躲到了一处破窑里，隐姓埋名孤苦伶仃地生活了20年，期盼着有一天自己能骨肉团聚。包拯一向清节廉明、大公无私，他为了洗雪李娘娘的冤仇，就把她带回京城，想方设法让仁宗认了真母。此时几十年的冤案真相大白，坏人得到应有的惩处，李娘娘也母子团圆，被封为李宸妃，结局十分美满。
可是这毕竟只是演戏，那么，历史上的宋仁宗是否有过“狸猫换太子”的经历呢？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早出于清代石玉昆编撰的《三侠五义》。《宋史》和毕沅编的《续资治通鉴》中，也有这故事的影子，而狸猫换太子纯属子虚乌有。历史上的李宸妃确实是宋仁宗的生母，宋仁宗得知他是李宸妃所生，也是他当皇帝十多年后的事。据野史传说中记载，当年宋真宗最宠爱的妃子是刘德妃。这个刘德妃虽然只是个临街播鼓卖艺之人，但由于本人长得十分出色，所以被刚刚成年的太子赵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看上，接着纳入了王宫。昔日的太子赵恒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刘德妃更是从“美人”、“婉仪”，一直封到了“德妃”。只可惜刘德妃虽然深受皇帝宠爱，但是却久久不能生育。刘德妃为竞争皇后之位，提高自己的身价，便想出了“借腹怀胎”的诡计。她打算利用身旁的一个长得有些姿色的姓李的侍女，引诱宋真宗上钩。一次在刘德妃沐浴之时，真宗果真临幸了这个李姓侍女，不久这个侍女就怀孕了，这时刘德妃也装作怀孕的样子，其实侍女怀孕是真，刘德妃只是安排计策，假装而已。等到十月分娩的时候，“两个”龙种先后呱呱落地。刘德妃采取了狸猫换太子的卑劣手段，让真宗将李姓侍女打入冷宫，刘德妃自己却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
以上不管是戏曲还是野史，都说有狸猫换太子一事，可是正史里并没有记载这件事。在《宋史》中专门记载了李宸妃其人其事。李宸妃是刘德妃的侍女，本是杭州女子，生得美丽小巧。在怀上龙子时，刘德妃就已被立为皇后，掌控后宫。在李宸妃生下后来的仁宗之后，刘德妃立刻就把孩子从李宸妃怀里夺走交杨淑妃抚育，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并请皇帝把李宸妃生下的儿子赵祯立为太子，将真相一下子隐瞒了几十年。真宗去世后，13岁的赵祯即位，也就是宋仁宗。昔日的刘皇后成了刘太后，临朝辅政，又掌权后宫，众人都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挑明这个真相，只能眼睁睁看着仁宗母子不相认。天圣九年，仁宗生母李宸妃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次年，李宸妃去世。刘太后本想只以妃子之礼下葬李宸妃，可是宰相吕夷简却上书给刘太后说，仁宗现在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可是在太后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人向仁宗禀告实情的，如果仁宗因此怪罪太后家人，那就不是谁可以控制的了，所以应当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那时即便谁要说什么坏话，仁宗也不会拿刘家怎么样的。刘太后认为宰相吕夷简言之有理，于是就下令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宰相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班给李宸妃穿皇后装入敛，并使用水银宝箱，刘太后也一一默许了。李宸妃的丧礼因此举行得极为隆重。刘太后去世后，果然就有人告诉了宋仁宗他的生母其实是李宸妃。仁宗十分悲痛，他号啕大哭，甚至下了哀痛诏自责。他十分愤怒自己身为天子却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不能孝敬自己的母亲，还让母亲含恨而死，至死母子不能相认。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刘太后的错，是刘太后让自己不能尽孝，不能享天伦之乐。于是，他下令包围了刘太后娘家的府第。这时宰相吕夷简急忙觐见，劝说仁宗，太后虽然不义，可是以皇后礼仪厚葬宸妃，就表明她已有自悔之心；虽然刘、杨不是陛下的生母，可是对陛下仍有抚育之情，这种恩情陛下又怎能忘呢？
狸猫换太子是真的吗(2)
这一番话使仁宗冷静下来，仁宗命李宸妃的弟弟李用和检查了李宸妃的下葬，一看生母没有鸩杀、残害或者虐待的迹象，还穿了皇后服下葬，这才下令解除对刘姓亲属的包围。仁宗下旨尊李宸妃为皇后，谥号章懿，亲临殡仪地方祭告。并且为了弥补他对生母的愧疚之情，他还把李太后的弟弟李用和一再擢升，并把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所以，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包拯为李宸妃鸣冤的故事呢？包拯是《狸猫换太子》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历史上，他与这场公案无任何联系。包拯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踏上仕途，开始做建昌知县、天长知县、端州知州等地方官，自然无从参与官廷斗争。到他进人中央政府，仁宗已经亲政很久了，元杂剧和明传奇中，都无包拯出现，明朝《包公案》 小说专说包拯故事，其中有包拯放浪回朝途中，在桑林镇遇李太后，还朝后，设阴曹、审郭愧，将刘妃用丈二白丝帕绞死的章节，却无打龙袍事。
那么，包拯与此事也就毫无瓜葛了吧？其实也并非没有任何联系。石玉昆在《三侠五义》中把发生在宋仁宗皇佑二年的假冒皇子案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焊结起来。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个名叫冷青的人，其母王氏曾在皇宫中担任过杂役，出宫后嫁给医生冷绪。及冷青长大，飘泊到庐山，竟多次声称他是皇子，是其母在皇宫中有孕出宫而生。有个好事的和尚，名叫全火道，把冷青带到京城。冷青于是在大众场合传播，多次被人围观。当时任开封知府的钱明逸听到此事，出动警力将其捕捉归案。但冷青言之灼灼，喝令钱起坐，钱也为之起坐。为了不使事态扩大，钱以狂人为口实，准备把冷青发配汝州。推官韩绛认为事实不明确，冷青还会是个糊涂不明真象的人。于是，宋仁宗把这宗案子交给掌管知谏院的包拯审理。经过包拯调查，王氏确实在宫中打过杂，嫁给冷绪后，也是先生女而后生男。包拯以冒充皇子罪处死冷青。而决案的知府钱明逸也被降为蔡州知府。可见，宋仁宗从未被狸猫换过。小说本来就是移花接木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宋徽宗幽会李师师之谜(1)
宋徽宗赵佶一生生性轻浮，除了爱好花木竹石、鸟兽虫鱼、钏鼎书画、神仙道教外，还嗜好女色如命，后来更是终日沉湎其中，放浪形骸，不能自拔。徽宗的后宫中妃嫔如云，数量惊人，史书记载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但是与这些妃子日夜缠绵，朝夕相拥，再美味的佳肴吃多了也会腻烦，再绮丽的景致眼熟了也不再新奇。一日，他闲得无聊，在一个团扇上提笔写了“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十四个字，忽然文思枯竭，让一位大学士续下一句。那人特别会揣摩赵佶的心思，就续了句“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甜酸爽口的杨梅当然会解御厨八珍之腻。赵佶的人间女色“一点酸”就是名满京师的青楼歌妓李师师。
李师师，生卒不详，北宋末年汴京名妓。本姓王，四岁时亡父，因而落入娼籍李家，改名李师师。据载，她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芳名远扬开封城。可能由于童年凄凉的生活在李师师心里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成名之后，她给人的感觉始终总是淡淡的忧伤，她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常常穿着乳白色的衣衫，轻描淡妆，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冷美人”的基调，反而更加迷人。
徽宗对李师师早就有所耳闻，一日便穿了文人的衣服，乘着小轿找到李师师处，自称殿试秀才赵乙，求见李师师，终于目睹了李师师的芳容：鬓鸦凝翠，鬟凤涵青，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徽宗听着师师执板唱词，看着师师和乐曼舞，几杯美酒下肚，已经神魂颠倒，便去拥了李师师同入罗帏。这一夜枕席缱绻，比那妃嫔当夕时，情致加倍。李师师温婉灵秀的气质使宋徽宗如在梦中。可惜情长宵短，转瞬天明，徽宗没奈何，只好披衣起床，与李师师约会后期，依依不舍而别。
从此以后，徽宗就经常光顾李师师的青楼。李师师也不敢招待外客。有权势的王公贵族也只能回避三舍，她的青楼门前已是冷落车马稀，但有一人李师师自己不能割舍，他就是大税监周邦彦。周也是一名才子，他风雅绝伦，博涉百家，并且能按谱制曲，所做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是当时的大词人。有一次宋徽宗生病，周邦彦趁空幽会李师师。二人正耳鬓厮磨之际，忽报圣驾前来，周邦彦一时无处藏身，只好匆忙躲到床铺底下。
宋徽宗送给李师师一个从江南用快马送到新鲜橙子，与她边吃边调情。这天由于徽宗身体没全好，才没留宿。徽宗走后，周邦彦填了一首词《少年游?感旧》讥讽：“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首词将徽宗狎妓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
后来徽宗痊愈，再找李师师宴饮，李师师一时忘情把这首词唱了出来。宋徽宗问是谁做的，李师师随口说出是周邦彦，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宋徽宗立刻明白那天周邦彦也一定在屋内。脸色骤变，他不禁恼羞成怒，第二天上朝时，就让蔡京以收税不足额为由，将周邦彦罢官免职押出京城。李师师冒风雪为周送行，并将他谱的一首《兰陵王》唱给宋徽宗听。李师师一边唱，一边流泪，特别是唱到“酒趁哀弦，灯映离席”时，几乎是泣不成声。宋徽宗也觉得太过严厉了，就又把周邦彦招了回来，任命他为管音乐的大晟府乐正。至于李师师，后来也被召进了宫中，册为李明妃。但金兵进逼开封，徽宗将皇位让给太子钦宗厚，李师师失去靠山，被废为庶人，并被驱出宫门，地位一落千丈。据传她为了免祸，自乞为女道士。不久，汴京沦陷，北宋灭亡。金兵俘虏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多人北返，李师师的下落也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了。
由于正史不屑于提到李师师的名字，但在野史传闻及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却是津津乐道的话题，她的故事也随之带上了一层传奇乃至神秘的色彩。由于李师师色艺双全，貌若天仙，同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着她与不少文人的交往，如张端义《贵耳录》、张邦基《墨庄漫录》，都记载了她与大词人周邦彦、晁冲之的来往和诗词酬答的故事。
宋徽宗幽会李师师之谜(2)
李师师出宫之后，到金兵掳二帝北上之前，她的下落有两种版本：《三朝北盟会编》说她被驱逐之后，接着又被抄家；而《李师师外传》中说她自知富有，?抄家是难免的，便主动将自己的财富捐给河北作军饷。不管如何，两种说法的结局是一样的，即曾经名噪一时、富甲一方、权势倾天的李师师成了一贫如洗的平民女子。
而“靖康之耻”后的李师师下落，更有如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以死殉国。《李师师外传》记载说，金人攻破汴京后，金主也久闻李师师的大名，让他的主帅挞懒去寻找李师师，但是寻找多日也没有找到。后来在汉奸张邦昌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李师师。李师师不愿意伺候金主，先是用金簪自刺喉咙，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又折断金簪吞下自杀。临死之前，她大骂张邦昌：“告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清朝人士黄廷鉴《琳琅秘室丛书》也据此称赞她的殉国行为是大丈夫气概的表现，“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认为这一行为将在历史上永放光芒。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这一说法。但小说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李师师外传》称为传奇，宋之在《皇帝与妓女》一书中认为“外传的作者所写的是传奇，恐怕是感慨多于事实，作者大概是想借李师师的忠义以讽世”。邓广铭《东京梦华录注》认为此书“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李逸候《宋官十八朝演义》也都认为是作者借李师师讽世。
第二种说法，老死江湖。《青泥莲花记》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张邦基《墨庄漫录》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有时也为当地士大夫唱歌，“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毯吹笛袁綯、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继承了这一说法，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主“唱柳耆乡‘杨柳外晓风残月’”。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宋人刘子翚《汴京记事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第三种说法，被俘北上。称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金兵为妻，耻辱地了结残生。清人丁跃亢《续金瓶梅》等书皆宗其说。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当时金帅挞懒是按张邦昌等降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妇女的，李师师早已当上了女道士，自然不在此例，所谓是“师师必先已出东京，不在求索之列，否则决不能脱身”。
纵观以上种种说法，似乎以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汴京失陷前，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说她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总之，小说家为润饰其作，点缀人物，各取所需，所以所取李师师的归宿种种不一；追根朔源，主要由于李师师是与亡国君主有关系的女子。皇帝与妓女，贵贱悬殊，其情事也必涉及国事，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难解之谜了。
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阳(今河南汤阳)人。宋朝著名将领，率领宋朝军队抵抗金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然而，在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连他的儿子岳云也惨遭株连。凡是看过越过岳飞戏和相关文学作品的，也都认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今天，西子湖畔岳飞墓前，还跪着秦桧夫妇的铁铸像，遭人垂骂。岳飞被害，表面上看起来也确实是这样，不过究竟秦桧有没有最后下令杀死岳飞的权力？最后的诏命是高宗自己下的，还是秦桧矫诏呢？究竟谁是杀害抗金英雄岳飞的真正罪魁祸首呢？这些疑点成为史学界长期有争议的话题。岳飞被秦桧杀害这一历史上的定论似乎也将被翻案。
不少史学者认为，赵构是岳飞被害的真正元凶。在《宋史》中曾经提到：岳飞被赐死，岳飞的儿子岳云及张宪在闹市里被诛杀。按照这里所说的赐死，以一般的理解来看，就是皇帝赵构下旨赐死的意思。一些史籍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也证明南宋皇帝赵构是岳飞冤狱的主谋和决策者。至于赵构杀害岳飞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岳飞权势过重，威胁到高宗的统治，才招来杀身之祸。岳飞武将出身，威名赫赫，触犯了宋朝的祖宗家法。宋朝的建立是上承五代武官专政，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鉴于这种背景，所以宋朝祖宗起初创建朝代制定法度时，就特别注意防止武官掌握大权，并且力主子孙们实行文治。可是，岳飞自从高宗建炎三年开始，率领军队抗击渡江南侵的金军，驰骋疆场十多年，大多数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岳飞的威名从此响彻中原，让金兵闻风丧胆，在金兵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声望甚至超过了高宗，这时候高宗就不能不考虑岳飞的影响力了。当初宋太祖赵匡胤不就是被部下黄袍加身做了皇帝，高宗对此不无担心，万一岳飞势力逐渐壮大，像苗、刘杭州兵变时所做的那样逼宫，局势就无法控制了。
就当时的事实而言，岳飞的影响力确实扩大了，十分显著的便是，宋金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在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南宋各位将士的奋勇杀敌，岳飞同时又派得力部下四处宣传联合抗金的主张，希望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金力量，这种做法的效果特别明显，使得抗金力量迅速壮大了起来，河东、河北的义军豪杰联合成一股强大的抗金力量，金兵在北方的一举一动都在抗金联合军的监视之下，这种局势的发展使金国最勇猛的战将金兀术都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挫败感，他对部将说这种情况是他自在北方起兵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不只是兀术对岳飞和岳家军感到恐惧，金国的其他大将也是这种反应。金军大将乌陵思谋一向以善谋划著称，可是这时却只能安慰部将不要轻举妄动，并且准备乖乖投降；金军的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等人干脆已经全都率领部下投降。金国大将韩常也打算带领五万人马归降岳飞。岳家军的壮大和岳飞声望的不断提高，令高宗赵构坐立不安，生怕岳飞重演当年太祖“陈桥兵变”的一幕，夺了他的江山。所以宋高宗赵构最终决定对岳飞痛下杀手。
其二，岳飞积极抗金，以“直抵黄龙”为最终目标，主张迎回徽、钦二宗，触犯了高宗的禁忌，最终令高宗痛下杀手。1138年三月，起用金朝派来的奸细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加紧投降活动。岳飞坚决反对，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谴责秦桧的卖国罪行。1139年正月，议和告成，高宗、秦桧欢天喜地大肆庆贺。一面大赦天下，一面对岳飞等将领加官进爵，借以笼络岳飞，使其不反对“和议”。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岳飞上书态度强硬，言辞激烈，坚决表示不愿意把自身和岳家军卷入高宗、秦桧卖国投降的罪恶勾当之中。反对议和的意见不被采纳，岳飞极其愤慨地请求辞职。所以，在战与降的问题上，双方矛盾表现得尤其突出。
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2)
在明朝中叶期间，文征明就曾在杭州岳飞庙前题了一首《满江红》词，表达了此种观点。词的内容是这样的：“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体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他认为南宋高宗关心的是他的皇位是否能保全的问题，而岳飞一生奋斗的目标是“迎回徽钦二帝”，而迎回了二帝，赵构自然要归政钦宗。可见，赵构一怕迎回二帝，二怕中原恢复，三怕岳飞矢志抗金，他与岳飞的冲突，最后终究要爆发成君臣之间的仇杀。秦桧则是在这起冤案中，依照赵构的旨意加以执行罢了。因此，杀害岳飞的主谋和元凶是赵构而不是秦桧。
其三，兀术把杀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是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直接原因。如果高宗仅仅疑忌岳飞掌握兵权，对岳飞反对议和不满，他尽可把岳飞罢官闲废，与韩世忠一样的下场。1141年，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兀术通过使臣告诉高宗、秦桧“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据参与阴谋的王次翁透露，当年二三月间，高宗“有诛飞意”。四月，罢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兵权，为投降卖国铺平道路。按照秦桧预谋，先由张俊、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而岳飞却表示绝不参与谋害韩世忠的阴谋，他得知有人诬告的详情后，立即派人飞报韩世忠。秦桧的图谋没有得逞。新仇旧恨使秦桧决定先对岳飞下手。而高宗急于向兀术表示信用、求和投降，在杀害岳飞这一点上，与秦桧一拍即合，所以制造了这一冤案。
第四，岳飞的个人作风也构成他被赵构所杀的可能性。宋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岳飞曾奏请立储之事，高宗曾将此视为越轨行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相当严格的，稍有不慎，便有杀身之祸。岳飞作为大将竟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这不是保全功名、善始善终的做法。所以，从上述的论据看，此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五，岳飞被赐死是高宗下的诏书，秦桧是“奉圣旨”将岳飞杀死，这一点从高宗后来的行为里也能看出端倪。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死后，基于民愤，高宗对秦桧的党羽都即行降黜，对受到秦桧迫害的人即行昭雪，可是几次昭雪都没有岳飞的名字，有人就这个问题上书高宗，但都杳无音信。直到绍兴三十二年孝宗继位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这从侧面反映了高宗主张杀掉岳飞的。秦桧是杀害岳飞的直接操刀人，而高宗则是站在秦桧背后主使，二人都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提出了相反的论据。第一，就南宋国内的权力归属而言，赵构是皇权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从当时宋、金、西夏诸政权对峙的政治格局而言，身为南宋宰相的秦桧，则是女真皇朝派到南宋中央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他具有“挟虏势以要君”的权力，特别是当他手高宗委托，充当降金的全权代表之后，他在南宋王朝的地位已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间的角色。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有秦桧胁迫赵构的记载，所以他才是南宋整个降金政策的真正炮制者。第二，削夺岳飞等诸大将兵权，是秦桧整个投降计划的一部分。岳飞反对削夺韩世忠兵权等一系列作为中，招惹了秦桧、张俊的怨气，在“安抚”韩家军失败后，这两 人的阴谋便施到了岳飞及他的岳家军身上，岳飞在诸大将中首先被诛，这是他反对秦桧投降卖国的结果。第三，岳飞是女真贵族极其忌恨的人物，兀术曾胁迫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秦桧为了议和，他必杀岳飞。第四，岳飞的狱案，“名曰‘诏狱’，实非诏旨”，这一点，从宋人遗留下来的资料亦可找到证据。如《宋史?刑法志二》有明确记载：“（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名为诏狱，实非诏旨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此事，即有：“……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圣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既有在“取旨”前，便有“已奉圣旨”的事，那么矫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3)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身”，岳坟前的这一千古绝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忠奸之辨。从这一点上说，关于杀害岳飞元凶的争论似是无关紧要的，但作为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似乎应有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继续深入，此谜能被彻底揭开！
建文帝下落之谜(1)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已故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元璋早年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是后来由于朱标早逝。朱元璋便改封长孙朱允炆为为皇太孙。让其在自己百年之后，继承皇位。但是，对于朱元璋的这种安排，有一个人极为不满，他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朱棣早年随父亲东征西讨，为大明王朝的四方安定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负责统帅重兵，驻守北平，以防蒙古骑兵进犯。
朱棣在朱元璋的众多儿子中才华最为出众，而且胸怀大志。起初他对父皇选立长兄朱标为太子不好说什么，单是朱标死后，朱元璋又立懦弱无能皇长孙朱允炆为太子，却引起了朱棣的强烈不满，他数次在朱元璋的面前诋毁朱允炆如何如何无能懦弱，绝非可托天下之人。朱元璋虽然心中也明白，论文武才华，四子朱棣都要远远高于长孙朱允炆。但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确定下来的皇长子继承制度。他要坚决地支持朱允炆做自己的继承人。有一次，朱元璋为了展示皇太孙的才华，命他在诸皇子大臣的面前对诗，朱元璋出的上句为“风吹马尾千条线 ”，朱允炆想了半天终于对出一句：“雨打羊毛一片膻”。虽然对的句子看起来也还算公整，但语意平庸，毫无意蕴。朱元璋的大为不快，这时燕王朱棣随口吟出一句：“日照龙鳞万点金”。 一股王道霸气直惊的在座的人目瞪口呆，朱元璋冶连口称赞。 但这也增加了他对皇太孙日后帝位的担心之情。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七十一岁的朱元漳去世，依照它生前的安排由他便留下遗诏，由二十一岁的皇孙朱允继位，年号建文，也就是历史上的明惠帝。传说朱元璋临死之前，不放心朱允炆，便交给自己的贴身太监一个密匣，称如果皇太孙一生平安无事，不要打开这个匣子，如果发什么紧急情况，就打开这个匣子，它会告诉你怎么做。这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个传说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正是这些离奇的小故事，更加增添了建文帝下落的神秘色彩。
? 朱元璋在位之时，为了巩固大明王朝始终掌握在朱姓子孙的手中，他先后分封自己的子孙为藩王，分驻全国要害之地，这些分封藩王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在朱元璋在世之时，还倒是老老实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但朱元璋死后，他们根本不把懦弱无能的建文帝朱允炆放在眼里，个个飞扬跋扈，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为了解决地方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建文帝采纳了齐泰、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厉行削藩之策。他先是派兵进抵开封，软禁了周王朱肃，然后将其废为平民；接着又发兵湖南、湖北除掉了岷王朱便、湘王朱柏，此后，又先后将齐王朱博、代王朱桂等人囚禁。建文帝厉行削藩，地方藩王纷纷被削夺爵位，抑或被废为平民，抑或被禁为囚徒。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怨声载道。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地方藩王们的切身利益，几乎所有的诸侯王都对此不满，尤其是手握重兵，觊觎帝位的燕王朱棣。
燕王朱棣早就有起兵反叛，夺取帝位之心，只是苦于没有很好的借口，这次建文帝削藩弄得天下诸侯怨声载道。这对阎王来说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了“靖难之役”。虽然名义上是要帮建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其实际上起兵反叛。燕王起兵之后，建文帝马上慌了手脚，急忙征调各地方的军队入京勤王。但是，由于建文削藩以来，地方诸侯已被他得罪殆尽，所以，地方诸侯纷纷投向燕王帐下，背叛建文。建文帝手下的文人不少，但没有多少可以带兵打仗的将帅之才。心腹齐泰、方孝孺等人也都是文人腐儒，虽满腹经纶，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就这样，燕王的军队没费多大的力气，很快就打到了南京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下令火烧皇宫。燕王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没有找到建文帝，便命人仔细搜查寻找建文，宫里的太监说说建文帝在万般无奈之下，跳入火中自焚了，并从火堆里找出一具尸体指认说是建文帝。朱棣假惺惺的痛哭一番，说自己只是要清理奸臣，并不是要皇上死。然后，以皇帝礼将其厚葬，但是，在正史的文献中，却没有任何有关建文帝陵寝的记载，而且后来的崇祯皇帝也曾亲口说过建文无陵。
建文帝下落之谜(2)
因此，废墟中的那具焦尸到底是否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到底死没死，没死的话他又逃到了哪里？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朱棣本人也持有怀疑，后世史家和民间传说更是众说纷纭，离奇万分。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出南京，到了贵州的一个寺庙当了和尚。据说，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建文帝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为防被俘受辱，建文帝决定自尽殉国。这时，突然有一个太监跑了过来，他告诉建文帝，太祖皇帝临终前曾经交给他一个密匣，并叮嘱他如果皇上遇到危难，可以打开匣子。建文帝听后，急忙命这个老太监取来密匣，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三套袈裟，三张度牒，一把剃刀，三张度牒上分别写着应贤、应能、应文三个名字。应文指的是建文帝朱炆，应贤、应能分别是指建文帝的心腹近臣杨应能、叶希贤。匣中还有一封信，上面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帝一看，便明白这是太祖皇帝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传此密匣，告知自己剃发为僧从密道出逃保命。按照密匣的指示建文剃发做了和尚，从鬼门逃出宫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游行四方的僧人生活。
建文帝化妆出逃之后，皇后马氏为了掩护他，命令太监放火烧城，然后自己跳入火海。自焚而死。第二天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搜寻建文帝的下落，太监、宫女们迫于压力，便慌称建文帝以自焚而死，并指认皇后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此时火中找出的尸体已被烧的面目全非，难以辨清，就这样朱棣信以为真，没再追究。
有人甚至还找到了建文帝出家后的隐居之所，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 据《平坝县志》记载：高峰山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底有一块石碑上刻有“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的铭文，此外，寺中的另一块石碑上刻有开山祖师秀峰收留建文帝的经过。以此，后人推测此处就是建文帝出家之后的归宿之地。
建文帝归隐贵州高峰寺为一种说法，还有人认为，建文帝出逃之后没有去贵州，而是就近在在兰溪市东山上的一座古寺归隐，东山又名皇回山，是金华山脉的一支，寺院里的和尚世代口传建文帝在此削发隐跸的传说，并说寺院中还保留有建文帝的隐居之处和古碑遗迹。在寺院的大殿内，塑的是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像，左右两旁分别为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叶希贤两人，殿内的后壁绘有建文帝逊国出逃的路线。此外寺院内还保留有建文帝出家后所作的几首诗： “百官不知何处去，惟有群鸟早晚朝”；“尘心消尽无孝子，不受人间物色侵”。诗中意蕴饱含仓皇出逃，归于世外的无奈和忧伤，为建文帝归隐于此，又添一证据。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建文帝从南京城逃出之后，辗转来到泉州，流落到海外，后来明成祖继位之后，派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流落海外的建文帝。?传说，建文从密道中逃出京城之后，见前往北方的道路大都被燕王的军队围阻，因此不得不化妆南下，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罗汉寺的住持达玄和尚，看过建文帝的度牒后，赶紧将建文引入寺中躲藏。过了一段时间后，建文帝等人见此处易于被燕王的爪牙发现，他们又在达玄和尚的指引之下做船前往泉州开元寺，然后辗转逃到海外。据《泉州开元寺志》记载，当时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念海和尚正是罗汉寺住持达玄和尚的弟子。建文帝来到泉州开元寺之后，便隐匿寺中，派人寻找出逃海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们坐上了一个阿拉伯商人的货船，随行来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岛，开始在此隐居，据说，当地的华人，至今仍在每年农历五月十六建文帝登基那天，举行隆重的拜“皇爷”之礼。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和下落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对于此，每一种说法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因为没有哪一种说法说自己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说历史事实就是这样。也许建文帝的生死与下落真的如其它历史之谜一样，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悬案。
明武宗生母疑案(1)
明朝的武宗皇帝朱厚照，为明朝中兴之主明孝宗的独生子。明孝宗与张皇后一生恩爱，除张皇后外没有在纳一个嫔妃。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独生子的身世，还惹出了一个轰动朝野的大案子——郑旺妖言惑众案。在案子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离奇的身世谜案。
“皇上喜得龙子，大赦天下，许万民同庆。” 张皇后与明孝宗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结为夫妻，此后，虽然孝宗未纳其她妃嫔专宠于张皇后，但奇怪的是他们大婚后四年，张皇后依然没有生育，也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皇帝子嗣乃是传承王朝大统的头等大事，所以大臣们和宗室皇亲都着急万分，先后上书请求皇帝从速选妃以广储嗣。因为他们怀疑张皇后没有生育能力。但是孝宗没有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坚持不纳妃嫔。但心里也暗自着急，因为王朝子嗣的事情，马虎不得，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而且这关系到大明王朝的血脉延续，因此，也不能一拖再拖。于是他便就和张皇后在宫中一连斋戒几个月，以求上苍的怜悯，赐一皇子给自己。最令人怀疑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弘治四年九月，宫中突然传出喜讯，张皇后终于生了一位皇子。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举国同庆的那一幕。
但是在举国欢庆的同时，一个谣言也开始流传起来，就是这个皇子并非张皇后所生，明而是周太后宫中的婢女郑金莲所生。孝宗皇帝和张皇后为了减轻大臣们谏其广纳妃嫔的压力，便将这个孩子强行抱了去。说是张皇后所生的龙子。一时间这个传言闹得是满城风雨，连孝宗皇上和张皇后本人也有所风闻，但并未派人追究此事，孝宗的这种态度无疑加剧了流言的传播。人们认为孝宗保持沉默，是默认了这种说法。皇子确实是郑金莲所生，是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强行抱去的。于是，这一事件在各地都传的沸沸扬扬。人们都开始怀疑这个皇子究竟是张皇后亲生还是从别的宫人那里抱过来据为己有的。而且，张皇后生下皇子的消息也确实过于突然，事先竟然连一点征兆都没有 。但怀疑张皇后没有生育能力也是没有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她后来确实为孝宗生育过一个皇子，名叫朱厚炜，只不过早年夭折了罢了。
但是，此时流言却如同长了腿一般在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弘治十七年，言官将此事上奏皇上，并奏言说此妖言惑众甚深，长此以往会影响到太子朱厚照将来的前途，请求皇上予以严惩，以绝妖言。孝宗本来以为市井之言，不足为虑，经言官这么一说，也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便派锦衣卫严加追查，最后，查到谣言的源头原来是宫中婢女郑金莲的父亲郑旺，和宫中的小太监刘山。郑旺原来是武成卫的一名士兵，家境贫寒。有一女儿名叫郑金莲，12岁时被卖给别人做婢女。有一年郑旺听说离其家不远的驼子庄郑安家有一女儿入宫了，郑家马上就要成为皇亲了，郑旺猛然间想起了早年自己卖掉的女儿，并猜想会不会入宫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呢？做皇亲的冲动使得郑旺想入非非，于是他通过关系，交上了太监刘山，并托他替自己在宫中寻找自己的女儿。刘山在宫中确实找到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但她只是一个下等的宫女，没有进过深宫大内，也没有见过皇上，而且还不一定是郑旺的女儿。顾于交情，为了向郑旺交代，刘山就向郑旺说，已经找到了而且还成了皇上的宠人，只是现在不好见。高兴万分的郑旺于是经常托刘山将一些新鲜水果等农产品送到女儿手中，刘山就随便找点衣物给郑旺，说是其女转送，以于敷衍。但郑旺却拿着这些衣物四处炫耀，吹嘘女儿怎样得到了皇帝的恩宠。张皇后生子后不久，刘山又对他说这个孩子本来是郑的女儿郑金莲所生，张皇后不生养，便强行抱了去。郑旺知道之后便在外边四处炫耀，一时间关于这件事的流言闹得满城风雨，世人皆知，郑旺也到处宣扬自己是“皇亲国戚”，是国丈，是皇亲的老丈人，当今皇太子的亲外公。后来孝宗派人查明此事之后，便将这两个人逮捕入狱，并亲自审查此案。但是，孝宗这种亲自审案的做法，又在市井之间引发了一场新的谣言，人们纷纷说郑旺就是皇上的国丈，当今皇太子就是郑金莲所生。孝宗皇上就是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才要亲自御审此案。
明武宗生母疑案(2)
孝宗审理之后，所做出的判决也存在疑点。因为他在御审之后判决以太祖皇帝所立的太监不许干政的祖制，将刘山以干预外事的罪名被处死；本案的主角郑旺却仅仅以妖言惑众罪、冒认皇亲罪判以监禁之刑；宫女郑金莲仅被送入浣衣局为奴。郑旺妖言惑众，惑乱皇亲，本来应该处以极刑，却只是判了个监禁。从判决的结果来看，这个案子的背后确实有些蹊跷。而且还有记载称，宫中有一个宫女被送进了浣衣房，但她进去时，其他宫女都要恭敬地站立两旁，可见来人并非一般。但这个宫女到底是不是郑金莲，却没有明确的记载。
更奇怪的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继位后不久，便无故释放了关在锦衣卫大牢中的郑旺，并派人将其送回家乡。这样一来，又给人制造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疑点。郑旺出狱之后，仍然坚持当今皇上朱厚照是他的女儿郑金莲所生。而且还对别人说，自己被放出来，就是因为明武宗的缘故，女儿郑金莲虽然名义上是在浣衣局服务，实际上过着太后般的生活，连宫里的大太监见了她也要恭恭敬敬的。这样一来谣言又起。更为荒唐的是郑旺的同乡王玺竟然打通关节，闯到东安门外，声称要面圣以奏 “国母”被囚禁的实情，郑旺、王玺也因此被捕入狱。武宗令大理寺严审此案，审判之时，郑旺多次在堂上声称自己无罪，皇上真的是女儿郑金莲的亲骨肉。但是，这次却没有孝宗在世时那么幸运，他被判妖言惑众罪，因是累犯被判死刑。被押往菜市口腰斩处死。这件事的结果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此时的武宗刚刚即位，而且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这是一个何等神圣的身份和血统，并且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将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政权稳固以及皇室的颜面，因此即使武宗即使真的是郑金莲所生，此时他也不会承认，因为这样毕竟对自己、对先皇、乃至于对明王朝而言，都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宣扬的事儿。
就这样武宗生母的事情也就随着郑旺的死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说明，郑旺说的是假话，明武宗就是孝宗张皇后所生，因为案子中间有太多令人费解的疑点。郑旺历经两朝，不畏生死，一再声称朱厚照是自己的女儿郑金莲所生，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他两次都被判妖言惑众罪。但所受的处罚却大相径庭。第一次，是在孝宗朝，孝宗皇帝天性仁厚，轻刑法，重民生。孝宗对郑旺的惩罚仅仅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所以郑旺得以幸免不死。第二次，是在武宗刚刚即位之时，郑旺再次抛出此说，这就严重威胁到了武宗皇家血脉和嫡长子入承大统的神圣的光环，不容的丝毫的怀疑，武宗为维护他嫡长子承继大统的地位，自然严惩不怠，下诏将郑旺处死。但在这性格差异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些对真相看法的不同，孝宗是这一事件的执行者，当然要重视一些情感的事情，但武宗皇帝是这一事件的案内人，不容的案件对自己有丝毫的损害。
对于武宗的生母究竟是谁，是张皇后还是郑金莲。后人曾经根据一些蛛丝马迹进行过细致的推测，但谁也没有提出什么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明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卷三“郑旺妖言”条记载中，“初，武成中卫军余郑旺有女名王女儿者，幼鬻之高通政家，因以进内。弘治末，旺阴结内使刘山，求自通。山为言：今名郑金莲者，即若女也，在周太后宫，为东驾所自出。语浸上闻，孝庙怒，磔山于市，旺亦论死，寻赦免。至是又为浮言如前所云。居人玉玺，觊与旺共厚利，因潜入东安门，宣言：国母郑，居幽若干年，欲面奏上。东厂执以闻，下刑部鞫治，拟妖言律。两人不承服，大理寺驳谳者再，乃具狱以请。诏如山例，皆置之极刑云。”也仅仅是言明了事件的经过，并未对事件的真伪作一判断。后来，武宗朝后期，宁王造反，在发布的檄文中也采用了郑旺的说法，说武宗不是张皇后的亲生，由此朱家的子孙都变了种，都是冒牌货。这个事件至此，依然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有待于后人进一步的推敲证明。
戚继光斩子之谜(1)
“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
这是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谣中的戚爷指的是明代著名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出生将门，自幼便立志驰骋疆场，保家卫国，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戚继光17岁时承袭了父祖历任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25岁时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担负起山东沿海防守海疆、抵抗倭寇的重任。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元朝末年，日本的北条时宗曾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趁战乱之机入侵朝鲜，进而觊觎中国。被这个征伐令动员起来的日本武士从此开始骚扰中国东北沿海，倭寇之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所以这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被称为“倭寇”。明初时，国家强盛，海防较为完备，倭寇并未酿成大患。正统年间之后，由于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倭寇日渐猖獗。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袭入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劫掠财物，甚至把婴儿拴在竿上，用开水烫死。嘉靖年间之后，倭寇之患发展到了极点。他们同海盗汪直、徐海等人相勾结，有时外出劫掠，一次可纠集战船上百艘。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攻城掠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为了剿除倭寇之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素有威名的戚继光被调任到倭患最为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主持这一地区的抗倭斗争。戚继光初至浙江时，这一地区卫所空虚，士兵老弱；将官不习武艺，不懂兵法；水军战船十存一二，且年久失修……。有一次，八百多名倭寇侵入浙江沿海的龙山所，戚继光亲自率军迎击，但是由于明军老弱怯战，接战没几个回合，便已显现出溃败的迹象。在这危急关头，戚继光一马当先，冲至阵前，连发几箭，将倭寇的几个头目射倒，倭寇明军统帅如此英勇，便仓惶逃窜。为了改变这种兵士羸弱、防备松弛的现状，戚继光从当地的渔民、蛋户中招募新军，并加以严格的训练，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只有三千多人，但是打起仗来，却个个都能以一当十。这支军队不仅作战勇敢，而且纪律严明，从不敢乱民扰民。当地的人都亲切的称呼这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为“戚家军”。戚继光还总结与倭寇作战的经验，结合南方地形多沼泽的特点，创造出新的阵法——鸳鸯阵，每十二名士兵为一个战斗小组，每人所持兵器各不相同，火器与冷兵器、长兵器与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戚继光依靠这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抗倭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戚继光统军打仗，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士兵要绝对的服从指挥，指挥官下令向前，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也要奋勇前进，不得后退，违令者定斩不赦。正是因为戚继光如此强调军纪的重要性，才有了戚继光斩子故事的发生。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几百年来一直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在福建莆田，这一故事还被改编为闽剧《戚继光斩子》，以艺术的形式在民间盛传不衰。此外，在福建宁德、连江、闽侯，浙江义乌等地也有类似的传说。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历史事实，到底发生在那个地方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有一说认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台州地区。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抗击倭寇，几次大的战役都连战连捷，打得倭寇是闻风丧胆。有一次，戚继光率领军对在台州府围剿一股倭寇，倭寇与戚家军接战之后，很快大败，有一股残敌想绕道城北的大石退守仙居。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倭寇，戚继光立即命自己的儿子戚印为先锋，率领军队抄近路在白水洋常风岭一带伏击。临行前戚继光一再交代戚印，与倭寇接战之后，不要急于求胜，要佯装失败，将敌人诱至仙居城外再予以反击，以迫使城中的倭寇出援，一举歼灭。违反军令者要按军法处置。戚印率军到达常风岭之后，将军队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丛中，此时，倭寇的队伍也沿着这条山道开了过来，前面还押着一些抢掠来的妇女和牛羊等，戚小将见后，气愤万分。再也沉不住气，马上下令军队展开总攻，一时间矢石齐飞，刀枪猛舞，喊声震天。戚印只顾了奋勇杀敌，竟然忘记了父亲临行前交代的只许败，不许胜的交待。霎时间就将敌人全歼在山道之上。后来戚印率军回营，将士们都言戚印作战勇敢，杀敌有功。但戚继光却在在听完儿子禀报之后，勃然大努。说他违反军纪，不服从指挥，应该以军法处置，便命将校将其绑出辕门外正法。诸将虽然苦苦求情，说戚印虽然是触犯了军令，但其大败倭寇，也是有功之臣，可将功抵罪。但戚继光却认为戚印明令故犯，贻误军机，不容不诛！若是不杀则军纪难以严明如初。最终，还是斩了儿子。后来当地的百姓怀念戚公子，便在常风岭上为他建造了一座太尉殿，据说这座大殿的残迹至今犹存。
戚继光斩子之谜(2)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不是发生在浙江常风岭，而是发生自福建麒麟山；斩的儿子不是戚印，而是戚狄平。说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在福建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朝廷换了几任大将也拿他们没办法，百姓叫苦连天。后来戚继光率八千义乌兵入闽抗倭，头一仗打的就是海上倭寇的巢穴——横屿。横屿是一个海上孤岛，与宁德樟湾村隔海相望，此处涨潮时是一片汪洋，退潮之后则是泥泞一片的沼泽，地形易守难攻。倭寇在岛上修建了许多坚固的防御工事，戚继光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观察之后，决定在中秋节的下半夜乘着倭寇防守松懈，潮水低落的时候，涉过浅滩处的沼泽，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戚继光先命张谏、张岳在横屿西、北陆上布阵，防止倭寇上岸；又命张汉率水师在横屿东部海面游弋，防止倭寇从海上逃窜；自己则率领戚家军的主力从南面进攻。在攻击发起之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戚继光任命自己的儿子戚狄平为先锋官，率领三千精锐部队打先锋。戚狄平率军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山口时，担心父亲年老力衰，跟随不上，便立马回头向樟湾方向望了望。这时跟在后面的将士以为先锋有令要传达，不觉也都脚下一顿，停了下来。戚继光率领中军跟在后面，突然发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立即派人询问。后将校回报说：“前面没什么事情，只是因戚先锋回头，兵士疑惑所致。”戚继光听后大怒，立刻令人将戚狄平绑至马前，训斥道：“你身为先锋官，不带头遵守秩序向前的军令，反而带头违令，致使三军疑惑。如若不按军法处置，又以何服众。”说完命令帐下军校将戚狄平绑出，斩于军前。戚继光身边的将士纷纷跪地说情，也无济于事。后来，戚家军胜利的攻占了横屿，斩杀倭寇二千六百余人，彻底捣毁了横屿上倭寇盘踞的巢穴。戚继光带军回师时，路过麒麟山，想起被自己斩杀于此的儿子，不禁伤心落泪。后来，当地的人民感于戚将军父子的抗倭功劳，就在戚继光当年立足思子的地方建起一座六角凉亭，取名为“思儿亭”。在戚公子被斩的麒麟山角树立了一块石碑，名曰“恩泽坛”，以永远纪念戚继光和戚狄平抗倭保民的万世恩泽。
此外，有人根据《仙游县志》中：“继光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前锋，勒马回，求驻师。继光怒其犯令，杀之”的记载，指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福建莆田，斩杀儿子为戚印。
对于以上几种戚继光斩子的传说，史学界另有看法。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明史》、《罪惟录》、《明书》和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闽书》中的《戚继光传》等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均无记载，戚继光后人所编著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中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且根据《戚继光墓志铭》的记载，戚继光的正房夫人王氏，一生只生有一个女儿，并无传说故事中的长子戚印这个人。戚继光在军中所纳的小妾陈氏、沈氏、杨氏等人虽然先后为他生了戚祚国、戚安国、戚报国、戚昌国、戚兴国等几个儿子。但这些儿子在戚继光抗倭时期都还是襁褓中的小儿，根本不可能成为统军打仗的将领。因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戚继光斩子之事，纯粹是子虚乌有。民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许是人们根据戚继光将军治军严明，军纪如山的特点演绎出来。戚继光斩子的传说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讲并无明证，至于传说中的戚印、戚狄平等人是否是戚继光的义子，此为笔者的一种推测，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史学界的进一步证明。
“梃击案”始末(1)
常言道，宫廷之中无父无子，无兄无弟，着实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角斗场。历代皇宫之中，因为皇位的争夺，不知衍射出了多少或明或暗的血腥争斗。明朝也是这样，在明朝神宗末年，因为皇位的争夺，先后发生了好几件至今仍充满疑点的深宫大案。
神宗晚年宠信皇贵妃郑氏，对自己先前所立的宫女王氏所生的皇太子朱常洛极为不满。处心积虑的想，废掉朱常洛而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为此神宗还曾与郑氏秘密宣誓，一定会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神宗迫于朝臣和皇太后的压力，一只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找各种借口为难皇太子。由于神宗并不喜欢这个由宫女所生的儿子，并没有要立他做太子的打算，只是后来在皇太后和大臣们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当时朱常洛已经20岁了。依照明朝的常制，一般在16岁左右就会大婚，而后出阁讲学接受教育。朱常洛21岁才大婚，可见神宗对他的冷淡。朱常洛大婚之后，就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得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除了在吃住等方面迫害朱常洛，郑贵妃一伙人还处心积虑的要除掉皇太子，由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取而代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 1615)，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第二天，朱常洛将此事告知了神宗皇帝，说有人行刺。神宗听候大惊，急忙派人提审这名行刺的男子。审讯完毕后，御史刘廷元就将讯问的结果奏报给皇帝，说这名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语言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颠狂，话里头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但又有些狡猾，看来要认真审问。后来神宗又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对张差进行共审，结果却是张差因被人烧了柴草，要来京城申冤，在城里乱闯，又受气颠狂，受人诳骗说拿一木棍可以当作冤状，然后乱跑，误入慈庆宫。前后两次的结果几乎完全不一样，在这次的供状中，不仅没了“吃斋讨封”的话头，连带狡黠的性格判断也没有了，变成纯粹的一个“疯颠”的结论。负责审理此案的胡士相等人的人为，张差持武器乱闯宫殿，违反了不得再在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的法律，应该马上对张差问斩。但是，这种供词和处理的结果却引起了朝中一些官员的怀疑，他们认为前后两次供词差别如此之大，似乎并非偶然。联系到这段时间郑贵妃的种种活动，在联系到太子之位引发的种种争斗，这个事情恐怕有人在背后操纵，而且似乎就是冲着皇太子朱常洛去的。为了皇太子的安危，刑部提牢主王之寀决定彻查此案，他在牢中亲自审问张差，见张差身强力壮，样子决不像一个疯颠之人。王之寀就引诱他说：“说实话就给你饭吃，不然就饿死你”。并把饭菜放在张差的面前。张差看着香喷喷的饭菜，口水直流，最后低头说道：“我不敢说。”这时王之寀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说我让他们都走开，你只对我自己说。最后张差的招供说：“我小名叫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有个不知名的太监要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给我几亩地种！后来太监骑着马，引我入京。到了一个大宅子，一个太监给我吃完饭，说：‘你先冲进去，撞着一个 ，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你！’然后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的拦住我，我把他打倒在地。太监多了，我就被抓住了。小爷（皇太子）福大，没打着。”王之寀听后大惊，明白了这次张差行刺确实有宫里的人在背后指使，而且目标就是皇太子。王之寀马上将审讯的结果上奏朝廷，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大臣们议论纷纷，都认为这个事情背后肯定有宫里的大人物指使，而且暗示此事的主谋一定是郑贵妃。并且郑贵妃的父亲郑国泰也脱不了干系。
“梃击案”始末(2)
案子的线索已经很明确了，神宗却像有什么隐情似的犹犹豫豫，将这几个人的奏折全都留中不发。又另外派人查究此案。就在这时突然有人移交了一份蓟州知州戚延龄的奏折，折子中说，经过调查张差这人确属疯颠之人。于是，“疯颠”二字再次成为梃击一案定案的依据。但与此同时，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于五月二十日再次提审张差时，却得到了更为惊人的供词。这一次，张差供认：“马三舅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在本州城内。不知姓名的太监，是修铁瓦殿的庞保。大宅子，是住朝外刘成的。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 、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事情结束有吃有穿。刘成跟我来，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会救你。’”张差前后供词一再变化，官员们的态度似乎也分作两派，案子之中似乎确实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内幕，但却又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楚。此时，案子似乎又牵涉到两个太监，即庞保和刘成。然而，太监为何要顾凶刺杀皇太子呢？因为这两个太监几乎还不认识朱常洛是谁？根本没有要杀他的理由。是不是幕后还有其他的更大的主使者呢？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查究，确认庞保、刘成系郑贵妃翊坤宫的太监。向来很受郑贵妃的喜爱，是郑贵妃的两个心腹太监。但是，事情虽然明摆着可能与郑贵妃有关，而且大臣们也一再上疏，要求彻查。但是，慑于郑贵妃的权势，大臣们并没有直接提到郑贵妃和外戚郑国泰，郑国泰竟然自己按捺不住，写了一个表明自己清白的帖子，上奏万历皇帝。这几乎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给事中何士晋抓住这个时机上奏神宗说：“大臣们上的折子并未说到国泰就是主谋。张差的口供也还没有交上来，国泰就变得如此慌张，不能不对其有所怀疑。”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了郑贵妃，神宗就不愿意再把事态扩大了。因为，郑贵妃毕竟是他的第一宠妃，并且自己也曾许诺过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即使郑贵妃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更何况郑贵妃整日向神宗哭泣，早就把万历的心给哭软了。于是，神宗就让郑贵妃去见太子朱常洛。贵妃见太子后，极力为自己开脱，并向太子下拜。神宗也在一旁帮郑贵妃开脱，最后朱常洛只好答应神宗，这个案子，把张差这样疯颠得人，处决了就行了，不必再有株连。并说又说：“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说你们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皇太子都这么说了，群臣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没过几天，刑部就结了案，将张差被凌迟处死。庞保、刘成在张差死后，见死无对证，便百般抵赖，最后，被神宗密令处死。到此，这个案子就算最终结了案。但是，案子背后主谋到底是谁？张差为什么要刺杀太子？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刘成，这个案子与郑贵妃到底有没有牵涉，到了这一步便谁也说不清楚了。
案子就这么由头无尾的结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案子中的诸多疑点表明，定然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从案卷的记录来看，张差也许确实属于类似疯颠的人，但是，他不是完全的的疯子，能够在人的引诱和指使之下行事，郑贵妃等人寻找这样的人行事也许正是为了不惹起怀疑。但这只是后人的推测，事实的情况是否如此，没有充足的证据，谁也不敢说的确就是如此，历史的疑案就是如此，若即若离，充满迷烟，但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
“红丸案”始末(1)
皇太子朱常洛好不容易才挨到神宗朱翊钧逝世，登上皇帝的宝座。此时的朱常洛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这个皇位可谓来之不易。
首先是登上皇太子的道路艰险，神宗朱翊钧宠爱郑贵妃而不喜欢朱常洛的母亲宫女出身的王氏。神宗曾与郑贵妃密誓一定会立他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这又违反了明朝嫡长子继承制度，不仅遭到朝内大臣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引起了皇太后的不满。在皇太后和群臣的压力下，神宗被迫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洛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但是神宗并没有拿他当皇太子对待。太子东宫的防卫也十分的松弛，以至于后来发生了暴徒张差闯入，欲行刺太子的梃击疑案。这个案子明摆着是郑贵妃在幕后搞鬼，但是神宗不想将郑贵妃卷入案子之中，便想办法让太子朱常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朱常洛的地位也由此有了一丝提高。一方面，他得到了朝中诸臣的大力支持，同时他还取得了万历的欢心，这一事件后，万历皇帝感到下不来台，便要郑贵妃亲自向太子常洛求情，太子长期受郑贵妃一伙的压抑，总感觉太子的地位朝不保夕。现在郑贵妃亲自向他求情，真有点受宠若惊，便痛快地答应了郑贵妃的请求，自己出面向群臣说明梃击一案与郑贵妃无关。这一举动令万历皇帝十分的高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逝世，临死之前他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要齐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朱常洛，皇位在平静中完成了由神宗到光宗的交接，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然而，平静中潜伏着的是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虽然暂时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但这并不证明她放弃了为儿子谋求皇位的野心。此时的郑贵妃见明功不行，便改变了策略。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是随着光宗德突然驾崩，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后。但是，朱常洛三十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直到现在郑贵妃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现在，神宗遗诏竟然要他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这就意味着她还可以通过垂帘听政来控制自己。光宗怎么会同意呢？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也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想出了一个更为阴毒的计策。她知道朱常洛在做太子期间受尽了压抑，更别提接触女色。由此，她打算为光宗进献几名绝色美女，然后通过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心腹美女，来控制光宗。在朱常洛继位后不久，郑贵妃便挑选了八名绝色美女，并同大量的金银珠宝、珍奇玩物进献到光宗的寝宫之中。光宗的精神长期的处在压抑之中，此时作了皇帝，见连最恨自己的郑贵妃都对他那么好，不免一时飘飘然起来。在政务之余，开始贪淫纵欲，整天在后宫与美女们一起厮混，纵情淫乐。酒色掏身，光宗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虚弱，又经女色这番折腾，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由此可见，光宗的身体应该是本来就很弱，光宗在即位之初也确实是很勤政的。而且，郑贵妃向光宗进献美女也应该是事实。
“红丸案”始末(2)
光宗病倒之后，皇帝身边的太监召御医崔文升来给圣上把脉，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副药性很强的泻药。结果，光宗服药之后，一夜之间便泄了数十次。精神萎顿不支，口干唇裂，面色青紫。随时都有大行升天的危险。郑贵妃也昼夜派人前来闻讯，却不提光宗病情，只是一味的催逼光宗封她为太后，光宗无奈，在病榻上诏谕礼部准备大封。大臣们见皇帝突然病重，都认为是崔文升庸医误人，或另有阴谋。主张严惩崔文升。这个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后。朱常洛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缛之间，几近衰竭，可见这个崔文升是致使光宗卧床不起的主犯之一。并且联系到此前郑贵妃进献美女，可见这两件事情都是事先有预谋的。清人张廷玉所编的《明史?崔文升传》中也认为：“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但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崔文升就是受了郑贵妃的指使。
光宗病重之时，郑贵妃依然住在乾清宫，等待封她为太后。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贵妃可能有异谋，便向朝中的大臣们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也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人听后，立即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使皇上“圣躬转剧”，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建议皇帝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让郑贵妃先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此时，光宗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还同两位大臣见了面，交待了一些朝中的事情。
但是，谁会想到接下来光宗却神秘的驾崩了呢。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在觐见奏事完毕后，向光宗提起李可灼进献红丸的事情。光宗听了之后，很感兴趣，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来了之后，为光宗把脉，并把光宗的病源和“仙药”的神奇说的是天花乱坠。光宗大喜，急切地要求李可灼速速服侍自己进药。光宗吃完药之后，顿时感觉浑身舒畅，全身暖润。说这果然是仙药，大臣们见皇上的病情好转也都十分的高兴，便从乾清宫退了出来，只留了李可灼及几个近侍的太监在身边。光宗皇帝服药后感觉十分的舒服，怕药力不济，就又向李可灼要了两粒仙药服下。此时，外官派人前来探问皇上的病情如何，李可灼说皇上服药后，病情已经稳定，大臣们认为李可灼为皇上诊病有功，令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绫罗两匹。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光宗的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时，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
光宗从继位登基到突然死亡，满打满算才三十天的时间。有幸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同时，光宗皇帝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在他死后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疑案。光宗到底是怎么死的？李可灼所进红丸究竟为何物？围绕这两个问题大臣们争论不休，相互攻击。有人认为，这件事与郑贵妃有关，光宗两次卧病都是由于进药，两次进药之人又都与郑贵妃有关系，御医崔文升原是郑贵妃的属下，李可灼及引荐之人方从哲也是郑贵妃集团的人。同时，大家认为光宗第一次病重是由于过度的接近女色，是纵欲过度，身体虚弱，需要温补之剂，慢慢的调养。而不应该使用大泄药物。第二次病重是因为大泄之后，圣体脱水致虚。病中还能召见大臣，病不致死，若用平和的药剂慢慢的滋养，自然会好转。而李可灼所进的红丸显然是春药一类的助火药，这种药含有红铅。可当时令人感到精力倍增，但是根本上却是要涸泽而渔，对于圣体大虚的光宗来讲，只会加速他的死亡。这件事显然是有预谋的。两派大臣激烈争论没有结果，最后，为平息事态，只好将崔文升、李可灼二人拉来做了替罪羊。判李可灼误用药剂，致使圣上大行，流戍边远。崔文升发配南京充净军。
“红丸案”始末(3)
“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光宗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移宫案真相(1)
宫廷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明光宗的病逝而结束，红丸案的余波尚未荡平，宫中接着有发生了另一桩离奇的大案——移宫案。要弄明白移宫案的前前后后，还要从光宗的宠妃李选侍说起。李选侍本来是郑贵妃宫里的一名侍女，后来在郑贵妃的训练之下，成为一名出色的美女。
郑贵妃为了讨好光宗，便将李选侍连同其她七位美女一同送给了光宗朱常洛。希望有朝一日这些美女获得光宗得宠爱，自己也好利用这些女人从中牟利。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爬到了仅次于皇后的位子，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委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的想通过的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事先作皇太后的梦想。
后来光宗病重，这两件事就拖了下来。但他打算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并当着大臣的面，告诉皇长子熹宗朱由校要视李选侍如亲生母亲，视为太皇后。可是，还没等皇帝的话说完，李选侍便掀开帷幄，叫皇长子朱由校进去。朱由校进去后， 对父皇朱常洛说了一句：“要封皇后！”众大臣听后全都变得瞠目结舌。朱常洛也面色一变，一言不发。
她知道这一定是自己宠爱的李选侍在幕后指使，这个李选侍心计深沉，决不会甘心久居人下，她在宫中一向以敢作敢为、大胆果断著称。所以，尽管李选侍一再要求皇帝立她为皇后，但是光宗始终没有答应，他怕李选侍一旦被册封为皇后，她便可以通过自己抚养的朱由校，间接地控制朝政。所以他只封她为皇贵妃，说什么也不同意封她为皇后。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十五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朝中大臣们见此状况，都猜到了她的心思，于是都在心里暗暗担忧。给事中杨涟对大臣周嘉谟、李汝华说，“宗社事大，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请见嗣王，呼万岁以定危疑……移住慈庆为是。”两人听了，均深有同感，便一起去见辅臣方从哲。群臣商量过后，又一起奔向皇宫，杨涟率先奔进后宫，太监们执棍拦阻。杨涟怒斥说，“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少，汝等阻门不容入临，意欲何为？”太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得让开，诸臣这才进入。众位大臣见了光宗朱常洛的灵位，都痛哭了一番，然后就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将朱由校留在暖阁，不让他出来。宫里耿直的老太监王安哄骗李选侍，这才把朱由校抱持而出，众人连忙叩头，齐呼万岁。朱由校立在那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嘴里只是说：“不敢当！不敢当！”群臣奏请进诣文华殿。然后，朱由校登上一顶小轿。大臣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抬轿，仓卒前行。走了几步，轿夫方到。这时，内侍李进忠三次奔来，传李选侍的命令，召皇长子回宫，并喝斥诸臣说，“汝辈挟之何往？”杨涟怒叱李进忠，拥着皇长子登舆。
进了文华殿，朱由校西向坐定，群臣行大礼拜见，并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只答应初六日登基。大臣进奏说，“今乾清宫未净，殿下暂居此。”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说，“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宫哭临，须臣等到乃发。”朱由校见到形势如此，也知道事态严重，就点头同意。杨涟这时对随行的太监们说，外事缓急有诸位大臣，调护圣躬却在诸内臣，责任重大。朱由校毕竟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小皇帝，也没有什么主意，他不想封李选侍，但又下不了决心。朱由校身边宠幸的太监王安，这时躬身跪倒说道：“皇上，可不能再这样下去，陛下可立即下诏逼迫李娘娘搬出乾清宫。”朱由校听了，陷入沉思。太监王安答应群臣一定尽职尽责规劝皇上，众人这才退去。可是最后，大臣们合议，还是得即日正位，让内官进奏，朱由校还是不允。众人便在殿中坐等。这时吏部尚书周嘉谟又联合众臣合疏进奏，请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往别宫。御使左光斗明白指出，殿下今已十六岁，内有忠直老成的内官辅佐，外有朝中重臣辅佐，哪里乏人，还须李选侍像照顾婴儿一般贴身相随？因此，伏请即早决断，如果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那武则天之祸就不会太远了！左光斗用武则天来比喻李选侍，一则不希望出现后宫专权的情形出现，二是担心朱由校血气未定，把持不住，坠入当初唐高宗纳父亲后妃武则天的事情中。这确实一番肺腑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