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刘备之子，于刘备去世后继位成为蜀国皇帝。诸葛亮等贤臣相继去世后，蜀国逐渐衰败。后魏国大举伐蜀，刘禅投降。刘禅被俘虏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得掉下了眼泪。只有刘禅看得喜笑颜开，就像在他自己的宫里一样。司马昭观察了他的神情，宴会后，对贾充说：“刘禅这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诸葛亮活到现在，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何况是姜维呢！”
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说：“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这儿挺快活，我不想念蜀地了。”（“乐不思蜀”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一直陪伴刘禅的大臣郃正在旁边听了，觉得太不像话。回到刘禅的府里，郃正说：“您不该这样回答晋王（指司马昭）。”刘禅说：“依你的意思该怎么说呢？”郃正说：“以后如果晋王再问起您，您应该流着眼泪说：我祖上的坟墓都在蜀地，我心里很难过，没有一天不想那边。这样说，也许晋王还会放我们回去。”刘禅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我记住就是了。”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起刘禅，说：“我们这儿待您不错，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想起郃正的话，就把郃正教他的话原原本本背了一遍。他竭力装出悲伤的样子，但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看了他这个模样，心里早明白了一大半，笑着说：“这话好像是郃正说的啊！”刘禅吃惊地睁开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对，对，正是郃正教我的。”司马昭不由得笑了，左右侍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司马昭这才看清楚刘禅的确是个糊涂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想杀害他。
刘禅也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成了庸主的典型，“扶不起的阿斗”成了对庸人的戏称。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种观点认为刘禅虽然不是一个聪明有为的君主，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无能的人，他起码拥有中等的智慧，那一顶”扶不起来的阿斗”的帽子，实在应该给他摘掉。理由是：
刘禅从公元２２３后登基，至公元２６３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公４１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那种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动乱年头，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 。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２３４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２９年的皇帝，很难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的。
《三国志》记载，刘备给刘禅的遗诏中有这么一段话：“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射君是谁已不可考，但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诸葛亮对射君称赞刘禅的智慧，射君又将这赞辞告诉了刘备，刘备很高兴予以勉励。诸葛亮当不会是阿谀奉承之人，刘备也颇有知人之明，由此可见刘禅非鲁钝之人。
为了让刘禅见多识广，掌握治国本领，刘备让其多学《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并由诸葛亮亲自抄写这些书让他读；又令其拜伊籍为师学习《左传》。不仅如此，还令其学武。《寰宇记》有记载：“射山，在成都县北十五里，刘主禅学射于此。”对于刘禅的表现，诸葛亮是很满意的。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这个敏字可说明阿斗并非愚蠢之人，不然诸葛不是有心讽刺了？《晋书?李密传》中也记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
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诬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魏延被杀后，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局。
刘禅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吗(2)
刘琰的妻子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琰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夏侯霸因司马氏篡位怕受曹爽牵连逃于蜀汉，其父夏侯渊乃被黄忠斩于定军山。刘禅在接见夏侯霸之时说：“卿父自遇害于行间，非我先人手刃也。”轻描淡写，寥寥数语，消释前嫌。又指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说：“此夏侯氏之甥也。”夏侯渊之堂妹乃张飞之妻，张飞之女乃刘禅之妻，故有此说。然后又对夏侯霸厚加赏赐，封官爵。一套怀柔拉拢的手段使的十分娴熟。
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音调，但刘禅却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顾全大局。诸葛亮用人失误，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主刘禅适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
此时，李邈上书，援引历史上吕禄霍光等人的例子，诋毁诸葛亮”身仗强兵，狼倾虎视”，说诸葛亮之及时死去使其”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暗指诸葛亮如果不死，早晚会图谋不轨。李邈所说或是其真实想法，或者是为了迎合刘禅。但是刘禅闻言大怒，将其下狱处死。这说明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内乱不可避免。！
但是，刘禅在这件事上也很有分寸，《襄阳记》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於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在这种情况下，刘禅也没有固执己见。青年帝王刘禅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少有。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尽管如此，在邓艾一支偏师突入蜀境，蜀汉主力军队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刘禅轻而易举就投降，这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至今仍是一个谜团。袁松也就此事评论道：“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锺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
对于刘禅“乐不思蜀”的故事，《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的话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教之，浅也。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同样是投降后宣布退位的皇帝，刘禅得一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其中道理大概在此吧。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1)
曹植，字子建。他是曹操的夫人卞氏的第三个儿子，与曹丕为同母兄弟。曹植自幼便聪颖过人,10岁的时候便诵能出口成诗,下笔成章，很受曹操的宠爱。在他的三个儿子中曹操曾经认为曹植是“最可定大事”者，几次都想要立他为太子。但是最终曹植还是在同长兄的争斗中失败。曹丕当了皇帝以后，怕他日后势力壮大，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便派人把曹植抓到洛阳来，想借口杀掉以除后患。曹丕限曹植七步之内以兄弟为题，吟诗一首，其中还不能出现兄弟两个字；如果做不到就要处死。曹植知道这是曹丕想借机杀了自己。心中十分的悲伤。忽然看到炉火中的豆秸。便随口做了一首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才免得一死。
曹植的作品中，除了“七步诗”，最有名的就是《洛神赋》了，文中曹植这样描述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容耀秋菊，华茂春松，若轻云之蔽月，似流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望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面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从抽象到具体，从神韵、风仪、情态、姿貌，到明眸、朱唇、细腰、滑肤，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睹其形。此外曹植还描写了洛神的动态美：“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坐。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植借飘忽的梦境，活生生把他梦中情人幻化出来，一点痴念，万缕相思，凝聚成一篇千古不朽的文学作品。
后来，著名的画家顾恺之依据《洛神赋》，画了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其中最感人的一段描绘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在画中，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画中的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但最终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
那么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到底是谁呢?是不是就是他的嫂子甄氏呢？
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乘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曹丕见到甄氏后，惊叹于甄氏的美貌。他对曹操说：“儿一生别无他求，只有此人在侧，此生足矣！望父皇念儿虽壮年而无人相伴之分，予以成全！”话已至此，曹操不好拒绝，便使人做媒，让曹丕甄氏为妇。甄氏见曹丕生的英俊，又因为是曹军的俘虏，不得不从，因此也无异言。
一种观点认为，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指的就是自己的嫂嫂甄氏。
由于曹植天赋异禀，博闻强记，十岁左右便能撰写诗赋，所以颇得曹操及其幕僚的赞赏。早在官渡之战时，曹植就曾在洛河神祠偶遇藏身于此的袁绍儿媳甄氏，由于怜香惜玉，曹植将自己的白马送给了甄氏，帮助她逃返邺城，甄氏也将自己的玉佩赠给了曹植以示感谢。两人再次相见，都觉得命运注定。当时曹操正醉心于他的霸业，曹丕也有官职，而曹植则因年纪尚小、又生性不喜争战，于是能够与与甄氏朝夕相处，当父兄为天下大事奔忙时，曹植与甄氏的感情迅速发展，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
七八年过去了，曹操已经稳稳地掌握了北方的局势，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划为魏国，封曹操为魏公，定都于邺。在谁来继位的问题上，曹操生前就十分矛盾，因为长子曹昂早亡，还有四个儿子为卞氏所生；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熊。四个儿子中曹操最偏爱曹植，倾向于封曹植为世子。但曹植不治威仪，放荡恣肆，而且三番两次耽误大事，擅自开启司马门，使得曹操对他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曹丕顺利地当上了世子。曹操死后，曹丕于汉献帝二十六年（公元229年），登上帝位，定都洛阳，是为魏文帝。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2)
魏国建立后，曹丕对甄氏和曹植错综复杂的关系难以释怀，因此仅封她为妃，所以甄氏始终未能得到母仪天下的皇后地位。甄妃此时已经年逾四旬，而曹丕正值三十四岁的鼎盛年纪，后宫佳丽众多，甄妃逐渐色衰而失宠，在曹丕当上皇帝之后的第二年便郁郁而死。
甄氏死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甄氏生的太子曹睿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想起甄后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曹丕遂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
曹植睹物思人，在返回封地时，夜宿舟中，恍惚之间，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曹植一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回到鄄城，曹植脑海里还在翻腾着与甄后洛水相遇的情景，于是文思激荡，写了一篇《感甄赋》。这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一般人欣赏其文字的优美，到处传抄，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曹丕似乎不曾加以追究，但是四年以后（公元234年），明帝曹睿继位，因觉原赋名字不雅，遂改为《洛神赋》。 曹丕死后，群臣本来想迎立当时为雍丘王的曹植为帝，因此曹睿即位后，对于他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深得人心的叔叔，产生了莫大的戒心，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徙封不已，曹植恍如飘萍，不堪颠沛之苦，遂寂寂无欢而死。后人有诗说：“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
由于此赋的影响，加上人们感动于曹植与甄氏的恋爱悲剧，故老相传，就把甄氏认定成洛神了。《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一《萧旷》篇和《类书》卷三十二《传奇》篇，都记述着萧旷与洛神女艳遇一节。洛神女说：“妾，即甄后也……妾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魂遇于洛水之上，叙其冕抑。因感而赋之。”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之中，曾经多次引用到曹植感甄的情节，甚至说：“君王不得为天下，半为当时赋洛神。”
但是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所谓的“洛神”并不是甄氏，甚至曹植和甄氏也没有发生过恋情。
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曹植不可能爱上他的嫂嫂，曹植与嫂嫂之间的感情只是亲人之间的感情。曹植在年轻的时候与嫂嫂之间是一种亲人关系，长大后，曹丕与曹植兄弟之间存在着紧张的政治斗争，曹植不会有很多的机会接近甄氏。假若《感甄赋》真是为甄氏而作，曹植这是色胆包天，曹丕不会让这样的文章到处流传。
第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很看重各种伦理。图谋兄妻，这是“禽兽之恶行”，“其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指明帝)之母而兄子晏然，况身为帝王者乎？”《洛神赋》不过是由于曹植倍受兄侄猜忌，建功立业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因此借《洛神赋》中“人神道殊”来表明自己壮志难筹、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
第三，李善注引《记》所说的文帝曹丕向曹植展示甄后之枕，并把此枕赐给曹植，“里老所不为”，何况是帝王呢？极不合情理，纯属无稽之谈。既然曹丕没有将玉枕赠给曹植，那么就不会有曹植睹物生情，而为甄氏作《感甄赋》了。
第四，《感甄赋》确有其文，但“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因此应当是“感甄”。曹植在写这篇赋前一年，任鄄城王。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认为这是世传小说《感甄记》与曹植身世的混淆，作品实是曹植“托词宓妃，移寄心文帝”而做，“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朱干在《乐府正义》中指出，“感甄”之说确有。但所感者并非甄妃，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地鄄城。
后人否定曹植与自己嫂嫂的爱恋关系不过是重复这些观点。如果说有所增加，只是说，14岁的曹植不大可能爱上一个已经24岁的已婚女子。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行为比较随意的曹植是很可能爱上不仅有美貌，又有与自己有较多的相同爱好的嫂嫂的。看来，《洛神赋》中，曹植所描述的“洛神”，很可能就是自己嫂嫂的化身。
北魏的开国之君是否患有神经病(1)
拓跋珪，生于晋咸安元年（371年），死于晋义熙五年（409年），鲜卑族人，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出生在参合陂北，祖父是拓跋代国的建立者昭成皇帝什翼犍，故幼年生活在皇宫中。拓跋珪 6岁时(376)前秦皇帝苻坚率兵进攻代国，什翼犍被子杀死，所部众叛亲离，代国灭亡。拓跋珪臣属独孤部，开始早期流亡生活。此时，拓跋珪虽年幼，但性格刚强，被认为是“光复洪业，光扬祖宗者”。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颠覆，北方短暂的统一为分裂割据所取代。拓跋珪乘势纠集诸部，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一月在牛川(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拓跋珪称魏王，定年号为登国，改国号为魏，是为北魏。拓跋珪继代王位时，整个塞上还处于分裂状态。为了稳固地位，统一各部，拓跋珪继位后就开始了巩固势力、扩大地盘的斗争。经过南征北战，拓跋珪成为塞外唯一的强大部落。
北魏政权得以初步巩固后，拓跋珪开始向外扩张，试图统一中国北方。他首先灭掉了觊觎王位的叔叔，又一举兼并了势力强大的独孤部族；不久又与中原的后燕联兵，彻底击溃了强盛的宿敌铁弗部；在控制塞北后，挥兵东下，迅速占领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山西大同市东北），设立社稷，史称道武帝，继而建立起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拓跋珪注意文化教育，以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工具；还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为维护建立的北魏政权，拓跋珪还曾推行大族豪强迁离本土的政策。作为北魏国的开国皇帝，拓跋珪为建立北魏国家北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建国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北魏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从而建立起了庞大的北魏帝国，开启一个胡汉分治南北的新时代——南北朝时期。
但是，三十岁以后的拓跋珪却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拓跋珪不仅经常残杀大臣，他还常常坐在辇上，手里拿剑，直刺前面抬辇人的后脑，一人死，马上另一人代替，每出行一次就杀死几十人。
这位横扫天下的英雄怎么突然之间会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呢？后人对拓拔珪这种反常行为，曾有过多种解释：有人斥责他生性残暴；有人骂他是夷狄本性。以上的观点都是以正常人的标准评价拓拔珪，其实这位盖世英雄并非故意倒行逆施，而是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那么，拓拔珪为什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呢？专家们从外部因素和身体内体因素进行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仕人提倡清淡和空谈的风尚，所谓“玄学”流行于世，人们思想空虚，自认为看破红尘和生死玄机，贪图清净和享乐。当时流行服食一种名为寒食散的药物。寒食散也叫五石散，到了唐朝又叫“乳石散”，其成分主要是由雄黄、石钟乳、青慈石、丹砂、白石英组成，属中药材里面的金石类，这些成分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说明和注解，或多或少都有毒性，现代化学技术也测定出，这些金石主要是有毒的汞、铅、砷、硫化合物，这和道家的炼丹也有区别，显著区别在于“五石散”是自然矿物，炼丹是矿物的人工炼制品。拓拔珪正是服五石散上瘾，一发而不可收拾。
三国魏时清谈家、驸马何晏是服用五石散的提倡者。当时，贵族中人相继服用，一时成为风气。服此药后，皮肤燥热干裂，能够使人精神愉悦，还有极强的增加性快感的功效。有点象今天的“摇头丸”和“大麻”，服后必须冷食、饮温酒、冷浴、不停的运动、穿薄布旧衣和宽大的鞋子，这样才能将药性散发，才不会磨破皮肤。这种毒品和现代的毒品相似，久服以后极易上瘾，对身体危害也极大。 但当时的人们却认为那不是服毒，相反却认为这种服毒可以驱病强身，延年益寿。
北魏的开国之君是否患有神经病(2)
孙思邈对这种毒品有过深刻的说明：“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又：“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最能说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服这种毒品的是下面这句话：“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鲁迅也说过魏晋时期的“五石散”和“鸦片”有极其相似之处。可以说，服食五石散是导致拓拔珪神经错乱的主要因素。
拓拔珪患病与外部因素也有很大关系。在金戈铁马、摧城拨寨上，拓拔珪战功赫赫，可谓得心应手，如鱼得水。但在建立北魏后，他却陷入两难境地。他在中原建立北魏政权，但却大量保留胡风胡俗，因而他不能像汉族皇帝一样轻易驾驭政权，反而行动处处受人规范、制约，甚至皇位也不断受到威胁。
拓跋仪是拓跋珪的同祖弟。穆陵部首领穆崇是早年护卫拓跋珪的旧属。二人追随拓跋珪东征西讨，屡立大功。后来拓跋仪官居丞相。但是这两人却合谋在皇宫周围埋伏武士伺机杀掉拓跋珪，以夺取皇位。阴谋被人告发后，拓跋珪考虑两人持有军权，党羽甚多，如予追究，牵引太多，不好收场。而且这时西部又有战事，用人之际，不宜大兴杀戮，所以暂时没有惩办他们。这件事使拓跋珪深受打击，也加深了他对大臣的猜疑。
403年，拓跋珪以奢豪喜名的罪名处死平原太守和跋，并诛其全家。中垒将军邓渊的从弟尚书邓晖与和跋关系很好，拓跋珪又将邓渊赐死。407年7月，他将战功赫赫的常山王拓跋遵赐死。8月，又以司空庾岳“服饰鲜丽，行止风采，拟则人君”为由，将其杀死。408年，又将宿有积怨的莫题嘲弄后灭族。
不仅如此，拓跋珪还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使拓跋珪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过分焦虑的心情也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分裂。
拓跋珪的精神分裂也直接导致了他被儿子所杀的悲剧。拓跋珪年青时，到贺兰部见到自己母亲贺太后的妹妹很漂亮，就对母亲说明心意，要娶其为妻。无奈贺兰太后坚决不答应，说：“不可。是过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夺也”。于是拓跋珪秘密派人杀掉贺兰氏的丈夫，纳之为妃，生下清河王拓跋绍。拓跋绍自小就凶狠无赖，喜欢打劫行人，剥光人家的衣服取乐，又常常杀猪剁狗，荒悖无常。拓跋珪很生气，有一次，他把拓跋绍头朝下吊在井里，垂死之时才放他出来。409年的某一天，性情无常的拓跋珪公然大骂贺兰妃，把她关在宫里，要杀掉她。贺兰妃派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当时拓跋绍才十六岁，但其凶猛的性格却酷似其父，他夜里与宦官密谋，跳过宫墙，冲入天安殿。周围侍者惊呼“有贼”，拓跋珪四处摸索半天也找不到弓刀，却被冲进来的逆子拓跋绍一刀杀死，时年三十九岁。
又据野史记载，道武帝时有个预言很灵的巫婆说皇帝当有飞来横祸，惟有灭“清河”，杀“万人”才可免祸。于是拓跋珪派人屠灭清河一郡，又亲手杀人，想凑够一万整数。最后，拓跋珪有个爱妃名字就叫万人，与他儿子清河王拓跋绍私通。拓跋珪欲杀贺兰氏，拓跋绍看到母亲即将被杀，又恐私通之事泄露，于是杀掉了拓跋珪。估计道武帝临死一瞬间，能够恍然大悟巫婆所说的灭“清河”杀“万人”的谶言就应验身边两个人身上吧。
隋炀帝杀父悬疑(1)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建立者，他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全国。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使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本人雄才大略，勤于政事，文治武功颇有建树，但为人失之于苛察。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猝死于仁寿宫，终年六十四岁。关于隋文帝的死因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那么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死于儿子杨广之手。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又名杨英，小名是阿麽。父亲杨坚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当时只有十三岁。除了王位外，还让杨广做并州（治所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市）的总管。
后来，隋朝兴兵灭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统帅，虽然真正领兵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但是杨广在这次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灭掉陈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
杨广共兄弟五人，哥哥杨勇是长子，第二便是杨广，老三是杨俊，老四是杨秀，最后是杨谅。在隋文帝称帝后，很快将杨勇立为太子。杨广因为自己的战功在哥哥之上，这使他渐渐有了取代哥哥的欲望。为了实现做太子，以后做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劲心机地将自己伪装起来。而太子杨勇却缺少杨广那样的心机。他不仅奢侈浪费，还喜好女色，而且他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元氏。这使得父母都对他有怨气，加上后来杨勇还过分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使杨坚更为不满，这就为杨广的夺位提供了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臣杨素的帮助，杨素的努力下，隋文帝杨坚终于下决心将杨勇废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7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认为自己登上皇位的时机来了，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调戏她，这使文帝顿悟，拍床大骂。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听说了，就将侍奉杨坚的人全部换掉，当天，杨坚死去，终年六十四岁。历史上没有说清是如何死的，后来人们猜测是杨广下的毒手。
《隋书?后妃列传》中对隋文帝的死亡前情形是这样记载的，曰：“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严出阁为勒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与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隋书》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文帝被杀，但实际上已给世人留下推猜的余地，即文帝之死具有被谋杀的性质。
正史的记载有所顾忌，野史的记载就直截了当了。最早怀疑并直接指出隋文帝死于被弑的是隋末唐初赵毅，在其《大业略记》中曰：“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篓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名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等令诏废追庶人杨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到了唐中期的马总在其《通历》中记载说，“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欧欣。是时唯太子及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而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隋炀帝杀父悬疑(2)
正因为有诸多史载，自隋文帝死至今，民间一直盛传炀帝弑父之说，各小说笔记均载此事，史学界也大多持此观点。持此说者不仅引《大业略记》、《隋书后妃列传》、《通历》等书为直接证据，而且还考察了一贯品行，杨坚死后，杨广又假传文帝遗嘱，要杨勇自尽，杨勇未及回答，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杨广既然可以公然强奸父妃，又残忍的将自己的哥哥杀死，禽兽不如，他为何不能弑父呢？尤其是从炀帝后来对该案谋杀参与者杨素、张衡的态度可以看出些端倪。当杨素死后，炀帝曾说：“使秦不死，终当夷族。”杨素是帮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首要人物，为何他反要夷其族呢? 隋炀帝征辽东还后，张衡的妾告他心怀怨望，诽谤朝政，隋炀帝于是赐死张衡。张衡临死，大声喊：“我为人做灭口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吓得捂住耳朵，赶紧将他弄死。这仿佛是隋炀帝谋害父亲的佐证。
也有一些史学家对隋文帝杨坚是否死于杨广之手存在质疑。他们分析说：
第一：隋文帝从四月得病到七月份病危期间，宫内的情况基本正常。他留下遗诏说：“古人有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念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安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不仅为杨广说了很多好话。他还交待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是耽于女色，伤了身体。对杨广来说，即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他根本不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弑父夺位。
第二：《隋书》是唐初编纂的，有可能诋毁炀帝，即便如此，也没有找到炀帝杀父的证据，不然，是决不会放过这个充分诋毁炀帝的机会。郑显文在《隋文帝死因质疑》一文中认为，史书载的因隋炀帝逼奸宣华夫人说，经不起推敲：（一）文帝病重，炀帝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旁当有宫女侍候。其时炀帝尚未即位，处于仍受威胁的地位，一向以谨慎著称的炀帝绝不会在此时做危及其继承帝位之事；（二）其时宣华夫人二十八岁，已是半老徐娘，若她与炀帝俩人以前没感情基础，炀帝绝不会对她非礼。事实上，炀帝早与宣华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这种交往使俩人感情发展很深。这从宣华夫人死后，炀帝作《神伤赋》的内容便可得到验证。既然隋炀帝和宣华夫人早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到隋文帝面前揭露杨广的恶行。
第三：隋炀帝与宣华夫人的艳史在后人看来具有太多荒淫之处，但在当时却很平常，并不面临太多道德上的谴责，也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严重。因为隋唐皇室的祖先是鲜卑化的汉人，多与鲜卑人通婚，具有鲜卑的血统，又长期耳濡目染鲜卑族文化而深受影响，所以在皇室中多有行鲜卑人以继母为妻、以寡嫂为妻的婚俗事例。到了唐朝，太宗也循鲜卑之俗而收继弟媳。《新唐书?太宗诸子传》云：“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巢王就是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死的李元吉，巢王妃就是李元吉的王妃。后来唐高宗、玄宗的事就更不必说了。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隋唐文化本为一体，此说同样可以解释隋朝的诸多“乱伦”事件。更有甚者，还有公卿子孙，嫁卖父祖的遗妾。据《隋书?李谔传》：“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
以上三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完全说明隋文帝之死与杨广无关。因为，已经伪装多年的杨广在得知杨坚已经病入膏肓后，急迫的给杨素写信询问处理之策是可能的，而且，也不能排除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的可能性。在隋文帝看来，在那种情况下，杨广询问杨素处理后事之策简直就是咒自己早死和急不可待的夺取皇位。隋文帝在盛怒之下要更换太子，这当然是杨广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杨坚暴死，杨广是难逃干系的！
李世民是鲜卑人还是汉人(1)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朝第二个皇帝，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位期间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被称为“千古一帝”。史书对李世民的记载，寥寥300字，功过论断，兼而有之。《唐书》记载了一个关于李世民命名的有趣故事：李渊二子即将诞生之时，李渊路遇一书生为其看相，书生惊呼：“李渊贵人也，其子也贵，有济世安民之大任。”李渊惧，欲杀此人，书生却不见了。归家，二子诞，故起名“世民”，取济世安民之意。唐太宗李世民的确胜任了“济世安民”的重任，堪称一代明君贤主。然而他的身世之谜却永远被湮没在简略的正史记载之中。有考古学家根据《步辇图》留下来唐太宗李世民的最早画像推测，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是鲜卑人的后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人们的议论，李世民是鲜卑人么？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关于他身世的疑点很多。李世民一家祖籍在今河北省赵县，而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其中，在历史上还有这一段插曲，本来西魏以前以山东地区的李姓一门为望族，这一地区有五大望族姓氏--王、卢、崔、李、郑，其中李姓又是鲜卑族中的一大姓氏。而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了关陇李姓为望族。有人据此认为李氏一门是破落贵族，还有人说李氏是鲜卑族大野部的姓氏。
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所以造成了有皇室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大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里边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渊一门在此之前到底如何，无法从历史上考究得知；二是李渊自称为西凉王李皓后代，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自抬身价？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现在一般的习惯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各民族的混血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然而在进一步的研究却步履维艰，主要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可以称为帝王的模楷，后世人们想尽可能模糊其民族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对考证唐太宗李世民身世问题并不积极。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
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像杨贵妃的传说、《唐代仕女图》的记载，都证明了唐人有这方面的审美倾向。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趋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关系尴尬的角色。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唐太宗李世民在武氏则天正值其雏女妙龄之际，召其入宫为才人。他死之后，武则天入感业寺做了尼姑。唐高宗即位后，“复召武氏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几年后，竟做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期间，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曾力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曾侍先帝，众所共知”，但是唐高宗李治根本没有在意。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唐朝的这种风俗与胡人血统毫无关系。他们认为人性古今都是相同的。并且，在武氏14岁入宫后唐太宗李世民都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行将就木，唐高宗李治自身也应该明白娶母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他可能因为意志薄弱受了武则天的摆布，也可能是受了美色的诱惑，最终知其不道德而为之，这不能牵强的和胡人的血统联系起来。历朝历代中，乱伦都是一种反道德的行为，决不会为社会所尊奉，决不是唐朝社会赞同这种道德观念，而是这跟个人的道德和意志有关系，是一种个人缺失了德行的表现。还有的学者综合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认为李氏一家是深受胡人习俗影响的汉人后裔，由于在魏晋时期长期与胡人混住，从各方面都沾染了大量的胡人风俗；而且从唐朝女子的穿着以及蹴鞠、骑马打猎的生活来看，当时女性享受了以后历代女子不曾享受的解放；所以对于开放、繁荣、各民族已有了相当程度融合的大唐朝而言，这种乱伦关系不应该算大问题。
李世民是鲜卑人还是汉人(2)
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他的血统。李世民性格凶残、野心勃勃，为李唐打下天下的战功赫赫，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阙，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5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贞观14年，有平定高昌氏，于其弟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风波莫过于使他得以登上王位的“玄武门之变”。当时，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军功甚多，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他们早就心怀嫉妒，结成同伙。定下阴谋，决定在昆明湖畔杀死李世民。李世民对此早有觉察，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月4日黎明，在长安宫的北门玄武门布下了伏兵，射死兄弟李建成、李元吉。3天后，唐高祖李渊便册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再过两个月，李世民逼使李渊退居太上皇，自己在颂德殿即帝位。这一段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性格凶残、充满野心的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判若两人。然而有学者中对将“玄武门之变”作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胡人的依据持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古宫廷皇室的权利之争都是很残酷的，这和他的血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并且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李世民取代其兄当上皇帝，对唐朝的繁荣和后世中国的繁荣都是有积极推动意义的。李世民是在李家三兄弟中是最具实力的一位，他审时度势，发动玄武门之变，这恰好反映了他是一个真实的政治家。也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孔子写《春秋》时，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事件就屡有发生，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杀父弑兄的事件都有记载，因此这还不能作为佐证李世民是胡人的证据存在。
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突阙习俗。史书中关于昭陵记载，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有内外两城。外城遗址已难以考证，门内当年建有献殿，存放李世民生前服用器物。北门称为玄武门，又称司马门。原有14个“蕃酉”的石雕像现在已不知何处，石雕像到底有些什么来历？现在已是无人知晓。但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还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里。
“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有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突阙的习俗？根据《突阙问题研究论文集》上面记载：马是突阙人不可离开的伴侣，平时生活游牧，战时驰骋沙场。在突阙的葬俗中，有一种奇特的祭祀悼念马功劳的习俗，一般有三种仪式。主人死后，随从会骑着马绕着死者墓地转圈，然后把马杀掉或者活埋到坟墓里。无论是突阙贵族，还是一般牧民，死后都要与马共葬，只是数量多少不同。然而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兰亭序下落之迷(1)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但是他的官位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大。他自幼爱好书法，苦心研练，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集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新径，使真书完全摆脱隶书遗迹，成为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有“右军书在而魏晋之风尽”的称誉，被尊为“书圣”。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一日，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遁等41人，宴聚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于酒酣之际趁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一篇序，是为《兰亭序》。王羲之在这篇序中记下了诗宴盛况和观感，全文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字精妙，有如神助。如其中的20个“之”字，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绝。以后他多次重写，皆不如此次酒酣之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
然而就是这件千古杰作，却给世世代代的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直到如今，《兰亭序》的下落仍然是一个谜。
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兰亭序》藏于陕西昭陵唐太宗的棺材里。
唐太宗李世民生前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开创了盛唐的“贞观之治”。太宗喜爱书法文字，尤其喜爱王羲之的笔墨，吩咐下人在天下广为搜寻。每每得一真迹，便视若珍宝，馀兴来时摹揣度，体会其笔法兴意，领略其天然韵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却。不仅如此，他还倡导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王羲之的真迹。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虽然收藏王羲之墨迹不少，其中也有《兰亭序》，但始终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本。一国君主，却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之珍品，太宗每一想到此，便显得闷闷不乐。
监察御史萧翼出京调查，打听到《兰亭序》传到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禅师处，智永临终把它传给了他的弟子辨才和尚。于是萧翼作了精心设计和准备，更名改姓，扮成赶考的举子出发南下，企图将《兰亭序》弄到手。
一天清晨，辨才和尚打开了永兴寺门，迈出的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上，低头一看，原来地下躺了一人，散发出一股酒气。辨才自语：“原来是个醉鬼！”谁知此人翻身坐起答道：“醉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呀！”辨才见此人一副飘逸潇洒之态，便开玩笑地说：“虽不是鬼，亦不像人！”此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言毕大笑举步下山。辨才见此人谈吐不凡，便问道：“施主从何而来？”此人对曰：“我乃应试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辨才对这书生很是欣赏，便邀他入寺小住读书候试，双方谈学论禅，十分投缘。
一天扮作赶考书生的萧翼喝的烂醉如泥，他突然从囊中取出一轴《兰亭序》摹本，对辨才和尚说到：“这是王羲之真迹，万金难买，你我是莫逆之交，才拿出来让你一饱眼福。”为人忠厚的辨才不知是计，对萧翼说：“你这个不是真迹，真迹在我的阁楼上藏着呢！”萧翼装作没有听到，昏昏睡去。辨才和尚也知道失言了，赶紧住嘴。萧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听见。第二天辨才见萧翼迟迟未来吃饭，前去催请，发现萧翼已不辞而别，只见桌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银两。
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翼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又赐给他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用珠宝装饰的鞍辔，宅院与庄园各一座。唐太宗初时还生气辨才大师将《兰亭序》秘藏起来不奉献给他这位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一会后又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又赐给辨才大师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支付。辨才大师得到这些赏赐后，不敢将它们归为己有。将这此赐物兑换成钱，用这些钱造了一座三层宝塔。塔造得特别精丽，直到现在还在。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得到《兰亭序》后，太宗皇帝命令侍奉在宫内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近臣。
兰亭序下落之迷(2)
又一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有三样宝物，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是王羲之手书《兰亭序》，二是铜制神龟，三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后，他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后说：“第一宝物没有了，其余的宝物还有什么会值得可爱收藏的呢？”于是用如意击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然而，唐太宗千辛万苦得到的《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的真迹却得到了后人的怀疑。
1965年5月22日起，《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文中的王兴之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谢鲲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经多方考证，认为《兰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永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郭沫若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关注。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崧墓中，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件同时期墓碑上，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只不过在书法界的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持传统观点罢了。
虽然后人对于《兰亭序》存有真伪之争。可当年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却是一致的看法。那么，唐太宗死后，《兰亭序》又流落何处呢？
唐太宗临死前，他嘱咐儿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把《兰亭序》放进他的棺材。李治遵命，用玉匣装着《兰亭序》藏在了唐太宗的坟墓昭陵里。唐末五代的军阀温韬在任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期间，史籍记载：“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二百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但迄今千余年来下落不明。
对此，有些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细清理，故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但是，与之相反，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兰亭序》没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唐太宗死时，并没有提出要将《兰亭序》随葬，而是将《兰亭序》交给了同样喜爱笔墨丹青李治。李治多病，不久病亡。临终前，他在病榻上遗诏，把生前喜欢的字画随葬。因此，在《兰亭序》失传之后，就有人怀疑《兰亭序》并非随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
兰亭序下落之迷(3)
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总之，围绕《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如何，看来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才能见个分晓。
武则天无字碑之迷(1)
武则天(624～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14岁时被唐太宗挑入宫选为才人，太宗死后她被逼削发为尼。唐高宗的时候先是封她为昭仪，永徽六年又立她为皇后，参预朝政，她与高宗被后人并称为“二圣”。弘道元年唐中宗即位后，她临服改制。第二年，她废掉唐中宗，另立唐睿宗。载初元年她又废唐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神龙元年（705）正月，大臣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唐中宗复位。唐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此称她为“武则天”。同年十一月武则天病逝。
武则天死前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次年五月她与高宗合葬于乾陵。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冲破男尊女卑的罗网，打碎封建时代的桎梏，一跃登上皇帝宝座，生前唯我独尊，治国安邦的女豪杰，在死后，她的碑上一个字都没有留下，耐人寻味。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80公里的乾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刻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龙，碑东、西两侧各刻有冉冉腾飞的“升龙图”一幅，升龙高四米、宽一米，其身躯矫健扭动，神态飘逸若仙，线条流畅，刀法娴熟。阳面是一幅狮马图线刻画，其狮昂首怒目，威严挺立；而马则屈蹄俯首，悠游就食。整座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细，不失为历代石碑中的巨制。
令人奇怪的是，当初立这块碑时碑上竟未刻一字。后人所加的文字，也斑驳若离，若明若暗，模糊不清。据《乾县新志》载：“向无字。金元后，往来登眺，有题咏诗篇刊其上。”《雍州金石记》也载：“碑侧镌龙凤形，其面及阴俱无字。”只是从宋代起碑上才有了笔力险峻、字体俱备的题刻。那么，女皇武则天立这块异乎寻常的空白石碑，用意何在？成为一千三百多年来人们猜测、探究却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谜”。纵观诸说，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五十年之久。如果从唐高宗死时算起，也有二十一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杰出的女皇帝。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在政治上打击了豪门世族，并通过发展科举制度，使得大量人才进入政治舞台，抑制了豪门垄断；她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并整顿均田制，使社会经济不断上升，民户数不断增长；她知人善任，破格用人，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并虚心纳谏， “累朝得多士之用”。她还加强封建国家的边防，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这就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而小小的一块墓碑是记不下自己的功绩的。正如明代一位无名诗人在无字碑上题的诗中写的那样：“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春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
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此说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一是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终废唐改周，自立为帝，建立了武周政权。二是，武则天培植自己的亲信，建立宫廷奸党集团，并打着李唐“朝庭”的旗号，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铲除异己。
岑仲勉、吕思勉等隋唐史专家根据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认为武则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际，无丝毫政绩可记”。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陷人于罪，全凭锻炼；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铸九鼎，构天堂，对国民生计毫无裨益”，武则天的统治阻滞了贞观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曾失掉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的统一。武则天自知自己执政中，篡权改制，滥杀无辜，荒淫无道，罪孽深重，无功可记，无德可载，与其贻笑后世，不如一字不镌。吕思勉还在其两卷本《隋唐五代史》中，把武则天说成是“暴君”，说她“使滥刑，任酷吏”，所谓“识人才”也是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而已。
武则天无字碑之迷(2)
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一生聪颖机警，常做惊人之举，立无字之碑是聪明之举，况且武则天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武则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武则天当政期间，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的复杂局面中，她表现了不平凡的个人才干；就“纳谏”和“用人”这两点，连许多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土，为之赞叹不已。但是，武则天的消极面也十分突出。如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等。特别是统治后期，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形成一批为武则天所纵容支持的新的特权贵族。武则天被迫交出权力，还政于唐中宗，她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由后人去评价。
持第三种说法的学者指出：“从唐中宗起，陆贽、李绛、宋洪迈、清赵翼等人都很尊重武则天，对她评价很高。”认为，唐太宗打下的盛唐基础，建立了规模，而“武则天则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基础，没有武则天起作用的五十年，也就没有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武则天对唐朝的历史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武则天的错误也是严重的，尤其是其统治后期，朝政腐败，新贵形成，对历史的前进起了阻碍的作用。”由于功过相掺，这些学者认为：“武则天是个聪明人，立无字碑立得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
第四种说法是，武则天生前并没有考虑自己的碑文问题，无字碑乃是他的儿子李显的主张。唐中宗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却长期在其淫威下惶恐度日，几度险遭毒手。李显对母亲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暴行也是非常憎恨的。武则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后又逼其自杀。中宗李显当初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武则天废黜皇位，贬逐出京。先后二十多年间，李显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次听到武则天派人来看他，他都吓得胆战心惊。他的长子李重润、女儿李仙蕙都因出言不慎被武则天处死。此外，武则天晚年还一直思谋着将皇位传给其武家侄儿。有过这一番饱受折磨经历的中宗，重登皇位后虽然不能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憎恨，但也讲不出对她歌功颂德的好话，只好干脆一字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一块“无字碑”。另外李显也难定其称谓，如褒扬武则天，刻上“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作为李唐子孙感情上不情愿；如贬斥其刻上“则天大圣皇后”，而武则天又明明做过十六年的“大周”皇帝。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下，就只能在高宗的“述圣碑”侧立一块“无字碑”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李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而且在自己死后，称呼自己是皇帝还是皇后，都难落笔，因为不管这种想法是出于其骄傲抑或谦虚，武则天曾君临天下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权衡之后，还是以无字碑更为恰当。
近年来，一些史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无字碑”当初立碑时已经拟好了碑文，但因各种原因碑文没有铭刻到墓碑上，而极有可能被埋藏在乾陵地宫里。仔细观察了无字碑，可以看到“无字碑”的阳面布满了细线刻格子，虽经1300 多年风雨剥蚀至今仍比较清晰。根据碑阳面格子的总数算，该碑文约有3000余字。经过一番折磨的中宗，重登皇位后既不能公开发仇视母亲，又不愿为母亲歌功颂德的，于是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就是将武则天在世时撰写的碑文以及武则天的《垂拱集》、《金轮集》及其它珍贵史册图册，被一起埋入乾陵地宫。
杨贵妃是否去了日本(1)
杨贵妃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名字叫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姿质丰艳，善于歌舞，通音律，有“羞花”之貌，传说杨玉环在御花园观赏牡丹时，百花失色，羞愧不及玉环美貌，遂闭上花瓣。“羞花”一词由此而来。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她被纳为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这时的杨贵妃只有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5年，唐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第二年，队伍途经马嵬驿的时候，军队哗变，逼唐玄宗诛杀杨国忠和杨玉环。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赐杨贵妃自尽，时年杨玉环只有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是正史的记载。如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引杨贵妃被缢的史料更为详细：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辫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仗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不仅正史这样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元和元年（806年）冬，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他的好友陈鸿和王质也寓居该县。一天，他们游览仙游寺，谈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异常感慨，王质建议白居易以此为题写诗，白居易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陈鸿是位史学家，在写杨贵妃缢于马嵬驿一节时他是这样记叙道：杨国忠处后，“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仅袂掩面，使牵之而云，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
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杨贵妃不是自缢而死，而是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除此之外，也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说法。比如刘禹锡曾写过《马嵬行》一诗。他在诗中这样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然而，陈寅恪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
杨贵妃是否去了日本(2)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杨贵妃没有自杀，而是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而且，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传闻。
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无旋地转回龙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关于杨贵妃的下落，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唐玄宗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甚至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杨贵妃并没有去日本，而是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然而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待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应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史料是比较翔实的，且已得到公认。但是，杨贵妃出逃当女道士和亡命日本的说法，也言之成理，证之有据，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切都有待于新的史料发掘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李白死因迷案(1)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前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的是，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附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去世。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像，无不尽归笔底。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李白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在死因上后人却存在着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李白是病死的。李白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在他的文集《草堂集序》中写道：“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土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李白死后二十九年，刘全白在唐德宗贞元六年（791）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 李白死后一百多年，著名的学者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也曾说过“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现世学者郭沫若从文献记载的“腐胁疾”得到启发，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推测，认为李白六十一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决计从军，可惜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归。此为“腐胁疾”之初期，当是脓胸症。一年后，李白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由“腐胁疾”致命，最终死于当涂。但是，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李白不是病死，而是醉酒后溺死。李阳冰《草堂集序》说“疾亟”，刘全白《李君碣记》说“疾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卒于此”，都不说得的什么病；到了皮日休《七爱诗》中才突然冒出个“腐胁疾”，李白自己也从未提起，为他撰集序与撰墓碑者也从未言及，皮日休生活的年代离李白死去已有一百多年，他从何得知李白是死于“腐胁疾”呢?郭沫若据此推断李白的死因是不妥当的。
李白一生嗜酒成性是出名的，因有“醉仙”之称。玩读李白诗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诗人的《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李白的死会不会与他喝酒有关呢？
五代时期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载：“(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认为李白是醉酒溺死的，此说正史虽然没有记载，但屡见于文人歌咏。
李白死因迷案(2)
北宋初期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一诗说得最为明白：“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醉中在船上爱江中皎洁月影，以手于江水中戏弄月影而翻身落水溺死。这不是比兴，而是实写。那么，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持何看法呢？宋朝陈善《扪虱新话》记道：“坡（苏东坡）又尝赠潘谷诗云：‘一朝人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可见，他也认为李白是醉入水中溺死。元朝时候的学者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元代祝成辑《莲堂诗话》也说：“宋胡璞，闽中剑南人，曾经采石渡题诗吊李白：‘抗议金銮反见仇，一坏蝉蜕此江头，当时醉寻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苏轼见之，疑唐人所作，叹赏不置。”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五《太平州?祠墓》在研究了李白病死与溺死的两种说法后提出疑问：“而捉月之说，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老好奇，姑以发新意耶?”那么，李白可能不可能像这些人记载的那样是溺死呢?假若是溺死，为何时人并不加以记载？
近代学者郭启宏力主李白是溺死的，他在《李白之死的考证》一文中写道：“溺死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横死’非‘善终’，依古礼属不祥，亲友不能吊唁，还有碍子孙前程，为了掩饰真相，往往当作病故。于是，既顾及忌讳又不甘造假的亲友提笔行文之际未免踌躇，不得已而闪烁其辞。”刘全白于李白死后二十多年撰写《碣记》，当时，李白的儿子伯禽仍然在当涂，于是刘全白恐有碍伯禽及子孙前程，为他避讳而写作“疾终”。其他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闪烁其辞。
学者安旗的观点与之相同，他在《李白纵横探》“李白之死”一节中写道：“稗官野史就完全不足凭信吗?从李白当时近乎疯狂的精神状态来看，这种情况(指溺死)是可能的”。在他的著作中，他还描绘了李白临终的情景：“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终了；泪，已尽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了。此时，夜月中天，水波不兴，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轮白玉盘，一阵微风过处，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么光明！多么诱人！……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船夫恍惚看见，刚才还邀他喝过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随波逐流去了，去远了，永远地去了。”
正像安旗描写的那样，在传说中，李白不仅是溺死的，而且在死后，他“骑鲸升天”了，骑鲸之说，最早见于晚唐诗人贯休的《观李翰林真》：“宜哉杜工部，不错道骑鲸。”到了北宋，文人歌咏便将骑鲸与捉月连起来。如梅尧臣在《采石月下赠功甫》中还写道：“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郭祥正《采石渡》中写道：“骑鲸捉月去不返，空余绿草翰林墓。”金代李俊民《李太白图》：“谪在人间凡几年，诗中豪杰酒中仙。不因采石江头月，那得骑鲸去上天。”当然，这只是文人墨客的美好想象，我们不必信以为真。
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杜甫在冥冥之中仿佛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杜甫深知李白嗜酒，也知李白晚年正“病起暮江滨”。但醉与病都不使他担心，唯担心有舟楫失坠的可能。这种担心不能说事出无因。起码可以说是杜甫在往年与李白交往的实践得出的体验。李白之死难道真的被杜甫的担心所言中吗？
对于李白是否是病死或溺水无论肯定或否定都无法加以确证，他的死因只能成为千古疑案了。
宋太宗弑兄悬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