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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武器

_5 海明威 (美)
“那不算什么。”
“再来看我吧。”
“好的。再会,”他拍拍我的手。
“再见,”我用土语说。
“再见,”他跟着我说了一遍。
病房里已很黑暗,本来坐在床脚边的护理员,站起身来领他出去。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有一天回阿布鲁息去。他在饭堂里的生活太苦,虽则他本人的态度很好,我倒很想知道他回乡后的生活将是怎么样。他告诉过我,在卡勃拉柯达镇,在镇下边的溪流里有鳟鱼。夜里不许吹笛子。青年人可以唱小夜曲,只是不许吹笛子。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据说少女夜间听见笛声是不好的。那儿的庄稼人都尊称你为“堂”①,一见面便摘下帽子。他父亲天天打猎,并且常常在庄稼人家里歇脚吃饭。他们到处受人尊重。外国人倘若要打猎,必须先有证明书,证明他从来没给人家逮捕过。在大撒索山②上有熊,可惜太远了。阿奎拉③是个好城市。那儿夏天夜里阴凉,而阿布鲁息的春天则是全意大利最美丽的。但是最可爱的事还得数秋天在栗树林里打猎。那儿的鸟全是很好的鸟,因为平日吃的是葡萄,你出去的时候也不必带饭,因为当地的庄稼人以请得到客人为有光采的事。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①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男人的尊称,相当中国的“大爷”、“老爷”。
② 大撒索山位于意大利中部,其主峰科诺为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
③ 阿奎拉是阿布鲁息地区的一个著名城市。
我那病房很长,右首是一排窗,尽头处有一道门通包扎室。我们的那一排床朝着窗子,窗下的另一排床则朝着墙壁。倘若你朝左侧着身子,你就望得见包扎室的门。病房的尽头处另有一道门,有时有人出入。倘若有人要死了,那张床边就围起屏风来,这样你就看不见人家怎么死去了,只看得见屏风底下医生和男护士们的鞋子和绑腿,有时候到末了还听得见他们的低语声。随后教士从屏风后走出来,接着男护士们回到屏风后,把尸首抬出去,上边盖着一条毛毯,从两排床间的走道抬出去,于是有人把屏风折好拿走。
那天早晨,负责病房的少校问我,下一天能否上路。我答说行。他说,那么明天清早就把我送出去。他说要上路还得趁早,否则天气要太热了。
人家把你从床上抬下,抬进包扎室去时,你能望到窗外,看见花园里的那些新坟。有名士兵坐在那扇通花园的门外,在制造十字架,把埋葬在花园里人的姓名、军衔、所属部队用油漆写在十字架上。他也替病房打打杂,还利用空闲时间用一只奥军步枪子弹壳给我做了一个打火机。医生们人都很好,看来非常能干。他们急于送我到米兰去,因为米兰的爱克司光设备比较好,而且等我经过手术后,可以在那儿接受理疗。我自己也想到米兰去。人家打算把我们都送到后方去,送得越远越好,因为总攻击一开始,这儿的病床有更迫切的需要。
离开野战医院的前夕,雷那蒂带着同饭堂的那位少校来看我。他们说我将进米兰一所新设立的美国医院。有几支美国救护车队将调派到意大利来,这所医院将照应他们和其他在意大利服役的美国人。红十字会中有许多美国人。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只是还没对奥国宣战①。
意大利人相信美国对奥国一定也会宣战,他们对任何美国人,甚至红十字会人员,到意大利来,都觉得十分兴奋。他们问我,威尔逊总统会不会对奥宣战,我说那只是时间问题。我不晓得美国跟奥国有什么过不去的,不过既然已对德宣战,根据逻辑当然也会对奥宣战。他们问我,我们对土耳其会不会宣战。我说这倒不一定。因为火鸡是美国的国鸟①,但是这句笑话翻译得不太像样,弄得他们又困恼又猜疑,于是我只好说,我们对土耳其大概也会宣战的。那么保加利亚呢?大家已经喝了几杯白兰地,我就乘兴说,天啊,准定也会对保宣战,还会对日本宣战。他们于是说,日本岂不是英国的盟国吗?该死的英国人,谁敢信任啊。日本要抢夺夏威夷,我说。夏威夷是在什么地方?就在太平洋中。日本人为什么要拿它?其实日本人也不是真的要它,我说。这都是流言罢了。日本人是个奇妙的矮小民族,喜欢跳舞喝淡酒。这倒有点像法国人,少校说。我们要从法国人手中收回尼斯和萨伏伊。我们要收回科西嘉岛和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雷那蒂说。意大利要恢复古罗马的荣耀,少校说。我不喜欢罗马,我说。又热,虱子又多。你不喜欢罗马?不,我是爱罗马的。古罗马是万国之母。我永远忘不了罗穆卢斯吸饮泰伯河水②。什么?没什么。我们都上罗马去吧。我们今天夜里就去,永远不回来。
① 美国于1917 年4 月6 日对德宣战,对奥匈帝国则拖到同一年12 月才宣战。
① 火鸡和土耳其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火鸡在美国是圣诞节的贵重食品。
② 罗穆卢斯为传说中的罗马城的创建者,和他的孪生兄弟雷穆斯在婴孩时被抛在泰伯河中,后由牝狼乳哺育成人。
罗马是个美丽的城市,少校说。是万国之父和万国之母,我说。罗马这个词是阴性,雷那蒂说。它不能又是父亲。那么谁是父亲呢?是圣灵吗?别亵渎。我没有亵渎,我不过是要增加见识。你醉了,乖乖。谁灌醉我的?我灌醉你的,少校说。我灌醉你,因为我爱你,因为美国参战了。完全卷进去了,我说。你明儿早上就要走了,乖乖,雷那蒂说。上罗马去,我说。不,到米兰去。到米兰去,少校说,到水晶宫去,到科伐去,到坎巴雷去,到宓妃去,到大拱廊那儿去③。你这幸运儿。到意大利大饭店去,那儿我可以找乔治借钱④。到歌剧院去,雷那蒂说。你要到歌剧院去。每天晚上都去,我说。每天晚上去你可没有那么多的钱,少校说。
戏票很贵。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不付款的话,我只好去坐牢。银行里的甘宁汉先生是这么给我支款的。我就是靠这种即期汇票混日子的。做祖父的怎么可以让一位爱国的孙子,一个为意大利牺牲生命的孙子去坐牢呢?美国的加里波的①万岁,雷那蒂说。即期汇票万岁,我说。我们的声音得小一点,少校说。人家叫我们讲得轻一点已经有好几趟了。明儿你果真要走吗,弗雷德里科?我不是告诉你过,他要上美国医院去,雷那蒂说。到那些美丽的护士那儿去。不是野战医院那种长着胡子的护士。是的,是的,少校说,我知道他要到美国医院去。我倒不在乎他们的胡子,我说。一个人倘若喜欢留胡子,由他去留好了。你为什么不留胡子,少校长官?因为胡子装不进防毒面具去。装得进去的。防毒面具里什么都装得进去。我曾经在防毒面具里呕吐过。别这么大声,乖乖,雷那蒂说。我们都知道你上过前线。哦,好孩子,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变得伤感起来了。听着,我有件惊人的消息告诉你。你那位英国姑娘。知道吗?你天天夜里上他们医院去找的那个英国姑娘。她也要上米兰去。她跟另外一位一块儿调到美国医院去。美国来的护士还没有到达。我今天跟他们那部门的负责人谈过。前线的女人太多了。他们要调一批回去。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乖乖?好。不错吧?你去住在一个大城市里,还有你那位英国姑娘来跟你亲热。我干吗不受伤呢?你也许会受伤的,我说。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喝酒,叫嚷,打扰着弗雷德里科。别走。不,我们得走了。再会。祝你走运。万事顺利。再见。再见。再见。早点回来啊,乖乖。雷那蒂吻我。你有来沙尔的味道。再会,乖乖。再会。万事顺利。少校拍拍我的肩膀。他们蹑着脚走出去。我发觉我自己相当醉了,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一早动身,四十八小时后抵达米兰。沿途很不舒服。我们在美斯特列这一边时,火车在侧线上停了很久,有些儿童跑来朝车厢里张望。我叫一个小孩去买一瓶科涅克白兰地,但他回来说,只有格拉巴白兰地。我就叫他去买来,酒来后我把找钱赏给他,接着便和邻座的人喝个大醉,一直睡到过了维琴察城才醒来,在地板上大吐了一阵。那也没什么打紧,因为我旁边的那人已在地板上吐过好几趟了,后来,我感到十分口渴,简直忍不住,到了维罗那城外的调车场,我对一个在列车边走来走去的士兵打个招呼,于是他搞了点水给我喝。我喊醒那个与我同醉的小伙子乔吉蒂,给他喝了一点水。他说把水倒在他的肩膀上吧,说完仍旧睡去了。那士兵不肯接受我给他的一分钱,给我买来一只柔软多汁的橘子。我吮着吃,吐出核来,看着那士兵在外边一节货车边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火车抖动了一下,开动了。
③ 大拱廊是一条长长的连环拱廊,320 码长,16 英尺宽,94 英尺高,上边是玻璃屋顶,两边是商店,咖啡店,饭店等等。这里所提到的宓妃、坎巴雷等都是著名饭馆。科伐是米兰歌剧院旁边的咖啡店。水晶宫可能是指大拱廊中央的那座穹隆形的玻璃塔。
④ 乔治是米兰一家大饭店的茶房头目。
①加里波的(1807—1882),为意大利爱国志士。
我们在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上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无从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他们抬下担架来时,我看见一家市场,一家开了门的酒店,店里一个姑娘正在把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闻得到大清早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回来时带来了一名门房。门房养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制帽,没穿上衣。担架装不进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还是把我抬下担架,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终于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
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弯着,痛得好厉害。“让我的腿伸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口中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气味直冲着我的脸。“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
“妈的,什么人不小心啊!”
“我还是说要小心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格子拉上了,门房按按上四楼去的电钮。门房的样子好像很担心。电梯慢慢往上爬。
“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
“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停住了。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的电铃响。没有人来。由楼梯走上来的门房也到了。
“人呢?”抬担架的人问。“我不知道,”门房说。“他们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吧。”
门房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有预备好。这里还不预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
“请给他们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在随便哪个房间里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去找间空房间。”
“房间都是空的,”门房说。“你还是第一位病人哩。”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
“看在基督份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着,越来越疼,我觉得真已痛入骨髓。门房走进门去,后面跟着那位灰发的护士,他们一会儿就赶回来。“跟我来,”他说。他们抬我走过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有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上面有镜子。他们把我搁在床上。
“我可没法子铺被单,”妇人说。“被单都给锁起来了。”我不跟她答话。“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好的口袋里。”门房把钱掏了出来。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卡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你可以拿给护士。”
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再会,”我说。“多谢多谢。”他们又行过礼,出去了。
“病历卡上,”我对护士说,“写明了我的伤情和已接受的治疗。”女人捡起病历卡,戴着眼镜观看。病历卡一共三张,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说。“我看不懂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不晓得怎么办。”她开始哭起来,把病历卡放在她罩衫的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吧?”她哭着问。“是的。请你把病历卡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房间里阴暗、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另一端的大镜子,但看不清楚镜子里所反映的东西。门房站在床边。他脸长得好,一团和气。“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贵姓?”“华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华克太太。我现在想睡一下。”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房间里很凉爽,没有医院里那种气味。床垫稳固、舒服,我不动弹地躺着,几乎并不呼吸,腿痛减轻一点了,觉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了,发现床边垂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睡去了。
醒来时我打量一下四周。阳光从百叶窗外漏进来。我看见那张大衣柜、空空的四壁和两张椅子。我的双腿扎着污秽的绷带,笔直伸出在床上。我很小心,两条腿动都不敢动。我口渴,又伸手按铃。我听见门打开,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护士。她看上去很年轻,相当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走到床边来。“医生还没找到。他上科莫湖①去了。
谁也不知道有病人要来。你到底生什么病啊?”
“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给你洗一洗身。你的伤口我们不敢动,得等医生来。”
“巴克莱小姐在这儿吗?”
“不在。这儿没有姓这个的人。”
“我进来时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那是华克太太。她值夜班,她睡着了。她想不到有病人要来。”
我们谈话时她替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我的衣服全脱掉了,她就给我擦身,十分温和柔婉。擦了身以后,人很舒服。我头上扎着绷带,但她把绷带旁边的地方都洗了。
① 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长35 英里,宽3 英里,是著名的风景区。
“你在哪儿受的伤?”“伊孙左河上,在普拉伐的北面。”
“那又在哪儿啊?”
“哥里察的北面。”
我看得出这些地名她全陌生。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大疼了。”
她在我口里放进一支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胁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拔出来,看看,甩了一甩。
“几度?”
“你是不该知道的。”
“告诉我吧。”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我两条腿里边也装满着破铜烂铁。①”“你这话什么意思?”
“腿里边装满着迫击炮弹的碎片、旧螺丝钉和床的弹簧等等。”她摇头笑了一笑。
“你腿里边如果真的有这些异物,就一定会发炎,人发烧。”“好吧,”我说。“等着瞧吧。”
她走出房去,接着跟清早看到的那位老护士一同进来。她们俩一块儿铺床,我人仍旧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很新奇,很可佩服。“这儿的主管是谁?”
“范坎本女士。”
“一共有多少护士。”
“只有我们两个。”
“岂不是还有人要来吗?”
“还有几位快到了。”
“她们什么时候到呢?”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问话问得太多了。”“我没生病,”我说,“我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上身下都挨着一条干净光滑的被单。华克太太走出去,拿了一件睡衣的上衣回来。她们给我穿上了,我觉得又干净又整齐。
“你们待我真好,”我说。那个叫做盖琪小姐的护士娇笑了一下。“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接着就给你开早点。”
“我倒不想吃早点。请你给我打开百叶窗好不好?”
房间里本来很暗,现在百叶窗一打开,变得阳光明亮,我望得见窗外的阳台,再过去是人家的瓦屋顶和烟囱。我望望这些瓦屋顶的上空,看见白云和碧蓝的天。
“难道你们不知道旁的护士们什么时候到吗?”
① 这句话可能是暗比耶稣的被钉十字架。
“你怎么老是问?难道我们待你有什么不周到?”
“你们待我很好。”
“你要不要用便盆?”
“试试看吧。”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试,但是不行。过后我躺着,从敞开的门望着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等他回城来。我们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没有旁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琪小姐拿来一瓶水和一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后,她们就走了,我对窗外望了一会儿,又睡着了。中饭我吃了一点东西,午后医院的监督范坎本女士上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麻利猜疑,当医院监督未免委屈了她。她盘问了我许多话,听她口气好像我参加意国军队是一桩丢脸的事。
“吃饭时我可以喝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医生没来以前,我只好不喝是不是?”
“绝对不许喝。”
“你还是打算要把医生找来的吧?”“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琪小姐回进房来。
“你为什么对范坎本女士这么没礼貌?”她很熟练地替我做了些事情后,这么问道。
“我并不是存心这样的。可她太傲慢了。”
“她倒说你跋扈蛮横。”
“哪里。不过有医院而没医生,这是哪一种把戏?”
“他就要来了。她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
“不。他在那儿有个诊所。”
“他们为什么不另外找个医生来?”
“嘘!嘘!你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叫人去叫门房,他来时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叫他上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牌味美思和一尊基安蒂红酒,还有晚报。他去了,回来时用报纸包好酒拿进来,把报纸摊开,我叫他拔掉瓶塞,把红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走了以后,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报,看看前线的消息、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受的勋章,随后从床底下提起那瓶味美思,笔直摆在我的肚子上,让阴冷的玻璃瓶冰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在肚皮上印上了圆圈儿。我看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燕子在打圈子,我一边看着燕子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琪小姐端来一个玻璃杯,里边是蛋奶酒。她进来时我赶快把味美思搁在床的另外一边。
“范坎本女士在这里边掺了些雪利酒,”她说。“你不该对她不客气。
她年纪不小了,在医院里负的责任又重大。华克太太太老了,无法帮她的忙。”
“她人很出色,”我说。“我很感谢她。”
“我就把你的晚饭端来。”
“不忙,”我说。“我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我谢谢她,吃了一点晚饭。饭后外边天暗了,我望得见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中晃动着。我望了一会儿就睡去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流着汗惊醒过来,随后又睡去,竭力避免做梦。天还远远没有亮,我又醒了过来,听见鸡叫,清醒地躺着一直到天开始发亮。我很疲倦,天真亮了以后,又睡着了。
我醒来时,房间里阳光明亮。我以为又回到了前线,所以在床上把身子伸了伸。想不到双腿疼痛,低头一看,看到双腿还包扎着肮脏的绷带,才明白身在何地。我伸手抓住电线按电铃。我听见走廊上的电铃响声,随后有个穿着橡皮底鞋子的人在走近来。来的是盖琪小姐,在明亮的阳光下,她看起来人苍老一点,而且不怎么好看。
“早上好,”她说。“你夜里睡得好吗?”
“好。多谢你,”我说。“我可以叫个理发师来吗?”
“方才我来看你,你正抱着这东西熟睡在床上。”
她打开橱门,举起那瓶味美思。差不多喝光了。“你床底下的那一瓶我也放在橱里了,”她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要个杯子呢?”
“我就怕你不让我喝。”
“我本可以陪你喝一点的。”
“你是个好姑娘。”
“单独一人喝酒不好,”她说。“你以后别这么做。”
“好的。”
“你的朋友巴克莱小姐来了,”她说。
“真的?”
“是真的。我不喜欢她。”
“你会喜欢她的。她人非常好。”
她摇摇头。“她当然是好的。你往这一边挪一挪行不行?好了。我给你洗一洗,预备吃早点。”她拿了块布和肥皂,用温水给我洗。“你把肩膀抬起来,”她说。“这样行啦。”
“早饭前打发理发师来行不行?”
“我给你找门房叫他去。”她走了出去又走回来。“他去叫了,”她说,一面把手里的那块布浸在水盆里。
理发师跟着门房进来了。他年纪约莫五十,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盖琪小姐给我洗好了,走了出去。理发师过来在我脸上涂上皂沫,给我刮胡子。他人很严肃,一声不响。
“怎么啦?有什么消息没有?”我问。
“什么消息?”
“随便什么消息。城里有什么事?”
“这是战争时期,”他说。“到处有敌人的耳目。”
我抬头看看他。“请你的脸别动,”他说,一边继续刮胡子。“我什么都不说。”
“你究竟怎么啦?”我问。
“我是意大利人。我不和敌人通信息。”
我只好由他去了。倘若他是疯子,我的脸还是早一点离开他的剃刀好。
有一次,我想好好地看他一下。“当心,”他说。“剃刀快得很。”修脸后我付钱给他,给了他半个里拉做小帐。他退回了小帐。
“我不收。我没有上前线。但是我还是意大利人。”
“滚你妈的蛋。”
“那我就告退了,”他说,用报纸包好剃刀。他走了出去,把半个里拉留在床头的桌子上。我按按铃。盖琪小姐走进来。“劳驾把门房喊来。”“好的。”
门房来了。他竭力忍住了笑。
“那理发师是不是疯子?”
“不是,长官。他搞错了。他听不大懂,以为我说你是个奥国军官。”
“噢,”我说。
“嗬,嗬,嗬,”门房直笑。“他这个人真有趣。他说只要你动一动,他就——”他伸着食指划一划喉咙。
“嗬,嗬,嗬,”他竭力忍住笑。“后来我对他说,你并不是奥地利人。嗬,嗬,嗬。”
“嗬,嗬,嗬,”我埋怨道。“倘若他把我喉咙割断的话,那就更有趣了。嗬,嗬,嗬!”
“那倒不会,长官。他非常害怕奥地利人。嗬,嗬,嗬。”
“嗬,嗬,嗬,”我说。“滚你的。”
他走出去,我听见他在走廊上的笑声。我听见有人在走廊上走近来。我望着门。来的是凯瑟琳·巴克莱。她走进房,走到床边。
“你好,亲爱的,”她说。她看上去又清新又年轻,十分美丽。我以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美丽的人。
“你好,”我说。我一看到她,就爱上了她。心里神魂颠倒。她望望门口,看是没有人,就在床沿上坐下,弯下身来吻我。我把她拉下,吻她,感到她的心在怦怦地跳。
“你这亲爱的,”我说。“你能够到这里来岂不是太奇妙吗?”“其实要来也不太困难。不过要呆下去,可能不容易。”
“你非呆下去不可,”我说。“噢,你真奇妙。”我爱她爱得疯了。我简直不相信她真的就在跟前,紧紧地抱住她。
“别这样,”她说。“你身体还没有复原哩。”
“哪里,我行了。来吧。”
“不。你还没十分好。”
“哪里。我行。我行的。求求你。”
“你真的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我为你发疯了。请你快来吧。”
“我们的心在跳哩。”
“心我不管。我要的是你。我只是爱你爱得发疯了。”
“你果真爱我吗?”
“别老是说这个。来吧。求求你。求求你,凯瑟琳。”
“好,不过只能来一会儿。”
“好,”我说。“把门关好。”
“你不能这样。你不该。”
“来吧。别说话。请你来吧。”
凯瑟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门开着,外面就是走廊。疯狂劲儿过去了,我觉得空前愉快。
她问道:“你现在可相信我爱你吗?”
“噢,你真可爱,”我说。“你非呆下去不可。他们不能打发你走。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们得十分小心。刚才那真是发疯。我们不该这么做。”“夜里来还是行的。”
“我得十分小心。你在旁人面前要留个神。”
“我会留神的。”
“你得小心。你讨人喜欢。你真的爱我,可不是吗?”
“别再说这个了。你不知道那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厉害。”“那么我以后小心就是了。我不想对你再干什么了。我现在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就要回来啊。”
“能够来时我就来。”
“再会。”
“再会,亲爱的。”
她走了出去。天知道我本来不想爱她。我本来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当我躺在米兰一家医院的房间里的床上时,百感交集,涌进了我的脑海,不过我感到非常愉快幸福。最后盖琪小姐来了。“医生快来啦,”她说。“他从科莫湖打来了电话。”
“他什么时候到?”
“今天下午。”
这以后没发生什么事,直到下午。那医生是个瘦小沉默的人,战争似乎搞得他很伤脑筋。他以一种轻巧、文雅而又显得嫌恶的态度,从我两条大腿中取出了几小块钢弹片。他用一种叫做“雪”①或是什么别的名称的局部麻醉剂,使肌肉组织麻木,免得疼痛,直到他那探针、解剖刀或是钳子穿透了麻醉的肌肉层才觉得痛。病人可清清楚楚晓得什么地方是麻醉的地方。过了一会,脆弱文雅的医生受不住了,他于是说,还是拍爱克司光片子吧。探伤的方法不大满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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