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完全梗阻还是不完全梗阻？”她焦切地问。
“上面没写。”同学说。
“太过分！”陈晓兰火冒三丈地赶到医院，质问那位给妈妈看病的戴眼镜的医生：“这个病人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给她触诊没有？你听见振水音没有？那么，你现在告诉我：她的幽门已经梗阻，那么喝进去的那两杯500cc的硫酸钡怎么出来？你让她４天之后再来做你的肝功，查你的胃镜，你这不是糟践人吗？”
“这样吧，你把她先弄过来。”那位医生说。
“我还能相信你吗？就凭你对病人这种态度，还把人弄过来！”她更加愤怒了。
她转身去找院长，要求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和胃镜室主任会诊。院长同意了。
“晓兰，这是你妈妈么？你为什么不陪她来呢？”跟她稔熟的内科主任说。
“我不陪她来，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治疗吗？如果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认识你们，就应该回家等死吗？你们这是医院还是火葬场？”她忍不住恸哭起来。医生啊，你应该全力以赴去拯救每一位病人，怎么能将病人分出远近亲疏、贵贱贫富？怎么能够有关系就好好治疗，没关系就见死不救？中国几千年的医德医风，难道就这么丧失殆尽？
“不是，不是。晓兰，别急，别着急……”内科主任安慰道。
那是她的母亲，她能不急吗？如果医生能够把病人当亲人，病患的家属哪里会这么心急如焚？
最后，妈妈被确诊为胃癌，是硬介细胞癌，那是癌中最猖獗的疾病，而且是中晚期。妈妈被误诊了，被延误了。在那一刻，陈晓兰感到天塌地陷，头痛欲裂，恶心欲呕，站不起来。她一测血压，高达200。她让女儿给她倒水喝。她不断地大量饮水，喝到一遍遍地去解手，这样血压就降下来了。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去给妈妈买药。
妈妈住院了，这位坚强的、可爱的、高尚的老人非常想让自己的小女儿陈晓兰守在身边，可是她却拒绝陈晓兰护理，甚至以放弃治疗来要挟。她要晓兰去把“光量子”的问题尽快解决。她是女儿与医疗腐败斗争的坚强后盾，不论女儿遭受多么残酷的打击，面对黑云压城，妈妈都像一株坚定不移的大树站立在她的身后。妈妈也许为自己的倒下，不能再给女儿以帮助和支持而感到不安，为不能跟女儿一起同医疗腐败抗争而感到遗憾。
“妈妈，‘光量子’被取缔了，信访办向我赔礼道歉了，市卫生局的领导说，要来医院看您。我很快就要回到医疗岗位上去了。”一天，她对妈妈说。妈妈笑眯眯地望着她，不说话。“妈妈，怎么的，他们确实跟我道歉了，你不相信吗……”她问道。妈妈摇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也许妈妈知道女儿将面临着什么，也许妈妈不相信医疗腐败会轻而易举地解决，“光量子”只不过是晓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将更加艰难。
“妈妈，我的内科学、外科学、老年医学都通过了。”陈晓兰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看着她，微笑着。妈妈不相信，她也不相信。“妈妈，我真的通过了，而且分数挺高。”妈妈越笑越开心，最后眼泪都笑出来了。妈妈的最大心愿就是女儿能成为最好的医生，她不让女儿来医院护理自己，要女儿去钻研医术，去复习功课，顺利通过大专自考。
在那些日子，陈晓兰哪有时间和心思去看书复习啊，那本《外科学》几乎没有翻过。考试前，她坐在学校的大门口，手捧着书和考试大纲却看不进去。过来一位同学，她就会问：
“我妈会不会诊断错了，不会是癌吧？”
“病理不是都做了吗？那不会搞错的。”一位将要参加给妈妈做手术的同学十分肯定地说。
“老师说，年纪大的人不大可能得恶性肿瘤。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也会搞错，也会搞错的。”另一位同学望着失魂落魄的陈晓兰，不忍心再坚持下去了，安慰道。
铃响了，陈晓兰被人流裹进考场；考试结束的铃响了，她又被人流裹出考场。同学们纷纷问她一些试题应该怎么答。以往，她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可是这次考的什么，怎么答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脑袋里一片空白。
自己这次肯定不及格了，她想。同学告诉她：成绩公布了。她懒得去看。老师打电话来告诉她，她的外科学、内科学和老年医学都通过了。她不相信，认为老师在安慰她。直到老师通知她去取单科结业证时，她才相信。
“老天有眼，在人生低谷给了我安慰。这靠的完全是平时的基本功……”她捧着结业证说。
在妈妈手术后，陈晓兰在病房护理妈妈28天。在那28天里，她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儿，白天精心护理妈妈，陪妈妈聊天；晚上，她在水泥地铺上泡沫，睡在妈妈的床边。妈妈虽然饱受疾病的折磨，却享受着跟女儿朝夕相守的幸福。在妈妈手术的那一天，还有四位病人做了手术，这四人数妈妈的年纪最大，体质最差，病情最重。医生、护士都认为那四位病情较轻的病人都能够活下来，而妈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
没想到，那四位病人很快就相继去世了，妈妈却活着。这与陈晓兰科学的、精心的照料有关。
在医院，妈妈目睹了许多绝对不该发生的事情，给妈妈带来很大的刺激：在一位病人急需抢救时，医护将呼吸机推过来，插头却与插座不匹配，急忙换了一台，还不行。一连换了4台，最后总算插上了，呼吸机却不工作，医务人员围着呼吸机团团转。妈妈让陈晓兰去帮忙，她过去一看，呼吸机开关没打开。她伸手将开关打开，呼吸机终于工作了，可是病人早已死了。
在抢救另一病人时，医生做人工呼吸的动作很不到位，角度和力度都远远不够，陈晓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哪是诚心抢救病人，只不过给活人看一看，让家属感到医生已经尽力罢了。妈妈让她过去帮忙，可她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确切地说，她不过是一个下岗失业的医生，病人的主管医师怎么会允许她去抢救呢？她只有转过脸去不看。
那位病人死了。那是必然的。在中国，有多少生命在医生的手边流逝？医疗腐败哪里只是医生多开药，多拿回扣，而是无视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啊！
妈妈数日沉默无语，心绪低沉。一天，妈妈突然让陈晓兰在病榻前跪下。她莫名其妙地跪下了，两眼疑惑地望着妈妈，从小到大，不论她犯什么错误，当初她不听父母的话，执意要嫁给那个男人，妈妈都没有让她跪过。妈妈要她答应一件事：当妈妈病危时，放弃抢救。
陈晓兰心如刀绞，泪水涌漾地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膝盖麻木了，腰酸背痛了，她的脸颊挂着泪珠，嘴角紧闭。她是女儿，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死去？她是医生，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可是，她不是妈妈的主治医师，在医院这种医德医风下，能抢救过来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几成？她渐渐理解妈妈了，这是拒绝亵渎生命，践踏人格尊严啊！最后，她答应了妈妈。
癌细胞在妈妈的肌体扩散了，转移了。母女间生死离别的日子逼近了，陈晓兰经常趴在妈妈的枕头旁，享受那最后的融融母爱。妈妈不停地摩挲着她的头发，似要把所有的母爱都释放出来。一天，妈妈突然语调轻微，却字字如钉地说:“晓兰哪，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
她明白了，让妈妈最后放心不下的是医疗的腐败。她的心碎了，恨自己无能，不仅对不起病人，更对不起妈妈。
妈妈走了。陈晓兰悲痛欲绝，不知道妈妈留给她的那么漫长的抗争医疗腐败的道路，她能否有能力和气力走下去。她后悔啊，后悔当初当了医生，如果不当医生也就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了，就不会为那些医疗界的同道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她后悔自己对妈妈关心得不够，陪伴妈妈的时间太少。过去，妈妈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陈晓兰的诊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女儿给患者看病，喜欢听病人夸奖女儿，赞美女儿。这是母亲的最大快乐和享受。可是，陈晓兰不愿妈妈在那儿，撵妈妈回去，她是怕同事怀疑她“以权谋私”，给妈妈做理疗。世界上，任何一对母女组合中，自私的是女儿，无私的是母亲。想到这时，陈晓兰为自己当年的自私而感到愧疚。
在妈妈去世8个月后，爸爸也走了。陈晓兰听爸爸的左肺有明显的锣音，领着爸爸去医院看病。没想到医生居然连听都不听就给爸爸开心痛定。心痛定会使血压降下来，可是它会使心跳加快。爸爸已经心跳过速，再用心痛定是非常危险的。可是，不论她怎么说，那位医生就是不听。这哪里是医生，这是杀手，是病人说的“杀人不偿命的职业杀手”！她把医生开的药夺了过去，扔了。她跟医生吵了起来，最后吵到院长那里，心痛定才撤下来。这时，他们已给爸爸注射了半瓶心痛定，爸爸的心跳已高达170多次/分钟，经过一番抢救才把爸爸抢救过来。
爸爸住进了监护室，14天后，医生还没查出病灶。在爸爸拍X光片时，她提出要把爸爸扶起来拍，医生拒绝了。她认为，他们拍出的X光片模糊，看不清楚。医生说，她的要求太高了。她一遍遍地问爸爸的主管医师，“请你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心衰（心脏衰竭）引起的呼衰（呼吸系统衰竭），还是呼衰引起的心衰？”医生说不出来，她要组织会诊。医生说，不能会诊。她提出转院，又被拒绝了。他们找不出病灶，不能对症下药，只好一天天地拖着。最后，陈晓兰忍无可忍地去找主任。
最终医院同意请专家会诊，她从胸科医院请来两位专家。两位专家没有要求拍片，分别用听诊器听了很久，然后两人会意地对视一下，不约而同地将手指指在爸爸左肺的位置：“感染的病灶就在这，后边的锣音都是传导性的！”一位专家把爸爸扶坐起来，用空掌轻轻地拍打爸爸的后背，让爸爸轻轻地咳嗽，突然专家重拍一下，爸爸的一口很浓重的痰咳了出来，爸爸的心跳好多了，呼吸也流畅了。爸爸的病确诊了，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呼衰，并发了心衰。
父亲去世那天是周六，这时她已调到彭浦地段医院，周末上午值班。在快下班时，来了一位要做理疗的病人，对她来说，病人不做完理疗，她是不会离开岗位的。当病人做完理疗，已是2时30分，她收拾一下，下班回家，想吃口饭就去医院看望爸爸。
她刚进家门，就接到外甥女的电话，急忙跑到医院。她的同学、爸爸的主治医生对她说，他已经竭尽全力抢救了，很遗憾没抢救过来。为抢救爸爸，他们连午饭都没有吃。他认为，爸爸的气管进了食物，因此导致窒息而亡。她对那位同学千恩万谢。
她无比悲痛地走进病房，昨天爸爸还在跟她聊天，今天却再也不能说话了，想到此她泪如雨下。她打来一盆清水，想给爸爸洗洗脸，让他清清爽爽地上路。突然，她发现爸爸那满口的假牙戴得好好的。谁给爸爸戴的呢？这个人还蛮细心的，如果在爸爸死后不及时戴上，遗体僵硬时就戴不上了。弟弟说，“爸爸的假牙根本就没摘下来。”原来在爸爸吃蚕豆时噎了一下，眼睛突然瞪大了。弟弟慌忙喊医生。医生过来就抢救。陈晓兰感到眼前一黑，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在抢救时，先要取出病人的义齿。爸爸的假牙不摘下来，吸痰器的气管插管怎么能插进气管？难怪那位同学说吸上来的都是食物。他们肯定把插管插进了爸爸的食道，导致爸爸窒息而死。如果医生能够正确地抢救，能够认真负责的话，爸爸是不会死的；如果她那天正点下班，及时赶到医院，爸爸也不会死的。
她喟然长叹，如果医疗制度改革不成功，医疗腐败现象不改变，那么不论有权人，还是有钱人，抑或有熟人，很可能一场小病进了医院都会一命呜呼，甚至留给生者一屁股的债！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一次次的较量，已把她打造成战士。
在第一次下岗时，许多海外的亲友劝她出国，别跟医疗腐败抗争了，甚至还帮她找好了工作，到妈妈一位同学的诊所里当医生。她执著地说，出国容易，海外有那么多亲戚，随时都可以走。可是，中国不强大的话，你跑到天堂又怎么样，还不是受人欺辱？20世纪50年代，华侨在印尼受到了惨无人性的迫害，一位华侨不是只穿着一只鞋子跑回祖国的吗？
中国要想强大，想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医疗腐败不解决怎么行？
医疗腐败那不是某个人的问题，那是整个医疗体系和制度的问题。她清楚地意识到：“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作假治疗，这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对手太强大了，那不是某个医院，某些医生，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联盟，是有钱的造假厂商、有名望的专家、有权力的官人，还有那些借用假器械捞钱的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她一个没权、没钱、没地位、没了工作的医生，一位跟女儿相依为命的弱女子，何以能与之抗争？
通过一次次的上访，她总结出了上访的要件：上访要具备专家的头脑，无赖的脸皮，运动员的体魄，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对于她而言，除了清醒的头脑之外，其他都不具备。
有人说，这是陈晓兰一个人的战争；有人称她是中国的唐?吉诃德。在海外的弟弟很体贴姐姐，出钱给她请了一位保姆。那位从农村来的保姆在她家干了不长时间，知道了陈晓兰在做什么之后，说，陈医生那是拿石头砸天……
在一次上访中，一位官员很直率地问她，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我从来没有孤独过。”她坦率地回答。是啊，她凭着一个医生的良心，为全国老百姓做事，怎么会孤独？
陈晓兰说，“我得到过不少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有医生、记者、亲戚、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在她要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举报“光量子”时，跟一位医药管理局的离休干部打听路，老人先是劝她不要管，那事很复杂。她坚持要去，老人就摇着头把医药管理局的地址写给了她。当她走出很远时，老人托人追上她，捎话说，让她去找某处长，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一次上访时，接待室门前排着长龙，很多人都是前一天就来排队。听说她是为老百姓反映医疗腐败问题的医生，人群中让出了一条路，大家纷纷把她让到前面。在北京，一位陌生的老板听说她的事后，不仅帮她找一家便宜旅店，而且还叮嘱旅店老板，她是一个好医生，你要保护好她。中专和大专自考班的同学，还有同学的家人、朋友和病人都帮她搜集各医院的医疗腐败的证据。一位博士生导师、医疗器械专家对她说：“你咬咬牙再顶一下，我们大家支持你。看病的事儿，我们替你做，举报医疗的黑幕没人能取代你啊！”一位朋友帮她在网上建一个主页：“一个有良心的医生———陈晓兰医生主页”。一进入这个主页，你就会发现她感动了多少人。许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她是英雄，真正的医生，对她敬佩得五体投地；有人坚决支持她，愿意为她提供帮助……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相信陈晓兰能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她是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在医疗腐败面前，她是没有任何退路的，要像《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一样与阵地共存亡。“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妈妈的遗嘱，她不能辜负。
“第一，我不能放弃，我放弃了就没人替病人说话了；第二，我不能输，我输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存在下去，全国的病人就要被其盘剥和戕害。”她把反医疗腐败的重点放在假冒器械上。
那些造假的厂商对她恨之入骨，有人嚣张地说，如果不是李葵南在前边挡着，几个陈晓兰都让她闭口。有些官人对陈晓兰怕得要命，他们无法预料她能把他们的“天”砸出多大的窟窿。某区卫生局要求下属的各医院要像解放初期全民“防奸防特”那样严加防范陈晓兰，许多医院还向医生护士介绍陈晓兰的长相和身高。上海市卫生局一位领导在写给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信中说：“建议有关部门对原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陈晓兰医生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的行为予以训诫。”市药监局的某位官员对采访、报道过陈晓兰的记者说，“陈晓兰里通外国，她找外国记者反映……”还有一位官员呼吁，对陈晓兰要进行政治定性。那些有医术没良知的医生，甚至于既没医术又没良知的医护人员，对她怨恨不已，称她是医疗界的“叛徒”，一时间各种势力黑云压城似的袭向陈晓兰。
“我的原则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自己解决，不可能找外国记者的。”她说。可是，这声音太弱了，弱得远远不如妈妈当年站在楼下，腰弯成90度的呼唤声。有谁能听得见呢？
那些人会不会找什么借口对我进行迫害？她跑去找妈妈的同学、解放前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解放后曾担任过领导干部的王伯伯。王伯伯劝她，你要把所有证据存放到外滩的银行里去，或者放到我家。否则，他们把你抓起来，搜查你的家，把所有证据收走了，最后顶多给你赔礼道歉，赔偿你点儿钱。你要避开这场灾难……
我又没干坏事，为什么要躲起来？她心情灰暗地回到家，挥笔给主管医疗的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市领导安排人直接跟她谈话。
主管医疗的市长安排市长办公室主任、信访办主任接待了她。他们告诉她，市里始终在关注她的情况……
尽管那些人不能把她怎么样，可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她怎么能够胜出？从反抗医疗腐败那天起，她的处境极其被动，历经11个月的检举揭发，“光量子”被禁止了，可是它的替代产品———“鼻激光”和“光纤针”出现了；她把“鼻激光”举报停了，“静舒氧”“伤骨愈膜”又出现了，假冒器械层出不穷……表面看，陈晓兰获胜了，实质上却败了，病人不受这个骗了，就受那个害，病人的权益根本没法得到保护。在这么一种适合医疗腐败滋生的环境里，别说中国只有一个陈晓兰，就是有十个、百个陈晓兰也无济于事啊！
在斗争中，她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假冒医疗器械之所以能够在医院猖獗，其根本原因是：在中国买卖假币、假烟、假酒、假药都是犯罪，而制造和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却不是犯罪。她决计进京，向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反映，呼吁为医疗器械立法。有人劝她不要外出，劝她要注意人身安全，以防那些人狗急跳墙，对她下毒手……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她刚爬到上铺，整理好自己的铺位，一位陌生男子敲着她的铺位，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让她下来。
“下来干吗？”她以为对方找错了铺位，“你把你的票仔细看看呀，这是我的铺位啊。”
他仍然坚持让她下来。他身材高大，可以平视上铺的她。接着又过来三四个男子，要取下她的旅行包，让她下来。
她制止他们动她的东西，并要他们出示车票。他们说，X在下面等她。
“我也不找X，我下车干什么？”她明白了，他们是怕她进京上访，想把她拦下。
“就是她，就是她！“又有许多人跑了过来。周围的旅客也聚拢过来，有人让那些男子出示证件。他们拒不出示，只是让她下车。正值相持不下之际，她认识的官员X跑过来。
“陈医生啊，我们可找死了。好好，回去吧，回去吧。”X说。
“我又不找你，跟你回去干什么？我是医生，我要把所发现的有关医疗器械方面的腐败向国家药监局反映情况。”1999年4月，“光量子”在上海被禁用后，上海药监局没有向国家药监局反映，“光量子”在其他地方仍然泛滥。她给国家药监局写过信，发过传真，可是一直没有答复。
“回去吧，上海能解决。”他说。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一次次的较量，已把她打造成战士。
“走开，走开，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列车员走过来说。那些人很无奈地下车了，列车员悄悄地拉一下她的衣角。
那些人不甘心地站在月台威胁道：“陈晓兰，你到不了北京！”
“我一定能够到北京，而且还能到国家药监局！”她回应道。
列车驶离了上海，滑入了夜幕，蓦然，莫名的恐惧袭上她的心头，父母去世了，亲属大部分在海外，万一自己出了意外，谁来接替自己？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收集的证据交给谁？还有，女儿托付给谁？近来，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问她：“你女儿好吗？”她很惊异，也很敏感，他们怎么知道她有个女儿？女儿过去很支持她，觉得她很伟大，为她而自豪。一次，女儿在公交车读到一篇关于她的报道，当读到她为了取证竟然“以身试针”时，女儿放声大哭起来。回到家，女儿搂着她哭着说：“妈妈，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层出不穷，你是抵挡不住的。妈妈，你不要再管了……”
陈晓兰打电话给一直支持她的同学倪平：“如果我有不测，你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倪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陈晓兰就把证据存放在哪儿都一一交代清楚了。接着，她又给王伯伯打电话，如果她回不了上海，请王伯伯帮忙做几件事。这位可爱的老人多次为她的事去找市长，他曾经跟市长说：“我用党性担保，陈晓兰是没有私心的。”当老人听完陈晓兰的话后，坚定地说：“晓兰，放心吧，你做的事，我老头子一定会接着做下去的……”那夜，老人几乎未眠，一会儿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劝她说：“晓兰，下车吧，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要听伯伯的话，伯伯不想让你发生任何意外……”他说，他有责任替她的父母保护好她，要她赶快下车，换一列车进京。陈晓兰被说服了，去找列车员索票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人知道了她就是那位同医疗腐败决一死战的医生。列车员劝她不要下车，乘警对她说，陈医生，你在我们列车上是绝对安全的。周围铺位的旅客爬起来了，要保护她的安全……
列车驶入北京站，还没停稳，乘警就护送她下了车。当她走出车站时，身后的旅客还都没跟上来。
第二天，倪平赶到北京，特意来保护陈晓兰。在第三天，当她们要去国家药监局时，发现了跟踪者，那是一个男子。倪平乱了方寸，她们身带重要证据，万一被劫，那么就无法去药监局举报。最后，她们分开，几经周折，甩掉跟踪者，分别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SFDA）。那天是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接待了她们……
年过古稀的舅妈带着沉重的药液离开了人世，在没有尿的情况下，医生给她输入19公斤的药液，这让她怎么排出来？她怎么会不死，胀也把她给胀死了。大输液中的病人会带来什么？
年过古稀的张印月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双目紧闭，浑身插满管子，嘴里还插着一支塑料注射器，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本来枯瘦的身体却像充足气的皮球———鼓胀胀的……
2005年9月21日晚，陈晓兰接到表哥张怡打来的电话后，赶到上海某三甲医院，看到的就是这一情景。张印月是她的舅妈，三天前老人因感染性休克被送进医院抢救。老人出现心跳、呼吸和肾脏三项功能衰竭，经过一天的抢救，病情有所缓解，转入急诊住院部。
陈晓兰当了30多年医生，从来没见过这种把注射器插入病人的嘴里的抢救方法。医生解释说，呼吸机没牙垫，他们发现用注射器代替效果挺好，于是就在院内推广起来。看来他们颇具“创新”能力。呼吸机怎么会没有牙垫？陈晓兰提出要看看产品说明书，说明书是医疗器械使用的法定依据。他们却推说找不到了。
突然，医生发现老人的血压还有，呼吸还在，心电监护器上那条波动的曲线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扯平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医生立即组织抢救。在“叭叭”的电击中，老人的身体上下跳动。家属看着老人被这般折腾，万箭穿心。忽然，医生停止了电击，原来老人的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是心电监护器的导线被碰掉了。导线接上了，那道可爱的波动曲线复现了。这是多么低级的错误，会有心跳停止，血压和呼吸依然还存在的现象吗？医生怎么退化到了只会看仪器，不会摸脉搏的地步？
“这种抢救药在短时间内注入体内才有效，怎么能选择输液？你们把药放进500cc溶液中，那得什么时候输完？”陈晓兰问道。
“我放了10支药，肯定能达到疗效。”医生说。
“这样就超剂量了，我舅妈还能醒过来吗？”
“你们以前的医生不懂，我们现在……”
“你懂什么？临床经验是积累出来的，不是读出来的。对肾衰的病人，你一天就给她输液6000cc。3000cc就足以把她的所有血管胀开！在病人尿少和无尿的情况下，输液要有所限制，用量应该是前天的出量再加400～500cc，否则液体进去后，怎么出来？胀也把病人胀死了。你这是治病吗？你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药都给输进去，然后跟家属收钱。家属花钱的目的是抢救亲人，你各种药超剂量地都给她输进去，她不是死于这种药，就是死于那种药！”陈晓兰气愤地说。
老人住三天医院，花了8645.62元，其中药费5591.46元，治疗费460.34元，化验费934元。在抢救中，医生给老人开了七支泰能亚胺培南（其中有三支不知去向），每支218元。在泰能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一栏明确说明：“过敏、严重休克或心脏传导阻滞者禁用。不用于脑膜炎治疗。肾功能衰竭时须调整剂量。”陈晓兰认为，在舅妈住院抢救的三天，最能体现医生技术水平和价值的花费只有34元。医生却认为：“对于她这种病人来说，这是个很一般的数字。”是啊，难怪病人不敢进医院。
陈晓兰请医生检查舅妈的瞳孔。没想到，在这家现代医疗设备齐全的三甲医院居然找不到一只常用的诊疗用具———手电筒。陈晓兰只好从手袋中取出手电筒递过去。陈晓兰已发现舅妈瞳孔扩散，对光反射已经不存在，手脚出现大片淤血，实际上已经死亡，心跳和呼吸之所以还有，那是在呼吸机与药物作用下的一种假象。
“扩散没有？”她问。
“没看到边缘。”医生说。
这是什么话呢？瞳孔扩散还是没扩散，病人死了还是没死，连这一点都判断不出来吗？陈晓兰要求撤掉呼吸机。医生说，只要病人心脏还跳就不能撤，要撤需要征得上海市医保局的同意。荒唐！陈晓兰拨通医保局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可能作出这种规定。
“你在撒谎。医务人员是不能撒谎的！”陈晓兰气愤地说。
“我记错了，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医生说。
“你们哪位院长规定的？你讲吧，我可以打电话问。”
“不不，是我们科主任规定的。”
“你们科主任我认识。”陈晓兰说。
医生不吱声了，只好同意撤下每小时收费8元的呼吸机。当医生拔掉插在张印月嘴里的注射器时，鲜血和血块从嘴里喷涌而出。这又是陈晓兰从来没见过的现象。医生解释说，这是病人牙齿出的血。可是，她满口的假牙，难道假牙也会出血？
老人死了，在医院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在去世的前五天里，老人的尿量只有40毫升。可是在最后这三天里，医生给她输液1.9万毫升（约19公斤）。她是背着沉重的药液离开人世的。
在SFDA的药品法则里写着，100毫升以上的输液叫大输液。国际医生的用药原则是：能口服的不肌注，能肌注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可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输液却成为当今医生的首选。医学专家认为，“输液产品是直接进入人体血液的药品，哪怕将0.05毫米直径以下的不溶性微粒带入人体，微粒也不会被排出，能造成静脉炎、肺动脉炎、肉芽肿、栓塞等，灭菌不彻底的药品还会造成中毒甚至死亡。”在国外，大输液前需要病人和家属签字，病理科主任签字，药剂科主任签字。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只有3亿瓶。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已达到32亿瓶。“其中，一种新型包装的大输液产品，国内制药企业一下子从国外引进了37条生产线，此外还有10多条生产线正准备投产。”大输液成为中国制药行业5大制剂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估计，全球每年人均注射3.4次，其中不安全注射的比例高达40%,造成全球每年有2170万人感染乙型肝炎，在新感染病例中占32%；使200万人新感染丙型肝炎，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40%；使26万人感染艾滋病，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5%，在南亚，这一比例可能已高达9%。另外，肝癌的28%和肝硬化的24%也可归因于不安全注射。全球每年死于不安全注射的人数达50万人。在全球，不安全注射使130万人提早死亡，其中我国占29.4%；造成2600万寿命年的损失，直接医疗费用达5.35亿美元，我国占26.5%。”流行病学家、计划免疫学家王克安说：“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160亿次各种注射，其中95%以上用于治疗目的，约3%为免疫预防注射。据报告，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途径给药代替的。”
陈晓兰认为，大输液的泛滥也是一种医疗腐败现象。她正在收集有关大输液的证据，准备向国家卫生部反映。
医疗腐败如同从高山上滚下来的雪团，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呼啸着向病人的头上砸来。如果说陈晓兰父母的死是医生的失职的话，舅妈的死则有点谋财害命的味道了。那么后边发生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沈阳的敲骨吸髓事件”等震惊人寰的事件则是医疗腐败的“深入发展”。
医疗腐败日益猖獗了，如制止不住将会出现雪崩，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啊！
“陈医生，您又来反映问题了。”在SFDA的电梯里，官员们跟陈晓兰打招呼。她已经进京34次，SFDA的门槛已被她踏平了，跟这里的人也都混熟了。有时，她需要复印资料，不用像那些上访者满大街找复印社，在他们的办公室就复印了。
“来了。”她回答道。不来怎么办？问题没解决，伪劣医疗器械还在全国各地泛滥。
“在医疗器械领域，唯一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可是，在这一条例中却没有对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进行定义，也没有相关的处罚条款。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不能只取利润，不承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另外，应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追究其刑法责任……”这种话，她不知在SFDA说过多少遍。
“陈医生，这些问题你最好到卫生部反映，让他们解决。”一位SFDA的官员对她说。他是球技精湛的“足球门卫”，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挡在球门之外，或把它踢回，或传给他人。
“不，不。到卫生部只能反映医风医德的问题，医疗器械的注册、销售、使用都归你们药监局管。你们的权力很大，连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都归你们管。可是，你们连说明书都没管好。几乎所有医疗器械的说明书上都写着‘或遵医嘱’。遵医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医生想给病人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说明书还有什么用？”她可不是一般的中锋，不仅进攻性极强，而且对各部门的职责了如指掌。
她来到11层01办公室门口，轻叩两下，随即推门而入。一位胖胖的、脸色黧黑的官员坐在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前。他衣着朴素，看上去有几分憨厚质朴，身后耸立一面共和国国旗，桌上插着袖珍国旗。他就是SFDA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自SFDA成立，他就出任这个司的司长，在医疗器械领域是位呼风唤雨的人物。前不久，他还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这位司长并没有因为她的贸然闯入而表现出不快，热情地让她坐下。她在他的对面坐下，再次向他反映情况。他似乎在听，可是对她既不反驳，也不首肯。她讲累了，口干舌燥了，停下来，望他一眼就把目光转向了他身后的国旗。郝和平啊，你怎么也应该对得起这面国旗吧！
郝和平这人很平易近人，不论陈晓兰说什么或怎么说，都不愠不恼。不过，她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位执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官员这耳听那耳冒。他可不像那些手下的小官吏去挡你的球，而是敞开球门让你猛劲儿踢。当你踢完之后，汗流浃背地坐在地，再看一眼球门，立马就傻掉了，里边空空如也，踢进去的球早已没了踪影。你还会爬起来继续踢吗？陈晓兰却踢了下去，她是一位百折不挠、执著不已的中锋，一次次去攻郝和平的球门。
“司长的办公室，你怎么可以随便乱闯？”SFDA有人不满了，指责她道。
“我反映的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应该他管他没有管好，我怎么就不能进去跟他说？再说，我已经象征性地敲两下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
在SFDA，陈晓兰不仅只找郝和平，还先后跟四位副局长反映了八次问题。一次，一位副局长听完她反映的情况后，让身边的郝和平和另一位司长把手机号码告诉她，以便联系。这有何用？当面反映都解决不了，在电话里谈能解决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感激那位副局长。
卫生部下文了，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光量子。可是，厂家还在成批生产，一箱箱光量子销售到全国各地，在一些医院它还是主打治疗。陈晓兰专程去北京，要求SFDA撤销“光量子”的注册证号。郝和平不作为，他手下的官员说：“既然卫生部已经取缔了，那么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你们不撤销它的注册证号，它就是合法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就要继续生产，医院要继续使用！”陈晓兰说。
可是，她人微言轻，球踢进去了，算不算数，官员们说了算。他们想管就管，不想管她又奈何？
在一次SFDA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端坐在会议圆桌的上首，身边围坐着郝和平和其他司的司长，陈晓兰坐在圆桌的下首。当副局长听完她所反映的“光量子”等医疗器械的情况后，当即给郝和平布置了五项任务。
“以医疗器械司为主，以市场司为辅，根据陈医生提供的证据，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由SFDA和陈医生分头请，双方数量相等。”副局长说。
“我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名临床医生。”陈晓兰说。
“不，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副局长肯定地说。
陈晓兰长长喘口气，这次没有白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没想到，郝和平一出门就把五项变成了两项，到了下边的处室两项变成了一项半，副局长的指示还没出SFDA就流失了70%。
专家论证会终于召开了。郝和平没有让陈晓兰去请跟她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三天才通知她参加会。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备战，她连续3天带着黄瓜和馒头，跑北京紫竹院的图书馆去苦读，去收集资料。
论证会开始时，在专家们面前，陈晓兰不敢讲话。听北京的一位专家讲某种医疗器械如何好，她憋不住了，对那位专家说：“您先等一下，不要说它好或是不好，如果您是中医请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西医，请您告诉我，治疗后血液的黏稠度是多少，列出伯努力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她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再发言。他并没有因此而记恨陈晓兰，在一次陈晓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的某位专家攻击陈晓兰，说她是工人。这位专家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工人，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坐在这里论证了！”
在讨论光量子时，G官员不准陈晓兰提石英玻璃输液器，因为它是药监局注册产品。陈晓兰只好讲氧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溶液中会有化学反应。G官员马上对生产厂家说，“陈医生对你们在盐水和葡萄溶液中加氧有意见，你们能不能在说明书上不加那些文字？不加就不加了。”似乎他是他们的老板。
陈晓兰接着说，用紫外光照也不对。
“那么把紫外光照射那部分的文字也改了。”G官员说。
“G官员，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光量子就是由这些组成的。这就像一幢三层楼房，你不要一楼，也不要三楼，那么那幢三层楼房还存在吗？”陈晓兰不快地说。气氛顿时紧张了。
“陈医生，你打这个比方我听不懂。”G官员瞪着她说。气氛有点儿剑拔弩张了。
“是啊，你现在听不懂，回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她毫不让步地说。全场寂然，时光似乎凝固，不再流淌。那毕竟是高层的论证会，与会者见过的世面多了，沉寂很快就被划破。
“你不是有乳腺癌吗？为什么不用‘光量子’来治疗一下？你说它好，你自己不用让别人用，你只能诓人家，诓不了自己。”当一位专家大谈特谈光量子好时，陈晓兰忍不住质问道，流淌的时光又停顿了。
“她那癌症跟别人的不一样。”有人打圆场说。
“有什么不一样？癌就是癌，跟癌不一样那就是瘤了？”陈晓兰想，你不要耍花样，以为别人低能！
当论证光纤针时，G官员又喋喋不休地大讲光纤针效果如何好。
“你不是有糖尿病么？光纤针不是能治糖尿病么？你为什么就不试试呢？”陈晓兰质问道。
“哦哦，我不试，我不试。”G官员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了。
“你明知道那东西根本就没有疗效。你自己不用，却让全国的病人用！”陈晓兰一针见血地指出。G官员尴尬地闭上他的嘴巴。
她对国家药监局越来越不满，对郝和平这种欺上瞒下的作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医疗器械司的职责是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订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陈晓兰怀疑郝和平等SFDA官员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药品生产厂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是故意不作为，利用相关条例的漏洞牟利。
一次，她对SFDA的一位副局长说，郝和平阳奉阴违，在监管上不作为。事后，SFDA的一位官员说，“你老告郝司长的状，说他的坏话，这不对。要知道郝司长多次帮你的忙，开第二次光纤针的论证会时，你们上海的专家都攻击你，有人说你是工人。郝司长用手指叩着桌面说，你们不要这样评价陈晓兰，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请你们到北京来开会，要论证的就是陈晓兰提出来的问题。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只有陈晓兰不是为自己，她没有私心，为的是病人利益。”
难道郝和平说她好，她就得说郝和平好吗？中国医疗改革20年，“光量子”泛滥了15年，老百姓的数以百亿的救命钱被它吞噬掉了，无数家庭被害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能说跟郝和平这位SFDA的审批大员、医疗器械司的司长没有关系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陈晓兰总结的是，SFDA有100%的权力，却没有任何责任；卫生监督管理局有95%的权力，只有5%的责任；医疗保险局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这样怎么会不导致医疗腐败，医疗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
一次，陈晓兰去SFDA，经常接待她的官员大都不在。
“那几位去哪了？”她问一位熟悉的官员。
“有出国的，有去献血的。”那位年轻的官员说。
“那你怎么没去？”她奇怪地问。
“我才不去呢，那么脏。”官员说。
这句话犹如搬起石头砸在她的心，你们是监管医疗器械的权力机构啊，知道那些医疗器械脏，自己不去用，可是你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全国的病人用。我的爸爸妈妈用的就是这些脏的医疗器械啊。她的心碎了，泪流满面地走出SFDA的大楼。
她顶着寒冷的西北风，泪流满面地走在街上。从SFDA到旅馆只需10分钟的路程，她却转悠两个来小时。她伤心啊，委屈啊，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SFDA的职责，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她在没有工资，没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举报假劣医疗器械花去了近10万元钱。为节省几个钱，往返于京沪她尽量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她站到济南，脚肿得站不住了，狠狠心补了一张上铺，仅仅因为上铺便宜那么几元钱，年过半百的她要爬上爬下。她喜欢清洁和安静，刚进京上访时，她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的普间，后来降为30元的地下室。
这次，她原打算在京待3天，没料到要找的官员出国了，她只好等了10天。带的盘缠越花越少，她只好天天啃馒头喝开水，甚至连３元钱的澡都不洗了。最后，只剩下买一张返程硬座票的钱了。可是，她一次次地跑北京，有多少次是有效的、是对那些官老爷那麻木、冷漠的心灵有所触动的？有多少次是无效的，是劳民伤财的呢？她的泪越流越多，脸颊沙得难受。她感到自己无法面对死去的父母和支持她的女儿，也无法面对自己，还有那些病人。眼泪哭干了，她回到旅馆。她不愿意让旅馆的老板知道自己哭了。那位老板听说她是为举报医疗腐败而进京的，对她非常照顾，30元宿费只收她20元。
她举报的那些伪劣医疗器械，多数都是在药监局注册的，在产品鉴定书上有专家签名的。难道那些专家不学无术，还是药监局的官员被蒙骗了？
2005年6月，SFDA的局长被免职。7月的一天，陈晓兰去SFDA时，一位官员欢欣地告诉她：郝和平因涉嫌商业受贿被刑拘。陈晓兰没有感到大快人心，而是感到了沉重。2001至2004年，经SFDA注册的境内医疗器械产品平均每年高达7370种。200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仅批准了52种使用新技术的新医疗器械，公布了3365种使用现有技术的医疗器械。在每年注册的7300多种医疗器械中，哪怕其中仅有一两个伪劣产品，她就是一辈子也举报不完！
6个月后，SFDA的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官员被“双规”，随即被正式批捕。医疗器械注册和药品注册是SFDA的两大“主业”，随着两位行政审批大员的被捕，引发了一场地震。陈晓兰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说，郝和平等贪官不仅是经济犯罪，更重要的是渎职！他们放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坑害了全国的百姓！
2005年9月5日，SFDA局长接待日，这次只接待陈晓兰一个人。一位副局长绕过长长的会议桌走过来，跟她握手，真诚地说：“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这是陈晓兰第9次参加SFDA局长接待日，也是她第32次赴北京反映医疗器械问题。这次她反映的是“静舒氧”的问题。
“静舒氧”这东西太有诱惑力了，就像一条传送带，这边放上它，那边就传过来一捆一捆的百元现钞。陈晓兰却把传送带割断，将“静舒氧”打入地狱。她冒着生命危险来到Y省。
她被一些人围困在医院……
陈晓兰第一次见到被称为“静舒氧”的东西，是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那是一个绿色的塑料小瓶，与之配套的是一根长长的针。据说这种东西很神，可以在呼吸系统之外，为病人“再架一条给氧通道”，“在病人输液的同时使氧气直接溶解到液体中，以溶解氧的形式直接供给组织利用，减轻组织缺氧，即内给氧，再配合吸氧，从而达到治疗各种缺血缺氧性疾病的目的。”
陈晓兰的同学L的父亲接受的就是“静舒氧”治疗，在那次的2600多元治疗费中，有2100多元被它吃掉了。他是具有相当级别的离休干部，这些开销由国家买单。
L和母亲都是医生，她们对“静舒氧”表示怀疑，请陈晓兰去看看。
“这肯定是个骗局。按生理学原理，氧气吸入人体与红细胞化学结合后，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氧气直接输入静脉怎么能提高血氧饱和度？高氧血在静脉里是否会引起血管壁氧化脆性？”陈晓兰说。
于是，L跟护士长说，不要再给父亲使用‘静舒氧’了。
“没事的，反正也不要你们出钱，给他用用也没关系。”护士长坚持要用。
“我去买瓶敌敌畏请你吃，你吃吗？我也不要你付钱。你肯定不吃，你知道有毒。可是，这种器械可能会对人体有害，你却非要给人家用。”陈晓兰气愤地说。
可是，“静舒氧”是经过上海医学会临床试用准入论证的，五位专家均同意准入，无一人不同意。陈晓兰在“静舒氧”的说明书上发现，那绿色塑料瓶子里充的根本不是什么氧气，而是洁净空气。可是，这洁净空气却比氧气还昂贵，一小瓶37元。
陈晓兰一次次赴京向SFDA反映，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2005年，SFDA终于下文严肃查处“静舒氧”。她以为这下“静舒氧”可以寿终正寝了，不能再坑骗病人了，没想到这时，她接到了Y省的医疗器械销售主管Ｓ的电话。
S说：“如果不是你举报，在2006年全国每个病人在输液时都会挂上一瓶‘静舒氧’。你截断了那些人的财路，他们恨死你了。不过，我却认为你很伟大。”
“我没有你们想像那么伟大，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不知深浅的时候，觉得是对的就跨了一步，没有去想跨出去的那只脚能不能站住，所以每一步都跨得挺艰辛。”她实事求是地说。
S说，他们给省里的两位主管官员20万元。可是，在论证会，七位专家却没有一人同意准入。他们原以为用20万元搞定那两个官员，让那官员把专家搞定。没想到，官员没把钱分给专家。专家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们不签字“静舒氧”照样进入了Y省。他说，Y省的“静舒氧”除了7台之外，都是经他的手卖出去的，总共600多台。
他说，他早就知道“静舒氧”是骗人的。一次，他到下边给当地的官员和医院的头头送回扣，在那里见到一对年迈的村民。老太太患有心脏病，老汉好不容易凑了百八十元钱，陪着她去看病。结果，医生就给老太太开了两针“静舒氧”。老汉满怀悲凄地说：“70多元钱就扎这么两针，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针咋就这么金贵呢。”老头说着说着就老泪横流。老人的话像巴掌似的打在他的脸上，S转过脸去，哭了。这哪里是推销器械，这是在作伤天害理的勾当啊！他决心洗手不干了。
可是，“静舒氧”太具诱惑力，就像一条传送带，这边把它放上去，那边就传过来一捆一捆的百元现钞。厂家以每针6元钱的价格卖给他们，他们以每针23.17的价格卖给医院。他想，我不推销“静舒氧”别人也会推销。对那些病人来说，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再说，我们这些人不从这些病人身上赚钱，从谁身上赚呢？于是，他又做了下去。
一天，在外地的母亲来电话说，她病了，在医院扎了几针，很贵。他问妈妈，那针是什么样的？妈妈说，有一个绿色的塑料瓶，还有一根长长的针……他立马明白了，那就是“静舒氧”。他叮嘱妈妈千万不要再扎那种针了。放下电话，他一拍大腿，真是报应！他推销的“静舒氧”用在了他妈妈的身上。后来，“静舒氧”给央视曝光了，他也就从医疗器械公司辞职了。
“Y省的一些地方还在用‘静舒氧’，尤其是C地区。不过，你千万不要来，他们跟黑社会有联系。”
可是，不去就没有证据，没证据就不能举报，不举报“静舒氧”就要继续坑害那里的病人！
2006年3月，陈晓兰来到Y省的省会，随同她前往的是央视的三位记者。
在宾馆入住后，她就给S打电话。他很快就过去了。她说，还有两位朋友，想一起聊聊。他说，不是两位，而是三位，你们一起来了四人，一位住在外边，两位跟你住在宾馆。入住后，你们调过一次房间。陈晓兰惊呆了，突然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在这里，你不能出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你在央视是露过脸，网上还有你的照片，他们会认出你来的。”
“可是，我又没伤害谁，我只想让病人不遭受伤害。我又不想得到任何好处……”她望着S说。
“谁拦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就要干掉谁。你千万不要去C地。”
可是，陈晓兰他们还是去了远离省城的C地区。他们昼伏夜出，一天，晚上出来吃饭时，突然陈晓兰心酸地说：“怎么那些造假、售假、用假的人变得光明正大，我却变得鬼头鬼脑的。”
在要回来的那天上午，他们去了一家医院。听说，他们在使用“静舒氧”，可是在医院转了好几圈儿也没见到。陈晓兰只好故意弄脏手，然后跟护士借肥皂，趁机查看护士的工作间。几个楼层都看过了，没有发现。在准备撤离时，她提出去跟医生打听一下。记者连忙阻拦，那样太危险了。她说，我们不能白来。
“我是从上海来的，想了解一下‘静舒氧’的情况，听说你们一直在用。”她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对一位医生说。
“我们医院这个月没有用。不过，上个月还在用。”那位医生很诚实地说。
“那么器械放到哪去了？”她问。
他带他们去找护士长，护士长又把他们带到办公室，从工作台下边取出三台“静舒氧”。央视的记者急忙进行拍照。
“你是哪的，销售公司的？”突然，护士长觉得有点不对头了，问陈晓兰。
“不是……”陈晓兰本可以哼哼哈哈搪塞过去的，可是她不会撒谎。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把拍完的带子都给我留下来！”护士长变脸了，说着掏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片刻，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多人，把他们团团围了。
“你们不交出带子就别想出去！”他们凶狠地说。
这时，一位个头很高、穿着黑衣服的男子走进来，一眼盯住了陈晓兰。原来他是这所医院的设备科主任。
“我在前天的电视上见到过你。我已经通知供货商了，他们马上就到了……”
供货商来了，这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造假是违法行为，你通知他们来是什么目的？那样的话，我不仅要打110报警，还要给你们当地的药监局和卫生局打电话报案！”陈晓兰气愤地说。
那位主任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用的“静舒氧”不是从医疗器械采购部门购的，而是厂家直接送进医院的。这是违规的。
“到这里来的不是我们三个，外边还有一帮记者。我们事先约定，如果11点钟我们不出去，他们就要进来。”记者吓唬地说。
最后，那些人无奈地让开一条路，陈晓兰他们终于逃离医院，当天带着证据乘飞机返回上海。
尾声
傍晚，上海嘉定公墓，碑碣如林，万籁俱寂，光阴恍若辍止。
陈晓兰坐在墓前，沉浸在手捧的书中。夕阳轻抚她憔悴而苍老的面容，在风儿的撩拨下，花白发根钻出来。夕阳带走了最后一道光线，她站起来，深情地望着眼前那两座墓：一座墓是爸爸的，一座是妈妈的。这里是她心灵的家园，每当心情烦躁时，她来陪父母坐一会儿，跟他们唠唠，在墓前读一会儿书。
她从来不给父母烧纸，只给他们读报读刊，将医疗领域的反腐败情况告诉他们，甚至将一些文章烧给他们。她知道他们最关心的是医疗界能否清除污染，让病人有一个安全的放心的医疗环境。
2006年，她获得央视“3.15质量先锋奖”。9年来，在她的举报下，7种伪劣医疗器械被禁用。可是，她也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抗击医疗腐败，她呕心沥血，饱经风霜。过去她不仅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而且长得也漂亮；如今她比实际年龄老许多，脸上过早地出现了老年斑，她越来越害怕照相和上镜头，自己看了都心酸。她经常夜以继日地写举报材料。一次，她想从电脑桌前站起来，突然感到心慌气短，绵软无力，摔倒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她打电话给一位同学。同学不在家，同学的丈夫焦急不安地说：“你千万不能去医院啊，有些医院和医生都恨死你了，别让他们再对你下黑手……”
“放心吧，我不会去医院的。如果我生病了，我就挺；挺不过去，我就死。我绝不能带着一身的药去西天，让女儿背下一身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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