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梦 黄河大移民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二十八万多陕西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养聚息的热土，迁移异土他乡……
三十八年后，人口的自然繁衍，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增至四十五万多人，他们中的一部分重返家园，但故园己非旧时貌；他们中的相当多人，仍在当初迁移的渭北高原沟壑区。
历史是相当沉重的。
它制造了一个延续了三十八年的悲剧，铸成了几十万苍生的不幸与苦难。
1994年初刺骨隆冬，作者驱程几千里，接触了这个由一段光怪陆离的历史造就的特殊贫困群体：陕西移民部落。
第 一 章
光荣与逃亡
1、记忆中总是有雨。远迁宁夏的先遣队员
“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迁回库区那天还下雨……”
――记忆中总是有雨，下雨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家园。
1956年秋，首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遣队5208人出发了。情形有点像凯旋军远征，又有点像当年解放区人民欢送子弟兵，先遣队员们披红戴花，喧闹的人群敲锣打鼓，村道上，大路边，卡车排成一条长龙，在人们的挥手、热泪、祝福声和羡慕的眼光中，卡车鸣笛上路了。
村村落落，队队卡车，汇集成车的洪流，向西泻去……
先遣队员们有资格骄傲。他们是陕西朝邑、大荔、华阴、潼关几县几十万农民中的“好儿郎”，获得“先遣队员”称号是不容易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当时的红头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与贫下中农为主，适当吸收部分上中农；地主、富农、管制分子们不在入选之列。制定于1955年9月的渭南地委宣传部《建设三门峡水库的宣传提纲》中写道：
三门峡水库是咱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对国家和人民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这叫咱们的人看起来，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咱们的好事情，反革命分子却是极端仇视的。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
基于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观念，先遣队员的审批必须经过三道程序：农业社讨论通过、乡政府审查、县政府批准。当一件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诸如“光荣”、“荣耀”的代名词时，人们的荣誉感便被大大激发起来了。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在移民中出现了父子兄弟相争、夫妻相劝踊跃报名的动人场面。仅大荔县杨村，分配名额 154名，报名的就有1087名，其中兄弟相争的105起，妻劝夫者194件。南洛乡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在多次报名不予批准后，当众咬破手指，写血书以示心迹。朝邑县苍西村一个老太太为儿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先遣队员”激动得睡不着觉，怕媳妇一个人赶制不出活计儿子走时耽搁了寒衣，一大早起来拐着小脚跑五里路把女儿叫回娘家帮忙缝衣，老婆婆说：“政府叫我们到那里一定比我们这里好，因为自解放以来政府就没说过哄人的话。”
政府在百姓中拥有崇高威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弃离家园踏上漫漫西行路。
义和村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在华阴滩上有着一大片肥沃土地，这个村首批先遣队员87人，全是三四十岁正当年的棒小伙儿。合作社副主任屈建忠，当年是这支先遣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先遣队员张西育，当年是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不足十八岁的小伙子。屈建忠去，因为他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负有一种神圣的责任；张西育去，因为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长这么大没有离开过陕西，他想要远走高飞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无论出自何种动机，出发的那天他们相当激动和自豪。两位老汉谈起当年的情景：
“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一行十五辆卡车往宁夏去。五天路程。途中政府安排得很好，让吃好、喝好、休息好、照顾好。沿途设有食宿站、水站等，饭尽饱吃，连吃带拿，上路前每人带两个馍，晚上睡大通铺。最后，我们来到了宁夏贺兰县平吉堡……”
一到平吉堡，他们傻眼了。
平吉堡靠贺兰山，沙漠边缘地带，半人高的茅草，无草的地方光秃秃一片；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仔细看去．老鹰印下的爪痕赫然在目!关中人吓得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义和村人在这片荒滩上搭了两个半草庵子，来年春天．在当地人用拖拉机浅浅地翻了一遍的土地上播种下四十亩麦子。他们在此安家了。
……
亲人们翘首以待。不久，第一批信息反馈了回来。西平洛村一个青年写信说：“父母亲大人心放宽，你儿住的荒沙滩；鞋底纳密底纳厚，你儿走的石子路。”大面积逃跑开始发生。据朝邑1956年9月“部分移民返朝情况”报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 “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想法。”
逃跑的人分南北两路回来。
“北路军”长途步行，穿越内蒙古沙漠，翻山越岭，路途艰险，粮断水绝，濒临绝境……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
“逃亡者” 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听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
风波波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一个老妈妈在地里拾棉桃，想起远在宁夏此时或许正在“受苦受难”的独生儿子，一屁股瘫坐在棉花地里，悲声大哭。
另一个老妈妈，疯了，傻了，不吃不喝，满村跑着找儿子，嘶哑着嗓门，叫魂似的一遍又一遍喊着：“儿呀，你回来!……”
一群老婆老头，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乡长骂社干部，手捣着鼻子溅着唾沫星子骂：
“你那时候说有多么好，现在都跑回来了，究竟你们是说话哩还是放屁呢?”
2．大饥荒的阴影。杀子的父亲
再动员就困难多了。无论如何，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都更有说服力。
老移民王景仁回忆当年情景说：
“五七年秋又让去宁夏，不情愿去，不行。干部说，‘不去，井你跳去!黄河去跳去!没盖盖子!’派人绑绳把房拉倒，亲戚全家人哭得像泪人儿，就这样，我们一家十几口。母亲、哥哥一家，我带一儿一女(妻已去世)，迁陶乐县……”
不情愿也得上路。当时的情景多少带有点强迫性质，有的躲到亲戚家里，被搜出来；有的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跑回来又被送走。上路时再不是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如同办丧事一般，老婆老头们坐上马车的一刹那哭天抹泪地嚎啕大哭，拍胸顿足骂移民干部：“哎哟哟，我的催命鬼哟!”
“移民们既舍不得离开祖先的地方，又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心疼地哭着走的！泊子乡张乡长亲自护送本乡移民到宁夏，乡长怕车颠了老婆老汉们，让他们坐卡车前边，自己挨车帮子坐。一到固原以北，荒秃秃的沙漠，老婆老汉们伤心地哭了，坐在车里面对面地骂乡长：‘张乡长、张乡长日你妈，你把我送到你妈的×里去了! ’乡长无奈，又赔笑脸又说好话：‘好伯伯，好妈妈，你甭骂我张永清，到你过上幸福的日子，你就想起我张永清’……”
大荔县移民干部任茂全如今是位硕健的老人，1956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和移民工作结缘，在张乡长挨骂的时候，负责护送移民的小伙子羞红了脸，心情极为复杂。
到陶乐县要过黄河，移民坐在黄河边就是不愿渡河而去，詈骂声不绝于耳，当然都是对着他们的“冤家”移民干部；移民干部要真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厚着脸皮“迎战”移民的语弹骂雨：“你骂我受，反正我把你送到这儿了!”
……
1957 年秋，陕两省移民办主任老宋到宁夏去看望移民，走着走着，平平的地面突然塌陷一个深坑，宋主任猝不及防掉进坑里，沙土差点覆没了他。这就是宁夏移民安置区。严格地说，这是一批迁徙到边塞地区的垦荒者。那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移民形容当地气候是“一年一场风”，塞外荒漠，长年刮风不止，从春刮到夏，从秋刮到冬，风起之处，黄沙漫卷，遮天蔽日，道路消失了，伸手不见五指，混沌天地一片。同风的肆虐和慷慨恰成反差，雨、雪、水格外吝啬，落雪了，下雨了，不足五分钟，连地皮还来不及浸湿，一场狂风刮来，雪住雨停。黄河大浪滔天，但在这里，奔腾咆哮的黄河纤弱得用抽水机抽不出水。大自然在这里制造了一个黄尘和流沙的世界，由于长年下不了一场透雨透雪，这儿尘土没及膝盖，大风卷着黄沙往一起旋，眨眼工夫堆积成无数沙丘，关中人做梦也梦不到这么大的风这么多的沙，晚上进了屋，第二天早晨，房门被流沙堵得死死的，犹如被活埋在沙丘里。
这儿的民俗也叫关中人吃惊。当地人的“天然粮仓”在泥屋顶上，看不见谷堆麦囤，也看不见牲口圈，空地上插几根木棍棍，牛呀马呀就“露宿”在外。陇牛居然适应这种简陋的饲养方式，既不跑丢，也不患个头疼脑热；秦牛却不然，尽管移民们心肝宝贝似的疼它爱它，精心照料着这些伴随他们千里迢迢来此安家落户的家乡牛，可它们，还是一条接一条地永远闭紧了牛眼，再也听不见主人撕肝裂肺的哭喊和呜咽……
义和村带去的二十多条牛，没有多久，死光了。
秦地牛死亡的原因，主要是不服水土气候。
人也很难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更大的威胁和不幸。还不是来自大自然。
其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公社化”随之带来“食堂化”。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大饥荒。用“饿殍遍野”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一场真正的“人祸”。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死于那场大灾难。对于这些背井离乡远迁内蒙古沙漠边缘地带的移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船漏偏遇顶头风……
饥饿降临了。这里的土地对陕西移民非常刻薄。当地人种的是水地、熟地，移民开垦的是荒地、旱地。干旱又像驱逐不走的妖孽，关中农民在失去了赖以生计的耕牛以后肩扛手犁抛洒下大把大把汗水好不容易播种下的麦子，两个月以后，它们竞冒不出那片喜人的新绿，扒开松松软软的干土，一看，麦种仍原模原样地躺在那里!农民颤抖着手捧起麦种，仰望苍天，泪流满面，诅咒，诅咒这不赐给他们粮食的陌生土地!
87 户义和村人再迁陶乐(由于外迁任务压缩，他们从黄河东岸的贺兰压缩合并到黄河西岸的陶乐)，他们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七斤半，佐以不多的土豆和红萝卜。今天的前义和村人却能“自豪”地告诉笔者：“在陕西移民中，我义和村人副食生活还是最高的。”为了活命，他们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煮煮充饥。他们也铤而走险，由“良民”变为“盗贼”，夜黑人静，扛上个破口袋，去偷当地人的玉米，这种“营生”当然风险，被当地人逮住打个半死不活。移民迁移之初，按政策规定只准带800斤行李，桌椅板凳箱箱柜柜早已处理，此时，他们能卖的只有随身带去的被褥衣服，用身上衣去换口中食，一斤红萝卜1．2 元，一件衣服也就是一斤红萝卜。1958年刚刚复员就随家迁移到贺兰县一农庄的陈向荣，全家十一口人最后卖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倾家荡产了。活命却是那样艰难。
移民干部张维德，当年是个不足二十岁的小伙子，他有一次亲身体验的经历。在移民点上，他迫不及待地端起了饭碗，他饿了，长途跋涉后小伙子早已饥肠辘辘，但农民捂住他的碗口，告诉他：“不是乡党舍不得让你吃，娃呀，听乡党一句话，你该吃两碗，只吃一碗；该吃一碗，只吃半碗。”张维德疑疑惑惑地看看碗中食。这是一种当地人叫“派子”的草籽搅拌着胡萝卜蒸成的饭，咽下之后，到下午就感觉肚子胀痛起来，异常难受。“乡党”流泪告诉他，有些人就是这样胀死的。贺兰一农庄八村有个老汉，吃了糠皮皮(即谷糠)蒸成的馍，肚胀拉不下来，儿子拉车把他送到35里外的银川医院，灌肠后，老汉嚷着想吃碗面条，儿子四处求告总算满足了老爷子一点微薄的心愿，可是，一碗面条吃下去，老汉却翻了白眼，撑死了!儿子抚尸又哭又笑：老爷子总算落了个饱死鬼!
饿得实在招架不住，有人想出了“辣子疗法”，一家之主的老汉们背着家人偷偷到合作社买点辣子酱，晚上冲上点喝下去，空空的胃囊里呛起阵阵辣潮，辣感觉麻醉了神经，在一种奇特的烧灼般的快感中迷迷糊糊进入梦乡。这些老汉因此而嗜辣成瘾，许多年后，没有那半碗辣子水就很难入眠。
活下来的老汉老婆是幸运的。复转军人陈向荣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移民村落的土墙根下一溜蜷缩着身子晒太阳的老婆老汉，“脸一浮肿，时间不长就毙了(死了)。”前几天还蹲在墙根底下的一个老汉，过几天不见了，不用问，就知道这老汉已命归黄泉；到来年春天，当荒漠上的太阳暖暖融融地普照在人们身上，蹲在墙根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
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变得异常残酷。亲情也变得冷酷无情，骨肉亲人为你死我活自相残杀。贺兰县一农庄大队书记苗茂堂的亲弟弟苗茂盛饿死了，年仅三十岁。副书记薛明寿的哥哥和弟媳妇(副书记的妻子)为抢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争来夺去，双方都死死抓着碗沿，稀饭在争夺中全部被泼洒在地上，大伯子哥和弟媳妇都傻眼了，遂放声大哭，不为姻亲关系的沦丧而哭，哭的是那碗没到口的稀饭！更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父亲叫薛辛友，儿子只有六七岁，那天在“食堂”，男孩缠着父亲要饭吃，父亲愁容满面地望着啼哭不已的儿子。他没有饭。他自己也快饿死了。儿子的哭声撕肝裂肺。小男孩理解不了父亲的尴尬，嘶哑着嗓子哭闹得愈发厉害，父亲发怒了，瞪着一双饿得昏花的眼睛，饿鹰般张着双臂扑到儿子面前，摇撼着儿子瘦小的肩膀，一声非人的嚎叫声冲出胸膛：“说！你要吃饭，我把你捏死！”――儿子还是要吃饭！哭声越来越弱，最后，儿子瘫软地躺在父亲脚下……做父亲的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望着从此不再会啼哭，也从此不再会喊饿，从此再也不会“要吃饭”的儿子，父亲笑了，瘆人地疯笑了。法律不宽恕任何有罪之人。当地公安机关逮捕了薛辛友，杀子的父亲以 “谋杀罪”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投入监狱。四天后，这个“杀人凶手”毙命于大牢。有罪的父亲紧随着无辜而屈死的儿子相会在另一世界……
三十多年后，当年贺兰县一农庄党支部书记薛武亭讲起他亲眼看到的这幕杀人惨剧，老汉哭了，哭得泣不成声，哽咽难语。他泪流满面地告诉记者：
“六0年一年，我们大队饿死了十七个人，十七条人命啊!”
二十九岁的支部书记再也不忍看着父老乡亲们倒毙于饥饿。他心里淤满了泪水，苦涩的泪河浸得他的良心抖颤，于是他作出了一个他负疚多年的决定――此是后话。
3．神秘的集体大逃亡。副SZ的盛怒与内疚
1959年冬，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信中向父亲哀告：
“赶快想办法把我和奶奶搬回来，再不回来，就饿死了!我们已经把枕头里的荞麦皮都吃光了……”
这是迁移到陶乐县的王景仁的儿子写给父亲的一封信。王景仁只身逃回了陕西，寄身在亲戚家里。儿子和母亲生命危在旦夕。接信后，他心急如焚。可是，他连路资都没有，怎么“解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幼子?王景仁只有变卖惟一一件“贵重”的东西，他从宁夏穿回来的皮大衣。在华阴县城街上，王景仁被臂戴红袖章的税务人员抓住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集市上不得自由买卖。税务局要求他开一个证明，以证明他合法公民的身份及皮大衣的来路，否则皮大衣没收。王景仁既已落籍宁夏，在陕西就算是“黑人黑户”。无奈，他找了一个老熟人，证明算是开出了，但归还皮大衣有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返回宁夏(当时SXSZF各部门都在全力配合阻止移民返籍)。税务人员“押解”着他，用卖掉皮大衣的钱给他买了张火车票。王景仁返宁后，在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夜晚，偷偷将老母、幼子接回了陕西。但此后磨难更多……
逃跑，返籍，终于酿成一股潮流。逃跑次数最多的，达七八次之多；跑回来，逮住以后遣返回宁，如此周而复始，但只要有一口气，移民还是往回跑。其原因已经不说自明，一是饥饿，二是气候恶劣，三是媳妇不生孩子(移民说“让我们断子绝孙”)。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移民同当地人的矛盾日趋激化。
当年，陶乐县全县人口6000多人，移民13000多人，是当地居民的两倍之多。按移民的说法“我们移民东西扯了一百多里”，人多势却不众。为种地，为活命，为民族风俗，移民同当地人的纠纷时有发生。水往高处流，先来者自然占据了有利地势，在河水贵似油、水成为活命之水养家煳口之水的情形下，上游人截水浇地，而在下游的移民的土地很难淌进一两股清泉，眼看着庄稼焦渴干死，关中农民豁出命来与当地人干架，这种聚众斗殴并不能改变水的流向，反而恶化了本当亲密相处的宁陕农民兄弟的感情。紧接着，从河水之争发展到井水之争。陶乐人卸了井绳，移民一怒之下拉了口猪搁到井台上宰杀，这种行为当然大大伤害了回族农民的民族感情和尊严，双方发生了一场铁锹镢头为武器的恶性械斗，一个移民的耳朵被铲掉，又从脖子擦过去，差点儿出了人命案子。时值会农县县长到移民点去慰问，余怒未消的移民将家乡的父母官打得重伤住院。穷困潦倒、饥饿、民族纠纷……使这群老实本分的关中农民变成了“暴民”和 “野蛮人”。
当贫穷赤裸裸地展现在别人面前时，尊严和人格也就不复存在。老移民们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受人白眼惹人奚落的辛酸往事。在集镇上他们手里攥着可怜的钱买萝卜，卖主一听对方是陕西口音，忙一脚踩住布袋口，小贩们害怕这些饿疯了的老陕来偷来抢，瞪着警惕的眼睛密切注视严加防范。移民路过豆腐摊，眼看着白花花的豆腐垂涎欲滴，小贩白他们一眼，嘴角掠上一丝讥诮和不屑：“你们移民还想吃豆腐?”他们伤心了，感觉自己的人格受了屈辱。
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怀念自己的“家”。那片在黄、渭、洛三角洲的肥沃土地和“心疼地哭着走的”弃离了的关中平原。那些祖宅。那片沃土。……
有人开始不顾性命地往回跑。要返陕必须东渡黄河，政府通令，凡渡河、乘车(包括火车、汽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移民通行证”，便只能偷渡黄河。北洛村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农民趁夜色偷跑出农庄，当晚来到黄河边。时值隆冬，河面上结了层冰，青年农民义无反顾地蹬着破自行车上了冰面，突然，“咔嚓”一声可怕的巨响，浮冰塌陷下去，黑窟窿转瞬间将他吞没。几天后，一个妇女抱着婴儿、胳膊上挎着包袱踏上了光洁如镜的冰面，走到河中央，脚下的冰层发出咔咔嚓嚓的断裂声，妇女惨叫一声，婴儿还来不及啼哭，母子俩跌落进冰窟窿里，几秒钟内，阴鸷的黄河水完成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水葬”……
为阻止移民返籍，陕西的各级父母官们坐镇到了宁夏。陕西省组成有副SZ和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兢兢业业守在黄河边，堵绝移民过河之路。扶老携幼的移民们黑压压拥挤在河边，哭哭啼啼哀告他们的父母官让他们渡河，让他们返陕回家。绰号“王胡子”的华阴县委书记望着这一群落魄的家乡人，心里痛楚，但“使命”在肩，“王胡子”一跺脚，眼眶里噙着泪水大吼一声：
“全当把你们卖了壮丁了！你们就在这儿!”
……
1961年夏，黄河仁群渡口。
几千移民守候在渡口三天三夜。移民拥向银川长途公共汽车站，要求搭车返陕，但宁夏政府下令所有的运输司机均不准让移民搭乘车辆，移民忿而包围了车站，致使宁夏公共交通阻断一周。其问，赵渡乡青年农民王茂生一气之下找了一把鎯头一根钉，“当当当”几下，把长钉深嵌进车胎，瘪了的汽车顿时瘫在那里。王茂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几年大牢出来，对他当初所犯“罪行”却仍旧无悔。
“枪打出头鸟”，王茂生做了“出头鸟”，“出头鸟”被弹压下去，但几千移民毕竟人多势众，小小的骚动过后，他们仍然困守渡口不愿离去。滔滔的黄河水，阻断了他们的返乡之路，却阻不断他们的思乡之情。东望长安，思归愈切。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婆老汉扑倒在陕西省副SZ脚下，抱住SZ的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告：
“好我的SZ呢，我生活没办法，你好歹让我回去……”
副SZ一皱眉头：“你是什么人?”
老婆老汉们一看SZ黑着脸，模样挺吓人，害怕了，说话哆哆嗦嗦：“我……是咱三门峡库区的移民……”
“什么移民?――你是刁民!”
副SZ大怒。几名公安人员上前，当即绑了两个老婆婆。这一下人群炸锅了，转眼间，几千男女老幼跑得无影无踪。
两个老婆吓瘫了，不知道SZ会如何发落她们。人群散后，副SZ和颜悦色地过来，亲自为她们松了绑。
“老人家，受惊了，好好回去吧……”
副SZ说完背过脸去，不忍看那两颗白花花的脑袋对着他打躬作揖……
(许多年后，当笔者采写这篇报告时，当年在黄河仁群渡口处理移民集体请命回陕的副SZ已经仙逝。笔者无缘采访他，因而也无缘倾听他的心曲。很难想像副SZ的复杂感情，但拿着百姓俸禄的父母官不可能不动情――当他看到百姓的苦水，当他面对着几千双痛苦而祈求的眼睛。)
那一天，夜幕降临了，移民村落显得格外宁静，仿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被驱散的移民们默默地回到了他们简陋的土屋。半夜，一声马嘶，接着一声牛叫，开始有点寥落，后来就有点你呼我应，串通好了似的，“咴咴”，“哞哞”叫个不停。牲口们已经是“硕果仅存”，虽然叫声寥落，但在寂静的荒原听起来还是格外喧闹。移民干部们被吵醒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家家户户房门全是虚掩着的，移民村落里，除了他们，已几无一人……
这是一次神秘的集体大逃亡，一次不动声色的集体反抗。一个又一个移民村落，一夜之间，仿佛从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
他们逃往何处?
他们要回家。回家的路途艰辛备至，扶老携幼的人群踏上了茫茫大沙漠，那就是逃亡的“先遣队员”们谈虎色变的“北路”：经内蒙古沙漠迂回到山西太原、大同，过潼关，而后进入陕境。横跨三省，徒步数千里，饥饿，干渴，餐风露宿；高山，峡谷，大河，其悲壮之色并不亚于犹太民族在公元前的“出埃及”。
千辛万苦，他们回到了家。其时，“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屋被拆，祖坟被迁，土地荒芜……这一片曾经生养聚息着他们祖祖辈辈的土地已经成为“库区”(注：三门峡水库淹没区在陕西境内的部分称之为“三门峡陕西库区”；为此而迁移的人口称为“陕西库区移民”，简称“库区移民”。这一称谓从50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个专有名词)。陕西的户籍簿上注销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踏上漫漫东归路的同时，他们便成了“盲流”。移民干部们奉命“清剿”，逮住的移民，立即遣返归宁。跑回来的移民整天东躲西藏，钻进山沟沟里，和干部“捉迷藏”；不幸被逮住的，采取了“你送我跑”冥顽不化的“软抵抗”策略，他们很听话地听凭干部送上火车，可是半道上又掉转方向回来了，如此这般往复多次，真正能遣送回去的几无一人，“战果”极其可怜。也有以死抗命的。一对年轻夫妇跑回来躲藏在宋峪村土崖边茅草棚里，一天，搜索的干部发现了他们。男人无奈地背上了铺盖卷，在干部“押送”下慢慢腾腾挪动着脚步，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女人披头散发纵身一扑跳崖了！干部和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来，女人在痛苦地呻吟中还泪流满面苦苦地哀告：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女人没有死。土崖下的血迹渐渐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女人还是被送上了火车。当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着铺盖卷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人。
许多年后，一位女移民干部谈起当年的一幕情景还相当“后怕”。
那天，她踏着没膝的茅草和泥泞到了库区柳村(实为遗址)，因为根据“侦察”得知，一位女高中生从宁夏逃回后躲藏在这里。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低矮的用麦草秸、树枝搭成的草棚，女移民干部拨开棚前半人高的荒草悄悄走了进去。棚里没人。借着棚壁上透进的天光，只见草棚内几无一物：一堆麦草，显然是女学生睡眠的草窝；一盏油灯，当时库区已不再供给移民油、棉，移民自己榨油照明，女学生的油灯里不多的油很可能是“同病相怜”的人施舍的；一只做针线活用的小筐子(当地人称“活蒲篮”)……女移民干部随手掀了掀小筐里的破衣裳，突然她吓得尖叫一声面色煞白狂逃而出：姑娘做活计的筐里赫然盘踞着一条花里胡哨的大蛇，蛇猛地昂起头，蛇嘴里发出“咝咝”的怪叫!……女移民干部惊魂未定一口气跑了很远很远。事后她纳闷，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怎么能独自在那么可怕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这当然是一个谜。
那个不知姓名的农村少女的故事里多少包含着一种悲剧意味：妙龄少女宁可过“穴居人”的生活而不愿留居宁夏，究竟是什么样的勇气在支配着她?
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没有跑回原籍。这些人是移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凭着一身力气跑到石嘴山煤矿出卖苦力。县移民局和大队干部到煤矿去找人，矿上说：“是你们的人你们就领回去。”干部守在矿坑口，出来一群脸面抹得乌黑的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根本分辨不清，“认领”总闹出笑话。面对这种煤矿和逃亡移民“沆瀣一气”的局面，移民干部也无奈，只得打道回府。这部分移民差不多都成功地“潜伏”了下来。
逃回原籍的人中也有成功者。但其颠沛流离之苦和生存的艰难却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的。老移民王景仁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王景仁在变卖皮大衣后悄悄返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老母和三个孩子接回了陕西，寄身在库边村(库区周围的村庄)姐姐的家里。当时的情景是一家人衣食无着，为了生存，两个孩子每天提个篮，到库区地里挖菜根，老母亲把孙子剥下的榆树皮磨成面，榆树皮和菜根蒸成的窝窝成了老少一家人的主要口粮。王景仁做起了黑市生意，当时不准农民进行集市贸易，王景仁所谓的“黑市生意”就是从盛产红薯的邻县买点红薯面粉，趁天黑挑担步行上百里赶回大荔县城，卖给做凉粉的小贩赚几个脚力钱。这种生意辛苦自不必说，还担惊受怕颇有几分风险。一个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王景仁挑着一担红薯面粉刚走到渭河大桥上，“呼啦”一声黑暗中站出来几个人，红薯面粉当即被全部没收，王景仁叫苦不迭、愁眉不展地回到了家――红薯面粉的本钱是借人的，这一下连本钱都赔了进去。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一家人连锅都揭不开，姐姐让外甥送来几个馍，“小年”伴和着泪水度了过去。后来王景仁听说新疆建设兵团要人，一狠心，卖了从宁夏背回来的惟一一床棉被和棉衣棉裤，将十五岁的大儿子送到了新疆，临别时，儿子扯着衣襟啼哭不已。王景仁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地流淌，“儿子毕竟年纪太小!”也是舍不得儿子，也是生活无奈，王景仁举家迁移到了新疆库尔勒地区，七十岁的老母给人剥麻、拾棉花，他则凭着做饭的手艺干起了灶头，如此挨过了一年多时光。一日，姐姐来信，告诉他，有了个 “两省协议”，移民可以返陕，“再说，不能把老人的尸骨扔到新疆……”
王景仁回来了。这时，是1962年春。
4．陕宁两省政府的不安。为民请命的支部书记们
迁宁移民返陕的起因得追溯到1961年夏。也就是黄河仁群渡口数千移民苦守三天三夜东望黄河不得归的那个“多事之夏”；也就是陶乐县移民村落不动声色的集体大逃亡的那个“多事之夏”。这年的夏天移民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最终影响了三万多迁宁移民的命运。
大荔县移民局的卷宗里有关于这个事件的历史记载：
1961年8月，有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 这就是薛武亭作出的那个负疚多年的决定：上访告状。薛武亭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党员，他至今认为此举是与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符合。“上访……给我的历史沾了污点。从此和社会脱离，谁再问移民问题，不染!……”薛武亭痛苦万状地说着，一边摆着骨节突出的大手。可以看出，这个“污点”在折磨了他三十多年以后仍磨灭不了，他将对党负疚到“去见马克思’’那一天……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八九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书记――一农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事中央知道；至于移到宁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们相信，几千里外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党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轻的支部书记，代表着三千多个农庄的移民，身背干粮袋，进京上访了。
在国务院门口，警卫拦住了他们：移民问题得到农垦部反映。
农垦部的回答很原则：“国家拨款，地方移民。至于移民怎么安置，中央不知道，属西北局省与省协议的。”
…… 进京上访的结局就这么简单，简单得令三位青年农民痛苦不已。临行前乡亲们满怀希望，叮嘱再叮嘱：“不管花多少钱，把问题向上级反映上去，能够把土地给咱。”乡亲们勒紧裤带，你几毛，他几块地为他们凑足了路费；而他们自己，也是抱着“犯错误，丢党籍”的决心来的。事情的尴尬，莫过于想像中极复杂极壮举的事情现实中却太简单太平淡。三位青年农民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上，越过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仿佛看到荒芜的内蒙古沙漠边缘，沼泽地，芦苇野草丛，饥饿而衣衫褴褛的人群，乡亲们饱含希望的几千双眼睛……
他们流泪了。
他们是为民请命啊!
三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陕西省委办公厅他们见到了一位姓张的干部。
“我们是从宁夏回来的，要找薛玉怀SZ。”
“薛SZ不在。”张干部抬起眼，冷冷地。
农民的话里带上了哭音，几乎在哀求：
“我们这移民，在宁夏生存不下去……”
张干部陡然色变，发脾气了：
“把你们移民移到宁夏，是政府的决定，你们告状！告什么状?”
“我们移民要回来!”
薛武亭趋前一步。他豁出来了。冷遇、委屈，太多的复杂感情撞击着他的胸膛，他不顾一切地脸对脸地冲着干部吼起来。
张干部一拍桌子：“回来你负责!”
“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土地给我们，回来了，我用头担保!……可是，我大队饿死十七个人，你能不能用头担保?’
薛武亭几乎是悲愤地叫道。舍取一人的头颅，拯救苍生，这恐怕是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抉择的最高生命价值取向。父亲亲手扼死饥饿啼哭的儿子的惨状，那一溜蹲在墙根晒太阳悄悄毙命的老汉老婆们，鬼影憧憧，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他心房――远在省城的张干部，你怎么能知道苍生的疾苦、苍生的磨难、苍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纸笔，愤然书道：“ 薛SZ，宁夏移民回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薛武亭。”
他们必须面见SZ，面见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时以后，他们下榻的简陋的旅馆里来了一位老干部，老干部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眼潮心热：
“哎呀，打发了的姑娘回娘家来了！回家了不住家里还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干部是位“大官”，陕西省民政厅的苏厅长。
三十多年后当薛武亭老汉对笔者讲起当年这温暖的一幕，刚刚流过泪的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现出光泽。百姓的心是易温暖的，一个笑容，一句温暖的话，是会让他们终生不忘的……
苏厅长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亲自陪同他们吃了顿“娘家的饭”，席间，苏厅长详细询问了宁夏移民的生活状况，沉吟道：
“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问题。六十条贯彻后，纠正‘共产风’，中央要给宁夏说，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那咱陕西省啥时候去人呢?”
“给SZ汇报后，一个星期内派代表去宁夏，协商解决移民问题。”
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于1962年夏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当两省工作会议还在召开时，消息传出，许多移民聚在一起边喝酒边哭。感情太复杂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可能和他们一起返回家园，亲人的尸骨将永远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几年的折腾，耗尽了他们的家力财力，几乎家家元气大伤，家徒四壁……还有，还有婚嫁在当地的子女，他们也将不能与他们同行，从此亲生骨肉天各一方……然而,‘他们毕竟要回家了!
据老移民赵孟才回忆：返陕的那天，数万移民背着铺盖卷(从陕西带去的东西卖光了，许多家庭卖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女人背上绑着孩子，拿上筷子碗，扶老携幼，形同难民，浩浩荡荡，从河东到河西沿途数十里像一股灰色浪潮缓缓蠕动。银川新城火车站人满为患，不顾死活的移民人踩人拼命往车上挤，从窗户爬。车费是国家负担，但搭乘不上的移民情急之下采取了“贿赂”之法，送一袋子土豆给列车员。返陕心切，归心似箭。
然而，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远迁宁夏移民的失败，仅仅是他们苦难的开始；更多的磨难在等待着他们……
第 二 章 伊甸园的失落
1．周恩来总理说：关于三门峡，不宜过早下结论
“黄河清，圣人出”，这是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一句民谣。
可以说，在古老中华民族的诸多梦幻中，治理黄河水害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最古老的梦幻。
1952年10月20日，共和国诞生后三年零一个月．一个伟人站在河南省兰考县境内的黄河大堤上，望着浊浪排空的滔滔黄河水，说出了一句后来影响到这条中国第二大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命运的一句话：
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而早在共和国诞生前夕，这位伟人同另一位伟人同乘一条大木船东渡黄河时，伟人面对大河发出慨叹：
你们藐视谁都可以，但是不能蔑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蔑视我们这个民族。
雄才伟略的毛泽东，对九曲黄河有着极其复杂的感情。站在他身边的周恩来显然理解，他凝重地点了点充满睿智的脑袋。
如此，在共和国诞生的初期，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即将治理黄河的伟大梦幻付诸于现实，便完全是情理中事。
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
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倾听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庄重地向世界和中国宣布：“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 ――看到‘黄河清’。”邓子恢话音刚落，怀仁堂里发出海啸般的掌声。一届二次人大代表手臂如林举起，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每个人都感到他们站在了中华文明史的一个新开端。
的确，这件事非同寻常。
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共和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只有过两次：三门峡和三峡工程。三门峡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峡为万里长江第一坝。这是中国版图上的两条大河。大河的治理和开发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意义甚至是长江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自古以来是一条“害河”。另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黄河的重视。共和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一届一次人大通过了共和国宪法，一届二次人大即通过了这个治理黄河的规划。应当说，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向一条伟大河流的挑战，自然伟力面对由最强健的民族灵魂凝结成的伟大人格。然而，千古不驯的黄河征服起来却相当棘手，年轻的共和国可以勒紧裤带，积聚起自清末以来百年战乱销蚀殆敝的国力财力，但科学技术的落后与不济却是这个自尊的民族不能不承认的痛苦现实。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中国要治理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雄心与尴尬，热情与严酷，气魄与拘囿，梦想与现实……诸般滋味交织在一个崛起的年轻巨人的心腑里。它需要外力。以自力更生为立国之本的新生政权需要借力于科技发达国家。域外的“伟大的盟邦苏联” (邓子恢报告中语)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正值中苏友好时期，几亿中国人连妇女小孩提起苏联人也必口称“苏联老大哥”的时代。“老大哥”慷慨援建中国156 个工程项目，而在这156项中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惟一一项水利工程。苏联最权威的科学机构列宁格勒设计院承担了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的设计。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回答中国同行们对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的忧虑时，慷慨激昂地说道：
“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这就是著名的、后来确实影响到三门峡工程命运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这个观点日后要接受历史的严厉评判。
中国专家们没有沉默。他们是炎黄子孙，懂得土地对农民、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柯洛略夫用带有卷舌音吐出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一串俄语实在太沉重了。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指海跋以上的水位高)，淹没农田325万亩，淹没区域移民87万人(这个数字对于 50年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小数字)。假如淹没的土地是贫瘠的或荒芜的也罢，偏偏它淹没的大部分是中国最好的土地之一，是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以外的号称八百里秦川粮仓的富庶的关中平原沃野。水利学家张光斗愤然而伤心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电，也不能以一个西瓜去换一个芝麻。”青年技术员温善章先后致书水利部、国务院，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应按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思想设计，水库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足矣……在其后开的专家讨论会上，温善章、叶永毅等颇有远虑地预言道：
关中平原土地资源宝贵，将来可能比动力还缺乏。
对于要剜去其大片肥田沃土的陕西，陕西省反应自然强烈。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到陕视察，陕西省领导直面进谏，陈情与诉说三门峡库区淹没损失太大，应降低水库正常高水位。陕西列举了两个数据：陕西省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山地，平原只有一千多万亩；陕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为82人，而淹没的平原高产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0人。“用迁移70万～80万人N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年～70年的拦沙库，群众很难通过。”陕西领导人委屈地说，“另外，水库回水末端泥沙淤积将逐渐向上游延伸，西安的重工业区地基将泡松泡软，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威胁西安!
不少人倒抽一口冷气。
1958年4月，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确定了一条原则：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据此制定出：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河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设计，1960年汛前三门峡水库高程为335米，近期水库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高程。
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中庸的方略。它既保留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修正。愿望是良好的――处于上游的西安必须确保；处于下游的河南、山东等易受黄河泛滥威胁的省份地区必须确保――然而，这却是一对矛盾。当洪水来犯时，蓄水位达不到一定高度，下游灾情得不到控制；蓄水位过高时，黄河水阻断了中游地区(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陕西位于中游)，不说淹没关中平原大片的肥田沃野，即使很想确保的西安也难确保。人类常常面临两难之境，“熊掌与鱼” 的命题之所以成为永恒其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但这还不是尴尬的全部。更大的尴尬来自黄河本身――这条流经中国腹地，流经大半个中国，流经中国二十九个省份(不包括台湾省)中的十一个省份，因它而诞生了中华民族，也因它而使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的大河。这是条世界上最古怪的河流。史称“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即从黄河里舀起一斗水，水三分泥七分，其含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有资料表明，每立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埃及的尼罗河是1公斤，苏联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的科罗拉多河10公斤，这些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含沙量大的河流，而黄河在河南陕县竞达34公斤!更形象的一种说法，黄河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如果用载重4吨的卡车运送，需要每天出动110万辆车拉一年；假如将这些泥沙堆成高宽各一米的土墙，可绕地球赤道27周!
苏联境内没有这样一条河，他们也没有一个民族同一条河亘古搏斗的悲壮史；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对一条河的感情如此复杂，如此爱恨交加。黄河，以雄浑的自然伟力和桀傲不逊的怪僻性格向一个智慧民族提出了挑战，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它的征服，尽管历史记载的是太多的失败；当然，也记录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雄魂……
1960年9月14日18时55分，黄河的一个重要时刻来到了。
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一天之后，一个平静的绿色人工湖出现在中原大地，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了这个奇迹，“黄河水清”，再也不是梦想。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兴建会威胁百里之外的关中平原”(中央电视台1990年8月20日专题片《黄河三门峡》解说词)。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仅一年半，至1962年3月，库区淤积泥沙达15．3亿吨，93％的泥沙“只进不出”，原设计在330米高位的时候，库容为59．5亿立方米，到 1962年剩43亿立方米，而到1964年仅剩22亿立方米。淤积之严重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照这样下去，这座“黄河第一坝”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淤废。
更要命的是，淤积的严重后果是河水倒流，向上游漫溢，即所谓“回水”。陕西境内的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泥沙不再按自然法则向下游流淌，潼关河床抬高4．5米，约有两三层楼高。渭河变成悬河，一旦决堤，洪水首当其冲直泻古城西安。
预感中最可怕的情形降临了。
周恩来总理夜不成寐了；他坦然告诉人们：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
人类的智慧仿佛在此枯竭了。难题便是：关中要保，下游要救，三门峡水库绝不能淤废。于是便有了三门峡水库运用方针的改变――三十多年后，当记者站在96米高的混凝土筑成的宏伟大坝上时，呈现在跟前的是一个烟波浩淼，水清如碧，两岸峰峦倒映，水天相接的偌大人工湖；放眼望去，但见汹猛的黄河水，在此被拦腰斩断，大坝左端底部的八个泄水孔和右岸山崖下的两个隧洞，喷泻着浊流泥沙，黄雾弥漫，水声如雷，景色十分瑰丽壮观。三门峡水库没有淤废，且安然地走过了三十年的生命历程。然而，当我们赞叹中华民族这一令世人惊绝赞叹的非凡智慧奇迹时，却不能不同时承认，三门峡水库是一个留有遗憾的人类作品。
黄河惩罚了人类对它的轻慢和好大喜功，投入数以万计人力和数亿财力建成的三门峡水库其运用远没有达到苏联专家的360米高程，也没有达到“保守”一点的中国专家的335米高程。对它的使用实际上被迫采取了 “限制，，或“控制”。一般按305米～300米运用，最高的春灌水位也只达到324米。如此一来，陕西省境内的三门峡库区土地并没有被淹没，原先预计中的一片水泊泽国实际仍『自是陆地；准确地说，陕西境内的百万亩良田实际被淹没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土地还存在。
这便是诱惑。
土地招魂般地诱惑着它的旧有居民，对他们来说，那是母亲之地，他们魂牵梦萦的伊甸园，列祖列宗阴魂不散地召唤着他们，他们想回那里去……
2．洪荒过后的土地。乞讨度日，短暂的候鸟生涯
迁宁移民回到了陕西，他们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大喜过望反而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不敢相信，以“我义和村人”而自豪的老移民赵孟才描述他返陕时的心情说：“咱毛泽东的政策还管得深，让咱回来了，可还不敢相信库不建。”淳朴的农民搞不清楚百公里外河南境内三门峡水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回来了好。七八十户义和村人回到了他们的旧地，在拆掉了房屋的各家旧宅基上，拣砖头瓦块垒起了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庵棚，条件虽苦，心里却得到了些安慰，假如能让他们如此生活下去，他们也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豪迈地对着满目疮痍、曾遭洪水浩劫的故园土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光竹竿垒窗吧，自力更生!”
但是，大片的土地已不再属于他们所有。当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市人吃不饱，国家机关单位的干部吃不饱，三门峡库区土地既然无主，许多机关单位便开赴这里“拓荒”种地，办起了许多小农场。这些农场，当然属于国有性质，土地所有权在此发生了转移，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便是以后几十年土地纠纷的导火索，且愈演愈烈，乃至到80年代中叶，终于酿成了惊动国务院、中央军委、地方政府的数万农民闹返库、抢种土地的大风暴。
风暴的源头初始时却是风平浪静和风细雨甚至带点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据义和村民赵孟才回忆，衣食无着的移民回到生养他们的土地后，曾和耕种他们土地的陕西省人大委员会小农场领导老乔“谈判”，说他们“没油吃，甚至没油点灯”。老乔体谅移民的苦境，爽爽朗朗地问：“你说你说，得要多少?”“得30亩花生。”“行，给你30亩。” 30亩已经结满累累果实的花生地慷慨地给了这片土地的旧主人义和村人。其时正值1962年夏收，无粮的农民“派捐”了，诸小农场一天捐给移民五升麦子，且拨给了少量土地，这种带有乞讨性质的生涯毕竟不能长久。而1963年汛期的到来很快把候鸟般暂时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机关小农场卷回了城市，远迁宁夏的移民也不得不第三次搬迁。
1963年冬，寒风凛冽的富平县火车站。
几辆马车拉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他们便是二次安置到陕西富平县的移民。马车拉到村中间的打麦场上，稀里哗啦卸下瑟缩着身子的男女老幼，再卸下一堆破箱烂柜。马车扬长而去，冻土上“得得”的马蹄声渐去渐远。好奇的当地村民围着他们的新村民，大人小孩的眼睛都瞪得直直的，半晌没有人吭声，并不顾场内被围观者的难堪与尴尬。
仿佛是一次贫寒展览，也仿佛是对无端遭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无声倾诉，看的人和被看的人心里都酸酸的。这是幕很难被从记忆里抹去的情景。岁月也湮没不了心灵曾有过的震撼。当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少年，三十多年后少年成了富平县移民办主任，郭主任忘不了当年目睹的这幕情景，摇头叹息道：
“像难民一样。简直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就是富得让人眼红心热，甚至可以说是‘富甲一方’的黄河滩人。”
3．昔日的富庶。爱情传说：女干部“上”嫁上八户村
如果用“天上地下”来形容移民命运的巨变或许有点夸张，但他们确实有过“昔日的好时光”，也确实享受过田园牧歌般的美满和富足。
当地有一个传说。
朝邑县(因水库移民该县已经撤销)有一个上八户村，那一年，上八户村创造了一种关于“平地开口，垂直向下”的新型打井法，县上打算推而广之，于是，县上干部下到了上八户村。这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不久以后却引发了一段爆炸性的新闻：县上女干部李英嫁给了上八户村一位农民小伙儿。这倒也罢了，李英居然放弃了干部身份城镇户口婚后干脆在上八户村落了户，心甘情愿做了农妇。“李英嫁农民”这段故事在外界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城乡的巨大差别是太明显的事实。但了解上八户村生活状况的人对这段“新闻”却是淡然一笑：太正常了!在1956年，上八户村的劳动日值4～5元，全年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而当时县上一般干部的月收入30元左右，仅是上八户村收入的四分之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县上干部“上”嫁上八户村，从“域外奇谈”变为“凡人琐事”，足以说明上八户村的富庶与吸引力。
这个爱情故事只是这方土地富庶的一个缩影。
老移民干部仁茂全的记忆里有一幅鲜明的图画。
50 年代中叶，朝邑县移民干部六十人中一共只有四块手表，大多数干部买不起自行车，下乡只能“以步代车”。朝邑县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长会议)，塬上人大多骑国产自行车，新华、白山、永久牌(一百多元一辆)；黄河滩人大都骑进口自行车，日本菊花、富士，英国菲力普，德国蓝铃(二三百元一辆)。即便不说时至90年代中叶城市人也鲜有能骑上外国名牌自行车的，仅在当时，朝邑县的贫富悬殊显然分三个档次：最穷，县上干部；居中游的，塬上人；最富的，黄河滩人。
黄河滩人有一句民谣：三年一涨水，给狗都要寻媳妇。
这就是说，黄河滩人不怕涨水盼涨水，黄河涨一次水，带给这里的是福音，几年不用施肥，地肥得流油。他们不怕水土流失。他们勤劳的双手早已把黄河滩变成了一片绿洲。有人描绘过当年黄河滩树木成林的那番美景。站在朝邑县最高点――丰阁义仓的顶上往黄河边望，满目葱茏，绿茫茫一片，一眼望去，只见树木，不见村庄，树木遮天蔽日，掩映着星罗棋布的农舍，以至于干部们下乡，常常会在这片密林中迷失了道路。
(这片绿洲，到了1985年已不复存在；关于它的劫难，当地人至今说起，仍然悲不自胜。)
应当说，即使按照90年代的标准，黄河滩居民早在50年代中叶也已经“提前”进入了小康。
4.“穷移民”结下的一个涩果。古文明村的不幸殒落
远迁宁夏的三万多移民几经折腾于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部返回陕西再次安置。这次夭折的远迁，带给三万多移民的是饱经颠沛流离之苦和家产的损失殆尽，当他们怀着欣喜与悲恸的复杂感情再度踏上陕西的土地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故乡人面前的是遮掩不住的贫穷和形容枯槁的落魄……
远迁的夭折，移民的眼泪，却并未能使当时的执政者们幡然醒悟。他们并没有醒悟到远迁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其实只是一个极浅显的道理：水库移民根本不同于自愿迁徙移民，更不同于为追求更高利益或更高价值实现的拓荒者(如美国西部移民)。他们的生活水准如果突然之间降低到了一个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水平，安民，只能是一个美丽梦想!
然而，翻开所有的档案资料，所有的档案资料均表明，并没有谁真正忽视了移民的切身利益。
资料一：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报告中讲道：政府保证移民在到达迁移地点以后得到适当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
资料二：制定于1956年1月的《提纲》(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中指出：从水库区居民利益出发，主要考虑在迁移安置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水库区的原有水平并有逐步发展提高的远景。
资料三：制定于 1956年9月24日的SXSZF移民工作计划中指出：必须本着保证移民生活一般不低于原来水平的原则。
……
这些良好的愿望，却最终没有兑现成为事实。
移民大批迁移的1958、1959年，正值极左思潮高潮的大跃进时期，移民经费的补偿标准几经变动，愈变愈低。写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一份移民工作报告中称：由于全面深入的、从上而下的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浪费现象，使移民工作出现了全面跃进的局面，移民各项财产的补偿指标大大降低，拆房1736．5 间，每间拆除费比五七年降低59．8％；迁坟1627个，每墓补助费比五七年降低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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