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告，是将此作为一个巨大成绩而载进史籍的。
由于补偿标准过低，移民在迁移时，只给了些许迁移和安家经费，土地国家既没有征用，也没有给补偿费，靠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祖祖辈辈辛勤抛洒汗水的肥田沃土，又没能及时得到必需的生产投入和生产补贴，遂陷入贫困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大跃进时代人们头昏脑热刮起浮夸的共产风、无视农民土地利益，终至埋下了陕西数十万计移民几十年贫困的祸根和贻害无穷的不幸种子，这枚苦果，是当时热衷于“放卫星”的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们始料未及的。
从1959 年秋到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又有十五万多移民迁出库区；水库蓄水后，又将黄、渭、洛河沿岸回水影响区的近九万人后靠安置。至此，三门峡陕西省大荔、朝邑、华阴、潼关等县335米高程以下土地100万亩，其中耕地75万亩，成为“库区”；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21个乡镇，253个村庄。
另外，库区淹没区涉及山西省平陆、芮城、永济三县，涉及河南省灵宝、陕县两县，两省共移民十一万余人。其中。以陕西省的淹没面积最大，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远迁既不成，移民安置便只有在陕西省境内消化。
陕西省尽管拥有土地面积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无奈南为秦巴山地，北为陕北高原，不是高山，便是黄土高坡，两地均因地理位置所限，经济发展远不及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陕南、陕北不好安置，只有就地安置在移民原属的渭南专区。渭南地区在失去了近百万亩良田后，又要承担如此巨大的移民任务，迫于条件所限，只好将绝大多数移民安置在其十一个县的沿山旱塬沟壑区及远不及库区条件的土地贫瘠地区。
迁移的时候，再没有了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的景象，在人们的沉默中，一辆辆车驶离了这片土地……
1959 年，蒲城县和澄城县接纳了近七万移民，绝大多数安置在了沿山沟壑、旱塬、卤泊滩地区。在这片大自然的仁慈对人类显得特别薄情和吝啬的地方，在自然伟力漫不经心堆积起来的黄土高原山山峁峁沟沟岔岔里，稍微像样一点的地方，原有居民已经占据，命运安排给移民的，是穷山恶水中的穷山恶水，困苦备尝中的困苦备尝。
候鸟般在库区栖息了一年的义和村人“对口”到了富平县。群居的规模到了此时被打散了，富平县北山里的旱塬上，一个村庄安置一户义和村人，八十七个先遣队员的家安置在了八十七个村落，在渭北高原拉开一条南北三十里的“散兵线”。赵孟才一家三口住进了两个土窑里，他提着水桶第一次去打北山旱塬上的水，从井口往下望，黑咕隆咚井深数丈，却望不见渴念中的明镜般的井中水，三百多米打不出来一桶水，赵孟才失魂落魄跌坐在了井沿上。
陈向荣一家安置到了蒲城县永丰公社，也是旱塬，也住窑洞，880马力的水泵伸探进井里，只抽七分钟，没水了。生产队给一家人分了二百斤毛粮，包括红薯、谷子，勉勉强强吃四个月，“半年糠菜粮”――复转军人陈向荣如此描述说。
流落到新疆库尔勒一带的王景仁在听到姐姐告知允许他们返陕的福音后，结束了逃犯似的流浪生活，回到了陕西。他们在库区的老家临时搭了个庵棚，收了一季麦子。王景仁清楚地记得，阴历七八月，库区的玉米长起来了，政府又让迁往安区(安置区的简称)，“让你看‘点’的时候，烂棚棚同时拆掉了，没迁移前，全家一 LI~-J『房，迁移到富平县，上来以后(塬上海拔三四千米，较关中平原犹如高山，所以在移民的语言中，“上来”特指到塬上)，五口人给盖了三间半房，和当地人比起来不如人家……”
――这是1963年夏、秋之季，从宁返陕的三万多移民的第四次安置。
朝邑县苍西乡苍西村村民迁移到了大荔县户家乡北寨村。原苍西村的人均土地虽然不足两亩，但地处井灌区，水车车出的水欢快地流淌在他们肥得流油的土地上，“那是一片渭河北岸的河滩地，种黄豆、黑豆、绿豆、花生、蓖麻，亩产小麦600多斤，皮棉150斤，一年两季收成，小麦收后，种玉米、谷子，1958年大丰收，麦子摊在场上一米多厚；住的呢，是土木结构的厦房……”曾经入朝作过战的北寨村支书张新堂略带忧郁地回忆着他们“昔日的好时光”，“可是到了这里，溜坡地，亩产皮棉才16斤左右，棉桃小得象筷子头一样……”
杨纯正，北寨村小学的教师，带着哲人般的沉思补充着他们村支书的话说：
“老村子人把这儿叫‘三不到’、‘狼窝’，怎么叫‘三不到’呢?粪上不到，水浇不到，人管不到。土质不好，土地不平，坑坑洼洼，来时一片荒草地，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镰刀无法割，用手拔……”
而对老苍西村村民来说，失去他们肥得流油的水浇地的悲哀后面，还有另一种悲哀。
陕西关中地区，曾经流传着一句广为人知的民谣：上了苍西坡，秀才比驴多。将秀才与毛驴相比固然不雅，但却隐喻着苍西村的一种古老的文明。该村是闻名遐迩的文化村，家家户户世世代代重教育，村里识文断字的人比比皆是，而且，苍西村曾出过一个著名人物，曾在国民党时期任北大校长，共和国诞生后历任中日友协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张奚若就是苍西村人。然而，曾经著名的文化村时至今日已不复存在。
苍西人不甘心殒落了文化村的美称，1964年，在刚刚度过了大饥荒的岁月，他们勒紧裤带，创办了北寨小学，开始时的学校，只是生产队的三间简朴旧房。然而，移民生活的贫困，使得苍西村子弟中，四十多个适龄儿童该上学而未上学，另有十六七名，勉勉强强读到小学四年级，又被迫辍学。
苍西村终究没有恢复它的昔日文明。
“秀才比驴多”，变成了对往昔苍西村的一个哀悼，一声叹息。
大荔县户家乡下吕村接纳了二十三户移民。这是一片重盐碱地，当地流传着一个民谣：“冬秋白汪汪，夏秋水汪汪，只长咸蓬草，不长庄稼苗。”在这片似乎是上苍有意难为人们的土地上，移民们尽管大把大把抛洒着汗水，劳动的果实却显得十分可怜，粮食亩产全年不足200斤，皮棉不足20斤，劳动日值不到一毛，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家底已经过于瘠薄的移民到了这种地方，便从此捐弃了希望。翻身是没有指望的，一曲《翻身道情》，是他们再也唱不出来的歌。
村长孙春发是当地人，谈吐中，他毫不掩饰对移民的同情与怜悯，他叹息说：
“一队是移民队。尽管从1974年以后村里挑碱改良土壤，村里的老户基本从贫困中挣扎了出来，近几年生活状况好转盖起了新房。可是，移民队还是村上的穷队，二十三户移民有能力盖房的只有六七户，百分之八十的移民还住在原先迁上来时的简易房中……”
即使村长不做如此诚实的介绍，下吕村的“贫富悬殊”是来到这里的人们一眼便看得出来的。村里一砖到顶、质量较好的房，主人十有八九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老社员；半截土墙，墙中间豁开一个洞，连院门也没有，房子破破烂烂东歪西斜的，主人十分之十是移民。下吕村移民队的房子裸露着他们的贫穷，刺人眼目地昭示着他们的窘迫与寒碜。
经济上的落伍者，在村人的眼里，尊严便要打上折扣。
而对同村的另几户移民来说，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尊严。
“李井坤，移民到这儿时是单干户，五十岁了还是条光棍，到他死欠了一千多元。过继了一个儿，两人的账合起来五千多元，儿子继承的是一问烂房、一大堆债务……”
“还有李双文，钻到黄陵山里讨了两年饭。”
“二十多户移民，只有一两户没欠债，最多的‘欠债万元户’有一户；欠8000～9000元的有五六户；其他欠5000～8000元。欠得最少的也有五六千元。”
村长孙春发列举了一长串令人心寒的数字。这些对移民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只恐怕这一代移民活着是还不清了，那么，他们的子孙会不会像那个老光棍李井坤过继的儿子，父辈留给他们的，是一大堆烂账?他们继承的，将是债务?是贫穷?……
第 三 章 失地与夺地
1．罕见的“圈地运动”。新的土地占有者
移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故土。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刻骨铭心地怀念着曾经属于他们的那一大片关中平原的肥田沃土。
然而，就在他们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过着困苦交加的窘迫生活的时候，他们原先生活的那一大片土地上陆陆续续开进了许多新居民。
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短暂的淹没后，陕西库区的土地又重新裸露了出来。新来者视它为“上帝的意外恩赐”，或胆怯，或理直气壮地占有了它；就仿佛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儿的土地既然“无主”，那么，谁耕种不是一样?
第一批到来者，是库区周围的社队。当黑油油的广袤土地裸露在他们眼前，视土地如生命的农民不可能不动心。他们来了，像是武工队或者游击队，赶着牲口，犁开这片土地，撒下麦种，收获的季节便理直气壮地割麦收秋。移民们匆匆迁走后，丢弃在荒芜土地上的砖瓦木料，成了他们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对这些库边队农民来说，拉上一车砖算一车砖，收上一季庄稼算一季庄稼，因为他们心里清清楚楚，这片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零零星星的、胆怯的，或者说鬼鬼祟祟的捡点便宜捞点好处。当然，如果可能的时候，比如说，地界恰好与移民的土地相毗连，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偷偷摸摸地向前推进，蚕吃桑叶般地蚕食一部分土地，此后便堂而皇之据为己有了。．这种秃鹫式的掠夺，规模并不很大。这片土地毕竟太辽阔了，他们的胃囊太小，只能“望洋兴叹”。
再来者，可不那么胆怯了。
毛泽东发出了“大办农业”的伟大号召，这就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类似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机关、学校、部队、厂矿企业、社会团体……纷纷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 ――历史就这么恰恰给他们兴办农业提供了机遇，百万亩关中沃野的荒芜正好让他们大显身手，一支支“垦荒队”进驻库区，大大小小的农场星罗棋布。据调查，在其最鼎盛时期，库区有五十多万亩土地隶属于209个单位。这209个新主人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他们有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这片土地是共和国所有，那么国家的土地国有单位耕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而他们的占有是理直气壮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衍变，一些小农场撤销，一些合并，最后形成三大农场：沙苑农场、朝邑农场、华阴农场。三大农场均国有性质，共占地三十多万亩。此外，还有机关、社队的78个小农场。
如此众多的地方上的大小农场，也并没有耕种完这么一片广袤土地。军队开始介入。
军队介入库区，开始是小规模的；真正大规模进驻，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是部队“支左”。虽然史籍里从来没有人用“军事管制”这类语汇来概述“文革”中的这一事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支左”使得军队有了一柄“上方宝剑”，能够名正言顺地插手于地方政府。在此之前，军队与地方各自隶属于自己的序列，政府职能与军队职能水乳交融却互不干涉，然而此时，军队被赋予了一定的政府职能，它的典型产物就是“革命委员会”。各级委员会中，都有“军代表”，军代表们参与并决定着本属于政府管理的事务。如此一来，军队与地方就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地方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本来作为军队大约是会疏漏过去的，但到了此时却尽收眼底。驻陕的地方部队、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各兵种、军事科研单位以及野战军部队，这时候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因三门峡水库运用方针的改变而虚置下来的土地。军队正处于低标准时期。他们希望用这片土地上收获的果实来补充给养，来改善官兵的生活，来增加部队的收益和增加军费。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耕种自己祖国的土地父母的土地似乎也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他们也有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军费开支取之于国库，国家的军队耕种国家的土地当然算是合情合理。于是
各种番号的部队一支支、一队队浩浩荡荡开进陕西三门峡库区。陕西省军区农场，兰州空军农场，一。三部队农场，兰州军区政治部农场……几十家部队农场星罗棋布。规模虽然不及先来者的地方国有农场，却也相当可观，军队也形成三大农场：兰州军区华阴农场和雨林农场，兰州空军大荔农场，共占地十六万多亩。另有四个靶场：兰州军区空军轰炸靶场、兵器工业部。五一靶场、国防科工委华阴试验场和朝邑试验场。除此之外，还有三四十家部队小农场。
当时的情况非常奇特，据大荔县委书记回忆，“文革”中，大荔县政府瘫痪，以县武装部长为首成立了“大荔县革命第一线指挥部”，当四面八方的部队伸手要库区土地(撤销的朝邑县也并入了大荔县)的时候，这位叫丁××的武装部长一一慨然应诺，开上辆吉普车，以车轱辘辗过的履痕算作地界。
但这件事，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年月里，应当说，根本不算什么。
1975 年，兰州军区一位副军长驱车来到陕西三门峡库区，此行他办了一件事：当时农建六师在库区占了一大片土地，六师属部队序列，副军长来，让其让出一部分土地，这片土地就是现在的“雨林农场”，这件事的起因，是有关部门批准新成立的雨林农场在陕西合阳县一带的新民滩围垦，新民滩地处黄河滩盐碱地，自然不能令人满意，由是副军长稍稍动动唇舌，新民滩的盐碱地“掉包”成了原属大荔县雨林乡的上好肥田。(以后移民多少知道了点“内幕”，指责部队农场说：“国家让你围垦屯荒，你跑到我这里来开垦?你就应该到国家的西伯利亚去农垦!”“再说，你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人民管你吃管你穿，你要地干什么?”)
据陕西省1984年一份调查报告中《关于库区土地的划拨手续问题》写道：
当时很多单位划拨使用库区土地时，有的是原省革委会个别领导圈定的；有的是部队首长召集军队有关单位和在地方“支左”的军队领导开会确定的；有的是用地单位和没有批准土地权的基层单位(如农场、潼关滩管会等)互相协商转让的；还有的是单方面划定的地界(如第三十一基地华阴靶场)；有的是借用的。而且少借多占 (如兰空农场等)……
占地的方式，确实有点五花八门。
陕西省的百万亩土地(其中七十五万亩耕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如此发生了利益转移。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吞没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几十万农民至此丧失了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2．风起萧墙。二十年后往事重提。
准备“坐官司”的移民返库“司令”
移民从迁出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一刻能够忘记他们弃离了的家园。而且，只要有记忆，记忆中就永远有一片黑油油绿森森的土地；只要有语言，他们的语汇中，就永远有“当我们在库区的时候”这样充满怀旧之情的话语。当初他们迁移，是为响应政府“迁一家，保万家”的号召，是为保护黄河下游百姓免遭洪水泛滥涂炭，为修水库，为国家民族大利大义，他们宁肯舍弃那么牵心的家园，甚至于宁肯在高原沟壑区那狼窝地区那几百米深也打不到水的地方困苦煎熬忍饥挨饿……可是，突然之间，仿佛平地里刮起了一股飓风，移民眼睁睁看着，许许多多人浩浩荡荡开进了那一片土地，新来者们划了地界，竖了界碑地桩，搬木运料，大兴土木，一片片红砖瓦房，一幢幢青砖楼房平地而起。架设电线，修整道路，大有长期定居下去的态势。移民们大为震惊。咋的，库不修了?乖乖，政府说支援三门峡把我们迁走了，原来是欺哄人，把我们哄走，让城里人和部队在这里办农场?――关于水库的淤积关于回水末端威胁古城西安关于水库运用方针的被迫改变以及库容量的缩小达不到最初设计水平等等诸如此类复杂的科学问题他们一概不知。农民肯认死理，在他们简单的逻辑推理中，他们认定既然他们的土地没有被淹没既然这一片当初说是要走船航运捕捞打鱼的汪洋水库现在仍然是一片陆地，那么也就是说三门峡水库国家不修了：既然不修，就该让他们重返家园！当那股占地浪潮愈演愈烈的时候，移民们也再不愿意坐视，于是，他们行动了。
――由此便开始了历时三十多年、使国家蒙受损失地方政府备受其害移民耗尽资财大伤元气的悲剧性事件：返库风波。
最早的一场风波，发生在1964年。
成群结队的移民返回库区，“我们吃不饱，我们也要种地!”话说得很硬，可是，面对国有农场、部队农场这些头衔大得吓人他们根本无力抗衡的大单位，他们毕竟从内。‘深处感到惧怕和胆怯。他们采取了游击战术，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在农场的空闲地带搭上个草棚，埋锅造饭，偷割抢割；你来我躲，你走我割。库区的树林里，库边队的亲戚熟人家里，成了他们开展游击战的“青纱帐”。农场不堪骚扰之苦，求助于地方政府，政府派人解劝，移民不听：
“说是修水库，不让我们种地，那你修洋楼呢?叫你国有农场、部队农场种地!”
理不服，说也无用。移民继续偷割抢割，看看政府、农场对他们无奈，胆儿大了起来，到了夏收秋种，他们也扶犁耕地，堂堂皇皇撒了种子，准备收获丰硕的庄稼…… 这场风波的最后结局，是公安机关逮捕了移民头头王志义等四人。这是有资料记载的最早一次政府动用专政手段“弹压”移民返库。事态自然平息。移民们作鸟兽散。王志义等人被戴上手铐的瞬问，移民惊得目瞪口呆，在那一刻，他们明白了什么叫政府，什么叫专政。
移民们被震慑住了，平平静静度过了中国历史上那段非常时期。其间小有骚动，动荡不大。这多少有点奇怪，乱世之中，这片不安宁的、潜伏着一触即发危机的土地反而相安无事。但是，风暴在酝酿着。暴风骤雨的前夜，总是格外宁静。大自然如此，人类的大事变也如此。
十几年后
1979年秋，蒲城县马湖大队果园。
这天，原朝邑县沙苑滩五十多岁的移民王福义正在看守果园，来了几个澄城县移民找他，澄城人说：“我们打算闹返库，你们闹不闹?”随同跟来的蒲城移民看着王福义。王福义一拍大腿：“闹!人家都闹这事，咱为啥不闹?”
―― 时年七十三岁的王福义老汉回忆了移民“重起战火”的始端。这似乎是风暴的源头。可是，起因呢?――既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从他们迁移上来的1959年算起)，既然库区土地被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既然他们在安区已经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什么原因，又是怎样一个契机使他们萌发了要返回库区、要回他们土地的念头?
假如人们不会忘记的话，人们应当记得，1979年前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变，“四人帮”倒台，关于两个“凡是” 的争论，关于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风的恢复，华国锋引退，邓小平重新出来掌舵……在这一系列大事变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复出，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更迭，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而与移民息息相关、并震动他们的，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和民主风气的勃兴。前者，引发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家庭经济承包责任制，土地由集体耕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富裕不再是一种罪恶。富裕、奔小康、过美满日子，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利益。别人富裕了，自己却还在饥馑贫困中挣扎，移民们感到心理特别不平衡。当分给他们的责任田特别贫瘠，当他们辛苦一年却仍然温饱不济，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怀念他们失去的那片沃土。至于后者，民主风气的勃兴，则给了他们争取自身利益的勇气。他们不甘心他们的利益长期受到漠视，不甘心贫穷和受苦受难。他们要争取对土地的权利。
王福义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参与的这件事情的艰难和风险。他当过小学教师，在农民中，算是肚里有墨水的人，在最初酝酿这场风暴时，他对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做过深思熟虑的思考。不，这种思考或许延绵于他生命中的整个中年时期，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用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苦苦思索着他的命运，移民的命运，他在用整个灵魂、整个生命去思考这个问题。
1959年秋，三十八岁的王福义带着一家老小从朝邑县沙苑滩迁移到了渭北高原的蒲城县马湖大队。命运对他极其刻薄，他落脚生根的马湖，尽管有一个美丽的字眼“湖”，却是一个令秦地农民谈虎色变的地方。陕西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龙山马湖，渴死寡妇。”民谣一言以蔽之概括了这个有着“湖”字的地方恰恰是陕西远近闻名的最缺水的地方，这里十年九旱，水源极其匮乏，井深一百多米也打不出一桶即便是粘稠的黄水。要买水，得越过县界，到毗邻的白水县去买，往返二十多里；要挑水，得到最近的一条河流洛河去挑，往返还是二十多里。二十多里翻坡越沟买回来或挑回来的水，那是比金子还珍贵，它是活命的水，人饮尚不够，土地的干渴就更可想而知了。“渴死寡妇”，为什么偏偏渴死寡妇呢?因为寡妇没有男人去为她买水或挑水。王福义当年是个青壮男子，当然不会被渴死，可是，往事历历，老汉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大滴大滴的眼泪淌满他沟壑纵横的脸颊。
王福义在对他的命运进行深思后，得出的结论是：
“实质问题不是移民种了农场的地，而是国有并吞了集体所有制。”
这就是一个农民对发生在中国60年代初叶到70年代末叶关中东部几十万农民丧失百万亩土地这一事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哲理思考。
王福义后来成为“移民头头”之一，就库区和安区来说，他分别是沙苑滩和蒲城县的移民头头。另外几个头头流传下来姓名的，有朝邑滩的陈文山、苗福群，华阴滩的刘怀荣。这几个人，在移民中是一呼百应的首领，分别统领着库区三大滩地：沙苑、朝邑、华阴滩的移民。
王福义洞达他的命运。那天在果园里，他扫视着瞪眼望着他的澄城来人和蒲城乡党，说出一句沉甸甸的话：
“大家想好，准备‘坐官司’。”
“坐官司”，即打官司。
当天晚上，在王福义的家里，召开了第一次蒲城移民会议。作为主人和主持人，王福义对着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开宗明义道：
“你们想好，这个事(指闹返库)也可能劳而无功，也可能有人戴绳(指被拘捕)，也可能犯错误。小人犯上。你和国家闹事，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结果。愿闹你闹，不闹退出。”
王福义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大家晓以利害。
会场上静悄悄的，只有人们粗重的鼻息和抽烟的滋滋声。他们仿佛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仿佛在决定着一个重大事件，这一刻，最起码对这些移民来说，是重要的和沉重的；尽管它并不伟大，甚至，将来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会被历史和人们所唾弃……
八十多个移民，八十多个与会者，没有一个人退出。
他们面临的几乎是生生死死的问题。蒲城县移民几乎全部安置在该县的三个区域：北部沿山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塬氟水区。直到70年代末，这里的劳动日值只有八分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留在这里，只能世代贫困；闹返库，吉凶难卜……相比之下，他们宁肯选择后者，风险总比坐以待毙强些。
他们写了份诉状，贴上邮票，寄给了政府有关部门，事后一点回音也没有。
然后，他们又派代表到省府，只见到省民政厅的一个一般干部，这位干部很惊讶地反问代表：
“移民还有个啥事?都几十年了!”
代表和干部大吵了一架，回来了。
两次“劳而无功”后，王福义决定串连澄城移民。他串连到了澄城县，澄城与他接头的移民代表穷困潦倒得令他吃惊，四十多岁的汉子，身上衣服窟窟窿窿，“穿得比我还烂。”王福义觉得自己活得已经不像人样了，这位澄城移民代表活得更不像人样。双方当即商量好返库时间地点诸般事宜。之后，两路人马汇合一起又继续串连其他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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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规模移民的悲剧故事。
恰巧是一个30万人三十余年。与丹江口并列世界第一。
五十年代初，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建造三门峡水库。
当时政府圆熟地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但留下了漫长的灾难。（如果水库以最低水位来设计，那么相当大面积的土地将划在库区之外，大部份农民不必迁移；如果水库按照最高水位蓄水，则全部土地都会被淹没，也不会发生事后移民返回争夺未淹没土地的风潮。）
政府巨大的宣传工程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一种无尚的荣誉感。人们被告知：他们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他们是国家的功臣。政府并信誓旦旦地向移民们作出保证：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
　1956年秋，节日般的大迁徙开始了。很快，政府的谎言被大漠风沙所撕破。宁夏贺兰县和陶乐县的移民安置区地处黄土高原的沙漠边缘，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一年到头狂风漫卷，黄沙蔽日。晚上闭门睡觉，第二天早上房门就会被流沙封住。当时，一位元负责移民事务的干部不小心掉进一个沙坑，没有挣扎出来，顷刻之间便被流沙掩埋，全村人出动也未能找到他的遗体。
谎言破灭了，大逃亡开始。
南路逃亡队伍在宁夏首府银川附近被当局拦截，绝大部份被遣返安置区。北路的逃亡者穿越险恶的内蒙古沙漠，辗转于秦晋高原，终于成功地返回黄河岸边的家乡。
当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逃亡者们走进自己祖居的村落时，已经泣不成声。他们讲述了安置区的恶劣环境和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的悲惨情景。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如同召开全村大会。听的人和讲的人哭成一片，泪水淹没了村庄。第二天黎明，村里的马车队出发了，去迎接那些还挣扎在逃亡途中的亲人。恐怖与悲伤迅速席卷了库区，各村派出的马车队汇成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次年秋天的移民，再无欢声笑语。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如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并随即推倒房屋……原住民早已占据了好地，移民们只好被安置在沙漠边沿。恶劣的气候使移民大批患上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半，带来的耕牛也死得所剩无几。大迁徙后的第二年，又遇上了那场人造的“三年大饥荒”，每月人均口粮仅有7市斤。大批大批的人饿死了，幸存者们一贫如洗。安置地
人口剧增，移民数量甚至超过原住民一倍以上，生存空间的争夺与环境的恶化激化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原住民占据了河流的上游，每当灌溉季节，便截断下游的水源。抢水发展为大规模械斗，移民与原住民成为誓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在沙漠与饥荒夹击之下，思乡之情终于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惨烈悲壮的大逃亡。
1960年，是那场大饥荒最可怕的一年。当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谷糠、老鼠……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留在安置地只能是死路一条。逃亡很快由分散行动汇集为洪流，宁夏首府银川周围的交通线被挤得水泄不通。
政府当局紧急封锁了所有的车站渡口。只要是陕西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乘车渡河。在黄河封冻之后，大批移民偷越冰河。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踩塌了冰层，当场13人葬身黄河，剩下的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跃过浮冰，继续回归之途。
1961年6月，在宁夏仁群黄河渡口，上万名被堵截的移民与封锁渡口的官员僵持了三天三夜。……
但返回家园的决心是暴力所无法阻挡的。不久之后，1961年7月的一天清晨，当各村留守监视的移民干部们醒来时，发现所有土屋都空无一人。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从高原上神秘地消失了。这一次，他们绕过严密把守的黄河，向北迂回，横穿内蒙古沙漠，再折向南方，越过晋北高原，顺汾河河谷一直走到山西省最南端，最后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这条跨越三省，顺着河套外沿绕行数千里的路线，就是首批逃亡移民九死一生的“北路”。除了餐风宿露，忍饥受渴，还要对付官方的围追堵截。沿途各级政府奉命追捕，被抓住的马上强行押解回安置区。
漫长的路途中，有些人失踪了，有些人被遣返了，有些人半途留下了，回到家乡的逃亡者不及出发时的一半。
这是自两千年前犹太人出埃及以来最为悲壮的一次远征。
在政府当局严密的封锁下，大部份移民仍然难圆返乡之梦。
三位*的乡村支部书记背上乾粮，代表着一千多个移民村庄在北京和西安进行了艰苦的告状请愿。在30万移民的强大压力下，陕西、宁夏两省政府终于同意移民全部返回陕西。
●“返陕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褴褛的灰色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黄河的两岸缓缓地蠕动着，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火车、汽车挤满了回归的移民，这是一支败溃的大军，规模巨大的黄河移民至此彻底地失败了。”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热泪盈眶。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怀抱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人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把三门峡水库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高调宣扬的同时，黄河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报复：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四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在短短三年之内，渭河河床升高半米，西安受到洪水威胁。在坝体做了重大改建和运行方式做了大幅调整之后，水库虽然免于淤废，但蓄水被限制在300米上下。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当数十万移民终于回到自己祖居的故土时，不禁悲喜交加。喜出望外的是，家园并没有被水淹没；悲愤难平的是，故土已被侵占，自己竟成了身无立锥之地的外人。
一场夺回土地的*就此展开。政府当局别无良策，只好习惯性地实行*。1964年，夺地运动的首领王志义等4人被警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在*的同时，陕西省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甚至极端到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于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聚众闹事”的可能被消解。暴力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政治谋略，确实维持了十五年安定。虽然在新的安置地里移民们仍然是最贫苦无助者，但返乡之梦似乎已然破碎。
1979年，黄河大移民二十三年之后，土地承包制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的松动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望，前赴后继持续七年的返库大风波终于爆发。
1979年秋，后来被称作“返库司令”的移民领袖王福义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蒲城县移民代表会议。王福义首先讲明与当局对抗必将承担的风险，请不愿闹事者退出。
●“会场静悄悄的，只见得到一闪一闪的菸袋火光，只听得到抽菸的滋滋声和鼻息。
60多个移民代表，没有一个退出的。二十多年来，命运已经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面临的是鱼死网破的选择：蒲城县的移民全被安置在三个最穷的绝地--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原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里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承包制推行以来，当地居民首先分得较好的土地，而分给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又都是最贫瘠的土地。闹返库虽然凶险难测，但留在当地他们只能世代贫困。他们早已置于死地而后生了，选择风险总比坐以待毙强。”
　 在向省政府申述失败之后，移民们经过一年多串联和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返库运动勃然兴起。1981年春播季节，蒲城等5县数千移民拉着架子车，赶着牛车下了山。在王福义“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引导下，直奔家乡朝邑滩和沙苑滩。他们闪电般地抢种了4千多亩农田，并抢占了农场的仓库和办公室，安营扎寨，准备长期相持。
他们相信那个古老的习俗：谁种谁收。农场紧急动员，组织起80多人的敢死队，开着巨型推土机，将移民部落夷为平地。流血冲突惊动了当地政府，立即开动专政机器，短期拘捕了30余名民众领袖，将移民强行遣返。吃了亏的移民组织了数百人的复仇军，杀将回来，誓言血洗农场，捉拿凶手。官方闻讯大惊，即刻派员调解。最后以沙苑农场赔偿移民5万元损失，而结束了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流血风潮。
次年，1982年清明时节，原黄河华荫滩移民在“返库祭祖”的旗号下卷土重来。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策略运用--有什么理由禁止人们在传统的扫墓日回乡祭祖呢？清明节那天，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高举着“返库祭祖”的旗帜标语，堂而皇之地从渭南市穿城而过。华荫滩移民的“返库司令”刘怀荣身着素服，站在开路的拖拉机上指挥若定，数十辆手扶拖拉机和上万移民紧随他前进。
●“队伍开进华荫滩，数千移民举行了公祭仪式。刘司令站在临时搭起的简易主席台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悼亡词。当时在场的政府官员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都不得不佩服刘怀荣演说的煽动力。当演说结束的时候，满面流泪的刘司令大声向面前的数千移民发问：“挖我祖坟，占我土地，移民兄弟们，你们答应吗？”
“不。”众移民饱含热泪，一呼千应。如林的手臂竖了起来，众口一声的誓言响彻华阴滩：
“甯做库区鬼，不为安区人。”
这次返库祭祖，移民们携带了炊具、口粮、种籽和农具，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
紧接着，另外三个“司令”也率领着各自的人马开进华荫滩。
王福义，最早起事的农民领袖，这次带领着原沙苑滩的移民卷土重来。
苗福群，因领导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属于不合作派领袖。苗司令不相信*任何承诺，甚至拒绝接见政府谈判代表。
陈文山，移民前是人民公社干部，积极回应政府号召，结果把乡亲们带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代表*向移民们所作的保证，二十余年来长久地折磨着他的良心。正是这种负罪感使他成为农民领袖。
这四大返库司令带领着渭北五县各路大军会师于华荫滩上的军队农场，划分了势力范围，连营十里，抢种抢收，驻扎下来。
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先礼后兵的*方案。
四大司令也针锋相对地在蒲城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对策。虽然在是否可与当局合作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但数十位“各路诸侯”成立了协调性的“移民返库总指挥部”，使运动上升到联合抗争的新阶段。当局最后采取了高压政策，拘捕了“不合作派”领袖刘怀荣和苗福群，强行将刘、苗两部移民遣返回安置地。“合作派”孤掌难鸣，王、陈只好率部主动撤出库区。
第二波返库大潮退去。
但是，夺回土地家园的信念是至死不渝的。两年之后，1984年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农民起义。四大领袖各自重新组建了自己移民大军，其建构一般包括由总部、常委班子和基层指挥部构成的指挥系统，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他们召开了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
秋天，在预订的日子里，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仅剩下老幼看家，青壮男女全部开赴库区。
●“这一次，返库的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他们规划街道，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当局的办法仍然是*。他们动员了全渭南地区九县的人力物力，决心采用人海战术，以至少2:1的优势，两个干部对付一个移民，也要把人押解回安置区去。当“政府军”在大荔县城集结时“上万人和上千辆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店铺的烧饼蒸馍被抢购一空。”但是，在组织严密、有备而来的“起义军”面前，一切软硬战术都无法奏效。
双方从1984年秋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事件终于通了天：中央大员胡启立和田纪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使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移民。这实际上是对黄河移民坚强意志的无可奈何的承认。
但陕西省政府决定，解决问题要在“保持政府尊严的前提下”。何谓“保持政府尊严”？就是各路移民大军必须全部无条件返回安置地，让政府赢回面子。当局故伎重演，先动员压服温和派陈、王二司令撤离，再对孤立无援的强硬派刘、苗二部发动突然袭击。政府方面先以优势兵力对移民聚居区完成合围，然后采用战时徵用手段，在各公路口设卡，强行徵用路过的空车，并沿途设岗，确保交通畅通无阻。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各路清剿大军同时冲进去，连打带骂，将移民强行架上车。
因陈、王二部撤退而军心动摇的移民们，不久就绝望地放弃了反抗。只有一人高喊著“政府哄人，别相信”投河身亡。
第三波返库大潮又退落了。但其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黄河移民历经十七次返库风波、三次返库大潮所表达的不屈意志最终得到实现。
1986年7月，第一批移民回到失落了三十年之久的故乡。出于所有人预料的是：大部份移民放弃了来之不易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大多是极端贫困户。政府“自拆自迁自建”的方针实际上阻断了他们的回归之路。他们太累了，不想折腾了，在讨回了公道之后，他们无力再一次承受重建家园之艰辛。
●“至1989年底，大约有10万移民回到了库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年敲锣打鼓离开家乡的，相形之下，重归故土的情景却凄凉得令人心酸。公路上蠕动着一支几乎可称作难民的队伍，一户又一户的移民自己拉着架子车，肩挑手提着破烂的家当，人们默默地走着，没有欢笑也没有生气，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不但耗费了他们的家产，同时也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力。”
然而，当他们回到黄河滩上时，却发现往昔肥得流油的沃野已变成一片荒滩。
●“三门峡水库引起的黄河回水垫高了黄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黄渭洛（河）三角洲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了2-3米，原来的平原地变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积盐硷化水涝化已成为难以遏制的现象。……盐硷地和涝洼地已达12万亩，占划拨给移民使用土地的40%以上。原来黄渭洛三角洲的富庶已经成为年代久远的童话，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成为十分严酷的现实。”
四大农民领袖的结局也同样是悲剧。
苗福群回到朝邑滩后，第一件事就是火速招集起原“总部卫队”旧部，拼死拦截农场赶运木材的汽车。国营农场的撤退简直就是一场浩劫：原来人们引以自豪的绿洲，在几天之内被砍成一片树桩。无论是政府的严令还是移民的拦截，都无法阻挡农场职工在最后一刻的大破坏。黄河滩上的每一个人都深知树木的重要，没有树木就保不住水土，保不住富庶。倔强的苗老头不禁老泪纵横，大放悲声。正如他早就预料到的那样，他叱吒风云所夺回的土地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富庶。不久之后，一代英豪苗福群默默地死于贫困之中。
王福义回到了他的故乡沙苑，但土地已严重盐硷化，种下的花生和豆类几乎颗粒无收。王福义对曾经占有过他们土地的国营农场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他感到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让不热爱土地的人占领了热爱土地的人的土地，在把它掠夺蹂躏之后再还给他们。
刘怀荣失踪了。有人说他被抓进大牢，死在了里面。他率领过的乡亲们回到了故土华荫滩，在农场留下的废墟上重建家园。但记忆中的风水宝地变了：从第一次播种起，连续四年大旱，玉米不长芯，棉花不结桃，花生苗可以当柴烧。更奇怪的是虫害，生命力无比顽强，高效农药也无可奈何，最后把虫子扔进农药瓶，仍像魔鬼附体一样活蹦乱跳。这是他们从来不曾见过的奇观。1991年风调雨顺，但却遇上特大洪水，三门峡大坝关闸，庄稼被淹没一半。即使刘大司令没有失踪，他又能如何？
陈文山未能活着回到家乡华荫滩雨林乡。当接到政府批准返乡的通知时，他已重病不起。土地重归旧主时，同样已成为一片废墟。陈文山的儿子们为了让父亲活着喝上一口黄河水，夜以继日加紧盖房，但死神赶在了前面。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的心愿：“把我埋在库区。”陈文山的葬礼异常隆重，渭南地区与大荔县两级政府都派出代表参加。一个最大的花圈的落款是：“渭南地区移民办全体干部”。一位曾高举义旗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竟然得到了官方对手由衷的敬重。
这是正义的伸张，公理的胜利。
这是对30万黄河移民为土地与生存权而坚持三十年惨烈抗争的迟到的肯定。
后续：陕西省妥善安置三门峡库区10万移民
1997年元旦，陕西省有关领导来到库区，看到如此景况，当即决定，从省长基金中拿出3000万元，市、县两级配套2000万元，建设移民安居商贸点，高标准解决移民住房问题。
1998年，工程全面铺开后，进展顺利。目前，大荔的韦林、赵渡，华阴的华西、五合、北社等5个移民安居商贸点初步形成。宽阔的街道，明亮的路灯，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洋楼”，极具现代气息。目前，共有700多户移民居住在这里，已经成为库区新兴的商业集镇和物资交流中心。
在对待库区的鳏寡孤独，低能呆傻户，大荔县、潼关县以村为单位建立专门的安居院进行安置，并组织专人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目前已建起40多个安居院，使220多户特困户老有所居，老有所养。
目前，10万库区移民安居乐业，当地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今年返库移民人均纯收入可望达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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