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设在五楼图书室的那三间屋子里。追谣办的主任是处里一位副处长挂名的，三个副主任都是科级干部。段兴玉虽然是最后一个走马上任的，但因为他在全处科长之中“约定俗成”的头牌地位，所以一来就挂了个第一副主任的衔，办公室的人还自动给他安排了个单间。
离开了３１１案，他的生理节奏似乎也一下子松懈下来了。早上，姗姗而来，晚上，早早离去，从来不加班，也不让下面的干部加班。最近他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他得顾着给上中学的儿子弄饭，所以还免不了常常借口去局里看看什么的，一溜溜到菜市场去，随后就从那儿直接溜回家了。上行下效，追谣办的人于是也全都吊儿郎当起来，反正大家乐得轻松。
段兴玉表面上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松闲劲儿，而骨子里，却浸着股心酸。人当盛年，壮心不已，连古人都说，士不可一日无事，可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干多少正经事。长期不能务正业，而且还得做出这么种逍遥自得的样子来自我抚慰，孰能没有一点心酸呢？虽说从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基础工作毁坏殆尽，发现敌情线索的能力低得可怜，侦查单位无事可做，也是自然。可没想到这次３１１案一立，他才紧张了几天，就又脱了手，成了“有闲阶级”。他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泡过去了。
也许，他真该变得圆滑些，或者沉默些，不那么锋芒毕露，让甘向前觉得他棘手，也让老纪替他捏着把汗。跟着甘局长搞案子，如果只能在违心的附就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沉默也许更好些。
３１１案一开始，就是叫人不痛快的。外线处行动迟缓，险些贻误战机，可人家是在开批邓大会，你还不能说一句二话；夜里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发现徐邦呈之后，急等着局领导快拿主意，可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局里才通知他和纪真去开会“研究”。他是带了一肚子气去的。
参加那个会的人不多，除了他和纪真之外，就只有马局长、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一个做记录的干部。可那间会议室里的空气却很坏，像长年没有打开过窗户似的，茶几上的油漆味儿，沙发套子的焐味儿，以及不断浓厚起来的烟草味儿，给人一种窒息感。
会开了整整一上午。马树峰和甘向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决不下，说完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让步。
段兴玉这些年本来已经习惯于忍耐这种慢吞吞的会议了，和许多人一样，开会常常成为他打盹养神的好机会。然而他那一天的心情却不同，分局和外线的同志正在“为民旅馆”外面盯着，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决策者们却还在这暖烘烘的沙发里喷云吐雾，临阵不决。他望望局长马树峰紧皱的眉头，又望望副局长甘向前冷漠得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交织着一股焦急和恼忿。
“我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最后还是马树峰用苍哑的声音打破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说：“我的意见是暂时不捕。这个人是哪里派来的，潜入的任务是什么，是单线，还是复线？这一切情况目前都不清楚，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侦查活动来发现，来搞清楚。”马树峰说完，用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向其他人环视了一圈，最后当然还是要把目光落在甘向前的身上。
“也许，刚才我还没有把意思说明白。”甘向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粗大的喉结在紧扣着风纪扣的衣领里滚动了一下，慢吞吞地却是坚定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案件，我的意见是不能简单就事论事的，应当首先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动向。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全市，也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代理人的灭亡，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看待今天这个案件，不能不以当前阶级斗争这个总纲为出发点来安排工作。因此，我建议对这个潜特，应该立即逮捕，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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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16)
马树峰的眉头皱得更紧，动作烦躁地点起一支烟，从会一开始，他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声调，竭力平静地说：“这几年，我们也抓到了一两个特务，但总是刚一发现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缺乏必要的侦查过程。没有侦查过程的反间谍工作当然又痛快又省事，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敌人的情报意图是什么，使用什么活动手法，联系人是谁？往往搞不清楚。”
“问题不能这么看吧？这几年，我们局在对敌斗争上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嘛，怎么能说什么也没得到呢？”甘向前针锋相对的口气使气氛变得更加僵持起来。“我承认，搞公安我是新手，但是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就像我们过去打仗是为了消灭敌人一样，这个浅显道理是小孩子都懂得的。敌人派多少特务，我们就抓多少特务，抓一个就少一个，既打击和震慑了敌人，也维护和发展了大好形势，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胜利么？”
马树峰消瘦的脸上浮起一丝若隐若现的苦笑。他偏过头对纪真说：“不要光是我们两个人开会嘛，老纪，你也谈谈看法。”
纪真从一开会就没怎么说话，这完全不是他过去的习惯，等马树峰问到了头上，才勉为其难地向两位局长望望，迟疑着说：“呃——如果从侦查工作的角度上看，目前还是以不捕为宜，对这个人确实需要观察一下。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斟酌着下面的话。
“但是刚才甘代表的意见，呃，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搞破坏的‘行动手’，在我们市里搞点儿什么乱子，这个风险还是有的。要是由此影响了当前的运动，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究竟捕不捕，我还有点吃不准。”
从马树峰的脸色上，段兴玉已经看出他对纪真一反常态的模棱两可是不满的。马树峰又把脸转向自己，带着疲倦的神情问道：“小段的看法呢？你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段兴玉记得，他当时一点没有犹豫，用不容误解的口吻说道：“我看还是捕起来好。”
马树峰脸上微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段兴玉不难预料的。从道理上讲，他当然赞同马树峰的主张。马树峰是建国以来第一代侦查工作的专家，而这会上论及的问题在侦查工作中又实在属于初等常识，ＡＢＣ，可这年头就这样，许许多多本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却不断地被人们争论不休。“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这在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外行人眼里的确是想之当然的定义，其实真正的反特工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现代反间谍战中，反间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了解敌方的情报要求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活动手法，控制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一个抓一个的做法是最笨的，也是最要命的做法。常常除了一个活尸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就比如说徐邦呈吧，他到南州市里来到底是什么任务？没有侦查过程就很不容易搞得清楚。可段兴玉也懂得，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交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道，马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巨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嘀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出发作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子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管侦查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弄不好，这个案子就真要鸡飞蛋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马树峰闷闷地抽了两口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玉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处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紧的案子，技术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露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马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管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软、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出口：“要是总这样马虎，还怎么搞侦查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查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水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处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点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处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眼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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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17)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摩出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出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物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马、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账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处骂一通，马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不愉快的僵持。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做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邦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管，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马局长被架空不能插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口，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管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Ｈ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Ｈ市赶回来，徐邦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道一点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口气，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子给绕进去了，逼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头，接头要信号机干什么用？要地形图干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进速出，速进速出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点东西这点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性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入进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触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处，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干脆跟这小子讲明了，政治阴谋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子叫出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子想钻的空子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
他叫小陆把审讯录音拿出来，一盘一盘地听完了。他跑到纪真办公室里来了。
“老纪，甘副局长那么提问题可是违反审讯工作原则的，没掌握多少证据就把人家一条一条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们预想的路子上走，这容易出错啊！咱们得跟甘副局长提提呀。”
纪真沉吟了半晌，反声问他：“怎么，你认为徐邦呈的口供有诈？”
“有诈我不敢说，这么审是不对的，容易出毛病。”
纪真似乎斟酌了一会儿词句，待了片刻，才缓缓地说：“副局长亲自审的，我们怎么好去挑眼呢。甘副局长半路出家搞公安，审讯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难免嘛。可这话我们不好说，说了，又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我看，咱们还是‘为尊者讳’吧。好在徐邦呈这次的口供大部分还可信，地形图也对上了。”说到这儿，纪真把声音轻轻压低了些，“仙童山接头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个特遣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我想也可能是这家伙怕掉脑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们所疑，以便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吧，我和他接触了两次，他现在的保命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小分队的具体任务，暂不必急着搞得那么清，我心里有数就行。”
纪真虽然如此说，可段兴玉还是不放心，小分队的任务没搞清倒还犹可，万一徐邦呈还留了其他一手儿呢，不能不防。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会上，段兴玉抢先发了个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邦呈，多方验证口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具体。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出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出一通外行话，下面干部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出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拔了锚，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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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18)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点气急败坏，用手指头当当敲着桌子，“咱们是旧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不是老一套，你怎么还敢张口闭口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账，你有什么话说！”
他一声不响，心情极度败坏，他没想到现在搞案子这么复杂，这么掣肘，这么叫人讨厌
！
“哼，我们现在倒像是‘留用人员’了，”他冷冷地说，“好了，我以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说为佳吧。”纪真的情绪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纪真又把他给叫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难改呀，回头要真跟副局长冲突起来，我就不好为你说话了。我看干脆，你上追谣办帮帮忙得了。放心，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时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说：“为什么偏让我去追谣办？还不如去分房办、公用家具折价办呢，反正处里现在各种办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个地方，矛盾太多，你一个业务干部犯不着搅进去，搞一身纠纷。”
就这样，他成了追谣办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来，纪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时候，他们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会大学里读书。纪真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离开了学校，还在他的家里避宿过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那时的纪真，在他眼里是个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党从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加入到公安机关，段兴玉恰好分配到纪真所在的五处。在五十年代反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他们这一对上下级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至今还能引起段兴玉的无限感忆和怀念。那时候的纪真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那么富于朝气，那么精神抖擞，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发愁。一九六○年当上五处的第一把手以后，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极有前途的接班干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纪真虽说也戴过高帽，也住过“牛棚”，尝了几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长马树峰官复原职了。尽管这几年总是处在“业务上的骨干力量，政治上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难堪境地，但是他的复出，在砸烂公检法以后，市局各业务处的第一把手全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垄断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汉人入了一品一样，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纪真的他，却早就看出纪真“出山”以后这几年，的确在慢慢地变，圆滑了，没有棱角了，无论干什么，总要瞻前顾后一番。有时甚至谨慎得连对他这个生死之交也不敢敞开心扉了。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爱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爱人、孩子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感慨系之，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花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查员的敏锐眼光，还能看不出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暖了一些，因为他深知纪真性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干脆、喜欢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点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
将近一天没有说话了。
这是施万云近几年才形成的习惯。在南州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中，他一向被认为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检察长就做了十三年，作为检察长，重要审判常常免不了要亲自出庭支持公诉，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那几年，在批斗会上常同“革命群众”激烈舌战，侃侃之势不减。以后，当然是低头认罪了。再以后，下放到了农场。直到一九七三年打农场回来在家这么一住，他才真正的变成了半个哑巴，连相随了几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为他的沉默而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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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19)
快吃晚饭的时候，江一明来了，手里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的，这玩意在南州的市场上差不多绝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江一明倒是有个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们同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他这个学工科的，倒比自己这个学法学的还要健谈，不管和什么对象谈论什么问题，一概滔滔而来。当时曾因此得了一个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汉文“把你聊死”的谐音。几十年了，学生时期的往事早被岁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乐天达观的性格和爱发议论的毛病，却如同根性一般地保留下
来。也许，这些年他作为９４１厂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比自己这个全市政法系统的头号走资派所受到的冲击，到底要小些吧。
“怎么样？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江一明把松花蛋往桌上一放，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施万云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记得刚从农场回到南州市的时候，江一明是头一个找到这间聊遮风雨的小屋来看他的，好在他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只以老同学的关系相来往，倒也不会过于招嫌。江一明呢，老伴在“文革”初就惊病交加去世了，儿女们又都在外地，老头子一个人鳏寡孤独，就常到他这儿走动走动，吃吃便饭，也常常带来些松花蛋这类的金贵食品和一些来路复杂的小道消息。
“坐吧，”他对江一明说了一句，指了指旁边的小沙发。这一对小沙发还是他从原来的住处扫地出门以后，市委一个管仓库的老工人，从他原来的一堆家具中拣出来悄悄还给他的。这几年，他和宋凡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对小沙发上度过的。沙发的外表已经破旧不堪，很寒碜，不知里面的簧是不是歪倒了，坐上去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江一明没有坐，指指里屋的门帘，“宋凡和孩子们不在？”
“季虹今天休息，和援朝一起出去了，萌萌在外边小厨房做饭，她妈妈刚也去了，你来时没看见？”
“啊，没有。”
江一明话音没落，宋凡和萌萌端着菜走进屋来。
“哟，一明怎么这么有口福，知道我们今天打牙祭？”宋凡的脸上露出些难得的笑容。
“有什么好东西？”
“姜汁肘子，我妈的手艺。”萌萌掀开沾满油污的大砂锅盖子，一股很好闻的热气飘满整个房间。
江一明活泼地眨动着疑问的眼睛，“啊，你们准是约了什么客了吧。老施这几年可是个苦行僧哟。”
“没外人，一会儿就是援朝来，这肘子就是他搞来的。还有萌萌的那个小朋友，也来。”
“哈，我今天是沾了孩子们的光了。”
江一明的笑声，使施万云的胸中倏然热了一下。
季虹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来说，有时难免会成为一种苦恼。在这几年的沉默中，他常常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孩子，特别是对虹虹，更有种沉重的负疚感。他还能很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虹虹是怎样果断而又自然地投入到那股狂热的潮流中去，和她那班年轻的同学一样，整天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大串联！一句话，就像风一般地走了。可是当她披满征尘地回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抄得七零八落的家。在他和宋凡都被关进“隔离班”以后，她就被扒走了红袖章，从光辉浪漫的顶尖跌进暗淡痛苦的渊底。摆在她面前的最大生活题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也养活妹妹。不容易呀，那时候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萌萌才只有十二岁，完全不能自立，就靠虹虹给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拣大字报纸卖钱苟以活命。虹虹是什么都干了，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靠保姆带大的女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啊，那时她还来隔离班看过他，给他带来了一小瓶盐炒辣椒呐。有八年了，他一想起来便禁不住热泪盈眶。作为父亲，他是有负于孩子的，至今也无力补救和挽回。他看到虹虹现在有时候爱无端地发脾气，有时思想偏激得失去节制，而这一切又常是发端于对个人不幸的怨尤，他却难以表示一点儿稍微严厉的责备。小时候感情不快乐的人，难免会变得古怪和脆弱。孩子是受了刺激受了委屈的，是难怪的。江一明倒是很喜欢这两个孩子，虹虹能到９４１厂做仓库保管员，他是帮了很大忙的。而且像卢援朝这样的年轻人，在９４１厂那种大型企业中做外文资料翻译工作，身价和眼光都是不低的，要不是一明的一力保媒，爱上虹虹这样一个父亲还被“挂着”的姑娘，恐怕也是要大费踌躇的。
现在，他们这一对儿看来是成了，总算了却了他和宋凡的一桩心事。萌萌暂时还小，还不到着急的时候，可宋凡说得也有道理，早一点儿找好找，有机会也不要耽误。是的，他已经连累孩子们了，怎么会再耽误她们呢？宋凡这话是几个月以前说的，她当时就留意了那个用自行车撞伤萌萌的男孩子。萌萌对那男孩儿的好感是溢于言表的，现在竟已经发展到有点离不开他了。没想到，萌萌这么个温慢的性子，竟然会陷到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里去。不过那男孩子倒确是有一副迷人的外表，他是公安局的干部，政治上会十分可靠。可是，一个公安人员大凡也不愿意在自己清白的社会关系中半路掺进一点儿?唆，弄得将来填个登记表都要皱眉头的。何况萌萌至今还没有工作，这些情况，在两相爱极时自可不顾，日久天长了，人家会不会心生嫌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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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20)
虹虹回来了，他的思绪中断下来。卢援朝今天戴了副不很深的眼镜，显得老气些。两年多了，他一直搞不清他和虹虹是同岁还是比她大一岁。作为一个在“文革”初走进外语学院大门的挂牌大学生，这十年来要不是靠自学，怕是连ＡＢＣ都念不准呢。个人有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卢援朝看来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对当前的运动没兴趣倒还犹可，可居然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这样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虽说现在不少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都这样，但毕竟也不是个优点吧。
周志明是最后一个到的，这孩子每次都先要向他和宋凡问候几句礼貌的套话，为此常惹得虹虹背后讥笑，说他沾了一身市民俗气。其实，这也是虹虹的古怪之一端吧。
大家围着桌子入了座。这张又大又难看的旧桌子，几乎占去这间屋子五分之一的空间。桌上很丰富，除了姜汁肘子、松花蛋之外，还有肉片土豆、鸡蛋韭菜、肉炒胡萝卜丝。透过从砂锅里升上去的片片热气，他的目光从大家笑意融融的脸上扫过，那个悲凉的叹息又在心中滚动了一下。
“唉，妻子、儿女、小康之家、蛰居生活，如此了却残生，也算是种‘善终’了吧。”
“萌萌，有酒吗？这么好的菜不喝一点儿岂不太可惜了。”江一明的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又吸引过去。
“还有一瓶啤酒，我姐姐喝的。”
“拿出来，啤酒也行。”
除了他之外，每个人的面前添了一个斟着鲜黄酒汁的小杯子。江一明端起杯子，先冲他说了一句：“万云还是不破戒吗？”又对孩子们说：“来，祝你们，啊，早一点儿……哈哈。”
大家端起杯子来，笑着正要喝，宋凡说：“你们也不祝祝江伯伯吗？”
萌萌把杯子往前一伸：“祝江伯伯身体健康。”
虹虹也伸过杯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连宋凡都跟着笑起来。
江一明停住笑，用手在刚刚白起来的胡子上抹了抹，说：“这句话现在倒成了绝响了，再听起来，真觉得好笑，可当初天天喊的时候，八亿人有几个不是诚心诚意？八亿人啊！”
的确，一明的话是不错的，可施万云听了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也许是自己太过正统了吧。
他把目光又移到孩子们身上，虹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别看她当了几年“黑五类”，可干部子弟那种优越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声音动作，都还是那么张扬，这使得坐在她身边的卢援朝更显出沉默寡言来。他搞不清像卢援朝这种一帆风顺的青年，何以总是这么一副心事重重、老气横秋的神情。萌萌呢，每当周志明一来，就照例要拘谨些，老实些，庄重些，当然，那是一种乐滋滋的拘谨、老实、庄重。而周志明似乎比她还要老实，端坐着，腼腼腆腆、巴巴结结的，菜也不多吃。施万云不由用手指指砂锅，对那小伙子说：
“来，你不要客气，这都是我家里人，这位是我三十年代的老同学，９４１厂的总工程师，你们见过面的。”
“见过。”江一明用他那种老知识分子特有的礼貌微欠了一下身。
“见过好几次了。”小伙子也慌忙欠了一下身。
“你和他也早就熟悉了吧，”施万云又指指卢援朝，说，“肖萌姐姐的朋友，也在９４１厂工作。”
卢援朝难得地笑了一下，“那天，他撞了小萌，我正在那儿呢，我还差点儿跟他吵起来。”
卢援朝是个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对任何纠纷都是退避三舍的，施万云想象不出来他会在外边和谁吵架，果然，虹虹跳出来揭他的底了。
“你这书呆子也会吵架吗？”她的插话又引起一片笑声。“真的，真到了外面，他还不如我能吵呢。我现在最能吵架，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想吵一通才解气。爸爸干了一辈子革命，到现在连个房子都不给解决，真是……”
看，她又扯到这儿来了，施万云唯恐她又要借题发挥，来一通牢骚，忙把话引开，他对那小伙子问：“听说你去了湘西？对湘西感觉怎么样？”
“很好，那地方风景特别美。”
“湘西的确很美，五十年代我去过一次。”江一明很快抢去了这个话题，“那是种朴实的，天然去雕饰的美。之所以名不见经传，我看是由于偏处一隅，不为外人所知的缘故。哎，你不要客气，吃菜呀。”他也像主人似的招呼周志明。
“来，”卢援朝在周志明碗里夹了一些鸡蛋韭菜，他今天仿佛格外活跃了些，笑着对周志明说：“你是搞公安的，多吃一些韭菜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
“哦？”江一明笑道，“这是什么奇谈怪论？”
“前几天我在厂资料室看了本外国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了挪威学者阿拉弗·林德里特列姆关于蔬菜对人的某些影响的研究情况。这位学者认为，胡萝卜和菠菜容易引起忧郁；土豆使人安宁，还有……”
“还有什么，你说说我适合多吃什么？”虹虹挑衅般地问。
“你应该多吃莴苣，可惜现在没有。莴苣可以帮助提高音乐才能。”
“虹虹现在还常练声吗？”江一明问。
宋凡替女儿说道：“有时候到公园去练练，家里没法儿大声练，左右邻居要骂的。要我说，练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上星期市歌剧院一个熟人给她听了听嗓子，说不错。可不错又能怎么样，现在的事还不就是这样，你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哎，虹虹，那天刘老师听了唱怎么说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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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21)
“说我嗓音条件不错，中音区尤其好，高音部分毛病多些。”
“年轻人嘛，有兴趣你就让她练，多一手本领没坏处。依我看，虹虹将来是会有出息的，萌萌也会有出息的。现在的年轻人呀，老宋，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啦，爱学习的真是不多。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这个民族最稳定、最有连续性的物质力量。年轻人如果总像现在这么不刻苦，国家就无望了。唉——”江一明抖抖胡子，又说：“可惜现在总有那么几个人，
想要重演秦始皇和中世纪欧洲神学家们的惨烈，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几本书。知识是人类发展的记录，怎么扼杀得了呢？前两天我们邻居家的小孩子，不知从哪找来本旧杂志，啊呀，残篇断页，破得不成样子了，可我看他读起来还是那么吮吸有声，真是个悲壮的画面……”
施万云不无担心地看了一眼周志明，他对这位来自公安局的小伙子毕竟是不甚知底的，那小伙子也专注地在听，还不时地点着头，但他还是打断了江一明的长篇大论，以免他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话来。
“爱学习好嘛，你们江伯伯就是个钻学问的人，不仅在航空机械方面是国内一流的专家，而且旁通别类。一明，最近还有兴做诗吗？”
“唉，老啦，江郎才尽啦。”江一明说了一句，把脸转向几个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几乎什么书都看，追求博览，可每每不能竟学，差不多成了半吊子杂家，及至上了大学，才专攻了工科。写诗嘛，业余爱好，不过是兴之所至，随口胡诌几句罢了。萌萌最近又看了什么好诗吗？”
“看了一本《普希金诗集》，写得真好。”
“你喜欢看些什么书呀？”江一明又向周志明问。
“中国的古典文学比较喜欢一些，《红楼梦》、《水浒》……”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看过吗？”
“看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没看过，搞不到书呀。”
“诗词读一些吗？”
“不大读，我不懂诗。”
“诗词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是一条主要的流脉，喜欢古典文学就一定要读诗词。毛主席对古典诗词是极为精通的，他自己也工习韵文，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废吟咏……”
“一明，快吃吧，肘子一凉就不好吃啦。”这回是宋凡打断了他的话。
“好好，我差不多饱了。”
晚饭吃完，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施万云本来还打算好好向周志明问问湘西的变化，没想到江一明嘴里冷丁冒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来。
“你们知道吗，又有人往十一广场送花圈了！”
“谁送的？”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嗬，可不是一两个，比原来足足多了三倍，我刚坐公共汽车从那儿路过，只是远远地看了那么一眼。”
施万云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了，“没有人干涉吗？”他首先问这个。
江一明尚未答话，季虹先抢着说：“这干涉什么？送花圈悼念总理，一不偷二不抢的。”
江一明跟着笑道：“还是虹虹干脆，还有两天就是清明节了嘛，送花圈祭奠烈士，既是人之常情，又是革命传统，何罪之有？万云，你是搞法律的，你说说看？”
“法律？”施万云本来想说：“法律还管什么用啊。”但他只是挥了一下手。
江一明又把话锋移向周志明，“你是搞公安的，你们公安局是什么看法？总不至于说送花圈的都得抓起来吧？”
施万云注意到，小伙子支吾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他呀，一个小警察，他有什么看法管什么用。”虹虹是一副轻蔑的口气，“他们还不是听上面的，上面说好，他们就笑脸，上面说坏，他们就瞪眼，就这么回事。”
施万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埋怨虹虹伤人太过，尤其是对妹妹的朋友，怎么能没有一点做姐姐的宽让呢。
果然，萌萌出来袒护了。
“我和志明约好了，清明节那天我们一起到广场去的。”
江一明又跟下去说：“是嘛，警察也是人啊，也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凡事也总要有自己的看法嘛，对吧？”他向那小伙子问道。
施万云看到周志明像个小学生似的机械地点头答是，样子单纯可感。也许这孩子对江一明话中的内涵尚不能洞然领悟，也许他的年龄还不能使他有太深的思考，看上去他的确还是个孩子。可是，这些年，年轻人能保持一种单纯的思想，也就算难能可贵了。
已经是九点半钟了，周志明起身向大家告辞。施万云没有忘记约他再来谈那个没有谈成的湘西。萌萌当然要送他几步。趁两个孩子不在，宋凡便赶快把话题引到萌萌的事情上来了。
“一明，你看这男孩子怎么样？”
季虹又是抢在了江一明的前头，说：“小孩儿嘛，形象倒不错，我就怕有点小市民习气，将来咱们家可受不了。”
江一明倒是很认真了，问：“小市民习气，何以见得呢？”
“他开始来看萌萌伤的时候，每次都提着点水果点心之类的礼品来，那些小市民家庭就喜欢这样。再说，干警察的，我总有点不喜欢，这些人头脑大概都简单得很。”
“听他说他爸爸是南大的老党委书记。”宋凡说明道：“周耘田，一明听说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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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22)
“听说过，不熟。这孩子看着还老实，我倒没觉出什么小市民来，老宋，万云，和萌萌我看未必不般配，何不玉成他们？我可以做这个月老啊。”
“这种事，又不好一厢情愿，小周还没有正式和我们提过。”宋凡叹了口气，又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愿意，你看，现在我和他爸爸这个样子……”她看了一眼卢援朝，没再说下去。
施季虹却一下子听出母亲的潜台词，大声说道：“你们怎么啦，又没问题，有什么配不上别人的。在外面只要有人问我，我就说爸爸是老革命，怎么着，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小业主家庭，那些头头脑脑暴发户的孩子，我还看不上呢！”
江一明想起了什么，对施万云说：“马树峰不是又回公安局了么，你们过去那么熟，何不让他帮你做这个媒？至少可以帮你了解了解这小伙子的表现嘛。”
施万云沉默少顷，闷闷地说：“人家是身在其位的人，不去麻烦了吧。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拿主意。他们有他们的眼光，再说萌萌和他也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他们也许早就心照不宣了。我看，成与不成，顺其自然吧。”
又聊了一会儿，江一明和援朝也走了。施万云有点儿倦，进了里屋，躺在床上。萌萌回来了，在外屋跟她妈妈、姐姐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又是在说那个男孩子。他闭上眼睛，耳朵却留意着外屋的声音。宋凡说了句什么，引得萌萌笑起来，他很久没有听到萌萌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声了，这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笑声给满屋子带来甜滋滋的幸福气氛。唉，孩子们……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幸福的。
现在是几点钟了？对面，一向晚睡的王大爷家早已灯熄人静，可周志明却怎么也闭不上眼睛，拼命想睡，却心神不宁，头直痛。
“你看，我可替你圆场了，到时候你要不敢去，我姐姐可有话说我了。”
萌萌虽然语调娇嗔，听起来却反有一种温柔的，可怜巴巴的情态。可不知为什么他竟冒了股无名火：
“你老以为我是害怕似的，我怕什么？”
是的，其实他怕什么？他不过是替萌萌一家人担心罢了。现在他决定清明节跟他们一起去广场，下了班就去，堵一堵季虹那张尖刻的嘴。他原来是打算一个人去的，去了就回，在那方尖碑下的松墙上，插上两朵花，一朵是他自己的，一朵是父亲的，花他都准备好了。
他已经做了七年的侦查员，光凭职业上的荣誉感也不能再容忍这种嘲笑和小觑。他绝不是个胆小怕事之徒，不是！如果萌萌知道他有过夜伏仙童山的那种非凡经历的话，他敢说她会惊奇地叫出声来。
哦，仙童山！那个永远也忘不掉的地方，那里寄托着他的骄傲，也铭刻了他的耻辱。
他呆呆地睁着眼睛，再也没有一丝睡意。枕头下面的手表声噔噔地敲着他的耳膜，这声音……这声音多像盲发电台那呆板的嘀哒声，呆板，却又惊心动魄，从遥远而诡秘的一个指挥中心里发出，击透深邃的空间……哦，那个看起来多么宁静平常的夜啊。
在技术处那间宽大的监听室里，墙壁上嵌着硕大无朋的监听仪。一缕缕黑色的和红色的导线沿着天花板的边缘，将满房间各种各样的小仪器连接一体，就像一个威严的母亲，统率着她众多的子孙。
从广袤的夜空中传来的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充满了这个房间，而周志明那时候听到的，却只是自己的心跳，重鼓一般的心跳！
“发报员是个老手，”纪处长那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能听出来的。手法熟练，肯定而又明快，一定是个老手。”
他们全不做声，默默注视着技术处的译电员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字。片刻，译电员摘下耳机，把根据缴获来的密码译出的盲发电报交给了纪处长。
纪处长看了，一句话没有说，转而递给了陈全有，陈全有的面孔上也看不出任何吉凶祸福的征兆，把看过的电稿又交到他的手里，然后向纪处长轻声问道：“要不要打电话通知甘副局长？”
纪真看看表，“等天亮再打吧。”
周志明手里捏着这封简短的电稿，心悠悠地悬着，屏住呼吸把它看下来。
１１２７，来信收悉，小分队整装待发，三月二十五日与你会合，预祝成功。Ｅ…
他也一言不发地把电文转给陆振羽，可那颗怦怦跳的心几乎激动得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小陆看了电报，又转给小严，他的脸上通红通红的：
“可等到了，他妈的！”
以后，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早上，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的一个同志乘飞机直飞Ｈ市。下午，他们带着徐邦呈乘上了这辆北去的特快列车。
在软席卧铺车厢的尽头，他们包下了两间包厢。他、大陈跟徐邦呈住一间，处长和小陆住另一间。大陈上车没一会儿就爬到上铺去睡觉，天黑后才醒来换他去睡，他们的晚饭由小陆打回到车厢里来吃。自从徐邦呈供认了“三月行动”，并且要求戴罪立功之后，他们对待他就开始完全区别于初审阶段，让他从看守所搬到了一个舒适的据点里住下。但在看管上，仍然是外松内紧，虽说在火车上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可是这个案子既已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上，责任所系，毕竟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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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23)
下铺，徐邦呈打着匀淡的微鼾，和火车的哐当声搅在一起，如同一曲交响乐中的两个独立音部，音量不同却互不淹没，融于同一个整齐不紊的节拍中。而上铺的周志明却早已没有这种平静的心情了。尽管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已经把每一步都安排在既定的时间表里，可他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剩余的路程。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吃过早饭，列车开进被初春的浓雾封锁着的Ｈ市。他们下车后没有停留，和当地省公安局的两个同志接上了头，便一同改乘一列省内的短途火车继续往北走。这列老旧的火车就像“铁道游击队”时代的文物，不要说软卧车厢，连硬卧车厢也没有，乘客大都是沿线的本地人，拥挤在木板条式的简陋座位上。当地省局的两位同志一直把他们领到车尾巴上挂的一节专供列车员休息的车厢里。他看出车上的两个乘警很紧张，不知道省局的同志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在整个八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始终在这节车厢的门口警戒着。
那个地方的天要比南州黑得早。傍黑时分，列车在临靠边境的一个小站停下来。当地县公安局的两辆吉普车把他们从站台一直接到一个偏僻的小招待所里，招待所是专门腾出来给他们做指挥部的。一进门，徐邦呈由几个人带去休息了，他们则被一直领到了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甘副局长和那位秘书处的干部也在这儿，有几个军人正围在桌子上的一张大地图前指指点点地对他们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都直起了腰。
“好啊，你们是正点到达，路上没出什么事吧？”甘副局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