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
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
“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
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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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63)
“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
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蜷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出来买菜。
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
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
“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
“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
“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
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
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
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
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没工作。”她说。
“你住什么地方？”
“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
“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
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
“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
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
“你是来卖东西的？”
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
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吗？”
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
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
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
“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
“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
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
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
“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
“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
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
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
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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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64)
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
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
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
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
“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
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
“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
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
“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
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
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吗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
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
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
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处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
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
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
“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
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融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地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
“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
“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
“自新河农场……”
“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
“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
“那个人是干吗的？”
“……”
“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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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65)
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
“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
“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
“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
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
“姓什么呀，小鬼？”
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音，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
“砖厂有亲戚？”
“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
“噢，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
“叫周志明。”
“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
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
“你是她什么人呀？”
老头儿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
“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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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66)
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
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
“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
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儿急了。
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
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
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咚咚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
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他妈的……”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
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
细嗓门儿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
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吗，他又不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
“让他们捅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哪，典型的‘乱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
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
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
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
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萌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嘀嘀哒哒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
“哎，”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呃，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拴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
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打开了离大门不远的一扇低而窄的小门。这是一间十几米见方的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条凳和一张没涂漆的长形桌子外，一无所有。
“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你先看看墙上贴的探视须知，——接见时间只有十分钟，你先把想说的话考虑好了，谈的时候不准涉及案情；不准说不利于犯人改造的话；不准使用外语、暗语；不准打手语，不准……你自己看吧。”
戴眼镜干部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走了，在这扇门一开一闭的刹那间，她看见了门外面的大院子，看见了那一排间隔整齐的黑铁门，一股心酸泛起，“这就是他住的牢房吧？”
那人一去不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屋子的窗户都严严地关锁着，空间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闷热得几乎像个大蒸笼。已经十二点了，她耐着性子等下去。
那扇门终于又开了，戴眼镜的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她紧张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张皇地从凳子上站起了身子。
这就是他吗？
他那种象牙般光滑明亮的肤色从脸庞上褪去了，双颊变得粗糙黧黑，满头泼墨般的软发也只剩下一层被晒干了油色的刺毛儿，还遮不住黄虚虚的头皮，那对深不见底的眼眸现在竟是这样憔悴、疲惫和呆滞，从满是灰垢和汗渍的黑色囚衣领口伸出来的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几根粗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皮下……这就是他吗？她满眶泪水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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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67)
“小周，我，我看你来了……”只说了一句，喉咙便哽咽住。
周志明并没有表现出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激动和热烈，他只是在一见到她的瞬间发了傻，嘴唇微微张开，不知所措地喃喃着：“你来啦，你来啦……”
她哭了。从他的声音中，一切期待和牺牲都得到了满足和报偿。她不顾危险来奔他，是
因为要把自己弱小微薄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他吗？不，她现在才明白，她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给予，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为了得到。因为内心的感情已经无可否认，她自己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他的爱和抚慰，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她扑到他的胸膛上，双肩抽动，有百感而无一言。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泥土和汗酸的混杂气味，她的手触在他单薄的脊背上，那肩胛瘦得几乎快要从汗渍板结的黑布服里支棱出来了。
她盼着他能紧紧地拥抱她，但是他没有，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砰砰砰！”一阵恼怒的响声压过她的欷歔，戴眼镜干部用门锁在桌上用力敲着，以十分看不惯的神情干涉了。
“哎哎哎，周志明可是个在押犯，这儿是监狱，不能那么随便啊，又搂又抱的成什么样子！坐下谈行不行，这不是预备凳子了吗，要说话抓紧时间，！”
她感到周志明的身子缓缓地往后退了退，她也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由于自己的失当而致看守人员移怒于他，使他今后在狱中的处境更难。
他们隔着长桌坐下来，她说：“志明，我很想你。”
“你……”他很拘谨，直挺挺地坐着，“你好吗？你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他的声音轻得近于耳语。
“他们都好，你怎么变成这样儿了，你是不是很苦，很累……”她恨不得把所有想要问的话都问了。
“还有你姐姐呢，她怎么样？她和援朝他们都好吗？”他仍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声音问着。
“志明，你快说说你自己吧，你在这儿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
“我挺好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最近又去过知青办吗？我看如果……”
“别说我了，快别说我了，”她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我这么远跑来，我多想知道你的情况啊，你怎么这样瘦啊？全变了样儿了，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她说不下去了。
“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他喃喃地、发呆地说。那个常干事站在桌子旁，看看她，又看看周志明，突然插进来说：“行了，到时间了，周志明，你出去吧。”
周志明服从地站起来，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她蓦然感到这一刹那的眼神是那么熟悉，一下子把她心中无数记忆都连接起来了。
“同志，还不到十分钟，还不到啊，你让我们再说几句吧。”
“怎么不到？是按你的表还是按我的表？怎么得寸进尺呀，让你见一面本来就已经是破例照顾了。周志明，你先出去。”
周志明望着她，后退着蹭到通向院内的那个门边上，用背把门顶开，却没有立即出去。
“同志，求求你了，能不能再让我们谈五分钟，再谈五分钟……”
“不行，你这人怎么这么赖呀，？”
“小萌！”周志明突然放大了声音，他终于放大了声音！她的心酸酸的，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
“你回去吧，好好地生活，再别来了，一定不要再来了，就算最后听我这句话，你自己好好地生活吧。”
他走了，声音留在屋子里，她双手捂住脸，双肩剧烈地抽动，泪水涌泉一般濡湿了手掌，她用全部力气压抑着哭声，只能听到一阵尖细的鸣响在胸膛里滚动，如同遥远的天籁！
在９４１厂，坐办公室的“白领阶级”都在星期天休息，而在车间、仓库卖力气的“蓝领”们则是挨日轮休的，施季虹得轮上七个星期天，才能和卢援朝凑到一块儿。
碰上这种星期天，卢援朝照例早上九点钟来。今天施季虹家里恰巧很清静，她在里屋一边看书一边等他，萌萌一个人待在外屋，一大早就没听到她的声响。
萌萌从自新河回来已经三天了。在这三天里，除了爸爸还和她说说话以外，季虹和妈妈全都不理她。萌萌自己呢，也不说话，老是一个人发呆，像傻了似的，看着也怪可怜。
卢援朝从外屋进来的时候，施季虹没听见他同萌萌打招呼，一进了里屋，他放下肩上的书包就指指外面，问：
“回来啦？”
她放下书，轻轻说了句：“早回来啦。”
卢援朝在椅子上坐下来，没精打采地问：“你爸爸妈妈呢？”
“我妈腰疼，爸陪她上医院了。”
他又指指外屋，“净干这种随心所欲的事，你妈能不病吗，没病也得气出病来。”
“你小声点。”
“没事儿，她睡着了。”
对卢援朝的话，施季虹心里是感到一丝痛快的。萌萌的确是办了件触犯众怒的事情，这事眼下虽然还没张扬在外，但以后会不会被劳改农场捅出来，可就是没准儿的事了。厂保卫处那几个凶神本来见了她就老是横眉冷对的样子，要是这件事再让他们知道了，瞧吧，还不晓得怎么狂呢。卢援朝大概也有了这种预感，不然何以会口出怨言呢？他过去是从来不说萌萌坏话的，对于萌萌那个同情弱者的观念，甚至还抱了一种相当理解、相当赞赏的态度。她望望卢援朝沉郁的脸色，问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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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68)
“是不是听到谁说什么了？”
“没有。”
卢援朝烦躁的表情，更增加了她的疑心，同时也把她自己的心情搞得烦躁起来，忍了忍，她说：“出去走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