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鲶鱼效应说明了人员流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个单位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少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运用这一效应，加入一些“鲶鱼”，通过新成员的“中途介入”，制造一种紧张空气，有助于激发群体成员的活力和竞争意识，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它符合人才管理的规律，能够使组织变得生机勃勃了。任何组织中都是需要几条这样的“鲶鱼”。“鲶鱼”本身未必有多大能量，但他可以给整个组织带来能量释放的连锁反应。
破窗户理论
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会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俄国19 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赫尔岑有一次应邀出席了一位朋友的酒宴。席间，他被轻佻庸俗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主人一见赫尔岑这个样子，连忙解释道：“今晚宴会上演奏的全是俄国流行的歌曲，你怎么会感到厌烦呢？”
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乐曲就一定好吗？”
主人听了疑惑地说：“不好的东西怎么能够流行呢？”
赫尔岑听后，微微一笑，说道：“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好的了？”
主人哑口无言了，赫尔岑说罢，便起身告辞了。
实际上，赫尔岑对于不好的东西同样能够流行的论断，不仅不是难得一见的特例，而且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任何一种行为、信息或者是现象，都会对其他的产生一种传染的力量，从而出现流行的可能。
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社会学上的“破窗户理论”专门加以解释。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进行了一项试验，他把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和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对停在布朗克斯街区的那一辆，他摘掉了车牌，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不到一天就被人偷走了；而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停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
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车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没有被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破窗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会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破窗理论”更多的是从犯罪的心理去思考问题，但不管把“破窗理论”用在什么领域，角度不同，道理却相似：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规定的行为，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也都是对管理秩序的损害。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其实际后果就是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各类有损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出来。这将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剧烈的冲击，并导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无序状态。
它还启示我们，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推而广之，我们周围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可以看到环境暗示和诱导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窗明几净、环境优雅的场所，没有人会大声喧哗或吐痰来；相反，如果环境脏乱不堪，倒是时常可以看见吐痰、打闹、互骂甚至随地便溺等不文明行为。
又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又有多少人会不顾众人的文明举动和鄙夷眼光而贸然插队？与这相反，车辆尚未停稳，猴急的人们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因此，环境好，不文明之举也会有所收敛；环境不好，文明的举动也会受到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样，人的行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在公共场合，如果每个人都举止优雅、谈吐文明、遵守公德，往往能够营造出文明而富有教养的氛围。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粗鲁、野蛮和低俗行为而形成“破窗效应”，进而给公共场所带来无序和失去规范的感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平时一直强调的“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就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决定了我们自身的一言一行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杜绝“破窗效应”，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把握环境的这种暗示和诱导的作用。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的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玻璃的窗户”的明智举措。
齐加尼克效应
因工作压力导致心理上的紧张状态，被称为“齐加尼克效应”。
1888年，美国第23届总统竞选之日，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年）很平静地在等候最终的结果。他的主要票仓在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州的竞选结果宣布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祝贺，却被告知哈里森在此之前早已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那位朋友问他为什么睡这么早。哈里森解释说：“熬夜并不能改变结果。如果我当选，我知道我前面的路会很难走。所以不管怎么说，休息好不失为是明智的选择。”
休息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工作会带来压力。哈里森明白这一点，但他也许不知道自己所要对付的，实际上是因工作压力所致的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在心理学上，这种状态被称为“齐加尼克效应”，它源于法国心理学家齐加尼克曾经作过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实验：
他将自愿受试者分为两组，让他们去完成20项工作。其间，齐加尼克对一组受试者进行干预，使他们路上工作而未能完成任务，而对另一组则让他们顺利完成全部工作。实验得到不同的结果。虽然所有受试者接受任务时都显现一种紧张状态，但顺利完成任务者，紧张状态随之消失；而未能完成任务者，紧张状态持续存在，他们的思绪总是被那些未能完成的工作所困扰，心理上的紧张压力难以消失。
齐加尼克效应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接受一项工作时，就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只有任务完成，紧张才会解除。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则紧张持续不变。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信息量的增加，作为“白领”阶层的脑力劳动者，其工作节奏日趋紧张，心理负荷亦日益加重。特别是脑力劳动是以大脑的积极思维为主的活动，一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持续而不间断的活动，所以紧张也往往是持续存在的。
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完成一项工作，再去做另一项工作，而是往往几项工作重叠在一齐来完成，往往形式上是上班了，实际上还在思考问题，大脑并没有休息。诸如报刊的编辑人员在出刊之前的“八小时以外”的时间里，仍然会考虑组稿、编排等情况；搞攻关项目的科研人员，研究课题经常会连绵不断地呈现在眼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医务人员、工程师、作家身上，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未完成的工作，会像影子一样困扰着他们。
有些压力是良性的，它让我们振作。但更多的来自于我们感到自己无力控制的事物的压力，则往往导致齐加尼克效应，使我们更疲劳。
这种长期用脑过度，精神负担过重，引起能量减低而产生的疲劳是不能从休息中得到完全补偿，久而久之，酿成了知识分子最常见的多发病之一的神经衰弱症。
神经衰弱症是由于大脑的兴奋和抑制功能失调，导致精神活动能力减弱，以容易兴奋和迅速疲劳为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易疲劳、头痛、头昏、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精神不振等。
如果对快节奏的工作处理不当或不能适应，则易产生紧迫感、压力感和焦虑感，久之可诱发心身疾病。因此，学会缓解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应是现代人自我保健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从小就学习到了“十年磨一剑”、“一寸光阴一寸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梅花香自苦寒来”等成语谚语，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如数家珍，并且历代传承。仔细分析这些话语，可以发现中国人是只注重时间，不注重效率的。换一种不雅的称呼便是一种“磨洋工”精神。如果人生百年，时间一点点消耗在这样的署往寒来当中，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
常见到这样一幅对仗工整、笔力遒劲的对联悬于教室的醒目位置，就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从文学角度看本无可厚非，但作为至理名言，用以警戒后人却有失当之处。作为一个健康完整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在痛苦中生活。类似“凿壁借光”、“十年寒窗”等刻苦求学精神只能说学习方法不对。
我们不应当去效仿什么“铁杵磨针，滴水穿石”之类的精神。而应当换一种角度去寻求更高效的学习方法。在“苦”中是不可能学到更高境界的。如果张三打了三天三夜麻将，我们绝对不能用“刻苦”来形容他，而是说他在娱乐。那么牛顿煮怀表，郭靖苦练“降龙十八掌”，在精神愉悦上，与张三打麻将是一样的。那种达到忘我的至高境界，绝对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愉悦，但在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是一种刻苦精神。
然而，我们却往往只关注“艰苦”的表象，而忽略了精神愉悦的实质，这是本末倒置。正是在这种忽略的背景上，那种慢性自杀似的“刻苦”行为在很多高尚的名义下大行其道，风靡全国。我们看一下现代的小学生，真可谓是“无丝竹之乱耳，有案牍之劳形”。孩子的探索求知的天性在这种桎梏至下一点点丧失，最后荡然无存。
然而，正如学生必须要面对考试一样，我们每个人还必须追求成功，追求那些属于和不属于我们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去追求才能效率更高，才能不再痛苦，而变成一种人生的享受。
怀俄明州威尔逊市的杰克逊·霍尔压力医学学会行为医学主任布鲁斯·门罗认为，克服齐加尼克效应的诀窍就在于找到一种办法，让人们感到自己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尽管目前实际上是不可能加以控制的。有时候，这意味着需要人为制造控制，比如走到盥洗室里冲厕所。
这种行为，或者其他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类似行为，能够打破持续不断的齐加尼克效应的循环，使得当前应激物所产生的影响分流到其他事务中。此类手段有助于将压力导向可资利用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人们获得控制感，将不良压力转为良性压力。
情绪效应
恐惧、焦虑、抑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
一天早晨，有一位智者看到死神向一座城市走去，于是上前问道：“你要去做什么？”
死神回答说：“我要到前方那个城市里去带走100个人。”
那个智者说：“这太可怕了！”
死神说：“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这么做。”
这个智者告别死神，并抢在它前面跑到那座城市里，提醒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请大家小心，死神即将来带走100个人。
第二天早上，他在城外又遇到到了死神，带着不满的口气问道：“昨天你告诉我你要从这儿带走100个人,可是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
死神看了看智者，平静地回答说：“我从来不超量工作，而且也确实准备按昨天告诉你的那样做了，只带走100个人。可是恐惧和焦虑带走了其他那些人。”
恐惧和焦虑可以起到和死神一样的作用，这就是情绪效应。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效应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古代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曾把一胎所生的两只羊羔置于不同的外界环境中生活：一只小羊羔随羊群在水草地快乐地生活；而在另一只羊羔旁拴了一只狼，它总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只野兽的威胁，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根本吃不下东西，不久就因恐慌而死去。
后来，医学心理学家还用狗作嫉妒情绪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另一只狗当着它的面吃肉骨头，笼内的狗在急躁、气愤和嫉妒的负性情绪状态下，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
到了现代，随着医学科技的发达，美国一些心理学家以人为对象，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实验，他们把生气人的血液中含的物质注射在小老鼠身上，以观察其反应。初期这些小鼠表现呆滞，胃口尽失，整天不思饮食，数天后，小老鼠就默默地死去了。
美国生理学家爱尔马不久前也做过实验，他收集了人们在不同情况下的“气水”，即把有悲痛、悔恨、生气和心平气和时呼出的“气水”做对比实验。结果又一次证实，生气对人体危害极大。他把心平气和时呼出的“气水”放入有关化验水中沉淀后，则无杂无色，清澈透明，悲痛时呼出的“气水”沉淀后呈白色，悔恨时呼出的“气水”沉淀后则为蛋白色，而生气时呼出的“生气水”沉淀后为紫色。把“生气水”注射在大白鼠身上，几分钟后，大白鼠死了。由此，爱尔马分析：人生气(10分钟)会耗费大量人体精力，其程度不亚于参加一次3000米赛跑；生气时的生理反应十分剧烈，分泌物比任何情绪的都复杂，都更具毒性。
实验告诉我们：恐惧、焦虑、抑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长期被这些心理问题困扰就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
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不起眼的动物叫吸血蝙蝠。它身体极小，却是野马的天敌。这种蝙蝠靠吸动物的血生存，它在攻击野马时，常附在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极敏捷地刺破野马的腿，然后用尖尖的嘴吸血。
野马受到这种外来的挑战和攻击后，马上开始蹦跳、狂奔，但却总是无法驱逐这种蝙蝠。蝙蝠却可以从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落在野马头上，直到吸饱吸足，才满意地飞去。而野马常常在暴怒、狂奔、流血中无可奈何地死去。
动物学家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远不会让野马死去，野马的死亡是它自己的狂奔所致。对上野马来说，蝙蝠吸血只是一种外界的挑战，是一种外因，而野马对这一外因的剧烈情绪反应，才是导致死亡的真正原因。
人也是一样，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如不能宽容待之，一时情绪激动，甚至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会严重危害自身健康。动辄生气的人很难健康、长寿，很多人其实是“气死的”。于是人们把因芝麻小事而大动肝火，以致因别人的过失而伤害自己的现象，也称之为“野马结局”。
一个人大发脾气或生闷气时会对人体生理上产生一系列变化和反应，致使人体各部损伤，甚至危及生命。生气发怒时能伤心损肺：气愤必然心跳加急，心律失常，使心脏受到邪气的侵入，诱发心慌心痛；呼吸急促，气逆、胸闷、肺胀、咳嗽及哮喘。同时，生气时会出现气极忧虑，并伤脾脏；胃感饱胀不思饮食，久之影响胃肠消化功能，因此可谓伤脾伤胃；生气发怒可使肾气不畅，肾上腺大量分泌，出现面色苍白，全身无力，四肢发冷，尿道受阻或失禁，并使肝胆不和肝部疼痛，可谓伤肾损肝。
除此之外，生气还能伤脑失神。人在发怒时心理状态失常，使情绪高度紧张，神志恍惚。在这样恶劣的心理状态和强烈的不良情绪下，大脑中的“脑岛皮层”受到刺激，长久后就会改变大脑对心脏的控制，影响心肌功能，引起突发的心室纤维颤动，心律失常，甚至心搏停止而死亡。可见生气发怒可致使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失调，并带来极大的损伤。
为了自身的健康，学会克制、幽默、宽容等消气艺术是很有必要的。
热炉法则
当人用手去碰烧热的火炉时，就会受到“烫”的惩罚，其有以下三个特点：实时性？预警性？平等性。
春秋时期，孙武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庐。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是不是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宫姬为队长，并叫她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众女兵说：“知道。”孙武再说：“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众女兵说：“明白了。”于是孙武使命搬出铁钺（古时杀人用的刑具），三番五次向她们申戒。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知众女兵不单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
孙武见状说：“交代不清是将官们的过错。”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尽地再向她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众女兵仍然只是大笑。
孙武说：“解释不明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姬，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命左右将两女队长斩了，再命两位排头的为队长，众女兵无论是向前向后，同左向右，甚至跪下起立等复杂的动作都认真操练，再不敢儿戏了。
孙武治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奇效，是因为他让这些女兵都明白了什么叫“热炉法则”。
当你去碰触一个烧红的火炉时，就会立刻受到烫伤的惩罚——这是现代管理学中有名的“热炉法则”：火炉是烧红着摆在那里的，任何人都知道不能去碰触；如果有人敢去碰触，那么必然要被烫伤；烫伤在时间上是即时的；烫伤在对象上是普遍的。以上四点隐喻表明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证制度的贯彻实施，必须处罚以身试法者。
奖励和惩罚是对人行为的外部强化或弱化的手段，它通过影响受方的自身评价，对其心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行为的强化或弱化。
热炉法则形象地阐述了惩处原则：只有罪与罚能相符，法与治才是值得期待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心理学家沃尔特·克鲁塞兹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建议：
(1)热炉火红，不用手去摸也知道炉子是热的，是会灼伤人的——警告性原则。管理者要经常对下属进行规章制度教育，以警告或劝戒不要触犯规章制度，否则会受到惩处。行为替换。
(2)每当你碰到热炉，肯定会被灼伤。对人进行惩罚之前，要向他们说清并使他们明白受罚的原因。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天条”及规章制度，单位中的任何人触犯了都要受到惩罚，惩罚的是他的不当行为，而并非是针对他这个人。
(3)当你碰到热炉时，立即就被灼伤——实时性原则。惩处必须在错误行为发生后立即进行，既决不拖泥带水，也不宜以后追究，决不能有时间差，而且惩罚时间要短，使其达到及时改正错误行为的目的。
(4)不管谁碰到热炉，都会被灼伤——公平性原则。当有人出现不恰当行为时，在给予惩罚的过程中要使其学会用恰当的行为来取代不当行为，一且恰当行为出现则惩罚停止，不能持续惩罚，也不能因为对方有其它方面的成绩，就能免于行为过失的惩罚。
（5）被灼伤的程度以与热炉接触的紧密程序和时间长短有关系――程度原则，惩罚以制止不当行为发生为限，处罚过度反而有害。
纪律是一切制度的基石，组织与团队要能长久存在，其重要的维系力就是团队纪律。要建立团队的纪律最首要的一点是：管理者自己要身先士卒维护纪律。
一个好的管理者必定是懂得自律的人，而且也一定是可以用奖励和惩罚来带动团队遵守纪律的人。惩罚时用语要得体、适度、就事论事，使对方明白为什么受罚和怎样改过。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奖惩的频率，从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看，当奖惩的比例为5：1时往往效果最好。
社会促进效应
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时候，活动效率会比单独进行时升高或降低。
大凡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见到寺门扁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这件书法杰作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凝视，观赏盘桓。说起这副字的来历，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传说。
大约两百余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庙里的和尚就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和尚，却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无讳的人。洪川的每一勾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这么批评：“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
和尚摇头说：“更糟，比刚才那幅还差。”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方丈说：“大师不在状态，会不会是因为大师嫌润笔费给的少了呢？”
于是方丈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洪川本来是位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但却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和尚离开如而的空隙，洪川松了一口气，在心无所羁的心境下，自由自的写出了第85幅“第一议谛”四个大字。那位和尚从厕所回来一看，翘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在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很好解释的：这是社会促进效应在起作用。
所谓社会促进效应，是指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时候，活动效率会比单独进行时升高或降低。它是一种集体效应。
最早进行研究的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有一次偶然发现，自行车运动员训练的时候，单独训练时骑车的速度要比和多个运动员共同训练时慢百分之二十。后来，他又找来一些小孩，让他们干一种活：绕鱼线。干的时候分成两组，一组是一个人单独绕，另一组是集合起来一起绕。结果发现，一起绕线比单独绕线的效率要高百分之十。他据此得出结论；个人在集体中活动的效率要比单独活动的效率高。
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注意到活动效率升高这一方面。心理学家孟斯特伯和莫德相继做了类似的实验，又注意到，社会促进作用下活动效率有时也会降低。他们通过实验发现，背诵诗歌，写作文，做数学题的时候，还是单独一个人效果好一些。如果和别人一起做，或者做的时候旁人盯着看，反而会感到心慌意乱，从而降低活动效率。
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活动效率会提高，什么情况下会下降呢？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从事的任何一种活动，总有熟练的地方，也总有不熟练的地方。如果熟练的成份占优势，那么社会促进作用就表现为活动效率的提高；反之，如果不熟练的成份占优势，就表现为效率的降低。比如，我们小时候学写字，有的字写得很熟练，写得也挺好了，还有些字则写得还不太熟练。如果熟练的成份占优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大部分字都写得很熟练了，那么旁边有人看的时候，我们会受到鼓舞，从而极力表现自己，结果越写越快，越写越好。但是，如果不熟练的成份占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大多数字写得半生不熟，那么旁边有人看时，就会觉得尴尬，着急，紧张，而越是这样，手和脑子就越不听使唤，平时略想一想就能写出来的字，这时也会想不起来，平时提笔就能写的字，也会忘得无影无踪，就是勉强还记得的字，也因为紧张而写得歪歪扭扭了。
基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学会利用社会促进效应的好处，同时克服它的副作用。当我们的某种活动能够进行得比较熟练时，就可以大胆在人前显示一番，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活动的效率和水平，同时培养起我们的信心。如果觉得还不熟练，那就且慢“献丑”，还是独自埋头学习、苦练为好。
当然，有时候不得不出去“献丑”，比如说要进行足球此赛了，踢得不好也要上场亮相。这时，就要抱着向别人学习，请别人指教的态度，努力平静自己的紧张心情；尽量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思维的定势效应
所谓思维定势效应，是指人们因为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
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阿西莫夫从小就聪明，年轻时多次参加“智商测试”，得分总在160左右，属于“天赋极高者”之列，他一直为此而洋洋得意。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汽车修理工，是他的老熟人。修理工对阿西莫夫说：“嗨，博士！我来考考你的智力，出一道思考题，看你能不能回答正确。”
阿西莫夫点头同意。修理工便开始说思考题：“有一位既聋双哑的人，想买几根钉子，来到五金商店，对售货员做了这样一个手势：左手两个指头立在柜台上，右手所致拳头做出敲击状的样子。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指了指立着的那两根指头。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聋哑人想买的是钉子。聋哑人买好钉子，刚走出商店，接着进来一位盲人。这位盲人想买一把剪刀，请问：盲人将会看样做？”
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形状。
汽车修理工一听笑了：“哈哈，你答错了吧！－盲人想买剪刀，只需要开口说‘我买剪刀’就行了，他干吗要做手势呀？”
智商160的阿西莫夫，这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笨蛋”。而那位汽车修理工人却得理不饶人，用教训的口吻说：“在考你之前，我就料定你肯定你要答错，因为，你所受的教育太多了，不可能很聪明。”
实际上，修理工所说的受教育多与不可能聪明之间关系，并不是因为学的知识多了人反而变笨了，而是因为人的知识和经验多，会在头脑中形成较多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会束缚人的思维，使思维按照固有的路径展开。
所谓定势思维效应，是指人们因为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人们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事物，以固定的方式来接受事物。
美国心理学家迈克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从天花板上悬下两根绳子，两根绳子之间的距离超过人的两臂长，如果你用一只手抓住一根绳子，那么另一只手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另外一根。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一个人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不过他在离绳子不远的地方放了一个滑轮，意思是想给系绳的人以帮助。然而尽管系绳的人早就看到了这个滑轮，却没有想到它的用处，没有想到滑轮会与系绳活动有关，结果没有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如果系绳的人将滑轮系到一根绳子的末端，用力使它荡起来，然后抓住另一根绳子的末端，待滑轮荡到他面前时抓住它，就能把两根绳子系到一起，问题就解决了。
定势有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心理学家曾经迈尔于1930年研究过定势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在他的实验中，对部分参加试验者利用指导语给以指向性的暗示，对另一些参加者则不给以指向性暗示。结果，前者绝大多数被试能解决问题，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这可以说是定势对于解决问题的帮助作用。
但是同时，定势对问题解决也有妨碍作用，这此情况在很多现实事件中都可以理解到。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试验：把六只蜜蜂和同样多的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着窗户。结果发生了什么情况？
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力竭倒毙或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
由于蜜蜂基于出口就在光亮处的思维方式，想当然地设定了出口的方位，并且不停地重复着这种合乎逻辑的行动。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定势思维，它们才没有能走出囚室。而那些苍蝇则对所谓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没有对亮光的定势，而是四下乱飞，终于走出了囚室，头脑简单者在智者消亡的地方顺利得救，在偶然当中有很深的必然性。
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公安局长在路边同一位老人谈话，这时跑过来一位小孩，急促的对公安局长说：“你爸爸和我爸爸吵起来了！”老人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公安局长说：“是我儿子。”请你回答：这两个吵架的人和公安局长是什么关系？
这一问题，在100名被试中只有两人答对!后来对一个三口之家问这个问题，父母没答对，孩子却很快答了出来：“局长是个女的，吵架的一个是局长的丈夫，即孩子的爸爸；另一个是局长的爸爸，即孩子的外公。”
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对如此简单的问题解答反而不如孩子呢？这就是定势效应：按照成人的经验，公安局长应该是男的，从男局长这个心理定势去推想，自然找不到答案；而小孩子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没有心理定势的限制，因而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答案。
清朝时期，通山县有个叫谭振兆的人，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宽裕，父亲给他定了亲，亲家是同村的乐进士。后来，谭父死了，谭家渐渐衰退，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前，乐进士便想赖婚。
一天，谭振兆卖菜路过岳父家，就进去拜见岳父。乐进士对他说：“我做了两个阄，一个写着‘婚’字，另一个写着‘罢’字。你拿到‘婚’，就把女儿嫁给你；拿到‘罢’字，咱们就退婚，从此谭乐两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不过，两个阄你只看一个就行了。”说完就把阄摆出来。
谭振兆心想：这两个阄分明都是“罢”字，我不能上他的当。想到这，他立刻拿了一个阄吞在腹中，指着另一个对乐进士说：“你把那个阄打开看看，如果是‘婚’字，我马上就离开这，咱们退婚；若是‘罢’字，那就说明我吞下的是‘婚’字，这门亲事算定了。”乐进士煞费苦心制造骗局却被谭振兆识破，没办法只好把女儿嫁给谭振兆。
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像曲别针一样，至少有亿万种可能的变化。也许我们正在被困在一个看似走投无路的境地，也许我们正囿于一种两难选择之间，这时一定要明白，这种境遇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势思维所致，只在勇于重新考虑，一定能够找到不止一条跳出困境的出路。
邮票效应
与人的某种具体事物、活动和情景相联系的课题，推论出来的准确性就会大为提高。
唐朝宰相李德裕曾镇守浙右。
在他的任上，出了这样一件案子：甘露寺的和尚，控告前任主事贪污财物。证据是前几届主事接交都有文件，这个主事初任时，交接也很明白，但是他卸任时，黄金没有了。大家肯定是他把黄金藏了起来。经过审讯定罪，几乎已经结案。
李德裕认为，未查清这些黄金是怎么耗用的，转手给谁也没证实，疑点甚多，便去询问被控告的前主事僧。这个和尚诉冤：历届接交都是空交文书，不盘查实物，其实并没有黄金。大家是用这件事孤立他，想乘机把他挤走。
李德裕想了想，于是就把几届前任主事和尚请来，把他们单独分隔开，并让他们各自用黄泥，捏成各自交接的黄金模型。结果他们捏出的黄金模型千奇百怪，根本就没有相似的地方。
李德裕由此断定，历次交接只对证帐面，并未实际查库。那些主事僧面对证据，都不得不认罪。
在这个故事里，所反映出的一个规律就是：推理的材料具体，推理就比较容易；对于抽象材料，推理比较困难。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邮票效应，它得自于上个世纪后期进行的两个心理学实验。
1972年，有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一批人扮演邮局的拣信员，在他的面前摆上几个贴了50里拉和40里拉面值邮票的信封，有的封了口，有的没有。告诉他们“如果信封封了，则它上面应贴有50里拉的邮票”这一规定。那么，他“应该翻看哪几个信封”才能作出判定呢？
结果发现，24个被试中有21人作了正确的选择，即翻看了那个封了的信封和贴有40里拉邮票的信封。
后来，一位叫沃森的科学家变更了材料，进行了一次实验。
他把印有符号的四张卡片摆在参加实验者面前。告诉他们，每张卡片的正面印有英文字母，背面印有数字。要求他们从这四张卡片推论出“如果一张卡片的正面印有一个元音字母，则在背面印有一个偶数”这个命题是否有效。
他们的任务是为判定这个命题是否有效他应该翻看哪几张卡片。结果发现，46％的人翻看了E和4，这种选择是错的。E是必须翻看的，但4却不必翻看，因为它的背面不论是元音或是辅音，都不会使这一命题失效。只有4％的被试翻看了E和7。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E的背面出现奇数，7的背面出现元音就会使这一命题失效。另外有33％的被试只翻看E。其余17％的被试则做了其他错误的选择。
这次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选择正确率为4％，远远低于邮票实验的正确率（87．5％）。这说明，与人的某种具体活动情景相联系的课题，推论的正确性就会大为提高。
邮票效应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科学研究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两千多年前，叙拉古的国王叫金匠造一个纯金的皇冠，做成后国王怀疑有假，便请被誉为“数学之神”的阿基米德来鉴定。阿基米德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一天他到浴室洗澡，当身子浸入浴盆时，发现水溢出盆外而身体重量减轻。他猛然想到：不同质料的东西，虽然重量相同，但因体积不同排去的水也不相等。
这一灵感的闪现，令他高兴得跳起来，飞奔回家试验，终于证实了皇冠掺有假，并发现了流体静力学的“浮力定律”。
阿基米德之所以能够证实皇冠掺假，并且发现“浮力定律”，原因就在于他从自己的洗澡中发现了类似的具体情景，从而推论出相似的结论。
约翰逊效应
如果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即使平时表现再良好，在竞技场上也会失败。
后羿是夏朝著名的神箭手。他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本领，立射、跪射、骑射样样精通，几乎从来没有失过手。
夏王听说了这位神射手的本领，十分欣赏他。有一天，夏王想把后羿召入宫中来，准备领略他那炉火纯青的射技。
夏王命人把后羿带到御花园里找了个开阔地带，叫人拿来了一块一尺见方，靶心直径大约一寸的兽皮箭靶，用手指着说：“这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如果射中了的话，我就赏赐给你黄金万镒；如果射不中，那就要削减你一千户的封地。”
后羿听了夏王的话，一言不发，面色变得凝重起来。看着一尺见方的靶心，想着即将到手的万两黄金或即将失去的千户封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平素不在话下的靶心变得格外遥远，他的脚步显得相当沉重。他慢慢走到离箭靶一百步的地方，然后取出一支箭搭上弓弦，摆好姿势拉开弓开始瞄准。
想到自己这一箭出去可能发生的结果，后羿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拉弓的手也微微发抖，瞄了几次都没有把箭射出去。最后，后羿一咬牙松开了弦，箭应声而出，“啪”地一下钉在离靶心足有几寸远的地方。后羿脸色一下子白了，他再次弯弓搭箭，精神却更加不集中了，射出的箭也偏得更加离谱。
后羿收拾弓箭，悻悻地离开了王宫。夏王在失望的同时掩饰不住心头的疑惑，就问道：“后羿平时射起箭来百发百中，为什么今天大失水准呢？”
有一位一直在旁边观察的大臣解释说：“后羿平日射箭，不过是一般练习，在一颗平常心之下，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出的箭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施展技术，又怎么能射得好呢？”
本来稳操胜券的后羿，因为心理负担过重而大失水准，最终黯然离场。他的悲剧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心理学上分析，可以归因于约翰逊效应。
约翰逊效应得名于一位名叫约翰逊的运动员。他平时训练有素，实力雄厚，但在体育赛场上却连连失利。人们借此把那种平时表现良好，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而导致竞技场上失败的现象称为约翰逊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名列前茅的学生在高考中屡屡失利，有些实力相当强的运动员却在赛场上发挥异常，饮恨败北等等。细细听来，“实力雄厚”与“赛场失误”之间的惟一解释只能是心理素质问题，主要原因是得失心过重和自信心不足而造成。
1972年，尼克松竞选连任。由于他在第一任期内政绩斐然，所以大多数政治评论家都预测尼克松将以绝对优势获得胜利。
然而，尼克松元人却很不自信，他极度担心再次出现失败。在这种潜意识的驱使下，他鬼使神差地干出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也令他自己懊悔终生的事情。他指派手下的人潜入竞选对手总部的水门饭店，在对手的办公室瑞安装了窃听器。事发之后，他又连连阻止调查，推卸责任，在选举胜利后不久便被迫辞职。
有些人平时“战绩累累”，卓然出众，众星捧月，造成一种心理定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再加之赛场的特殊性，社会、国家、家庭等方面的厚望，使得其患得患失的心理加剧，心理包袱过重，如此强烈的心理得失困扰自己，怎么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呢!
要走出“约翰逊效应”的怪圈，必须主动去克服对失败的恐惧。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成生于败，败致于成。对任何事情的得与失、成与败都要辩证地看，走出狭隘的患得患失的阴影，不贪求成功，只求正常地发挥自己的水平。有人说，幸福就像猫的尾巴一样，越是不停地追逐，就越是追求不到，可是一旦慢下来，停下来，它却与你如影随形。
有位年轻人在岸边钓鱼，邻旁坐着一位老人，也在钓鱼。二人坐得很近。奇怪的是，老人家不停有鱼上钩，而年轻人一整天都未有收获。他终于沉不住气，问老人：“我们两人的钓饵相同，地方一样，为何你轻易钓到鱼，我却一无所获。”
老人从容答道：“我钓鱼的时候，这知道有我，不知道有鱼；我不但手不动，眼不眨，连心也似乎静得没有跳动，令鱼也不知道我的存在，所以，它们咬我的鱼饵；而你心里只想着鱼吃你的饵没有，连眼也不停地盯着鱼，见有鱼上钩，心有急躁，情绪不断变化，心情烦乱不安，鱼不让你吓走才怪，又怎会钓到鱼呢？”
一个人的进取心太强，对某个事物刻意追逐，目标就象蝴蝶一样振翅飞远。而平常心可以使人心绪宁静、处变不惊，更易达成目标，而且平常心也可产生情感自慰，使人的生活更加和谐平衡。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生活的环境不允许我保持平常心，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主动参与每一次竞争，不断地对人生旅程中所出现的“压力”和“障碍”加以因应。适应是一个过程，可以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从而提高对外界压力所产生的承受能力。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说：“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从一次行动到一种性格，需要无数次的磨练与体验，这个过程不可忽视。
其次，对于一个目标真正的专注往往抑制恐惧，甚至忘记恐惧。我们的古人讲“致虚极，守静笃”。当一个人专注到极点的时候，整个心中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就象一只要抓老鼠的猫，四只脚蹲在地上，头端正，尾巴直竖起来，两只锐利的眼珠直盯即将到手的猎物，聚精会神，动也不动，随时伺机给予致命的一击。这时候人往往精神高度集中，心无旁骛，没有恐惧。
在一场场环环相扣的博弈中，每个人都很聪明，但每个人又都是笨蛋，因为他们在把别人当做筹码的同时，又成为别人赌局中的一个筹码。但是笨蛋又有大小之分，整场博弈中的最大赢家，实际上不过是损失最小的那个笨蛋而已。本书所介绍的法则，规律和效应，就是这样一些能够使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博弈中避免成为最大笨蛋，或者说努力成为最小笨蛋的天条。有人说，避免犯错误，就意味着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给您的80个黄金支点，一定能使您获得成功。...
智猪博弈
占有更多资源者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
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
猪圈很长，一头有一踏板，另一头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猪每踩一下踏板，另一边就会有相当于10份的猪食进槽，但是按按钮以后跑到食槽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加起来要消耗相当于2份的猪食。
问题是按钮和食槽分置笼子的两端，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踩踏板的猪付出劳动跑到食槽的时候，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早已吃了不少。如果大猪先到，大猪呼啦啦吃到9份，小猪只能吃到1份；如果同时到达，大猪吃到7份，小猪吃到3份；如果小猪先到，小猪可以吃到4份，而大猪吃到6份。
“笼中猪”博弈的具体情况如下：如果两只猪同时踩踏板，同时跑向食槽，大猪吃进7份，得益5份，小猪吃进3份，实得1份；如果大猪踩踏板后跑向食槽，这时小猪抢先，吃进4份，实得4份，大猪吃进6份，付出2份，得益4份；如果大猪等待，小猪踩踏板，大猪先吃，吃进9份，得益9份，小猪吃进1份，但是付出了2份，实得-1份；如果双方都懒得动，所得都是0。
利益分配格局决定两头猪的理性选择:小猪踩踏板只能吃到一份，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4份。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这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来看大猪。由于小猪有“等待”这个优势策略，大猪只剩下了两个选择：等待一份不得；踩踏板得到4份。所以“等待”就变成了大猪的劣势策略，当大猪知道小猪是不会去踩动踏板的，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吧，只好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简单的例子如果能够说明方法，能够启迪思维，就有它的价值。
“笼中猪”博弈有许多应用，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有更多资源者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样的例子承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表现都十分突出。
在许多国家，一个大政党和一个或多个小政党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大政党一般愿意扮演负责合作的一方，委曲求全，确保联盟不会瓦解，而小政党则坚持它们自己的特殊要求，而选择通常可能偏向极端的道路。又如在北约内部，美国承担了防务开支很大比例的份额，大大便宜了西欧和日本。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将这一现象非常简洁地称为“小国对大国的剥削”。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智猪博弈却是一则激励失效的典型案例。看完这个故事，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激励小猪和大猪去抢着踩踏板呢?
最佳方案是:将食物改为原来的一半，但同时将食槽挪到踏板的旁边，这样的结果就是多劳者多得。
自我参照效应
在接触新东西的时候，如果它与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的话，学习的时候就有动力，而且不容易忘记。
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安德鲁·杰克逊，曾经于1837年出任美国总统。在他妻子死后，杰克逊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得非常地担忧，家中已经有好几个人死于瘫痪性中风，杰克逊因此认定他必会死于同样的症状，所以他一直在这种阴影下极度恐慌地生活着。
一天，他正在朋友家与一位年轻的小姐下棋。突然杰克逊的手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地虚弱，脸色发白，呼吸沉重，他的朋友走到他身边。
“最后还是来了，”杰克逊乏力地说，“我得了中风，我的整个右侧瘫痪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朋友问。
“因为，”杰克逊答道，“刚才我在右腿上捏了几次，但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时，和杰克逊下棋的那位姑娘说道：“可是，先生，你刚才捏到的是我的腿啊！”
不要以为这种错误的恐慌只会出现一位垂垂老去的人身上，实际上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同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一种“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所谓“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就是指我们在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或者事情时，最不可能忽视或者出现遗忘。
有这样一个案例。
英国的一家大公司日常工作费用开支很大，公司经理为了降低费用开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雇了一位面孔冷酷、资历很深、有会计工作经验的人。经理让这位会计师坐在前面有玻璃窗的办公室里，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在他前面办公的所有的员工。公司经理告诉所有的员工说：“他是被雇来检查所有的费用帐簿的。”
每天早晨公司职员都会把一叠费用帐簿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到了晚上，他们又来把这些帐簿拿走交给会计部门。然而这位被请来的会计师根本未曾翻阅过那些帐簿，但是所有的员工都不知道这回事。
奇迹出现了，在会计师来公司“检查”帐簿的一个月时间内，公司所有费用开支降低至原来的80％。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请来的会计师每天并没有检查帐簿，但奇迹为什么出现了呢？
这主要是公司的人员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公司请会计师这一客观事实，引起公司人员的神经冲动，开始产生心理活动，感知到“检查”，对“检查”做出整体反映，就是要进行自律，不能胡乱开支。
我们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效应发生作用。
一方面，我们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将这些东西与自己联系起来。如果学到的东西与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的话，学习的时候就有动力，而且不容易忘记。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效应也有其不利影响。比如医学院的学生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每当老师介绍一种病症的时候，学生总免不了会先想到自己是否出现过类似的征兆，如果不巧有两三点看似符合，就开始惊慌，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病入膏肓，其实自己一点都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