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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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街头打架的孩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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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uponatime（从前），一个孩子在街头和小朋友打架打败了，他哭着回家告诉爸爸。爸爸听了之后不仅没有安慰他，也没有对孩子的安全事务进行任何干预，反而狠狠揍了儿子一顿，爸爸揍他的理由，说出来令人惊讶：我们家容不得失败者，下次打架一定要把对方打败，如果哭着回来，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在这样的家教下，这个出身贫寒的孩子长大了。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名字叫里根。
Onceuponatime（从前），也有一个孩子在街头和小朋友打了起来，因为对方人多势众，她被打败了，哭泣着回家，期冀着妈妈的安慰。Guesswhat,她的妈妈也没有安慰她，相反也是狠狠地教训她道：我们家不允许有懦夫！如果要打，把对方打败了再回来！女孩听了马上走回街头挑战那几个欺负她的孩子，结果，她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这个孩子，后来成为美国第一夫人和参议员，名字叫希拉里。
Onceuponatime（从前），又有一个孩子在街头和小朋友打了起来，这一次，战争发生在中国。虽然他肥胖硕大，却被一个瘦弱矮小的孩子先发制人、狠狠地欺负了一顿，为了寻求正义，他哭泣着回家向爸爸告状，要爸爸去找对方的父母说理去，为他主持正义。爸爸听完儿子的哭诉，二话不说，把自己受到委屈的孩子责打了一顿，爸爸打完他，义正词严地说：不管是谁先动手，只要和邻居孩子打架，都是你的错，我就打你！
这个孩子是谁？我暂时不能告诉你，怕说出来让他伤心。
童年的孩子，谁没有和小朋友打架、哭泣、斗气、停火、谈判、和好，然后再打架等等这些甜蜜亲切的回忆啊！成年后的一生，人们又何尝不是在竞争、较量、超越、比赛、优胜、反攻、挑战等这些过程中不断提升着自己、不断实现着梦想的呢？童年时期和小朋友交往的种种较量和交往，其实都为成年后的人格、性格、行为和思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命中注定是森林之王的狮子，其出生之后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就是学会猎捕羚羊等善于奔跑的动物。追捕、撕咬、扑杀、进攻，就成为它们幼时的游戏、“教育”的主体。里根、希拉里以及整个美国国民性教育，基本就是狮子的教育。君不见小布什一上台就要打伊拉克并且最终如愿以偿，管他娘的国内批评、世界反对。君不见最令美国人狂热的运动，是血淋淋的拳击与赤裸裸的摔跤；最让美国人崇尚的影星，是象征力量与暴力的施瓦辛格。人类进攻性本能，与美国高度完善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拥抱、扭打在一起，推动、驾驭、驱使、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文明——美国。
命中注定是狮子食物的羚羊，其“羊生”的最重要的课程，就是学会成年之后的快速奔跑。于是，百米冲刺和万米长跑，就成为羚羊从小主攻的课程、必修的学分。但羚羊高超的奔跑艺术绝不能成为胜利者的骄傲，因为它们只是为了逃跑。否则，等不到它长大成羊，就会在狮子对它的群体发起第一次攻击之时，成为狮子的朵颐之快、牙缝之香。
一个从小就被教育要勇于不畏强力、大胆挑战权威、不甘接受失败、立志战胜强者的孩子，他长大了，即使成不了美国总统，做不成第一夫人，他在生活中，也肯定是一个令人尊敬、被人看重、让人信赖的人。他肯定会获得这样那样的成功。这样的人，是人类中的狮子。即使他出去捕食暂时不成功，换言之，即使他在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不顺利，但他自信自尊的人格，足以使他成为他人心中的亮点，给他和他人带来活着的荣耀、做人的伟大。里根的人格力量与希拉里的性格魅力，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滋润着包括中国青年在内的世界青年。
而一个从小就被父母教导着要容忍非正义、接受不公平、甘受屈辱、自责自贱的孩子，他长大了，即使有可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某一领域的名人，但他在生活中，肯定难免时时暴露出幼时家长教育造成的心灵扭曲，在和同事、朋友、社会相处的过程中，一定会在各个地方不同角度，表达出自己性格与为人的弱点来。在集体生活中，他很可能不敢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不敢挑战别人不该有的滥权，在私人生活里，他也很可能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快乐与尊严，并为此找到种种阿Q式自我解脱的理由……即使他侥幸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他的生命质量，一定低于他应享的档次。一个不能为了自信、自尊和自由不惜一切代价去斗争的人，永远不能真正不能实现自我，永远不能充分实现他的潜力，永远无法抵达他的理想家园。这样的人，是人类中的羚羊，即使他一生都能逃脱狮子的追捕，一生都有足够的水草，但他留给人世的，只是苟且偷生的小曲，而不是勇猛进击的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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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街头打架的孩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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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受到小朋友欺负回家再被爸爸责打的孩子是谁？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怕说出来让他伤心。
话说这个孩子长大后，上了大学，做了老师，办了公司，成了名人。有一天，他心慌意乱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有话要对我“忏悔”。他说他活到四十岁，却发现自己“人格很卑劣”。我大惊失色，忙说你别谦虚，人人都说你是一个好人呢。他说他不是谦虚，而是真的，并举例说明：多年来，他在和同事相处时，如果对对方有意见，他从来不当面提出，总是在背后找机会说人家。结果搞得同事关系很糟糕，自己形象很恶劣，于是总是想寻找新的单位，与新的同事相处，而结果即使有了新的同事，他依然相处不好。
他说：经过无数次痛苦挫折，他才学会了一些基本做人的道理。就拿处理同事间的关系来说吧：如果他有勇气当场指出、直接面对、勇于碰撞、敢于冲突，往往都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矛盾的同事，可能成为最知心朋友；有冲突的对手，往往能成为最忠诚的伙伴。文明社会，从如何穿衣吃饭到怎么治理国家，都会有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见，而且这不同观点都有各自的价值和道理。成年人为不同观点争吵，如同小孩打架一样，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和个人观点的展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吵闹争斗几百年，甚至成为了美国民主的象征和骄傲。如果任何一党在政治斗争中表面放弃自己的观点，转到背后去捣鬼，美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
我说你说得深刻！但你为什么不敢直面人生矛盾、勇敢坚持个人意志呢？他深深叹一口气说：“我做不到。因为我的父亲从小就教训我，不要和人家争吵，否则全是我的错！”我说：“如果你摆脱不了父亲的阴影，你就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也不会瞧得起你！”他说：“你没有权利鄙视我，因为你永远无法抛弃我！”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就永远离开你！”
他叹口气，眼睛幽幽地看着我说：“难道你没有照照镜子看看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这个叫作徐小平的家伙啊！”
我苦笑。从梦中惊醒。我发现原来我的灵魂在黑暗中又来纠缠我——尽管成年以后我不断想抛弃这个灵魂，但我知道从小熔铸成的性格，要改变它，必将带来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痛苦。我只能在人生的全部过程中，带着与生俱来的遗憾，努力去追求人格个性的完美。面对学生，我常常侈谈中西价值观的交融，人格性格的再造，其实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就连我们这些道貌岸然的老师，要实现自身的提升和净化，真不知要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和痛苦的努力啊！
读者显然已经知道，那第三个打架的孩子就是我——你们热爱的徐老师！虽然小时候父亲给我的那一巴掌与我至今还没有成为总统或参议员并无直接关系。但我实在无法忘记，父亲对我那次打架的教诲，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的那种委屈、无奈、不平和伤害，以及这种观念对我长大成人之后人格因素的深刻影响。父亲的权威和价值对于孩子，是上帝的旨意，是生来的基因。我无法在四、五岁的时候拒绝它，我也无法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忘却它。但我终于在读到里根和希拉里自传时，知道了美国为什么强大，徐小平为什么懦弱：
要是在那次打架以及后来无数次对我的教训中，我的爸爸能够像里根父亲、希拉里母亲那样，教会我的不是忍让而是进攻，不是吞咽不公平而是显示战斗力，不是归来哭泣而是出击凯旋，唉，我的一生，应该少走多少弯路、少受多少委屈、少留多少生命不可逆转之遗憾啊！
从此我要教我的儿子，如果打架，一定要战胜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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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饼上的泪水与笑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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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沈宏非，看到一段他写2000前后香港经济生活的文字，令我莞尔：
“通缩持续，经济萧条，除了赤贫阶层，香港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令我失笑的，是“除了赤贫阶层”这句话。我本人曾经跻身于“赤贫阶层”，对于这句话的感受，有非常亲切的体会。
1992年左右，我在加拿大读硕士还没有毕业。徐超徐赶相继问世。两只小狗初试啼声，就听得我胆战心惊——学音乐出身的我，别的不行，辨别不谐和音还是一流的。我就知道在他们听似动人的哭声里，隐藏着气势汹汹的质问：造人容易养人难——你拿什么养活我，我们亲爱的爸爸？
我拿什么养活他们？我拿比萨饼养活他们。
确切地说，我拿送比萨饼挣的钱来养活他们。我在加拿大阿尔伯特省一个叫累斯布里奇的小城（Lethbridge,Alberta）一家必胜客餐馆当比萨外送师，挣钱补贴家庭。
为了历史的真实，我必须告诉大家，其实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算最惨。因为当时孩子他妈是当地公立学校的老师，有着相当高的稳定工资。但我自己因为没有收入，所以精神感到赤贫。
90年代初正是美国加拿大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报纸电视天天连篇累牍报道多少人失业，多少机构裁员，多少公司破产，哪里哪里又发生了失业者杀人自杀的消息……这是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里人民“日子不好过”的感觉，我可算实地观察并亲身体验过。
但偏偏我的比萨工友中，有人并不难受。一个哥们，他总是悄悄地来，正如他悄悄地去，不带走一片比萨。他最喜欢和我聊天，一时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以至于我都想和他成立送饼团结工会。
一天我问：人人都在抱怨经济衰退，经济萧条，你感到影响了吗？
这哥们说：No，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觉得挺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自己的经济从来没有繁荣过，所以就无法萧条。我的收入从来没有增长过，所以也无法衰退。Orinotherwords,或曰我一直处在经济萧条和衰退中。经济再糟糕，也不会比我更糟，所以，只要今晚多挣几元小费，我的GDP马上就窜升，超越意大利的……
这个家伙，就是沈宏非所说的无论国民经济怎么糟糕，其个人生活质量都不会更坏的“赤贫”的家伙。
马克思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怎么闹事、怎么革命、怎么破坏也不怕。而有产者、半产者、小产者，以及那些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的无产者和赤贫者呢，就希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生活改善。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和谐社会。就是这个意思。当这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感觉自己生活有希望时，无论穷到什么程度，都会把人性放在积极建设努力工作的渠道上。反过来，如果这个社会大部分都感到某种不公、某种压抑时，无论有产者无产者，都会感到不安，都会希望改变现状——其结果，就是社会的动荡。
有论者指出：韩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国民纷纷拿出自己的黄金，捐献给国家，以协助国家渡过危机。这就是民族凝聚力，就是和谐社会在危机时刻的反应。
这也是我们自家和谐社会激动人心的前景——这个前景，不是要大家把脖子上的那点金子摘下来准备献给国家——而是要从制度、政策、法律、舆论与文化建设开始，使每个人把自己国家和社会当作休戚与共的大家庭，共同努力，分头致富，在不同层面上，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好日子。
这样，穷人就不绝望，富人也不恐慌，犯罪率就下降，幸福指数就飙升……赤贫和富有的人，都唱同一首歌：明天会更好！
啊，明天会更好！但不知道我那位经济从来没有繁荣所以也就不会衰退的工友现在哪里？前天的你，昨天更好一些了吗？
我多么地思念你，比萨哥……
圣诞夜的中午，儿子要吃比萨，我就打电话叫了必胜客。必胜客现在有全国送饼电话，方便极了。
比萨送到，我给送饼师一些小费，送饼师一愣，我说：“拿着吧，圣诞快乐！我也在PizzaHut必胜客送过外卖的，我们是工友啊！”
每次去必胜客吃东西，我都忘不了我在加拿大必胜客送过外卖，所以每次进得必胜客店堂，都会有一种超越任何其他餐馆的温馨感觉。心里把那些男孩女孩当作我的同事，并尽量多给服务员一些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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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饼上的泪水与笑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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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工的我，知道打工者为什么打工。区区几元超越期待的小费，曾经点亮过我在加拿大寒夜中找路送饼的眼睛，温暖过我那和比萨一起凉透的心。所以，给小费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尤其是在我工作过的必胜客。
去年夏天我去瑞士。在日内瓦火车站附近一家必胜客用餐。服务员是一个中国女孩，一看就知道是来学酒店管理、并且学得不怎么样、而且学校肯定不好。她显得很不开心，态度相当不好，尤其见到我这种看上去来自中国的人，她想：这种人，肯定不付小费，甭给他狗日的笑脸……
一开始我摆出一些pose，企图被她认出来我是谁。但显然她没有上过新东方，不知道坐在她面前的，就是她著名的前同事徐小平——我坚信在北美必胜客送过比萨的中国留学生中间，我目前的知名度可能是最高的！杨澜陈冲肯定都没有送过必胜客。因为没有绿卡，你还不能在这种连锁店打工呢。哼！
话说那顿饭吃下来，太太孩子非常扫兴而恼怒，我也被她显而易见的蔑视搞得一点胃口也没有。账单来了，我记得好像是75瑞郎，我递给她一张一百瑞郎。
在瑞士吃饭和美国加拿大不一样，你可以不给小费（在美国，小费是工资的一部分。有些生意好、小费高的中餐馆，你甚至要按月交给老板几百美元，才能在那里打工挣钱——小费）。在瑞士必胜客这样的大众餐馆，服务员更不期待小费的出现。
在美国给小费，一般是百分之十五，在加拿大，一般是百分之十，即使我要按美国标准给小费，75瑞郎，给10瑞郎就算不错。15就很多。再多就是小布什了——我看过一本餐饮杂志的专栏，专门报道名人用餐给小费的新闻。小布什有一次在华盛顿用餐800美元，给了400美元百分之五十的小费——可惜当时我不在那家餐馆打工！
我还不是总统。但是，我在受气的时候，已经酝酿好了并决定给这个准新东方学员一个教训。我知道她态度恶劣是因为后悔当初没有来新东方学习、留错了学所以郁闷。
我把一百瑞郎地给她，用尽可能谦卑而亲切的口吻说：“不用找了，keepthechange.”
这个举动完全出乎这个女孩的意料。她非常震惊，非常感动，一下子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为刚才的态度而后悔，同时发誓今后一定要善待所有客人，为食客服务，做好食客的服务员。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她服务生涯里最大比例的小费之一。如果这笔特殊的小费能够提醒她，服务员的天职是服务，我就不为那一笔巨额小费心疼了——同志们，我是心疼的！我现在想起来还为她（我的钱）心疼——但这笔钱如果能够提醒她热爱她的服务工作，我也的心头剜肉之痛，也就能够止住了。
如果你不想服务，你可以不服务，甚至脱下工作服，立地成客，当场做个食客去享受服务，甚至折磨服务员变态取乐。但你绝不可以在服务的时候，把个人情绪带到服务中来，忘记自己的服务职责。这就是所谓的敬业精神吧。
瑞士这个小小的地方，资源很不丰富的国家，能够在金融服务、钟表业、食品工业、时装工业、制药业……对了，还有旅游业——等许多领域取得世界一流的成功，人均国民收入、人民生活质量高踞世界前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国民素质，就是一个个服务员、钟表匠、药剂师、金融家的素质——就是“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里面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敬业”素质！
回头说我老人家在加拿大送比萨的经历吧。那时的我，开着比萨车，头戴必胜帽，心里想的全是钱——他妈的我送比萨不想钱，难道要我想白求恩？！
绝大多数时候，教养程度很高的加拿大人民给的小费基本符合惯例，十块给一块，二十块给两块。丁丁当当，一块两块，我心上的徐超徐赶，就有了童年的欢快！
有时候我会得到一些比较多的小费，有一个人，15块钱的比萨，他居然给了我5块钱。20的票子递过来，一句：“不用找了”，我的妈呀，我恨不得给他一口法式湿吻！
但也有非常混蛋的人，一分钱也不给我。我假装慢慢地找钱给她（我记得是一个女人），希望她在某个时刻叫停，时间过了好长好长，但她偏偏不叫，直到每一个钢蹦都蹦到她那无耻贪婪的手里。两手空空离开她家，我想到在家中不停地问着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家”的徐超徐赶，立即感到我自己长得如此矮小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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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饼上的泪水与笑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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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不写了。妈的全是眼泪。
不过，继续写！以完成我本文的目的：我在送比萨时，无论有无小费，无论心情如何（好的时候不多），但我总是拿起比萨就走，开着汽车就飞驰。每天工作的那几个小时，我总处在一种出自本能的激情澎湃状态，好像每个比萨的送达速度，都维系并决定着我的未来。
比萨并没有维系和决定我的一生。但这种做每一件事都激情投入、忘我敬业的本能，确实是我最骄傲的素质。我感谢我的母亲给了我这个基因，也愿意把它移植给所有想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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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做贼不富，天天待客不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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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一个1988年就定居在这里的朋友谈起金钱，我说起了自己1987年抵达美国后就发生的几件小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我到美国第一次捐款：
我1987年年底抵达旧金山机场，身上全部美元资产，就是50块钱。当时的美元，说起来真是如同鲜血一样珍贵，国家就允许她的游子携带50美元出境，这点钱，出了机场也就够打一两次计程车，下了车怎么活？
想起来，采取这种外汇政策的国家，真是一个对她的子民不负责任的国家。但即使当时国家开放外汇政策，随便带，我大概也就能带这么多。穷，是一个更加不负责任的事情。
出得旧金山机场，我记不得是在什么方位了，总之，印象中刚刚出了机场，我就遭到了一个慈善机构的劝捐。那个小伙子，是在为什么具体事业募捐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甜蜜的微笑，加州阳光一样的明朗、温柔、锋利，残忍，他居然要我这个刚刚抵达美国、和难民一样穷的穷人给他捐款！
不怕大家嘲笑我善于表扬自己，但一句“人穷志不穷”的赞誉用在我身上，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当时的我，看着他那明媚的笑容，虽然憎恨得他要死，但根本就没有拔脚走开的勇气，居然就捐了他一美元。我记得当我用颤抖的手把钱捐出去的时候，浑身上下紧张万分，钱出去了，汗出来了，灵魂出窍了。一美元哪！一下飞机，这绿油油、挺括括、金烁烁、甜蜜蜜的一美元就从我手上飞走了！什么时候它能够再飞回来？我身上总共就这么几块钱啊！
和我同行的一个女孩，去美国看她丈夫，就站在我的身边，那个残酷的美国小伙子，拿到我的钱之后，马上对着这个女孩说：你可真漂亮，也捐一块钱吧。那个女孩如同木偶一样，居然就呆滞在那里，好久没有听懂他的话，最后我这个傻瓜，竟替他翻译说，你也捐一块钱吧！
我至今还憎恶我自己说的这句话！并对这个女孩感到内疚。我凭什么要带动这个女孩也来学洋雷锋？而且还不能评先进！反正我记得最后这个女孩颤抖了半天，还是从身上摸出了血淋淋一美元，给了那个的募捐者。
美国啊，美国！慈善、捐献、公益……是这个国家活力的源泉之一。美国那些著名的私立大学，都是个人捐赠成立的，而且也靠个人捐赠继续发展。这次来美国，请朋友在百老汇大剧院看《歌剧魅影》，在终场鼓掌时，演Phantom幻影的演员，居然打断观众的掌声，开始了长达好几分钟的劝募演讲，一会要大家募捐给爱滋研究，一会要大家资助乳腺癌研究，“捐一百美元，可以得到一张特别版本的招贴画！捐五十美元，可以得到一张经典版本的招贴画……门口还有带特别帽子的工作人员，给个一美元两美元也随意……这里还有我个人的CD……”当幻影说到他个人CD时，全场哄堂大笑，这是一种善意的笑，因为他推销自己的CD也是为了慈善……
不过，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不是讲慈善问题，而是想讲讲我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问题。
我当时自己捐钱，并且让那个女孩子也捐，虽然现在想起来非常恶心，但实际上反映了我个人一生对于金钱的态度：李白式的金钱观——“千金散尽还复来”。虽然当时我只散了一金（一美金），但在刚刚到达美国，手上只有50美元，“前途渺茫后路已断”的情况下，能够拿出1美元捐赠给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确实是需要对金钱的大无畏精神的。民不畏钱，奈何以钱畏之？
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为了我的某种面子和感觉，也鼓动那个女孩大失血，留下了终身遗憾。
我爱钱，但是更爱面子，更爱荣誉，更爱某种金钱之外的东西。谓予不信，在这个一美元流失之后，接下来我遇到了另外一件至今我也叹为观止的事情，足以支撑我自己对自己的溢美之词。
我在美国第一次请客：
那是到达美国两三天之后，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带着时差和失去那一美元的惊魂，瞪着一个乡下人的眼睛，我在努力迅速适应美国。
这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当时正处于在留学生最悲惨的状态之中——被先行到达美国的老婆踢出家门。老李在国内是处长，到美国来探亲看望老婆，结果却被老婆逼迫离婚，正处在极其郁闷状态。老李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约他晚上去喝酒，我的朋友来美国已经很久，很美国地说：那谁付钱？老李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反正我们就去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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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做贼不富，天天待客不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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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杯酒，也喝出我一生难忘的记忆：因为喝到最后，当账单递上来时，这帮人居然一个也不表态，生生地看着我这个刚刚来美国的客人替他们出血买单！
我当时显然没有假装抢着付账。但账单来了，老李不接手，朋友不下手，而我在那里，左手掐右手，虽然掐疼了手，但那个美国酒保把账单杵在大家眼前，死活不缩手，你说我怎么能够不出手？
那次我付了多少钱已经记不得了，大概也就是10美元上下，但这肯定是我一生出血量最大的一次被宰——出血量大，不在于金额，而在于名额，我刚到美国两三天，这样的账单，怎么也不该派到我穷人家来付这笔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和总财产五分之一的巨款啊！
但我还是付了。几天前，我把这个故事翻出来告诉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时，他们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感到义愤填膺，说这样的人不是朋友。朋友还是朋友，我写出来这样的故事，显然不是为了追回我那失去的几美元（如果朋友给我，我也要！），但我在追思一个东西：
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为什么有人“成功”了也不幸福，有人很幸福尽管看上去也许不甚“成功”？
我写这篇文字，也不想批评别人对于金钱的态度，而主要是自恋我自己对于金钱的美好心态：我爱你，小平！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有钱时我是慷慨的，但没钱时，我也同样慷慨。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为人处事，而不是他的财富量。
就刚到美国几十小时内发生的这两次付出来说：第一次我是为了荣誉，第二次我是为了友情。荣誉和友情，实在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刚到美国，身上只有50美元，月收入只有10美元”的典型环境中发生的这两次典型行为，毫无疑问，反映了我身上最引为骄傲、我也最看重的一种品格。我号召大家向我学习！
小平您好！小平您好！小平您好！……
写到这里，意犹未尽。让我再讲一个令我很崇拜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来自江西农村，通过个人努力，变得非常成功富有。每次一起喝茶吃饭聚会，都是他抢着付帐。我说我来，他说他来。每次争夺过程中，他都要说一句话，几乎成了他的仪式。
他说：“徐老师，我来我来，小时我妈常常跟我说‘天天待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我来我来，不必客气……”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难怪她的儿子赤手空拳来到北京，变得如此成功富有呢！
我要天天请她吃饭——反正根据她的说法，“天天待客不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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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儿子空中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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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到今天的飞机，已经没有太多的飞行恐惧症。但每次飞机升空时，心里还是会掠过一丝不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博客谁来写？有那么多迷人的文字还没有发，还有那么多人生的责任还没有尽……
1998年前后，小儿子Adam才6岁。我送他去加拿大他的哥哥和母亲那里。由于奋斗艰难、经济拮据的原因，小儿子Adam曾经在国内单独和我生活过三四年，父子培养出了难分难舍的战斗情感。一个弱小的生命，他所有的温饱安危、喜怒哀乐完全都寄托在你身上，那种至高无上的责任感，不为人父母者，无法体验。
说什么为人类解放而奋斗才算伟大理想，那是扯淡。那些为子女尽到了爱心的父母，都是真正的伟人。理想主义固然神圣，但千万不要忘记了眼前的责任！卢梭虽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把几个孩子遗弃在孤儿院的行为，总是人类文明的污点。
至于我，宁可做一个好父亲，不愿成为卢梭。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虽然我离卢梭最近的时候，也就是吃梭子蟹的时候。当然，如果“好父亲”和“卢梭”能够兼得，我也愿意做一个卢梭门下走狗，为社会公正和教育事业，啃两根力所能啃的骨头……
我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虽然心里对生命充满了虔诚和感恩。我最真诚祈祷上帝的时候，一般都是为了孩子们，希望冥冥中有个什么力量能给他们终极保护。这也是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够体验的一种信仰。
话说那次我和Adam的飞机飞到半途，突然剧烈颠簸起来。漆黑的太平洋上空，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真给你一种人世茫茫、生命无助的恐惧感。但这次的飞行恐惧和其他时候不一样：我身边还有我的命根子Adam。爸爸我有个三长两短不要紧，我已经活了四十来岁了，可Adam才六岁，虽然他已经到过了长城、吃过了北京烤鸭，但离品尝爱情幸福的日子，还要再等十几年呢！
飞机还在颠簸，而且越颠越激烈。虽然飞机颠簸如同汽车颠簸完全是一回事，但几乎所有人都更怕飞机颠簸。一时间我心乱如麻，失去方寸，恨不得按紧急按钮叫飞机停下来，“让列宁同志和Adam先生先走！”
飞机在颠簸，我的心在揪紧，恐惧感弥漫我全身。我本能地伸出手臂，把Adam搂在怀里。
Adam正在熟睡，他顺势倒在我身上，美丽的脸蛋枕在我的大腿上，我正好能够俯视他。甜蜜睡着的Adam，此刻也许正在梦见哥哥和妈妈，梦见中国和加拿大，梦见麦当劳和游戏机，全然不知爸爸此刻的慌乱恐惧。
我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俯身吻了他一下。奇迹出现了——忽然之间我心中什么恐惧也没有了，世界在我心里，立即变得可有可无！
啊，就在俯身吻我儿子的时候，我看见上帝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宁静！
任你飞机怎么颠簸、任你把飞机和人颠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切都不要紧了。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和我生命中的最爱在一起啊……
我必须说清楚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否则就不真实，就不令人信服：飞行恐惧，说到底就是怕死。但在我抱着Adam的那一瞬间，我对“死亡”的惧怕突然间像太阳照过的阴影，立即消失得无踪无影。因为我是和Adam在一起——即使飞机出事（上帝不让），我会和孩子一起进入天堂，我来世的生命，就不会有天堂里的眼泪，而只会充满天堂里的笑声。
抱着Adam，我轻轻地笑了。飞机还在颠簸，但此时此刻，它变成我抱着儿子入睡的摇篮曲，摇啊摇，摇到温哥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那次飞行，是我人生感悟最深切的一次。父爱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爱。为子女而死、而活、而斗争、而拼命、而卖苦力、卖血、卖身的父母之爱，是人类最基本的责任心和爱心的出发原点。
Adam不是我的上帝，有时候我也会对他咆哮，我敢对上帝这样吗？但抱着Adam，我抱住的是通过他弱小的生命来向我宣示活着意义的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以及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价值目标。
就是在这个感悟上帝的瞬间，决定了我人生的信念和走向：为了我的孩子和天下的孩子，努力工作。在儿子和卢梭之间，我选择儿子；假如卢梭和儿子可以兼得，我也愿做卢梭门下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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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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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不是我的，而是一个陌生的日本女人的。这个陌生的日本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她带着那至今也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走进了我的回忆。
但这个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
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4、5月份，我为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去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唯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
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之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
人民币外汇券是80年代一种特殊的货币，只有外国人可以使用。比例大概是人民币的15倍，换言之，那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的，不止一万人民币，而是一万五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什么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一些什么……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当时我在国外，已经“有地儿住”了，但我依然为那被歌声唤醒的过去生活而感到震撼和悲愤！……原来那块红布的作用，是让人忘记没地儿住，而且还让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依然感到幸福！
出国前，那一块红布也遮了我三十年，让我浑浑噩噩但却“幸福”地生活了那么久，直到在国内终于感到实在无法混下去了，才想到要出国寻找幸福并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幸福！
然而，即使就在那块遮天蔽日的红布笼罩下，我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眼前这个日本女人手上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它在我心中引起了如此深层的爆炸，以至于我在离开那里好多天之后，才感到那一万人民币对我的冲击波的力量，这个冲击波的力量，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还在蔓延！
那一万人民币外汇券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
我记得我回来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今天在中国银行看见了一万人民币外汇券。然后，我给他们算账，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凑到那么多钱的话，需要不吃不喝150月，12年半，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当时我已经三十岁，也就是说，根据我当时的收入状况，我要挣钱挣到42岁，才能挣到此时此刻这个日本女人轻松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纸！
从来没有为金钱郁闷过的我，就在这个计算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无奈和可笑！我未来12年的岁月，折合成国家给我的金钱，为什么只值这个女人手头捏着的那点纸钱？
TMD。即使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我也依然不禁对三十岁以前的迷茫愤愤不平！我不仅不要面子，我TMD也不做徐老师了！徐老师也要养家活口！徐老师也爱钱！我为什么不爱钱？我为什么不能爱钱？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爱你祖国，以及钱！
我生谁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对当时的我自己怎么就不能让自己的老母、老婆，以及尚未出生但注定一出生就要找我哇哇要粮吃的徐超徐赶他们，也拥有那么一叠人民币外汇券！先把家庭的事情弄好，然后再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事实上，所有一切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的集中反应而已——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个人和家庭问题自己解决好，岂不就是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了社会的重大问题？……
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两不误，经济收获与精神财富双丰收……TMD，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明确确立那种目标，努力追求那种责任，拼命实现那种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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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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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当时做不到，因为，那是一种积五千年文明牛粪之大成养成的人格，它是一种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扫干净的“奥斯亚吉的牛圈”。不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残，无法扫尽。后来我出国奋斗的漫长过程和痛苦经历，证明了我现在的论断。
生于50年代、长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们，对于金钱财富物质市场的观念，是一种非常扭曲的观念。扭曲不在于我们接受的那些红布教育，扭曲在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转变工作战略之后——原来我党是在1978年之后才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的，这就是现实！——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机会变异带来的那种对固有思维的冲击和摧残！
拨乱反正，政策上的一切也许容易，但人心上的一切才是最难最难的。
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金钱意识、财富意识和市场意识的沙漠，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法老暴政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问题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是一种可见的行为。不走的人，会被摩西的下属驱赶鞭打着上路，实在不想走的，留在埃及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而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金钱财富和市场的沙漠，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灵深处的精神大迁徙。它看不见，摸不着，关键就在你是否信它是否跟它，是否在实际行动中采纳和追求它。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确信的过程，它是一种茫茫大海中看着北斗潜心夜航的信心远征！
在茫茫大海上，柳传志走出来了，俞敏洪走出来了，张朝阳走出来了，无数人都走出来了……
走在前面的人，可能成为了时代先锋、社会精英、成功典范，但留下不走的人——那些依然意识不到金钱机会、财富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人，却非常可能沉浸在没有风险没有动荡没有困扰的环境中，慢慢没落，渐渐衰亡。在百舸争流、一日千里的时代面前，成为人群的沉舟，成为社会的弃儿，成为家庭的叹息……
而我，深深庆幸自己没有落在社会后面，虽然我未必走在时代前面。也许生在江南小镇，没有京城关系的我，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有一种本能的拥护和认同，因为改革开放，改的就是机会不均等，放的就是机会被压抑。
但我总觉得，如果不是生活种种机缘巧合、一波三折的话，我很可能只会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当作一种思想学说，只会歌唱在口头，而不会落实在手上，使之真正成为我个人人生价值追求的一部分。
但是，在王府井附近看到这个日本女人手上一万元人民币兑换券，一举撤下了蒙在我眼睛上五千年文明腐朽丝线织造的红布，擦亮了我的眼睛。
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美金。”从此，随着出国，我开始了从一个传统追求依附并期待从依附中得到物质保障的知识分子，向一个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转变的伟大历程！
谓予不信，请看另一篇文章《我初到美国时的经历》，那就是这一伟大进程中的第一次泸定桥！
向前进，向前进，自由的责任重，传统的腐朽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徐小平，打工为活命！
向前进，向前进，自由的责任重，传统的腐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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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名校情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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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教育正在讨论“名校情结”，请我写一篇文章参与热闹。我犹豫了几天要不要写？因为如果我写，我就要说实话，而说实话，我就必须承认：我也有“名校情结”。
我是文革耽误的一代，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2岁了——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22岁上大学一样有出息，瞧我！
我们当时可真没有选择啊。邓小平开放高考，给了我们机会，当时的青年人，只要能够上大学，就是幸运了，谁还敢有什么“名校情结”！事实上，在国家开放高考的前一年，1976年，我还曾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呢！
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遂没能得逞。
上面是废话。但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而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啊，我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我的大学是中央音乐学院，读的是音乐学系。在音乐学院里我痛苦地熬了五年——说是痛苦地“熬”，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就是不肯“奏”你一把，或被你“奏”一曲——她play你，or你play她，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唉，名校名校，如果没有名模垂青，有什么好！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北大。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自信、位置、理想，以及俞敏洪、王强、包凡一等终生事业伙伴和朋友。我是幸运的，既然我没能在中国的顶级名校做一个学生，那我直接做个老师也不错！我在北大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虽然北大的那些学者们同样瞧不起我这个音乐学院来的人。
我们几个当年北大艺术团的朋友们每年都会聚集一次，每次见面，大家必定调侃英壮——当年在北大艺术团，他是一个演群众演员“匪兵甲”的龙套！
名校，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家园，是一个社会文明的灯塔。名校之所以是名校，就是因为它提出并不断创造着这个社会知识与良知的标准，因此才被这个社会奉为一种价值标准和心灵归宿。人们向往名校、崇尚名校，渴望进入名校学习深造，竭尽全力为进入名校而努力，完全是一种正常而值得鼓励的现象，是完美与和谐社会的人们精神追求的蛋糕上的奶油。
我是幸运的。我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大学，恰好都是名校——但是，名校毕竟是有限的，对于那些没有这么幸运进入名校的人，名校情结应该如何解开和结上呢？这方面我也有经验。
且听我说下去：
我1987年到美国留学，第二年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of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而且，我在这个学校还有一个最最难忘的经历——在这里，我的大儿子徐超诞生了。从此我获得了做父亲的责任与欢乐！
我感激我的留学母校，她重新塑造了我，给了我本来没有的一切。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留学母校不是“哈佛耶鲁”而自卑，我为萨斯喀彻温大学培养了我这样的人才而自豪！
假如你的母校是名校——为它骄傲吧！假如你的母校是非名校——也为它自豪吧，而且要更加努力，以让你的母校因你而自豪。说到底，一个学校的知名度，主要是由它校友的成就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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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名校情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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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东方做咨询和演讲十年，我经常要面对学生的“名校情结”，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名校情结”没有错，错就错在把名校当作唯一的人生价值，当作比你自己更重要的偶像，一旦进不了名校就自暴自弃，肆意挥霍人生自信和自尊，作践自己青春与才华，患上一种“丧失名校癫狂症”——这又是我发明的词汇。
我经常告诉同学们：“我在加拿大就读的学校并不有名，但这所大学对于我却是如雷贯耳，因为我毕业于那里……这所学校其实也就出了两三个世界级名人——比如：加拿大前总理约翰·蒂芬贝克，formerPrimeMinisterofCanada，加拿大前总督瑞纳·提辛formerGovernorGeneralofCanada，以及、以及、以及新东方前副校长徐小平formerVicePresidentofNewOrientalSchool！”
每次我用英文讲到这里，学生都会哄堂暴笑。笑声中，大家知道了一个基本道理：虽然人的知识和文凭靠学校，但人的尊严和价值，最终还是靠自己！假如我在新东方提到自己留学背景时以自卑的心态表达对自己母校的轻蔑的话，徐小平肯定就不是徐小平，新东方也未必是新东方了——眼睛雪亮的同学们，马上就会看出我的庸俗，转而会对我产生鄙视的。
萨斯喀彻温大学，我心中永恒的名校！因为，这是我的留学母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儿不嫌母（校）丑”，讲的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出身和背景自豪的道理，对“名校情结”下的自卑自贱人格，进行过深刻的批评。
说到批评，我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我的博友潘石屹了。我和潘石屹天天见面——他在街头广告牌上，我在街头；也常常聚会——他在我客厅电视里，我在沙发上——有一次，在央视《对话》栏目，人们问他毕业于哪个学校，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中国广大“名校情结”受害者，他毕业于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让他的母校狠狠地扬一下名，让他的校友以及所有非名校出身的人，大大地出一口气！但可惜，老潘从头至尾，就是不肯说出他的母校的名字，搞得我以为他毕业于某个秘密军校。
潘石屹不说他母校的名字，显然也是觉得这个学校不值一提。老潘啊老潘，你都这么成功了，还不能免俗！令我替你着急啊！
说到为母校自豪，我在加拿大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每次讲给学生听时，都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笑声和反响：我曾参加过加拿大UniversityofLethbridge累斯布里奇大学的十年庆典。这所大学才建校十周年，说明这个大学实在短暂，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历史。但就在这个庆典上，老师校长们一致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大学，有一个加拿大之最——我们是加拿大最年轻的大学，耶！（掌声雷动）
“年轻，没什么不可以！”其实，历史短暂是一个学校最糟糕的负指标，但在加拿大教育者们的眼中，“最年轻”也可以成为令人自豪的因素。“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在建国早期这些诗歌般的语言，唤醒并激励了多少受苦受难精神低落的人民群众啊！没想到，英雄所见略同，加拿大人民也有同样的优秀心理素质和价值观！
名校，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家园，它是一个社会文明的灯塔。亿万学子渴望进入名校学习的愿望，是文明得以发展的人性最美好的因素。
但是，尽管所有买车人都想买名车，我们最终还是买一辆最接近自己价位的车；尽管所有买房的人都想住豪宅，我们最终还是搬进最适合自己按揭的家。所有学子，都想进入自己心目中认定的名校，但我们经过努力，收获总会有好有坏。一旦录取的尘埃落定，无论你进入的是名校还是非名校，就应该立即调整心态，重整步伐，确立目标，精心规划，向着下一步人生目标，发起总攻！
每年过了大学录取的季节，即使是美国的媒体，也会连篇累牍发表“进不了名校怎么办”的文章，以帮助美国高中生调节自己的心理，调节自己的人生。名校情结，并非中国特产，而是全球现象。
但由于中国教育系统的心理辅导、学生顾问人数相对少、素质相对低（有多少人有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合格专业训练呢？），这个问题在中国给学生造成的负面效果相对严重。很多学生终其四年大学生活，走不出这个阴影，给他们的一生带来极其严重的伤害。我在新东方做咨询，接到最多的倾诉和求救，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高考受挫、无法进入“名校”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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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名校情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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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没办法。上帝只救自救者。考入“名校”的人，要知道名校并不是成功的保证书。考入非名校的朋友，更要懂得生活给一个人的最后审判，最终是依据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文凭。
我可以说出一万个非名校出身的伟人的故事，你也可以告诉我一万个名校出身的伟人的故事。但有一个紧迫的事实在战鼓咚咚地提醒人们：在人生的战场上，大学只是一场战斗，而你的一生，则是一场永无止息的战争。为失去名校而郁闷的学生，千万不要左顾右盼，再次失去你赢得大战的人生机会啊！
我承认，我也有名校情结！面对北大清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是个文明人谁不高山仰止啊！
但我也承认，我更相信个人价值！在那些尽管未能进入名校但通过自我奋斗战胜恶劣环境、超越心理局限、获得人生成功的自信自尊自强的朋友面前，是个社会人谁不肃然起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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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手记：环球化威胁本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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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茉莉看上去非常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有魅力？没有魅力怎么会爱自己？自己都不爱的人别人怎么会爱她？二十四岁的女儿，有许多问题。学业不完整、家业无指望、老父老母安度晚年的物业显得很遥远。这些问题导致耿茉莉的爸爸来找我，要我为她女儿的前途做点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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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大专女生的人生设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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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茉莉的爸爸耿爸爸是一位比较令人尊敬的政府高级官员，部级。人不错。他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所代表的社会资源，对于我为他的女儿耿茉莉设计人生前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这是我谈耿茉莉，却必须先从耿爸爸说起的原因。他带着他的女儿来找我，满脸的忧虑。她的女儿，今年已经24岁，大专毕业，学的是财务会计，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肯定也有发展前途。但是耿茉莉看上去非常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有魅力？没有魅力怎么会爱自己？自己都不爱的人别人怎么会爱她？二十四岁的女儿，有许多问题。学业不完整、家业无指望、老父老母安度晚年的物业显得很遥远。这些问题导致耿茉莉的爸爸来找我，要我为她女儿的前途做点策划。许多在国内为大专文凭自卑的人，往往去英国读一个硕士，以为这样就能够解决他们的人生问题。这种针对大专生的一年的MBA或类似的硕士学位其实有点害人。因为，一年的硕士学位，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多了点知识而已。而大专生们最急需的就业技能、文化素质、自信心态，并不能得到合理的提升。耗尽精力出得国去，积蓄花光了，时间耽误了，机会放弃了，青春向晚了，而自己最缺少的实际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增强，这样的经历往往甚至会加深他们的人生危机和自卑感。我从不反对任何为前途奋斗的行为，我只反对出于错误的观念而发出的错误的追求。大专生的人生问题根本不是没有本科文凭，大专生最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这种以文凭为根本价值目标的社会风气下的自我意识、自尊心和自我评价的崩溃。因此，当我面对耿茉莉的时候，我心里甚至产生了对她的怜悯，一个好端端的高级官员家庭出身的女孩，有着相当不错的职业和技术能力，却有这样一种提不起气来的精神状态，以至自己根本没有一点想去打扮自己的愿望。她的身体，放射出来的语言全是：“讨厌我吧”；而不是应该有的那种：“为我疯狂吧”。让人“为我疯狂”，不仅是当代青年应该有的素质，甚至，在我看来，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呢！不让我为你疯狂，难道要我为你沮丧吗？当然，当着耿茉莉的爸爸，我不好说这些话。我怕她爸爸受不了我的思想，回去让教育部至少先把我的咨询处封闭了。于是，我对着耿茉莉讲出了我为她前途设计的思路：
一、尽管我一般反对人们出国读语言，但鉴于耿茉莉的年龄压力、家庭能力，最主要的是基于耿茉莉濒临崩溃的自尊心，我建议耿茉莉立即去出国读一个好一点的语言学校，哪怕去新加坡都可以。在那里，在西方文化的学习氛围里，耿茉莉肯定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作为女人的自尊感和幸福感——“做女人真好”，“做女人‘挺’好”——而不是作为“大专生”的要命的自卑感。这种“真好”、“挺好”的感觉一经建立，从此就不会离开她。她一旦拥有了这种感觉，对于自己的感受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她会爱上她自己，也就会有意识地让人爱她。一个美女，就会在耿茉莉心理残疾的躯体中脱颖而出，亭亭玉立于世界之上。到时候可能连老耿都无法想象他女儿的巨大变化。我会特别叮咛耿茉莉，要注意美化自己外在的形象，注意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二、去国外读半年语言，目的是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提升自我感觉。但千万不要立即进入读学位。她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学习语言半年后，耿茉莉应该回国。回国的目的，是让她带着这种崭新的自我感觉和新鲜肉体，继续回原单位工作一段时间。耿茉莉爸爸的作用，这个时候就突显出来：他当然应该为了女儿的事业，和单位领导“沟通沟通”，让她得到这种工作机会。回国工作的目的，不是一般的来混日子。我要求耿茉莉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重新审视金融机构里面的各种岗位，带着自信的目光，看待自己过去所从事的一切，认真思考、选择、决定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金融业务方向。为将来出国读金融硕士研究生做经验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这一时期耿茉莉的生活，一定会非常充实、非常自信、非常愉悦。在某种意义上，她的这一年实际上是作为读硕士前实习来度过的。一年收获必将超过过去的三年。
三、在国内的这一年，耿茉莉还应该再奋斗一下，把雅思考出来。在英国读过半年语言，加上国内的复习，这个耿茉莉应该能够拿到6分，她也必须拿到至少6分。否则，就真的是没出息的人了。雅思成绩，加上对于金融行业的重新思考和实习，一年之后耿茉莉再次出去留学，就不是对于失败的承认、对于自卑的屈服、对于社会庸俗眼光的躲避，而是对于自己专业梦的设计，虽然只关乎留学与职业，但实际上爱情和婚姻问题，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三年之内，耿茉莉不仅获得事业的飞跃，其实她的爱情问题，也会一路得到完美解决。你想想，她去国外读语言，说不定会碰到一匹白马王子；她从国外读语言回来，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开展她的学习工作，说不定在新东方雅思班上，再碰到一匹白马王子；然后去国外读硕士学位，有着雄厚事业基础的耿茉莉，肯定还会再碰到一匹白马王子。还有一个可能：耿茉莉三年后硕士毕业从国外回来，那时候的她，心理年龄和外表年龄，要比今天坐在我们面前的耿茉莉还要年轻迷人，更加美丽自信，说不定会碰见一个在世界级公司做世界级职务的高级白马王子呢！那时候，耿茉莉可以把前三匹白马放马归山，自己飞身跃上这匹世界级的宝马，登上婚姻的幸福马厩。耿茉莉的爸爸，也就是您老人家的地位身份，也会成为耿茉莉女性魅力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您已经为女儿做了足够多的贡献，婚姻的事情和所有其他事情，可以托付给我，您就不用操心啦！虽然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做一个女儿婚姻幸福马厩里的弼马温——这是天堂里的一个虚职，什么也不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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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大专女生的人生设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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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我的陈述，耿茉莉的爸爸哈哈大笑。耿茉莉虽然满脸通红，但那也是一种迫不及待、立即要让她的白马王子来抢夺她的样子。办公室里充满了兴奋和信心。耿茉莉父女两个，雄赳赳、气昂昂，走到了新东方咨询处外面的大路上。这时候，我再仔细观察耿茉莉，发现获得了前途目标和自信意识的耿茉莉的女性魅力其实已经开始蔓延、无法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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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外表往往透露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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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在《新杂志，旧杂志》后发表回帖：
这故事编的有点道理。说得人一愣一愣的。
思维方式很功利，只是抓住了某些社会现象的表面，却使人远离本质。
不过，有些人只需要这些就够了。
徐小平回应：
这个署名“老头”博友评论的关键，是认为外在的东西不是本质，因此不重要，而我老人家恰恰认为，外在的东西就是本质，形式就是内容。
君不见鸟巢、巨蛋、央视新大楼、水立方、悉尼歌剧院……全是形式展示一个国家心灵的范例。
这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差异，也就是文化的核心差异。文化程度低的人，现代化程度低的人，以及经济水平低的社会，一定更加注重“内在、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基础实用的东西，会认为外在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
如同食不果腹的饥寒交迫者，怎么可能谈到食物的色香味？怎么可能讲究服装的款式和色彩？但哪个民族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不立即开始讲究食物的色香味和服装的设计和色彩？
正是这种差异，在许多方面暴露了一个人的教养，显示了一个人的素质，在许多时候导致了有人失败，有人成功。
所以，谢谢这位伟大的博友“老头”，让我老人家有机会重新呼吁大家读一读“新杂质、旧杂志”一文。
青年人啊，我爱你们，但是要迅速让自己变化为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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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适用于所有“改行”者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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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你好!
每个星期在电视里都能品尝您煮的咖啡,味道很浓很浓……
现有一事相问，儿子今年十六岁，在北外读俄语专业，他本人对经济类专业比较感兴趣，想毕业后去欧美国家留学，不知该如何规划和打算？特向您请教，盼复！
谢谢。
——学生家长
尊敬的家长：
学了一种语言，再去学经济学、法律、管理，都是非常天经地义的选择，甚至是非常好的选择。迪斯尼的CEOMichaelEsner，本科学的是英语文学，毕业后就搞创意，搞电影电视的制作，最后成为娱乐管理大师。维亚康姆的老板Redstone，本科读的是日语，后来再读法律学位，毕业后就在爸爸的露天电影院公司工作，最后成为媒体大亨。
从俄语到经管类专业，不要把它看作是转行，这不是转行，这是入行，以不错的人文功底，进入一个新的职业行当。所以，非常正常，非常可行。
入行，尤其是进入一个新的行当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读书，或者通过工作实践来完成。
读书，可以在国内读研，也可以出国读研。取决于语言能力和经济能力。如果语言和经济都不是问题，最好是出国读，即留学。
工作实践的问题在于：经济类专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你的儿子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学完经济类，将来干什么？经管、金融、保险、证券……这是浩瀚巨大的领域，你的儿子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具体行当才行。这样读经济类专业，或任何其他学科，才有出路。
通过工作实践入行，还有一个好处：即在实际岗位上，青年人马上知道公司有什么位置，需要什么人才，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需求的潜在对象。这样，三年左右，打下一生的事业基础。那个时候再出去读硕士，前途非凡。我写的可黛的故事，值得你儿子读一读。
祝贺！
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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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的捕鼠器和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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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
我知道您很忙，在您的书中见过一个药师，为了出国，去了新东方，最后经您开导，去药店当了药师。我也是一个在医药公司干了五年的学药的大专生，为了能进外企制药企业工作，我付出了很多，第一次去外企面试，他们说我没临床销售经验，于是我在医药公司，从内部管理转到商业销售，干了一年后，觉得自己销售还行，又从国有企业跳到一私营制药企业做医药代表，又干了一年，再去应聘外企，还是不行……很苦恼，人家说只要适合的，不要优秀的……呵呵……哭笑不得。我不知道这种追求是否对……现在搞得自己都不自信了……我现在的苦恼是，是继续在私营企业干呢，还是一直找下去……私营企业不是很规范，很想去外企规范销售的流程，得到培训……这样在这个行业就更有竞争力，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您能帮我指点一下吗……我在新疆，新疆的制药外企，我都面试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真的很迷芒……
胡杨林的狼
亲爱的胡杨林的狼：
你的来信使我想起邓小平那句最著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作为企业，不管私企、外企还是国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企。问题是：作为企业的员工，你的老鼠是什么？
一个字：钱。
你说“私营企业不是很规范”，所以一直削尖脑袋想进入外企，为什么？不规范，正好是机会所在，如果太规范了，很可能无数机会就被人填满了！
对于青年人来说，到底追求什么，是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把所有心思和精力放在进入“外企”这个目标上，你很可能一路丢失了无数机会，错过了千万“老鼠”。而如果你一直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赚钱”这个字上，你的处境很可能就不一样。原因很简单：在医药销售领域，私企销售员赚钱的很多。
也许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在捉老鼠的路上，你关注的不是老鼠，而是猫，你总是在选猫，而不是在找鼠。不管肥鼠瘦鼠，你一律放过，而总是暗恋着那只叫作“外企”的猫，你的人生当然会出现问题啦！
《图穷对话录》里写到的那个药剂师，在见到我之前，一直把“出国读博士”当作他的老鼠，而我告诉他，“洋博士学位”只是一只捕鼠的猫，而不是猫捕的鼠。如果养其他猫能够更快地抓到更多老鼠的话，你就应该毫不犹豫领养一只这样的好猫贝贝，而不是美国博士！
“他妈的大专生”一文里的红军，就是一只在私企找到了很多老鼠的猫。我逼迫她自信地回到她的老鼠洞里继续捕捉更多老鼠。
啊，老鼠，可能很讨厌，想想在米缸里被抓住的样子吧——但也可能很可爱，人们去香港迪斯尼不就是为了看米老鼠他老人家一眼吗！（米老鼠已经五十多岁了！）
钱，也一样。如何看待“钱”这只老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命运。
谢谢你的来信，使我获得了一次表达最深刻思想的机会。这个思想就是：青年人在追求捕鼠器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抓到自己的米老鼠，而不是捕鼠器。
你的爱你也爱钱的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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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自己(然后掌握自己的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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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你自己”
虽然谈论雅典奥运会是一个会逐渐冷却下来的热门时尚，但思考古希腊哲学却是读书人基本不会过时的脑力活动。
手头拿着哈佛商学院两位职业指导专家撰写的《哈佛职业生涯设计》，心里却想起了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以及雅典所象征的人类智慧明珠的古希腊文明——为什么？
一本教人如何求职、谋生、挣钱、养家的俗人俗书，与纯洁神圣的雅典奥运会和古希腊哲学是什么关系？难道我因为不能在奥运会上吸引观众眼球就想来这里借这个话题占有大家的注意力吗？
不是。奥运会和古希腊哲学对于我，是星空和道德律，我只配、也甘愿做一个渺小而敬畏的仰望者，永远从它们那里寻找生命的美丽和先哲的神谕。
而我手头的这本书，《哈佛职业生涯设计》，和奥运会以及古希腊哲学，确实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至少我这样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联系，或者正是因为我发现了这种联系，我才觉得这本书将会对读者大众尤其是那些亟待获得正确职业指导以走出人生困境的朋友们，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
“认识你自己”！据说这是镌刻在古希腊宗教中心戴尔菲阿波罗神庙墙上的一句箴言，又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对这句话进行过论证和解说，更据说，这句箴言是古希腊哲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命题，深深影响了人类两千多年来的思辨和认识。
我真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哲学意义，但我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知道：你是否能够正确地“认识你自己”，正确“认识你自己”的兴趣、能力、激情、欲望、压力、好恶、理想……并把这种对你自己的认识，融化灌输到你在职场上的追求与奋斗之中，是决定你奋斗成败、生活质量、人生价值的核心要素。
《哈佛职业生涯设计》是一本帮助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从而为自己设计和寻找最符合自己需要的职业生涯道路的好书。
从这个意义上，本书实际上暗中应验了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那句箴言。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发现本书和奥运精神之间的某种联系：它让每个人带着对自己能力和兴趣的全新发现和认识，投入人才竞争职场发展的奥运会，在这个永不熄火的竞技场上，争夺自己人生成功的金牌。
二、为何要“认识你自己”
我在新东方从事教育和职业咨询，其年头也长（从1996年回国至今，已经不觉冉冉十年已逝矣）、其人数也众（新东方学员每年以数十万计，大多数学员应该都曾暴露在我演说和文字的火力点下）。如果要我在错综复杂的咨询实践中提出我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话，其实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
在我的咨询实践中，我要大家认识自己的方法是：以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一个中心”，以你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为“两个基本点”，从这里出发，寻找你一生正确的职业定位。瞧！我在这里，借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著名方法论。
而正确的职业定位——也即是说，基于自己对于生活的最根本追求（人生观价值观），分析自己对自己所做事业的兴趣和能力，确定自己到底追求什么职业目标——对于今日中国的读书人来说，读书人，我指中专到博士、从土鳖到海带这些职场生猛水产而言，则是他们人生稳固的根基，是他们生活滋润的水源，是他们实现自我的前提，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坐标。
职业定位和职业指导，对于今日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家庭和平以及个人欢乐的重大战略问题。它和下岗职工、大学生就业、海归变海带等这些社会问题，假如不是同等重要的话，那就是比他们更加严峻。因为，假如后者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后果的话，前者则是这些后果的原因。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教育系统内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备，才导致了很多本来方向感很好而且既有就业技能又有兴趣和激情的人，却在职业就业市场上找南撞北，处处碰壁，走投无路。
急剧变化的中国职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和标准，已经并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运动产生晕眩。否则在雅典奥林匹克射击场上，那个美国射手就不会把最后一枪瞄准隔壁枪友的靶子，虽然射中十环但只能获得零分了。变化产生迷惘，无数的中国青年，在十年寒窗之后正准备享受苦练之后金牌的荣耀时，突然发现他们原先精心瞄准的那些神圣的人生目标，突然之间成了错误的靶子，成为失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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