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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剑东来还旧仇-野夫自选集

_4 野夫(当代)
  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裹挟之下,我看见无数个大龙兄弟,以民间军事专家的眼光,开始为政府献计献策――何时打,如何打,动不动用核武,如何利用美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开打等等。我看见这样的言论,就想起一位前辈写过他小时候认识的一个爱国老文青,每天在酒馆里研究,中国强盛的政府配套人员应该是――他开了个方子――总统是尧舜,总理是诸葛亮,陆军总长是林冲,水军总长是李俊【水浒中的混江龙】等等。呵呵,幸好我们的政府还没愚蠢到真正采信这样一些药方的地步,鄂西话说,这叫――掀狗儿下茅厕。
  打台湾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阿扁和几乎过半的台湾人民要独立;独立为何要打呢?是因为那块地方是我们认为的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人家为何要独立,为何不愿回到所谓祖国的怀抱呢?多数攻台的口头英雄可能会觉得那就是阿扁在发疯。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有人号召独立,经过全民公决,结果是人民愿意选择继续留在英联邦,于是至今他们的领导还是个总督,自愿接受女王的封赠。台湾和咱们还真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人家咋就不愿回到娘家来和你大哥一起过呢?
  要统一,大家都自愿,当然是好事。但大家要清楚,国家和土地是人民的,任何一个党派和政府,法理上都只是人民委托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你不能要求物管公司命令我们住户去攻打隔壁的小区――你说那个小区也是我们这个开发商开发的。
  统一难道就没有文统,只有武统了吗?假设下一届台湾政府是国民党组阁,小马哥提出可以统一,但是我们回到国共重庆谈判的起点来谈统一,不知贵党和那些主战勇士如何回答。重庆谈判的时候,中共处于弱势,那时的老毛还是热爱和平的,希望老蒋能答应搞一个联合政府。当年那种主张多么美好啊――政治协商,多党共存,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这都是你们共党老祖宗的理想,我们现在重返重庆谈判来统一,你们为何不愿呢?
  政府不愿自然有他的隐私,那么你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你自认的读书人,你为何不愿呢?如果这样统一了,房产局还敢欺负你吗?你的写作还需要写那种粉饰现实的作品才能发表吗?你还会用半生的努力去要争取一个城镇户口或者一个文化馆编制吗?
  且不谈武统的法理依据,单说做人的常识。一个房产局依仗政府强权来欺负了你一个公民,你都深感不悦;那么一个政府凭借武力去杀另外一些不想和你搭伙过日子的同胞,你就觉得快乐吗?
  所幸我们的政府暂时还真不敢采纳你的锦囊妙计,如果开打的话,假设政府跟人民商量――支持武统的人,每家加五万税负,献出一个儿子,我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反正我是不愿的。
  当年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针对国民党杀不杀陈水扁吕秀莲的问题时,向蒋经国进言说――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而我们还将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生存下去、、、、、、
  是啊,我们子子孙孙还将在我们的祖国生存下去,这个祖国,并非一党一姓之天下,她是我们所有人民的土地。
十一
  如果私下有人问我,如何看待阿扁,我得说――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喳喳哇哇的样子,假设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我一般也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爱憎和好恶而已。如果论及观念,我也顶多觉得这哥们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家,太狭隘,太本土意识,缺乏伟大的胸襟。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民进党可不是一年两年诞生的,早在台湾还是一党专制的时代,他们就成为了反独裁的英雄。而且更可笑的是,当年的大陆政府,是把他们当作国民党的敌人而曾经引为自己的朋友的,甚至还有过一些秘密的支援。
  他们为了推进台湾的民主运动,随时坐牢,随时面对被镇压的危险。蒋经国和国民党的雅量容忍了他们,台湾人民能够结束所谓的剿匪戡乱的军政时代,要感谢他们。所以,当李登辉时代终于决定和平改变台湾政体的时候,人民出于对国民党过去的积怨,立即选择了民进党,选择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诞生了。这是必将刻进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一刻,所有的“蒋家军”全体宣誓从此之后效忠“国家”,不再是一党一姓的武器;整个台湾没放一枪一炮就进入了民主时代,这样的政权递交,我们的历史何曾有过。
  民主播下的是龙种,但头胎可能收获的是跳蚤――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只要民主这个体制形成了,它就会自然产生纠错功能。但我们不能因为初生的不完美,就直接扼杀这个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信息多样化的自由时代,阿扁的一切优劣对错,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相反倒是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配餐的年代,我们怎么好意思根据我们的媒体提供的那些资讯,就去天天诅咒别人呢?
  我反对陈水扁的台独,是因为他完全不想推进和影响大陆的民主进步――同为中华民族,他懒得管你的闲事,你们爱独裁爱民主都与我台湾没什么关系。对此,我也只能认为他不能算是一个民族的伟大政治家。不过,万一他要独甚至已独,我仍然反对武统――我不愿看见无辜百姓子弟的血,成为一党天下的牺牲品。更不愿看见武统的硕果是让更多的炎黄子孙,走向被奴役之路。你是一个天大的爱国青年,我也只是想问一下――你是愿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在广场上演讲和咒骂总统而不获罪的地方,还是想生活在根本不许你在广场演讲的地方?就算是你要反台独要武统这样的“爱国”演讲,你有本事到天安门广场去吼一嗓子试试。
  我总认为,这些东西是常识就能判断是非的,为何我的很多弟兄朋友却是另外的选择呢?
  
十二
  党内历来也有左右之分,当然历来主要是右派吃亏。涉及路线斗争的那些大人物此处不表,先说说近些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人物。
  文革结束以来,极左的“红旗五哥”【注:袍哥组织中主管执刑的杀手】应该要算邓力群这个老头。他是80年代的中宣部部长,领导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运动,国外媒体戏称他为“左王”或者“棍王”――以一套三十六式齐眉棍法独步武林多年。延安时期他当过老毛的秘书,私受过一些独传心法。
  就是这个主儿,终于90年代下课了,因为看不惯改革开放,于是邀约了几个他的得意哥们――著名中学语文课文作者刘白羽、魏巍等,主办了一个唤作《中流》的杂志――顾名思义,他们想当中国历史的中流砥柱。这个杂志我曾经戏称为“唯一可以代表中国还有出版言论自由的象征”――因为他们一伙退休党棍,天天在那里骂当朝领袖,时时怀念先帝爷的恩德。按说这样一个符合很大一部分基层民众愤世情绪的刊物,应该有很大的发行量吧,但是我看到的仍然是门可罗雀。由于他已经无权像当初可以拨款赔钱办《红旗》杂志,于是一群爷们也只好自己解囊。又因为几位爷的资历级别,虽然话语难听,老江还是只好容忍。
  我是这个怪胎杂志的读者,我像阅读一本幽默漫画刊物一样,时常被他们逗得愁眉顿开。我抱着好玩的心态试看当朝对这个极左阵地宽容到什么时候为止――我知道要是谁来办一个类似这样的极右的杂志,那肯定是要去吃“牢饭”的。果然,前些年,这个老邓看见他们的清言无法影响当局,干脆写了个致中央的万言书,也学社会上的“危险分子”要发动一批老干部搞签名运动――整个手法简直和民运如出一辙。这下当局实在崩不住了,干脆把他们的杂志封了。可怜的邓老四处游走,强烈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仿佛刘少奇当年举着宪法要求人权的样子――他们都忘记了,这一套棍法,他们正是始作俑者。
  更为搞笑的是,前年我听说邓老终于费时多年闭门发愤写了个自述,到处投稿,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采用。他终于知道自己创立和维护多年的“管制”的滋味了,一气之下,只好自费印刷,到处营销送人。如果按现行法规,他这叫非法出版,也是可以被捕至少也要罚款的。好在现在他所反对的中央,确实在追求和谐的趣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跟他较真。
  什么叫作茧自缚,什么叫自作自受,我在这个前宣传部长的身上,有趣地看见了极左人物的炎凉身世。
  
十三
  至于当朝人物的左右鉴别,事关政局和宦途,不是我辈草民可以言说的。我这儿可以举例的仍只能是拿离开神坛的老干部说话了。
  我们尊崇的前辈有“二李”――一曰李锐,一曰李慎之,当然还有一位姓蒋的医生【因为网络用词有忌禁,只好姑隐其名,这也是我们时代必将贻笑青史的特色】。李锐先生曾经是毛的秘书之一,在庐山会议时被清君侧,文革结束后当过中组部部长,在耀邦先生手下,为千万个蒙冤的人们平反,可谓积德深厚。这样一位年轻时投身革命后来也位极人臣的干部,在晚年奋笔疾书,不仅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样名垂千秋的史著,还不断以文觉世,上书建言,挑战着集权政治的铁幕,并力所能及的保护着无数后生忠良。
  李慎之先生曾经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后来是社科院的院长,89因为反对当局而辞职。1999年以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让中外朝野震惊。蒋先生曾为大内太医,03年因揭露非典实情才为民间所知,后来又因一封长信而名世。
  这几位前辈都是高干,是追随共党一生的忠烈之士。他们爱党,更爱这个我们叫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在一个真话缺失的年代,是他们站出来在向民众揭示真实。正如《茶馆》的台词――他们爱大清朝,他们怕大清朝垮了,他们才秉笔直书。
  迅翁在《中国的脊梁》一文中曾说――我们历代并不缺乏这样一些舍身请命杀生求仁的勇士,正是这样一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义,他们是党内的右翼代表。即使在反右运动结束五十年之后,这些右倾的老人,依旧要受到压制。只是在一个后极权时代,他们不再有流放之虞了。
  
十四
  真正的民主社会,一定是左中右并存不悖的,我并不认为今日之左派,就一定是愚妄不堪的。就是在大致可以划到左翼阵营里的人,其中也良莠不齐,甚至泾渭分明。反之,右翼群落也一样不免自相矛盾。
  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人,都充满了各种自我冲突,甚至人格分裂。比如我在政治和经济思想上,有可能偏向右翼,但是我在文化方面,又可能趋于保守主义。人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的思想也都在进化之中,一个昨天的左派,他可能在今天成了极右。还有更多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晚年反而变成了极左――这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事。
  我把左翼分为三类――权贵左派,新左派和草根左派。权贵左派是指那些过去和现在都曾经或者正在享受专制制度之恩荫的一伙,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他们拥护并尽量要维护这样的特色社会,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无利不起早,这是可以想象的人性之常。
  草根左派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般由80后的青年组成,但也不乏比如大龙这样的中老年群众。其中的多数在我的考察中,往往还是生活在底层抑或边缘社会的。他们并未真正享受到权力阶层的分赃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但是他们却是最极端的“爱国者”。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却对许多抽象的比如民族、国家等概念充满神往。你还不能说他们是在讨好当朝,因为他们的许多说法,是连当局都不敢甚至也畏惧的。30年代的德国也曾有一批这样的“理想主义”战士,后来构成了盖世太保的冲锋队。
  新左派是由左翼之中一批还读书讲理的人构成,我素来保持几分敬意。他们也对这个社会不满,看到许多不公的社会现象和人间悲剧,但他们多数时候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他们是关心底层民众的,但是他们似乎也认为国情不适合民主,甚至需要更强权的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他们渴望在这个制度之下改良社会,比如要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来调整贫富差距等等。无论动机和主张本身,我都相信他们是心怀善意的,因此他们往往也两头不讨好。
  眼前的政府并非真正的喜欢左派――老邓说过,这是要主要预防的对象。因为很多左派的主张实际陷政府于为难――比如你天天闹着要打富济贫,要解决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国民资格等等,当朝也不好办。谁是富人,他们比你心里更清楚。又比如你天天嚷着要去收回钓鱼岛,要去抵制日货,政府就更头疼。你哪里知道我们跟人家日本的“友谊”渊源,没有日本能有今日之天下吗?哪朝哪代都怕太爱国的青年,但又不能不要爱国主义,这就是个两难。
十五
  无论左右思想倾向,在我看来,多数还是与人品无关,但是多少与所受教育和生活道路相关。左翼人群中的个体【比如我的老朋友中的多数】,在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也讲究基本的公义和道德。他们对专制的拥戴,对大一统国家的膜拜,仔细看来,近似一种宗教。类似宗教的情怀,你是没法用逻辑和道理去改变的。就像一个藏民,他要把一生的血汗积累,拿去捐献给寺庙,在一个外道中人看来,确实是难以理喻的。
  我这里谈左翼,事实上我是把新左派没放在这一起的。新左派是一个和左派有严格界限的群体,是左翼阵营里真正读书,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人。至于他们主张,也许有正误之分,但是大抵没有善恶之别。简单的说,新左派也反美,但是他绝对不会歌颂老萨,更不会嚷着攻台。
  而右翼群体中的多数,还有可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中低层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在这个制度下难以生存,才要求改变制度。甚至还有少数人,是今天右翼经济政策的权贵合伙人,是20年改革开放的分赃者。但是他们一样要主张变法――这让多数草根左派不理解――你们凭什么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的解释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相信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远远高于所谓的生存权。他们也许因为阅读,因为交际,多知道了一点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他们还残存一点正义感和理想,不满足于自己的吃饱喝足,还渴望所有那些不知名姓的穷苦百姓也能不被奴役。
  近代以来的各国变法和革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陈胜吴广似的草民来发起;多数时候是在旧制度下仍能优裕生存的人在引领。就拿中共来说,最初的所谓领袖,哪位是穷人和读书甚少的流民。再往前说,戊戌变法的主张者都是上层,倒是那时的草民最拥护皇帝,最爱大清朝,最怕朝廷倒了吃不上皇粮【虽然恍同隔世,又仿佛就在今日】。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全是贵族子弟,甚至皇亲国戚。我只能说,人类中总有一群儒家所谓的君子,永远在“忧道不忧贫”,永远在追寻天赋人权。
十六
  行文至此,秋气渐深,而我的内心也已开始呈现某种悲凉――我们这一代人也正在步入各自的秋天了,而我们这个无法选择的祖国,却依旧未能走出“历史的三峡”。甚至江河横流,还无法确知其左右走向。
  现实的状况是经济政策向右――权力和黑金勾结,一场末世的分赃盛宴早已开始,而更多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新的奴工。政治方针向左――一家通吃的局面坐大,公民权力的钳制在暗中收紧,意识形态的掌控日渐森严。
  这些还不是我真正感到惊觫的,因为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不免有类似的末日狂欢。但是假若某一天所谓的民主真正降临,假若我的弟妹子侄还多是大龙似的思想和主张,那我确实担心,未来的中国式“民主”,带来的竟然是一种“暴民政治”。那才是历史给我们民族,又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不过我多数时候依旧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许多人今天所秉持的“专制迷信”,只不过是当今这种宣传配餐制的后果――他只知道这么多。就像当初多数人对老毛和斯大林的崇拜,如果你渐渐给他还原真相,他难道完全没有是非善恶的鉴别能力吗?我不相信我的大龙兄弟,假设某日也成为了黑窑的奴工,他还会向总参天天写信,建议何时攻打台湾――除非他希望让台湾同胞来替他当黑窑工――假设是这样,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恶了。
  另外我同样感到乐观的是,还有无数杀手龙这样的青年,哪怕他们从嘻哈疯癫开始,他们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应该被嘲弄的对象――而这一切,不过只是需要读书明理而已。
  在我以戏谈方式开始探讨这个左右分野之时,这个世界正在继续为这个问题动乱和挣扎。台海形势在加剧对抗,天天叫嚷着的“同胞兄弟”此刻各自正虚张着武力。我有时不免也想――有本事要打就打罢,每一场大战都将带来新的变局。但是如果祖国的美好明天,非要用两岸无辜子弟的万千鲜血来描绘,那这样的分娩也未免太过残忍。
  就在眼前,缅甸的几万和尚和尼姑正在走向街头,无数的人民正在紧随其后,独裁的军政府正在调兵遣将――也许继88年的惨案之后,这个弱小的邻国子民,又将为一点可怜的民主而喋血通衢。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将为左右的前方,付出多少生命。小到一个酒桌上的反目,大到一次街头的巷战,都可能是在朋友兄弟之间展开的肉搏。而我,也只知道一点心灵的方向而已。就像加缪所说――在月光下,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终的爱;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麦草、苦涩的食物,是大海边吹来的寒风,是古老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中,我们必将和这些事物一起,重造这个时代的灵魂,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世界。
            大德无言——记老校长刘道玉
  中国的新式教育不过百余年耳。自京师大学堂迄于今,前后身任大学校长者,何止十万。而其中堪称教育家者,不过数十。尤其所谓新中国以来,堪当此誉而无愧后世者,又不过三五人矣。而武汉大学刘公道玉先生,则必入此选也。
  先生执长武大,大抵十余年。受命于拨乱反正之际,夺职于山雨欲来之时。凡此前后受教者,约略十数万人。今日修成名流高官巨贾大材者多矣,私议闲话间言及先生,则仍必恭称“校长”,此所谓天道人心自存公论也。
  自先生主校以来,武大校风学风皆为之遽变。彼时浩劫初度,左风犹炽。先生巨擘独支,打破坚冰,不拘一格,广录人材。后日名震海内之经济学家杨小凯,当时以反革命戴罪十年,初出牢笼即应高考,各校皆不敢取。唯先生知此中委曲,斗胆招录。以后杨君去国游学,有司又百般相阻,校长亲自游说,方允成行。当此犬儒流行之世,非教育家之胆识,焉能于风尘中辨物色,救英雄于末路,为当世留一杰士。
  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此乃教育家之大命也。先生素知动乱时代,误人多多,遂百般努力,在武大率先实施插班制度。九州怀抱利器者,起于蒿莱,风随景从。日后脱颖而出者不胜枚举,非先生之大德,诸子何以至今日。
  犹记八九风波,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遂抗命不去。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武大有先生,实天下学子之幸也。武大无先生,亦后世史家之哀也。先生盛年见弃于浊世,道德文章,几成绝响。今先生亦垂垂老矣,平生抱负,耿耿于胸竟不得大展于世,其先生之悲抑天下之悲乎?年中有作家班诸友发起,为先生塑铜像于珞珈,校方竟不予地。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
                 闲话易中天

  2000年,我写过《闲话易中天》一文,发在报纸副刊,后来又被杂志转载。那时,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开篇即牢骚――京官适合外放,便于捞银子。文人应该进京,容易名天下。――以下的议论,则多是为先生鸣不平的。那时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还会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运。
  其实,先生执教武汉大学时,已然是校园的一道风景。1986年,我插班进中文系,那时就已经开始实行必修课和选修课制度。选修嘛,学生挑老师,景况有点残酷――有的门庭若市,有的门可罗雀。高年级的师兄则跟我们参谋――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该是必听的。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在他帐下做了记名弟子。那门课本身,我原无多大兴趣,叫着“《文心雕龙》美学研究”。
  那时的插班生,是刘道玉校长首创的恩科拔贡,在学校有点天子门生的感觉。仗着都操过社会,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却眼高于顶。待到走进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吓。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满,讲台下的空地也已摆满了小凳,窗台上还挤着男生。这阵仗,在我从前的大学生活中却未有过。以后便也知道,要想亲聆謦咳,那是必须提前半小时去占座的。
  先生那会儿初进不惑,条纹衬衣牛仔裤,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话说――酷。听了几回,确实觉得有味,我这个老逃课的也就被吸引进去,竟从此构成一生的缘分,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龙》讲得好听,即使在我今天来看,仍然认为是种大本事。
  该课结业有两个学分,先生的考试却也特别――各自回去写篇文章,只要与原著相关即可。我为了博先生的青睐,斗胆用文言写了篇论文,后面还卖弄地附了一首律诗,记得有“谭龙谅必屠龙手,说美岂非解美人”一联。许多年后,与先生戏谈当初的交往,果然他是从这回考试注意到我这个姓名的――他给了个最高分,95。只是现在想来,我仍为年轻时的轻浮孟浪深感汗颜。
  

  80年代的大学,于今天来看,确实恍若隔世。那种自由浪漫和求知欲,在眼前这个商业时代,似乎已很难重现。
  先生的课,一直是人满为患。他每个学期,又都开的新课。因为怕挤,后来我只断续听过他和邓小芒合讲的“中西比较美学”。邓是哲学系的才子,还是著名女作家残雪的哥哥。易邓当时在武大齐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凭直接考取武大硕士的。
  真正走近先生,所谓入室,也是因为文字之缘。那时武大有个文学校刊,准备发我一篇习作。那正是一个时兴探索和实验的年代,我写的个小说,是把诗和叙事两条线并列而下的,形式上显得有点怪异。主编好意,专门拿去想请先生写个评论――那时老师在文学期刊开文评专栏的,只有他和於可训先生。先生似乎还对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编约我到他家去座谈。我未想到这竟成了敲门砖,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区,的确算是蜗居,主卧兼客厅,我们就在床前闲话。针对拙作,先生反倒没说几句,大意是好故事,这样就发表,有点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贸然投出。
  但自此之后,我则借梯上楼,与先生的过从渐密了。他在课堂上,原本对许多人事,都持皮里春秋的说法――这也正是他讲课的迷人之处。单独面对时,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带着更多的机锋。那时,他还是讲师,曾经被刘校长赏识,一度做过系副主任。后来老校长下马,他也就洁身而退了。那阵子高校还比较正规,因而教授也难免捉襟见肘,先生忽然就说要戒烟了。我不忍看他连这点雅癖也要断交,故意送他一条烟一瓶酒一斤茶,并附赠了一首今韵五言――
  人生有三害,俗号烟酒茶。持之呈君子,献芹复自夸。烟为百害首,灼灼芙蕖花。舶来非国粹,盛行推中华。一支燃在手,焚香熏白发。暗夜见明灭,清宵练吐纳。喷之驱蚊阵,如鹤舞云霞。个中观世相,何似雾中花。冉冉作云游,功效胜大麻。酒是万恶源,亦乃食精华。哲人千古醉,醒者皆堪杀。白眼夹醉眼,酒花掩泪花。一壶能遣闷,三杯聊解乏。飘然百病退,一梦登仙槎。谵呓皆珠玑,著书自有法。此亦属隐术,用之可避邪。茶本闲人趣,并称为一家。造化来指掌,天地入胸祫。荼蘼舌尖放,清泉齿上滑。清苦有回味,品味度生涯。三物皆有害,幸不违宪法。人不可无癖,嗜此非穷奢。劝公莫捐弃,悟道必无差。
  也许这首打油还真的起了点作用,以至于今天他还保有这些恶习。
  

  先生和我,应该论得上谊兼师友。这种关系在我毕业之后,似乎更渐深浓。那时我分到琼岛,彼此尺素往还,说些非关家国的闲话。再以后,我又突然辞职回了武汉,之后是比较漫长的闭关索居生活。而此阶段的先生,在武大则也过得比较压抑。虽然著书几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竟连副高职称也被卡着不评,住所则依旧是蜗居。于是,先生渐萌去意。
  楚材难为楚用,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潜规则。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辨物色,很快厦大就来了调函。从当日的频繁通信来看,初迁海崖,风俗尽殊,不免有去国怀乡之叹。我在禁中,无以相慰,尝遥寄过一首词――念奴娇 赠易师――
  燃烟枯坐,想先生何在?黑云遮月。望处霜风吹泪眼,又到团年时节。海岸无涯,仙踪难觅,应悔曾轻别。几回提笔,苦衷难以重说。 犹记忝列门墙,谆谆垂教,常使心肝热。当年门生今孰往,护侍师尊身侧。随俗红尘,争逐蝇利,多是江湖客。夜深东望,但看云水千叠。
  在那个特殊岁月,先生对我鱼雁殷勤,鼓励甚多。每次返汉省亲,也必弯到起义街55号来探视。难中相见,他给我推荐当年有哪些小说文章可以一读,说起刘震云的《新闻》,他竟能随口背出原文,并分析其中笔法的机智。师生相与禁中论文,确实每让陪侍之人跌破眼镜。至今想来,那样的画面实在温馨。
  那时在厦门有个陌生女孩,经朋友介绍,与我时相笺候,有点近似今天的网恋。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来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后来先生又来探我,很郑重地规劝,说彼此并不适合。他认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来日方长,先欠人情则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想想人生所谓良师益友,云天高谊,也就莫此为过了。
?

  先生学的是文学,讲的是美学,到厦大后执教的却是艺术,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学和杂学。作为学者,他自有《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高头讲章摆在那里,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还是作家,写得一手好小说,这却是大众不晓的。
  那时先生初到厦门,心中耿然还有一些孤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识分子在一个变革时代的失态,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文火慢熬》,甫一发表,就被《中篇小说选刊》拔为头条。我是深为先生的才气折服的,那种老到的文笔,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说实话,远远胜过许多专业作家。我们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国时代那些学者,能把创作和治学都弄得非常像样。而先生,正是具备了如此的大器。但辞章小道,于他看来,雕虫而已,偶尔玩玩,只是聊遣雅兴。任我如何进言蛊惑,他都只肯稍展鳞爪。后来,他还写过一个中篇,名叫《高高的树上》,也是讽刺当下的学术腐败,看罢无不拊掌大笑。其实,即使先生今天已经名闻天下,私心里我还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创作,也必将给这个无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传世的经典。
  大约从94年开始,先生感于商业时代对学术出版的冲击,开始跳出专业来写一些平民化的学术随笔。95年穷愁潦倒的我开始要自谋生路准备当书商,他听说后,马上把已经签约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部书稿【即后来畅销不衰的《闲话中国人》】,又要了回来给我,说你拿去做,赚了就给点稿费,赔了就给点样书。这种古道热肠,在这个日渐势利的世界,实在是不复多见。
  可是,那时的我于出版还是菜鸟,加上几个朋友资助的一点钱,捉襟见肘不敢多花。结果为便宜找了个烂印厂,印出来完全是残次品。印费搭了进去,书却难于销售,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却被我砸在手里。我深感有负先生美意,他却没有半句责言。就是这本当时名为《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的书,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这部仅仅流传了几千册的书,今天也该是人们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个有心的编辑读了这本书,决定重新包装,我让出版权,该书当即成为畅销书而让别人赚得盆满钵满。
  先生为了帮我,见我做书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畅销书授权给我,这就是眼前还在热销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先生成为了当代最具人气的思想学术随笔作家之一。

  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之一,因而谈锋甚健。和他对话,寻章摘句,信手拈来,你多半只有听的份。关键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装深沉,无论荤素都可以开谈。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绝,满座人都会为之前仰后合。“百家讲坛”因是央视栏目,大众传媒难免诸多讲究――个人演讲的真正风采原是不易展现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异军突起,小露锋芒便赢得粉丝无数。
  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95年他回汉,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刘道玉,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许多旧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却不敢或忘。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你走了,我们还是很惋惜的,还是调回来吧。先生笑着答曰:那我确实有病。
  善与人处的人,不一定没有脾气。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过一回的――要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一个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该社出了该作者的一本书,其中一些文字,则直接取自先生前几年的旧著《读城记》。好玩的是,社里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师兄,那也就是他的学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写诗的青年,与我则也算旧交。媒体生怕他们打不起来,希望这个世界多点茶余饭后的谈资,遂几面拨火,先在舆论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结,后来大家知道我与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调解。百易兄不用说,本乃他的高足,无辜成了被告,话到礼到即可。海默兄则因在媒体撺掇下,原先说过些伤人的气话,先生难免不快。我知道劝他莫过于情,他是深谙情理的,于是只在电话里说――海默跟我一样,外省人到北京,拖着老婆孩子卖文为生,您要索赔,那就是逼人讨饭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动了恻隐。最后只象征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问为什么要这个数字,他说代表报警而已。就这样,官司化解,我想这就算是古人所说的恕道了。

  其实早在央视主讲汉代风云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经是畅销书大家了。除开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本,他还连续出了《品人录》《艰难的一跃》《你好,伟哥》《帝国的终结》等。在整个书业皆现萧条的现在,他这种独具个性风格的随笔体学术书,却很奇怪地一路蹿红,成为各个出版社追抢的对象。即便如此,以我对他的了解,仍认为那时的他,还是未被这个世界足够认识,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处。
  不可否认,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确有其巨大能量。而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
  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我知道我在此际来写先生,难免私淑之嫌。况且以其盛名,原也无须在下的锦上添花。只是因为见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谊,自觉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先生,让世人了解一下这个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风的今天,肯定仍旧是许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
                   闲话王朔

  《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贾雨村和冷子兴品评天下人物的妙论非常有趣。大意是说人本源于天地之气,正气所凝则为忠臣烈士,邪气所凝则为小人奸佞;但还有一种人是由正邪二气交葛产生的,这种人即使当皇帝也是唐明皇宋徽宗一路,如果堕落风尘那至少也不低于李师师一辈名妓。当年夜读此段高论时,心下甚是拱服;窃以为纯正纯邪的皆是少数,而芸芸众生或者多是正邪之间的产物。后来阅人多了,才发现真正算得上此类人物的,竟然如凤毛麟角,乃不世出的宝贝。
  拙文要说的这位顽主,圈内人称为朔爷――在我看来,就算这样一位稀世无多亦正亦邪的怪物;和贾府那个末世公子一样,原是口中衔着一块玉来投胎的。
  某日,和东北一作家朋友酒后品藻同代人文,他深有感慨地说――当世只有三个聪明人令他畏服,一王朔,一姜文,一郭力家。三者中之二我无过从,但也认同;其一则有过几面之缘,且了解一点世所未闻的高品内幕;其三是东北诗人,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虽然寂寂无闻于世,但凡与他有过樽酒之交的,那也基本是无不欢喜。所以我对这位朋友的评述,当下就说深得我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于今则为烈了。你在这个圈里随便逮个会写字的问问――你最佩服和喜欢的作家是谁?他一般都会搬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洋名,以示自家的博览和对本族的不屑,很少有人承认他喜欢王朔。仿佛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气,品格便不高了似的。
  而我确确乎是喜欢这厮的,很多时候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暗自作乐。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我这样的坏种喜欢他那大奸若忠的范式,还有许多正经人也私心乐之,只是不大拿出来说罢了。

  坦率的说,我原在80年代中期初读他那《海水火焰》时,便喜欢上这厮了。我喜不喜欢谁是我的私淑所好,原无关乎文格名气,那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需要抱着稿纸去编辑部打情骂俏逗女编们开心的文学青年。若干年后我曾经问他,何以书稿多要给出版界的某大姐大时,他咧着嘴说――人家老大姐在你不火时帮你,咱不能火了就没良心嘛。我也算个恩怨分明的人,自然能够领会他这种念旧的深心。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道德文章都好,直谅多闻,肯定也都值得交往;但我私心所喜的还是那些性情有味的趣人。有些也许缘悭一面,但从文里字缝中,大抵也能想见其为人作风,可以神交。读王朔而不笑的人,我基本可以判断为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病友。但他所传达的笑,又绝非相声小品――他那些邪里邪气的小人物,油腔滑调的声口,表达的正是我辈对这个伪善伪崇高伪光明的社会的反动。
  我喜欢他的这种阴坏阴坏的表达――嬉皮笑脸之中暗藏着袖箭和鸩毒,不经意间随时就透射出剑芒和寒光。就新时期的小说而言,我还想不出有谁比他更毒辣而又不动声色地刨了新政主流虚伪话语的根儿。几乎从他出山开始,一种对专制的调侃慢慢进入大众生活,一张一张地揭开那些腐蚀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势的虚张面皮。当他说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时,我和他一起在暗夜坏笑。
  他几乎在不断创造一种王氏风格的时尚语言,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我们说伟大的文人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爷能够如此浩荡地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地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朔爷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语文时潮。

  北京向来是一个龙蛇杂居的城市。我在90年代中迫于生计的闯入,完全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到巴黎,心底原是自有某种局促和惶恐的。除开原有不多的几个老友之外,如果说潜意识指名点姓还想认识谁,那至少王朔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在这个皇都,有太多我在深山边城早已仰慕的人名,但内心觉得可以在一起嘻哈疯癫使酒骂座的,这厮必是首选。
  我不是那种因为久仰就一定要钻天打洞去攀结的人,我相信人世间必有某些缘分,能让你认识你的同袍或者敌人,使你体味人生的情仇或者恩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无意之中结识了许多死生师友,正是这样一些胜缘,使我觉得今生不虚。
  1999年,“钦命要犯”晓波君第二次出狱。这个当年以“黑马”之称轰动文坛,后来又因“四君子”之名而深陷囹圄的哥们,此刻已然妻离子散,同样穷愁潦倒了。他是政府的人质,失业原本正常;但不许出国,更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发表文章,这就难免让人绌于生计了。那时幸好有个侠义的女子在西边的小屋里收容了他,但谁要去探望,那是要受到盘问的。我是过来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济,往往还不愿领受。再说多数人在那时也还算是末路文人,杯水车薪,实在也不足以割肉疗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请他搓几顿,或者秀才人情纸半张――送几套书籍聊慰寂寞。
  某天,老友周君给我电话,说他和晓波及朔爷约我晚上去香格里拉小酌,我自然窃喜,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厮的嘴脸了。我们仨先到,稍坐,朔爷就来了,一副温吞吞懒散的样子,并无一般北京人那种咋咋呼呼。我原想哥几个可以放开喝一把,这点倒是出我所料,他说早年喝伤胃了,现在只能葡萄酒,且浅尝辄止。大家只好要了瓶红酒,点缀着碰碰响声。
  那时他刚推出了那本惹来无数非议的《无知者无畏》,算他越界出的第一本随笔集;尤因其中竟然敢妄谈鲁迅且猛批金庸,搅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吃迅翁这碗冷饭的人看不惯一个“痞子作家”来抢饭碗,而铁杆金迷又多是名校学者,自然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了。大家嘻嘻哈哈从这场论战说起,他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说――哥们等他们骂,啥时累了不骂了,我再踹丫一脚,引蛇出洞。呵呵,哥几个帮忙打听打听,这帮丫都还崇拜谁呀?丫拜谁咱抽谁,看丫急痴白勒的我就乐。
  确实他就是一顽主,就如他小说名字一般――一点正经没有。许多人拉开架势要和他叉架,他却惹完祸在一边歇着看热闹,逮着要散场了又远远扔一石头过去。你若是正经要忙伙食的人,就千万别跟这种闲人玩闹,他就根本没有胜负心,要的就是个游戏风尘。你要跟一没有胜负心的人对弈,除非你也要解闷,否则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更不要说,多数对手的智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

  一般而言,文人圈里出侃爷,多数人皆能信口开河,随便开讲也可以抡倒一批听众。我算是见过许多名闻天下的大侃爷的,但老实说,听王朔侃,确实是一种非常提神养心的事儿。这厮说话慢条斯理,表面上温文尔雅,字缝里暗藏杀机,随处都是机锋,常常能使你忍俊不禁,他自个也会跟着呵呵作乐。他不抢话,但多数时候他一开腔,其他人就只有跟着乐的份儿了。
  那晚的主题是晓波和王朔针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要来个对话,准备记录为一部书出版。晓波初出牢笼,难免火气正旺,指东打西,不乏刻薄之处。相对而言,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朔,反而平和许多。但即便如此,词锋所及,则仍不免要杀进雷阵,到底在哪里踩响地雷,却是难以预知的。之所以要我出席,是因那时我在做出版,如何安全推出这部对话,需要我做些策划。
  原来计划由我责编,书稿整理之后,王朔单独叮嘱我一定给他看看。他拿去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订,对他自己发言的那部分认真校改一过。也许只有我这样的编辑,能够看出他所修改词句的深心所在――他大大咧咧的表面之下,原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我想这也是他这多年尽兴玩闹而未被封杀的原因。
  就算这样基本稳妥的书稿,我拿回社里审查,仍然还是被终审卡住了。终审者是我的恩公,极懂出版,也认同这是好书,但觉得风险很大,劝我放弃。我只好拿去找长江文艺社,社长是我师兄,也是作家出身,自然知道王朔的商业价值。他亲自审稿,然后来电就问――另一个对话者是谁?因为国情的考虑,晓波的署名身份叫阿霞,对话身份叫老侠。我出于为师兄前程的考虑,只能对他说――你不用知道为好,反正本书的著作权人是王朔,你只需和他签约即可,其他的事情由他负责,你自己决定能否出版。都是做出版的人,看见好书自然难以割爱,师兄是懂板的人,就说那你必须安排我和王朔亲自见面签约我就出。我首肯保证,于是此书才找到出路。
  那晚散局,我也要回东北四环,王朔顺路相送。我一看他开的竟然还是个老款现代的破车,就忍不住打趣;他也煞有介事地回答――我们这一代难的就是如何保持革命传统不变色啊。我们哈哈大笑。那时的他,和老徐的故事还没公开,我说你这样的咋就还没闹绯闻呢,他一脸无耻地说――你没觉得哥哥高风亮节啊。我说那就看你晚节能否保住了。彼此嘿嘿,揖别而去。

  多数人稍擅浮名就难免装逼,如果有点芝麻爵位或者银子那就更装。本来文人应该是所谓世事洞明的,但你只要看看中国作协那个系统开会或者选举什么,大家一边装得一本正经,一边打得一塌糊涂,你就可以想见所谓的中国文学在体制内将要开出什么样的奇葩。
  以王朔的文名和所谓的“成果”,在地方文坛那得够格当个鸟主席了,可是在北京,谁要听说他出席过哪个非朋友的官方会议,我估计美国之音都会当新闻事件。
  为了帮晓波出版这本书,我通知他来地坛和长江社社长喝签约酒,他二话没说就带着个美眉赶来了。席间为了聊尽宾主之欢,他也喝了几杯。按他彼时的身价,一般版税都得在百分之十二,首印不会低于二十万册。但考虑到本书的政策风险,我那位师兄提出首印十万,他提出签约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双方都很意外地同意了。接着讨论书名,他说这种书就取个八不相干的名字最好,我说那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蒙汗药。大家当下大笑通过。
  师兄是敏感之人,对另外那个狂言愤世的对话者仍不免好奇,席间询之于王。他原是打岔的高手,嘻皮邪脸地呵呵对答曰――海龟,我的一红颜知己,你就不许我也有点隐私啊?大家只好顺坡滚驴不再深究。
  那阵子他其实可能正是想钱的时候,我问他在忙啥,他说在帮朋友弄个游戏网站――那正是网络泡沫经济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我说弄网站对你已经是不务正业,况乎游戏;他说你不懂,我负责开发的这个叫文学游戏,非常有趣;举例说吧――我把红楼梦改成各种可能,从林黛玉进大观园开始,跟每个人的交往都展开另外的结局,关于命运的游戏肯定让人上瘾。我确实不懂网络游戏,听得似懂非懂,反正知道他瞎折腾了许久,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他也就猴儿点灯了。
  师兄如约要付几十万版税,来电问我,我则去问他如何分配――毕竟这不是一笔小钱。他说你去要晓波一个不是他名字的帐号,全部给他,我分文不取。我有些惊异,他完全可以拿一半换个新车。他说给钱人家又不要,就这样合作本书吧,人家有难嘛。于是所有的稿酬就全部赠与了晓波。
  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这件事情我是唯一的经手人,许多年来为了避嫌远祸,我唯默默。现在说出来,但愿不会惹来有关当局对他的疑忌。

  在这本所谓的骂人书中,其实王朔就是扮演的一个捧哏,主要是晓波在点评人物横扫千军。我知道有些人原非他愿意伤害的,其中不乏他的朋友,但逗哏的往那边搂草打兔子,他也就只好顺嘴打哈哈了。问题是他必须用真名来号召市场为朋友挣钱,躲闪不得,而晓波又因国家限制不能上前台亮相,于是所有的得罪人的事情就只能由他担当了。我们戏称这叫跳蚤惹祸,虱子遭殃。
  很快各路人马的反击也就频频登台了,这回他却基本采取隐忍的态度,好在他是个浑不吝的爷们,我和他都只能在旁边看热闹,谁也无法来点破实情。他这个人好玩也就好玩在这里,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门就不出门,任你在外面掀房揭瓦。
  许多年之后,易中天先生看见他在《三联生活周刊》有篇随笔,大意是说某人死了到天堂去报到,上帝看见他浑身戴刀完全成了一副刀架子,询之,答曰――我这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给插的。易先生急忙推荐我看,我们二人哈哈大笑,我算是知道这厮的一点苦衷的。
  话说易中天先生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满天下,他一直很喜欢王朔的文章,我们也经常见面讲说这厮的好玩之处。我知道先生也算是怀抱利器的人,嘴皮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便有意撮合二人一聚。那天我做东在重庆饭店,还有两个朋友作陪。一餐饭基本没动什么粮草,这场双雄会几乎完全变成王朔的单弦独奏了。
  我确实有些惊异这厮的机智和口才,有的人多是文字里可以幽默,生活中其实很木讷,他的文字和他本人在我看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我常常好笑许多骂他的人,说他没文化,其实他是一个读书极多的人,而且绝对的聪明过人。他随便发明一个名词“知道分子”,就让许多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足以脸红。
  大众多以为他真的很痞,其实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好玩但一点不痞,许多原本正经且严谨的女作家,都能接受并喜欢他那极有分寸和智慧的玩笑。另有很多高人,都在私下里对他十分推举。

  进入新世纪之后,王朔似乎开始了他的市隐生活,不大在江湖上行走,一会传说开酒吧,一会传说在嗑药――最近媒体拿此事追逼,他采取的闪烁办法。其实,抽几口大麻抑或嗨两回,在今天的文艺圈可谓常事,要是我,就承认品尝过体验过,你又能将我如何。这和运动员吃兴奋剂一样,顶多也就算犯规而已。反正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塑成青少年的楷模,哥们就这德行,爱谁谁呗。
  多数娱乐媒体一直是他内心不悦的,他老骂媒,但媒体却无法封杀他――毕竟他太惹大众的眼球了。然而现在的许多老记确实水平太不在一个层面上,提问确实小儿科,没法不让人跟你急。他跟谁谁睡觉了,干卿鸟事,国务院开新闻发布会,你咋个不敢去问那发言人睡了几个女人呢?当官养情人的更普遍,何必跟几个风流才子较劲――人家这还是真正各无所图的健康情感呢。
  我看骂归骂,在北京的圈内真正跟他交道过的人,对朔爷那还是基本服气的。前年和《天下无贼》的编剧王刚吃饭――那会他刚刚出版了《英格力士》小说获奖,锋头正健。大家聊起无贼来,王刚说,这剧本他和冯小刚改了许多遍,报上去还是通不过,又请刘震云出马,仍然被打回。电影局的理由很简单――让贼【坏人】做主角,没有先例,贼做好事的动机何在呢?看来不解决好这个出发点,这戏就要夭折了。冯小刚只好还是请疏远了的老友王朔来。朔爷看了一遍,如老吏判狱地说――怀孕,让女贼怀孕,然后进庙烧香。大家恍然大悟,人心向善,自己这辈子毁了,还是希望下一代美好嘛。宗教情怀也加进去了,格调一下子拔高了。王刚说,这丫老辣,你不服不行。我国的那些管理部门本来就荒诞,遇见这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也就真的还服他这味神仙汤――这就是典型的王氏智慧。
  论起来,我和他也就只是个萍水之交,没事也都相忘于江湖。老友周君后来开了个食盅汤的餐馆,是包公遵信先生的题匾;据说王朔常去用膳,墙上有他那傻呵呵的柿饼脸,我却一回没遇见正主。周君偶尔说朔爷还在问你,我说难得难得,烦劳回话请安吧。世界上有许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真正喜欢。但有些人,也许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够在心里默念一辈子。
  王朔也许在世人心里,不是什么好鸟,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崇高。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多数文人,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他自己,活得性情天然。当多数人都在伪饰下正襟危坐的时候,这厮却在那里率性任情的胡作非为,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也因此愿意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一点关于他的湮没无闻的故实,以便同道中人更深地认识这厮。
“酷客”李斯

  首先得说,“酷客”是一个生造的词,而且是我在为李斯这个家伙设定一个身份时临时冒出的。我想赋予这个词这样一些含义――一个热爱新鲜生活但又内心充满绝望的人,一个特立独行同时又见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的人,一个经常扮酷夹杂嘻皮、雅皮、朋克及波波士风格,把玩心进行到底的人……当我伪装谦虚打电话向他请教在英语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对应的词时,他略加思索说――可以意译加音译为“coolguy”,当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他准备的“谥号”。
  应该说李斯开始被读书界知道而不再是被警局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翻译公司在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倒闭了。他的家被我评为中国最“牛逼”的家庭――客厅支起一张大班台,每间房都有一台电脑,另有两台复印机几部传真等办公设备――一个关张公司的全部废品,使他狭小的家看起来像一个智能化程度极高的作战指挥室。穷途末路的他只好弃商从文,几年间竟然出版了一百多部译著。于是大众开始在每一个卖书的地方和他的名字相遇。声名鹊起之后,弟兄伙又可以好酒好肉侍候了。
  我总在想,假设有一天李斯在我之前名归道山的话,其悼词和碑文非我莫属了。当然,反之亦然。一个老酷客的一生是很难盖棺论定的一生,其活法既不可标榜亦难以仿效。即使此刻,我要用一些文字来描述我这位熟悉到骨头的老友,也只能写成“某某同志二三事”这样的规格。具体的价值判断,则只好各由列位看官了。

  以貌取人的话,多数人会同意李斯是个“粗人”这种说法,北方又叫糙老爷们儿。因其方头宽脸,虬髯密布,十天不刮就会长成其远祖李逵的模样。事实上,1980年前的李斯,确实是一个铁匠,不过他喜欢略加文饰地自称为“锻工”。
  那时他高考落第,其父担心他报复社会,便托人安排他去一小农机厂拜师学艺,混口饭吃。他在电光石火间灿烂地活了两年,从此落下多数铁匠的美质丰姿――苍头黑面,近似波霸的胸肌――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里,酷态天成雄气十足,很容易引起中青年妇女的美目流盼。
  据说他是在对师娘的暗怀渴慕之中而陡生壮志的――一个不满20岁的小铁匠,其旺盛的精力尚不足以在铁火铿锵中耗尽。他悲哀地发现,他如果少壮不努力,以后连师娘这样的女人也会与他无缘。于是他决定重考大学,而且选择了自修英语的道路,这一决定几乎让他所在的小城吓了一跳,差点把他塑造成新时期有志铁匠或青年标兵。
  我至今仍然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的驱动力之神效。我仿佛还能看见一个愤怒的铁匠在行动――白天挥舞大锤,夜里背诵《英语900句》,并于1980年神奇地考上华中理工大学英语系,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标准“酷客”的一生。

  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场文艺复兴式的盛大狂欢。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无法不染上一些浪漫时代的流行病,比如无政府主义、波希米亚精神以及一些轻生躁进的疯癫症,而主要的病原体则是诗歌。
  一个铁匠在图书馆里遭遇了原版的“垮掉的一代”,是很容易转型为一个诗人的――因为他们都熟悉一种钢铁般的韵律和节奏,以及一些横蛮粗野的手法和作风。
  那时由于多年的国门深锁,中国还只有极少的人知道美国的这一文学奇观,于是李斯几乎是首译了金斯堡的《嚎叫》与《祈祷》;并在人头攒动的校园舞台,以不速之客的姿态跳上去朗诵。他直接继承了金氏的满嘴粗话和反叛行径,且迅疾传播着这些东邪西毒。那时的李三娃儿正在经历第一次失恋的煎熬,里比多的超常分泌使他显得格外愤世嫉俗。大头剃得青皮锃亮,穿成一个流氓无产者四处流窜,从一个酒碗走向下一个酒碗。如果你不曾陪他谈过诗的话,那你就别指望他陪你去打架。我每每想起《嚎叫》的首句诗――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我就马上会联想到李斯。
  他读了五年本科,出于对校园的迷恋,又接着和我同年考进武汉大学,继续祸害他的同学和师长。他的离经叛道使他的导师后悔误收门徒,但却被另一位美籍女教师看在眼里喜上眉梢。这位叫做诺冰的小姐是一个美国大龄青年,由于同属“垮掉派”的信徒,因而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强烈向往,当然也不排除对东方生猛男鲜的几分爱慕。
  可以说,他们师生的邂逅注定是致命性的错误,即使最初的讨论是从圣经文学开始,也无可挽救地要借助心理学而滑向性知识,以至于堕入近似于爱情的深谷。当这种情感与文化冲突、国际矛盾、种族意识、肤色识别、师生关系以及两性对抗等等因素纠缠一起时,一般来说都会以悲剧收尾。(其间的精彩情节见诸李斯原创中篇小说《别哭,诺冰》『花城』1991第1期)我所知道的结局是诺冰怅然回国,带着一个中国铁匠对之心灵锻炼的斑斑伤痕;李斯则伤心留下,并发下永不出国的誓言。用他的话说――被情感迫害成一个终身的爱国者。当然,这场遭遇还留给他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用英语调情不会羞于启齿”。

  硕士李斯终于站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讲坛,当上了大学老师。那时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时代的巨大创伤,顿时显得无所适从,残存的理想主义使他焦躁不安。他教书育人,参加教工合唱队扯着牛嗓子唱国际歌。用李亚伟的诗形容――女生们隔着操场远远地爱他。终于有一天,他在大讲梭伦的瓦尔登湖而学生无动于衷时,他忽然悲哀地发现,他要为这批90年代的物质主义者牺牲青春,实在太不值得,于是他毅然递交辞呈。那时大学老师辞职尚无国家政策,人事处女处长问他档案如何处理,他说你拿回去擦屁股吧,该处长气得大骂“流氓”。于是他就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流氓生涯。
  李斯赶着时代的潮流下海了,直奔海南岛当了个企业秘书。数月后又觉万事皆非,重新回汉租了个小铺面,开起了一家翻译公司。所谓公司,主要业务是靠一台旧复印机代人复印文件,一张纸收两毛钱,一天要按500次才能保本。偶尔会接到一两单说明书翻译,总算可以显出他的专业水准。为了尽量让客户出血,也因为实在清淡得无聊,他往往会把英语先翻成文言文,再用白话解释以显示其服务质量。
  生意最惨时,只好扩大经营范围――帮人代考英语。某日,一老妪在门前徘徊察看半晌,终于进屋要求李斯为其老伴代考,她的老头子想在退休前评上工程师。李斯说:我与身份证年龄太悬殊了吧,长得也不像。老妪说:我在门口反复观察,觉得神似。李斯说那得先收250元,考过再收另一半,如果事情败露就不退定金了。老妪认可,于是次日,可怜“神似”一退休老头的李斯赴考,先还在考场故装畏难以免暴露,结果仍被监考者怀疑。人家过来客气地询问――您今年高寿?他答曰54岁。监考者不信人间奇迹,又问――您的出生年月?李斯漏记了这一细节,大脑紧急换算,说出来还是差了一年。监考者说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可怜的前大学老师李斯只好夺门而逃,一路狂奔找到老妪说――抱歉,被发现了,老头身份证还被扣了。他看见老妪一脸悲凉,急忙掏出定金强行退给人家。好不容易飞来的一个大单,不仅弄丢了,还倒贴了赶考的车费。
  商人李斯只好在唯一的一间办公室支起了麻将桌,一帮80年代的诗人正好都在汹涌的商潮之初手足失措,于是为了杠上花海底捞,终于又坐到一起来了。那时我则刚刚出狱,流离失所之际,他的“麻办”则正好成了我的窝点之一。

  都说李斯公司最终倒闭的原因是不该聘几个漂亮的打字员。有了这几个美眉,哥们就有事无事爱去拜访,显得公司客源旺盛人气很火,弄得隔壁左右的公司都嫉妒地派人来打探门路。这些闲人多如我一样,还在所谓的“新时代”门前晃荡;好不容易见到有朋友竟然在写字间另立山头,一去就变得屁股沉重而口舌灵巧,一边和白领妹妹打情骂俏,一边找黑头李总蹭吃蹭喝。李总眼见自己的菜园被邻家的鸡践踏,自个的雇员成了弟兄伙的三陪,还得掏工资扮大度,一气之下,干脆白日关门赌饭钱,谁赢谁埋单。
  一般来说,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旦坐上麻将桌,就很容易变得唯心起来。比如要摸风要换座,掷骰子时候要念咄咄经。李斯麻艺不高,手气很臭,但在桌子上的话却最多。他在麻坛观察人生并予以及时揭露,总结了一套在江湖广为传播的训条。他说――赢家怕吃饭,输家怕天亮。吃饭万一点多了,赢家不仅白赢还可能贴本;天亮要散伙,输家就没法赶本。他又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把埋单的灌醉。乃因某些人不自觉,说好赢了付帐,结果装醉人事不醒,大家不能跑单,还得把他送回家去。
  长此以往,江城唯一的一家翻译公司不仅营生见荒,而且往往大班台上都睡得有人,沙发的龙骨都被那些无枝可栖的男欢女爱者们,弄折了几根,偶尔来的客户坐上去就打滑,对公司的信任度也就跟着下滑了。他办公室的钥匙也像他的部属一样,往往不知被哪些哥们带走,后来那里竟然成了派出所的蹲守之地,连门房都只认一些来客而不认他这个老板了。
  某夜他醉后不敢回家,也想回公司去住,门卫誓不开门,他只好捡起砖头把大门玻璃砸了,当然最后好歹还是睡成了――在派出所的木椅上。
  这样的文人经商,天大的产业都要被这种操性给操垮,况乎白手。最后,李斯终于扛不下去了――挥泪对宫娥,散伙。一屋被哥们折腾得半残的家具,丢了可惜,只好拖将回去,弄得狭窄的私宅像二战时的防空洞一样遮天蔽日。

  三十多岁的硕士李斯,失业在家,档案户籍都进了莲溪寺街道居委会。国家有什么最新就业精神或者治安戒律,要传达到基层群众,街道就来通知他去学习。夕阳红秧歌腰鼓队要在片区选秀,往往也能看中他的身板。房子是老婆单位的,他这个家属在其中混进混出的,像个下岗工人,只好破帽遮颜,甚至蓄起了长髯,把自己直接整成了一个新版恩格斯。
  老婆已然是教授级大夫,女儿是小学的校花,他总不能就这样吃一辈子软饭。他起初相信共和国的股票坚挺,拿出私房的血汗去认购,很快就被套成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国企的股东。割肉平仓没有余钱,只好喝酒骂娘。又见朋友买彩票中了轿车,遂去博彩,人穷赌瘾大,经常看见他花几千元赌回来一板车洗衣粉和卫生巾,自己屁颠屁颠拉着往家搬。我们的嫂子见我们就说――这够我们全院的护士用一年。
  官员和奸商都被总书记带进了新时代,只有老牌李斯还在90年代的春风之外飘零。偶尔被迫去开女儿的家长会,也只能坐在角落偷窥那些年轻女教师的容颜,回来和女儿讨论谁谁漂亮。兴致好时,会帮孩子作文,然后偷偷察看老师的评语。但凡评价不错时,都会打电话喜滋滋地告诉我――这回她老师给了95分。但多数时候是刚刚及格,那他也就瞒产不报了。那些小学老师哪里知道这是一个精通英汉双语的人,在为孩子捉刀等候一个表扬。
  他是一个好读书且博学的人,对许多专业外的知识杂学,有着孩子般的好奇。肚子里的杂学多了,还喜欢追求一点格物致用。为了培养女儿的爱心,他把自家的楼顶平台封闭起来,让孩子养宠物。去宠物市场一问,才知道那爱心也不是他这种平民人家所能栽培的,于是改去了菜市场。女儿天性纯良,见爹地买回的是小鸡小兔,也无怨言,还是兢兢业业地喂养起来。鸡兔即使住进医院宿舍,该病照病,夫人是血液专家,对禽兽也束手无策。李斯便找来家里的各种医书研究,把内科外科甚至妇科儿科都操熟了,开始对鸡兔动手术治病。结果女儿的所有宠物,都在半成年阶段,被他好心地救治成了下酒菜――其中还包括一头羊和一匹猪。相处久了,虽是禽兽也有感情,女儿难免要哭,要罢餐。他往往会苦口婆心地劝说――你在精神上已经具备爱心了,现在爸爸得要教你在肚腹间具备爱心。

  1996年我开始打工做出版,想起李斯有本书稿在箱底压了10年,遂动员他拿出来给我出版――这就是后来风靡了一阵的《垮掉的一代》。他那时大约正就着宠物鸡兔在喝夜酒――我们都有这个恶习――我说你作为编译者还是写篇评述吧,我们好到媒体去宣传。次日大早,他的传真过来,我一看就七窍生烟――他竟然用明清的骈文写了篇文章,搞笑之至,今日的媒体谁会赏识?我知道那阵子他闲得无聊,正在把明清笑话中的《屁赋》翻译成英语;文风所引,也就满纸乌烟瘴气了。
  此书一出,便有多家出版社找他翻译,他总算找到饭碗。从此白日闭户,数月不到人间行走,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中国最酷的翻译家。译著范围从《野兽之美》到《心理学史》到天文地理乃至妇科美容,似乎没有他不敢译的学科。这样一来,知识更显渊博,人生中的困惑也就更多,朋党中可以对话的也日渐稀少。
  偶尔下楼来呼朋引类喝酒,大家声色犬马谈笑风生,他更是妙语连珠。但如果谁要谈及政治国家这些鸡毛无关的东西,并敢于为当局开脱几句,那他肯定顿时勃然,摔杯掀桌,拂袖而去。朋友们念他原本重情重义之人,往往又去拉他回座,大家酒已十分,他则会无端嚎啕起来。
  译书对他而言,就是谋生,因此也就当是倚门接客,无心挑选了。他遇见好书如遇恩客,那是要赏玩文字,曲尽欢颜的。遇到无聊的书,只好胡乱几把,泻完收工。书籍出了百余部,评者自然也有讥刺乱译的,他唯一笑。只有我深知他的玩心,更深知他的语言造诣,无论英汉,皆在我辈之上多多。
  所有的玩法皆让这厮觉得无聊之后,他说想去考武大赵林先生的神学博士。我们以为又是闹着玩,都认为他考不上,结果一年之后,赵林对我说――他确实比那些一直学哲学过来的考得好,只好取了他这个四十开外的高龄博士生。
  要上课还要养家,他便去应聘工大的老师,校方看他成果一大堆,却无任何职称,就说先只好按讲师待遇用。他也无心计较,好在可以把档案又从街道办转到学校,省得人家成天找他去跳扇子舞。一边要给硕士上课,一边要听导师讲课,跑得太累,我们就劝他买车。他到车市去看了一款最便宜的坤车,付完钱,自己还不会开,打电话找了个哥们去帮他开回家。就这样,他每天把庞大的身躯塞进那小蜜车,开始奔跑在两个大学之间。一边研究神学,一边把哥们继续团结在歌厅包房和啤酒之间。赵林兄原本也是大家当年的朋党,他现在则恭称先生;而他带的学生,则一律叫他老大。他仿佛真是重出江湖的老大,经常把稿费拿出来带着一群大孩子喝酒,心下甚是惬意。

  一个人爱上李斯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爱。这种人是一般女性杂志称为“杀手”级的家伙,但又绝对不是那种要少女提防的色狼。也就是说,他是那种爱动真格的人,一弄就容易弄出个柔肠寸断。我常常对他说,你要不是读书多一点,很容易走火入魔进入花痴的境界。他自己多少也知道钟情者正在我辈,故而即使遇见九分可人的追求者,他也往往不太敢玩火自焚了。
  应该说要评选年度“最差老公”和“最佳爱人”,李斯都可能榜上有名。作为丈夫,你不能说他格外有多坏――他顶多也就算个顽童,尘缘未了,玩心未尽而已。一旦后院失火,他会去混迹一段背包客的生活,找个网友谈谈人生苦闷。我们戏改《金刚经》说――射即是空,空即是射。他是很容易又感到人生空虚的,空了又回来继续操持家务――家里的厨务,一般来说,他是包圆了的。
  他会时常玩些正常人认为“发神经”的事儿。比如突发奇想,中年要改行学吹鼓手,就去买个唢呐回来单练。深更半夜的医院宿舍,如果出现鬼哭狼嚎的怪异啸鸣,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胡医生的家属又在吹号了。其夫人永远要被他的各种胡思乱想弄得哭笑不得。有一阵子,他忽然开始研究中医养生乃至内外双修之类,自己按图索骥去抓来各种草木在家里熬制药膳,可怜一只老肥母鸡,被他煨成了一服十足的汤药,苦涩难咽。太太绝食,他只好动员女儿和他同甘共苦。他还要装出啧啧有味的样子,最后自己也无法吞下后,只好拿去喂楼上的宠物猪。家人未能进补,猪却开始发情打圈。
  好玩的人做事也有认真之处。某日朋友送来两只甲鱼,我们分工,他杀我烹。我把各种配料搞齐了等肉下锅,跑去一看,他还蹲在地上吭哧吭哧地肢解,周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工工具和医疗器械,刀叉剑戟一应俱全,手上还拿着螺丝刀在拆卸那王八盖子,一边骂骂咧咧――这玩意日马太结实了,根本就不是人吃的。

  嫂子是弟兄伙公认的好女人,知识女性,年轻时也饶有姿色,热情宽厚。可想而知,他这种人要不碰到个宽容的女人,那日子还不过得飞叉扬戟的。但即便如此,小两口早些年,也难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扯皮。古人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我是从他们那些年的生活里看出了这种苦涩的。
  婚姻本来就是现实的制度而非理想的,放在他这种性情中人身上,自然需要太多的磨合。他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极端西化的人,却还抱有许多封建夫权思想;面对夫人的批判,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男人嘛,你不能要求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我这儿改变嘛。
  江湖谣传,他曾坚持数年给初恋情人暗寄情书而从不留地址,他又是个蓬转无定的人,等到这位被感动得心花怒放的初恋终于找到他的萍踪侠影时,两人皆各有所托了。女人有悔不当初的意思,愿意为之留下而放弃温哥华;他面对本无过错的妻子和天资过人的女儿,同时也不希望对方放弃多年努力终于可以成行的好事,只好拒绝了。事关隐私,或者不实;但有个真实的细节则无可隐去――多年后的某日,李斯大醉,深夜打的,司机问去哪里,李斯泪流满面地说:去温哥华。司机愕然。
  我知道暗恋甚至明抢李斯的人不在少数,他在多数时候显得像一个“不勾引,不拒绝,不负责”的人,但仍有少数人会弄得他撕心裂肺。一番风雨一番秋,玩着闹着就到了中年,荡气回肠的往事都会渐渐被自己刨土掩埋。
  一般而言,他是一个可以给朋友带来欢乐的人。那些来来去去的雨啊,渗进土地,最终还会蒸腾为云为烟,为各自心头横抹的晚霞,于枯淡的人生里暗藏一道隐秘的奇观。
  在最近的一次讨论里,他略显悲哀地问我――当我们不再有激情,不再有能力去爱时,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么?我说不会,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将会无限延长,会永远充满老年维特的烦恼。他听后大笑,他说你的乐观确能感染我。

  回想起来,诗酒订交已然22年,那时的我们还相信国家热爱生活,相信有一个远方值得我们去追寻。那时的他总是收拾完行装,来邀请我和熊红陪他去扒煤车,说拉到哪里算哪里。他永远有无数个新鲜有趣的主意,邀约我们去实行。
  90年代我和他相隔幽明,他怕我在里面绝望,来信鼓励。他说――外面虽然经济繁荣,许多人富了,但你不要急。等你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精子销售公司;熊红的形象好,先拿他挤起卖,估计他还没挤完,我们都发了。把我顿时说得眉开眼笑。
  他每次来探监,总是要抱着两岁左右的女儿,趁管教不注意,急忙从孩子的襁褓里摸出一瓶二锅头,暖烘烘地塞进我怀里――这在监狱是大忌,一旦被发现,连他也要受罚。他知道兄弟好这口,只好把孩子弄来做地下交通员。
  古人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这种高谊在我们之间始终保持。而今的他,正在英国乡村的一个贵格派教堂里研修神学,彼此电邮往返,既谈天问般的玄言,也谈同修们的颜色。
  我想说他是一个十分纯粹的男人,是少数能坚持不落俗套地活着的人。与他讨论任何正邪话题,他都可以妙语连珠。其幽默充满智慧,但内心又是非常的伤感和绝望。某日在一歌舞厅,我们目睹一群流氓冲上舞台追打演员,可是我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打抱不平了。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我为此感到锥心的疼痛,我深知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我们却都早早地放弃了任何努力,且任凭酒色财气也无法疗治我们积年成疾的内伤。即使是一个老酷客,最终也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深处。
偏要问你从哪里来
  在终于可以站起来重新踏上漫游之路的前夜,我翻检积年的书橱,又看见了那一摞精心珍存着的贺卡。轻轻展开一帧,一段平安夜的乐曲竟再次回旋出来。悠悠岁月竟未能磨灭这微细而遥远的乐音,难道它真是寄自天堂而保留了神的低语么?
  若干年前,我幽居于某个偏僻的角落,全部生活似乎都浓缩为一张床了。这个世界的一切欢乐都因为一个陷阱而突然退得很远,连伸手可及的阳光仿佛都成了无法攀缘的船缆。我们都曾经认为没有不堪承受的痛楚,而事实上,当厄运真的笼罩时,那些仅仅属于精神的强壮却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因此我颓顿的心也不得不面对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那是怎样一个阴郁而绝望的冬天啊,薄如蝉翼的生命仿佛很容易就会被寒风托举向广大无边的虚空。门,树立在墙上仅仅像一幅朽蚀的岩画,不能指望被任何一只手敲响它的寂静。而这时,我开始收到第一封圣诞卡。
  我与这个世界疏离已久,是谁还记得我的存在呢?它寄自北京东单,陌生而美丽的字告诉我—“在这万木凋零的冬日,去做一个绿色的梦吧!”而落款却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无从想象在那北方名城----一个我并不熟悉的高贵世界----是谁在这个神圣的节日把我关注。我深信这出自于一个女人之手,她躲在精美的图案和音乐之后微笑,隔着无数著名的河流招摇着她那神秘的手帕。
  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在我对所有人间欢乐失去兴趣和奢望之时,来与我重复孩提式的游戏?我们难道曾经有过心恻的因缘而最终却与幸福失之交臂?你有着怎样清溪的笑、流云的身肢?我无意地帮助过你还是粗心地伤害过你?你为何要隐身于一段宗教旋律的面纱之后扮成一个智慧的谜语?你在此际若幻若真地闪现,究竟是为了深化我的感伤抑或唤醒我的勇气?
  在许多个单调郁烦的黄昏,我小心翼翼地像推开一扇不该闯入的深闺之门般打开这封贺卡,谛听一个乐句之后又迅速地合上,生怕奢侈的享受会很快耗尽那枚心型电池的全部能量。我寄望于在那七个精心组合的音符中破译出某个熟悉的名字,或是一组电话一个门牌号码一条通向黎明的路径。而最终我却绝望地感到,我陷进的只是一个故意的魔沼,一个正午的梦,一个顽皮少年的恶作剧,或是一道根本无解的方程式。
  我何必要问你从哪里来呢?
  你不是我喂大的一条鱼,轻易地就能钻出我的手缝;你不是我放飞的一只筝,卷动视线也收不回那串鸢笛;你更不是我寄养在北方深宫里的孩子,即使长成了一个末代王妃,我也无法认领你成熟的美丽。我只要知道,在辽阔的华北平原,在某个我所不知的角落,在某株年年开放的树上,悬挂着一双眼睛----那是整个冬天都不曾吹落的绿叶----在向我遥遥投来张望;只要知道我羸弱的存在,命若孤弦似的一息尚在,还与另一颗善意的心相关并且具有值得一问的意义;只要感到了抚慰创口就会平复,感到了爱鲜血就能结痂,感到了痛楚消失即使荆棘仍然扎满脚尖,我就要活下去哪怕并不知道为谁。我又何必去问----你从哪里来?
  当以后的岁暮次第而来时,她仍然如故,像圣子诞生像基督复活般寄来依旧凄丽的贺卡,里面依旧藏着动人的画面以及音乐,甚至一片在暗夜闪亮的星盏。当然,依旧有温柔的祝福、有芳馨的手泽以及有那句始终不渝而已成绝唱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她的名字和面孔依旧藏躲在密林深处,那里也许盛开着一片百合花,簇拥着一枝木芙蓉。我寻不到这个记忆中的花园,而又常常为此开怀大笑或者放声大哭。
  也许在这鲜艳的纸片上真的蕴涵着主的福音,或是一个少女最真的祈祷感动了上帝。当我某一天突然能够走出门望见春天的草地,以及直面阳光下的人流时,我不能不生出白朗宁夫人式的感动----浓情与诗境确实具有驱走厄运和暗换岁月的符咒般的力量。我深深地敬谢在重重山河之北的那个无名而又肯定真实存在的女人,仿佛是她为我黯淡的生活哗然打开了另一扇准备长久的门。
  如今我径奔而来,在这个随时可以遭遇历史和典故的名城,寻找一个现实的传说。我相信在这鳞次的坊肆间,必有一盏宛然如昨的灯火,照亮着她经典一般的面容。我沉浮于鱼群般的人海中,搜寻着一个毫无线索却又自觉深谙的背影。我毫无理由地相信她保存了我预设的胎记,我能随时指认她就是我经年离散而又劫后重逢的骨肉。我深怀渴慕的眼神就是一张生动的寻人启事,我把自己张贴在无数面红墙上;我希望在某个早上,奇迹出现,她从那飘渺的景片中踏着我们共同熟悉的那段乐曲走进我的身边,轻轻地道声对不起我已来迟。我沉埋多年的感恩可能在那一刻流出的只是一句低泣----
  我偏要问你从哪里来!
球球外传
一个时代和一只小狗的际遇

  好久以来,和它相对枯坐在苍山下的茶隐村舍时,看着它那双忧郁的眼睛,我都不免要想——也许今生,该要我为你树碑立传,而不是你为我去守坟了。因为按自然规律,人的命再贱,不出意外的话,总要比一条狗命要长。
  尽管村舍里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因出于对这个小杂种的喜爱,而动员我写写它;但我总是乐观地设想,还早着呢,它才三岁。比照人类的生命周期,它正是青春岁月。也许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熬出更多的故事,才轮到我为它哭泣,为这个世界讲述一只狗的颠沛流离。
  然而人事尚不可测,况乎畜牲道。无妄也罢,意外也罢,一切可以降临到人类的灾难,本质上狗类也不能幸免。似乎09年注定是一个残忍的年份,大年初三,侯哥来电幽幽地说——球球走失了,年前就已失踪,世存兄怕你伤心,没敢告诉你。
  在电话里,我只能达观地说——狗也有狗的命数。在恶的人间世,它不能指望终身都能遭遇善意。大限到了,一切都在劫难逃。再说比起它的同胞兄弟姊妹,它的奇特际遇已经可谓前世的福报。更何况,一去不归的它,也许原本如世存兄引用的龚自珍的诗,它是“空山徙绮倦游身”;念念此去,或者入的竟是锦衣玉食的门户,而无须追陪几个潦倒江湖的书生,再过这种“朝秦暮楚”的无根生涯了。
  往好处想,只为聊宽老怀。失踪的故事于我的真切隐痛,原不陌生。世间何处无刀俎?你我谁谓非鱼肉?人犹如此,狗何以堪?这样说来,悲声便可压抑。但是许下的愿——为球球传——却是我这开年的创伤之夜,必须要偿还的孽债了。既是为它,也为它那几位自我流放在祖国的卑微父亲。

  球球的身世血缘,是我断续听来的。流浪在丽江一带的许多落魄书生音乐人,偶尔在大理邂逅它,会认出它是诗人廖亦武【笔名老威】的养子;会向我大致讲述一下它的来历。而我自己,则迄今未去向老廖质证。
  老廖是80年代初即已成名的第三代诗人,20年前因为那场现在改称“风波”的事变,邀约了李亚伟万夏刘太亨等几个诗人,准备独立拍摄一个诗歌纪念片而入狱。其他兄弟陪坐了两年,他是首犯,坐满了三年。之后失业,靠亲友资助在成都开了个破茶馆度日。他岂是会当垆卖茶的人,牛鬼蛇神的访客多了,生意自然就要凋敝。
  他原本刚烈耿介之人,初出来那些年,因为憋屈和块垒太深,仍不免愤世而壮怀激烈。先是写了一部《中国底层访谈录》,用本名在一家出版社出了,很快被有关当局查封。后又换成“老威”的笔名,在我一师兄的出版社改头换面推出,结果连带两家社都被警告。文人著书既为明志,原本也要为稻粱谋,即便死缓获释的刑事犯,社会也号召要挽救失足,要给一条出路。但是对老廖一干人等,却是暗中规定不许在国内发表文字的。好在今日之国,已无法堵截外媒的约稿;于是老廖的著述,还能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在海外梓世,甚至还能频频获奖,勉强靠一点菲薄的润笔维持生计。
  我和他劫后重逢,已经是在风波十年之后洗净长街的京都了。那时我在打工经商,他背着几管尺八长箫,像一个负剑游侠,暮夜和岳建一兄来地坛访我和张新奇。酒罢他拔箫独立,对我们说他在狱中拜师,学会了这稀世之音,要为弟兄们啸傲一曲。于是众皆默然,听他在昏昏灯火下,吹他的零落栖迟江湖夜雨。
  老廖的箫艺如今在江湖上已然有些名头了。那时的他似乎还不免生涩,也许身上还有积年的内伤,中气断续,在古堡般的地坛暗室呜呜泣诉竟如长安鬼哭。尤其是他在吹奏相传是嵇康遗谱的《酒狂》之时,中间顿箫,插入一段肉声的长啸低吟,竟逗出我与诸兄的清泪数行。箫本管乐中的伤心之器,向来难作欢声。春雨楼头,冷月道上,它都更像寒士流徒的佩剑,容易伤的只是自己的肝肺。放在老廖的光头络腮下,自然不作尘世之响了。
  其时,他是流窜来京拍摄电影的;匪夷所思的是,这回他竟然是出演男主角。和他搭戏的对手,也是大名鼎鼎的京城老枪——《今天》派的诗人芒克。导演是扶桑归来的李樱,拿的是日本国的小额赞助,讲的却是中国的故事。这两位从未上镜的诗人,像模像样地破天荒来表演正经的故事片——这实在让我们觉得好玩。
  记得拍戏间隙他来地坛时,秃头上包扎着绷带,隐隐渗出血污。我以为他是戴着行头来的,问他只是憨憨地笑。后来李樱和老芒克告我,原来戏剧情节中有他用酒瓶自砸头颅的一幕,所有的电影都是用的预碎的道具,而他坚持要来真的。结果自然当场就自个开瓢了,现场血腥,他坚持演完才被拖去医院。在中国,他也只能演这样的地下电影;虽然该片也曾在东京电影节拿过一个鸟奖,但他,依旧是无法北漂戗行成为明星的。就凭他这样爱玩真,恐怕这个行当甚至这个世界,都难以放下他了。

  球球的生母大抵原是丽江的一只流浪狗。四年前当老廖被都市驱赶而流落到这个古城时,也许同病相怜一见钟情,遂收留了这只相貌平平且血缘混杂的小母狗。那时,他再婚的妻子—一个原本贤淑漂亮的女人,实在不堪他那种不时被警员叩访的家居生活,终于挥泪告别了他。于是衣衫落拓的他只好飘到边地,在一条游踪罕至的深巷尽头,一个唤作38号院的纳西木楼中,暂时赁居小驻了。
  因为他的存在,38号院在今日的丽江古城,几乎已经成为一道江湖背包客的人文景观。谁要在滇西北一带厮混,肯定都曾去朝拜过这个码头。也许因为寂寞,或者出于生计,他把这个死气沉沉荒草萋萋的小院,异想天开地办成了一个音乐酒吧。
  说他异想天开,是因为这个小院,实在太像聊斋志异中的某个鬼狐出没的背景了。院子古老且久无人居,燕泥蛛丝覆满空梁,窗外就是荒草颓墙别家的废墟,常有鼠蛇游离。他廉价租来后,只是在泛灰的墙上,找人胡乱涂鸦了一些非仙非道的图案,歪七竖八地扯了几条风马旗,挂了几条哈达,垃圾堆废品站去扒拉回来几个缺胳臂短腿的桌椅,然后就开张了。
  没有字号招牌,没有工商注册,没有霓虹灯饰,没有像样的酒具,甚至没有红酒洋酒,只卖啤酒青梅酒和烈性的青稞酒——这也就只有老廖,才敢在这个国际性旅游胜地,开这样一个奇特的酒吧了。即便是我这样的老客,今天要去那阴森歪曲的寂寞深巷,不问路是仍然难以探出门径的。可想对一般的游客,那是绝无可能成为他的座上宾的。
  问题是即便如此简陋,他那里依然门庭若市。乃因他那一管双截棍似的箫,每夜像一个埋名江湖之高手的暗器,总能洞穿那个喧嚣小城背后的枯寂,以致洞穿无数偶然过往的畸零者的心灵。于是许多人去过还转顾,坐下即沉醉——到了后半夜,常常满屋乌烟瘴气,地板上随处躺着的都是醉客。本来屋里就只点了一个5瓦的普通电灯,晚来的客稍不留神,就会踩踏上一些红男绿女的肚皮。因此,打架斗殴也就成了他那里长年的保留节目。
  老廖原本有匪像,天生有叛骨,江湖有名头;虽然店里雇不起丘二伙计,但时相过从的丽江老炮,多数便成了他的兄弟。偶尔有新客闯来,不识风色,信口论起时政而又偏袒伟光正的优越,那就很容易被抬起,直接从二楼扔到墙外的荒草中去。派出所先还来问问,见摔得多了,也没出人命,只要听说是38号的事,便再也不肯来叨扰了。周边居民听惯了这里的鬼哭狼嚎,只当是鬼屋闹鬼,也懒得去投诉了。
  那一年的老廖,夜里是长箫当哭,白天是和球球的生母牛衣相对,就物资层面上说,也就算是一最低级别的醉生梦死了。当他终于邂逅并留住一位今天还在陪护他的女人时,球球的生母也到了发情期,开始背着他翻墙越脊去寻找艳遇了。当这个小母狗的肚皮日渐紧绷之时,老廖才开始意识到要做养父的责任,以及还要重新做人的责任。

  球球的生父是谁,似乎大家皆不甚了然。有的说是一只沙皮,有的说是京叭,总之肯定也是一个贱种流浪汉。球球一胎堕地的大约有四姐弟,也许因为血统驳杂身份卑微,个个皆无福相。要放在富贵之家,母狗临盆也是一喜;可是狗命如人,投胎到老廖的38号,几乎注定先天带着悲剧符号。只因酒吧原非餐馆,尤其是老廖的吧,多的是酒,缺的是骨头。当老廖自己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一窝狗崽岂能好过。
  小狗如庄稼,撒在地里即便不追肥,自个也会悄然长大。但哪怕也算孪生姐弟,各自的命数也因落地的时辰微异而天壤有别。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只先夭折,一只被抱养,一只迷失在古城八卦阵一般的巷陌中,可能率先上了哪家的餐桌。唯有球球,抑或先天便憨厚,长相也无足称道,竟然在38号的混乱生活中,像猪一样活得安然自足。因为它的胖,憨憨的模样神似老廖,过往的熟客便即兴唤作球球,于是这一名字就这样进入了历史。
  38号的地下音乐在丽江日渐成名,各地的浪人也多慕名而往,使这个原本萧然的小院慢慢有了人气。尤其是那些背着吉他漫游在大地上的天下客,更把这个20平米的小楼当成了问鼎中原的大舞台。经常看见的场景是,一些被酒色摧得嘶哑的歌手,跳到桌子上放歌,满地的男女醉鬼一起合唱——当我已老到不能做爱,你还爱我吗?——就是这些即兴音乐,常常也能触动离人幽怀,现场勾出无数涕泗。
  老板兼酒保还兼乐手的老廖,那两年倒是再无衙役打扰,但生计不愁之时,文事却日趋荒芜。女友也厌倦了这种天天打打杀杀的日子,北归读书去了。老廖看着硕果仅存的球球,忽然便有了觉醒——决定回耕砚田。眼看望五的他,如果以酒业终老,那确实辜负了那几年深牢大狱。于是他决定带着球球南下大理,把酒吧转给了另一个流浪乐手阿泰。因为他要是不离开丽江,天天缠着喝酒的弟兄太多,实在也无法闭门耕耘。正应了那句名言——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于是他毅然背着球球——这几乎是他唯一的情感羁绊了,为着内心中不离不弃的承诺,向苍山洱海唇齿相依地飘来。
  客车原是不许人畜同行的,司机死活要他丢下球球。可怜原本暴怒慷慨的老廖,在那一刻竟然为了怀中的一只杂种小狗,而不得不委婉乞怜,坐在车门边耍赖求情。一车人看他情同父子,抑或也被球球那天生忧郁的眼神打动,终于说服司机,就这样移民到了南诏古城。

  这是公元2006年的夏天,我因毁家之变,也因厌倦了京城的碌碌生计,放弃一切,只身来到大理。正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赁居的小院就在大理城墙外的南村,而老廖则正好寄身在我旁边不出一里的一塔寺下的一个客栈。
  他牵着球球来为我接风,开篇也就是一碗味道极好的羊肉面而已。他因是长包的农家客栈的一间房,每月450元,除开床铺和书桌,基本也就家徒四壁。卖文维生,自然捉襟见肘,不可能天天上餐馆解决伙食。他只好买了个电炉,再买一些杂粮,每天闭门写作,靠熬粥勉强度日。可怜球球一个天性的肉食者,也只好和他开始奉行素食主义。
  狗乃忠臣义仆,即便生计拮据,胃口枯淡,还是每天摇头摆尾地看着老廖写文章,渐渐也有了几分儒者气。老廖自己也被所谓的八宝粥喝得馋虫涌动之时,便会牵着球球晃晃悠悠上街,拿牛杂肥肉解气一场。那时的球球多会在大快朵颐之后,见到小母狗就四爪抓地,和老廖强项对峙。
  有母狗的主人乃美妇,看见这大小俩雄性胖子在当街较劲,生怕自个也遭遇非礼,柳眉倒竖抱着爱犬急逃。球球的被歧视连带老廖的人品都受到怀疑,他老脸上不免泛出尴尬。其实,老廖自己都没有夜生活,多少也能感同身受地理解球球的诉求。偶尔便也松开缰绳,让球球去扬鞭江湖寻找艳遇。
  但是球球每次兴尽而归,都满身煤灰,黑乎乎地像一个疲惫的矿工,老廖就有些起疑。一次老廖跟踪查访,发现原来路口有一个做煤球的人户,养着一只更加邋遢的小母狗,痴情的球球原来每天就是在这里守候厮混,彼此追逐得风尘满面的。户主也是贫寒之家,经常是锁着那个素面荆钗的;看见球球来围着不怀好意地转悠,便有些厌烦。看见老廖就求情——不同种,搞不得,搞不得。老廖又是自尊心很强的人,看见球球恨不得背一把吉他去人家窗下求爱,还被人家主人干预,便生气地骂球球——你日马再不济,好歹也是一个诗人的狗,你连煤厂的母狗也去搞,一点品味都莫得,你把老子的脸都丢了。
  球球何尝懂得人世间的炎凉,挨骂的时候倒是知道低眉顺眼,伪装出一脸的无辜。但一旦逮着机会,仍旧会一溜烟地跑向人间去寻欢作乐。结果不幸染上了狗瘟,茶饭不思,看着就像红楼梦里的瑞大爷,被风月宝鉴弄得即将精断气绝。那会我时常看见老廖用一个背篓天天背着它去兽医站打针,神情焦虑,来去累得牛喘吁吁,我当时还真的难以想象一个养父的钟情,竟也会如斯揪心。
  球球也算是命硬之狗,在老廖的精心侍候下,渐渐还阳。大病初愈,狗也需要进补。老廖便经常牵着它,来我的小院乞食。我因租的是农家院落,有厨房庭院,自己又是个绝不茹素的饕餮之徒,伙食便接近干部水平。球球在我这里生活改善,每来必吃得脑满肠肥,但是老廖一出门,它便会忘记一饭之恩,立马追随而去。
  老廖也是出于爱意,便委婉对我说,怕球球出去再染上瘟疫,我的院落长期是柴门深锁,要把球球寄养在我处。他甚至还诱惑我,说只要牵着球球上街,绝对有很多美女喜欢而来逗它,你也可以顺便搭腔接个飞碗。我原本是反对养宠物的人,对狗还有些偏见;虽然不相信他编造的爱狗及乌的露水情缘,但是看在多年的情分上,便只好应允。甚至我还威胁说,要是跑丢了,我可不负责任。可是谁曾想,我这个义父一当,就再也难得释手,球球竟成了我相依相随的至亲玩伴了。

  球球是带着项链来的。老廖吃罢出门,便把它锁在我的窗下。球球初不解老廖意图,看着不再牵它随行,急得呜呜欲哭,拖着铁链像拔河拉纤一般,想要追随老廖而去。但真正一声门响之后,它似乎立马像被拐卖的孩子,顿时变得老实懂事起来。惶恐地打量着我,眼角开始润湿,匍匐在地上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煞是可怜。
  许多年前,我编过一部《狗的秘密生活》的书,对狗有点泛泛了解。本质上我是反对养宠物的,因为我一直主张与其爱动物,不如先爱人类。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如果你未曾资助穷人,那你养宠物就应该感到可耻。基于这样的观念,最初的我,对球球的到来实在无所谓欣喜,多少还有些为老廖减负的意思。
  球球属于那种长不大的杂种,毛发土黄,身体滚圆,体重大约十几斤。消瘦的时候呈尖脸,稍微猛吃几顿就变圆,且额头上胖出几道有趣的皱纹;再搭上那双忧郁的眼睛,就活脱一个苦闷的思想家形象了。它性格温良得几乎胆怯,很少有呲牙裂嘴的时候。由于习惯了沉默,凡事不愠不火的,倒显出几分大智若愚的神态。事实上,这个家伙也确实不傻,它老实巴交的外貌下,也暗藏着一些狡黠和滑稽。也许正是这种小奸小坏的性格,逐渐迎合了我的处世趣味,使我慢慢开始喜欢上它来。
  我一直并未视其为宠物,还是当村狗在饲养。最初是锁着的,它的活动舞台也就链子长度的一平米左右。每天两餐,我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常常被我的麻辣风格弄得伸舌头打喷嚏,它也只能忍受。老廖偶尔带着一捆火腿肠来探亲,它就屁股摇得快闪腰了,抱着老廖的胡茬脸猛舔。看着它对老廖的亲热,我多少有些嫉妒。心想这家伙大肉吃腻了,还想喝粥么。
  我每天是要懒觉的人,大早就听见它在窗下呜呜低鸣,抓耳挠腮急火攻心的样子。我一吼它,它便改成乞怜的神态。等我牵起链子,它便往门外拖,一出大门就在野地里翘起后腿遗矢,然后双脚扒灰迅即掩盖。原来它是不肯排泄在我廊下,才这样强憋着自己的。我也不知道它从哪里获得的这种教养和习惯,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我开始为它解开绳套。这样它就可以随时在花园出恭了,但它仍坚持在最角落的地方方便,不给主人添麻烦。
  它平时就在院子里散步发呆打瞌睡,静如处子;但偶尔发现有松鼠或者耗子翻墙过来,它却能动如脱兔,射箭般迎击过去,并发出恐吓的嚎叫。一般我是不许它进屋的,到了饭点如果我还在写作,它便会从帘下探头探脑提醒它的饥饿,但脚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以为它已经养成不敢进屋的习惯,有时出去忘记锁门,等我回来才发现被子上印满梅花,它似乎报复般地在我床上过瘾宣泄。我拎着拖鞋找它上课,它似乎知道犯错惹祸,远远地窥视着我的行动,不尴不尬地故作轻松。一旦我追到它,它立刻卧倒等着挨揍,既不逃跑也不嘶喊,更不会反咬一口。我的手才举到半空,它的眼睛就吓得乱眨,缩着脖子皱着眉头,一副听天由命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
  相处久了,感情日增,我以为它乐不思蜀了,就放松了警惕。哪知某天来客,大门刚开,它便趁机窜了出去。我追赶着叫它,它也停步看我,但我一向前冲,它就撒开丫子狂奔。我岂能跑得过它,只能看着它远去。到下午,老廖抱着它回来,说它跑去客栈他的门口守候着。对于这样恋旧的家伙,我还真没法惩处了。譬之于人,这正是知道感恩和毫无势利的表现,我何能苛求于这个畜生。

  老廖在大理整理写完了《末代地主访谈录》,就要回四川了。他想带着球球还乡去陪他的母亲,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依依难舍了。禅和子曾说:桑下不三宿。意味对一棵树也会生情,有情就难以破执,不破执岂能参透情关,顿悟成佛。对树犹需戒惕,况乎球球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坏种。既然已经上了贼船,我还是决定把这个义父之责承担到底。老廖见我如此,遂将球球留给了我。
  可是球球仍当老廖只是寻常的小别,逮着空子便逃亡出去找他。那时正好我也出游,平时交给邻居的房东在代养。房东十分着急,来电道歉,我让他们去老廖住过的段家园看看。晚上房东告我,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守候老廖的球球。等我半月后回去,球球听我足音初到门前,便在院里惊喜撒欢,急不可待,似乎已看见一架排骨朝它走来。原来邻居房东也圈养着一只狼狗,每天只喂一餐,就只给玉米面糊。球球不能特殊化,口中已然淡出鸟来,看见我回,自然有种未被遗弃而重见天日的欣喜。
  球球的天性原很纯良,且十分好客。每有客来,它比我还亲热激动。扑上去摇尾乞怜,舔手示爱,屁股扭出花来。即便十分眼馋,肉食摆在院里的矮桌上,它也只是围着转悠,从来不敢贸然上桌偷食。大家扔给它骨头,小的就迅速吞下,大的则立刻含着出屋。如果有人看它,就装作若无其事地漫步,一旦发现没人,立即找个隐蔽处刨坑,把骨头埋存进去。我常常笑话它,像一个省吃俭用的富农,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忧患意识。诗人梁乐却说,只怕它以为把骨头种进地里,来年就会长出卤肉来—一只狗也在耕耘着它的日子,偷偷期盼着意外的丰年。
  很长时间来,它给我的孤独写作确实带来了乐趣。写累了,到院子里和它说说话,恶作剧地捉弄它一下;它尽管经常上当受骗,但依然每次听到召唤,还是畏怯地来到脚边,狐疑地等待我的新招。夜里,我就在廊下为它准备了一个纸盒做窝,但它更喜欢在躺椅上睡觉。半夜醒来,听见它在屋外鼾声如雷,仿佛院里住着两个醉汉,自然就少了寂寞。尽管这样的小犬,原无防卫和攻击能力,但是稍有异响,它还是会本能地勇敢扑出嗷嗷警告。在萧索村居生活里,人便多了许多安全感。
  闲来无事时,我也会牵着它去古城游逛。一路走来它都要沿途撒尿,留下求爱的信息。但凡见着别家的狗,它都想上去亲热。有的大狗很凶,常常要追咬它,我也只能牵着它跑开以免受伤。看着它像一个情场上的劳模,孜孜不倦地奔波于途却求偶不成的沮丧模样,也不免联想到人世间的种种离合因缘,无端生出许多感慨。
  有个女邻居苏苏抱着一只小母狗常来串门,把她那妖精穿得花枝招展,视同千金宝贝。蓬头垢面的球球,像一个波希米亚式的嬉皮去觊觎一个布尔乔亚的小姐,又不敢直接去生扑。连我都几乎想放下老脸,去帮它求苏苏把她的小母狗放到地下来,以成全它们一段交情。大家都笑话球球对情欲的执着,我只能惭愧地撇清责任说——这点,主要还是像它的养父老廖。大家嘿然。痴于情,而终老于山林,球球也许和这一代人真有默契之处。

  老廖的书稿在兰登书屋出版,终于可以依靠稿酬,在成都的远郊按揭一套小房。这是他临近五十才在这个国家安下的第一个家,他得亲自回去筹款装修。那个冬天,中文独立笔会也决定给他颁奖,他再次来到了北京;而我也恰好回京。
  头天晚上,他高兴地邀请我们一起在川码头喝酒,并要我们次日下午去某酒店参加他的颁奖大会——笔会已经在那里预订会场和几桌酒席。第二天我正准备赴会庆贺,却听周忠陵说,老廖昨夜已被成都有司来人给请回去了,会议取消。他已经多次这样被请回,我们也见惯不惊。我只能笑他,每次回程都能免票,真是国家给他的福分。
  开不开会,奖都仍然是他的,原不足怪。我奇怪的是他出狱多年,却至今不能拿到护照。他的户口一直还在重庆涪陵,本人早已四海为家。许多年来除开埋头写作,他确实没有再犯天条。但是只要他去涪陵警局申请护照,声张他的合法权利,便要被驳回——借口是出入境管理法某条:出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者。
  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成天背着箫和口琴以及铜钵到处飘零,只知道文学和音乐的人,究竟对他的祖国构成什么威胁。有一批维权律师准备义务为他起诉,但我深知,这样的行政起诉,法院根本不予受理。如果他选择像老百姓一样赴京上访,那不仅于事无补,反可能被友好地送进医院去治疗——这样的事,年来并不鲜见。他对此只能无奈地说,出不出去原不重要,反正每年去申请一次,已经十几年,只当是在做个行为艺术了。
  就在07年的冬天,我和余世存为包遵信先生送行书写挽联,又聚在了一起。世存是我的老乡兼故交,也是一个非常纯良的男人。他是八十年代末的北大中文毕业生,本来分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对许多人来说,这恐怕正是攀附权贵的良机。但是他却最后选择了辞职,去做了90年代影响中国甚多的《战略与管理》的主编。后来杂志停刊,他也就成了自由撰稿人,是为数不多的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思想家之一。
  我知道他在北京的生活,实难回避酒局和警局。凡有风吹草动,就有穿制服者要来为他站岗放哨,陪他买菜聊天。还有很多晚辈后学,也会来向他请益。他是嗜书之人,原本无意江湖纵横。我便撺掇他也去大理读书,私心也想多个可以寒夜过访的酒友。他原也去过敝院,颇多同慨,当下就决定徙居大理。很快我们就在南村,寻到了另一农家院落,相去我的寒舍,也就几百米。我们就算随时可以“隔篱呼取尽余杯”了。
  最重要的是,我又为球球找来了一位绝佳的教父。这小畜生似有灵感,看见前仆后继的父亲接踵而至,心下窃喜,初见世存便屁颠屁颠地巴结不已,仿佛它从此也有了社保一样。

  世存也是靠微薄稿酬生活的人。但更多的时候,他那些啼血之作,反而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换取稻粱的。他为人谦和恭谨,处世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属于那种温良之中傲骨铮铮的另类知识分子。相比起我的顽劣和粗糙,球球似乎更喜欢和他相处——他几乎从来不厉声训诫这个沉默的小友。
  人与人相交,讲究的是情味相投;其实人与动物之间,也有一个气味相投的缘分问题。球球对寒舍的过客,绝大多数都一见如故,也有对一些来访者充满戒备的时候。两三岁的它,几乎像阅人无数的长亭老树,用它的鼻子即能判断人间的敌友和善恶。通常它远远地打量来人,用它那暗藏智慧的忧郁目光表示不屑于亲近的态度时,往往也能契合我内心的情感。
  世存和球球相看两不厌,当下定交成了朋友。他的房东原本也给他留下了一只小狗,但他左看右看就是没有感觉,还是退给了原主,却要求和我一起分享对球球的抚养权。反正这玩意又不是老婆,弟兄们要分享自然可以同乐。于是球球便得以东家吃西家住的两边享福,我们反倒像它的大房二房了。
  我一般对球球实行的是圈禁政策,也就是院门长闭只许在院落里活动,而且不许进客厅卧室。要带它出去,也是要戴上项圈链条的——有点像个严父,怕孩子混社会受到伤害。有几次它暗渡陈仓出去撒野,我和梁乐满村子寻找,在苍山下呼喊,但凡有母狗之家便去小心哀告;那种凄惶和担忧,确实如孩子走失的老人。
  但是世存对它却一开始就采取的放养制度。他的院子略大,为了节省和吃放心菜,他们小两口竟然在那薄土上开荒种菜,真正过起耕读生活来。球球在他的院子出入自由,活得像一个散仙,就开始变得野性起来。经常一出去就是整天,也不知到哪里鬼混,到半夜才回去敲门。等轮到在我的院子小住时,它一旦偷跑了,半夜却总找回世存那里。如果那里敲不开了,才会到我的门边守候。
  有一次它走了两天,我和世存都开始担忧它被拐卖,内心感到揪疼之时,它又疲惫归来了,我们都无法想象它经历了怎样的逃亡和历险。我喜欢喝斥它,而世存则习惯对它轻言细语。因此它便更愿往世存家跑,更喜欢世存这样温润如玉的慈父。我知道它的善良和弱小,也了解这个社会的险恶,因此总是担心它还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容易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伤害。村民们流传乡下有专门套狗的人,即便是凶狠的狼狗,他们都能用一种秘方默默引走。像球球这样从不攻击他人且长得像一锅肥肉的家伙,岂不是人狗皆能看中的下饭菜。
  果然未久,它的第一次险情便出现了。

  去年春末,我把球球全托给世存,自己则去了四川灾区搞社会调查。孟夏我回大理小憩,世存吆喝着球球回来,它一见久别的我,仍旧激动非常,拥抱狂吻真正如劫后重逢的恋人。饭罢世存回去,有意让它留下陪我盘桓几天,它却自以为是地要跟着世存,像一个撵脚的孩子。我想它是对我这种飘萍无据的生活感到害怕了,才更想有一个稳定的依靠。
  世存走后,它一会探头进来呜呜唤我,一会又去拍院门,看着它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我虽有些失落感,但也感到些许不忍。我不能把我的爱强加给它,它在世存那里爱上了自由,连人体会到自由之后都不甘被奴役,况乎一只天性自由的畜生。于是次日大早,我便为它打开了锁链,它则立刻飞沙扬尘地逃向了苍山田野。
  我只要院门开着,它也会经常回来看我,经常晃悠一圈又扬长而去。一天,世存告我,球球受伤了,走路蹒跚且再不愿出门,神情有些畏怯甚至恐惧,召唤也不爱搭理了。我急忙过去探视,发现它毛上有血痕,屁股上有伤口,右后腿在奔跑的时候要悬着了。显然它受到了侵犯,眼神中满含落寞和委屈。
  我和世存都不是养宠物的贵族,也不知道如何为它疗伤复仇。它和我们一样命贱地苟活于此恶世,内心的伤痛都只能依靠自己和时间去疗治。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和它同甘共苦,一起寒泉配食,箪食瓢饮;也许其它的人畜皆不堪其苦,然而“回也不改其乐”。除此之外,本质上我们都活在各自的命途中,谁也不能彻底拯救谁。
  球球尚未痊愈时,我又去了灾区。后来听说它伤口愈合,快乐恢复,只是不得不掂着一只脚去追寻它的爱情了。再后来到了年前,它一去不归了。世存像往日一样信任它还会倦游还家,总在寒夜倾听它可能的跫音和剥啄叩门,但是这次它真的销声匿迹了,幻影一般迷失在逃向自由的路上。
  一只狗来到人间,遭遇了三个并不足以带给它娇生惯养生活的父亲,悲剧似乎就是命定的。它不能选择它的运数,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平静地面对着伤害,安详地等待着结局。像球球一样,在乱离的岁月中随处颠沛,时而戴着锁链,时而自我圈禁,但时而也在品味着挣脱逃亡的自由欢愉。加缪曾经说——我是我自己的囚徒,时刻流放在自己的祖国。偶尔想起球球和这个世界的许多朋辈,仿佛正是对这个时代的某种注解。
  寒冬将尽,此刻是京都初七的黎明前夕,酒阑灯灺的夜空显得更加暗黑而迷离。沉沉大野啊,一只狗,你将走向哪里?我唯在这些薄醉的余生里,和我的弟兄一起分担这种伤悼,以纪念它那些日子的守护和偎依。
  
  
  
  
小鸡的故事
  长夏无聊,跑到市郊一户农家去读书写字。其家砖房一栋,庭前有小院;院周绿树四合,极觉清幽,正是消暑胜地。
  晨起即于窗下伏案,湖上风来,穿叶过林,一片沙沙之声。间或野鸟飞过,漏下一串佳音,却如天籁一般。书读到妙处,忽闻院中一阵唧唧哝哝的啼唤,仿佛吴侬软语,大异鸟鸣之激越。起视之,乃一鸡婆帅众儿女驾到。
  鸡婆居中缓行,昂首挺胸,貌甚庄严。每举足必下视方落趾,生怕蹄伤弱雏;一如京剧须生出场,端端的龙行虎步。其眸炯炯,左顾右盼,似乎天生忧患,在在警惕无妄之灾之横生波澜。时而咕噜一声,并不絮叨,偶有出列者闻声即归队。观其言行,实有大将之风,仁者之德,隐然足以母仪天下也。群雏前呼后拥,欢声若雷,几似御驾南巡一般。
  鸡阵之外,另有一只小鸡远远尾随,几番欲混入宝盖鸾骖的羽林军,皆被母后一嘴啄出;遂自我解嘲哼着歌谣步尘于后。此雏衣衫单薄,黄里杂黑;顾盼之间,眼神中自有一份孤独。前面大军掩杀之后,虫食皆尽,它唯轻移莲步往别处草坪觅食。偶尔抬头北望大队,啼叫两声,见无回应,便把脚下的一只小虫独享了。
  饮食半饱之后,那只小鸡无伴相戏,遂自寻一沙滩午寐。鸡婆高瞻远瞩,也发现这一休闲胜境,便率众驾临。小鸡自知不敌,作高姿态礼让,仰首歌罢,独往旁一土堆小憩。适有一飞蛾超低空越境,它便腾身追捕,跳跃啄之,每每功败垂成,失之交臂;渐渐赶至沙滩领空,鸡婆忽地杀出,延颈将那蛾子叨下,掷于子女面前任全家分享;然后回头对那小鸡哼了一声,大有不屑之状。小鸡亦不计较锱铢得失,转身回营,隐隐有超然风度。
  天上云聚,树间风起,一番飞沙走石之后,阵雨骤临。鸡婆张开巨翼将群雏庇佑于下,独自忍耐着风吹雨打。间有一子探头出翼察看天色,她便呵斥一声,小子即刻缩头回翼。那只孤独的小鸡在雨中奔躲,终也找到一石下暂且栖身,聊避风雨,自得其乐的用小喙梳理着自家的羽衣。未几,雨过天青,群雏又出来接受日光浴,小鸡亦然。
  主人端出剩饭撒于庭前,群雏蜂拥而上,唯有那只小鸡在远处冷眼旁观。却有一鹅呷呷而来,大踏步冲入鸡阵,群雏皆惊散,旁观其母奋翅与鹅争战。鹅居高临下,长颈在肩,不免轻敌。鸡婆散开翅膀,怒发冲冠,以东洋相扑之技,围鹅打转,口里发出运气的咕咕声,仿佛内功深厚。主人见状,怕相争两伤,便将鹅赶到一边单独进餐。只有那只小鸡置身事外,荦荦不群,作凝思默想状。
  鸡群正分散啄食庭中的饭粒,鸡婆亦于旁埋首捡拾些许残渣,忽有一匹黄鼠狼从阶石洞中探头出来,虎视眈眈,伺机而动。那只小鸡见此险情,遂大声疾呼,鸡婆警觉,迅即聚子于身下,进入一级战备。黄鼠狼偷袭不成,知是那小鸡报警,有心报复,立即纵身扑去,咬住小鸡一腿便欲班师回洞。主人见状,高喝一声,以碗击之,狼受惊,扔下猎物土遁而去。主人拾鸡细视,秀腿已自受伤,乃以布扎之,复投于地。小鸡死里逃生,蹒跚试步,口里嘤嘤若泣;而鸡婆恍若无睹,依旧率众儿女歌唱着远去。
  我很奇怪这只小鸡的不容于众,询之于主人,主人谓――隔壁的猫偷吃了我一只小鸡,便陪来了这只。
  向晚时分,我独立于小院,想起人世间这一匹小鸡的境遇,颇多世态之慨。遂作文纪之,为小鸡传。
钓鱼之术
  以竹为竿,以丝为纶,垂以钓饵,这样的钓鱼之术,在中国确是古已有之。《诗》曰:“其钓维何?维鲂及魣?”显然钓者的最初目的原很单纯,不过渔其小腥,聊供盘餐耳。这一渔业的改变动机另作它用,大抵是从吕尚(姜太公)开始的。传说这位爷怀抱济世之志而钓于磻溪,使用无饵直钩且离水三尺,号称“愿者上钩”。鱼们自然尚不至于傻到非要跃出清波来上攀刀俎,但这一极富表演的钓术,却也终于钓到了周文王。于是成就一番大业,变成周太公。
  有了此一成功先例,则所谓“渔隐”便成了传统。模仿者众且愈演愈烈,一时仕进无路之辈纷纷转向溪岸河滨,弄得天下水族竟惶惶不安;老实的渔民亦将歇业矣。此中自然有真正尘心退尽的高士,洞鉴世相而逃名江湖,于是这些“无名英雄”成了文化传统中的智慧化身。如《庄子.渔父》和《楚词.渔父》中的“渔父”,皆一番高论诘驳,把孔子和屈原说得哑口无言,然后歌唱着掉舟而去,消失于烟波芦丛之中。
  然而此后的无数渔翁钓叟,则往往意不在鱼而另存深心。韩信垂钓于淮,钓到了漂母的饭食和日后的功名;严子陵钓于富春江,不奉帝召,抛了功名钓了浮名。这都是何等的美事!所以骆宾王说:“夫垂竿而为事者,太公之遗术也。夫如是者,将以钓川耶?将以钓国耶?”因是早在先秦,“钓”这一纯粹因鱼而造的动词,便有了其他搭配对象。《韩非子》曰:“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管子》认为:“钓名之人,无贤士焉。”世上多了如许钓名钓利之徒,应该说是鱼的幸事,于人,则又何敢言幸。
  钓有术,隐亦有术,钓术寓于隐术之中。世多以钓为隐者,而实乃以隐为钓,惟其所钓非鱼焉。可笑的是古代皇帝往往自比文王,也常希望找到新一代姜太公前来辅佐,于是往往迷信渊泽之畔必有灵蛇,蓑笠之间乃多奇士,遂访而求焉。于是这便弄出功名捷径在烟波之上去求的闹局,一时呆子也寄梦于“钓尽江波,金鳞始遇”的幻想。其结果是翻开一部文学史,诗则多好言钓言渔,人则惯称钓客渔叟,仿佛一部渔业志般。
  当然,这些扬言渔樵的文人,并非真要转行,多数乃发牢骚而已。也有部分人果然去“钓”过一时,什么也没钓着,便记下山水之乐,算是钓到了一份人生清闲,也差堪自慰了。綦毋潜说:“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这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愿望;倘“生事”很好,则竿是不必持的。李白说:“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是典型的心不在焉,志在庙堂。不过李白倒很老实,一向不以钓鱼自命。据《侯鲭录》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又谓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这倒是豪气干云的钓客,不过终究失志,只好说:“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鳌心。”至于许浑的“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那则是十足的假惺惺;跟袁世凯下野后的自号钓叟一样在玩清高。
  钓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命状态,甚至也是一种精神境界。有目的时,钓的姿态表示一种守望和涉猎;无目的时,它意味着一种消磨和享受;也暗示着孤独、虚静和颓废。高适诗谓“心无所营守钓矶”,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皆此之谓也。于是,这样的钓,渐渐就通了禅意;在流逝的水和岁月中悟透了生命的玄机。因而连不食荤腥的禅和子们也乐得一钓,或以钓设譬从中开悟。端静禅师自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表示身无挂碍,任意东西。德诚和尚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未钓到鱼而钓到一船明月,正所谓种豆得瓜,随缘遇合,一样可喜。似乎只有这样的钓,才真正得到了“渔父”的真谛。
  一方面是广大的士子在钓君王,钓功名利禄;而实际上,另一方面则是君王在钓读书人,钓天下英雄。诚如人之钓鱼,鱼也正在钓人,二者各有所乐,谁上了钩却是两不分明的。《孔丛子. 公仪》说:“为君操竿下钓,以荡守节之士也。”正说尽了天下君王的良苦用心。倘才士皆视名利如粪土,守节不出,则天下以谁为臣。所幸大多数人仍视药饵为美食,君王不愁无愿者上钩辈。万一碰到一小撮顽固的钓客,坚守渔人的身份不肯合作,那也好办,杀之可也。钓客出身的太公,就深通此理。据史载:“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不肯当官便视同叛逆之罪,是假钓客视真渔父为大仇也。
  一边招隐访贤,一边诛隐杀士,这是统治者的传国之秘。是假隐则一招便至,“天下英雄尽如彀中。”是真隐既不能用之,则杀之无妨。赵国女主赵威后向齐国大使说:“子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一思想传到明代,则公然可以订入律令,谓之不事君王罪。朱元璋认为:“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意即要不是老子浴血打下太平江山,你们上哪去安坐钓鱼台?故而他说:“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于是乎,不合作便有罪,便成了中国特有的治术。瓦尔登湖边的梭伦――这位西方的钓叟,一边钓鱼一边宣扬“不合作论”,甚至抗税和拒服兵役,用东方之眼去看,那是足以杀身籍家的。
  鱼及钓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是贯穿始终的。套用迅翁一句话――“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时过境迁,鱼依旧是亘古的鱼,钓术虽然引进了外国的爆炸钩、海竿、抬竿之类的利器,但基本姿态原也不曾大变。只是由个体的独钓野鱼,进化到饲鱼钓塘和钓鱼协会了。大慧禅师曾经倡导“钓竿斩尽重栽竹”,我非钓鱼和食鱼爱好者,仍觉得此一倡议难以实行,也未必可行。
从逼良为娼到逼良为侠
——故乡野三关民女反抗案的几点思考

  野三关是家父的故乡,祖茔至今犹在;也是我出入家山的必经之地—代复一代的鄂西人要想走出深山,似乎都绕不开这个一直以来都籍籍无名的高寒古镇。但现在,它却连同一个原本同样无名的村姑,而突然蜚声天下了。对于故乡这样的成名,我却心有戚戚焉—既因当地的墨吏而蒙耻,也为无辜的烈女而生哀。
  在今日之中国,一个人生于穷乡僻壤已属不幸,倘若又是女儿身且长成在农家,那就更加不堪了。等级社会加身份户籍制度,从起点之初即已确立的不公,早已限制了人的平等自由发展。于是多数求学不成的农家女,不得不早早沦为苦力或流落风尘。一个在故乡为官的朋友,曾经指着那些散落在深山里的新瓦房对我痛心地说—这些家里多半有一个女儿在沿海发廊,山区正牺牲一代女孩在换来所谓小康啊。
  邓玉娇只是这茫茫走投无路的农家女洪流中的一员。她敢于选择在故乡的娱乐场所做服务员,就意味着她没打算以身娱人。但是,在那些基层恶吏的眼里,农民的女儿乃是人尽可淫的—你不陪老子玩,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就是权势者的逻辑。而你本系玩物却还要择客,那就更是对我官人衙役的羞辱。对于缺钱的人民来说,那他当然可以用人民币来抽死你砸死你。可恶的人民币,顺理成章地再次成为了欺凌人民的凶器。
  官人邓贵大和黄德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钱的打工民女还有节,还有自尊和烈烈巴风。于是匹妇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原本想逼良为娼的党政吏员,最后竟然把一个长期逆来顺受的村姑逼成了一代女侠—这才是今日社会的危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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