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那是在文革之前的短暂温和时光，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他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的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江山板荡，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六
似乎和古代一样，遥远京都的政争，竟然也能波及王土的偏远角落。即便是三省交界的古镇，依旧无法在乱世偏安。文革的风暴起于青萍之末，却要令万千八不相干的平民之家填沟转壑。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又一道政令下达，为了备战备荒，所有的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
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最终又落户于哪里，在那段纷乱的童年，我已经记忆模糊。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以后零星的记忆是，亚华姐嫁到了远方，艺华哥学当了乡村漆匠，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描绘简朴的嫁妆家具。艺华哥偶尔上街，会来我家小坐，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母亲问寒问暖之后，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
再以后，我生病了，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蹒跚地出售一点蔬菜，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最后回赠一点什物。
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即使偶尔上街经过，也只在屋檐下驻脚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许多年之后，我才依稀懂得，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如今人去楼空，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
七
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
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在凌乱的村舍外，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虽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
文质儒雅的幺叔，即使在风声鹤唳的年代，也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种上一些兰菊芍药，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
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偶尔要经过他的村舍，我有时便取道小憩，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阳光下，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两张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他指着竹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龙头丝弦，音色古朴。有时我去，会远远的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他会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静地说――这是《听松》，或者说这是《空山鸟语》。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原来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
八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而且随着运动风暴的冲击，也逐渐能够感受那种作为地主子女的原罪。
一天，我幼稚地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长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当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地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他的三哥的名字，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否解密，于是只好姑隐其名。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地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以后他怎样利用他大哥和子侄的社会关系，从事着无间道的使命，这，肯定不是晚辈的我们所清楚的惊险故事。
1949年国军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军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共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他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地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地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作为功臣效命新政。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共军当作国军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材生在临刑之际，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地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平反的消息，他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地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地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地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他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地取下在手中摩娑，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地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四十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瞎子哥
我奉公差回到1985年的汪营小镇时，那里的青石小街已铺成了柏油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已为青砖瓦房所取代，连那条蜿蜒的小河也改成了笔直的人工河。水依旧流淌，只是没有了沙滩深潭，再也看不见穿梭成群的鱼阵了。
街头原来的马车店成了过往客车的候车室，熙熙攘攘的小贩叫卖着各种自治糕点。一去十年，我来已迟，几乎都成了陌生面孔，我彷徨失措，不知该向谁家落足。这时，我听到了一串云板的瓜达声。循声望去，只见瞎子哥拄着那根被岁月镀上一层铜光的竹杖，悠闲地立在桥头，手中舒缓地挥动着两片响竹。他不叫不唱，没有某种为谋生而起的职业煎迫感，那深邃的平静显示出对身边这个喧嚣世界的不屑，有着置身世外的超然。他像个古代高人般似乎在这里等候了若干年，就为了要指点某个真正的迷途君子。
我有些激动的喊着瞎子哥跑去，他一把攥紧我的手急忙说道：你别做声，让我想想你是哪个。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孩子长成了男人，连声带都变得粗哑了。他摩挲着我的手，歪着头侧脸陷入了沉思，嘴里轻轻念叨你莫说你莫说，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
我注意到他依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脚踏一双草鞋，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漆雕的光芒。他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晨月夕下大片的稻茬。他急剧地眨动双眼，里面仍如结冰的老井。他这双摸过几万只手的粗糙指掌，难道还能分辨出一个当年孩子的骨相。突然，他惊叫起来――啊，是你？毛弟。他单纯的笑容漾满全身，我更激动地叫道：瞎子哥，你还记得我？
论年齿，我该叫他叔辈。但那时全镇无分老幼，都叫他瞎子哥，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众了。他是一个“抱到儿”，其生父不知是谁，其母带着少年的他嫁到镇上王家，他也随姓了王，却似乎谁也不知他的大名。他有了一群异父弟妹后，便连生母也对之冷遇了。
那时，他还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为了养家，便早早去私窑当了挖煤的童工。私窑的煤井只有簸箕大的洞口，矿工下井都是寸纱不沾，一筐筐趴着拖煤，口里还得衔一盏电石灯。一次为排哑炮，他被炸瞎了双眼，就这样又回到了小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许多年。
那时，镇上的穷孩子有一件业余劳动，就是捡粪。每人一个竹子弯的粪勺，吊一只撮箕扛在肩上，闲时便到田野马路上去捡粪。那时公路上跑的多是马车，故而常常可以看见一串省略号似的马粪蛋。捡粪不是为了爱国卫生，而是孩子们聊挣外快。因为家家都有粪池（没公厕），每到春播秋种时节，乡下的农人便挑桶上街来买粪。他们手持长瓢到各家粪池搅一搅，看看成色稀稠，然后按质论价，六角或八角一担。
光靠一家人吃拉大抵一年也凑不了多少担，孩子们便去捡野矢充数。但一般情况下，只捡食草动物的，因为这些素食主义者的排泄物干净无臭。至于肥田作用何如，孩子们是不问的，只管勾兑后滥竽充数。但捡粪的孩子多，牲口的遗矢有限，便不免有人终日碌碌而仅仅捡得几十粒羊矢。也有的持之以恒地跟踪一群牛，焦急地守望牛翘起尾巴，端起撮箕去抢接，甚至为此掀起混战。
而此中最佳的捷径，则是与马车店的师傅拉上关系。他们往乡下出车，让你坐车上打下手，沿路牲口拉矢了，便跳下车急忙扒进撮箕里，车并不停，但不快，跑几步再跳上车。这样一趟回来，往往便有满箕收获了，且人也乐得逍遥。
?瞎子哥其时便在马店打杂，主要负责喂马铡草扫厩等杂务。他虽失明，却很精细，马的个性皆了如指掌。
当时我家尚未穷到要我去捡粪的地步，但我想买只口琴，母亲却认为那只是玩具而决不同意。外婆鼓励我自己去挣这笔钱，别无它途，卖粪最简单。况乎捡粪的野孩子在一起自有另一番乐趣，遂在课余假期也走上此路了。
同在一条街上，孩子们可交的大人似乎也只有瞎子哥了。逢到下雨，大家便商量到马店去偷粪，而我的任务则是去与瞎子哥套磁，和他摆家常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孰知他听觉极好，内心透亮，我们这点小把戏完全蒙不住他。只是他笑骂几句，并不认真罢了。久之，我这个卧底竟然成了他的小友，也许因为孤独，他常常还真愿与我聊聊。他从未见过我的模样，却格外多了些偏爱。每逢周日有师傅出车，他便把我托付给赶车人：这细娃儿遭孽，把他带上吧，他就想买把口琴。
那时是文革，家父解放初曾经在此当过区长，现在则经常押来批斗。瞎子哥多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
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
小时他在家原是因着压抑，曾经是木讷的。现在眼瞎了，反而话多起来，自食其力，对生活自有一种逢苦不忧的达观。许多个雨天，他便拉我在草料坊闲白，不像其他那些赶车人爱讲色情故事，他似乎对女人缺乏兴趣。
那时他正偷偷地拜上街的朱神仙学算命之类的神课 ，无事便叽里咕噜背诵那些深奥的口诀。我问他学这干啥，他说混饭吃。我说你现在不是有活路吗，他说命数未尽还要活几十年，而这马车店是不会长期存在的，以后无马可喂了咋个办？他在乱世中预见着未来，默默地为自己这样一个草民准备着存身的退路，他不想仰乞于任何人。
有次我求他给我算个命，他说这都是假的，你不要信。我说既然是假的那你不是在骗人？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走头无路的人，需要花点小钱买个安慰；而我们这些废人也是生灵，也要活命，这叫天生人必养人。当年老祖宗发明这些玩意儿，就是要给我们留口饭。我说那你还是帮我算一个吧，他纠缠不过，只好摸了一下我的骨头，略有沉吟，然后玩笑道娃儿你命好，莫为眼前家里事发愁，你以后良田千顷妻妾成群。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摸骨相法，心知他是逗乐，便缠着他重新认真算，要求算八字。
他说我还是给你讲个故事吧――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是本地落后的原因，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才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把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心喜，这算让老子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老子堂堂一品大员，你竟然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说道，你还难道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于是我们这行又才活了下来。
瞎子哥的故事让少年的我惊异不已，自然更想要他说说我的命运了。他说你的命我不会算，师傅交待过，有些人的命是不能算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长大了自己会弄懂这些道理的。你现在还小，千万莫信这些东西。人一辈子，相随心转，如水在河，岸宽则波平，岸窄则流激，没一定的。只要心地好，何愁无前程。
瞎子哥的话当时也许我并未全懂，有些怏怏不乐。临走时，他竖耳一听四下无人，便把我的撮箕拿到马厩里满满装上粪蛋，说快回去吧，莫叫人看见了。
那年秋天，我终于买了一把口琴，三元钱。我拿去吹给他听，他脸上浮起一种快乐的表情。我要他也吹一下，他急忙推开了说：不要不要，我嘴脏，莫吹脏了。
而今，往事已远。马车店早已关张，瞎子哥后来如何悄然离开这个让他一世穷苦的世界，我则无从知道。我的口琴也不知尘封在哪个角落，再也难以吹响少年单纯的欢乐。只是在异乡的梦中，偶尔还看见瞎子哥站在那滚滚尘土的桥上，落寞地甩响着他师傅传给他那油黑的云板。
大水井的守望者
许多年过去之后，每与人论及故乡名胜大水井，首先闪回脑海的，依旧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如血残阳回光返照下的古堡漫步。其身影矮小灰暗，然而李氏宗祠的巨大庭院和山墙，却仿佛始终只是他生命的一道背景，是他悲剧一生从始至终的区区舞台。而今，大水井名扬海宇了，他却在我无从查考的某个黄昏悄然而逝，枯涩的眼睑终于从此永远地落幕了。我相信，除我之外，没有人会如此固执地念记；但经我提及，依旧还有一些野老遗叟会想起。
???? 二十年前我曾是利川官廨里的一员惰吏，承恩公韩汉祥部长看顾，特允我四乡游逛以编一册《闲话利川》完差。因此我于某日云游到了大水井。虽然少年时修阶级斗争教育课，便已熟知此一媲美刘文彩庄园的去处，但宝幢初拜，仍觉懵然如惊。毕竟在这两省交界的大巴山深处，一派荒凉的艽野之乡，蓦然突起这么一片雄浑古雅的高筑巨构，确确乎有些匪夷所思。
???? 彼时，水井乡尚无一间旅舍，庄园周边也仅几户零星人家。所谓基层政权尚挂牌在“青莲美荫”那个院落，连伙夫也不曾寻得一个，我遂往李氏宗祠里去觅歇处。宗祠当时是粮站和学校分而治之，粮站早已挂锁，学校则有老师几个像古庙野僧寄宿其处。因我先前尝在教育局当差，所以叙过来历后，一青年教员古道热肠让出床铺，终于使我在此荒山古宅里可以优游小驻了。
??? ?老师们知我来意，便一起推荐说：你要想了解大水井李家故实，只须找仇老汉便足矣。我问何许人，答曰本地的一个孤老。问居所何在，指曰后山半腰上的草棚即是。我欲走访，众劝谓无须，黄昏时必来担水，候之即可。
???? 果然向晚时分，仇老汉担着水桶健步而至。远看一袭青袍，腰束布带，头缠皂巾，脚著草鞋，完全一副土家故旧打扮。我迎上去施礼自介，老人不卑不亢地答礼，依旧自顾自地去那口著名的深井打水；然后两桶上肩，悠悠然拾级而上，出宗祠沿后山土路，径往自家茅舍。我一路随行，中途强争过水桶分担一程，没走几步便作牛喘，老人略有所感，又接过自担上去。老人的家就在半山坡上的一片烤烟地里，孤零零的一间房，四望无人，所谓四壁只是用劈柴钉成，望处皆是缝隙，屋顶则全用茅草铺就。房里一张床、一孔柴灶、一口水缸、两把椅子，记忆中除此之外别无长物，见此情状我确觉寒心。老人将水倒入缸中，提过咯吱作响的椅子唤我坐下，用陈年大茶缸为我沏上粗茶，自己则卷上土烟，然后徐徐问我所来何干。我说明来意后，老人沉吟苦笑，摇摇头叹道：嗐，总算还有人来问李家旧事！
??? ?稍歇片刻，老人即带我出门俯瞰宗祠庄园，并为我一一讲解此中的风水故实。然后又带我爬上草棘纷披的高大寨墙上漫步，细说李家的兴衰往事。老人以古稀之龄在夕阳中攀上跳下，竟像一个埋名江湖的前辈高手，当时确让我一惊一咋。
??? ?原来老人年轻时即是李氏庄园的卫队长，少年习武，打得一手好枪，亦曾多次参予抗击神兵、土匪或地方军阀武装的围攻，李家的末代掌门李盖武对之十分倚重。抗日军兴时，李盖武曾派他率一连士兵前往宜昌参战，扛过国军上尉的徽章。待他抗战胜利解甲归来时，才知发妻与人私通，他便离异且从此单身，唯一的女儿也由其妻带着远嫁恩施去了。
???? 老人又引我到宗祠内大殿介绍庄园的建筑特色，并指着一根顶梁立柱说：你看这几个柱头全都立在磉墩的正中央，就这一根是偏离的。这是40年代武术家万籁鸣途经奉节，拜访李盖武时，在这殿上即兴表演拳术前，先脱衣然后以倒拔杨柳式提起这根大柱，将衣服塞其下，表演完再提柱取衣，放柱时稍微偏离了中心。老人说他当时就在场，只听柱起时满殿木瓦乱响，却毫发无损，真个是举座皆惊万大侠的神功超凡（此柱今日犹可见其状）。
???? 仇老汉是一个历尽沧桑而归于平实的人，这则故事似乎不像演义，但我又确难想象人的神力竟至于此，也就姑妄记之以备一说罢。老人对故主情深，故而说到李盖武的结局时，不免略见沉痛。据他的说法，江山易主时，李作为一方乡绅，是深谙时务并立即投靠新政了的。且在当时的所谓土匪暴动串联到他时，他指示仇等旧部不作响应，并暗中向新政知会讯息，之后尚受到过奉节新政的褒奖。可是待天下底定接踵而至的土改中，李盖武却作为恶霸被发动起来的农民在火上活活烤死—关于这一纯民间的酷刑方式，向不见于官方档案。虽为亲历者的口述，却多半也无从查考了。但我只能据后来人世间的种种惨烈冤狱，来推想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了。我相信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当底层社会的仇富心理和打家劫舍成为合法时尚后，这种野蛮的火焰是很容易被导向恶的。因此，当仇老汉在暮色四合的庄园里，向我低沉地陈述一个家族的惨痛时，我对此罩满蛛网燕泥的雕梁画栋，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恐怖，我甚至确切地感到皮肤上的灼痛——那是怎样一种生命的煎熬啊！
???? 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几代人打拼的基业从此崩溃，甚至在水井的周边民居里，几乎也找不到一个李家的嫡系后裔，我不得不对此社会现象产生一种巨大的惊怵。仿佛一个旧巢被主家捅碎，覆卵满地，燕去人空，不复再来。然而，仇老汉留下了，这个孤独无依以武谋食的男人，侥幸地作为坏分子从历次运动的灾难中，苟且偷生地活到了1980年代。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宗祠大院中去逡巡一番，他的生命赖以支撑的水依旧来自于那口古老的井，他每天临水照影直面着岁月的变迁。挑也挑不干的水井啊，仿佛是一只蓄满伤痛的眼睛，永远有止不住的泪水滔滔。寒泉配餐，箪食瓢饮，他毫无目的地在守候中老成一个幽灵。那些曾经的繁华和荣耀仅剩唇边枯涩的回忆，他在悲风扑面的寨墙边天天伫足，遥想铁马金戈的英雄年代，仿佛他还在身负重托地守卫着生命的最后一个据点。
???? 在以后的几日盘桓中，我与仇老汉成了忘年交。他带我去一些农家，指认着地上的残碑断碣，指认着一些破旧家俱。甚至还拉开一些桌子的抽屉，只见屉板竟是雕刻镂金的李氏家训的碎片。那些金字在暗室闪亮，却再也无法拼缝出当年的光辉岁月。这些被瓜分的浮财早已被时光朽蚀，只有这个老人固执地伤悼着这些前朝的灰烬。
“此地有崇山峻岭之胜；其人非礼门义路不游。”这是李氏宗祠寨墙两端的一副对联。而今，崇山峻岭依旧，却不见了诗书礼义。家久不传，其人孰在，只剩此空空院落，在鄂渝两域的交界处独立苍茫，像一个远古的奇迹供人凭吊。
????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月亮，是怎样照临寂寞空山的。我看着仇老汉孤魂般的影子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苍老背影，让我久久失语。在我离去的早晨，仇老汉竟来村口送别。老人收下了我刚买下的几个熟鸡蛋，却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我的微薄捐赠。一辆乡村客车带走了我，之后又将我带到了更远的江湖之中。每有客从故乡来，我都忍不住打探仇老汉的讯息，后来谭宗派先生告诉我，早已故去了吧！我想，最后一个真正从内部窥见李氏家族历史的人，终于走到了尽头。他陪伴了八十多年的屋舍，最终也不能带走片砖寸瓦。他的使命完成了，在一个万物为刍狗的时代，他到底又能守护住什么，他又望见了什么人间奥秘而最终归于沉默。
??? ?而今，李氏宗祠终于成了一道国保的景观，在过往的冠盖中，有谁知道一个老人的故事。我想，只有那口亘古涌泉的老井，那落在一泓深碧中的夜月，会像一面磨洗干净的铜镜，在永恒地返照着尘世的盛衰兴亡……
?
闲话章黄学派
一日，访旧日业师丁忱先生，先生谓师祖的文集终于面世了，其中有你一分汗水，取本去读吧。便将一本《黄焯文集》题赠给我。书是先生编次的，读书期间我尝参予句读和缮写。先生是黄焯老的关门弟子，我们又约可算是先生的开山弟子，故而有“师祖的文集”之说。
在时下的大学里，这样如武林中人一般注重师承门户和辈份尊卑的，大抵除开治小学的而外便不多了。在治小学的诸门中，又似乎唯章黄学派于此特为讲究。这样一个曾经影响了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名门大派，于今似乎日渐式微。后学们只有想到列祖列师的荣耀时，才会生出如讯翁所嘲的“老子先前也阔过”的得意来。追溯本派中的一些故实，发现尊师原有传统，而叛师也不鲜见。还发现章黄学派从一开始就不应仅视作小学朴学门派，似乎还应包括更多的内容。
作为开山祖师的章太炎先生，曾受业于朴学大师俞曲园，之后由于革命排满的分歧而写了《谢本师》，表示与曲公断绝师徒之谊。由此而论，他一开始就是以革命家和小学家的双重身分出现的，这注定了他所创立的门派也必有此两种特征。果然，在第二辈人身上，便出现了流变。黄侃、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许寿裳诸公皆同期于东瀛侍游于章先生之门，从先生学《说文》《庄子》。等到民元以后，这班高足却分化为新旧两个营垒且“同室操戈”了。黄季刚先生一脉传章公小学的，在音韵训诂方面恪守门户，宏扬师业，同时又组成《甲寅》《学衡》一派抵制白话文运动。以周氏兄弟为首的一干人物却继承了章公的革命精神，构成《新青年》《语丝》一派，鼓动起新文化运动。同门中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掌门人本身却似乎无亲疏是非之判，顶多只私下认为周树人的文章比黄季刚的更具魏晋风神。
但在尊师问题上，除开周作人效仿乃师当年，以一篇《谢本师》而叛门之外，似乎新旧两支皆很拘于旧礼。一轶事谓季刚先生卧病，姜亮夫先生往告太炎先生，太炎先生旋开处方命姜先生持往。季刚先生闻之，当即扶病振衣起床，向太炎先生处方三鞠躬，而后延姜先生坐叙。一轶事谓太炎先生来北大演讲，旧门人皆各校名教授，随侍骈立于台侧；钱玄同任翻译（因炎老方音特重），刘半农作板书。遇疑处，不询之先生而询台侧侍立者，边译边写，举座肃然。足见家风如此，非关新旧文人之别。
第二代可谓章黄学派的鼎盛期，名人辈出。之后新文化这一支中，钱玄同、刘半农诸公复归于旧学。此乃又一桩社会文化公案，另文专叙。到了第三代，旧学一脉，北传陆宗达、杨伯峻等先生；南传黄焯、刘博平诸公。这一支依旧严守家法，门户井然；属于狷者一路，但洁身做学问而已。新学一支，较为复杂。仅以迅翁弟子论，由于得其改造社会的反叛精神，便多不得好运。如刘和珍、柔石、殷夫辈，皆饮弹而终。再如世谓得先生真传的胡风、萧军、聂绀弩一辈，大抵皆难见容于世。此系狂者一脉，遂恐三世而斩矣。到第四代，章黄学派硕果仅存的则只余小学一枝了。北有“陆门三杰”许嘉璐、王宁、谢栋元等，南有周大朴、李格非等。皆于文字、音韵、训诂诸学上弘扬师门术业。然则，随着时尚流俗之变，此种所谓不能仕途经济的学术问津者日稀。无论前辈如何取火传薪，恐终不免有“绝学”之虞。而这，又非我们这等不肖后学所能力挽的了。
想当年，章黄学派如禅宗一花开二叶，独步学林，弟子非执贽叩头不得入其门墙。而目下，投考此门者鲜寡，实不知这是学派抑或时代的悲哀？四代之后，恐此一花二叶皆将凋敝，未知列祖列宗九泉之下该作何想。
漱玉：一种消逝的女人
???????????????????????????????????? 寒日萧萧上琐窗，梧桐应恨夜来霜。
???????????????????????????????????? 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
????????????????????????????????????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
???????????????????????????????????? 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
???????????????????????????????????????????? ――李清照《漱玉词》鹧鸪天
漱玉不是动作，是一个名字，应该属于一个女人。
这样染着香气的表字，叫芳名。她可以姓江，可以姓林，当然这里就姑且姓李吧。
用这样一个名字来自署书斋或题写书名的女子，最早，也顶多只能生于晚唐，和杜牧一辈中的谁谁有过寒夜的一次小酌。最晚，也只可以活到民国的三四十年代，陪张爱玲品过英式午茶。之后，酒冷茶凉，便香消玉殒了。
我偶尔怀疑，这样一个名字，是否真的一度存在。但翻检几页前朝轶书，又确确乎隐约见到了那些从容澹定的足迹。像雪野孤雁的爪痕，轻浅却也清晰。在一些半醉半醒的时分，我恍惚看见那一袭陈旧而不失清丽的华衣，仍旧笼着一道残阳，在阶前扫叶，在炉上煮茶。秋已秋得很深了，茶却仍是明前雨前的茶，从青转黄，仿佛季候，亦仿佛颜色。
想象中的她，生于江南某个小镇，中等人家。在临水照影的温软日子里长大，吟得诗词，鼓得丝弦，还懂得书画。笑是轻浅的，像茶，却不常有。多数的时候只静静地成长，落花般散去一冬一夏。
天妒红颜，这样的女子不是有命无运，就是时乖岁蹇。后来或遇人不淑，或遭逢乱离。暮去朝来，萧然一身了，只剩下这祖传的一套紫砂，在蓬屋的尘烟中，隐隐保持着一分遥远的尊贵。偶尔在青灯下取出，像抚摸一段岁月。之后燃起泥炉，在殷殷如血的枯炭火上，听泉水被灼伤的呜咽。又从蜡封的陶瓶中撮起一勺香片，隐约取出一个偷偷储存的春天，置入壶中，看这些洁身自守的叶芽，在沸水的滋润下渐次开放，慌如青春再现而一夜舒展。一壶茶在她清瘦的掌中所完成的隐喻，骤然使其生出一种旧伤的残痛，她原本镇定的目光忽然被一盅茶汤浸湿，霖霖欲雨……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造像。在黄昏的茶肆中，我为内心所构思的一个前朝女子的形象而怅然若失。我仿佛看见一个孤独的背影，在洗净铅华的岁月深处渐行渐远。
一个独自煮茶的女人，一个清夜品茗的女人，在浮华世界的背后，寻找到这种神奇的液体并从此引为知音，且唇齿相依地度尽余生。只有她，才真正懂得了茶的精神，才在茶中品出了身世词章的况味。
我已无法在我所处的世界，与这位姑且名为“漱玉”的女子邂逅于坊肆灯火之中了。在这个城市，我看见成双结对的女人川流不息于酒吧和超市，无所事事的显得奔忙倦怠。我已无法想象她们坐在茶边该是如何的不谐。烹茶，这一简单的生活竟如远古的冶铁术一样，似乎失传已久，再也无从追索了。
于是，我只能在这样一个茶醉的薄暮，从宋词的断简残编中，向壁虚构这样一位异代知己，温在心中默默的忆念。
“革命时期”的浪漫
一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地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地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市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地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三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日复一日的夜坐，革命歌曲回放，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两厢比赛体力，都不兴出拳脚，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累了再坐。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小姐”之多闻名举国。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凌晨被密捕回来，一问，是在某桑拿上班的。处长拍案大怒――你一个小姐，你不去好好陪客，你来凑什么热闹？该女士义正辞严――小姐，小姐怎么了？小姐就不许爱国了？处长竟然一时语塞。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我偶尔不免在想，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实在也没什么劲道。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猎艳”，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
每夜的对话时间，都有记者团的围观――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不，不是脸，但也不是身段。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地在一边捉摸。我终于明白了，是整个的“态”。古人说女人之美，最难描摹者在“态”，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
准确地说，她并不漂亮，也不高，甚至还偏黑；剪的齐耳短发，不蔓不枝，素面朝天，衣饰也简朴之极――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表情清纯，身上透出一种活力。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尤其在那时的海岛，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
我甲胄在身，不便接近，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地爱慕。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然后止步，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警察同志，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我在执勤，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警局报到的所谓“人材”。于是，谈话由此展开。我来自鄂省，她来自豫地，在那年的海岛，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天亮时，人群散去，她的住地略嫌偏僻，岛上危机四伏，我主动要送她，她跨上了我的摩托，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一个年轻的警察，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
四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许多行业都在休假，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只有政保处【现在改名叫“国保”】的稍微忙点。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准点且兴致盎然。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然后不经意地挤到一起。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我送她到楼前，永远止步于楼前，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我再崇高而疲惫地打道回府。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如果运动戛然而止，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迄今我都并不清晰。张爱玲似乎说过――为了成全他们的爱，一个城市倾覆了。放在那时的我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以便我能夜夜张生，长待西厢。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最初我竟然提醒她，不要游得离我太远――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结果比翼齐游，很快她就不见了，她朝外海游去，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通常是晚霞散尽，她才拖着夜色回来，然后轻松地说：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我内心不免紧张，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我该向谁交待，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海浪不时地打过来，把我们朝岸上推。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她无意政治，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夙夜兴叹。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那时，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原是很容易失散的。
五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祭坛》的诗，有句子曰――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但远在边陲的我，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我们听罢都哭了，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大家望空酹祭。我对梓夫说――我决定辞职，绝不当鹰犬了。梓夫知道我的性格，不便相劝，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我醉醺醺地骑着摩托就出门了，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我别无选择，决心北上参加义战。此去生死未卜，我唯一想得起来要告别的，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她很吃惊我的到访。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我们站在门外。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明天就走了。她问为什么，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她默然，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我们下楼，相对仍是无语，又确确乎有点难舍。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我穿着短袖警服，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她在默默地流泪。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路灯很少，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整齐而毫无喧哗。我不明所以，停车于街心，队伍走近时，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我肃然起敬，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且向他们致敬时，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顿时集体痛哭起来。在那一刻，我自觉鼻酸喉哽，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她只是隐隐地啜泣，我去扶起她的肩膀，她靠在了我的胸上。她断续地抽泣祈求――你把今夜留给我，好吗？
我默然，内心感念万分，但想到此后的不测，我只能拒绝。人在那一刻，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还要收拾行装，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我们泪脸紧贴，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
六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即便我在“内部”，也所知有限；但知道惯例，镇压之后必将是大搜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洋洋数千言，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并义正辞严地发誓――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我辞职了，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连同警号警徽等。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也并不相劝，感叹着告别而去。等我到了广州，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终于才得以北上。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场面十分感人，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到了此时此地，我才知道没有反抗，只有逃亡，我无能为力，只能聊尽菲薄。【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我辞职去后，局长大为恼火，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叛徒”，于局里是难堪的。处里通知我家人，要我回去，只要认错，尚有生机；父母操心如焚，辗转求我即使辞职，也先回去办好手续。我正好受人所托，也要回去一趟，正要成行，武汉的朋友告诉我，有个海岛的女孩来找你来了，一番描述，我知道是她竟然寻找来了。那时如处乱世，我只留言岛上见，便先回了。
这已是七月了，原先还在观风的各地各部门，已知大势所向，终于开始行动了。内地的追捕组也都纷纷住进了“我局”。局里要我报告出逃一月的全部活动，我拒绝，坚持辞职。而此时，w君的联络人也来到我处，她也从湖北回来了。我将来人藏在我租来的一所村居里，她隐约感到来人的重要，给我说可以安排到她那儿去。我想此事的危险，还是不要祸及无辜为好，就拒绝了。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村居被包围，连我一起给抄了。我还算是现役警察，交给本局侦讯，来人则被航运走了。再之后，w君也被捕，牵连一圈人入狱。【事见海外出版物《情义无价》】我在审查阶段，给局长长信两函【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局长在一个黄昏独自来看我，然后说，你辞职回去怎么办？我说回山，当无大碍。他暗示我说，那你自己走吧，手续以后再说。我终于千里走单骑――一个人骑着摩托向故乡的深山赶回。
临行之际，我和她再次告别。乱世儿女，没有任何相约相誓，除开无可奈何的泪水，终也无从说起。
七
1992年的春天，我在武昌起义门55号勤奋地打扫高墙下的狭窄院子。身上穿着蓝底白杠的制服，头发则早就剃光了。那天的太阳似乎很好，一个外勤的囚徒进来悄悄告诉我――你姐姐带了个女孩来看你，不让进来，你姐姐正和他们在吵架。我站在平台上守候，我急切地想看到是哪位朋友难中相访。李队长是个好人，见我违纪张望，过来劝我进去，说他们正跟上面交涉。我说我只想知道是哪位来了，李说是你海南的女友；估计不会让你们见。
我大约猜到是她来了，果然一会儿，她出现在第二道铁门外。我们之间相距十几米，隔着铁栅栏可以相望，但不能大声喊话，于是只好互相傻笑；偶尔趁管教不备，问一声还好吧。就这样痴痴傻傻地对望了十几分钟，心中有万千伤感，此际也唯余一笑了。我潇洒地拍拍秃头，表示一切皆无所谓，然后不断挥手让她离去，我不想连带她再挨一场不必要的呵斥。
这一面，于今就算是最后的挥别了。那些年大抵有过一些通信，因为都要接受检阅，自然也只能各叙别况而已。我鼓励她去恋爱，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并非一个可以做丈夫的人；经此剧变之后，人都忽然长大了，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轻松交往之中，反而多了如许理解和爱惜。
1995年，我出来之前，她结婚了，正计划出国。我赶到海岛，隐约还想送行，以表达积年的谢意。她却正好回老家办手续去了，缘悭一面。之后，她隔年会突然来信或者电话，告诉她做母亲了，又做母亲了，再做母亲了。大家寒暄问候，万里之外，聊存一分高谊。而我自己，则仍旧在人世间谑浪风尘。十几年过去，许多故人都在人海里一去无迹，想到各有一份各自的福报，与其相濡以沫，还真不如相忘于江湖，渐渐往事也就开始漂淡了。
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虽然并不曾为当初的激情理想和轻生躁进而后悔，但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而现实的铁栏，何曾有过稍懈。那些被改变的命途，相对于那些被毁弃的生命来说，却又终归是轻如鸿毛的。而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对此，我们又何能怨怼。
八
又是音讯杳无的两年后，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的电话打进了苍山脚下。她说她偶然上网读到了我的一些文章，她没想到在那之后，我又经历了许多。我们依旧是笑着说话，嘻嘻哈哈的仿佛最初的时光。但17年意味着什么？一个那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但他【她】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当年的血火故事，更无法想象会有无数的人失踪或者远走天涯。
历史正被人有意地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她说你是该坐下来写了，你也许需要一个花园，一片草地，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当然最好还要个真正欣赏理解而又毫无要求的女人。她说可惜你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土壤，可惜我都老成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无法帮你。然后我们就开怀大笑，那种真正纤尘不染的笑，一如当初一念不生的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学会爱而不是恨，但恩怨尔汝的男女却往往彼此留下太多的伤。经由一个遥远的讯问，于这异乡的村居勾起些许遥远的记忆，放在多悲多怨的尘世，就算是温馨的茶酒了；咂一口，曾经涩辣的苦，竟是回味中的甘，我们对今生就该说：不虚此行了。
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地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便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门之祸，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
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八
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拷”，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拷，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在面对刑讯的哀号之时，我不敢去制止，是对其时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九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致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当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强掳而来的平民互虐致死，当街头城管人员可以肆意追打小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当士兵可以毫不顾虑地开枪射杀学生而没有罪恶感、、、、、、这类无视人的天良的种种恶行，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所致吗？
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甚至不知道1989，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假设一代恶的政府真的从他们之中产生和拥戴出来，那这个国家真不知道还要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
童年的恐惧和仇恨
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共产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无物。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换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事实—那就是在文革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动折腾，递增的斗争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专政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官僚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管这场变革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二十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一种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颁响—要打到一切当权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革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官僚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这个党的罪责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权派，谁真正应该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党都承认这是一场“浩劫”了，可是真正的罪魁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五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六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抚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过他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们拥护毛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权，去砸碎一切法权。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过，不由总设计师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反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自己的重车压断了一只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七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49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民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八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中共的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文革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作错了事，管教会组织批判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斗。犯人代代相传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掌权者，多数都还是文革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文革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戏谈左右――从故乡的两个朋友谈起
一
建始是我故乡鄂西山区的一个县治，因山多田少，以出玉米著称。一方玉米也养一方人，除开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些朋辈之外，数得出来的前辈高人，国军方面有吴国祯，共军方面有韦君宜。前者是精忠报国素推民主的文官，后者是迷途悔悟终讲真话的文人。一个穷荒小县，能在国共两方走出来这样两位读书明理的男女，建始乃至鄂西的后学我辈，皆与有荣焉。
一个地方出不出人物，端赖一个地方文化之传承和文风之养成。吴韦两君皆少小离家，老大未回，不敢说该乡的道统与他们有何牵连，但流风余韵往往则埋存在大地之上，无形的滋养着代代苍生。
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与建始的写作者，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按下其他的不表，这儿先说说“二龙”――两位姓龙的朋友。之所以拿他们来破题，一是因为有些夙缘，二是因为偶然看了他们的博客和他们在自个故乡网站的发言。由他们的文章和跟帖，我看见了我内心深处真正感到惊觫的东西。
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土地和文化形成了这样两个可谓优秀却又截然不同的人呢？他们于我，曾经那么熟悉，但睽隔许久之后，仿佛又完全陌生。想到他们分别代表的是我的故乡甚至祖国冰火难容的两种青年，念及我与他们曾经的因缘，遂决定也来探讨一下他们正在关注的话题。
二
先按时间顺序说说大龙。大约是1983年吧，那时我们的剥枣诗社正有些轰轰烈烈。一日，我的师兄邱来信，很郑重地对我说，他的建始老家乡下，有个穷孩子非常喜欢文学，天赋在他看来不错，只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家道贫寒，有些不容于后母。邱兄说这个青年要拜他为师学写诗，他实在教不了诗歌，只好转托我帮忙带带。我说相去甚遥，如何来带，邱兄说他可以到你那里去打工学习。我心生悲悯，就说那就来吧。
那时我是利川教研室刚刚工作两年的新人，每月工资好像是57元，有一间单独的寝室。没过几天，就见一个比我略显粗壮的农村青年背着一个破旧的被子敲门进来。他要叫老师，我说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你还是叫我哥吧。于是，此后我就又多了这一位异姓兄弟。
那时的就业打工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机会，我准备不足，无从介绍，只好先留下他和我同吃同住。初出乡野的他，很纯朴也很木讷，读书写作都十分勤奋。那时我的藏书很多，诗社又频繁活动讨论，我也都要他列席参加旁听。是否于他曾经有过裨益，我却未尝问过。他特别喜欢写诗，我倒是确曾奇怪过――一个乡下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何以会喜欢上这种百无一用的东西？
可想而知，他最初写的那些玩艺，在我眼中实在觉得尚未入门。于是我劝他先不要急着投稿，先多阅读，多思考，先从学做人开始。那时的我也才二十一岁，性情急躁，每每看见他的一些退稿信，难免批评一番，意在不希望他成为一个急功近利的人。至于我还有什么反动劝诫，时隔多年，大抵已经模糊了。
他那时身无分文，两个大男人同吃同住久了，难免入不敷出。我先是介绍他到一个建筑工地挑沙，他去干了几天就不想去了，为此我狠狠训斥了一顿。在那时的我看来，男人你就得吃苦，你一个穷孩子岂有吃闲饭写诗歌的道理。后来我又介绍他到化肥厂去做工，并为他安排了一个农民的陋室居住。我算是稍觉解套了，让他时相往来，听听我们这伙人谈诗。某日他来告诉我，他在那里被人欺负了，东西还被某人偷了，我又带着几个诗社的哥们扑上门去，把他说的那人暴打一顿。
他在利川大约呆了一年，诗歌我看是渐入佳境，人也在苦难中变得成熟起来。后来他回了建始，偶有音问。待我进入武大时，他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因为写诗、发表作品，被文化馆聘用了。还参加了少数民族笔会，获得好评等等。我记得清楚的一句是――谢谢你当初教我作诗先做人，在会上没有人能够看出我是一个贫苦的农村青年。
他能因为诗歌而改变命运，我自然感到高兴。我相信他的草根身份和底层经历，能够使他写出更有深度和力感的作品。家乡的诗歌精神，能够代代相承，至少不负我辈的努力。
我是一个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湖的人，以后的沉浮跌宕，我再也未曾见过这个旧日的同床兄弟了。2003年，我在云南腾冲，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他打来的。他说他在凤凰卫视看见我以及我的单位名字，终于查访到我的电话。他说他已经结婚生子，现在正开发房地产。一别经年，我们彼此皆很激动，他说他还常常对他的太太讲我当年的帮助，我说你能白手发展得这么好，我真的欣慰，如果说感谢，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谢意了。自那之后，我依旧还是没有保持联系，几次经过建始，总还想到这个令我自豪的兄弟，却总不愿去做讨债似的叨扰。
三
离开恩施二十多年来，虽然偶尔还乡，但基本与本地的文坛失去联系。只是听说当年的一批朋友，大多成了州县的文官。在那片仍然遥远和贫困的土地上，是否还有人在写作抑或行吟，我却完全无知。我只是清楚当年诗社的同仁，多已搁笔，似乎只有最小的诗妹，还负责着一市的文联，时而发表着作品。
我常常以为在21世纪的物资主义运动中，诗歌精神已然绝迹。连我等当年的诗疯子，都已经学殖荒芜，新生代的网络青年，还会去热衷和思考这些无补于世的玩艺吗？在我有限的视野中，那些年看见的似乎只是苏家桥孤独的背影，神经病一般飘荡在恩施的花街柳巷；还在酒杯和书丛中独立思考和梦呓般写作――而他几乎是从来不投稿的。
完全是一种偶然，我在2004年发现了清江社区和杀手龙。他刺进我眼球的是一系列针砭故乡文坛的嘻哈文章，因着一些朋辈的名字，我开始重新关注起恩施的人文来。
我得承认这条龙的出现，令我当时有些惊异――恣意狂放的文笔，腹笥不空的学养，剑走偏锋的思索，刻薄阴冷的幽默，都让我耳目一新。当然随他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名字，都让我大吃一惊。我确确乎没有想到，原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在我的家山，竟然悄悄生长着许多远远超过当年我辈的读书种子，默默无闻地自开自谢着。
我是一个好奇而又喜欢结交的人，以后的回山得以和这批网友喝酒，成了我这几年隐秘的乐趣。而杀手龙的活体展示，则与纸本上的形象大异其趣――在现实中他反而寡言，偏激而缺乏幽默，但为人分寸得体，并非咄咄逼人那样的狂飙青年。
我渐渐知道他原来出身于建始的官宦人家，名校毕业，且身在衙门。散淡的天性和执着的理想，使得他在现实中感到郁闷。我仿佛看见当年的我在利川县委大院时的愤怒和彷徨――一代一代相似的梦啊，驱赶着我们去改变命途。
他说他想辞职，想出来打工，还想考研。已然被生活搞得近乎世故的我，只能说――你自己想清楚，公务员在今天并非一个易得的饭碗，轻易打碎你是否会后悔。你只有把今后想到最坏之后，再来做决定。我也只能在你自己的决定之后帮你。
之后他毅然递上了辞呈，来到京城，也许从此踏上的也是一条不归路。
四
我是因为清江社区才开始成为网络中年的。在某种程度说，也是故乡的这些青年才俊，重新使我开始从厌倦的商海回归文学。我学着使用电脑，学着上网阅读浏览搜索，学着重新关注社情民心。我为这种奇特的民间媒体感到激动，为终于可以越过封锁看见一些人间的悲苦和嚎叫而兴奋。但是，很快我又失望而内心悲凉了。
我倒不是因为网警，因为删贴，因为词汇忌禁而失望，对于这样的国家管理手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向来不惜以最坏的恶意来猜度。我是在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论坛上，看见了太多恶心的争吵，双方往往彼此对骂左粪和右粪――这是对所谓愤青的简称。我在一些宏大主题的叙说中，看见的是一代【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我试着分析他们的年龄和教养，我感到某种透心的冰凉。
前年我向余世存讲述我的担心――为何当今的青年会有那么多的人，成为原教旨一般的民族主义分子？而这样的思想和情绪，纵观全世界，都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从希特勒到本拉登，无不是产自于这样的思潮和土壤。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89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稳定大于一切的实用主义教育，难道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这样一批未来的主宰？
余世存笑道――你不用忧虑，事实上更多的青年不是这样，只是许多人不愿站出来和那些极端分子对搏而已。而那些人除开兼职打工的外，真正冥顽的也不多。就是西方也有新纳粹分子，这个不足为奇。倒是你的平辈中人，即使是那些并未享受到社会福利甚至还颇受制度之苦的人，他们也是专制的拥护者，这才是可谓怪哉的现象。
世存的身边有不少的年轻朋友，我想他比我更接近社会，他的说法应该不无道理。果然我回头来和我的一些多年老友，故意交流对当今中国、社会、人物和制度的看法时，我感到了更大的悲哀。我发现许多可以割头换颈的哥们，其实你并未深入他的内心。一旦话题触及政治，往往可能当下翻脸，割袍断交。政治观念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为了不让故交反目，我后来在老友中规定，酒场不谈政治。如果要结交新友，先试探三个问题――对毛邓、对美日、对台湾的评价和态度；如果没有共识，那就当个熟人，不得以友道论之。
五
人类社会假设从直立人开始算起，能够走向今天的文明，大抵是经过了这样一些阶段的――从采集到渔猎到游牧到农耕再到工业时代，再然后进入今天的所谓信息时代。老毛曾经说【大意】――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有左中右。我想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属于废话似的真理。
假设按照左右的最初定义――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那么我相信在初民那里，左派是人类得以进步的一个主要群体。试想我们的老祖宗都还爬在树上依靠野果生存的年代，其中几个激进的说――老子们不能完全望天收地过日子了，得下去搞一点肉食――走向渔猎，是一件危险的赌博，一定有右派出来反对说――还是呆在树上安全，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是社会稳定。【让全国吃饱是至今我们的领导都唯一感到满足和自豪的事情】很显然，激进的左翼初民最终改变了人类的走向，否则我们还像非洲某些土著一样，至今还依靠香蕉在生活。
但是要到人类学会开圆桌会议来议事的时代，才真正有了左派右派的名称。这两个名词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两百年世界史的叙述方便，几乎除了革命、战争这些动词之外，这两个名词所隐含的血腥，几乎超过了一切。从法国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我们看见无数左右的屠杀镇压和整肃，大地上白骨如林，血沃劲草，却总难看见开出人性中和的花朵。即使是官方钦定的党史，也无法回避和掩盖这些惨烈的往事；如果不许使用这两个名词，我看这个党史是难以成书的。
六
政党有左右之别，党内有左右之分，这似乎都不是怪事。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被世人目为左翼运动，因为它提倡激烈的革命，希望通过斗争和暴烈的手段打破人类数千年来累积形成的旧制度――这种理论和号召，毫无疑问会被保守的人们视为激进的左翼。
左翼有问题吗？为何鲁迅的时代，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加入左联？为何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会大加赞许？为何萨特也会一度成为左翼阵营的领袖？我相信，在一个极端不公的时代，左翼代表了一种人类理想和激情；左翼渴望在尘世建立天堂，渴望强权干涉世道用以抵达公正平等的社会。这，似乎没有错；我们人类如果不是在一种理想的引导下，如果不是一直有梦，我们能够获得今天的文明吗？
那么右翼呢？那些珍视生命酷爱自由的人们，他们坚守天赋人权，坚守人类自然形成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反对一切暴力和侵犯，完全敬畏甚至听凭星空和良知的引领。他们难道有错吗？
如果人类没有这样一些分子在为我们坚守底线，那这个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模样呢？
建党以来，中共几乎都没有停歇过路线斗争，时而反左，时而反右。在他们过去的辞典里，左倾代表冒进，右倾代表投降，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人类有中间道路可走吗？综观历史，那些所谓的第三种人，那些折中主义者，那些中庸调和派，几乎无不是左右不逢源，两头不讨好，最后首鼠两端进退维谷，死得更惨。
人生在世，无法不选择一个基本的立场；所有临歧彷徨的人，最终只会无路可逃。世间难有左右兼顾的好事，那么对此歧途，我们终该何去何从呢？于是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讨一下今日社会的左右之别，重新来厘清左右是怎样演化出今天的怪胎的。
七
左翼的所谓革命运动在中国近八十年的历史，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撇开前三十年的战争不谈，后五十年我们人民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涉及这种评价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立刻会出现巨大分野，观点之间相去霄壤，冰火难容。
左派会说――我们得到了国家强盛，民族独立，社会稳定，人民安康。
右派会说――国家强盛仅在兵戎，与民争利造成国富民穷；民族独立而个人被奴役，人权仅只强调生存权；社会稳定依靠军警宪特高压维持，乱象频仍；人民安康只是少数分赃者的福禄，底层百姓的幸福指数跌至低谷。
在中共的政治话语谱系里，左，一向代表革命和正确，除非极左；右，从来代表反动和落后，如果极右，更是敌人。所以历来的干部群众会说――宁左勿右。
有趣的是，关于左右的分际和定义以及评价，在近二十年的官方辞典中，竟然出现了颇资玩味的变化。邓公南巡时强调――我们今后仍然要反右，但主要是要反左【大意】。左不是代表革命和进步吗？为何还要被主要提防和反对呢？
尤为搞笑的是，在今天的大众语系中，右，代表了激进派，左，反而成为了保守派。右主张激进的改革，迅速融入国际社会，顺应民主潮流，实行多党政治，结束专制社会。左则拥护一党独大，政权集中，民权限制，贫富均匀。右翼的主张里暗含了革命的本意――非暴力的对政体进行更换；左翼的主张里，却隐含的是反革命【反对革命】的意愿，是要继续维持这种国家、民族、权力和财富的大一统。
左右两派的存在，不仅在政坛，也不仅在民间，连我们素来认为是在担当社会道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阵营，也一样沟壑井然。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成为学界十几年来的一道奇特景观，彼此的攻讦也不免上到人身。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如此分化呢？
八
就像右翼有温和右派和激进右派之别一样，左翼也有这样的分类；没有一个阵营是清一色的同志。比如一个人对你大骂腐败政府，痛恨单位领导，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就不是极左分子――要看他的思想谱系。
一个左派【或者右派】是怎样产生的呢？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会迷路于一些常识教育，成为一个极端主张分子――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感到迷惑的问题。对于那些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护某些原教旨的什么基本原则，这我不难理解。但是对身边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也会产生一些奇怪得离谱的理念呢？这里，我就试图对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大龙，来作为一个个案分析，看是否能找到答案。
首先得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读到过他的作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远远谈不上有什么左右倾向。前几年偶然听说他的诗歌业绩，也无暇找来拜读。最近更偶然的在建始网站看见他的名字，跟着进了他的博客，首次被一首诗歌吸引，然后跌破了眼镜。
这是一首悼念萨达姆的诗歌，主题是仇美，连带歌颂本拉登。我不忍心引用那些诗句。之后我抱着不相信的态度，再翻阅了他几篇文章――建议何时攻打台湾的高见以及赞扬邓小平理论的时评。
坦率的说，类似的东西在网上很多，我常常都是一笑而过；但他原来也在这样写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一种刺痛。我一直以为诗歌是神圣的事业，诗人要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的理想，即使做不到这样，你就只愿当一个爱情的夜莺，天天为儿女私情哭泣也行。但是，如果你去赞美恶魔，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可理喻。
我何以这样说呢？他为何这样写呢？此中的原则和原因何在呢？兹事体大，只能慢慢道来。
九
首先说他为何要这样写――沉痛悼念萨达姆――这是连中共都不敢也不好意思做的事儿。那么一个远在鄂西山里的所谓诗人，何以要怀念和惋惜这样一个中东的独裁者呢？难道他真的了解那个老头吗？真的感受过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吗？不，我不相信。
事实上，我可以说他对这个人的平生恶迹几乎毫无了解――从他的诗句说，你仅仅因为反击谋杀，而杀了百十来个什叶派人。就可以看出他对老萨的“丰功伟绩”太缺乏认识。那么，他之所以在不明真相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赞美，其实是因为他仇美――这样一种情绪使得他要去歌颂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敢于出头反美的人，不管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要继续问――你为什么要仇美呢？是谁告诉你美国是个造成你痛苦的国家？你的房地产被侵占【他另外的投诉】难道是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我不知道他如何回答。遥远的美国跟你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你为何要诅咒他而不惜选择赞美一个多数健康人都反感的恶魔呢？
我知道多数如他的中国人，其实诞生这样的好恶，是来自于若干年来党的宣传的潜移默化――几乎从我们成长开始，政府就用一种天天耳语的方式在告诉我们――美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于是我们慢慢就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即使连政府现在都转向不公开骂美国了，人民的记忆还暂时转不过弯来。关于如何认识美国，话题太大，回头再说。
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也不公开的时代，我们能够获得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国家通过唯一的官方媒体，给我们实施的新闻配餐――执政党认为这样的配餐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你不要认为现在有了网络，我们获得的信息就是公正公开的了，我们依旧获取的是被过滤后的消息，只是聊胜于过去的完全封锁而已。
具体负责配餐的部门叫宣传部，宣传部是哪个发明的呢？是希特勒。全世界目前仍然保留这一伟大发明的国家还有哪些呢？还有中国，朝鲜等。民主国家是不敢袭用这个部门的。比如说美军打进伊拉克，这一事件太大，不能不报道，如何报道呢？那就是宣传部要配餐的了。鉴于我们和美国的官方关系和反恐的一致立场，以及我们需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原则和斡旋，我们不能公然在官方媒体上去谴责美国是“入侵”。但是，美国的口号是反恐反独裁和解放伊拉克人民，理论依据是人权大于主权，我们的媒体如果认可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就意味着同意民主阵线可以跨国干预别国独裁――那我们的处境就有问题了。
反对不妥，赞美不行，于是我们就只好貌似公平地选择性地播放一些别国电视台拍摄的镜头。这个选择就是宣传部的学问所在。比如说伊拉克人民夹道欢迎美军入城的镜头，那是肯定不采用的，伊拉克人民为掩护美军被炸死，那更不能播放。当然，直接把那些成天爆炸自己人民的游击队当正面英雄来歌颂的镜头，也不会拿来播放。于是，我们看到的就多是伊拉克的人民，因为外力的干预，民不聊生的镜头，还有英美联军虐俘的镜头。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无数血气方刚的青年，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反对美国的干预。于是，我的大
龙兄弟，即使在故乡受人欺负，他仍然觉得比假想中的美国人来欺负要好，要容易接受。
十
近年来由于陈水扁的台独腔调很高，大陆青年呼吁攻台的人群也日渐风起云涌了。道理不外乎我们政府的口气也很强硬――你即使说一点过头话，政府反正也不会追究。不信你反过来去天天说攻打其他什么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