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建成的这种沿河景观带，两边以绿化带、水上观光走廊为主体，严格控制岸上建筑的密度、样式、用途、层次，水面则修建或重建了一些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桥、亭、榭，一座城市因之而神韵漾动，流光溢彩。
如今的护城河，一改过去污物漂浮，臭气逼人的景况，碧波荡漾，垂柳依依，弯弯曲曲环护着大半片阳城市区，一头连着大运河，一头连着长江。
河的两岸，用花岗岩做了斜斜的护坡，两边是宽宽的花圃，临水搭了一条木质廊桥。一年四季，河面上都有水鸟蜂蝶嬉戏，花圃里有市民晨练夜舞，廊桥上依偎、流连着年轻的情侣。即使是晚上十一二点了，也还仍然可以见到三三两两游哉悠哉的市民在徜徉。
14.一步到位（一）
文章的主题确定下来，主要内容、结构也有了基本框架，底下就需要考虑求助方教授的事了。
“你和那个方教授，关系到底如何？”冯市长问。
“毕业之后一直没怎么见面，前些年逢年过节还寄张贺卡或打个电话，这几年工作忙渐渐断了联系。”这下，黄一平就不得不说实话了。
“这篇文章找到他，把握多大？如果求上门去，他会鼎力相助？”冯市长问。
“我想会的，毕竟当年关系不一般。”黄一平说。
“那好，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办。最近，我也从侧面打听了，那个方教授在省委龚书记面前果然说得上话，而且分量还相当重。既然龚书记相信他，那我们就在他身上下足功夫，请他帮助把文章打磨结实，实现效果最大化！他是你棋友、老师、忘年交不假，可这么大的事情找他，绝不是一般性叙叙旧就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估计如今这个方教授，已然不是你当年认识的那个方老师了。不论怎样，都要设法拿下他，可以不惜代价。有关事项，你直接找邝明达商办，不必向我汇报。还有杨秘书长家里，也要专门跑一下，文章的版面安排要确保。”多谋善虑的冯开岭，总是喜欢把事情往深一层处想，而且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密。
为官多年，他始终崇尚一句格言：细节决定成败。
“好的，我一定设法请出方老师！”黄一平虽然陡感肩头担子沉重，却也信心颇足，满口应承。
“这次换届成功了，你的问题也该解决啦！”冯开岭忽然说。
黄一平听了，一惊。
“争取一步到位！”冯市长语气相当坚定。
黄一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类似的话，冯市长虽然过去也说过，但那都是闲谈时随意提到，不仅语气偏软，而且大多是假设、祈使句式。这次的表态，没有什么拖泥带水，语境相当独立，语气也足够硬朗，更多了已然决然的意味。
听到冯市长这句话，黄一平激动、兴奋之余，差点就脱口而出：“要不，我还是跟在您后边再锻炼几年吧。”当然，这次他终于忍住没说，而且事后也一直庆幸没说，他不想再次因为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弄假成真、弄巧成拙。
对于黄一平这种鞍前马后跟定一个领导四五年的秘书来说，忽然听到领导的这种亲口许诺，心里陡然就产生了那种虎欲入林、马要还山、鸟将出笼的感觉。
个中滋味，颇似过去大户人家养在外边的一个外室，或者时下那些半只脚跨入豪门的女人，身体也奉献了，青春也耽搁了，甚至一男半女也生下来了，盼星星盼月亮般苦撑苦熬多年，终于等来一句登堂入室的承诺，那该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又怎样的百感交集。
今年四十岁的黄一平，在政府办也算是个老资格了。十年前，刚由阳城五中借调到教育局那会儿，他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先在教研室帮助编编教材，一边照顾家庭把女儿抚养大，一边在机关积下点人脉，将来能留在局里做个公务员更好，即使还回到原来的学校，至少也可以混个教学组长之类的职务，好歹课少上点补贴多拿点。
没料到，一年后市府来教育局挑秘书，采取笔、面试结合的办法，全局那么多人恰恰选中了他，令他对自己的未来期望又上了一个台阶。
等到了政府办，先在信息科做些摘抄传递之类的零碎活计，本来还要再打一段时间杂，这时恰好北京某部下来一位挂职的魏副市长。
当今官场，不论多大的机关，但凡秘书跟领导都是有很多讲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你跟了谁就算是谁的人了，将来基本上是要与领导荣辱与共、进退同步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不同的秘书便有了不同的命运，关键是看各人自己的造化了。
在秘书群里，对于挂职副市长这种过渡性的领导，好多人都不愿跟，秘书长就派了新人黄一平，而且这一跟就是四年整。四年里，周围好多秘书大都升了两个台阶，只有黄一平才混到副主任科员。
魏副市长挂职四年期满回京后，黄一平却意外地被冯开岭挑中。说意外，是因为秘书出身的冯开岭，从省委研究室下来担任副市长，对秘书要求很高，先后试用过好几位都不满意，弄得秘书长很为难，一帮秘书也人人心里发毛。
没想到，人家冯市长早就瞄上了黄一平，亲自点名非他不要，倒让整个市府机关吃惊不小。黄一平择高枝而栖五年来，冯开岭由叨陪末座的副市长，一跃而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一平好不容易解决了主任科员，按说也应该解决副处了。
市府办秘书解决职级问题，表面上看可外放也可内任，可实职也可虚级，方式与途径多种多样。而且，在一般人眼里，只要是个市府秘书，不论跟了怎样的市长，则人人皆可平步青云，个个都能马到成功。
其实却不尽然。什么人什么时候升，升到一个什么级别，是安排实际职务还是给个相当于的级别，当中有很多鲜为外人知的潜规则，有些规矩甚至严格得与国家法律相仿佛。
同在市府办公室里进出的秘书，如果撇开年龄、资历这些硬性的东西不谈，仅仅从举止、神态、派头上是很难看得出职级区别的。
而事实上，就拿阳城市府这一层面来说，职务高的秘书可以是正处，低的才是办事员，上下相差即使不足十万、也远远超过八千里。有些秘书在机关混了几十年，直到腰弯背屈头发白了，说不定依然落在刚进来三五年的毛头小伙子后边。再具体到各个不同类别的秘书身上，也是区别很大。
一般副市长的秘书，有科员有副科，最多只能配到个正科，再要提拔，就只能离开原岗位了。
常务副市长的秘书，通常情况是正科到顶，虽说特殊对象也可以配备到副处，却也只能是一个副处级调研员之类的虚职。
正市长的秘书则不然，级别则一般都是副处或正处，大多安排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甚至直达副秘书长。而且，只要跟了一把手，提拔重用的概率、频率就会大大高于其他领导秘书，常常可以优先占得些非常抢眼的位置。
像市长丁松的秘书小吉，与黄一平同一年进的市府，工龄、年龄都还小两年，现在却已经是副处级助调了。小吉前边两任市长秘书，现在一位是市外经局长，一位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因此，对黄一平来说，冯开岭副市长前边的那个副字去与不去，对他的前途命运是有天壤之别的。
其实两年前黄一平有个机会解决副处。当时讨论到市府里一批秘书的职级安排，根据市府办与组织部协商的一个方案，黄一平刚好进入可以解决副处的范围，于是就准备安排到冯开岭分管的城建局当政治部主任。
其实两年前黄一平有个机会解决副处。当时讨论到市府里一批秘书的职级安排，根据市府办与组织部协商的一个方案，黄一平刚好进入可以解决副处的范围，于是就准备安排到冯开岭分管的城建局当政治部主任。
后来，冯开岭个别征求黄一平意见，说：“政治部主任作为部门负责人，虽然进了党组，却不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局领导。不知你是什么意见？”
黄一平自然听出了冯市长的话音，几乎想都没想，张口就说了一句客气话：“那就不着急，我还是再跟在冯市长后边锻炼一段时间吧。”
冯市长二话没说，当即表示同意，说：“那就再跟我后边辛苦几年吧，也许将来会有更好的机会。”后来，那个位置让政府办信息科的王科长捡了个大便宜。那小子在建设局政治部主任位置上屁股没坐热，很快就下到阳北县担任组织部长，现在据说已经纳入县委副书记的考察范围，说不定三两年后就是县长、书记了。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黄一平仍然心痛难耐，肠子都快悔青了。
冯市长刚刚说的“该解决”和“一步到位”，应该也是针对两年前那次放弃。
15.一步到位（二）
“摆个什么位置呢？是留在政府办，还是国土、城建、交通或其它哪个局？要不就下到县、区？”冯市长既似征求意见，又像自言自语。
表面看来，冯市长的思路还在那个关于黄一平提拔的问题上。事实上， 刚才秘书黄一平的微妙心态，已经通过其表情、神态全都泄露无疑。在这方面，黄一平显然还不是很老练。
“一切请冯市长作主，我听您的安排。我想，不管安排个什么岗位，都只能给您增光，不能给您丢脸，对得起在您身边这几年。”黄一平的回答，看似谦虚，却也暗藏几分狡猾。黄一平知道，这个请市长作主，听上去恭敬，其实是把球踢给了对方。增光、丢脸之类，则又暗含激将之意，言外之意一旦安排不到位，我黄一平吃亏倒霉，你冯市长脸上也同样无光。
“唔，那倒也是。我冯开岭的秘书走出去，不管是落实单位还是安排职务，都不能掉了我的架子。”冯开岭果然顺着黄一平的意思，一语点破。
“如果可能，我想直接下到县里或区里，在基层党委、政府班子里能够得到更多一些锻炼。”黄一平想了又想，希望表达得清晰而准确，同时又显得低调、诚恳。
“哦？机关部门没考虑？比如我现在分管的几个部门，好多人争得打破头哩。”冯开岭有些不解。
“我想还是先在下边干几年，吃点苦锻炼锻炼，也积累些实际工作经验，到时候再考虑上来不迟。”黄一平回答得尽可能简单，他怕说多了会出错。其实，他内心里一直有个小九九――他现在离开市府，一般只能安排副处职。
冯市长分管的机关部门里，像规划局这样的单位专业性很强，知识分子与专家轧了堆，一旦有了什么矛盾，于他这个外行的副职肯定不利；国土之类的省管部门，人事、财务等权限全在省厅，市里管不到也就不会多管，到那里很难再出得来，等于是变相养老；至于城建、交通这类大局，虽说都是权力很大的部门，可现在去了终究只是个副局长，权力集中在局长手里，有权等同于无权，不如暂时不去。
如果现在主动要求到县、区做个常委或政府副职，在领导面前显得有上进心，在机关同事面前也不是多么显山露水，等三两年一过，如果干上党政主官的希望不大，再回到机关说不定就能谋个正职的位置。何况，县、区毕竟相对独立，比起机关委局来自由度更高，权力运作的空间也更大。
“也好。那就这样定了吧。”冯开岭点点头，算是赞许。
“最后如何定，我还是听从冯市长您的安排。”黄一平绕了一个大圈子，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了，最终又卖了一回乖。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去向，黄一平曾经有过很多规划。只是，处在他这样的地位，人微言轻身不由己，本人的定位再准确、愿望再迫切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领导，由冯市长亲*板定夺了，一切才可能最终实现。
联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将脱离做了十年的秘书岗位，进入到某个期待中的权力核心，也像身边的冯市长这样权柄在手、指点江山，那该是何等的豪迈与痛快！因此，黄一平心想，当初多亏选择了秘书这职业，这才会有如此锦绣、光明的前程。
秘书这个行当，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只有身在其中并历尽甘苦者，才能品其精髓、得其三昧。黄一平回想起当年在大学，读过的历史书籍中，多有对古代师爷、幕僚的专门描述。
那些师爷、幕僚，大抵类同于如今的秘书。在古代，一般官府的师爷、幕僚，通常是在当地颇有文名的落第秀才中挑选，若是官居一二品的尚书、总督一类大员，其幕府则可能就是更具具才华的举人、进士。而且，那些幕僚、师爷在官府的地位都很高，吃饭、看戏、接客常常与主人平地平坐，礼遇几可等同于家人。
因此，江浙一带文风旺盛之地如浙江绍兴、江苏虞山一些地方，素以状元辈出闻名天下，同时也以盛产师爷而举国皆知。
清朝一代，绍兴师爷甚至在京城形成了一个势力不小的族群，党羽遍布各个官府衙门的掌门人物之侧，惹得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深感恐慌，最后不得不借助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狠狠整了绍兴师爷党一个屁滚尿流。
那时的师爷，多以此为终身职业，若是有幸伴得李鸿文、左宗棠、曾国藩之类的名臣，同样可以随之名扬天下，享得人间富足安逸之极乐。
等到进入现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秘书队伍迅速膨胀乃至蔚为大观，同时又不免有些鱼龙混杂。就说眼下，且不论那些为*事、请命的党政机关，但凡是称得上一级组织、团体者，甚至哪怕只是三两个人的皮包公司，那些长字号、总字号首脑人物后边，必有拎皮包、端水杯的秘书随侍。
尤其那些男性官员或老总，如其秘书前边再加个女字，那就又多了一层暧昧甚至*的味道。于其中多数人而言，秘书不过暖身之衣、饱腹饭碗而已。当然啦，堂堂政府机关秘书如黄一平辈，情况又有不同，人家所在机关、服务对象并非一般，自身能力、水平、档次在那里摆着，自然不是社会上一般的杂色水货所能同日而语。
不过，话又说了回来，不管档次有多了不起，服务的机关多大、领导级别多高，秘书也还只是个秘书，这个职业终究只宜过渡，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作为通向仕途的一块跳板。平常闲聊的时候，冯开岭就经常告诉黄一平，北京某某、省里某某，别看如今都是身份显赫的要员，出则前呼后拥，行则车队如龙，当年只是某某领导人身边的普通秘书。每逢此时，黄一平就会在心里说：“冯市长您不也是。”
也有少数行中人，将秘书做成了终身职业。这些人无非两种，一种是在领导身边呆惯了，不太愿意离开；还有一种是除了秘书，其余职业做不来。前者，一般是那种性情温和且有些惰性，没有太大的人生抱负，安于在熟悉的环境里蜗牛般厮守。这类秘书，感觉跟随领导身边，毕竟大树底下阴凉大，办个私事、开个后门很方便，或者也习惯了那种随侍领导周围被人前呼后拥的感觉。
不过，在阳城政府办这样的机关，做个终身秘书既要有点忍功，又要耐得住寂寞，在你上头，可能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一大堆，你资历再老，能力再强，一辈子就只能老死在秘书岗位上，永远做些拎包端茶杯熬夜爬格子的勾当，终归是听人使唤的角色。
放眼那些离开了市府办的秘书，年纪轻轻下去担任一个局、委、办的负责人，或者是县、市、区的党政班子成员，总要主管一个方面，手中有不小的签字、决策、人事等等诸多方面的实权。
现在的社会，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有职就有权，有权就有实惠，就会蔓延滋生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脉资源，就会有好多可供自己和家人、包括亲戚朋友利用的机会。
如果像黄一平这样，有冯市长这棵大树罩着，主政一方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一旦做了某个单位的党政一把手，那天地就更加广阔无边了。
黄一平原来跟的那个魏副市长，在国家某部工作大半辈子，做副司长也有十几年了。按规定，副地、厅、司级的干部，是没有资格配备专车、秘书之类的，名义上挤进了高级干部行列，实际上却与普通干部无大区别。
可是，中国官场的最大特色便是不管规矩定得多细多严，却仅仅限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或者只是对普通百姓才起作用，又或者是在声讨某个已经落网的贪官污吏时作为附加过错一笔带过，很少有当真落实的时候。
那个魏副司长在北京时，住中套公寓，骑自行车上下班，在食堂吃饭和普通职工一样排队，甚至连办公室也是两人一间，说到底只是一个职务高些的办事员，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甚至都不及发达地区一个普通乡镇的工作人员。
可是，副司长下派阳城成了副市长后，情况立即改观：市里为他配备了奥迪专车，专职秘书，换了新款手机，住宿在阳城宾馆，办公室不仅比部长的还要宽大，而且超豪华配置，于是当即惊诧莫名感慨万端。
及至工作了一段时间，更发现此副市长与彼副司长的实际权力又岂止形同天壤――走到哪都有官员热情迎送，坐到哪都有热茶送到手上，言必重要指示，座必主席主位，至于请客送礼、歌舞娱乐等等一应消费不仅全额公费报销，且有专人负责办理。至于平常下去视察或逢年过节，车子后备箱里从来都是满载，那些专程送上门来的还不包括在内。
本来，此公任期只有二年，可是二年转眼即到，魏副市长竟然有些乐不思蜀，正好部里其他官员也都不愿离开京城，他就主动提出申请，又在阳城多呆了一任。后来，黄一平每次到京，总要抽空看望老领导，那魏副司长也不见外，说起在京城每每骑着自行车混杂于茫茫人流，或挤公交、地铁一类上下班，还老大不适应，难免想起在阳城呼风唤雨种种。
缘于此，黄一平也深有感触，知道同是一个职级的官员，在此是君，于彼为臣，甲处是凤凰，乙处就只能是只鸡了。也因此，他从内心里不仅希望早些离开秘书岗位，而且更希望选好一个落脚点，最好能借助冯市长的上升期，自己也随之飞黄腾达、不断上升。
“眼下的头等大事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教授，处理好冯市长的文章。否则，一切免谈。” 黄一*复提醒、告诫自己。
16.不得不去的饭局
郑小光又要从省城来阳城请客。电话直接打给黄一平，语气依然亲热且不乏客气，却又隐隐含有某种没有商量或者是吩咐的成分。刚开始，黄一平并不太习惯一个不是领导的人这样对自己说话，可是几年交往下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好的，你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黄一平虽然不像对待冯市长那样恭敬，却也算是相当客气。
冯市长的朋友、客人里，郑小光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放下电话，黄一平赶紧联系阳城大酒店，果然晚上的包厢非常紧张，已经没有空的了。
“是冯市长的客人，从省里过来。”黄一平无奈，只好搬出身后的大菩萨，这才调剂出一间。
可是那边大堂经理也不是很买账，放下电话前还不忘嘟囔一句：“每次都这样！以后订餐得提前一些。”
黄一平也生气，心想，都是那个大来大去的郑小光弄的这种破事！
在如今宴席泛滥的年代，按照一般请客的规矩，哪怕就是邀请机关里的一般办事员吃饭，也应当履行提前预约程序，确定客人有时间了，才把饭店定下来，然后再一一通知到客人，某日几时几分在某某饭店某某厅恭候大驾。
可是郑小光倒好，他来阳城请客，从来就不遵守这种规矩，十之*是忽然想起要在阳城请一次客，而且请的还都是副局长一类的实权人物。请客之前也不先打招呼，等到汽车上了省城至阳城的高速路，才给黄一平打电话，通知说要约几个人聚聚，还特别交待一句：某某非来不可，告诉某某不要迟到。
黄一平放了电话一看时间，往往离吃饭时间也就三两个小时了。于是，赶紧丢开手头的所有事项，约请客人，联系饭店，紧赶慢赶才不误事。
郑小光的客人，主要是建、交、规、土、房等几个局的头头，都与他的公司业务有关。请客的标准因客人身份和请客动机，分成两种档次：一般的标准，通常放在华侨宾馆，每客二百元左右，喝茅台五浪液一类的国酒；好一些的哩，就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五百元甚至一千、二千元一客，喝的是欧洲或美国洋酒。
如此急就章式的请客风格，会不会出现客人没空或找借口不来的现象呢？放心吧，基本上不太可能，至少黄一平帮郑小光请了那么多次客，还很少出现过。
原因很简单：郑小光要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那些人又都是冯市长分管部门的负责人，这些人都知道郑小光和冯市长的关系，岂肯不来？
再加上每次都由黄一平出面邀请，而在那些被请的官员眼里，秘书往往就是市长的传声筒，冯市长请你吃饭，敢不快来！在阳城，不要说你还在冯市长直接分管、领导之下，就算不是，也没人会傻到拒绝这样一位当红权势人物的宴请。
要知道，这个城市里，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在绞尽脑汁创造机会，希望有机会与冯市长碰上一杯哩。
郑小光这次要请的人，无非还是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几个，另外还有城建上的一个什么监理，还有交通上的一个财务总监，郑小光也说不清他们的名字，只说让马、何二位局长顺便带来即可。听那口气，就如同那监理、总监只是局长裤腰上的一把钥匙，不过顺手牵羊的事情。
依照郑小光的意思，地点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每人二千元标准，点名要喝一种新上市的XO，说是马、何二位局长喜欢那种口味。
饭店定下来了，再把电话打到马大富、何忠来的手机上，全都欣然答应。马大富原本还有其它应酬，一听郑小光要来，马上就答应推掉。何忠来在满口答应的同时，照例问冯市长是否参加，听说市长不参加，却又连声说了几声“好”，不知他到底是希望市长参加，还是盼着市长不来。
一切安排妥当了，黄一平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简要报告了晚上郑小光安排的活动。
正在看文件的冯市长，埋着头听黄一平如此这般一番叙说，未置可否，只是面无表情地轻轻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稍顷，见黄一平还立在面前，似乎这才愣过神，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小光呀，好吧，你们忙你们的吧。”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文件。
回到办公室，黄一平还是有些纳闷：冯市长对郑小光频频来阳城，好像是知情的，又好像有些茫然；似乎是欢迎的，但又似乎有些无奈。刚才冯市长最后那句话很奇怪，你们忙你们的吧，就好像郑小光来请客，不是依托你冯市长的面子和名义，而是和我黄一平有什么私交，是两个小朋友之间的某种游戏之类。
纳闷归纳闷，黄一平还是早早离开办公室，提前来到酒店，确定了菜单和烟酒，甚至提前在单子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了，然后坐到包厢里，要了杯茶，趁吃饭之前的一个多小时，正好借机歇息一下。
不一会儿，却有叮叮咚咚的敲门声，随之进来的是长相漂亮的酒店前台经理。彼此都是熟人，经理也不多加寒喧，坐下便问：“黄大秘书，酒店新进了一批上好龙井，是人家产地老板专供中南海的特级品，要不要给你弄点？”
黄一平笑笑说：“不要了，你那专供的特级品肯定价格不便宜，我一个小公务员哪里喝得起哟。”
经理也笑，说：“这有什么喝不起的呀，一斤茶才两千五百元，还抵不上半桌饭哩。前几天，丁市长秘书小吉在这里招待客人，不也带了二斤走了。”
黄一平并不接小吉那个话头，而是指着杯子里的茶，自我调侃说：“就这种十块钱一杯的茶，我也只敢偶尔尝个鲜哩。”
经理看看话不投机，便不再多说什么，讪讪地退了出去。
其实，黄一平知道这位前台女经理刚才的来意。这家由政府招待所改建的阳城大酒店，名义上仍是政府主管，其实早就搞了承包经营，而且很多项目诸如餐饮、客房、桑拿、歌厅等等部门，都分包给了各个部门的经理，刚才来的前台经理承包了商务中心，烟、酒、茶、礼品都归她承包。
能在阳城大酒店担任部门经理以上的人，大多是市委洪书记、丁市长之类市里要员的关系人，有的甚至背倚着更上一级某位权势领导，承包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提高服务水平，而是让这些关系人能够名正言顺地多捞点好处。
据说，这个前台经理还做在客房服务员的时候，就先后同洪、丁二位领导上过床，是横跨委、府两边的红人。她那个所谓的高档茶叶，标价二千五百元一斤，实际最多一半价钱都不到，而这些茶叶之所以能推销出去，况且销路还很好，就是因为有政府机关在这里公款签单，说白了，茶叶落了签单人腰包，费用则打到饭费里公款报销。
刚才前台经理盯着黄一平跟进来，自然也是看中了他手里的签单权。别看黄一平这样的秘书，平常跟在市长后边屁颠颠的，好像没有什么实权，其实却是各大饭店、宾馆、娱乐场所竞相追逐、逢迎的对象。
按照规定，冯开岭这种级别的领导，无论接待什么样的客人，吃、喝、行、玩直到礼品都可以由财政公款支出，而且不拘档次、不限数额、不挑地点，消费完了只要签个字，到时候店家把单子直接拿到机关事务局领钱就是。
照理，领导招待的客人，也只有领导才有签字报销的权力。可事实上，但凡有签字权的领导，一般都不会在消费单上亲自签字。
一方面，这边陪着客人酒足饭饱谈笑风生，那边服务生把消费账单递上来签字，应是大煞风景的事情；另一方面，现在审计之风盛行，什么离任审计、晋升审计、年度例行审计等等，哪个领导愿意因为吃饭、娱乐、礼品这样的事挨上审计这个麻烦？因此，签字大权往往就毫无疑问地转让给了秘书。
黄一平就经常有这种机会。比如今天帮郑小光请客，名目是省里来客，主人是冯市长，最终消费单子上却签着黄一平的大名。
这种签单权，在很多秘书来说又成了一种特权，时常有人用来为自己谋些私利。黄一平知道，那个丁市长的秘书小吉，就很会利用这种签单权，经常从一些饭店、宾馆往家拿烟拿酒拿礼品，据说有时连厨房里的螃蟹王八也朝家拎。
这样的现象，在秘书圈子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或者也勉强可算是一种潜规则，可黄一平就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他觉得，同是市长秘书，自己和小吉那号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想因为贪图一点蝇头小利，失去了作为领导秘书的尊严，辜负了冯市长对自己的信任。
这，也许又是对冯市长那个“不俗”评价的一种注解吧。
17.神秘关系：不该知道的秘密
一杯茶才喝到一半，郑小光又来电话，说是还要再追加一个城建局的总工，而且他已经直接同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说好，由他负责把人带来。
郑小光的口气依然客气，但这种先斩后奏式的通知，还是让黄一平感觉很不舒服。而且，郑小光似乎暗中一直与马大富、何忠来们保持着热线联系，打电话给他这个秘书，只不过是让他出面买单而已。
花的是公家的钱，用的是冯市长的名义，需要黄一平做的仅仅只是打几只电话、签个名，原本也不值得有太多的想法。
问题是，冯市长本人平时在这方面向来比较低调，除非公务活动，私人方面的来客接待一般不会放在阳城大酒店这样显眼的地方，即使放也控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规格。可是这个郑小光，嘴一张就要花费阳城财政几万块钱，口气显得那样轻松。偏偏冯市长对郑小光又这样宽容，甚至到了放任放纵的程度。
这样一想，黄一平心里就有些不得平衡。
那么，这个郑小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和冯市长又是什么关系呢？跟随冯市长快五年了，这是黄一平一直无法猜透的一个谜。然而，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素养的“不俗”秘书，他又时刻牢记着那句秘书行业人所共知的格言：不要好奇心太重，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自从跟随冯市长做秘书，黄一平就认识郑小光了。那时，冯市长还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
记得第一次见面，冯开岭特地把郑小光领到黄一平面前，介绍说：“这是我在省城最好的朋友，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以后他来阳城，万一我没空或不在，你全权负责接待安排，就当是我在的时候一样。”
黄一平感觉冯开岭不是在开玩笑，也没有那种场面上的虚情假意，就很认真地回答说：“你放心，我会比你在的时候还要热情接待。”
那时候，郑小光经常会专程从省城赶来看望冯开岭，两个人见了面不是握手，而是拥抱。郑小光称呼冯开岭冯哥，不是用的那种江湖口气，也毫无巴结、谄媚的味道，完全是那种亲密无间随意自然的感觉。冯开岭对郑小光也是一口一个小光地叫着，透着大哥般的亲热。
这期间，冯市长又多次嘱咐过黄一平，对这个郑小光一定要好好接待，不可怠慢。事实上，此后几年来郑小光频繁光顾阳城，黄一平对他都做到了无微不至。
早先，郑小光好像是在一个什么贸易公司做副总，到阳城来似乎也只是随便转转，最多和冯市长一起吃吃饭打打牌。其间，郑小光偶尔也会提到自己的工作，抱怨说公司业务不好做，在别人手下打工不容易，言外之意大家当然都听得出来。
可那时冯市长分管的是农业口，排名又落后，就不怎么接他话茬儿，最多安慰说：“不要急，慢慢来嘛。”
等到冯开岭升了常务，大概也就半年之后吧，郑小光在阳城出现时，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叫作“光蓉建工”公司的总裁，说话行事也显出了一副老板的派头。
此后，郑总裁光临阳城，不再是探亲访友性质，而是开始在阳城接工程、做项目，更多是业务上的往来了。
平时，冯市长和黄一平谈心的机会很多，话题非常广泛，官场上一些敏感、机密的东西也时有涉及，偶尔还包括他和朱洁的家庭事务。可是，有关这个郑小光的情况，却从来也没深谈过。
私下里，冯开岭曾经含糊其辞说过，郑小光是省里一个老领导的亲戚，得罪不起。言下之意，对郑小光热情一些，无非碍于某种情面，属于工作需要性质。至于郑小光背后是哪位领导，什么亲戚关系，则语焉不详。但从几年间两人交往的情况看，似乎确实背景不简单。
冯开岭对郑小光的态度，一直令黄一平感觉捉摸不定。
刚开始那两年，郑小光还没自己开公司，冯开岭对他的态度表现热情，那种热情不是虚假应付，而是真实坦诚，直接体现在言行举止上。那时，不论多忙，只要郑小光来了，冯市长总会尽量抽空陪吃陪玩陪说话。两人之间的对话交谈，也往往都是家常式的，非常亲切与随便。冯开岭会经常聊起郑小光家里一些人的情况，对郑家的事情表现得很热心，也知道得很详细，包括他们的年龄、生日、喜好等等，甚至连家里养的猫猫狗狗也都能叫上名字。
如果这时黄一平恰好也在旁边，冯开岭就停下来专门解释一下：“前些年我孤身一人在省城工作时，没少到小光家蹭饭。”郑小光也附和说：“冯哥在我们家，比我这个儿子还受欢迎哩。”
当然，他们之间也时常会有些比较隐晦的对话，比如，冯市长突然没头没尾地问：“这两天又怎么了？”郑小光会很自然地接腔道：“可能单位的事情烦，心情不太好吧。”
或者郑小光主动说：“那个事情处理好了，让我当面谢谢你哩。”冯开岭马上会说：“哦，好的。”诸如此类的对话，如果不是相互在心理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那一定是有意要避开什么。
每当遇到这样的场合，黄一平通常会知趣地主动退出，让他们能够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无遮无拦地说出来。
等到郑小光自己办了“光蓉建工”，又陆续在阳城做了工程，冯开岭突然就对他疏远了。这种疏远，很明显，却也有点刻意。
由于业务上的关系，郑小光来阳城的机会更多、频率更高了，可冯开岭却基本上不再陪他吃饭、娱乐，甚至连见面、说话也很少了。
冯开岭曾经当着黄一平的面，很严肃地交待郑小光：“在阳城做任何事情，都不得打我的旗号，用我的名义！”可屁股一转，又悄悄嘱咐黄一平：“小光以后有事直接找你，该办的还是要办。”
那么，什么事情该办，什么事情不该办呢？黄一平听了有些懵，却又不便多问，只好慢慢在实践中体会。一段时间体会下来，他感觉冯市长对郑小光的态度，本质上并没什么改变，只是外冷内热而已。
期间，郑小光让办的一些事，包括请客吃饭、介绍认识有关单位负责人等，黄一平做过之后都及时向冯市长汇报过，甚至对于郑小光在外边公然打着他旗号的事，也含蓄地说过一两次。
可冯市长每次都只是点点头，说：“哦，知道了。”或者摇头叹息一声：“唉，这个小光。”却从来没有交待黄一平，要制止郑小光的行为，或者对郑小光的接待、帮助要降低规格。
大概是一年前，有一件事让黄一平更加感觉奇怪。那天夜里，郑小光突然又来阳城，黄一平安排他在阳城大酒店住下，早晨上班的路上顺便报告了冯市长。
没想到，冯市长当即脸一沉，以少有的火气吼道：“原来他在阳城！走，上酒店！”到了酒店，冯开岭差不多一脚踢开房门，把郑小光堵在被窝里，一顿痛骂。
当时，虽然好些话都说得掐头去尾，但黄一平还是听明白了，原来郑小光正在闹离婚，一直瞒着家里年迈体弱的父母，半夜来阳城是因为和老婆吵了架，赌气出走。
听冯市长口气，一定是连夜就知道了郑小光从家里出走的情况，那么这个通报情况的人，是郑小光的什么人呢？
18.朋友圈子：利益+感情
冯开岭不像有的官员喜欢滥交朋友，甚至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之徒，他交友相当小心谨慎，因此朋友圈显得比较窄。
“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以分成几类：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人生某个时段或点面上有过交叉的同学、同事、同行者，有利益关系的生意伙伴、竞争对手、同盟者，只有纯粹感情、毫无利益关系的朋友。
亲人由上天安排，甚至前世注定，你无权选择；同学同事之间，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去留随意；利益关系人相当于做买卖，要么尔虞我诈，要么互惠双赢，交易结束即可拜拜……朋友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也不是随便可以定义的。
很多人喜欢把朋友一词挂在嘴上，遇到一个人说上两句话，感觉投机投缘了，马上便搂肩搭背，相互称之为朋友。其实呢，过去不到几分钟，又因为某件事说不到一起，或者缘于某种利益上的不一致，马上就翻脸了，相互恶言相加再不相往来。
因此，真正的朋友，不受利益的支配、尘俗的袭扰，经得住风狂雨骤、抗得了惊涛骇浪；真正的友情，如水又如酒，似雨里一把伞、雪中一盆炭，无需过多表达，不必刻意标识。一言以敝之，朋友是心知、神交，是阴阳相补、刚柔相济，更是红花绿叶、珠联璧合……正因为此，才有鲁迅先生的感叹――人生得一知己中矣，斯世当同怀视之。”
――这段文字，摘自冯开岭十几年前发表在阳城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朋友》，在他所写的随笔一类文体中，算是比较得意的一篇。
黄一平跟他之后，马上就把这篇文章找来剪下，压在办公室台板下边，意在有空时反复学习、揣摩。他希望通过这类文章，熟悉冯市长的为人，也熟悉其朋友圈子。
跟了几年下来，黄一平渐渐发现，能够成为冯市长朋友者，确乎很难也很少。平常，冯开岭以为人谦虚、随和而著称，可往往就是这种外观谦逊的领导，内心里却城府很深，绝非一般人所能走进甚至近亲。
在他周围，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千方百计同他接近，希望与他密切关系、联络感情、成为知己，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微乎其微。阳城官场这块，他对洪书记、丁市长是尊敬的，对人大、政协的主任、主席们也很尊重，与常委、政府班子里的同僚相处得客气而友好，即使对分管部门的那些主任、局长、处长们，严格归严格，认真归认真，相互之间也是多有和气，少见那种颐指气使或张狂霸道。
这种种表现，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有修养、懂人情世故的官员，在省、市机关多年工作的种种经验教训，不允许他因为某些枝枝节节而因小失大。谨慎、低调的结果，是大家对他评价不错，他在机关的口碑一向很好。
可是，要说他和哪些官员关系特别密切，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知己，恐怕还真找不出来。何况，同在一处为官，相互难免分处不同山头、圈子，摆不脱直接或间接上的利益关系，自然更不在冯开岭理想中的朋友范畴。
就黄一平日常观察所知，冯开岭一般也很少拉扯同学、故旧、乡谊之类的关系。中学、大学同学也好，师专里的老同事也罢，哪怕是老家来的乡里乡亲，有事相求尽量照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多陪点时间招待一顿，绝少坐下来慢慢叙旧忆往走那种过场。
比较而言，关系相对密切些的，还就只有邝明达、年处长、杨副秘书长几个人。
前边说过，邝明达与冯开岭曾在师专有过短期近距离相处，及至后来十几年的交往中，相互间渐渐形成了某种彼此佩服、欣赏、利用的特殊关系。据说，过去两人之间多有深度交谈，私下接触相当频繁，共同语言不少。真到冯开岭担任常务副市长了，黄一平感觉他们之间好象倒没有多少话说了，除了经常一起吃饭喝酒，所聊话题也无非家长里短，官场人事一律刻意避开。
不过，冯市长的很多重要事务，特别是私密性很强的那类，邝明达也往往是黄一平之外的不二人选。就此而论，他们勉强算是大半个朋友吧。
省委组织部的年处长，是所有职务、级别相当的官员中，特别为冯开岭看重、敬重的一位。
个中原因，除了年处长所处的地位特殊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常见的组织部官员，多数是那种整天神秘兮兮，屁大点事都要上升为国家机密，生怕透露一点内部消息就要丢乌纱甚至掉脑袋。
而年处长哩，上午省委常委会上的精神，下午就几乎一字不拉通报给了冯市长。像他这样能够倾心助人的组织部官员，时下也不太多见了。此为其一。
其二，年处长话语不多，洞察力却非同一般，他对某些官员的观察与预测，不仅非常准确，而且相当超前。据说，他在省里努力交好的要员，起初都是一些位低权轻者，可三两年一过，这些人马上就位居要津。
冯开岭特别欣赏他这种超前眼光。因此，要说朋友，年处长当算一个。还有那个杨副秘书长，不说当初省城那一份情谊，单就那天晚上面授机宜一节，也应归入朋友范畴。
黄一平是个懂规矩的人，没有冯市长的允许或授意，一般情况下，他从不主动涉足领导的交往圈，也不打听什么人与市长是什么关系。这一方面是自身素质使然，说明他是个优秀的秘书，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市委副书记张大龙原来有个秘书，就有多事的毛病，有事无事喜欢追着打入领导的交友圈，结果介入一桩不该知道的绯闻，一下被赶到郊区做了个社区民政助理。因此，很多时候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尤其是知道了不该懂的东西，麻烦就会像魔鬼或幽灵一样盯上你。
那么，黄一平自己呢？能不能算是冯市长的一个朋友呢？对此，黄一平不是很能拿得准。就平时的自我感觉而言，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冯市长比较近亲的人，即便不是铁杆朋友，至少可以算作一个亲信与知己。
黄一平认为，能够到冯市长身边来工作，自然有组织决定的因素，可像冯市长那样挑剔的一个领导，居然一下就看中他，而且给了他一个“不俗”的评价，可见还是有一些缘分在。平常的时候，他们两人呆在一块的时间，远远超过任何别的人，包括朱洁、汪若虹她们。相互之间说的话，也比和其他所有人说的话多，其中包括很多不可对别人言的私密话。
他们之间很多事情是不设防的，构成的默契亦非其他人所能达到。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冯市长每当高兴或不痛快的时候，需要同黄一平分享、发泄一下，抑或关起门来同他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经常喜欢用的口头禅就是：“我是拿你当朋友哩。”每每听到这话，黄一平毫无例外都会激动异常。
至于这个郑小光，若是论及冯开岭对朋友概念的界定，及其平常选择朋友的标准，黄一平觉得，倒是某种亲情的成分更多些，而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
19.饭局（一）：“饭”是假，“局”是真
距离约定的吃饭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倒先来了。
黄一平原本半躺着在沙发上，这时一边努力抬起上身站起来，一边主动伸出右手，有些不解地问：“这么早？”
马大富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答道：“还是晚了。在机关多年，开会迟到还好说，吃饭这种事情，总不能让领导先来等你吧。”
马大富说的倒是实话。一般情况下，官场上的饭局通知了六点，总要拖拖拉拉挨到六点半才能开席。若是一般同事间聚会还好说，早点晚点无非罚喝一两杯酒了事，可要是有领导参加的宴席，或是借了领导的名义召集，那就万万不能迟到了。
懂得轻重的，是像马大富说的，提前个十分八分钟到达，以免落在领导后边。今天这顿饭，虽然都知道冯市长不参加，但毕竟是市长秘书召集，市长朋友的名义请客，提前来了也算是懂得规矩，给了黄一平不小的面子。
刚刚还生着闷气的黄一平，心里顿时就感觉舒畅起来。
两人坐下闲聊，马大富先把冯市长歌颂一番，又将黄一平小吹一通，然后再转弯抹角说到自己：“反正冯市长接替丁市长的事已经板上钉钉了，你老兄也肯定是要高升，不知建设局这块是否有些说法？如果方便的话，还请黄兄帮助在市长面前美言几句。”
黄一平自然懂得马大富说的意思。城建局局长已经到了退二线年龄，明年政府换届也是肯定下来，看来这个马大富年过五十了还贼心不死嘛。
“你的事冯市长哪里会没有数，私下里也几次说到。至于我这种小秘书，也只有适时帮助敲敲边鼓的能力了。”回应这类话题，黄一平早就驾轻就熟，出言圆滑丰润却又不露破绽。
马大富听了却无比开心，眼睛笑成一条细线，秃瓢似的光头上荡起一层光晕。他把椅子往黄一平面前凑了凑，表情神秘地低声说：“你老兄吩咐的事，我可是不折不扣完成的啊。”
“哦？”黄一平不解其意。
“就是这个郑大公子的事，自从你把他介绍到我这里，可没少让他做工程。就说目前这个运河大桥吧，本来有十几家单位竞标，个个都比光蓉建工资质过硬，可最后还是做了些内部处理，交给他做了。一座桥下来，造价接近一个亿哩。”马大富的语气里充满讨好的意味。
黄一平马上声明：“我介绍他给你不假，可这人是冯市长的人，事情也是领导交办。”
马大富一看黄一平不领情，表情就有些怪异，沉默了些时候才问：“那这些具体情况冯市长知道吗？”
“你们这些局长大人，应该经常向领导请示汇报才对，总不能事事都让我们秘书代为转达吧。”黄一平巧妙把球踢过去，来了个金蝉脱壳。
“唔，倒是。”马大富频频点头，表示领会。
说话间，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等几个人也陆续到了。城建局总工、工程监理、交通局财务总监是生面孔，黄一平与他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履行了握手问好程序。
大家正待坐下，何忠来却上来拉住黄一平，说：“有点小事，汇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