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次来到胡承志先生的家中，是一个秋日的下午。
我们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先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证实北大何教授提出的“北京人”在装箱前是否已被调包的问题，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从胡老先生手中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有关的秘密图!
关于这张秘密图，１０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便听说了，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后来，我们又听说，这张图就在中国胡承志先生的手上。所以，１０年来我们一直很想亲眼看到这张图。可由于胡老先生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采访“北京人”之事，故这张被他视如珍宝的秘密草图，自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有幸的是，后来胡老先生不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且通过几次交谈，对我们的友情和信任与日俱增。至于那张图的事儿，尽管我们也曾婉转地与胡老提起过，但胡老似乎没有拿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为了掌握事实根据，搞清历史的某个疑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很希望这次能在胡老先生家中亲眼目睹到这张图的神秘与风采。
走进胡老先生的家门，胡老已经为我们沏好了一壶上等的花茶。胡老今年已８６岁有余，依然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尤其是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连半个多世纪前的每一件细小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问候寒暄之后，谈话便开始切入正题：
“胡老，有人怀疑息式白可能是个女特务，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知道。我对此不作评说。我只知道息式白当时来新生代研究室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息式白来新生代研究室，并不是凭什么真本事，而是走的后门。她是犹太人，魏敦瑞也是犹太人，她的父亲在南京行医，和魏敦瑞熟悉，就通过魏敦瑞的关系把她弄来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听说她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过。１９４７年４月，我在东单还偶然碰见了她，她问我日本宾兵队是如何对待我的?我说我逃掉了。后来，她到了美国，听说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教书。七十年代，还写了一本关于‘北京人’的书，我看了，尽是胡扯，里面居然还说当初是我帮着她装的‘北京人’的箱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前不久，我听说她还给贾兰坡来了一封信，要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写什么了。”
“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我们又问了胡先生第二个问题。
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
“有一个。”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惊喜，因为在我们的采访中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里，还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胡老说，“他大约是１９４０年底或１９４１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Ｂ楼呆了６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后，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呢?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呆了６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于是我们问胡老：“‘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怪。我不知道。”满脑智慧而又经历过“文革”的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持谨慎态度，从不作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们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待，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准确地说是５７年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方所有当事者和西方部分人一致的说法是：博文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而后再送陆战队。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几乎都是“听说”———贾兰坡听胡承志说，胡承志听裴文中说，斐文中又听王锡炽说，王锡炽又听博文说……就是缺少一个能支撑这种说法的根据。而我们又听说，胡老手中的那张图好像与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有关，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若能亲眼见到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也许能从中破解和领悟到一点什么。于是我们再一次试探性地向胡老问道：
“胡老，您手中的那张图……”
“不错，我是有一张图，大概已保存了快２０年了吧。”胡老说，“这张图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还从来没给人看过。”
“胡老，那能不能……能不能请您把这张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见胡老兴致不错，便很谨慎地提出了请求。
“可以。”真没想到，胡老竟然慷慨应诺。
片刻，胡老便从里屋取出一个大纸袋。那纸袋鼓鼓囊囊，里面装的大概都是与“北京人”有关的重要信件，或重要资料。胡老将纸袋放在茶几上，一边解着袋子，一边说：
“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信，谁写的信?”
“皮特森。一个美国人。你们想看的这张图，这是他寄给我的。”
“是吗?那太好了。”
胡老接着告诉我们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
皮特森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１９７１年，皮特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时，还找见了那个曾到中国来寻找过“北京人”的日本著名侦探锭者。据皮特森说，锭者的确没死，还活着，只是日子过得不太理想。但锭者对“北京人”的事，仍念念不忘，一直在寻找。锭者还对皮特森说，他很想到中国来找我，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还在，地址也不清楚。因为当初他把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我。但我没有理睬这件事情。
胡老说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信纸已略略发黄的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们看不懂，只有听胡老说。胡老视力极差，英文却极好，他拿起一个微型放大镜，将脸匍匐在信纸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对了，这封信是皮特森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写给我的。”
“皮特森怎么会和您联系上了呢?”我们问。
胡老说，皮特森找“北京人”找不着，就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猿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他向孔尼华谈起他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让他给我联系。
“孔尼华又怎么知道您的通讯地址的呢?”
“孔尼华１９３８年就来中国了。后来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大概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他写信给贾兰坡，想找曾经和我一起装过箱的吉延卿，他以为我不在了。贾兰坡就把信转给了我，让我给他回信。后来我和孔尼华相互就有了通讯联系。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接着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我们期盼了１０年之久的所谓“秘密图”，缓缓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一张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很普通的草图：一张１６开的纸上，画了１０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字；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１１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尽管这张图已在世上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看得出，由于保管者的慎重与精细，图纸依然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们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草图。
果然，胡老一边用放大镜看着图纸，一边解说到：“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平查寻‘北京人’时(笔者注：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很有可能就是前文中写到过的美军善克中校。因为从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他美国军官前来中国插手过‘北京人’之事)，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后，从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美国。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位美国调查官员手上得到了这张图。”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
“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１０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２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您们看———
我们随胡老所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
胡老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给我们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我们基本明白了这张图的大致意思。简单说来，这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北京人”的去向示意图。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原文个别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考核，此人应是协和医学院的人)；第二息式白；第三德日进；第四裴文中；第五蓝玉田(看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何博礼(协和医学院的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博文；第八胡顿；第九×××(外国医学博士，名字个别字迹不清。)；第十马文昭；第十一松桥(日本医学博士，接管协和医学院的负责人)。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怀疑对象：
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去处的路线图。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地下室保险库，然后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再其后“北京人”可能有６个去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先某仓库再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原始的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但我们看完这张草图后，脑子里当即迸出两个疑点：一是５８年来所有涉足“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可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美海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有过什么美国公使馆，这是为什么?二是这张秘密草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能将中文和英文同时写得如此优秀，可能吗?
我们先向胡老请教第一个问题，胡老说：“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１９４７年，我出差来北平，听裴文中和其他教授说，博文若遇到人，只要一提到新生代或‘北京人’的事，他就心有余悸，像犯神经质似的一惊。”
当我们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后说：“我也觉得奇怪，这图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来都不像是日本人写的。”
“那您看像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我看有点像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我们很是吃惊。“您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呢?”
胡老说：“没有根据。我只是感到这字不像日本人写的，因为日本人写的字笔画很硬，而这上面的中文字写得很潇洒，很漂亮，英文字也写得很帅!一般的日本人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英文的。从英文的笔体来看，有点像搞财经之类的人的手笔。”
显然，如果这张图上的字不是日本人写的而是中国人写的，这个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当年若是没有参与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搜查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画出这张草图的，更不可能准确地写出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姓名。那么，画出这张秘密草图的中国人———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又是谁呢?他或她当年在搜查“北京人”的过程中，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张秘密搜查图出自日本著名侦探锭者之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锭者的中文写得如何，但他的英文十分了得，却是众人皆知的。
看来，若不认真研究一番这张草图是不行了。于是我们试着问了一句：“胡老，我们给这张图拍张照，行吗?”
胡老想了想，说：“不用拍了，拍的不清楚。这样吧，既然你们觉得对寻找‘北京人’有用，我就给你们一份复印件好了。”说完，胡老将草图的一份复印件递到了我们的手上。
苦苦寻找了１０年的这张秘密草图，就这样终于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除了感激胡老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无话可说。
谢别胡老出来，已是日暮时分。我们当即走进北京舞蹈学院对面的一家餐馆坐了下来，而后展开那张来之不易的秘密草图，在现代都市的一片嘈杂声中，再次进行反复分析。最后，我们认定：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博文手上后，博文并没有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直接送到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其理由根据是：１．图上只有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到美海军陆战队兵营的路线图，没有地下室到美国公使馆的路线图；２．日本宪兵队列出的１４个追查人员名单中，也没有一个是美国公使馆的人；如果博文确实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话，公使馆肯定会有具体的接收人，这位接收人也肯定会出现在这个黑名单中。因此，半个多世纪来关于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的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能再找到别的旁证，我们又电话告知胡老，希望他就此事能再查阅一下有关信件。两天后，胡老告诉我们说，这两天他又仔细查阅了皮特森给他的所有通信，皮特森在一封信中告诉他说，据那位美国调查官员讲，博文没有先将“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
至此，半个多世纪的谬传终于得以澄清，我们为此长长出了一口气———为了找到这张图，我们毕竟用了整整十年!
然而问题是，谁来证明，博文是如何向日本宪兵队交待的?博文若是真的说了他把“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这话，他为什么要撒谎?撒谎目的又是什么?这一错误的说法，为什么竟然能够流传半个多世纪?还有，博文释放出来后，中国方面究竟有没有人追问过博文到底把“北京人”弄到哪儿去了?若追问了，结果是什么?若没追问过，又是为什么?
不错，这张封冻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草图的确为“北京人”的去向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解开了关键的一环，可遗憾的是仍不能就此推断出“北京人”的真正下落；而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日本宪兵队当年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的确下了一番苦功，找到“北京人”的可能性也最大。
但，“北京人”是否就一定在日本呢?
岛国日本，确有情况。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在日本东京的一座公寓里，已是８０高龄的中田光男正在书房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家人将几份刚收到的报纸送了进来。中田光男顺手拿起一份《朝日新闻》，当他刚翻到国际新闻版时，一则消息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则消息是《朝日新闻》驻华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电传稿，标题是：《揭开世纪之谜，寻找“北京人”化石》。文中说：中国科学院９１岁的贾兰坡院士仍没放弃在有生之年找回遗失的“北京人”的愿望。日前他联合１４位中国院士在新闻媒体上呼吁全社会都要关注“北京人”的下落，积极提供有效线索，力争让“北京人”早日回到现代人类的怀抱……
据中田先生后来说，他看罢这则消息后，不知什么原因，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周身的血液仿佛都快沸腾起来了，压抑已久的思绪不由自主地便回到了５２年前那段往事之中，再也无法安心写作了。
我们后来得知，这段往事对中田先生这样一位曾被无数中国同胞和苏联人民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特工”来说，的确是太奇特了，也太沉重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随着“蘑菇云”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升起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崩溃。日本关东军除大部分被苏军俘虏外，剩余的军政要人和官兵则只有仓皇逃命。侥幸未被苏军俘虏的中田光男，也因此与溃败的队伍一起，踏上了狼狈而又艰辛的逃亡之旅。
在这次逃亡中，与中田光男紧紧相随的，是他的一个部下山口本秀(笔者注：因真名不宜公开，山口本秀为化名)。途中，二人几经商议，决定先去长春山口本秀的岳父家暂避一些时日，是为上策。于是，经过几个昼夜胆战心惊的颠沛流离，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终于辗转逃到了长春，在山口本秀的岳父远滕博士家中暂时隐居下来。
远滕博士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留学美国，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他被派往中国担任伪满洲自然博物馆自然科学部部长，专门从事地质、考古、古人类学研究。此次中田光男和女婿的突然到来，既为他带来一份惊扰，也为他平添一份乡情。而正是这位古人类学家和两位间谍的意外相逢，才演绎出后来的一连串故事。
且说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在远滕家中躲藏了三天三夜之后，感到这样下去毕竟不是最佳办法，因为远滕家中以及远滕本人也同样陷于了危险的旋涡，整个东北乃至中国已不可能再是日本人的久居之地。鉴于如此局势，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经过一番密谋之后，决定化装成商人先离开长春，而后再由大连乘船逃亡日本。这个计划得到了远滕的赞同。
但就在临行前的晚上，故事发生了。那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夜晚，远滕与中田光男、山口本秀二人交谈至深夜，主要话题自然是关于那场战争、日本的败局以及各自今后的命运与归宿等。据中田光男后来回忆，这个晚上他们三人的脸上都刻满了惊恐与悲壮，对今后各自的命运谁也没有把握，每个人的心里仿佛都压着一块石头，沉重得让人难以喘息。可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远滕突然对他二人说：“我拿一件稀罕的东西给你们看看。”
远滕说完，起身走进他的书房。不一会儿，他便搬出来一个半米见方的木箱子。未等二人问话，远滕已麻利地打开了箱子，并从里头取出一个３０公分见方的用白布包裹着的盒子。借着幽暗的灯光，那包裹着的盒子在远滕的手中被层层揭开，当最后一层白布揭掉时，蓦然出现在二人面前的，竟是一个茶色的骷髅!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由于事先没有心理准备，被眼前的骷髅惊得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远滕望着二人惊恐的样子，微微笑了笑道：“别怕，这可不是你们关东军司令官的头，他的头没有这么宝贵。告诉你们，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５０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真的?!”中田光男顿时惊愕不已。此前，对中国的“北京人”他虽早已久仰大名，但“北京人”头盖骨到底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却一概不知。后来由于他所学的专业和特殊工作性质的关系，“北京人”的事儿也就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了。没想到自己在这生死未卜之际，竟有机会一睹“北京人”头盖骨的尊容，真是三生有幸!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它带回日本。”远滕继续说道，“在这之前，这件东西我是从来不让外人看的，今天晚上你们看到了它，这是你们的福气。不过你俩要发誓，今后不管日本政局和你们本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不测，都不许告诉其他任何人。”说完，远滕脸上的笑容很快被另一种复杂的神情所替代。
面对远滕那既信任又警觉的目光，中田光男不知道该如何好，愣怔了好一阵子，才缓缓说道：“远滕先生，请您放心，我们会按您说的去做的。”接着，站在身旁的山口本秀也跟着咕噜了一句。
这时，只见远滕捧起头骨，轻轻贴在自己的脸颊旁，对着下额部亲吻了数下，然后取来白布，重新小心翼翼将头盖骨层层包裹起来。当一切都恢复原状后，远滕这才将头盖骨重新放入木箱之中。这时，站在一旁的中田光男清楚地看到，大概是为了保护好头盖骨，箱子的四周塞满了脱脂棉等物……
随后，远滕博士又邀请中田光男出门散步。当时，长春市内的治安很坏，日本人一般都不敢在夜间行走，但由于中田光男懂俄语，可以与苏军沟通，所以二人并不感到可怕。当二人走了大约３０分钟后，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位年轻女子伫立路旁，远滕向中田光男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请不要告诉我的妻子。”凭直觉，中田光男当时就意识到，此女子与“北京人”似乎有一种很神秘的关系。
长春之夜在远滕家的这一幕虽说突兀而又短暂，却给中田光男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半个多世纪来他始终记忆犹新。第二天一大早，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便离开长春，向大连方向逃去。之后，二人又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历程，终于在１９４６年初回到了日本。
１９９８年，已是８０高龄、满头白发的中田，除继续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的研究工作外，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就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５０年前的长春之夜在远滕家看到的那一幕，反而随着年岁的增大、时间的久远，越来越清晰地在他脑海活跃起来，致使他常常因此而从梦中突然惊醒……
所以，当《朝日新闻》登载的这则中国科学家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突然出现在中田先生的视野时，他禁不住站起身来，情绪激动地在书房里踱开了步子。片刻，当他走向阳台，望着阳光照耀下的东京楼群时，脑子突发奇想，蓦地闪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自己何不立即行动起来，响应中国科学家的号召，去帮着找回那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类至宝“北京人”?“北京人”是１９４１年失踪的，自己是１９４６年看见的，应该是“北京人”失踪后的第一见证人!也许，那个在自己心中隐藏了５３年的秘密到了应该公布于世的时候了，“北京人”这一全世界关注的谜案说不定就在自己的手中得以解开。
想法一旦有了，８０高龄的中田先生便秘密地开始了行动……
作为积极倡导寻找“北京人”的贾兰坡先生，对中田光男先生提供的这一线索和中田光男的中国之行，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对我们说，中田光男提到的那位远滕先生，确有其人，而且他还见过。日本侵华期间，远滕作为伪满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持和参与发掘过一大批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在中苏边界的内蒙古发掘的那几个扎赉诺尔头盖骨化石。后经鉴定，“扎赉诺尔人”跟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基本相同。这些发掘出来的扎赉诺尔头骨化石，除裴文中从远滕手中要回一个放在新生代研究室供研究以外(笔者注：胡承志说，１９４７年他在新生代研究室看到的是两个扎赉诺尔头骨?)，其他的一直由远滕保管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二战结束后，这批扎赉诺尔头骨下落不明。贾兰坡还说，在１９４１年前，远滕曾多次从长春来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也曾来过，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根据贾兰坡的说法，既然裴文中能从远滕手中要回一个(或者两个)扎赉诺尔头骨，可见远滕与裴文中或其他中国科学家是相识的，甚至关系非同一般，否则就无法解释裴文中能要回扎赉诺尔头骨和远滕经常到协和医学院来作课题研究这一事实。当然，远滕先生和挪野中将，彼此也可能相识。
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日本考古学家松崎在《北京人》一书中关于挪野中将前来协和医学院取走了所谓“北京人”头盖骨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只不过挪野中将拿走的很可能是扎赉诺尔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而远滕发现的扎赉诺尔头骨除送给了裴文中一个以外，剩余部分仍保留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里，因此，中田先生当年从远滕手中看到的，很可能是经过远滕修复之后的扎赉诺尔人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然而问题是，远滕作为一位颇有名望的古人类学家，自己明明只有扎赉诺尔人头骨，为什么非要在中田先生面前炫耀自己手中握有“北京人”头盖骨呢?其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有这个必要吗?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据贾兰坡说，远滕本人在“北京人”丢失前夕曾来过协和医学院搞研究，那么他在这段时间里到底都“研究”了些什么?是否也染指过“北京人”呢?
因此，在事实尚未完全搞清之前，也很难否认远滕手中确实握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何况，贾兰坡和胡承志至少也承认，中田先生当年在远滕家中看到的装有头骨的箱子内塞满了脱脂棉这一细节，与事实吻合；“北京人”化石被业内人士收藏，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作为一名日本的“老特工”，中田先生对中方的种种反应，似乎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从周口店返回北京后，他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是又在北京走访了几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就掌握的线索再作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支持他寻找计划的合作伙伴。同时，他还委托周季华教授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联系，希望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一些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进行交谈。遗憾的是，由于贾兰坡院士当时身体欠佳，面谈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８１岁的中田光男先生的到来，还是在北京各界引起了震动。中田先生离开中国前表示，回国后他还要为此而不断努力，尽量说服日本有关部门和远滕的家族打开墓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再来中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等专家会面，直到揭开远滕儿子的墓穴之谜为止。
墓穴之谜，真能解开吗?
历史的脚步转眼走到了２０世纪的尽头。
然而，岁月的流逝不能泯没周口店“北京人”这一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北京人”丢失这件令全人类尤其是古人类学家为之忧伤和悲哀的事情，更是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于是，就在２０世纪的晚钟即将敲响的时候，一股探究、寻找“北京人”的世纪末旋风，又从古老的中国悄然刮起，并随之向着世界席卷而去。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７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科学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等中国方面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法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巴西、韩国、瑞士、波兰、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尼西亚、斯洛文尼亚等２０多个国家的近７０位著名专家和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围绕周口店和“北京人”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展开了开诚布公的研讨，也满怀崇敬的心情对“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以及为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作出不朽贡献的中外先驱们：安特生、步达生、师丹斯基、魏敦瑞、德日进、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等作了纪念性的发言，同时还亲临周口店，对周口店博物馆和“北京人”文化遗址一一作了参观。
当然，无论在会议期间，还是饭后茶余，或者旅游途中，大家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人”的下落问题。由于这次来的都是研究古人类学方面的中外专家，难得有这样一次聚集交流的机会，所以各种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种种传闻纷至沓来，举不胜举，谈论、交流、分析、推测“北京人”失踪之谜，成了人们的一大快事，继而在不知不觉中便拉开了新世纪寻找“北京人”的序幕。
受中国“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邀请，日本中田光男先生也出席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上次中田先生来华时，就受到了中国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还引起了企业家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未能会面。所以中田先生此次来华，除了要在中国继续做有关寻找“北京人”的工作外，就是很希望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会面，就他所提供的“北京人”线索问题，作一次认真地探讨。
在“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中田的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只是双方的这次会面很是奇特———既不是在温馨的家里，也不是在严肃的会场，而是在宽松自由的网站。
那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９１岁的贾老在儿子的搀扶下，首先来到了新浪网网站聊天室，随后，８１岁的中田先生和８６岁的胡承志先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三位老翁———当年的“冤家对头”，今日的“中日好友”见面后，相互握手，彼此问好。而后，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围绕着中田先生所提出的“北京人”的新线索问题，面对网友，开始交谈。
贾兰坡先生首先发言。他说，“北京人”头盖骨丢失了几十年，大家一直在寻找。中田先生本来是与此无关的，但他一直为此在奔波。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希望今天在此，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接着，是中田先生发言。他说，我是从日本来的中田。我当年是做苏联情报工作的，在参谋部工作。我是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在现在的长春看到“北京人”头盖骨的……
再接着，胡承志就“北京人”有关装箱等问题，作了介绍和说明，对中田先生提供的线索，也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后，中日双方就中田先生看到的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滕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甚至他还推测，挪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洲自然博物馆保管，所以就到了远滕手中。而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中田的线索基本给予了否认，认为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不过贾兰坡最后也表示，虽然对中田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寻找还抱怀疑，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滕手中掌握的是扎赉诺尔人头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寻找都是很有意义的，应当努力去找。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线索，了解外国科学家及学者们对寻找“北京人”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我们利用会议的间歇，对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及学者进行了采访：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晚，我们与中田先生相约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会面。中田先生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我们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随后，他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扎赉诺尔人”，都算是我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点贡献。据我到中国来的了解，中国方面非常关心“北京人”失踪的每一个线索。既然中国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伟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找回“北京人”这一愿望呢?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但在共同寻找“北京人”这件事情上，应尽量统一，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北京人是一定能够找到的，至少我对此满怀希望。所以我很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谈判，进行一次寻找“北京人”的大行动。上次我回到日本后，把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又和众议院议员平沼纠夫先生作了汇报，他仍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量提出来，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都是可以的。就我本人的心愿而言，是希望中日组成一个寻找“北京人”的联合调查组，在日本展开工作。如果认为我的推测还有合理性，就尽量促成对远滕儿子墓穴的发掘，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中国方面愿意派人到日本去，我可以协助发邀请函，并作经济担保和提供相应资金。我期待中方尽快行动，将“北京人”这一人类至宝重新找回。我回去后也还要努力，决不轻易放弃。
当然，对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线索一事，日本国内本身也有不同意见。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长谷川善和先生当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是高井冬二教授的博士生。他说，就我的分析推断，“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或学者不会马上就到协和医学院去抢“北京人”化石。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材料看，当日本人到协和医学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时，已经没有了。
再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其余则放在后头，对古代的人类化石并不感兴趣，即使拿走了，也会还回去，这一点跟西欧一些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占领别的国家后，喜欢把抢夺而来的东西作为艺术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还补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流传于世界各地，远腾手中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为一个模型去掘开远腾儿子的墓穴，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当然，“北京人”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应该努力去找。因为古人类化石毕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
美国人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自然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伊安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十几年前我曾与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弗利就‘北京人’失踪之事专门作过交谈。弗利很肯定地对我说，‘北京人’化石在向美国转运的过程中是由他保管和负责的，后来那装载化石的箱子转移到了天津。至于后来是不是被日军查获，再转移到了长春的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腾手中，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同为美国人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夏皮罗的学生维思教授则显得热情而又温和。他对我们说：“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获的可能性没有证据。我的老师夏皮罗先生直到１９８９年去世时还坚持认为‘北京人’化石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不过，我认为‘北京人’肯定是在战争中被摧毁了，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长春看到的只是一个‘北京人’的模型。但模型毕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别，为了一个模型而去发掘远腾教授儿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而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约赛夫则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女士。１９９７年夏天，她曾率领美国六所大学的十几名人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周口店，专门进行实地考察，她对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感情和兴趣，似乎大大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我们在周口店与她相会的那个夜晚，正赶上周口店停电，古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徐钦琦教授亲自为我们点燃一支蜡烛，于是在极富诗意的烛光下，约赛夫女士侃侃而谈。她说：“周口店是古人类研究最神圣的地方，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
约赛夫女士还说，“１０年前，美国自然博物馆搞了一个古人类化石展览，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差不多都在那里展出了，可非常遗憾的是，惟独没有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人’化石。虽说我们现在仍然保存了这件化石的仿造件，却不可能当真的来研究，所以说‘北京人’的丢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不幸，也是２０世纪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谜团。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它或许在美国，或许在日本，或许在中国，或许被什么国家的人秘密藏了起来，这个谜团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也许还活着，但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或她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件珍宝送还给我们，还要等待时机，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个时机。
据我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很厚的，转移时又作了很好的包装，不管它落入何处，要全被毁掉是不可能的。想想看，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５０万年都没有毁灭，‘北京人’才失踪了５０多年怎么就毁灭了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我的学生和学生的下一代也应继续寻找，直到有个最终结果。”
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相比，以浪漫而著称的法国人的确要浪漫得多。就在学者们围绕“北京人”问题议论纷纷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棒思先生语出惊人，对“北京人”失踪之谜又有了新的注解。当我们的话题转到“北京人”身上时，棒思先生一边小心地收起手中的照片，一边说：“我是个很严肃的人，但也喜欢开玩笑。前些时候我跟几位国际同行谈论到‘北京人’失踪之事说过，如果‘北京人’当时已经运到了船上，而这艘船后来又被击沉了，那么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找到这艘沉船并把它打捞上来时，便会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既有男性的‘北京人’，又有女性的美国海员，那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情爱故事哟!”
棒思先生幽默与浪漫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片刻，棒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而后手扶着酒杯认真而又严肃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北京人’的丢失都是人类宝贵财产的损失和遗憾，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否则，我们将很难面对后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作最大的努力。”
棒思先生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他呷了口啤酒，接着说道，“关于‘北京人’丢失这件事，我思考几十年了，并为寻找它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我认为，‘北京人’的命运无非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彻底摧毁了，或在火车上，或在轮船上，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理由是，‘北京人’化石在转移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笼罩在战争的烟雾之中，其混乱的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混乱局势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北京人’也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毁掉是置于‘混乱’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的。
“第二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发现，或被利用，或存放于某处，但‘北京人’的拥有者却毫无意识。也就是说，拥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珍贵的‘北京人’……
“第三种可能是，‘北京人’已经被发现，并被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收藏了起来。也就是说，拥有者知道他手中的那件东西就是全世界都在找的‘北京人’化石，只是处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目的，并不急于公布于众。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在以上三种设想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道被谁囚禁了起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有希望找回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许一年、十年，也许一百年或者更远。所以，今天和今后的人类要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
棒思先生一口气说到这里，双手紧紧攥住玻璃杯，两眼直直地望着头顶的灯泡，被酒精熏得微红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同时也透出了几分痛苦与不安。
这时，我们插话道：“棒思先生，有人怀疑‘北京人’是被美国人弄去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棒思先生摇摇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至少美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干这件事情。前几年，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被文物贩子倒卖到美国一个收藏家手中，美国政府知道后，主动收购并将这件头骨还给了印度尼西亚。所以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相反，我倒怀疑过我们法国人。”
“法国人?!”我们听后大吃一惊。此前，我们曾怀疑法国大科学家德日进与“北京人”有关，但那只是一种假设，一个闪念而已。没想到棒思先生作为法国的一位大科学家，也怀疑起了自己的同胞!这在中国，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我们试探性地问道：“棒思先生，您指的这位法国人，是不是被称为‘法国达尔文’的德日进?”
“是的，正是德日进!”棒思先生爽朗一笑，一脸轻松。
“真的?!”
棒思先生见我们极度惊讶的样子，连忙微微点头道：“是的，德日进你们是知道的，他是法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是全世界敬仰的大科学家，他在中国工作了近２０年，对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９５５年，德日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自然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这一刻，我脑海里竟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收藏了起来?我进而还作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甫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平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又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于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皮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真的是皮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能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甫，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种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袒护才这么干的，而决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棒思先生”，我们插话道，“您的推测固然大胆、浪漫而又精彩，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比我们更知道证据两个字的重要。”
“是的，”棒思先生严肃地说道，“正是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作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查，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通信在法国一个神甫的家中被发现，这位神甫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查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最后，我们问棒思先生：“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棒思先生以一种很遗憾的口气说道：“当然很有意义。因为古人类化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发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这类化石并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珍贵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研手段如电子扫描仪等去获取它更多更隐秘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中去。”
结束了对棒思先生的采访，一个悬念却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这就是，德日进是否真的卷入了“北京人”失踪事件?为了搞清这个有点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新闻”，第二天，我们又专门找到了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利。尽管德伦利的年龄和棒思相近，但由于没有太显眼的胡须以及并不浓密的白发，所以看上去要年轻一些，而就其性格和举止来说，德伦利则显得更稳重，更谨慎。
当我们的话题一开始便触及到德日进是否参与了转移或藏匿“北京人”的问题时，德伦利先生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吃惊，他很平静地说：“德日进虽在中国工作了２０年，但他本人却一直属于法国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尽管我不太相信作为德日进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会干出隐藏‘北京人’的事来，但１９８１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时，还是组织全馆人员对馆内包括德日进原办公室在内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检查，希望能通过德日进遗留下来的哪怕一张纸条、一本书、一个信封或一块布片，找到与‘北京人’下落有关的点滴信息。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三天的努力除了清查的范围比棒思先生更广更彻底之外，结果还是一所无获。”“当然，德日进的遗物有两个地方保存，”德伦利接着说道，“一个是设在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另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１９７１年２月我来中国访问时，还看过德日进的几封信件，后来就没有了。据贾兰坡先生说，七十年代法国共产党曾和中国政府交涉过，具体怎么交涉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只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搜集整理德日进的信件，并让杨钟健负责。这样德日进当年给中国同行的信就交给了法国共产党。但就我这些年通过对‘北京人’失踪事件的研究来看，我仍坚持认为这件东西还在中国。因为装运‘北京人’的火车压根就没到秦皇岛码头，前来接应的轮船也没靠岸，而已做了日军俘虏的美军陆战队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将‘北京人’偷运出去。所以我认为‘北京人’没有离开中国，要寻找就要沿着火车运行的沿线去找，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最大。这个观点也是我这次向热衷于寻找‘北京人’的同行们表述过的。”
采访完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利先生后，我们又找到了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安娜·丹比科女士。安娜女士既漂亮而又热情，一笑一颦，都透露着法国女郎的浪漫与纯情。但她对德日进是否与“北京人”有关问题避而不谈，对棒思先生的看法也不置可否。她只是说：“法国科学界对‘北京人’失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并积极投入了寻找活动，我作为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正在为周口店古生物、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做努力。要尽快找回‘北京人’，还要请大家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并寻求支援；如果有人发现了积极的线索，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也是愿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帮助。‘北京人’的丢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幸亏当时留下了复制品，否则就没法研究了。我希望有一天把‘北京人’找回来，这一点我同许多人一样，只要‘北京人’有一点希望，也该继续寻找。”
可见，寻找“北京人”，不仅是中国人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然而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寻找始终还是寻找，希望依然还是希望……
亲爱的老祖宗———“北京人”，你到底在哪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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