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皮罗的这次调查尽管留下了一些遗憾和疑团，但弗利和戴维斯的出现，毕竟使他又得到了一些有关“北京人”丢失前后的第一手背景材料，为下一步寻找“北京人”提供了新的线索。而这些新的线索，他认为对探索“北京人”的下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尽管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证。
当然，夏皮罗博士也深深感到，如果说“北京人”的故事是一部怪诞的戏剧的话，那么弗利便是剧中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物如同一团来无踪去无影的谜，既让你感到历历在目，伸手可触，又让你觉得飘忽不定，神秘莫测。于是，为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关心、探讨“北京人”失踪之谜，夏皮罗将这次对弗利的调查情况写成了一篇题为《奇怪的“北京人”化石》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的美国的《自然历史》杂志上。
夏皮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为此，夏皮罗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对近期调查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线索作了公布，希望大家共同关注“北京人”。一直对“北京人”下落十分关心的《纽约时报》，很快登载了此文的详细摘要和夏皮罗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提要。在短短几个星期中，夏皮罗博士便收到了许多的来信，并向他纷纷索要该文的打印本。
此时的夏皮罗博士当然不会忘了中国的科学家。还在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为了让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尽快了解到有关“北京人”的最新线索，他曾打印了好几份，通过美国科学院外联部一位访华的好心官员传送给了中国，希望中国的古生物学家或古人类学家们看到此文后，能给他写信，交换一些看法和意见，或者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然而，令夏皮罗深感失望和不解的是，曾在五十年代就“北京人”下落问题与美国唇枪舌剑，因而风云一时的中国考古学界，却始终没有给予只言片语和一点回音，仿佛对“北京人”之事一下显得漠不关心了。
美国的夏皮罗不可能理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知道，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数亿中国人包括红卫兵小将日夜寻找并要打倒的，是“帝修反”，是“封资修”，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至于全世界都仰慕不已、引为骄傲的“北京人”，早被打入了“封资修”的冷宫，别说想法去寻找，连提都没人提起，也不敢有人提起。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在中南海一间普通的书房里，毛泽东与尼克松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握手，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冰冻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从此将翻开新的一页。
当中美建交的消息公布于世后，许多美国人便立即表现出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热情和兴趣。尽管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在不到两个月中，就收到了４０多万份发自美国的签证请求，但美国芝加哥的克里斯托弗·贾纳斯先生还是首先得到了特别的关照。他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间仅用了两个星期，便顺利地收到了他本人及其四位随行者的签证。
贾纳斯先生时年６４岁，是美国芝加哥的银行家兼商人，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主席。希腊遗产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该会的宗旨是搜集和保护世界各地具有珍贵价值的古代文物和古代建筑以及其他有文物价值的东西。贾纳斯是个热情奔放、精力过人、乐于交际、善于交际而又偏爱古文物的人。他每年都要把一些对古代文物颇感兴趣而又有一定造诣的商人、学者集合起来，到世界文物集中的地区考察３至４个星期，然后再进行一些探讨和经营活动。贾纳斯凭借着希腊基金会雄厚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调查了远东、希腊和南美等古文物的集中地，并取得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成果。
远东中国，自然早就在贾纳斯瞄准的视野之中。还在中美没有建交前，贾纳斯便对神秘的中国充满了极度的向往之情，每当和朋友们一谈起中国的故宫、长城、敦煌、周口店，便如同一个３岁的孩子，兴奋得手舞足蹈，不能自抑。并且，他和朋友们早就有了到中国考察古文物的打算和计划。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贾纳斯的中国之行迟迟未能实现。中美建交后，贾纳斯立即作出了前往中国考察访问的决定。他想，如果他的考察中国的计划能够实现，一定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假如在考察期间又能为中国发现和寻找到一些失落的珍贵的文物，则更将为希腊遗产基金会带来莫大的声誉和世界性的影响。
为此，贾纳斯开始了他出访中国前的频频奔波。
贾纳斯活动的第一站，是华盛顿。他匆匆飞往华盛顿后，首先拜访美国政界官员和科学界的专家。他和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恳谈，特别是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等背景情况，他更是做了认真而细致的了解。最后，他又特意将电话打到白宫，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了交谈。他除了把自己考察中国的计划简单向基辛格谈了谈后，还征求基辛格的意见：到中国后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在中国帮办?基辛格只告诉他说：考察的事情你自己把握，只有一点需要注意，要试着加强美中的友好关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３日，贾纳斯连同四位基金会职员来到北京，以私人的身份开始了他在中国首次考察的历程。
贾纳斯先试着在北京附近的几家工厂和村子转了一圈，然后向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自己准备考察古代文物和古建筑的设想。当中方向贾纳斯介绍说周口店成立了一个新博物馆时，敏感的贾纳斯马上引起注意，并当即表示说，很愿意去看一下。于是，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贾纳斯及随行人员很快来到周口店，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摆着各种化石的陈列馆。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自１９３７年停工后，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恢复。为了方便日渐增多的来访者，１９５３年春，中国科学院正式拨款一万元，在原来的地点新盖了一个陈列室，将周口店所发掘的化石摆出来陈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陷入瘫痪，陈列室也奉命关闭。到了１９７２年，中国科学院再度拨款，在原来陈列室的背后又盖起了一座比原陈列室大３倍的陈列馆，并对外开放。贾纳斯这次所见到的，正是这个刚刚落成不久的陈列馆。
陈列馆内，放着一个５英尺长的木板，木板上的文字简要地介绍了周口店的发现、发掘概况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贾纳斯一边观看，一边认真地听着翻译人员的讲解：“这是６５万年前至５５万年前人类的发展时期；这是最早使用火种的原始人之一‘北京人’；这是生活在山洞中以烤肉为食的、甚至可能穿制兽皮的‘北京人’；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盖骨模型……这些化石被尊为中国的‘国宝’。”
在此之前，贾纳斯尽管听说过中国的“北京人”，但对其科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却知之不多；而对“北京人”的发现、发掘，乃至丢失等一连串的故事，更是知之甚少。通过这次参观，使他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从陈列馆出来后，意犹未尽的贾纳斯借休息之机，又请该博物馆的馆长给他详细讲述了“北京人”失踪的经过。
馆长以极其痛心的心情讲完后，还很诚恳地对贾纳斯说：“贾先生，你回国后还请督促你的政府帮助寻找‘北京人’。我确信这批化石还在世间，也许就秘密藏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北京人’就肯定藏在美国，但它是在美国人手中丢失的，却是勿庸争辩的事实。我们有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人转移‘北京人’时留下的收据。”
也许是贾纳斯为“北京人”的故事所感动和吸引，也许是为了加强中美友好的关系，贾纳斯当即向馆长表示，回国后一定想法把中国的这层意思，转告美国有关部门，而他自己本人，也一定尽最大努力，力争找回“北京人”。
“北京人”的重要性和中国人对它的格外关注，使得贾纳斯一返回美国后，便全力投入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当中。一天，他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了夏皮罗刚刚发表在《自然历史》杂志上的《奇怪的“北京人”化石》，才得知夏皮罗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并一直在寻找“北京人”的下落，于是便冒昧地给夏皮罗打去一个电话，说自己刚从中国回来，得到了一些“北京人”的信息，愿意和他交换一下意见，并约他共进午餐。
夏皮罗尽管与贾纳斯素昧平生，从不相识，但一听说有“北京人”的消息，便爽快答应了。于是二人很快见了面。在愉快的午餐过程中，贾纳斯将自己这次在中国调查“北京人”的情况向夏皮罗全盘托出，并希望在寻找“北京人”的过程中，能得到夏皮罗的帮助和指点。夏皮罗听后非常高兴，进一步向贾纳斯强调了“北京人”的价值和意义，并鼓励贾纳斯一定要把寻找“北京人”的事坚持做下去!
于是，贾纳斯回国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并特意强调了中国人决心找回“北京人”化石的迫切心情。最后，他还以他宏大的嗓音当众宣布了一个惊雷般的新闻：“如果有人知道中国‘北京人’化石的消息，请尽快通知我，我将以５万美元的酬金作为悬赏!谢谢诸位的合作!”
第二天，美国新闻界便纷纷报道了贾纳斯召开新闻发布会议的消息以及悬赏“北京人”知情者的美金数字。极具声名的美国《时代生活》报，还专门为此设立了一个“北京人信箱”，并发表了贾纳斯的一段内心独白：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我选做中间联络人，并且我自己突然决心探求我们这个时代最异乎寻常又最令人困惑的谜底。但我确信，即使没有我的参与，这批伟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依然在人们心中永久不灭，并由此产生重新寻回的欲望之火。因为，“北京人”不仅属于中国，它更属于世界，它是全人类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我感谢每一位了解“北京人”化石情况的人对这历史性的搜寻所做出的努力和表现的热情，哪怕我们的人民对这一搜寻提供点滴的相关和不相关的信息，都是值得感谢的。
让我们行动起来，重新寻回这一离去了３０年的人类共同的祖先。“北京人信箱”热切地期待着那个将震惊于世的伟大时刻的到来……
很快，“北京人信箱”便收到了数百人的信函和电话。这些信函和电话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位中学生不知是出于对父母的愤恨，还是出于对寻找“北京人”事件的嘲讽，首先寄来了一封令人捉摸不透的信：“你们可以把我的父母拿去，可以白送你们，不要钱。”信的署名是“夏伦·波莱。”
华盛顿一位姓萧的先生在来信中说：“我有一位在台北当高级官员的朋友掌握你们要找的‘北京人，化石，如果能出１５万美金，我愿意当中间人，从中抽取２５％的酬金。”
一位叫艾力斯的小姐在来信中说：“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北京人’化石在菲律宾马尼拉，如果先付给我７．５万美元，我将提供化石所在地。”
加利福尼亚州的艾斯特里拉夫人在来信中说：“我近来心神不定，当手握《时代生活》时，就产生一种强烈的特异功能，这种特异功能使我透过时光和空间，看到了‘北京人’。‘北京人’向我含泪诉说自己在天之灵不能安息，除非把它送回祖国。‘北京人’选择我把这个希望代转给‘北京人信箱’，只要《时代生活》将５万美元的支票寄给‘北京人’合法的代理人艾斯特里拉夫人，‘北京人’将答应讲出它目前的隐藏地。”
一封来自印第安纳拉法莱特的信，署名是西穆斯·米勒神甫。这位神甫在信中用极端尖刻的语言指责贾纳斯提出用一笔酬金来寻找“北京人”，是故意在制造骗局，以此愚弄美国公众。西穆斯神甫还在信中扬言，要向美国当局控告贾纳斯和《时代生活》。
还有一封来信是红色信封，从上面的邮戳来看，此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开西米，复信地址是“金三角”，信封下面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信上的字用描金写成。
其内容是：“把我们伟大祖先的遗骸迁移到一个秘密地点是我一手策划的，为的是不让任何一个野蛮的民族和野蛮的人对它进行亵渎和毁坏。我郑重宣布，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请立即停止你们的搜寻，否则，将大祸临头，招来举家灭顶之灾。”信的署名是“龙夫人”。
在所有来信中，最具恐怖色彩的是这样一封：“既然你们胆敢搜寻‘北京人’，就要把它搜寻到，否则，你们的人将遭到暗杀，《时代生活》办公大楼将被炸掉。凡参与搜寻‘北京人’的一切机构和人员，将从地球上统统消失。”信的署名是“人间老人”等等。
面对这些或轻率或浮浅，或严肃或认真的来信，贾纳斯没有丝毫的震惊和困窘。因为这一切，正是他所希望和渴求达到的社会效果。
据有关资料透露，早在贾纳斯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他就想到了如何巧妙地利用寻找“北京人”的事件，提高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希腊遗产基金会”的知名度。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即让美国政界要人看到了他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为中美友好关系做着努力，同时也让中国方面了解到了他贾纳斯是如何信守自己的诺言；不管寻找“北京人”的最终结果如何，他贾纳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都是一种谋求全人类利益的良好形象。
于是，贾纳斯的名声几乎同当初“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和遗失一样，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希腊遗产基金会”也由此不断收到一笔笔可观的“赞助”经费；而贾纳斯作为一项文化专题的发起人，这一时期也在公众场合频频抛头露面，出尽风头。他想，既然帷幕已经拉开，这幕“戏”无论如何也得“演”下去，直到剧目的尽头。至于剧终时如何向热情得近乎疯狂的观众“谢幕”，则是一件用不着现在过多考虑的事情。
１９７２年６月９日上午９时左右，暂时寄居在纽约哈佛俱乐部的贾纳斯刚刚活动完身体，正在兴致勃勃地阅读一份晨报，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
６２岁的贾纳斯尽管手脚显得有些迟缓，但还是急忙放下手中的报纸，迅速拿起了电话。近一时期来，他的电话骤然剧增，而这些电话无疑都是关于寻找“北京人”的。不过，令贾纳斯颇感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电话为他提供了他最想得到的线索，所以他希望今天这个电话能给他带来好运。
果然，贾纳斯刚拿起电话，话筒里便传来了一位略略有些沙哑的女人的声音，这声音虽说并不十分的温柔，却显得有些神神秘秘：
“是贾纳斯先生吗?”
“是的，我是。”
“贾纳斯先生，我是……”
对方刚说了一句，便突然停住了。
凭从话筒里传来的一种信息，贾纳斯感到今天这个电话的确有点与众不同，至于怎么不同，又说不出来。
大概过了几十秒钟，对方才继续说道：“贾纳斯先生，我是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队员的遗孀。我的丈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北方服役。我的手上现在有……”
“有什么?”还未等对方说完，贾纳斯便急不可待地问道，“是不是‘北京人’化石?”
“不错，贾纳斯先生，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手上拥有当年我丈夫从中国带回来的‘北京人’化石。”
“那太好了，我愿意马上和你见面会谈。”贾纳斯兴奋地说。
“在什么地方?”对方问。
“在我的房间，或者到您的住所，怎么样?”
“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理想的会谈场所，先生。”对方婉言谢绝道。
“要不，我们在曼哈顿酒店或加利加斯咖啡馆会面?”贾纳斯以征求的口吻说。
“先生，对不起，还是不合适。”
“那就请您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好吗?”贾纳斯尽量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如果您愿意，我想把会谈的地点选在帝国大厦第１０２层观光台上。”
“那……好吧!”虽然对方选择的这个地方既奇怪又出乎意料，但贾纳斯还是同意了。
“你必须在我们约定的时间内赶到。”
“好的，我会照你说的去做，不过，到了那里后，我怎么知道是你呢?”
“这你放心，只要我认识你就行了。”说完，对方很利索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贾纳斯有几分激动，几分迷茫，还有几分说不出的忧虑。是去还是不去?他想了想，最后还是特意换上了一件漂亮的礼服，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帝国大厦第１０２层的观光台上。
帝国大厦坐落在纽约第５大道的第３４街口上，这是一处著名的■望点，站在上面，几乎可以鸟瞰整个纽约的全貌；倘若天气晴朗，还可以看到远处纵横交错的河流、气派非凡的海港以及近郊的名胜美景。所以，来自世界各国的手持相机的游客每天都络绎不绝。
贾纳斯在观光台上转了一周，却未发现他想急于见到的那个女人，也没有哪个女人过来主动打招呼。他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比约定时间已超过了５分钟。
会不会是一场骗局呢?贾纳斯开始担心起来。又过了５分钟，正当心灰意冷的贾纳斯转身欲走时，一位满头乌发、一身黑衣的女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请问，您就是贾纳斯先生吗?我就是今天早晨给你打电话的人。”黑衣女士说着，主动伸出了手。
“是的，我就是贾纳斯。”贾纳斯兴奋地接住了黑衣女士的手，并快速地打量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陌生之客。黑衣女士大约近５０岁年纪，尽管脸上过重的护肤霜仍然难以掩饰岁月馈赠的衰老，但看上去还是姿色未减，风韵犹存。她身穿一件黑色的大衣，手提一只黑色的皮箱，脚蹬一双黑色而光亮的皮鞋，周身上下除了那张涂有白色粉脂的脸，似乎全被笼罩在了黑色之中，给人一种极其神秘之感。
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马上便切入正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已故的丈夫带着一只箱子从中国回到了美国。”黑衣女人娓娓说道，“我丈夫带回的这只箱子，里面装着‘北京人’化石，他把这只箱子称为‘战利品’。我丈夫在世的时候，曾多次叮嘱我说，这是些非常危险但又十分值钱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把此事向外传，否则会招惹事端。”
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实情，黑衣女士还从箱子里拿出一张３×５英寸的照片递给贾纳斯，说：“这就是‘北京人’遗骨的照片。”
贾纳斯接过照片看了看，无法肯定黑衣女士所提供的照片就一定是“北京人”化石的照片。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
“你有什么条件?”
“我想得到５０万美金。”黑衣女士毫不客气地说。贾纳斯未急于表态。他决定进一步询
问详情，以便尽可能做一个比较真实的判断。
可就在贾纳斯刚刚准备与黑衣女士继续交谈时，黑衣女士突然从贾纳斯手中一把夺过照片，惊恐地向着电梯口跑去。
贾纳斯被黑衣女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搞得不知所措。不过，他愣了愣后，便立即尾随黑衣女人跑进了电梯。
“你为什么要突然跑掉?”电梯里，贾纳斯抓住黑衣女士的胳膊，不解地问。
“怎么?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些带照相机的人正在给我拍照吗?”黑衣女士怨气冲天地说。
贾纳斯这才明白过来，急忙解释说：“我尊敬的女士，你放心吧，没有人盯梢你。那些拿照相机的人，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游人而已，他们拿照相机是为了拍摄自然风景，绝不是在给你拍照。这一点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黑衣女士听了后，情绪似乎稍稍好了一些。可她还是有些惊恐地看着贾纳斯，死死抱住提箱一言不发。电梯很快开了，黑衣女人头也不回，疾步走出电梯，而后向着楼梯口快步跑了起来。
贾纳斯知道继续会谈已无指望了，却又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便扯着嗓子大声喊道：“喂，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过几天我会给你打电话的。”黑衣女士听到喊声，放慢脚步，回头说了一句，便随即消失在了人流之中。
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黑衣女士既没有给贾纳斯打电话，也没有抛头露面。贾纳斯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决定先寻找她的住址。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贾纳斯有理由认为她是住在纽约地区。于是，１９７２年８月４日，贾纳斯在《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寻找“北京人”。洽谈地点仍为帝国大厦１０２层观光台。价格从先，毫无折扣。请打电话通知Ｃ·Ｇ·贾纳斯。
果然，两天后，黑衣女士打来了电话。但她拒绝与贾纳斯再次约会，并抱怨贾纳斯是有意让人为她拍照。
“你能不能把‘北京人’化石先给我看一看?”贾纳斯要求说。
“不行。”黑衣女士的态度十分坚决。
“那……你能不能把那张照片先寄给我?”贾纳斯几乎是在央求对方了。
“我答应你，但有个条件，你千万不要对外声张。”黑衣女士很严肃地说。
“好的，我答应你。请你一定尽快给我寄来。”
几天后，黑衣女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照片寄给了贾纳斯。贾纳斯收到照片后，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还是难以断定化石的真伪。
最后，贾纳斯决定，去找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专家夏皮罗先生。
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计划，此时仍在进行之中。尤其是随着尼克松与毛泽东的握手，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日趋正常化，他的寻找计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线索。只是，突破性的进展仍然没有，这是夏皮罗近期来感到最不安的一件事情。
对于贾纳斯近一时期寻找“北京人”的一系列举措，除黑衣女人一事之外，夏皮罗早已有所耳闻，并为贾纳斯的这些做法感到担忧。尤其是贾纳斯悬奖“北京人”线索知情者一事，夏皮罗更是坚决反对。此事当初刚一传到夏皮罗耳朵时，他便对贾纳斯说过：“如此可观的奖金，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极端分子洪水般的信件和电话。我劝你不要采取如此下策。”但贾纳斯没有听从夏皮罗的忠告。
这天，当贾纳斯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夏皮罗的办公室，向夏皮罗详细讲述了他所遇到的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的经过之后，夏皮罗认真想了想，而后说：“这事看起来像真的一样，但我认为缺乏依据，经不起推敲。”
“为什么?”
“根据弗利先生的说法，这批化石不可能被认出并秘密带出中国。你想想，如果有人要伪造一个装有散乱骨头的箱子的照片的话，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将此事披露出去为好，特别是那位黑衣女士索要５０万美元的事，千万别讲。”
“又为什么?”
“因为如果披露出去，就很可能会促使一批亡命之徒为了获得重赏而对其他有价值的化石采取不法行动。”
“那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可能的话，”夏皮罗说，“我倒想去趟中国。如果能在中国科学家的协助下，到天津的瑞士总库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旧址去做一番认真的调查，很可能在那里找到弗利当年存放的军用提箱。虽说位于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营地旧址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地方，但也不可忽视，两处都值得去认真寻找和发掘。”贾纳斯说：“夏皮罗博士，我在北京期间就已经和中国方面作了协商，准备将在１０月安排一个３０多人的调查小组访问中国。我希望到时您能加入这个小组，一起调查一下弗利提供的线索。”
夏皮罗一听，有些激动起来：“我当然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哪怕是能再发现‘北京人’化石的一小块碎片，也将是我们的一大贡献；倘若再能让‘北京人’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上，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相信魏敦瑞博士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安息了。”
贾纳斯见夏皮罗满脸的高兴，便进一步说道：“在我近期所有的来信、来电中，有三条线索最值得深究：第一条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军官；第二条是侨居美国的一位中国商人；第三条就是我刚才向你讲到的那位神秘的黑衣女人。前两位都声称他们知道‘北京人’的下落，而黑衣女人则说‘北京人’化石就在她的手上。”贾纳斯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那张黑衣女人为他提供的化石照片的复印件。
夏皮罗看了看照片的复印件，有些疑虑不定。贾纳斯说：“夏皮罗博士，我看你最好亲自鉴定一下。”
“好的，你稍等一下。”夏皮罗说着，拿起照片走进了自己的工作室。
夏皮罗将照片放在显微镜下，经反复查看，发现这张照片虽然不完全是他所预想的，但他确实在照片上看到了一只像是黑颜色的被打开了盖子的箱子。箱子的底部，散乱地放着一堆骨头。夏皮罗一看，便断定这堆骨头不是“北京人”化石，并且其中有几块骨头在周口店就根本没有发现过。但是，放在这堆骨头中间的一块头盖骨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夏皮罗后来撰文说：“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件头盖骨的顶部，虽然要进行我所希望的实验还有许多地方要靠猜测，但头骨的大体形状已经能够保证进行仔细研究了。在显微镜下，我看到了典型的‘北京人’式眉骨，高高地突出于双眼的上部，这是识别‘北京人’的重要特征；此外，一根枕骨也同样具有‘北京人’的特点，看上去是扁平的。”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夏皮罗认为这块头盖骨虽然不是“北京人”，但也不可能是“真人”(笔者注：“真人”即指现代人)。
本想再进一步做出准确的结论，但在只有一张效果欠佳的照片的条件下，显然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他只作出了“很像‘北京人’”的结论。
当夏皮罗将这一结论告诉贾纳斯后，两人都十分地兴奋。夏皮罗鼓励贾纳斯说：“你要继续同那位神秘的黑衣女人保持联系。因为在这个女人出示的人骨中，起码有一件人骨值得追踪!当然，还需要做更仔细的调查。”
贾纳斯听后大喜。第三天，他就在纽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贾纳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他与那位神秘的黑衣女人接触的经过，因而使这个本来就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显得愈加的神秘起来，让人听了既感到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特别是贾纳斯把夏皮罗“很像‘北京人’”的结论当众公布后，在夏皮罗的同行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当然，也许有人认为夏皮罗这一举措多少有些轻率)；而在美国公众当中，却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年之后，国际人类学会在芝加哥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大都是一些对“北京人”十分了解的著名学者。就在这次会上，贾纳斯报告了他寻找“北京人”的一些线索，并当众出示了那张由黑衣女人提供的照片。所以，尽管夏皮罗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与会代表听了贾纳斯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报告，特别是亲眼看到了那张照片后，兴趣很快转移到了寻找“北京人”的问题上，使此次会议无形中改变了中心议题。
会议结束后，贾纳斯专门给夏皮罗送去了一份会议报告，并详细地介绍了此次会议的反响情况；而夏皮罗的老朋友、哈佛大学的豪威尔教授，则给夏皮罗写来一封长信，告诉他看过那张照片后的感觉，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当我刚一看到那些骨头时，就对那位女士产生了怀疑，但注意到那只头骨后，才产生了兴趣。现在，我相信它就是‘北京人’，并且我确认它就是魏敦瑞博士所定的第６号头骨。”
芝加哥国际人类学会议结束后，使寻找“北京人”事件再起波澜，新闻界针对黑衣女士突然销声匿迹和夏皮罗为照片上的骨头作鉴定的问题，大作文章，各地报纸电台也掀起了寻找黑衣女士的热潮，甚至有的报纸还公然宣称：“找到了黑衣女士，就等于找到了５０万美金!”
与此同时，贾纳斯又获得了另一条线索：一位住在华尔街的姓张的中国商人，打电话要与他会谈。张某在电话里说，他在台湾的一个朋友拥有“北京人”化石，索价是１００万美金!贾纳斯迅速将此消息告诉了夏皮罗，建议由他和张某会谈，这样可以直接把问题搞清楚。夏皮罗同意了这一建议。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按事先的约定，夏皮罗和张某会面了。出乎意料的是，当夏皮罗向张某提起“北京人”之事时，张某却矢口否认他知道台湾的朋友拥有“北京人”化石这件事情。听张某说话的口气，夏皮罗明显感到他是害怕引火烧身，想尽量逃避这一事件。所以尽管夏皮罗一再追问，张某仍坚持说：“我的关系很不可靠。我只知道有人晓得所谓的化石拥有者，但我本人却不知道具体情况……”
夏皮罗感到自己受到愚弄，愤然指责这位中国商人出尔反尔、不讲信誉。但张某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反而十分诚恳而又激动地说：“夏皮罗博士，你太书呆子气了，你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危险!”
“你说什么，危险?”
“我可以实话告诉您，任何拥有‘北京人’化石的人，或者知道‘北京人’下落的人，统统都有生命的危险!您可千万要注意!”
夏皮罗听了后，的确吃惊不小，却仍不死心。他对张某真诚的提醒表示感谢后，希望张某讲一讲他和贾纳斯的谈话内容。但还是遭到了张某断然的拒绝。显然，这位中国商人是受到了什么人的恐吓，才如此小心谨慎，出尔反尔。无奈之下，夏皮罗只好礼貌地结束了这次会谈。
在经历了一场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闹剧、喜剧、丑剧之后，夏皮罗感到自己应该坐下来，静下心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了。他觉得目前包括贾纳斯在内最急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究竟是谁，而不是守株待兔，慢慢等待她自己送上门来。于是他找到贾纳斯，说：“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和那位黑衣女士联系上的话，可建议她去请一位律师。这样，可以打消她的顾虑，保证她手中的化石受到法律的保护。”
贾纳斯认为夏皮罗的这一见解很有道理，便在征求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看法并取得同意之后，在《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则寻找黑衣女士的重要启事。其大意是：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北京人”化石受美国法律保护。如果您愿意向我们提供化石或将化石进行展览，将不会对您本人及对化石的拥有权造成任何损害。在可能的情况下，您可以找一位律师作为法律保护人。希望您能与我再次联系。
不久，贾纳斯就接到了纽约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对方说，黑衣女士曾找过该事务所一名律师，但双方尚未谈出结果，黑衣女士突然又不辞而别了。
黑衣女士的忽隐忽现，时有时无，越发激起了夏皮罗设法搞清她的真实身份的决心。根据黑衣女士的行踪，夏皮罗首先肯定她就是纽约人，因为如果她是外地人的话，安排在帝国大厦会谈是极为不便的，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贾纳斯在《纽约时报》上登的寻人启事，更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和贾纳斯取得联系。如果黑衣女士确实是从她已故的丈夫那儿得到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那么她的丈夫就应该是美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据弗利大夫所说，他收到的日本人归还的军用提箱并没有打开过，而他装有私人衣物的箱子却被打开搜查过了，而且还丢失了东西。因此，在“北京人”失踪的许多可能性中，有一种想法始终在夏皮罗的脑海里不断出现，这就是：很可能运往天津美海军陆战队营地的军用提箱被日本兵打开过。但检查箱子的日本兵根本不认识“北京人”化石，对其价值和意义更是一无所知，所以打开箱子后一看是一堆死人骨头，就把“北京人”化石扔掉了，或将其中的一部分扔掉了；而在这个时候恰巧被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看见了，并认出或者说猜到了这些骨头就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于是便将它们重新收藏起来，然后设法带回了美国，继而落在了这位黑衣女士的手上。
这个推论看起来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据夏皮罗的调查，当年美国陆战队中确有一位队员见过这批化石。这位陆战队员当初认识一位在实验室工作的姑娘。有一次，他例外地被姑娘领进了实验室，有幸参观了这批文物。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的是：当这位陆战队员在参观过程中或者参观之后，这位姑娘有可能会告诉他这批化石就是珍贵无比的“北京人”化石；由于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这位队员回到营地后，有可能向他的队员们吹嘘一番看到“北京人”化石的传奇经历。这样，有关“北京人”的故事及其重大价值，就有可能在霍尔库姆营地一部分陆战队员中流传开来，因而后来有陆战队员辨认出“北京人”化石并私自带回美国长期隐藏，似乎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夏皮罗的结论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徘徊不定。但他坚信那个神秘的黑衣女士的丈夫在中国得到一件或一部分“北京人”化石，并设法带回了美国，是存在可能的。至于这位陆战队员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把化石巧妙地运往美国，他却无法搞清。
带着诸多疑问，夏皮罗决定再找戴维斯聊聊，因为戴维斯当年曾是霍尔库姆兵营的医生，凭着这一特殊身份，他几乎认识兵营中的每一个人。何况，后来戴维斯和这些士兵又共同熬过了４年的铁窗生涯，彼此间的了解肯定有增无减。据悉，战后美海军陆战队员还成立了联谊会，戴维斯作为其中颇受尊敬的一员，每年都要参加一次聚会，并和当年不少的陆战队员保持着长久而密切的联系。
当夏皮罗把神秘的黑衣女士的情况以及由此引出的推论向戴维斯讲述后，戴维斯认为上述的推论难以成立。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俘后立即进行了看押并很快送往俘虏营，日本军队是在他们走后才进行检查的。即便再假设美军陆战队离开营地时，他们当中有人将“北京人”化石藏在了被允许随身携带的一只用于装日用品的箱子里，但也很难设想，一个小小的旅行箱怎可能盛得下如此众多的化石?!
不过，戴维斯告诉夏皮罗说：“家住在纽约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有两个，而且这两人都还健在。倒是住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的一位陆战队员已经故去，听说还留下了一个寡妇，但我却不知道这位寡妇的确切地址。”
那么这位寡妇会不会就是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呢?
通过戴维斯的介绍，夏皮罗马上给有关部门写信进行打听。接着，夏皮罗又写信给政府，向他们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他们帮助查清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以及几位陆战队员的情况。几个月后，政府人员通知夏皮罗说，新泽西州确实有一位陆战队员的寡妇，但这位寡妇不是他要找的那位黑衣女士。此外，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了许多前驻华美海军陆战队队员，但最终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在无数次碰壁之后，夏皮罗只得把寻找“北京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而就在这时，即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５日，贾纳斯从芝加哥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在１０月２０日左右随“希腊遗产基金会”组织的访问团到中国，亲自对“北京人”进行一次认真的寻找。夏皮罗听了后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夏皮罗将所需的一切材料全部准备就绪时，可芝加哥方面却忽然传来一个令他十分尴尬的消息：他的护照出了问题!夏皮罗急忙找到贾纳斯，让贾纳斯想想办法。贾纳斯当即给中国方面打了越洋电话，将有关情况作了说明，希望能取得中国方面的支持；同时，贾纳斯还特意去拜访了在加拿大的中国官员，希望他们从中斡旋，促成夏皮罗的这次中国之行。但不知什么原因，贾纳斯的一切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奏效。
于是，夏皮罗２０多年前就想去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不得不再次化为泡影。尽管这样的挫折夏皮罗完全可以接受，但他不明白的是，作为他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古人类学家，出入世界各地考察从来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在通往东方中国的路上，却是如此的困难重重?!
在美国的寻找陷于绝境，到中国的计划又被搁浅，夏皮罗决定暂时放弃对“北京人”的寻找，先专心于学术的研究，好好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
可这平静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一阵“旋风”又骤然而起。
一日，夏皮罗正在研读一份资料，贾纳斯从芝加哥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一封现住俄亥俄州的一个叫“比满”的前霍尔库姆兵营陆战队员的来信，信中提供了“北京人”化石有可能在台湾的信息，希望夏皮罗对此能够给予帮助。夏皮罗听后很高兴，让贾纳斯尽快将比满的信寄给他，以便研究处理。
几天后，夏皮罗收到了贾纳斯寄来的信的复印件。他当即认真的阅读了此信：贾纳斯先生：您好!
如果我刚接到的消息准确的话，你将在台湾的国家博物馆内找到“北京人”化石和其他一些珍宝。它们是国民党人逃离大陆时带去的。化石很可能还是原封未动。
这个消息是我在日本官员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听到的。这位官员曾在中国的一个空军基地担任了三年联络官。我想通过他了解一下当时侵占霍尔库姆兵营的日本兵的情况。
在赴宴的客人中，有一位在同一基地工作过的国民党官员魏上校。他曾在国民党空军干了三十年。在交谈中，我告诉他我对“北京人”很感兴趣，并问他是否听说过“北京人”?他说他知道，并且说他还曾看到过一则消息，说一名国民党将军把一箱未经开启的骨头从大陆带到了台湾，这批东西很可能就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大，因为日本人肯定知道，处理这批掠夺物的最好办法是经过中国人。当然，能买得起的人只有那些有钱人，最有可能买的是那些国民党要员。而且，从军队到军队的可能性更大。当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一直不肯展览这批从大陆运来的文物，或许他们怕失盗，但这种小心的做法很可能说明“北京人”的神秘性。我认为它们很可能完好无损地放在国家博物馆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呼吁，造成国际压力，以使“北京人”化石能供科学界进行研究……
前霍尔库姆兵营陆战队队员比满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日
比满的这封信带给夏皮罗的，有惊奇，有思考，也有疑问。他不得不承认，比满的这一说法为寻找“北京人”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对其真实性一时又很难确定。说“北京人”在台湾，目前还缺乏依据；说“北京人”肯定不在台湾，又未免有点绝对。解放前夕，国民党人把一批珍贵的文物从大陆装箱运往台湾，已是众所周知，但将“北京人”化石也一同带走了，夏皮罗还是首次听说。凭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可靠资料来看，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虽然是把许多文物劫往台湾，但那是１９４７年的事，离“北京人”化石的丢失已经过去了整整６年。如果国民党在撤离大陆时就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那么，当时在北平的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人一定会知道此事，例如翁文灏、裴文中等。而且，这个消息也肯定会通过新闻媒体马上传遍世界。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任何材料，来证明确有其事。
还有，大概是几年前，台湾的馆长包先生曾给他写过信，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保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北京人”化石模型，以作展览之用。他满足了包先生的要求，事后包先生还给他寄来了一扮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试想一下，如果台湾方面有真正的“北京人”化石，又何必写信向他求援呢?
当然，夏皮罗也承认，这只是出于一种良好愿望的推测，“北京人”被有的中国人暗中带到了台湾，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比满的这封信带给贾纳斯的，却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火热般的激情。贾纳斯决定亲赴台湾，对“北京人”查个水落石出。当然，他在向夏皮罗大讲去台湾的必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请夏皮罗博士为他写上一封去台湾的推荐信。
两天后，贾纳斯带着夏皮罗的推荐信和几位随从，匆匆飞往了台湾。
由于“北京人”本是台湾和大陆的同一祖宗，台湾科技界对“北京人”的丢失同样深感惋惜和痛心。所以贾纳斯到达台湾后，凭借着手中夏皮罗为他写的推荐信，再加上近一时期来他在美国寻找“北京人”的一些影响，因而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台湾当局对他在台湾寻找“北京人”的活动极为重视，科学界还专门派出有关人员，陪同他到所有存放化石和可能存有化石的地方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并对寻找“北京人”的资金方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遗憾的是，正如夏皮罗所料，贾纳斯通过几天的寻找，在台湾历史博物馆没有发现真正的“北京人”化石，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未找到“北京人”新的线索。但贾纳斯并非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轻易罢休的人，他认为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就不能悄然无声地回到美国，而必须继续调查下去，直至“北京人”有个结果为止。
于是，贾纳斯马上在台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他向听众介绍了他的中国大陆之行和在美国寻找、追踪“北京人”化石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下一步寻找“北京人”的宏大计划。最后，他还向台湾各界人士发出强烈呼吁，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共同拯救这伟大的国宝!”
贾纳斯极富吸引力的演讲，倾倒了在场的听众。台湾的各种新闻媒介，当即以最快的速度作出了反应。当时的《中国新闻报》、《中国邮政报》率先推出了这样一则报道：
美国芝加哥银行家、“希腊遗产基金会”主席贾纳斯先生，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下落，已决定把酬金提高到１５万美元。据悉，贾纳斯先生在众多的线索中已选择出了最重要的一条：一位名叫阿拉克斯的俄裔美国人，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曾在上海教授生物，他告诉贾纳斯说，“北京人”化石被一艘俄国船运往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去了。这对贾纳斯来说，无疑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新线索，贾纳斯已指派“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一名会员到雅尔塔调查此事。
几乎与此同时，台湾别的许多家报纸也都相继报道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消息。有一家报纸还如此宣称：“贾纳斯先生在台湾已会见了４００多人，发现了３９５条线索。”
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台湾大众的瞩目，许多关于“北京人”化石的线索，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了贾纳斯的手里。而贾纳斯也乘机借助这些新的线索和消息，不断扩大事态，使寻找“北京人”的活动在台湾逐步升级。于是，小小的孤岛台湾，很快刮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旋风。
然而，热闹是热闹，“旋风”过后，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据贾纳斯自己说，此次台湾之行，线索虽然很多，但几乎“没有一条线索取得了成效”。
最后，贾纳斯把自己的名声留在了台湾，带走的则是一大批热心寻找者捐助的资金。
就在贾纳斯客住台湾大出风头，各界人士为此喧哗不已时，当年魏敦瑞的秘书、现在已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终于走出了自己２０多年来几乎与世隔绝的寓所，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亲自登门拜访夏皮罗先生。
息式白拜访夏皮罗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北京人”。
从有关资料获悉，息式白于１９４７年离开北平协和医学院回美国纽约定居后，先是在一家公司担任经理秘书兼翻译，随后辞掉工作，自己办起了一个咖啡馆，自任经理，却不主管经营。从此，息式白深居简出，不问政事，除了偶尔照管一下生意上的事情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撰写自己在中国的回忆录了。对夏皮罗和贾纳斯寻找“北京人”一事，息式白一开始便注意到了，并一直在自己的关注之中。这不仅仅因为她是这个事件中的一个角色，并为此吃够了苦头，还因为她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北京人”失踪一案的纪实小说，所以哪怕是有关“北京人”事件的点滴消息，都会引起她极大的兴趣。当息式白从夏皮罗那里得知那个和贾纳斯会面的黑衣女士忽隐忽现时，也在苦心孤诣地思索着这个黑衣女士的真实身份和可能居住的街道，并为此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记忆仓库和想象的才能。但由于她所掌握的线索毕竟少得可怜，最终还是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
然而，就在昨天晚上，当她偶然翻阅从中国带回的书信时，一封早已发黄的短短的信笺却一下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她一连将此信阅读了三遍，又经过一番回忆与推理，而后决定拜访夏皮罗先生。
息式白和夏皮罗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便从包里取出那封书信，送到夏皮罗的手上。这是一封纸页发黄并且多有皱褶的信，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夏皮罗还是能够看得清楚。息式白小姐：
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你还在并能收到这封信，对于我来说则是最幸福的事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我做梦都想回到北平和你及乔治蒂·赫本他们团聚。但是，战争使我们远隔万里而不能相见，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好在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相会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我和其他的队员一样，现在在关岛医院休养，待休养之后将回到美国本土。这里当然比战俘营好多了，食品丰富，有热水淋浴，逍遥自在。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后，看到这里净是白种人，街上没有黄包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新奇了，也太不习惯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将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家园。
息式白小姐，你能告诉我乔治蒂·赫本小姐的住址吗?我给她写了无数次信，但都没能见到她的回音。我现在迫切地需要和她联系，因为在她那里还有我的一份东西，一份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要让她还给我。如果你知道她的住址并能转告于我，将十分感谢。希望不久将收到你和她的来信。祝好!
你的朋友斯耐德尔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７日
夏皮罗看完后，不解地望着息式白，问：“这能说明什么呢?”
“是的，仅凭这封信，是不能看出什么的，但是如果当你了解了斯耐德尔和乔治蒂·赫本的情况后，也许您会兴趣大增。”息式白解释说。
“那就请你先谈谈吧!”夏皮罗说。
“赫本和斯耐德尔都是我在中国时结交的美国朋友。”息式白缓缓说道，“赫本在一家商行工作，主要充当中美双方生意上的中间联络人。斯耐德尔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就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开着卡车到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那个海军上士。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赫本与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一名职员和斯耐德尔都同居过，而斯耐德尔与北平协和医学院一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关系也十分密切。在这名中国女职员任讲解员期间，曾经带斯耐德尔到实验室看过‘北京人’化石。这就是说，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职员以及赫本、斯耐德尔、中国女职员这４个人，均有单线联系或者彼此都相识。由此可以推论，他们４人都可能知道‘北京人’化石和转运的时间以及这批化石的价值。当然，这些情况还不能令我们怀疑他们参与了‘北京人’事件，只是当我重新发现这封信并为此思考时，又让我想起３０多年前我未放在心里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能讲讲吗?”
“当然可以。”息式白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那天，当斯耐德尔驾驶卡车来到协和医学院的装货台时，他按响了汽车喇叭。当时我正在靠装货台一幢楼房的二层房间里做事，听到喇叭响声后我向下看去，斯耐德尔正从汽车驾驶室跳了下来。
“当我走出房间欲回实验室时，看到货物包括装‘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都装上了汽车，并且盛化石的箱子放在了汽车的最后头。因为我对这两个箱子比较熟悉，一看就知道是装‘北京人’化石的那两个。同时我还看到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正站在汽车旁和斯耐德尔说着什么。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我当时没有想得更多，只是急着处理自己的事务去了。
“那天，我记不清从实验室出来要上街办一件什么急事了，只记得当我乘坐一辆黄包车路过南河沿１４号时，看到斯耐德尔的卡车停在了路旁，而卡车不远处是赫本的私人住宅。当时我没有看到斯耐德尔，也未见到赫本，尽管黄包车载着我一闪而过，但我的记忆告诉我，那辆卡车就是斯耐德尔刚从协和医学院开出来的。”
说到这里，息式白停止了叙述。
“后来呢?”夏皮罗追问道。
“后来?后来‘北京人’就失踪了。”息式白略带幽默地说。
沉思片刻，夏皮罗又问道：“你接到斯耐德尔的信后，告诉他赫本的地址了吗?”
“告诉了。但我当时只知道赫本已离开北平去上海了，具体地址和她干什么工作都不太清楚，我向斯耐德尔提供的惟一的一点线索，是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转交的。
“后来斯耐德尔再也没有给我来信，估计已经回美国了。当然，我也一直未能得到赫本的消息。至于斯耐德尔后来是否与赫本联系上了，以及‘那份珍贵的东西’赫本是不是还给了斯耐德尔，我也同样一概不知。你知道，中国内战不久，美国人又开始大批地回国了。”
“你的意思是说，是斯耐德尔中途劫持了‘北京人’化石，或者说是使用了调包之计?”夏皮罗有些惊奇地问道。
“难道你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吗?”息式白自信地说，“我总在这样琢磨，为什么海军陆战队正好派了对‘北京人’化石有所了解的斯耐德尔到协和医学院去装运化石?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在斯耐德尔装车过程中出现，是在真的谈情说爱还是有别的企图?斯耐德尔中途违犯纪律私自将车停在赫本的家门口，又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份令斯耐德尔惦念不忘，并四处打听赫本的下落，大有非要追回不可的‘珍贵的东西’，如果不是‘北京人’化石，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此刻的夏皮罗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站起来，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着，一边无限感叹地说道：“历史真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现在，我们似乎可以作如下的推理：在转运‘北京人’化石之前，斯耐德尔和赫本很可能通过协和医学院姓张的中国职员和美国公使馆的职员知道了‘北京人’即将转运美国的消息，于是，他们两个便秘密制定了一个劫持‘北京人’化石的阴谋，这个阴谋或许那两个有意或无意提供情报的人并不知道。当海军陆战队要派人去协和医学院装运‘北京人’化石时，斯耐德尔首先踊跃报名把这个差使揽了过来，因为据当时一些在中国服役的美海军陆战队员们讲，像这样的公差大多都是靠自觉报名参加的，除非在没有人愿意去干的情况下，才由上司指派。
“斯耐德乐的报名被批准后，便驾车来到了协和医学院，再用汽车的喇叭声将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呼了出来，而后斯耐德尔采用闲聊的方式，从姓张的嘴里知道了是哪个箱子装有‘北京人’化石，并在装车时故意将它放在了车厢的最后。当然，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并不知道斯耐德尔的阴谋，如果知道的话，我想她是不会透露的。
“斯耐德尔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装好后，便将车开出协和医学院而后直奔南河沿赫本的家门，紧接着按照事先和赫本商定好的计划，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抬进里屋，用早已准备好的螺丝刀或别的什么锐器，将箱子撬开，然后取出了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接下去，他们再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玻璃瓶之类的医疗仪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装进原来的空箱里，再按原样封好，然后重新装上停在门口的卡车。这个过程如果事先准备得很充分的话，我想只需１５分钟。”
“问题是，夏皮罗先生，当时和斯耐德尔一起去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还有陆战队的一位下士。这该如何解释呢?”息式白插话道。夏皮罗想了想，继续说道：“至于如何对待那位下士，我想斯耐德尔肯定早就想好对策的，或利诱?或威胁?或暂时将他引向一边?总之，斯耐德尔想法迫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法讲出这个事实。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臆想和推测。”“那么往后的事情又是何以发展的呢?”息式白再次插话道。“也许由于斯耐德尔曾去协和医学院拉过‘北京人’化石，所以前往秦皇岛押送‘北京人’化石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上。当然，也许他是通过什么办法主动争取到的。后来，由于意外地爆发了战争，使斯耐德尔还未来得及处理那批劫持的‘北京人’化石就遭到被俘，接着又匆匆押往日本。正是因为战争的突然爆发，使斯耐德尔与赫本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忘记那批掌握在赫本手上的‘北京人’!于是，战争结束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向你写信打听赫本的地址。息式白女士，你看是不是这样?”
息式白笑了笑，说：“我在中国时学了一句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看来我们很有共同之处。”
“不过，这个推理虽然有些道理，但毕竟是一种推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篇侦破小说。”夏皮罗严肃地说。
“不论像什么。我想这总是一条不可舍弃的线索，何况不少侦破小说就是根据实际案情写成的。”息式白同样严肃地说。
“只是我们尚不知斯耐德尔和赫本后来联系的情况，也不知这两人现在居住何处。”夏皮罗说完，望着息式白。
“看来要想找到赫本是有些困难，但我想斯耐德尔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的，比如说通过海军总部，或者原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不管他和赫本联系的情况怎样，只要能找到他本人，这件事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息式白依然颇为自信地说。
“但是，如果斯耐德尔真的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一案，事情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夏皮罗说，“所以我建议，还是请美国联邦调查局插手这件事为好。”
“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能插手，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这样吧，息式白女士，你回去后尽快将我们刚才的谈话内容打印一份《备忘录》给我，然后由我出面督促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此案。”
“好的。再见。”
５天后，夏皮罗将息式白打印好的《备忘录》连同斯耐德尔那封已经发黄的私人信件，一同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驻纽约机构。
一周后，夏皮罗意外地得到答复，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立案侦察此事。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率是用不着怀疑的。在高速旋转的侦察机器的配合下，他们只用了大概三四天时间，便将现供职于纽约对外贸易总公司的斯耐德尔的情况尽握手中。很快，他们将斯耐德尔“请”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而后由调查此案的侦探巴利哈顿对斯耐德尔进行了首次审讯。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查到了这次审讯记录：
巴利哈顿：“斯耐德尔，你和乔治蒂·赫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斯耐德尔：“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具体日期已记不起来了。”
巴利哈顿：“你是否有东西放在她那里保管?”
斯耐德尔：“有的。”
巴利哈顿：“是什么东西?在你离开中国之前她还给你了吗?”
斯耐德尔：“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件军服和几套普通的中国茶具而已。因为我很快被俘，没来得及拿回和带走这些东西。我想她也许早就扔掉了，你知道那时的北平已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巴利哈顿：“现在你知道赫本居住在哪里吗?”
斯耐德尔：“不知道。自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我在中国被俘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她的音信。”
巴利哈顿：“你在关岛疗养的时候，给息式白女士写过信吗?”
斯耐德尔：“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清了，可能写过，也可能没写过。那时我想的是尽快养好身体返回本土。”
就这样，巴利哈顿的首次询问毫无结果。
正面进攻无效，巴利哈顿决定暗查。从斯耐德尔的眼神中，巴利哈顿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的一丝惊慌，这种惊慌说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斯耐德尔的确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的事件；另一种是没有参与但又害怕把事情弄到自己头上，因为他毕竟是参与装运“北京人”化石全过程的唯一健在者。巴利哈顿认为，如果是第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在调查局开始注意他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或设法销毁罪证，或为掌握“北京人”化石的人通风报信，或转移化石的藏匿地点。而要及时掌握他的这些行动，就只有用秘密监视的方法予以对付。于是，巴利哈顿很快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
果然，５天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据息式白后来撰文说，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３１日早晨，斯耐德尔和往常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公寓，驱车驶向大街。躲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巴利哈顿侦探亲眼目睹斯耐德尔消失于人流半小时后，便将电话打到了斯耐德尔的办公室。当斯耐德尔拿起电话时，巴利哈顿说了声“对不起先生，拨错电话了。”又很快将电话扣死。之后，他驾车来到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外一家高层酒店，独自登上１３层客厅，然后开始暗中向外窥视。这间客厅的窗子正好和斯耐德尔办公室的窗子相对，这是巴利哈顿早在５天前就选好的地方。
这天早晨纽约上空阴云密布，大约９点左右，天空便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雨越下越大并伴有冷人的寒风。当天的气象预报说，下午和夜间将有大雨，并伴有小雪，气温将继续下降。
暗中监视了一天的巴利哈顿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当看到了斯耐德尔在收拾提包和办公桌时，他瞥了一眼手表，正是下午６点半。于是，他快步走出酒楼，闪身钻进自己那辆“费尔兰”牌小汽车，然后随时准备跟踪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汽车。不一会儿，斯耐德尔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巴利哈顿紧随其后，眼望着斯耐德尔进了自己的公寓，巴利哈顿才把车停在不远处，而后到前面的一个小吃部买了一个汉堡包，又回到车里坐定，看斯耐德尔夜间到底有什么活动。
大约８点３０分左右，斯耐德尔身穿一件皮毛领子的翻皮外套从公寓走了出来。他把一堆东西放入车内，又站直身子一边搓手一边望望四周，然后迅速钻进汽车，随着一声轻微的引擎声，“查韦”牌汽车启动了。
巴利哈顿并没看清斯耐德尔往车上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见斯耐德尔的车启动后，也让自己的车跟了上去。但是，巴利哈顿在风雪交加中已很难分辨出在他面前行驶的汽车，到底哪一辆是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车。
巴利哈顿决定回到布鲁克林区斯耐德尔的寓所等待。
巴利哈顿醒来时，已是早晨７点左右。他推开窗子，只见外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雪，对面的停车处没有车胎轧过的一点痕迹，这说明斯耐德尔的汽车昨晚既没有开回来也没有开出去。看来，斯耐德尔是真的一夜没有回家了?
巴利哈顿走出旅店大门，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一边在雪地上散步，一边收听新闻。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昨夜的大风和结冰的马路与桥面使汽车驾驶极为危险。据报道，纽约市的街道和公路发生的事故很多。在布鲁克林区的米尔贝森桥上，发生了一起汽车相撞事故，其中有５人死亡。一辆开往布鲁克林区的小车显然由于路滑而失去控制，撞在马林大街桥的桥座上。驾车人已不幸死亡。以下还有其他交通事故的新闻……
巴利哈顿结束了１５分钟的散步，回到旅店，匆匆洗罢脸，用过餐，又重新坐到了昨晚坐过的位置上，继续观察对面斯耐德尔寓所前的情况，并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大约到了１０点左右，仍不见斯耐德尔的踪影，巴利哈顿只好叫来一杯咖啡，要来一份当天《纽约时报》，随便看了起来。可其中一篇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他刚看了一半，便惊呆了：
昨夜风雪突然袭击
造成多起交通事故，数人死亡
……
威廉·斯耐德尔，４９岁，住址是布鲁克林区海克斯街１９５号。当他驾车向布鲁克林区行驶时，在结冰的马林大街桥上滑到桥旁，撞在桥座上，当场死亡。斯耐德尔先生在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工作。事出后，当局已通知他的公司及其亲属。
……
巴利哈顿这才恍然醒悟，斯耐德尔为何一夜未归。震惊之余，巴利哈顿马上想起了斯耐德尔小车后箱中那两个布袋。他当即打电话到报社，报社回复他没有任何消息；他又向马林大街交通事故分局打去询问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在整个汽车里，除当场毙命的驾驶者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更没见到什么布袋。”
巴利哈顿相信交通事故分局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在斯耐德尔的汽车里发现了“北京人”化石的话，早晨的广播节目和《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恐怕早就被换掉了。但问题是，斯耐德尔昨晚为什么要冒着漫天风雪将车开到偏僻的马林大街?他那两个鼓鼓囊囊的布袋里到底装的都是什么玩艺儿?他在出事前又与哪些人有过接触?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此外，斯耐德尔究竟是死于车祸，还是他杀?
此后，尽管联邦调查局又作过些调查，但随着斯耐德尔的死，最终还是没有查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斯耐德尔事件，由此成为“北京人”失踪之谜中的又一个不解之谜。
就在斯耐德尔事件渐渐平息不久，美国《纽约时报》有一天用大幅标题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融家贾纳斯寻找“北京人”被指控有欺诈行为
芝加哥路透社２月２５日电：芝加哥金融家克里斯托弗·贾纳斯为寻找遗失的“北京人”遗骨，今日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有欺诈６４万美元之嫌。
联邦大陪审员指出，贾纳斯先生现年６９岁，根据法律第３７条款控诉他为寻找“北京人”化石活动而筹集的款项大部分被他据为己有。
起诉书说，退休的银行家贾纳斯先生从银行借款中得到５２万美元。另外从投资者手中得到为了寻找和摄制“北京人”影片的美金１２万元。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多年来一直苦苦忙于寻找“北京人”的贾纳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无从查询，难做定论。倒是听人说起，这一指控后来并未将他送进监狱。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斯耐德尔事件的不了了之，随着银行家贾纳斯的被起诉，在美国七十年代掀起的这场寻找“北京人”热潮，在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息式白再次来到了夏皮罗先生的寓所。当两人谈起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以及贾纳斯的案情时，彼此都显得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夏皮罗才说：“我看这是一篇没有结尾的侦破小说。”
“是的，看来我不得不用纪实小说的形式来完成‘北京人’的故事了。”息式白有些伤感地说。
“不过，我还是抱有希望的。”夏皮罗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去的话，我一定要到北京、天津等地好好找一找!”上帝能给这位老人一个机会吗?
在七十年代，当美国寻找“北京人”的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民间，寻找“北京人”的传闻也时有发生。而且，居然还出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公安局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故事。
这个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公安局，就是天津市公安局。
……
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弗利这个所谓的美国医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只军用提箱存放于法国人开办的巴斯特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特研究所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位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位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与所长关系甚密，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位中国情人，通过多次追问，这位“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而且她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曾在北平的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这位所长的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他们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园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都没见到过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位所长的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特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未在原巴斯特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特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平常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解放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故被打成了反革命。
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专案组人员分别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于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化石，而说这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５００元美金。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５００元美金，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背靠背的办案形式，而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人员再度陷入困境。
不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察“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产。
然而问题是，弗利当年留在中国友人家中的这两个箱子早已时过境迁，他为什么还要声称前来中国寻找呢?他执意要来中国寻找的，究竟又是什么呢?莫非其中真有关于“北京人”的什么秘密?
七十年代的弗利终究没有踏上中国的国士，但到了八十年代，弗利要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听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医。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间，当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国时，据说护送化石的任务就落在了弗利的头上。但弗利还来不及将化石带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于是弗利便成了最后接触、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人物。
然而，美国的大夫弗利终生未能了却到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心愿，美国的人类学家夏皮罗却终于实现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６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７０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从纽约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就在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罗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个箱子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６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位美军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个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１９３９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６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他寻找“北京人”的欲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平静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阵阵波澜。他觉得不管此事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这样长久而被动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去中国寻找一次“北京人”，否则，愧对祖宗，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
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撩拨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先生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这样，中国方面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８日下午，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黑延易馆长以及中国古人类学家黄维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计划。几经查访，他们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来到兵营旧址后，夏皮罗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６号楼的照片，然后，他一边拿着照片查看，一边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夏皮罗最后确认，这个地点与照片上的地点完全吻合。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昔日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踪影不见了，如今留下的尽是校园内中国少男少女们的纯真与欢笑。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原来美军陆战队兵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６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他们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６号楼已于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６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因为那位老陆战队员告诉他说，箱子是埋藏在地下室的木板下面，所以只有先找到木板，才可能找到箱子。
那位负责人说：地震前，他们没有发现过６号楼地下室铺有地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
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但性格倔强的他在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身边的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这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出来。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维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访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人士，这位人士想了想告诉他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就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６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６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他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听了这一情况后，绝望的脸上又露出喜色。于是怀揣着一线希望，他们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６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未发现过什么箱子。
但颇有经验的夏皮罗并不肯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７号楼说：“这７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６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７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７号楼里我们能看出一点什么。”
馆长和黄维龙觉得夏皮罗言之有理，便又来到了７号楼。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别观察。按理说，如果７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６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他们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细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即：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为低一点。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１９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９日，我们来到了天津，在黄维龙先生的引导下，走进了７号楼的地下室，只见赤身裸背的民工们正躺在那儿酣然大睡。经仔细查看，我们发现地下室的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略低点。那么这儿原来是否确实曾经有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后改成了水泥地呢?”)
从７号楼地下室出来的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看后，指了指对面一栋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经过就近一番询问，确实是如此。夏皮罗便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于是他们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那儿，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沉痛而又遗憾的心情对黄维龙等陪同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美国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甚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而一直未被发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作一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我会重新找到新的线索!”
说罢，夏皮罗转过身去。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夏皮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后，又对相关的人士和相关的地方作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周口店。那天，他站在周口店当年裴文中发掘第一个头盖骨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对中国同行们说道：“人类的历史真是有趣极了，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人’好不容易在这儿被寻找到了，没想到一场罪恶的战争又给搞得下落不明。也许，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没完没了的寻找史。等着吧，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中国寻找的!”
可惜的是，带着一腔遗憾回到美国的夏皮罗，直至１９８９年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领土。
饮憾而去的，不单单是美国的夏皮罗，还有中国的史前考古大师、“北京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裴文中静静地躺在了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
这是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大师似乎什么也不牵挂，惟一牵挂的，便是“北京人”。
“文革”中，由于裴文中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生活上的突变，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肉体上的迫害，使得本来身体强壮的老人变得极度虚弱。可在１９７０年，尚未得到解放的他竟然拖着病躯，跋山涉水，赴往鄂西考察巨猿。
粉碎“四人帮”后，裴文中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刚一获得解放，他便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忧愁烦恼、恩怨是非统统忘于脑后，而抓紧生命中最后不多的时间，积极投身于对古人类文明的寻找与探索之中。１９７８年，他与青年人一起前往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参加挖掘工作。在那里，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要把７５岁当作５７岁来过。这话，后来成了好多老科学家的座右铭。
１９７９年，裴文中出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这时的他虽已年迈，却仍不改年轻时的习惯，星期天也常去馆里转悠，或替观众“排忧解难”，或与有关人员一起制定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帮助解决具体疑难问题。这年，适逢“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５０周年。从１２月７日至１２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讨论会，又一次隆重纪念他在５０年前的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尹赞勋分别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和闭幕式上致词。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还亲临会场并讲了话。已是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裴文中，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并发表了他和学生张森水一起刚刚完成的关于“北京人”石器再研究的重要论文。
由于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并开创和推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和推崇。１９７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推选他为荣誉常务理事。之后，他又被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荣誉委员。这是他继１９５７年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后，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国赢得的又一崇高的荣誉。
可是，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工作的繁忙，裴文中的身体日渐衰弱下来。
１９８０年２月，他因脚趾头突然疼痛，住进了阜外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了下肢血栓。这是一种较危险的病，可他并不在意，经中药治疗了两个月，便出院了。
出院不久，他由学生陪着，便去了内蒙古考察。
１９８０年９月，即刚从内蒙古回来不久，他又东渡日本讲学。
就在这次日本讲学期间，百忙之中的他还对“北京人”的下落情况进行了寻访，并听说了一点有关“北京人”的线索。从日本回国后，他便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资助他寻找“北京人”化石。这封信的大意是：１９８０年９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的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７７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这“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裴文中的这封信发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复信，同意资助他去寻找“北京人”。裴文中看完信后，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便开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８０岁的老人了，再加上身体又不是太好，若是出门寻找的话，行动肯定多有不便，若是万一有个闪失，谁也担当不起，于是都不同意他去。
当他的夫人把这个意见对他讲了后，他却有些生气地说：“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呀!但国家起码应该重视这件事情!”
由于生命的衰老而使他无法了却心头这桩最大的心愿，他的情绪多少受到一些影响，渐渐开始低落起来。他常常在家一边踱步，一边叹息，整日不肯多说一句话，脑子里好像总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家里人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只摇摇头，叹叹气，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写一封信。信写好后，他并未急于发出去，而是反复修改了好几次，等改到他认为比较满意了，才郑重其事地用毛笔把信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然后再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六个大字：胡耀邦同志收。
他在这封信中首先简略地介绍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想干成这件事的意见，希望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促成到美国寻找“北京人”化石一事。
如果这封信当时能顺利地发出去，并能顺利地到达胡耀邦同志的手上，那么依据胡耀邦同志的性格和为人，中国派人到美国去寻找“北京人”一事，很可能会成为事实。何况，胡耀邦对裴文中是熟悉的：１９７５年胡耀邦到研究所时，就亲自看望过裴文中；就在前不久，在政协礼堂召开茶话会时，胡耀邦还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过亲切的慰问。
遗憾的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这一计划再一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来自单位领导的反对，也不是来自社会的直接压力，而是来自家庭的过于谨慎。
他的夫人说：“这封信我看不用发了。就是发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儿子裴申也说：“这件事你跟胡耀邦说什么?胡耀邦同志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来管你这件事?你要是把信发去了，不是给人家中央领导添麻烦吗?我看这信就别发了吧!”
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还是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第一位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大师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对“北京人”的寻找，却并未因此中断。
１９９６年初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的某医院里，一位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便急召亲朋密友前来身边，对有关后事一一作了安排。而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先生。
当晚，这位日本老兵与久三枝先生进行了一夜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１９４１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北平，他作为日军７３１部队的一名大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平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焦急、恐惧而又万般无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藏匿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２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然后挖坑埋藏了。当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为了便于日后查寻，他还特意用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划掉了一块长约１米、宽约２０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来日辨认。当这一切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罪恶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７３１部队的日本大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而从不肯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终于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而且，当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这个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即将撒手归天之际，他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这个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便很快撒手人寰了。而剧作家久三枝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久三枝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腾刚清。
嘉腾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６５岁，１５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七十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并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
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情。于是为了证实那位原日本７３１部队大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着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嘉腾刚清告知他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院东南侧２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位原日本大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着本世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
中国科学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并引起重视。因为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
于是，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４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教授，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３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先生会面，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的传输，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可能多少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后，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在这种情况下，叶捷和张森水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１５３０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此台每边长五丈，台面原为红色琉璃砖铺砌，象征太阳。到了清代，则改用方砖铺砌，台四面均有台阶，分为九级。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掩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２０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点。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二人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位原日本７３１部队的大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先生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满亲善”，故破坏神道与当时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他们还是认为仰木道之先生所提供的线索毕竟还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谁也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莫大的告慰；何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找，总是一件好事情，找，总比不找好。因此，叶捷和张森水还是将此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１９９６年５月３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研究员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定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
５月８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１１线９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地震局体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１．５米到２．５米，厚度、宽度均为１米，长度方向占６个测点，约３米。
于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出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指示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一事。没想到，日坛公园的负责人却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同意借助给古树复壮的机会搞点小规模的发掘。
于是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３日上午正式发掘。为了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与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日方顾问仰木道之先生签定了一个《关于发掘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可疑埋藏地点的协议书》。
该协议书主要就发掘物的归属、录像、照片等版权事宜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一、如果发现的确是“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相关的古人类化石，归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有；二、如果发现的是金银、瓷等物，则献给国家文物部门；三、电视录像、照片等版权归双方所有，双方共享发表权。
６月３日上午８时整，发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里，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１８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腾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三位日本朋友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还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作了动员讲话：
“‘北京人’化石自１９４１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５５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作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作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
秦大河说完，由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长张青吉介绍了发掘点的保安措施和应注意的事项，随后大家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室，随即登车向日坛公园奔去。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长领着三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当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１９９６年６月３日上午１０时，发掘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１．５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２．５米，宽１．５米的矩形，物探的１１线９点便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４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１．５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２．２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露出地层剖面为：０—１．３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１．５米—１．９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１．９米—２．２米为灰绿色细砂岩；１．３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要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５９厘米。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但众人于心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６０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１２时５８分。
２小时零５８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惯有的平静。
历史，似乎又再一次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
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不知道。
当然，这位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到底是确凿的事实，还是骗人的谎言，仍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也许我们探测的仪器还不够先进；也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也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发掘寻找，虽以无结果而暂时画了句号，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寻找，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思考。
当历史的脚步跨进九十年代后，随着科技大潮席卷全球，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探讨的愈加深远，同时也随着世纪末一天天的到来，人们对“北京人”的渴念与寻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更加执著，同时也更加迫切了。作为继裴文中之后曾在１１天之内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先生，自然也不例外。
贾老今年９２岁，在人类的生命史上，这无疑是个少有的年纪。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贾老能活到这个年纪，自然算得上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了。想当年，贾老去周口店时才２０来岁，后来小贾变成了老贾，再后来老贾又变成了贾老。没想到，７２年一眨眼便过去了!如今的贾老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又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没有一张大学文凭，却能夺得“三个院士”的头衔，这如同他９２岁的生命一样，能说不是又一个奇迹?
进入九十年代后，贾老的生命意识里更是有了一种非同往常的紧迫感。他虽已离开岗位，归隐书林，却依然很忙。然而很忙的贾老，始终念念不忘的，惟有周口店和“北京人”!
多年来，我们对贾老不知有过多少次拜访；对周口店的保护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交谈。每次交谈中，贾老除了流露出对周口店与“北京人”深深的关切和难以割舍的眷恋之外，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隐忧。
如今的周口店早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已是门可罗雀，名不副实；“北京人”至今下落不明，音信渺茫。作为亲自发现过“北京人”头盖骨并把一生都交给了周口店的贾老，心里自然着急。于是，如何设法保护好周口店现有遗址，尽快找回丢失的“北京人”，便成了贾老生前最后一桩心愿。
多年来，为寻找“北京人”的下落，贾老做了大量繁琐的工作。１９９８年夏季，当北京电视台发起一个关于寻找“北京人”的“世纪末最后寻找”活动时，已是９０高龄的他还积极响应，并与１４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公开倡议信，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共同携手寻找“北京人”!该信全文如下：
斗转星移，记载着无数光荣和苦难的２０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来迎接新的世纪?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的几位杰出的科学家，根据一些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的线索，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日复一日地苦苦寻找了多年，终于导致了一个伟大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诞生，而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的”这一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事实，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之前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斥之为奇谈怪论。但是，当“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其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生活遗迹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出土的那一刻起，人类真正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了。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这一伟大发现中最珍贵的部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在中国发现的其他重要灵长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下落不明了。
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化石丢失的线索尽了心力。随着世纪末的临近，随着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或年逾古稀，我们寻找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希望，愈来愈急切。
我们在想：这样一件发现于本世纪初的人类科学珍宝，在世纪中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遗失，而今天人类将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它们仍然不能重见天日。即使它们已经损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人?
当年“北京人”化石的失踪涉及到战乱中多个国家的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要的线索可能流失于民间。现在，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关心此事的人士一直在查访有关的线索。
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需要我们大家各尽所能，提供自己所知的线索和其他一切有用的支持，一起来帮助寻找。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向全世界所有热爱科学、进步的人们呼吁：在本世纪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也许这次寻找仍然没有结局，但无论如何，它都会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线索和历史资料。并且它还会是一次我们人类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过程，因为寻找的不仅仅是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人类的良知，寻找我们对科学、进步和全人类和平的信念。
让我们行动起来，继续寻找“北京人”，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出自己的贡献。
贾老等１４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这封倡议信公开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这代表的不仅是以贾老为首的１４个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心愿，也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心愿!于是，不少中外人士或打电话或写信件，提供线索，发表意见，纷纷开始加入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之中，从而使九十年代的中国，继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热潮。
寻找“北京人”的热潮掀起后，让一位多年埋头于书斋的“老学究”，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秘密。这位“老学究”，就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副教授何振明。
何振明教授今年５４岁，陕西西安市人，已在北大执教近２０年。何教授除完成自己担任的地理课程外，平时还研究中国历史以及学识深奥难懂的《易经》、《道藏》等历史典籍，是个学富五车，知识颇广的知识分子。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和探究，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尤其是对“北京人”下落问题的探究，有着非常奇特的方式与见解。
早在１９６３年，何教授还是西北大学地理系的一名学生时，他就亲自到过杨钟健和裴文中发掘蓝田人的现场，对“北京人”进行过探寻。１９７９年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一次，路过陕西武功县的一个窑洞前，发现一块非常奇特而又很硬的石头，热爱考古的他，居然将这块沉沉的石头带回了北京。后经北大考古系的一位专家鉴定，这是一块相当古老的石头，上面还有猿人留下的痕迹(此石至今仍存放在何教授家中)。此后，何教授对猿人及猿人遗址更是厚爱有加。
１９９８年７月７日，何教授看到贾兰坡等１４位院士为寻找“北京人”而发表的倡议信后，一夜难眠。作为搞学问的他，深知“北京人”对人类远古历史之研究的重要，便想法找到了贾兰坡的通讯地址，给贾兰坡先生写去一封亲笔信，首次披露了自己多年来对“北京人”下落问题研究的秘密，并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再次拜访贾兰坡先生时，深知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为寻找“北京人”之事而苦苦奔波的贾老，慷慨地将此信转交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征得何教授本人同意并请何教授对此信重新作了订正，现将这封信公布于后，请大家一起来看看，何教授在信中究竟是如何推断“北京人”下落的：贾兰坡先生：您好!
“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已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但“丢失在美国人手里”似成定论。而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当时任教于燕大的“林迈可(译音)”先生似曾染指此事，配合某“行动”的似有原协和医学院任职的大夫及杨××，及当时的校工白××等人。其地点：①北大未名湖畔数处均有可能；②慕田峪长城段；③红螺寺；④李莲英“鸡蛋坟”(文革中被破坏)；……时因燕园(今北大校园)乃光绪皇帝父奕□之私宅之一，史载为蔚秀苑一带，苑中埋有许多无法展示于世的“古物”；其中有“石榴园”的古人类遗物(地点在正建的“理学楼”)，是戊戌政变后清室“军机处”成员埋建的，时有“燕山猿人遗骨”和元代宗室离京时掩埋的波斯古物及历代陶器(均已毁，部分残片在我处)，一部分被夏鼐之子夏正楷先生和考古系某教师分别收藏，原物被基建人员毁已散乱，实在可惜。因笔者解读有关文献和碑文，恰在基建挖出之后(晚十二天)未能及时保护。
上述部分人质，尚有清王室后裔。对“燕山猿人”(最早为努尔哈赤时代发现，传至康、乾，先后被供奉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和圆明园基地，后两次遭八国联军等毁坏，才被移至奕□私邸———燕园暂埋，未及整理，天下大乱，清王室便倒台……)及祖传“十二盘龟甲”(也是努尔哈赤从其父手中接下来的……)和非洲“祖母手臂骨”一起曾几经周转(防止日伪人员，俄、德、英、法等情报人员劫掠)，分别安置在雍和宫、国子监、西黄寺、燕园等地。
直到“北京人”经协和美国人之手“丢失”前，清王室后裔早已认定与“燕山猿人”同属其祖先，故多次买通有关人员，在燕园等地分别“掉包”给藏匿了起来。因当时日本特务(日伪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清王室后裔)等一致认为上述“猿人遗物”也是他们的“祖先”，故染指了“北京人”……
总之，上述“北京人”遗骨可能有以下几个去向：
①一名日本军人“井村”(音“松村”)亲自押运(从天津港至日本某“湾”)，偷偷“供奉”在某地秘密神社。
②一艘英国邮轮运抵马来半岛，后受“伯希和”委托，曾运抵越南河内(法属)东方文化学院图书馆，又乘法军空军港地参谋长专机运抵欧洲某帝国图书馆(作为“伯氏”的“手稿”专运)。时因欧战，未及交“伯氏”，１９４５年伯氏去世，其亲人遵其遗嘱，被当作“手稿”收藏或藏于其墓或其他秘室。
③一艘美军“舰船”载“知情人”押运一批“古物”(“骨物”)，其中一部分战后转运抵法国某地；而另一部分被运抵美国费城博物馆(连同慈禧的油画像一起转运)。可查证此事。
④由清王室某后裔携带一部分去了承德……因沈阳已被日本人占领。
何振明
１９９８年７月７日夜
对何教授在这封信中的种种说法和新提供的线索，圈内人士有各种议论：有人说是一家之言，值得注意；也有人说是奇谈怪论，不足为信……而我们认为，是对是错，可信不可信，有待专家、学者和历史去作验证，我们在此只作探讨，不作定论。虽然我们对他的某些观点，同样不敢苟同，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何教授对寻找和探究“北京人”的执著精神和痴迷态度。
何教授对“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于北大未名湖畔数处以及其他几个地点推断的主要依据，是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多种碑文。北京大学校园现有碑文数十块，大多刻于满清和民国时期。这些碑文看上去都说明了一件或几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其语句也极其简单明了，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供研究和破译。但何教授却解释说，这些看上去极其简单明了的碑文，其中却内含着丰厚的隐秘，这些隐秘现在看来既让人惊心动魄，又有些不可思议。当初立碑时，古人故意以秘写的手法，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隐含于外表看来极其简单明了的语句之中。现代人要真正读懂这些碑文，就必须了解古人的秘写方法，只有了解了古人的秘写方法，才可能真正理解碑文的确切含义。
何教授说，他为了破译北大校园内的碑文，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总算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就包括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线索。经过他的一些实际调查，这些被发现出来的线索有极高的可信度。
为搞清何教授所谓的破译的依据，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我们希望何教授能让我们实际感受一番。何教授欣然同意，领着我们来到北大未名湖畔，一一观看了翻尾石鱼碑和乾隆诗碑等。于是，在１９９８年那个奇热的夏日的傍晚，在火球般落日的映照下，我们从一块乾隆诗碑的碑文上，读到了这样一段尘土斑斑的文字：
诗作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乾隆十三、十四年事。十三年九月，“诣畅春园恭请皇太后圣安，即视事于观澜榭，引见于大西门”，“爰亲御孤矢”，“连发二十矢，中一十有九”。十四年，“陈马技以娱慈颜，亲发十矢，复中九，且破其的三焉。”此碑当为畅春园之遗物。
当我们问及此段文字如何解读时，何振明教授有些神秘地说，我的解读方法须请众多专家、学者认真鉴定后，方能公布。故，我们无法知道何教授到底是用怎样的一种方法破译碑文的。他只说按他的破译方法，类似以上的碑文都隐隐约约地暗合有“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之说。写说明的人就是他在致贾兰坡信中所提到的杨××之子等人。所以，何先生推断“北京人”的下落与杨××等人似有关。
当我们问及信中所提到的白××时，何先生的解释是，白××之子原为北大校医，退休后在北大考古博物馆守护。白××本人原为燕京大学校工，是专看大门的。某日清晨，白××尚未起床，突然听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他急忙披衣走出传达室借着朦胧的灯光一看，只见任教于本校(燕京大学)的外国人林迈克先生坐在一辆小型卡车的驾驶室里，正起劲地按着喇叭，样子很着急。林迈克在中国是颇有些名气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受宋庆龄委托，购买了一批药材和仪器送往晋察冀边区，后被誉为“国际友人”。当年的著名记者斯诺，正是通过林迈克夫妇的帮助才到达延安。斯诺曾在燕大当过讲师，和林迈克夫妇相识并结下了友谊。由于白××和林迈克平时熟悉，所以一见之后，便借开门之机顺便问了一句：“林先生这么早就要出去?”林迈克只是略微地点了下头，便急踩油门，驾车急速冲了出去。
“林迈克汽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我们问道。
何教授说，他曾经专门询问过白××的儿子。白××之子告诉他说，其父没有看清，只猜想是一些贵重的东西，要不然，林迈克是不会亲自驾车并那样紧张和不安的。
“那么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你为什么会想到找白××之子了解林迈克的情况呢?”我们又问。
何教授说，因为我一直根据自己的解读法在对《红楼梦》进行解读，在一次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偶然在北大的一块碑文上发现秘写着这段历史的秘密：“北京人”头盖骨曾藏于北大未名湖畔某处，林迈克接到转移的命令后，要将这些东西转移出去。但同时美国人在承德避暑山庄还秘藏着一批货，要同“北京人”一同运走。当从燕大开出的车走到古北口时被日本势力所挡，于是载着“北京人”头盖骨的汽车又折道驶入慕田峪长城附近。
汽车到慕田峪长城附近后，又驶往了何处?何教授说，碑文的秘写语句中断，并告知要看下一块碑文才知后事如何。于是他找到下一块碑文，经过解读，只破译出放了一个什么木头箱子。但木头箱子的形状却未说出。他同时还破译出，林迈克的汽车在慕田峪长城下停了一夜及林迈克的心情十分焦急等内容。但碑文至此再度中断。他只好再去解读其他碑文，这才发现，林迈克在慕田峪长城下停了一夜后，于第二天驾车返回，并在红螺寺停留。碑文至此再度中断。后来，他又从北大未名湖畔一块上书“自动化污水井”的碑文中解读出，林迈克驾车返回后，将部分东西埋藏在了现在的斯诺墓地和花神庙附近。至此，关于记载此事的碑文全部终结。
按照何教授的推理，现在的北大，也就是原燕京大学，其校长是美国著名人士司徒雷登。校内有不少美国人任教，整个局势完全被美国人所控制，同时燕京大学位于北京城外，除环境幽静外，外界干扰相对城内也少得多。或许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负责人，在接收了“北京人”之后，鉴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北平各城门被日本人控制的事实，才想起了燕京大学这个相对僻静之所，于是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其他的贵重物品，匆匆转移到燕大校园内某处暂时藏匿起来。之后，随着战争的日趋紧张，中国国内局势的越发混乱以及日本人的步步紧逼，美国驻北平公使馆以及司徒雷登等人，才决定由林迈克转移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大批珍宝，于是便有了北大看门的退休老人白××在那个凄冷的冬日的清晨，看到林迈克慌忙驾车冲出校门的一幕。
何教授由此推断道，当林迈克从慕田峪长城以及红螺寺返回后，将“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其他珍宝藏于燕大校园另一个可能的地点，就是校东边的石榴园故址(在今北大理科中心楼群下)。这个故址原属圆明园的一部分，里边有一口古井，这口古井名字称井，其实是个秘密洞穴，元至清朝、民国期间，里边藏有很多贵重珍品。在这个地洞的不远处，是著名的方楼(现遥感中心楼北)，日伪期间，日本７４１部队曾在这座楼旁的烟炉多次焚尸(此烟炉１９９８年初已被拆除)，故又称焚尸楼。其中所焚烧的有日本军队情报人员死于中国的，也有被谋杀和暗害的中国人。按照何教授调查了解的情况，日本侵华军队中，共有７支秘密部队，番号从７１１一直排到７７１。何教授说，现在人们对７３１这支细菌部队有所了解和认识，但对其余的６支秘密部队却不甚了解。而驻于燕大东门及西黄寺内的这支番号为７４１的秘密部队，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各个方面的情报，同时搜集清皇室的文献秘籍和文物。当时中国的情报以及清皇室大量的情报和珍贵文献落于日本人之手，与这支秘密部队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九十年代中期，位于焚尸楼不远的北大理科楼决定扩建整修，就在这次扩修中，民工们在石榴园挖地基时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不但有金、银、铜、铁、瓷等器具，还有破碎的人头骨、骨骼、鹿角、镀金玉佛等物。其中一个民工见到这些挖出的宝物后，私藏一颗用波斯文嵌刻的金印偷跑回河南老家，企图转手倒卖给文物贩子，后来这颗金印被北大保卫部门追回，现藏于北大考古系。至于挖出的头骨等已被民工们砸烂捣碎，无从寻找。按何先生的推断，这些砸碎的头骨，不可排除有内含“北京人”的可能。
……为对上述有关问题进行核实，我们曾拨通了何教授家的电话。何教授解答完我们的问题后，又兴奋地说：“最近我又再次做了推测，‘北京人’并没有离开中国，还在北京大学校园附近。而且，我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什么新发现?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有些好奇地问。
“当然可以。”何教授说，“我刚刚从一秘文中解读到，魏敦瑞的那个女秘书(指息式白)，可能是个特务；她在通知胡承志装箱前，美国人其实已经使用调包计将真正的‘北京人’事先隐藏起来了。也就是说，胡承志装进箱子里的‘北京人’头盖骨，是假的模型，而不是真品。”
听罢何教授这个有些耸人听闻的观点，我们大吃一惊，马上强调说：“胡承志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北京人’头盖骨最熟悉不过了，相信他装箱时不会把模型当真品。”
何教授道：“正因为胡承志先生对‘北京人’最熟悉，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最容易引起疏忽。你们可以进一步考证一下，最好是亲自去问问胡承志先生，当年那位女秘书通知他装箱时，是不是有脸红这一细节?”
真没想到，“北京人”不仅上了网，出了国，进了北大校园，而且漂泊流浪了半个多世纪后，现在居然又绕到了当年最后为它装箱的胡承志的身上。
那么，“模型大师”胡承志又会是什么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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