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瓦姆博上周最终从他的房子迁了出来，是我帮助他干的，这时我才终于发现并确信。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如果一个人失宠了，那么就不会有人给你那怕是一丁点儿的帮助。我为欧尼姆博感到非常惋惜，对外界来讲，这也是一桩不明不白的事情。物质方面，他完全陷在一笔糊涂帐里，那些过去曾与他以‘牢不可破的友谊’相称的战友们中没人关心他，我要指的尤其是那个自己也曾被降过级的人。然而这一切都已被人忘掉了。如果人那么自私，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连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都不愿意，这是非常可恶的。这方面要谈的还很多。哎，真糟糕，现在我不得不停笔了，饭已摆好。首长每天下午都到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钱……”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对俄国的战争。6月23日，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便离开柏林。1941年6月28日，我在离东普鲁士荒凉的小城市——拉斯腾堡8公里远的新的“狼穴”大本营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大本营已经五天了，我向你简单叙述一下这里的情况，……掩蔽所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围划分各自的位置，每个部门分得一处。卧室的面积如同火车软卧车厢里的包厢一般大小，墙上镶贴着浅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内装有隐蔽式抽水马桶，上方有一面镜子，室内还有一个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许多电台的广播。掩蔽所的房间里甚至还装有尚未启用的电暖设备和式样新颖的壁灯。另外还有一张用大叶藻填充起来的床铺。房间虽小，但当我在墙上挂了几幅画之后，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间里一般都有淋浴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过。主要是因为没有热水，其次我们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掩蔽所内通风机的噪音干扰着我们，吸进来的风不停地吹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风湿病，所以特别怕这种风，鉴于这种情况，晚上睡觉时，我们就把通风机关掉。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睡觉时不能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导致白天我们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尽管如此，除了可恶的蚊子叮人以外，总的情况还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过并起了一层厚厚的丘疹。发给我们的防蚊药可惜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男人们穿的是长长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们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们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为了买蚊帐四处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帐，我觉得长期支下去太麻烦。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在室内并不猖獗，见到它们立即赶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给希特勒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说：“人们为他挑选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表现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们不要超越权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在进军俄国初期，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是好的并且时常开开玩笑。每当开完形势讨论会之后，他总要邀请私人副官、军事副官、医生和女秘书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里我们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着我们一直走到掩蔽所门口，黑夜里（我们总是严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我发觉我的手电忘在他的房间里，我请求仆人帮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却空手而归，因为他在我指给他的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手电。“咦，”我说，“手电到底哪儿去了呢？”这天夜里，希特勒大开玩笑，他微笑着表白说：“我反正没偷，我是个窃国大盗，而不是窃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谈到：
“前一阵子，这里运来一批苍蝇拍，没事干就打蚊子。据说到六月底，这种小蚊子将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这种蚊子叮人更厉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还有这里的气温，室内太凉。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来焐干总感到潮湿的床铺。森林把热气完全隔开了。只有当人们走出森林之后才会感到这一点，带有霉味的热气扑鼻而来。你知道吗，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过10点钟我们（我和达拉）就得到军官掩蔽所一号餐厅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四面墙都刷过白粉。房子的部分墙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铁窗户离室内地面很高。墙上挂着两幅木版画，一幅是背篓，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画像。几天后，缴获的一面苏联旗也被挂在了墙上。
房间的中间，摆着一张可容纳20个座位的长条桌，首长和他的将领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副官和医生们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就餐。我们两个姑娘吃早餐也是在这里。首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一张俄国地图，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谈到苏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在与俄国缔结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来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谈到他思想上的忧虑，一再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样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间他常说，俄国对他来说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兰人》中的鬼船。我问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这是他做出的最难的一个决定（指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俄国，它也许是一个大肥皂泡，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开始时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俄国开始后的前两天在“狼穴”大本营我和达拉甚至还旁听了形势讨论会，最紧急的形势讨论会一般在军官食堂举行。会上，元首站在一张大的欧洲地图前面，指着莫斯科说：“四个星期我们就将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将被夷为乎地。”
我于1941年6月28日在给女友的信中还写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题。早上，我们在一号餐厅等候首长，直到他走出地图间（他听形势汇报的地方）到达餐厅吃早餐为止。顺便说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个削好的苹果。他知足、简朴，难道不是吗？与此相反，我们姑娘们则贪得无厌，当我们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块黄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来一份，这样，我们每次都吃三份。饭后，我们先请首长谈一下新的形势。接下来一点钟到地图间去参加一般的形势讨论会，会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尔少校轮流做报告。这些形势报告非常有意思。从报告中可以得知被击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数字（看来俄国人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很大，到目前为止，仅击毁的飞机就有3500架，运油车1000辆，其中包括载重为40吨的重型运油车），他们借助地图等指出我军挺进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知道俄国人打仗有多么疯狂。如果俄国人组织领导得好，这场战斗将是难分胜负的，然而，谢天谢地，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综观迄今为止的情况，可以断言人们是在与一群野兽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抓了那么一点俘虏，这是因为俄国人受到了他们的政治委员们的煽动，他们听了捏造的有关我们不人道惨闻，谎说如果他们被我们抓住，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们战斗到最后，必要时自杀。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在科乌诺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战士把一个俄国俘虏送回俄国人的掩蔽所，让他去说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国人出来投降。他大概是这样做了，结果被呆在里边的政委枪毙了。接着整个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这就叫宁死不降。
每个部队附设一名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员，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服从他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分头领导，这就导致了一大批问题无人过问。他们根愚昧，打起仗来死板的很，这种情况自然孕育着一种危险，使得战争很残酷。法国、比利时等国人则很聪明，一旦他们意识到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他们就放弃战斗，但是俄国人还是要战斗，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投降，家里人会遭殃——实际上莫斯科也是这样威胁他们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们有那么多飞机，根本不顶用，因为他们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国的飞行大队里情况是这样的，飞行大队长在前面飞，其它飞机尾随其后，他们不找目标，只是简单地尾随而已。一旦大队长的飞机被击落，其它的飞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会看指南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击落了3500架苏联飞机。
现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听完形势报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吃午饭的地点是2号餐厅。因为午餐常常是一锅煮，所以我们有时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菜豆煮的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吃的。午饭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睡上几个小时，以便在这一天中漫长的工作时间结束以后还能保持足够的精力。
大约5点钟，首长请我们到他那里喝咖啡，同时还有点心招待。谁吃的点心最多，谁就会受到表扬。喝咖啡的时间一般要持续到7点钟，有时还要长一些。然后我们又到2号餐厅去吃晚餐。饭后，我们要么在附近走走，要么看个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段时间消磨掉，直到晚间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再次应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对着正面窗户的是一个壁炉，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圆桌，桌子的周围排放着带有灯心草编靠垫的椅子。一般情况下同首长在这里聚会的有他的医生、军事副官、私人副官、马丁·鲍曼、我们两个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鲍曼的指使，海姆将希特勒在喝完茶后的谈话“秘密地”记录下来。1980年，维尔纳·约赫曼将这些记录以《1941—194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营里的独白》为题予以发表。
在这里，我要对亨利·皮克博士做点说明。据说在亨利·皮克的故乡，有一位善良的仙女向人们施舍了各种各样的救济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物品。所以，皮克早在1942年临时替别人在元首总部担任马丁·鲍曼的副官期间，就已认识到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着希特勒暗自记录下来的希特勒的秘密谈话将具有何等的价值。
人们可能会想；希特勒的独白和秘密谈话录为发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已在利用这些资料并且将继续用下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秘密谈话录》一书的前言和评注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根据某次讲话，阿道夫·希特勒于1942年曾赋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写作《秘密谈话录》的权利。
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谈话被秘密记录下来。下述材料便可证明，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a）海姆与绍布在1945年后进行的一次谈话；
b）1975年3月19日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写给克里斯塔·施罗德的一封信的摘录；
C）阿道夫·希特勒经常提到，战争结束后，他将向他的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口授他的回忆录。在秘密谈话中所涉及的事件、经历和思想自然将成为他的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劳德尔·容格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声明中证明希特勒有撰写回忆录的意图。
2．还有一个说法，说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马丁·鲍曼，在皮克离开大本营时不要检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实是：大本营的人的行李从未被检查过。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奥托·京舍所做的书面证明便可证明这一点。
要驳斥皮克的所有说法就得超出这些记录的范围，在此我仅列举三个例子：
皮克错误地声称：
a）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宠爱的人；
C）由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1932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关系。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还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时都举行一个招待会，他在谈话中常常把他并不认识的某重要人物说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别人接受他的邀请。例如，他还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写过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尔将军在访问施瓦宾艺术家之家时曾向我谈起过皮克的这些所作所为。
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谈话录》的前言中说的话是真的，他还邀请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过、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为他捧场。可惜的是，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读过《秘密谈话录》的前言和评注。当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问起此事时，她坦率地回答：“哎，克里斯塔，这种东西我们是不看的。我们干脆把这种书都放在书柜里！”
皮克通过这种方法使得历史学家们把他的《秘密谈话录》当作资料来源加以运用，在丝毫不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皮克的说法。
1941年6月28日我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那是一次小范围的愉快聚会，喝的还是咖啡，吃的还是糕点等食品。你听了我的话后肯定会认为我们归来时体重不会减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拜访了我们的厨师，他原来在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过程中他负责为我们做饭，在战争期间跟随我们展转了所有大本营，另外我们还参观了铺着白色瓷砖、装有最现代化电气设备的豪华厨房，并且看见使人嘴馋的东西就顺手牵羊。
近来我们很想帮助他切面包、分黄油或者调制色拉，但是这家伙不希望别人帮忙。他是一个又矮又瘦的机灵人，不知为什么，我们元首护卫队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他越忙越快乐，事情乱得没有头序的时刻也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热情的厨师。一切他都干得那么熟练，观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兴。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但决不是草率从事，总是精益求精。
从这个快乐的‘小鬼’身上人们可以认识到，的确很多东西都与工作有关系，当一个人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这个人成功的感觉便溢于言表。然而这点对我来说却常常是不适用、多余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这一天中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那么我就会得出全面否定的结论：什么都没干。不愿意讲话时，往往就睡觉、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无味，人们改变不了这种生活，我们总处于令人心烦的无休止的待命状态，同时又不断地度过一个接一个的繁忙时刻，这是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也想学习点什么（我身上带有法语一千句教材），学习的念头我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缺少一种动力。今天我的确打起了精神，为了再次向你做一较长的汇报……
在这段时间里，你肯定已听到积压了整整一周的特别消息，首长今天早上说，如果德国士兵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将最终摘取月桂花环。这里的一切确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怪事连连发生，例如集结在边境地区的俄国人并不诱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个后勤供应困难；又如他们并不把多瑙堡镇附近的两座桥梁炸掉。这两座桥一且被毁，我们就不得不修复它，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时间。我想，只要先占领了明斯克，我们就会飞速向前挺进。如果在我们士兵中间还潜伏着共产党员，那么只要让他看一看那边的‘恩赐’，他就肯定会完全改变信仰。我同曾有机会去过莫斯科的许多人交谈过。可以想象，人们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剥削，被欺骗却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该多有意思啊……”
1941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在首长住处举行的晚间讨论会上，教会问题成了主要议题。可惜你不在场。首长谈到的所有问题都那么通俗易懂，例如他讲到，基督教通过欺骗和虚伪使人类发展——在文化方面——倒退了2000年。现在看来我必须着手在开完讨论会之后将首长的讲话记录下来。
只是这种会议往往拖得时间很长，会后如果还没累倒，也已疲惫不堪，无力写东西。前天夜里，当我们从首长那里出来时，天已发亮。像生活有规律的人那样，我们没有马上躺下睡觉，而是到厨房里吃了几块三明治，接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太阳已升起。起床后沿着牛、马牧场和山丘转了一圈，长满了红白两色的三叶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下简直美丽如画，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厌的。之后，我又继续睡觉。
在下午二三点钟之前我们是起不了床的。我们过的简直是一种荒诞的生活，难道不是吗？像我和达拉诺夫斯基的这种古怪的职业今后大概不会再有。吃、喝、睡、有时写，并且长时间地陪伴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使掩蔽所内不显得过分光秃，最近我们为首长去采花，这样做是很有益的……”
1941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长在战争中有一个私人工作班子跟随左右，尤其是班子中还有两位女性，这一点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名传令兵将人们在1号军官食堂狂饮后说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话告诉了我，使我万分气愤。我要重视此事，这毕竟是反对首长的一场哗变，是对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评。我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而是首长希望我们来的，他说只有与我们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这些先生们在场的情况下强调，没有我们（我和达拉）他将寸步难行。我认为，这些先生对我们的存在进行抨击，说明他们狂妄、愚蠢。
对说闲话的人我闭口不谈此事，这种态度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事隔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首长问军事副官是否在下一个大本营已为两位女士准备了帐篷，想必当时这些先生们的处境是很难堪的，副官回答：‘没准备！’对此，元首愤怒地命令他必须创造条件安排我们住宿。副官说：‘是，我们原以为您在这个营地只短暂逗留几天，她们没必要了。’诸如此类的话只不过是企图排挤我们的托词而已。首长根本不想让别人干预他的事情。下令立即准备一辆大汽车供我们睡觉和工作。
过去，当我还参加狂饮的宴会时，我曾抱有幻想，认为人们坐到一起来是一种友谊的象征。现在我才认识到，在那种场合所谈的话并不能表达友情，而是在撒该死的酒疯。
这样的聚会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更不能促进友谊。过了几天，人们相遇时，相互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讳莫如深的生疏感。还是罢手为好。为什么非要上一次当不可呢？人还是要靠自己。好心未必能赢得友谊，得出这一认识是痛苦的。
所有的男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多地获取好处。他们喜欢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总想抛头露面，并不认为这种作法在聪明人看来有多么可笑。在首长与一些男人站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这些人最可笑不过了。摄影师一拿起相机，他们就像飞蛾见了光，闪电般地簇拥在首长周围，其目的只不过是抢个镜头而已。这种病态的求名欲望简直令人恶心。瞧，我又发了一大堆牢骚。但你将会理解，这个空虚的社会是何等的令我厌恶，我有必要时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
1941年8月2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的生活变得相当单调。我们在这里已呆了九个星期，听说我们还将呆到10月底。这段时间的确漫长而无聊：工作寥寥无几，有时整天无事干，呆在一起的总是这一帮人，谈的也总是这么一些话。对这种无所事事我厌倦到了极点，以至于我最近正试图向首长说明，实际上一位女秘书就足以完成他的工作，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就是这样干过来的。但他马上制止了我，使我愿在战时做点有益的工作的愿望——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兵工厂——暂时根本无法实现。无奈，我只好继续呆下去。
几天前，我们看了英国的每周新闻片，该片来自美国，描写了伦敦的整个街道遭到破坏的情景。所有的大商店、议会等等都被摧毁。画面上，整个市区都在烈火中燃烧着，一座座仓库变成了火海。解说员讲道，英国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认为柏林的情景也同样如此。假如可怜的英国人知道他们给柏林造成的损失与伦敦的损失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肯定会洗手不干了。被俘的英国军官供认，他们的政府做事不负责任。英国人自己，包括他们的军官都承认这一点，这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在我们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与英国打仗只能导致我们双方城市的相互毁灭。罗斯福幸灾乐祸并期待着继承英国的遗产。对于英国人的不理智，我的确不能理解。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咖啡、茶、可可）我们可以到南美去换。本来一切都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愿上帝使英国人不久将恢复理智……”
1941年8月3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道：
“……我们到加里钦去了几天，回来后才见到你的信……我们在这个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开始我们想，7月底就可回到柏林，后来人们又说10月中旬，现在已有风声说在10月底以前——可能甚至更晚些——我们不会离开。现在这里已明显感到秋天的凉气，假如我们首长心血来潮，要在这里过冬。那我们就得挨冻了。在掩蔽所中长期生活无疑对我们大家的身体都是无益的。首长的身体看上去也欠佳，他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太少了，每当他乘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会出现风吹或日晒过敏现象。
我非常喜欢呆在加里钦，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呆在那里，然而那里的安全却没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在大本营里有严密的安全措施，那里无法采取这些措施，所以危险系数很大。但是那儿风景优美，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边是林区，另一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蓝天之中衬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农紧跟在犁的后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罗斯式的农家茅舍，拱起的、倾斜的芦苇顶子，见不到一处窗户。房前有一口用铁链打水的汲水井，铁链上已生了锈，井旁长着几株向日葵。被太阳晒黑了的妇女们都赤着脚，头上顶着一块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们站在她们的母牛旁边，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使人感到神秘，然而这种情形与这里的自然景色却相辅相成。此时此刻，一种回到故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边整个地区是那样令人心旷神信，而这边森林中的气氛却是今人压抑。这也许是由于我的一种感觉所致，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没有被监禁感，农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劳动；然而我们这里却是岗哨林立，人们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我们长期与世隔绝，不论是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途中，总是活动在同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总是循环往复同样的铁丝网内的生活。这种状况孕育着一种很大的危险：怕见人并且断绝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且会导致可怕他心理冲突，即人们向往外部世界，而当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经历才使以希特勒为首的小圈子得以维持，如果这个圈子不复存在了，那将是痛苦的，一切都会乱套（勃兰特博士也持这种观点），对那些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的人来说那将是糟糕的。请你体谅我如此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今后来说，这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德国军队对1941年冬和1942年春这段可怕的寒冷季节毫无准备，当他们陷在冰天雪地里肘，希特勒经常垂头丧气，但仍然希望尽快取胜：“我们要冲破的最后防线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他说道，“我们必须耐住性子，俄国是抵挡不住的。”然而面纱并未被撕破，我们在“狼穴”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
1942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
“……你在信中谈及的国内情绪和教会等问题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想，如果我们的进攻进一步得手，如果拿下了列宁格勒，那么国内情绪将会再次高涨起来。今后10天是大获全胜的时刻。首长的原则是，在真正赢得大战的胜利之前，一不要发布特别消息，因为过急发布消息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由此招致不必要的生命危险。他常常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安抚家乡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敌人抓到任何线索。
你提到教堂里人都挤满了，这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这也是首长的观点），人们目前无所作为，只能待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了……
……顺便说一下，两周来，元首的掩蔽所里添制了一台留声机，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听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特别是瓦格纳的曲子。尤其令我陶醉的是施特劳斯的《秘密的请求》终曲和声音优美的男高音歌唱家彼得·安德斯（你如果买唱片就必须记住这个名字）的歌喉。从他的唱腔看他更像男中音歌唱家，他的声音柔和、悦耳，吐字非常清楚。这些曲子很美，人们完全被带进了爱和温暖的气氛之中，看来对首长也产生了影响，因为昨天晚上他对我们两位姑娘说：‘孩子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抓紧啊！’我当时真该问他一下，我们长年日复一日地呆在他这里，怎么能利用好青年时代。是啊，理论与实际……”
1942年1月15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讲道：
“……给你的第二封信刚刚投出就接到了你亲切的来信，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接着马上又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但这封信我要压几天再寄出，因为我在信中发泄的东西肯定会使你产生一种压抑感，对此我感到遗憾。当然，最好是我先不把所有这些事告诉你，待到3月份休假时再说。我已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好，从现在起我们实行定期轮流休假，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时间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情。今天，达拉诺夫斯基去度假了，我3月份才有幸休假。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因为这里的节日太令人失望了。恰恰在圣诞节前夕，元首接管了最高指挥权。他的工作量因此大为增加，现在他再也不可能按时吃饭了。
午饭本来两点钟开始，但现在越来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饭的时间。几天前，首长的午饭是六点钟吃的，创造了最晚纪录。晚饭也相应地往后推，在元首的掩蔽所里喝晚茶的时间一般是从十点钟开始，可现在过了十二点才开始（最晚时到午夜两点才开始），这样一来，到四点至五点之间才能上床睡觉。
一种自然的生活节奏根本已不复存在，然而正是这种自然节奏对身体至关重要。没有一个阶段的习惯过程就从一种境换到另外一种环境，对我来说，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损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们是在第二军官食堂吃的晚餐，当时气氛十分活跃。接着我们像往常那样，被请去喝茶。见到首长时，他已很疲劳，刚谈了一会儿活，他就打起盹来，这时我们不得不相应地安静下来，刚刚出现的欢快气氛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近来，首长每次参加三个小时的形势讨论会。前来觐见他的先生们这时神情紧张，不敢流露丝毫微笑。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这里的悲观情绪。例如在掩蔽所里，我感到很痛苦，就又回到军官食堂，那里元首护卫队正直的年轻人见到我就看出我刚刚哭过。看到他们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来，他们劝我，让我喝点酒，设法安慰我。他们的努力还是奏效的。待我镇定下来之后，我们便坚定地唱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曲：‘我们停泊在马达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尽管人们一再下决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种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环境里，借酒消愁的确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我现在也不怎么跑步了。一是因天气太冷，二是地上积雪过多，路滑，跑步时总是提心吊胆，所以宁可躺在温暖的掩蔽所里。我们的办公室原是一间空房子，无任何陈设，现在我已将宣布置成了舒适的卧室。不过为此我也费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发现了我喜欢的东西，总要设法将它弄到手。现在我的办公室兼做卧室。我再也无法忍受在掩蔽所里住下去了。通风机整夜整夜地开着，一刻不停地对着头顶吹，吹得我的发根痛。睡在躺椅上虽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样，我的办公室里总算有一个窗户……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厂干活或是被召到电车和地铁等服务部门工作的妇女们非常艰苦。但比起我们来，她们却有很大的优势，她们在下班后活动自由，可以干她们想干的事情。现在我又在发牢骚了。好啦，到此为止吧……前几天，泽普。迪特里希和迪特尔将军到这里来了两天。他们两位多才多艺，是活跃后方气氛的主要人物……”
后来，我在笔记中写道：掩蔽所里有一个装有通风机的小房间。机器一开，新鲜空气便吹进来，但是它的噪音太大。关掉它吧，人们又觉得空气不好。所以我就睡在办公室里。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内装有一个窗户。这里没有办公的环境，连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希特勒常说，人们为他选择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然而我却觉得东普鲁士还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大片红色的三叶草地，绿色的牧场，蔚蓝的天空，冬天还有处于原始状态的雪景等等。
1942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我的同事本来一直给人一种相当稳健的印象，可这种令人不满的生活现在使她的情绪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难以避免的问题的良好想法总是过几天就崩溃了。我们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与不守纪律无关，而是关联着许多其它因素，就此我想三月份再与你交谈……
……天气热了两天突然又冷了起来，白天的气温实际只有17摄氏度，凛冽的东风寒气袭人。这种寒冷对我们来讲也已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磨炼出来了，只是那讨厌的风令人难受。尽管如此，现在我们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穿过这个地区，通常一直走到下一个荒芜的村子为止。夏天，这个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难受，但是到了冬天，在松软的白雪覆盖下它却显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余人们就闲散地呆着。尽管首长常感到很累，然而他却不去睡觉，令人很痛苦。过去，我们经常在晚上放唱片，人们可以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从托特不幸遇难以后，这种音乐晚会就很少搞了。因为在一起喝茶的老是这一伙人，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加上这伙人中谁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经历，所以我们的谈话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闷。实际上，这种谈话也只能是这样……”
后来，我曾就此做过如下记载：娱乐：每天晚上看电影，下午喝茶。人们从不谈政治。希特勒的影响到处可以感到，人们要么没有主见，要么有主见而不敢说。谁要敢于讲出自己的意见，谁就会被赶出这个圈子。对于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来讲，他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前，希特勒还时常举办音乐晚会。他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片段或胡戈·沃尔夫的曲子。音乐一放，他闭目静坐，聚精会神地欣赏起来。同一张唱片他往往播放数次，参加晚会的听众一般都可以熟练地说出唱片的编号。假如希特勒说：“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那么听众中就会有人把唱片编号告诉仆人：“第一百多少多少号。”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不再听音乐了。晚上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然而他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些内容：他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斗争年代、人类历史、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等等。就大多数话题而言，他所要讲的我们都早已知道。这样，晚上则成了我们的累赘。世界上和前沿阵地上发生的事件喝茶时是不能谈论的，所有与战争相关的事情都不能谈。
这样一来，谈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决不会使人难堪的话题，如布隆迪如何顽皮、听话或有一天一只突然出现在“狼穴”里的雄猫如何冒险的故事。本来希特勒不爱猫，据说是因为猫追鸟的缘故。但对“彼得”，他已逐步习惯了。不仅如此，假如这只雄猫跑到我们的怀里，他甚至还嫉妒。要是他的警犬布隆迪这样做，他就更嫉妒了。如果有谁悄悄地靠近布隆迪。他会生气的。谁要是用肉来引诱它，他会马上怀疑这个人的用心，他是严格禁止用肉来引诱布隆迪的。他认为，谁都不能博得布隆迪的喜欢，布隆迪只能忠诚于他一个人。
每天早餐之后，希特勒都带着布隆迪环绕着他的掩蔽所散步。他为有这只由专人（塔诺夫）照管的狗感到自豪。布隆迪的确是一只容易训练、动作灵活的狗。他可以表演节目，如走平衡木、跳跃两米高的墙和爬梯子。希特勒不喜欢小狗。他常常把爱娃·布劳恩的两只苏格兰猛“内古斯”和“施塔西”称作“木刷子”，爱娃·布劳恩则回击道：“布隆迪是一头小牛。”
我那时曾写信告诉我的女友，“我们养了一只雄猫，这使我们感到愉快，它常常坐在我们身边，它玩耍起来的优美风姿不止一次地使我们从谈话中出现的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我特别喜欢它，每当它跳到我的怀里，我就将疼痛的双手伸到它那柔软的毛里，此时我倍感舒服。我们还养了一只苏格兰猛，但它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它过于倔强执拗（另外，首长说它象一把木刷子，他永远不会同它合影）。有那只猫在场，它就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怎样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它不在场。也常起到活跃谈话气氛的作用……”
有些谈话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人们至今仍可以在海姆那里查到一些。比如，有时在喝晚茶时，希特勒谈到日本人时说：“人们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着干，因而对德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新加坡事件之后，里实特洛甫到元首那里汇报情况。他本想通过电台和新闻界大张旗鼓地将新加坡事件公布于世。在掩蔽所内小小的办公室里，希特勒面对里宾特洛甫站着，回绝说：“里实特洛甫，我不同意把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
希特勒经常谈起与他共过事的人。有一次在谈到施佩尔时他说；“他是一位艺术家，与我感情很好。我与他个人关系最好，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像我一样，他是一位设计师，既聪明又谦虚，不像军人那么刻板。没想到，他对他所从事的伟大工作是那样驾轻就熟。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始终胜任他的工作。假如我向施佩尔提出一个设想，交给他一项任务，他先考虑片刻，而后说：‘是，元首，我认为此事可行’，或者回答：‘此事不能这么办’，然后摆出他的论据，可谓头头是道。”
施佩尔是希特勒坚定的追随者，在他被拘留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希特勒说的“一切责任我来承担”的话是那样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希特勒这句话在他所有的追随者中激发了一种“责任感”，进而变成了对希特勒不可动摇的信任感，相信他就像信奉上帝那样。只要希特勒活着，施佩尔就认为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随着希特勒的死，他对施佩尔产生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希特勒有时还谈到霍夫曼：“霍夫曼过去曾是个棒小伙子”，他说，“那时他敏捷，灵活，身上背着那个复杂的旧相机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照出好照片，他还钻到黑布下面使用沉重的相机，这是要冒一定危险的。”
霍夫曼也爱喝酒。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喝了过量的酒被希特勒发现了，希特勒对他说：“霍夫曼，你的鼻子看上去像个烂南瓜。我想，如果有人在你呼出的气下面点上一根火柴，你就会爆炸，不久在你的脉搏里流的不是血，而是红酒。”过去，当着希特勒的面霍夫曼是不这样干的。而现在霍夫曼居然敢这样干，使希特勒感到震惊。最后希特勒命令绍布和阿尔贝特·鲍曼：“请你们注意，霍夫曼教授到我这里来时头脑要清醒。我请他来是与他聊天的，而不是要灌醉他的。”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称霍夫曼为“最灵活的人”，这可大大地触怒了希特勒，这事我后来才知道。
霍夫曼教授是一位19世纪壁画的收藏家，同时收集希特勒作的所有水彩画。每当他到埃伯斯贝格大街希特勒的别墅去拜访他时，从不忘记向他提及水彩画的事。对此霍夫曼非常自豪。我还记得，希特勒在许多谈话中都曾告诫霍夫曼不要出那么高的价钱购买他的水彩画，因为他——希特勒——当时画一幅画也只能得到20—30马克。霍夫曼教授的收藏品后来是怎样处理的，我就无从知晓了。但是我想，这些收藏品的命运与战后我从贝格霍夫内抢救出来的那批壁画和艺术品所遭受的命运别无两样。
1944年3月12日希特勒和霍夫曼教授在贝格霍夫曾进行过一次谈话，谈话的记录我曾见到过，从记录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希特勒对他过去的工作所持的态度。
记录副本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霍夫曼教授向元首呈上一幅水彩画，这是元首1910年的作品，是霍夫曼教授近日在维也纳得到的。
元首：“霍夫曼，但愿这幅画不是你买来的？”
霍夫曼教授；“它是别人送给我的，也就是说人们告诉我，这幅画是送的，不要付钱。”
元首：“这些东西今天也值不了150或者200德国马克。如果有人出更多的钱来买它，就是发疯。我本不想当一名画家，画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能够糊口和学习。这样一幅画当时连12马克都不曾卖到过。我作画的数量是以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为限。我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不超过80马克。午、晚两餐一马克就够。那时我都是通宵学习。我所制作出来的建筑设计图是我宝贵的财产，是我的精神财富，我卖掉了我的画，但从未出卖过我的设计图。必须指出，我今天的所有思想，我的建筑设计都源于我当时在长期通宵达旦的劳动中所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今天还有可能亲手绘制一座剧院的草图，那么我干起来，头脑并不模糊。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那时的学习。非常遗憾，我那时制作的绝大多数设计图都丢失了……”
上萨尔茨堡
1944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恋他的建筑设计图，不想将它们卖掉，这一点我可以证实。绍布1945年4月底在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并且拿到台阶上焚烧，在这些文件中夹杂着许多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图，我顺手抱起一捆图纸，使其免遭焚毁。但是这些图纸已不在我手。有一半，阿尔贝特·佐勒没有还给我，其余的一半我傻乎乎地卖给了皮克博士。
1942年夏天，希特勒临时迁址到文尼察附近名为“狼人”的大本营。在那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住进了木板房。
1942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对于你能够理解我思想上的懒惰我真感到高兴。四周以来，自从我们来到新的营地以来我始终没有情绪写私信。实际上，我的身心还是正常的，只是缺少为我填补精神空虚、给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遗憾的是，这儿笼罩着令人感到沉闷的气氛，简直让你无可奈何。自从读完了本拉特撰写的两本厚厚的书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正经的东西，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不愿再看书。
给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无聊的和没有思想的。我和约翰娜前两天晚上又心血来潮，看了些过去看过的片子，否则的确没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这是些什么片子。但尽管如此人们还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觉了。现在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我们的新营地和我们搬迁的情况等。
7月17日，我们一行约十六七架飞机启程向着东方进发。机场上是一副雄伟壮观的场面，所有的大型飞机都并排停在那里，发动机都已启动，准备起飞，抖动着的机翼和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到进入跑道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后这种响声才算消失。机长请我坐在驾驶舱里，我欣然同意，因为从机舱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从飞机的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见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驾驶舱里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在这里你明显感到是在飞行。
此外，在飞行过程中跟踪查看地图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门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学。我很佩服懂得这门科学的人。说地形貌似地图，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固然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难于将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图上是用粗粗的红线条标出的，实际却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应该了解一下铁道的路段的颜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盖着，在低雾的笼罩中时隐时现，它的归宿究竟何在，无论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书归正传。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的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乘坐一辆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车继续前进，这种车根本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上行驶。约翰娜·沃尔夫乘飞机时就已感到不舒服，现在又不得不继续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尽，抵达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无法工作。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当我们看到办公室时，我的心也凉了。这个房间的左右两侧都有门，分别对着两个洞口。洞中摆着一张带栏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办公室又那么窄小，我们实在无法活动。我们的大件行李、巨型办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间装得满满的。
我们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了，本来指望能在有大窗户的明亮的房间里栖身。谁知小卧室的窗户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且外面还同上一层铁丝。这个“窗户”对我们的震动是最大的。好在有人还算明智，在我临时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我总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办公室，室内还装有挂帘子的壁橱。由于我的精心布置，这个房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讲——是整个营地里最舒适的。
我只能尽一切可能来布置：室内摆了一个长沙发（是用布带把板凳缠起来，沙发的上面摆放着深绿和蓝两种颜色的布做的坐垫）。墙上挂了一块壁毯，它本来是摆在床前垫脚的。壁毯下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从大衣柜上取下来的木板自制而成的。桌上铺着镶红边的红点桌布，旁边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带缠的，一把是用稻草缠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墙上还挂着针织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内还摆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主要有百日草，还有非常别致的黑柄飞廉草。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搞过一次节日联欢，一直持续到早晨六点钟。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事不能对外面讲，然而人们不免还是要议论一番。
这里的居住条件与“狼穴”大本营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混凝土筑的掩蔽所，而是木板房。这些房子外观很美，内部却很潮湿。所有营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开始住时床铺都是潮湿的，冻得可怕，大家都认定将来要得风湿病。白天的气温非常高（45—50℃是司空见惯的），夜间却相对很凉。天气变化无常。
蚊叮比去年还厉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种蚊子，被它叮后会导致疟疾。有一种名叫阿的平的防蚊药，吃起来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时大家总要抱怨一番，尽管如此还是强忍着吞下去，因为如果不服用这种药，一旦得了疟疾，就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说你是在自我摧残。炎热的天气，晚上总要与从纱窗钻进来的蚊子展开一场恶战，它们无孔不入，围着贫睡的人嗡嗡作响，它们使出一切本领，直到人们实在控制不住骂着从床上起来为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办法为自己解围。我从床上起来，拉开卧室的窗帘，打开室内所有的灯，把壁旮旯里的蚊子统统引到灯光下，当它们团团聚在那里时，我再拉上窗帘，上到床上，而灯则继续开着。刚要躺下，床边发出了叽叽吱吱的声音：原来我为补养身体备了些牛奶，这下又把老鼠引了进来。我大叫一声，再次下了床，坐到室内的沙发椅上，此时围在灯光下的蚊子还在嗡嗡作响。这真是一个该死的不安宁的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书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只无关紧要的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样大惊小怪。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10×15米的游泳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经常没有热水，凉水非常之凉。我们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我们的给养来自农村，所以早上的黄油很丰富，经常吃到一个鸡蛋。新鲜蔬菜是由一个大菜园供给的。
在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城市里有一屠宰场，总面积为10万公顷，在同行业中属欧洲最大的。我曾有机会参观了这家屠宰场，观看了从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制成肠子和罐头食品的全过程。
这家工厂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业，剥掉一张牛皮只需30秒钟，时间极短，这个过程在德国总得持续两个小时。这里每天屠宰大约250—300头牛，制做12000—15000盒熟肉罐头。罐头装好之后，要对其进行耐久性抽样检查。方法是，把要检查的盒装罐头放进保温箱，在热气温下放24个小时，取出后如没有变化，就将它们运往前线。
在这个工厂里，牲畜屠宰后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后制成肥皂、纽扣、梳子和烟嘴。皮子要腌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个，撒上一层新盐。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干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妇女。由于她们勤劳，因此适合干这项工作……
市内还有一座剧院，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现已非常破旧。木顶上长满了虫子，早晚会倒塌的，是明天还是十年以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切时间专家也下不了定论。这个顶部有70吨重，一旦坍塌将会造成。场严重的灾难。
剧院内的灯光由于设备简陋照射能力很弱。乐队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并会受到热烈欢迎。尤其他们在表演本国作品时，表现得更为自如，比如跳乌兹别克（蒙古）舞蹈时，就突出体现了具有明显的亚洲人特征的民族特点。然而，他们却不会跳华尔兹舞，这是一种节奏极快的快步舞，他们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演完一场歌剧之后都要加演大段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剧演员化装的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男演员表情呆板，动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来的一般。这也许是学校教育的结果。然而他们的声音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色。演员的服装（如在《茶花女》中）体现了20世纪的新潮，裙子要么很短（如1920—1924年），要么很长。但这一切都被他们那种实实在在的表演掩盖了。总的说，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认识了市政委员和地区委员，并且有机会通过他们了解很多情况，比如，我可以到许多集体农庄去参观。那是个晴朗的天气。早晨八点钟汽车出发了。早饭是在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家里吃的。他住在湖边，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早饭有德国风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饭后我们喝了一杯蛋黄利口酒。接着开始参观。田野里杂草丛生，因为布尔什维克从不往地里施肥。指望他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是件费力的事。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风景，它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美丽的田野上生长着正在开花的养麦和向日葵，那红色和粉红色的罂粟简直漂亮极了。人们曾在这里试种过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现在又引进了保加利亚的大豆来试种，这种大豆提早六周成熟。
在这里定居的我们的人无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却也提供了干大事的许多机会。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逗留的时间越长，对这里的各种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今后究竟谁来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是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异族不适宜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所以不适宜，这是因为随着世代的变迁，统治阶层即德意志成分终将与异族混合起来。这显然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左，即我们必须维护北日尔曼有限的民族特征。如若这样，我们今后的历史将与罗马民族的历史同出一辙。每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扩大了领土，战后我国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至少不应少于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们这一代决不能游手好闲。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远了。再来谈谈集体农庄主席，他是一个吃得极胖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条。参观结束后吃午饭，下午还去看了一座被布尔什维克破坏了的大型制糖厂。接着又喝咖啡吃油煎饼，之后来到湖中尽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极了。晚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摆到了我们面前。地区委员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他讲的故事常常使我们捧腹大笑。
我们也常应市政委员的邀请到他那儿去作客。他的住所过去曾是一所儿童疗养院。房子已很破旧，然而花园却极富有浪漫色彩（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种整齐的道路和花坛）。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们称这座庄园为‘上萨尔茨堡’），由这里望去，远方的城市、宽阔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于山丘、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强烈地使我联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桌子上摆放着点燃了的蜡烛。生活多么浪漫，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来越主张搞小范围的聚会。这样，大家还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区委员刚刚给我打来电话，奉承我说，参观集体农庄时见到我的所有人都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并且要我务必单独再去一次。
我想，对你来说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可是现在我正好来了情绪，还想对你多讲些。傍晚，我们经常到附近村里去散步，那里的孩子们常常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漂亮的孩子们，都长着一头黄发，一对蓝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们使用的字典，借助于它与孩子们搭话。见到此景，别人常常捧腹大笑，不过总还是可以对付的。至少我们因而得到了很多乐趣。从沙皇时期过来的老人们几乎都很通情达理，待人也很有礼貌，然而那些（接受过布尔什维主义教育的）青年男女们则不同，我是不愿在黑夜碰见他们的。街道糟糕透顶：雨天时路面滑的像肥皂，简直无法行走；晴天时路面则又坑坑洼洼、崎岖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房子远远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顶，内部则很简陋。风土人情就写这么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进军俄国的初期情绪一直很好，有说有笑。但当1941年冬至1942年春天的寒冷使进攻受阻时，首长的情绪便开始低落下来。我本人忍受了长期无所事事的痛苦，每逢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勃兰特大夫处理大量信件时，我就与他一起干上几个小时，这使我特别高兴。
进军俄国的时间拖得越长，“狼穴”大本营里需要补充的设施就越多。我们逐步有了电影院、茶馆。我们感到，有了这些设施以后，生活舒服多了。
遗憾的是，我未能说服首长这里只留一位女秘书就足够了。我想随便到一个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让我走。这种游手好闲，天天没完没了的茶会，千篇一律的生活，对所有这一切我都感到厌倦，产生了一种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的厌烦情绪明显地表露出来。
日子总是那么单调乏味，晚饭后我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来到了俱乐部，刚想在那儿舒服一会儿，希特勒的仆人便来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会也许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可望过一会儿再到俱乐部来。
兴奋的情绪消失了。我皱着眉头来到首长处。我知道，他的情绪也不好，因为前线正吃紧。但是首长还是提起了吸烟有害这个常提及的话题。希特勒反复讲吸烟有害，会使毛细血管萎缩。吸烟者的胃里肯定令人非常可怕。吸烟者目中无人，迫使别人呼吸污浊的空气。他真想在德国彻底禁烟。要通过在烟盒上印骷髅头来发起禁烟运动。“我要是发现爱娃偷偷地吸烟，”他经常强调说，“我就有理由立即并永远与她分开。”当爱娃的妹妹格雷特尔答应她不再吸烟的时候，他便送给她一枚珍贵的蓝宝石戒指。
当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希特勒说，由于对烟叶制品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所以那些本来不吸烟的青年士兵也成了吸烟者。不应该发给他们香烟，而发巧克力。大家都表示赞同，唯独刚刚去过俱乐部、略带醉意的我毫无顾忌地插话说：“啊，我的元首，还是让这帮可怜的年轻人（我不敢肯定当时我是否甚至用上了‘可怜虫’这个词）分享这种乐趣吧，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可享受的！”
希特勒对我愚蠢的插话未予置理，接着说，尼古丁和酒精都有损人的身体健康，精神上也会因此变得麻木不仁。我例举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的例子严厉驳斥说：“我的元首，不能这么说，霍夫曼整天吸烟喝酒，然而他却是全店最敏捷的人。”对此希特勒显然是生气了。他虽然没讲什么，但却很快站起身来，带着一副冷冰冰的严肃面孔离开了大家，我这时才感到我闯了祸。
第二天上午，当人们习惯地向仆人打听首长的情绪时，汉斯·容格向我们（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透露，今晚的茶会不请女士参加。希特勒让阿伯特·鲍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当我进一步向阿尔贝特·鲍曼询问此事时，他很尴尬地承认，首长生我的气了并且不想请女士们参加茶会。
下午我必须到希特勒处进行口授打字。我设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却打断我的话说：“为此你无需道歉。”后来，约翰娜，沃尔夫想在他那儿调解一下此事，他却不满地回答说，“他觉得我们在他身边感到无聊，他不想让我们为他来牺牲这些晚上的时光。”
从此以后，他的眼中再也没有我。在旅途中，我们在餐车上要么围坐在一张桌旁，要么坐在邻近的桌子旁边。由于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车去进餐，而是让人把饭送到我的包厢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阿尔贝特·鲍曼找到我对我说：“施罗德，首长问你为什么不到餐车去。”我错误以为这是一种请求、一个和解的姿态，于是我便来到餐车，心想一切都重归于好了，然而首长还是不理我。这下我彻底的病倒了，此后我离开了大本营一段时间，疗养去了。
在我不在期间，那时刚刚结过婚的达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营养师冯·艾克斯纳女士，茶会又恢复了。我疗养归来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茶会，坐在希特勒的右手，冯·艾克斯纳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样，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问候，继而又问了我的境况，此后整个晚上就再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才原谅了我的失礼。1943年，在前线日趋吃紧时，他计划于9月赴索帕罗什耶一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最前线去并且要我同行。抵达后的当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战士们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谈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还是在1944年3月份。由于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到加施泰因疗养浴场去疗养，在此期间，为祝贺我的生日，他让人给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他的亲笔贺辞。贺辞写在印着希特勒签名和带有烫金国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殊荣，通常像戈培尔夫人、戈林夫人、特罗斯特夫人和维尼弗雷德·瓦格纳和受他宠爱的人才享有这种荣誉。我当时非常激动，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我向上帝发誓，决不再吸烟。看来，这封信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贝格霍夫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坐在壁炉旁聊天时，这封信曾多次成为他谈话的题材。
在加施泰因疗养地结束疗养之后，我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绍夫斯维森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这才算最后结束了疗养生活。
在此，我还想补充谈一下有关希特勒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和康斯坦策·曼加莉的情况。进军俄国期间，希特勒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曾专门找过长期忍受这种疾病折磨的罗马尼亚元帅安东内斯库。安东内斯库提起了维也纳大学医院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她运用严格规定的、美味可口的饮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尔教授为他去物色一位同样好的营养师。这位教授到了维也纳大学医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东内斯库赞扬的那位营养师。大本营里专门开了一个制做特种饮食的小灶，冯·艾克斯纳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肴都是有利于希特勒消化的。希特勒高兴地夸奖饭菜丰富，他尤其对维也纳甜食和味美的苹果蛋糕赞不绝口，这种蛋糕我们也觉得极好吃（一层薄薄的面饼，上面放一层苹果块——可能的话——再放上少量的掼奶油）。
自从与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后，夜间茶会就再没搞过。但在我疗养归来之后，茶会又恢复了。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也加入进来。她的到来使谈话活跃起来，尤其每当她谈到她的家乡维也纳时，希特勒听得总是津津有味。安东内斯库元帅有一次访问大本营时再次见到冯·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兴并送给她一只很小的小狗，这只小狗像约克郡猛，很有活力并且很聪明，但个头却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来，作为政治家把这只小狗当作礼物送人就失礼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国领袖的曼为冯·艾克斯纳女士搞了一只价格昂贵的猎狐犬。
但是，当冯·艾克斯纳与马丁·约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爱情发展到必须澄清她的身世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个弃儿，此时正值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条款在酝酿过程之中，此事的出现使得这位可爱的维也纳人的命运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从此以后，希特勒再也不沾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肴，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发生时，人们正计划加固“狼穴”大本营的掩蔽所，因此大本营必须转移到上萨尔茨堡会。利用这个机会停了冯·艾克斯纳的职，接着她就被解雇了。全国领袖鲍曼奉命对艾克斯纳家族实施了雅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间，他的食谱是察贝尔教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绍夫斯维森疗养院里按照瑞士医生比尔歇一本纳的方法配制，由年轻的蒂罗尔人康斯坦策·曼加莉制做的，饭做好后再用汽车运到山上来。1944年7月初，在返回腊斯腾堡大本营的前夕，有人问曼加莉小姐，是否她愿意跟随希特勒去当营养师。由干我过去曾在察贝尔的疗养院里疗养时认识了她，所以她便来问我。遗憾的是，我对她进行了积极的劝说，她答应了。就这样，这位个子高高、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于1944年来到希特勒身边，当了营养师。希特勒根欣赏她，炫耀地说：“我有一位名叫莫扎特的厨师。”
1945年，曼加莉的营养灶起初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里，她常常与希特勒一起进餐。1945年5月撤离总理府后，在逃离柏林的过程中，她悄悄地溜走了。后来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一点有关她的音讯。有人说，她服了希特勒发的氰化钾毒剂自杀了。
在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结束了疗养生活之后，我于1944年7月又开始了在“狼穴”大本营里的工作，这时，掩蔽所已加固完毕，顶上种了草和树，以免被飞机发现。我归来后，希特勒对我热情如故。因为他知道我也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所以问我愿意在军官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还是单独吃饭，当我说要单独吃饭时，他便邀请我同他一起在掩蔽所里用餐。在他遭到行刺的前一天，即1944年7月19日，吃午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对我来说，现在不能出任何事，否则我的事业就完了。”
那时，形势讨论会都在宾馆（临时木板房）的休息室举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如同沼泽一般的草地里，飞舞着成群的蚊子，哨位上都罩了蚊帐。7月20日，人们正在吃午饭，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由于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布雷区，有时人们不小心踏上去会引起爆炸，所以人们时常会听到爆炸声。然而此次的响声却不同与往常。人们惊慌地呼喊医生：“炸弹爆炸了，好像是在宾馆发生的！”突然，各处都被封锁起来。我当时还想，“今天我肯定不需要与首长共同进餐了。”接着有人喊：“首长安然无恙，但临时木板房给炸毁了！”
出乎我的预料，下午3点左右我被召到首长那里。当我走进希特勒的房间，他便略显吃力地站起身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气色看上去格外好，向我讲述了这次行刺的经过：“沉重的桌子脚挡住了爆炸的力量。坐在我旁边的速记员被炸掉了两条腿，对我来说，真是万幸！假如爆炸发生掩蔽所，而不是在临时木板房，那我们性命就都交代了。难道我这段时间以来不是料到要出什么事吗？你不记得昨天我还向你讲过这一点吗？”
然后希特勒还问我是否已看过会议室，那里变成了一堆难以想象的废墟。我说没看到，因为那里已被封锁了。他说，我至少得去看一眼他那件被炸得粉碎的制服。说着便吩咐仆人把制服拿来，随后将那条炸得破烂不堪的、唯独那条裤带尚可使其连在一起的裤子摊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间也被炸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窟窿。这些幸存物使希特勒有某种自豪感，他请我将它们寄给住在贝格霍夫的爱挂·布劳恩，并且告诉她，收到这些东西后要妥善保管。
然后，希特勒还讲到这次行刺对他的服务人员产生的影响：“林格非常恼火，阿恩特也两眼泪汪汪的。”行刺发生后，莫雷尔大夫心情非常紧张和恐惧，每当希特勒让他看病，就得先劝他镇静下来。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脑震荡，但还没有损伤鼓膜和擦破表皮，尽管如此，他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卧在床上，而是靠打针来支撑自己，这是我在与希特勒一起吃饭时所看到的。
根据事先通知，领袖于下午来访问。我本以为希特勒会推迟接待，但当我问他时，他回答说；“当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须这样做，否则你想，外界就会散布关于我的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呀！”
当我们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有关施陶芬贝格被捕的消息。起初，希特勒对让施陶芬贝格逃往柏林感到恼火，但当他得知此举可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时，则满意地说：“现在我才放心，德国得救了。现在终于抓出了多年来暗中使坏的这帮杂种。我经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马虎，就是不信我的话。现在我证据确凿：整个总参谋部都被污染了。”他接着又说：“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德国人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也不了解敌人的企图，是要置德国于死地并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这些人认为，没有德国参加，西方国家照样可以阻挡布尔什维主义，那他们就错。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否则欧洲将落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我所关心的是，别再妨碍我或想除掉我。我是唯一看到这种危险的人，也是唯一能够制止这种危险的人。”
我们在柯尼希贝格定做了一辆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车辆，在大本营的茶馆里安装了一套转播设备。时近午夜，我们同希特勒一起进入茶馆。坐在那里的还有经历了行刺并负有轻伤的军官们，如头部裹着绑带的约德尔和两只手上打了绑带的凯特尔。1944年7月21日午夜过后，希特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目的是告诉人民他还安然无恙地活着。他感谢上帝使德国人民免遭了一场巨大的不幸。
1944年9月上旬，希特勒的肠胃病严重发作，尽管他卧床休息，但仍不见好转。莫雷尔大夫的诊断是：胆囊排泄管神经性痉挛，导致胆汁倒流。希特勒在床上冷清地躺了数日，直到1944年10月初他才逐步恢复工作。
施蒙特的死使希特勒非常悲痛，他们曾进行过认真、艰难的谈话。“我们已经清除了来自左边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希特勒说，“但遗憾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忽视了克服右的倾向。这种疏忽是个很大的错误。”他还说：“无能的将军怎能打仗。斯大林就无所顾忌地清洗了他的军队。”他旁若无人地讲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便转了话题。
希特勒不喜欢军官阶层。有一次他在贝格霍夫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将解甲归田，政府工作由别人来管。我去写回忆录，去结交有才智的，聪明的人，而不愿再见到军官。他们一个个都是固执己见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随我的两位女秘书届时还将随我，给我当秘书。”
1944年底，在“狼穴”大本营里生活越来越变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敌机从大本营上空掠过。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机会来一次突然袭击，他警告那些麻痹大意的人不要离开防空洞。尽管有不少人催他撤离大本营，返回柏林，但他丝毫不动。他说：“留在这里是我的义务，这将会对人民起到一种安抚作用。我的战士们也决不容忍敌人打到他们元首所在的大本营。只要他们知道我还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就会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当前沿阵地越来越迫近大本营时，我们才于1944年11月底迁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营里，希特勒就开始策划阿登进攻战，指望这次战役能扭转在西线的败局。1944年底，他焦急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实施这一作战方案。至于确定哪天开始行动，他的直觉已不起关键作用，现在到了只有气象学家才有发言权的时候。他天天都要向他们讨教。有位专家曾预告，1944年12月份的一段时间有雾天，这有利于战前军队集结。为了感谢这位专家的正确预告，希特勒送给他一块金表。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我们搬进了“鹰巢”大本营，圣诞节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大本营建在洪格地区，在巴特瑶海姆市附近。“鹰巢”大本营处在一个林区，房子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还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达拉和我在掩蔽所外边的树底下站着，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群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我们头上飞过。我问元首：“我的元首，你认为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希特勒回答说：“我们必须打赢。”达拉后来又向我提起这次谈话，她说：“……我当时听到你提的问题，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阿登进攻战失败后，我们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举行形势讨论会，在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楼梯间里用餐。后来由于开会和用餐不断受到突如其来的飞机警报的干扰，所以希特勒才躲进了他的地下避弹室。
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围绕着这个热门话题，外界流传着许多有关希特勒与女人交往的谣言。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在1914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女人发生过几次性关系的缘故。前面曾经提到希特勒曾驳斥过我的一个说法。那是1933年12月的一天，我说埃米莉是个难听的名字，他却说：“不对，不能这样说，埃米莉是个动听的名字，我最初的恋人就叫埃米莉！”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于1917年在法国曾抛弃过一个已经怀孕的18岁的法国女孩子，后来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让一马里耶·洛雷。让一马里耶·洛雷在他母亲死前不久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即阿道夫·希特勒。自那以后，他总设法在海得堡的一家研究所里做遗传因子的检验，以证明希特勒是他的父亲。
以上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自从希特勒决心从政的时刻起就与这种乐趣分道扬镳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使他得到了满足。他同与他交往的女人之间只存在性爱，不存在性行为。“我的爱人就是德国”，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强调。
此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这也许是事实。慕尼黑泌尿科的基洛伊特纳教授向事里特·冯·希拉赫借过一本有关慕尼黑名人住所的书，有一天当他把书还给她时，他说，他把书中提到的所有接受过他治疗的人的名字都用铅笔划了出来。她查看时，发现希特勒的名字也被划了出来，便问：“你为希特勒治的是什么病？”基洛伊特纳回答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希特勒年龄太大了。”据说这是20年代的事。也许希特勒担心有一天会招致女人的嘲笑，所以后来就不再有过任何性行为。
林格告诉马泽尔，希特勒的生殖器完全正常，他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在一棵树旁小便时看到过的……，我认为，马泽尔根据林格提供的情况有意谈到此事，无非是要说明希特勒确有一个儿子，与此有关的情况下面我还要讲到。
希特勒的确喜欢有美人出人的社交圈子并从她们那里寻求精神刺激。他需要性爱，但不需要性行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每当他与希特勒出差到达某个城市之后，他必须利用希特勒找人谈话的间隙去物色姑娘，谈完话之后希特勒便与这些姑娘凑到一起聊天。希特勒往往送给她们一些钱，但他从不要求她们还给他什么。
被称作格莉的安杰莉卡·劳巴尔是个例外，她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女儿，尽管希特勒很爱她，但也未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见我与安妮·温特尔的谈话）。
在这里，我必须简要地对瓦格纳博士所著《希特勒身边的人谈希特勒》一书中第98页的内容做点纠正。在摄政王广场16号（实际是两所住宅，分布在左右两侧）住所里料理家务的不是劳巴尔女士，而始终是温特尔女士。从蒂尔施大街迁出来的时候，希特勒把他的老房东赖歇尔女士和她的母亲达克斯夫人也带了出来。后来，格莉·劳巴尔搬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据阿达·克莱因讲，希特勒不让格莉登台演出的说法有误，实际是她本人不想演出。希特勒希望她成为以演唱瓦格纳作品为主的演员，最终她还是被她舅舅说服了。
自1929年起，格莉·劳巴尔就住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这位漂亮、贪图享受的姑娘受到了希特勒的亲切关怀。他很爱她并且一切都顺着她来。格莉一方面对于舅舅的献媚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对于一切行动受到控制并且不能同其他的爱慕者交往感到痛苦。
当她想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他们为由强行将这对情侣分开一年。我于1945年在贝格霍夫从绍布将要焚烧的文件中发现了画家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认为你舅舅的做法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除他以外，你永远不能属于任何人。”
“……他对你的了解是多么贫乏。”
这点他说的无疑是对的。因为后来格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在与她舅舅发生了口角之后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格莉死后，希特勒判若两人，他身边的人担心他也寻短见。海团里希·霍夫曼对他关怀备至，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自我孤独。
格莉1931年9月18日自杀使希特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这时起他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始终在怀念着格莉，为纪念她，他把她的遗物保存了起来。根据他的指示，她在慕尼黑希特勒住所的房间必须保持她逝世时的样子。直到战争爆发，希特勒始终把格莉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格莉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常住的房间也一直锁着。后来，这栋房子扩建与贝格霍夫连成一体时，他吩咐，把格莉房间的那一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有她的衣服、卫生用品和她的其他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他甚至拒绝向格莉的母亲退还她的遗物和信件。
战争临近结束时，希特勒才吩咐他的亲信绍布把格莉的私人物品统统烧掉。希特勒还曾让人模仿她的照片制做一个半身塑像。只有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一旦发现他同某个女人的交往即将形成一种暧昧关系的时候，便开始设法疏远这个女人。你再听一听他在楼梯间里讲过的一句话：“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一个……”指的就是格莉。对此你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在楼梯间里有一次我们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
看来希特勒在与女人的接触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条：仅仅为的是精神享受。无论是对林茨市的斯特凡尼（她倍受希特勒的爱慕），还是米齐·赖特尔、阿达·克莱因、西格里德·冯·拉弗特或是在他刚上台后的那几年里常被他在晚上邀请到总理府内元首住所聊天的那些女演员和女艺术家们都是如此。他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
例如，我记得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以及爱娃·布劳恩。实际上，他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也是一种表面关系。
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坚信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没发生过任何两性关系。她悄悄跟踪他，他有时带她出去。当希特勒为了选举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照顾她时，她曾狡诈地企图自杀。这下好了，她成功了。因为作为政治家希特勒再也承受不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第二次自杀事件。我再重复一遍，他所爱的唯一女人是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如果她不死，他肯定会与她结婚。
希特勒同爱娃·布劳恩保持那样的关系是基于如下考虑的。他进一步把爱娃·布劳恩纳入他的生活轨道，不仅防止了她再次自杀的危险，同时她的存在也为希特勒防止别的女人纠缠树起的一块挡箭牌。
爱娃·布劳恩曾向她的理发师透露，希特勒同她没发生过两性关系。妇科医生朔尔特大夫的夫人内利·朔尔特向20年代曾与希特勒要好的阿达·克莱因女士也透露过这些事。希特勒与阿达·克莱因也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也是如此。
阿达·克莱因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召开的纳粹党重建大会上首次认识了阿达·克莱因。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格莉类型的姑娘，坐在位子上十分显眼，她像大家一样倾听着希特勒的讲话。希特勒一眼望见了她，并在发表完讲话之后向埃米尔·莫里斯询问她的情况，可是莫里斯对她也不了解。
阿达·克莱因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她利用工作之便，为马克斯·阿曼办好《人民观察家报》提供了很多帮助。有一天她刚一走出坐落在席林大街的报社的门，就碰上了正要进入报社的希特勒。希特勒高兴地说：“哎，你在这儿！”自那以后，他们在开完大会后常常见面。有一次她曾单独与希特勒呆在上萨尔茨堡的瓦亨费尔德古老的房子里，希特勒亲自为她煮咖啡，他发现绍布把饼干吃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次，希特勒邀请她到埃米尔·莫里斯住处作客，莫里斯住着两间房，在他们到来之前莫里斯就离开了自己的住所。通往第二间房子的门是敞开的，阿达发现里边摆了一张床。据她告诉我，她与希特勒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他对她说：“……我不能结婚。”他还说：“你搞得我神魂颠倒，好像喝了掺进度数最高的朗姆酒的茶一样，”“你教会了我接吻！”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好了两年（1925至1926年）。希特勒称呼她为“戴莉”！并且曾给她写过几封短信。这些信至今她还保存着。
1936年，当她的一个外甥女（埃普家两个俊俏的姑娘都是舞蹈演员，有时也被希特勒请到摄政王广场他的住所去）告诉希特勒阿达将要与舒尔策大夫结婚时，希特勒说：“舒尔策大夫将赢得一位好伙伴！”舒尔策大夫后来当了教授并担任了巴伐利亚内政部卫生局的局长。
1930年我在卡洛林广场一侧的体操训练班里见到了阿达·克莱因，她当时在埃尔报社工作，她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学习，“褐色大厦”里也有许多职员参加。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相会。有一天她到我的住所来看我，我告诉她，1979年复活节时，我认识了让—马里耶·洛雷，他希望我证实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和一位名叫夏洛特·洛布茹瓦的法国女人生的儿子。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不可能认出他是希特勒的儿子。只是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与希特勒相似，但是这往往也会弄错的。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1／4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1／4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
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一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一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回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党和政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1935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
爱娃·布劳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多数人不了解有关爱娃·布劳恩的情况。我是1933年夏天在上萨尔茨堡认识她的。她出生在慕尼黑一个职业教师的家庭里，曾在英国女子中学学习，后进入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机行里当了一名售货员。尽管她看上去身体纤弱，谈黄头发，并且很腼腆，但她却有很强的毅力，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爱娃·布劳恩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根会滑雪，“游泳也很出色，尤其迷恋跳舞，这是希特勒从来不干的。
1929年，希特勒在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认识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门有人陪，并且还有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奔驰轿车。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揣测希特勒将前程似锦。
1931年9月在格莉·劳巴尔去世半年之后，希特勒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里希·霍夫曼带他去看电影，希特勒“纯属偶然地”坐到了爱娃·布劳恩旁边，格莉在世时，希特勒有时也请爱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后来时常碰见她，但并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爱娃·布劳恩却对她的朋友们说，希特勒已爱上了她，他们相处很融洽。
希特勒丝毫不了解布劳恩的意图，所以当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11月的一天告诉他，爱娃·布劳恩为了他试图自杀时，希特勒大吃一惊。霍夫曼出于其商业经营的考虑，对维护由他一手促成的这种关系是很有兴趣的。就这样，在瓦瑟堡大街海团里希·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进行了布劳恩自杀未遂后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在场的马里翁·舍恩曼60年代曾向我讲起过这一骗局。她说：“在希特勒进入楼上的房间之前，埃纳故意把爱娃打扮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当希特勒看到走下楼来的爱娃‘脸色仍很苍白’时，预期的效果就算达到了。”
希特勒认为，他没有做任何导致她采取自杀行动的事。但是他考虑到，如果再次出现一宗年轻姑娘自杀的事，那么就会使他蒙上一层阴影，联系到他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非常不安。这一点，爱娃以其女人的心计在格莉自杀之后已注意到。希特勒在受到敲诈之后，除了越来越关心爱娃·布劳恩外，别无他法。
自那以后，希特勒便开始将爱娃·布劳恩纳入了他的生活中并很注意她。从这时起，她成了上萨尔茨堡的常客，但她却不住在瓦亨费尔德的住宅，因为劳巴尔明显地厌恶她。希特勒先是在韦德梅耶大街上为爱娃·布劳恩租了一栋房子。几年后，又将慕尼黑瓦瑟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送给了她。
希特勒同父界母的姐姐劳巴尔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务，她不欢迎爱娃·布劳恩，而且从不隐讳这一点。她故意不理睬长着淡黄头发的爱娃，只称她“小姐”，而不呼其名。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对戈林说：“与我弟弟比较，我羡慕你两点，第一，你有家内曼女士，第二，你有罗伯特。”戈林回答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把罗伯特交出去，但决不能交出宗内曼。”
爱娃·布劳恩自始至终对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曾邀请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喝茶。此次邀请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一下爱娃·布劳思是否应邀。结果，希特勒不允许。除了爱娃·布劳恩和她的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兰特夫人、莫雷尔夫人和女秘书们都去了。
1935年在全国党代会上，各部部长和纳粹党区领袖的夫人们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爱娃·布劳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贵宾席上。劳巴尔女士发现爱娃举止显眼，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党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然而，约亨·冯·朗却自以为更了解内幕。他在1977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为《秘书》一书中第122页上写道：“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慕尼黑和上萨尔茨堡多年为他料理家务。鲍曼改建完贝格霍夫之后，她被辞掉了。她已无能力料理类似于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大家。”对此他未做评论。
劳巴尔女士1936年离开山上以后，国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疗养。此间，认识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哈密茨施教授。1936年她同他结了婚，此后就很少再见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庆贺他的生日时才有机会一见到他。但是，她必须像陌生人一样先在皇家饭店里等候，然后由一位副官把她带到总理府去见弟弟。
从那时起爱娃·布劳恩的地位日趋巩固，这点在瓦亨费尔德之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在公开场合她还不能抛头露面。1936年夏天，瓦亨费尔德之家改造成“贝格霍夫”后，她住进了楼上二层紧靠希特勒卧室的一个套间。另外还为她的妹妹和经常与她往来的女朋友准备了客房。她只关心她的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尊重她，她也会感激你。她与夫人们的友谊是很不稳定的，大多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她像所有在希特勒身边的夫人们一样，一窍不通。夫人们在场的时候，希特勒回避谈及任何正在进行或者策划中的行动。人们经常听到爱娃·布劳恩抱怨：“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一切都保密！”
在评论问题时，尤其是在评论艺术家时，她很不客观，如果她不喜欢一个演员的长相，哪怕这个演员表演再好也无济于事。
爱娃每天要更换几次衣服，要理一次发，她总是给人以非常整洁的印象。她把用过何种衣料做成的衣服都记在“帐上”。她有两条苏格兰猛，一条名叫“施塔希”，一条名叫“内古斯”，她每天都要带它们出去散步。另外，她很喜欢体育运动，经常锻炼。她还有一只红腹灰雀，她教给它唱一支曲子，然后它就张着小尖嘴巴不停地鸣叫。爱娃爱听唱片，尤其喜欢听米密·托马悲剧格调的音乐。例如“我愿伴陪你”。她喜欢阅读杂志和侦探小说，并非常爱着最新上演的影片。这些爱好使得她的时间全部被利用起来了。
所有的出版物都说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管家”，并说她把贝格霍夫管理得很出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如皮克尔所著、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一书第228页）。劳巴尔女士离开后，负责管理家务的是恩德雷斯女士，接着先是德林夫妇，后来是米特尔施特拉瑟夫妇。爱娃·布劳恩是不能在大型招待会上抛头露面的，一有这种活动，柏林元首住所里的管家卡内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总要前往，以便熟练地做出一切必耍的安排。
赫尔曼·费格莱因首次到贝格霍夫办事时，他与马里翁·舍恩曼聊过天，他问她：“他怎样才能使布劳恩同他共进午餐。”他是1944年初与希姆莱一起到山上去的。马里约将费格莱因介绍给了爱娃·布劳恩，这样促成了她邀请费格莱因吃了一顿午餐。
在费格莱因离开贝格霍夫之后，爱娃·布劳恩私下告诉马里翁·舍恩曼：“……费格莱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娃还说：“几年前首长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放我走！”她告诉马里翁：“如果我在10年前认识了费格莱因，我就请求首长放我走！”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爱娃·布劳思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中为她妹妹物色丈夫，曾向几个男人（如赫维尔大使、达尔格斯副官、瓦格纳部长）进行过试探，但都失败了，现在她又想让赫尔曼·费格莱因与她妹妹格雷特尔结婚。费格莱因是有名的风流男子，格雷特尔·布劳思照今天的说法则富有性感。费格莱因也想，若能与希特勒成了连襟，倒也不错。就这样他们结了婚。1944年6月在上萨尔茨堡和凯尔施泰因的茶馆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和欢庆活动。爱娃说：“愿这次婚礼办得像我自己的婚礼那样好！”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
爱娃曾对我讲过，她很感谢费格莱因，她说：“我非常感谢费格莱因与我妹妹结婚。现在我是谁，我是费格莱因的大姨子！”她显然对自己命里注定不能被明媒也娶感到痛苦。正式场合她从来不能露面。但是现在她却成了费格莱因的大姨子，有了存在于希特勒身边的理由。另外，她的意中男人离她也更近了。
1945年2月，爱娃不顾希特勒的劝阻来到柏林总理府，住进了紧靠希特勒卧室的套间之后，提出要听音乐。但她的房间里却没有组合音响。于是我就将放在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里我的那一套音响提供给了她。在希特勒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爱娃的房间里放唱片，喝香槟酒并且与下了班的军官们跳舞。赫尔曼·费格莱因常常呆在这圈子里与爱娃·布劳恩跳舞。
有一个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跳舞结束后，费格莱因把爱娃的两只胳膊抬至胸部的高度。当她的两只胳膊完全搭在他的胳膊上时，两个人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眷恋。很显然。爱娃感到她非常强烈地被费格莱因吸引了。
我认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大姨子与妹夫的关系，但是我也认为，他们之间并未发生过什么事。在她来到柏林时，她告诉我：“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感谢首长为我的生活带来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她并没有动摇与首长的关系。这样，她和费格莱因不得不控制他们相互之间的极强烈的感情。真是悲剧！因为无论从相貌、年龄还是性格角度讲，他们都像是天生的一对。
当费格莱因1945年逃离总理府后，他给爱娃打了个电话，要她离开总理府，到他那儿去，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揣测和观察。
外界传言，当时费格莱因在布赖普特伊大街他的住所里正与另外一个女人呆在一起，对此爱娃·布劳恩将做何感想呢？她决定与希特勒共存亡，无疑这样做给她减少了许多麻烦，况且后来的事实是费格莱因已不在人世。希特勒命令把他枪毙了。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她是那样的镇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的。
上萨尔茨堡
被其父称作“毛里茨”的毛里蒂亚·迈尔于1877年买下了一座庄园和凯尔施泰因周围连同山上的牧场在内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萨尔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取名“毛里茨膳宿公窝”，在她的管理下，这里渐渐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和疗养胜地。有钱人从市里络绎不绝地来到上萨尔茨堡，购买古老农庄或是在那里建造房屋。例如，枢密顾问卡尔·冯·林德教授买下了一块苗圃并且铺设了一条通向霍赫伦策尔的公路，这条公路后来就取名冯·林德教授路。来自柏林钢琴制造厂的老板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座房子，儿科医生赛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儿童疗养院，来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务顾问温特尔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蒂安·韦伯常常到上萨尔茨堡来，因为迪特里希·埃卡特住在这里。通过克里斯蒂安·韦伯，希特勒首次来到了上萨尔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时详细谈到过这一点。迪特里希·埃卡特后来把希特勒介绍给居住在那里的一些人，如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为100马克的瓦事费尔德之家，这是他自己对我们讲的。
由于希特勒十分欣赏上萨尔茨堡的风景，所以就把“瓦亨费尔德之家”从布克斯特胡德的温特尔女士那里租了下来。起初，这栋房子是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名义租的。1927年以后，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1934年他便买下了温特尔女士的这笔遗产。
1933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传唤到上萨尔茨堡。那时我刚刚到联络处工作。人们打电话命令我到上萨尔茨堡去。下午我来到了“瓦亨费尔德之家”，受到了劳巴尔女士的欢迎。劳巴尔女士已丧夫，她比希特勒大六岁。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财政官员，他们共生过三个孩子：弗里德尔、格莉和一个曾在林茨当过教员的儿子。劳巴尔女士为希特勒操持家务。她很能干，精力充沛，绝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尽管她有时情绪激动起来甚至可以在吃饭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给人以威严感，她不仅对内勤人员要求严格，而且还管她弟弟，她自以为这是她份内的事，然而希特勒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这样做。
劳巴尔女士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参谋班子的几位先生和女士进行过的一次汽车郊游。本来此事早已过去，但她却一直挂在心上，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当我向她详细述说了这件事之后，她非常高兴，因为一块心病总算去除了。她热心地带我参观了小巧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内的平房，房顶全是用木板铺成的。别墅周围的木制阳台上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光彩夺目的天竺葵。
屋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式的。一个上面装饰着农民画的绿柜子、一个五斗柜和几把乡下式样的凳子。窗户左边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摆着一架给人以舒适感的座钟和一位拿着金丝鸟的农民和一名摩尔舞舞蹈演员。然而，那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则丝毫没有巴伐利亚的特点。绣着四字和各种颜色的山花图案的枕巾和被子摆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礼品。劳巴尔女士不忍心让这些虽不怎么美观但却凝聚着热爱和同情的手工艺品随随便便被搁置一旁。但是在劳巴尔女士子1936年离开了瓦亨费尔德之家、该建筑经过改建和扩建之后，就再也没人管理这些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位于“农民间”上面的玻璃房，这个房间连同车库和平台都是由慕尼黑的建筑师诺伊迈尔设计的。她告诉我，玻璃房里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间，我才发现劳巴尔女士是一位相当细心的家庭主妇和出色的厨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苹果炸饼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
参观完玻璃房之后她又带我到了平台上，让我观赏一下贝希特斯加登的风光，它的左侧延伸到远方的山谷里，右侧是萨尔茨堡的大片田野，环绕在左右两侧的瓦茨曼山峰，鳞次栉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筑交织成为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整洁的道路连接着平台和房子左侧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过去曾是一个石头公园，园内的小路纵
北面悬崖峭壁的脚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墙，里面是一座又长又矮的木制建筑，经过大自然的冲刷，它已变了颜色，房前是一条延伸的木制长廊，整个建筑给人以轻松舒适的感觉。在被圆形的柱子隔断开的带栏杆的阳台上面，长满了盛开的红色天竺葵，在南面那种深沉的山区景观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那么迷人，那么富有生命力。
这幢木制平房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右侧，共有五个房间，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几间客房和一间供元首护卫队使用的大卧室。后来，有两间房改作牙科医生布拉施克的医疗室。1933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来时，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萨尔茨堡的膳宿公寓里。
这座长方形的木结构的房子左侧是所谓的副官房，正面狭窄的楼梯与两个小房间相通，这里就是值班副官们的卧室和办公室，还带一个浴室。电话总机设在底层。
太阳落山时，我和劳巴尔女士站在平台上，望着通向房子这边的道路，等待着人们郊游归来。玻璃房内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人正在准备晚餐。这时几辆车向山上开来。霎时间小房子里充满了归来的人们的声音，不一会希特勒与所有的来宾都聚集在玻璃房里。
劳巴尔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两端，来宾们随便坐。
来这里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纳女士，多年跟随他的司机、党卫军分队长尤里乌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国家新闻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和夫人，尤里乌斯·绍布、爱娃·布劳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们当时称安妮·雷博恩为“小雷”，有关她的情况我还想讲一下。她在1924年曾荣获德国游泳冠军。当那些与希特勒在兰德贝格一起坐过牢的追随者们看到《柏林画报》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时，精神振奋，希特勒的司机还写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贺。后来他们又在外面见过一次面，这次希特勒也在场。1925年圣诞节时，希特勒曾把他的精装本著作《我的奋斗》一书赠给她，并且还题了词：“安妮·雷博恩小姐，谨致真诚的敬意。”同时，他向她表示，如果她来巴伐利亚，一定要到他那儿去。她的确这样做了。
1933年7月，她与未婚夫卡尔·勃兰特大夫驾驶着他们那辆小型红色奔驰汽车在德国旅行途中，到过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邀请他们两位到山上，作为他的客人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膳衡公寓里住了几天。晚饭和午饭都聚在瓦事费尔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电话总机传来了坏消息，首席副宫布吕克纳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赖特出了车祸，他身受重伤，被送进特劳思施泰因医院。起因是威廉·布吕克纳驾驶着汽车睡着了，而后撞到了一堆木头上。万幸的是，卡尔·勃兰特大夫正好在场，车祸一发生，他便镇静而又细心地采取了措施，为抢救受伤的人他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努力，并且在伤员被送进特劳恩施泰因医院之后他又亲自为他们动手术。
布吕克纳的女友只左臂部有点骨折，而布吕克纳自己则负了重伤（颅骨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戈林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沉着颇有好感，以至于他主动地说：“假如我需要动手术，那就非得请勃兰特大夫不可！”
迄今为止，希特勒外出旅行从未带过医生。此事一出，突然显得这样做特别重要。所以，当希特勒问这位受欢迎的年轻医生是否愿到他的参谋班子里来当保健医生时，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提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勃兰特便同意了。不久他就娶了安妮·雷博恩，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人们都称赞勃兰特大夫手巧。勃兰特具有希腊人的开朗，是一位具有帕拉策尔苏斯精神的医生：他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献给了他的职业，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把握着人生，同时又顺应着人生，以至于他的精神锤炼到这样的高度；能够驾驭他那曾两度被判处死刑的糟糕的命运。
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陪同医生，他常被称为“元首的医生”，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只做外科手术。从这时起，如果不外出旅行，他就在柏林齐格尔大街大学医院外科工作。外科医生韦尔纳·哈泽和冯·哈塞尔巴赫也在那里工作。后来，这两位大夫有时也代表卡尔·勃兰特大夫作为保健医生陪同希特勒旅行或住在山上。
这一时期，希特勒还与他的来宾们进行短程的徒步郊游。人们从驻地走到“霍赫伦策尔”，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坐在小房子前的板凳上边晒太阳，边遥望着远方那交相辉映的柯尼希湖的美景。在霍赫伦策尔的旁边，可以买到一种非常新鲜的冷酸牛奶，装在棕色的碗里用匙吃。这种酸奶好吃极了。在它凝固之前不要动它，这样才能形成黄色奶层，不至于出现泡泡。由霍赫伦策尔再往前走就是沙里茨凯尔、弗德布兰德，就走到这里为止。散步时希特勒常穿一件浅灰色茄克衫。后来，这样的徒步郊游就不再搞了。只是吃过午饭后到克普夫勒茶馆去喝茶。
那时希特勒总是在山上过圣诞节。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后，过圣诞节对他来讲是一种痛苦，对我们也不是好事情。尽管他允许人们在大厅的角落摆上圣诞树，但却不唱圣诞歌曲。
与此相反，新年却是按照旧风俗来过。饭菜很讲究，甚至还可以喝到香槟酒。午夜钟声一响，希特勒便拿起他的香槟酒杯与客人们碰杯祝贺新年到来。每喝一口他都要皱一下眉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对酒水发生了兴趣”。然后希特勒与来宾们一起来到平台上，观赏贝希特斯加登人燃放炮竹。接着希特勒在所有来宾的坐位卡上签上他的名字，最后是在壁炉前合影留念。
贝格霍夫
1936年希特勒在改建（实际是扩建）瓦亨费尔德之家之前，首先改造了自贝希特斯加登至上萨尔茨堡的陡峭的道路。过去冬天结冰以后，汽车走在上面十分危险。希特勒打算在路面之下铺设供暖设施。
在改建过程中，这座小小的瓦亨费尔德之家并没有被触及，根据希特勒的愿望，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希特勒与来自位于泰根湖畔的格蒙德的设计师德加诺制定出设计方案之后。1936年3月便开始了“贝格霍夫”的建设工程。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农民间”里只打通了一堵墙，修建了一个半圆形的门，穿过这个门可直接进入连接在一起的新楼大厅。二层的门通向希特勒的房间和爱娃·布劳恩的房间，以及管家和其他服务人员的房间。瓦亨费尔德之家阁楼里有两个房间是供我们使用的（秘书室）。小房间是浅蓝色的，大房间是红色的并有一个阳台。
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宽敞的半圆形门上挂着沉重的深红色门帘，打开门帘是通向大厅的几级木制台阶。大厅内的陈设明显带有特罗斯特教授女士的特征。她是希特勒非常赏识的特罗斯特教授的夫人。正当希特勒布置他的慕尼黑住所时，布鲁克曼夫人带他到慕尼黑联合工厂，参观由建筑师特罗斯特设计的家具。希特勒马上看中了这种风格素雅的家具。特罗斯特借此机会还让他看了由他设计、但未得到审查委员会通过的重建被烧毁的慕尼黑玻璃宫的设计方案。希特勒很欣赏这些方案，后来让人根据这些方案建造了“德意志艺术之家”。特罗斯特还设计了“褐色大厦”和“元首大厦”。希特勒授予他教授头衔，在他去世以后，这一头衔转授给了他的夫人。
特罗斯特夫人是室内装饰建筑师，并且部分地继承了她已故丈夫的工作。根据希特勒的吩咐，她设计了织花壁毯、室内摆设，还设计了任命戈林为帝国元帅的证书和元帅权杖。特罗斯特教授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带领希特勒参观过将在德国艺术之家展出的图片和雕像。她是一位知识渊博、落落大方和非常热情的女子。
瓦亨费尔德之家过去的农民间改作了客厅。这是贝格霍夫最舒适的地方，厅内有一个常常令人惊叹的绿色壁炉，在这里，人不多的时候还可以打破禁烟规定吸一吸烟。因此，这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布吕克纳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很有艺术天才，她在瓷砖上生动地绘制了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图案。
楼内，特别是大厅里的温度总是低的，雨雾天气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尤其是女宾们喜欢坐在厅内温暖的瓷砖壁炉周围的板凳上。另外，人们还喜欢在窗户右边已不太引人注目的书橱基座上就坐，书橱内摆放着迈耶的百科词典等，谈话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时，希特勒经常查阅。倘若客人当中就某个问题的具体细节，如河流的长度、一个城市的居民人数等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常常要借助于百科词典。希特勒也经常被许多问题难住，为求得准确的答案，他要查阅两种不同版本的百科词典。
尽管书橱基座旁的坐位极不舒适，但每个人都还想有个坐位。书橱紧挨着窗户下面的那个凳子，这是希特勒惯常坐的位置。
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告辞回到楼上去之后，其他客人仍然聚在这里，还想在就寝之前再喝上一杯香槟酒。在所谓“正式的壁炉聚会”结束之后，人们还要轻松一下，因为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大家感到不自由，不像坐在有垫子的木凳上、手臂撑着桌子那样自在、随便。希特勒一走，这里的声音常常要高几倍，尤其当绍布和霍夫曼这两位好辩者争吵起来时更是如此。
经过改建，人们可以从书橱旁边的门走出来，穿过过去的玻璃房，即现在的“冬园”，直接上平台。天气好时，客人们饭前都聚在这里（天不好时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爱娃·布劳恩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到达。每当希特勒到后，他总要先吻一下包括女秘书在内的所有女士的手以示问候。如果客人们到齐了，身穿黑裤子白上衣的仆人就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一切准备就绪，请您领某某夫人就坐。”然后希特勒便向这位夫人伸出胳膊，带她入席。尾随其后的总是马丁·鲍曼带着爱娃·布劳恩，其他客人随便跟在他们后
客人们缓缓进入宽阔的过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令人赞叹的大型圆柱支撑着的漂亮拱顶，穿过这个厅，便可看到用纹理清晰的松木制成的宽敞楼梯，从这里上楼，东边即是餐厅。餐厅的两扇大门两侧站着两个个人。长方形的餐桌两旁摆着可供24个人坐的带扶手的红皮椅子。
餐厅正面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厅。天气不好时，习惯早起的人就在这里坐在圆桌旁随意地就餐。但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如果天好，大家就在平台上吃早饭。白色的细瓷器上是手工绘制的阿尔卑斯山山花，如龙胆花、杜鹃花和欧洲构兰。
如果中午或者晚上餐厅里的大桌子不够用，人们就在隔壁再摆上一张“小桌子”，主要是供副官们使用。餐桌的附近，有一个备餐台，台面是用手工画的瓷砖镶嵌成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图案。例如，有一块瓷砖上的图案是这样的：恩德雷斯女士端着一碗盛满肉丸的碗。恩德雷斯女士在劳巴尔女士离开贝格霍夫后曾短期为希特勒操持过家务。在这个大厅的右侧矗立着一个带玻璃门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精美的瓷器，这是维尼弗里德，瓦格纳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以及手工画的瓷盘和瓷碗。
希特勒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面对窗户正面，眺望着远方的群山。坐在他右首的女士每餐轮换一次，女秘书也包括在轮换的范围以内，但坐在他左首的始终是爱娃·布劳恩和马丁·鲍曼。坐在希特勒对面的是主宾。
希特勒很讲究餐桌的布置，要求精美地摆放鲜花。一他认为，餐桌上装饰美丽的鲜花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装饰所需的鲜花都是柏林和慕尼黑的第一流花店提供的。举行国宴时，餐桌上布置得非常漂亮。当你看到用小桃树、长柄玫瑰、稀有兰科和马桑以及其它珍贵花木把房间装扮成花的世界时，就会得出这样物结论：用于装饰的费用远远超过饭菜本身的价格。所以这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瓷器都是根据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盘子的中间是烫金的国徽和展翅的老鹰，左右两侧是用拉丁体写成的希特勒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和“H”。银餐具也是按照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餐具的中间也有老鹰，左右两侧为拉丁体的“A”和“H”。
饭菜本身都属于家常便饭。一般有扬、肉、菜、色拉和甜食·希特勒的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好像一家经营有素的餐馆。马丁·鲍曼在山上建造了一个温室，这里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鲜蔬菜。牛奶、鸡蛋、红醋栗和黑茶槽子汁以及葡萄和苹果汁，都是从农场运来的。蜂蜜是由上萨尔茨堡林区和克尔施泰因的蜜蜂场分别提供的。当希特勒认识到啤酒花有镇静作用时，后来他也喝专门为他酿制的啤酒。
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最爱吃的菜是白豆、豌豆和扁豆、蔬菜和色拉拼盘。战争期间，自从有了营养师专问为他做饭之后，他的膳食才改成了比歇尔一本纳特种饮食。
希特勒对肉很反感，据尤里乌斯·绍布讲，在他外甥女格莉死后，他变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他深信吃肉会使人无力。他还以马、一公牛和大象为例，说这三种食草动物都有很大的气力和耐力，“与此相反，狗作为典型的食肉动物，稍一出力便把舌头搭拉出来。”他认为，肉是一种无生命力的腐烂的东西。另外他也不喜欢屠宰场里宰杀动物时使用的那种残忍的作法。
有一次他同阿达·克莱因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当我提到希特勒就食肉动物发表的议论时，他想起了发生在1926年的一件事。在复活节的一个下午，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一起到园丁广场剧院观看吉卜赛男爵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来到坐落在蒂尔施大街对面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希特勒经常光顾的地方——维多利亚咖啡馆（今称罗马饭店）吃饭。
希特勒为自己订的是幼鹿肝。服务员给他端上来很大一块。希特勒问：“这是一只动鹿的肝吗？”“不是，”服务员答道，“是两只鹿的。”希特勒对阿达说：“人真是一种凶恶的猛兽。为了使贪吃之徒过口瘾，两只无辜的动物又得献出生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成为素食主义者。”
格莉死后，他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不厌其烦地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谈到屠宰动物的野蛮作法。每当他谈起这些时，爱娃·布劳恩就恳切地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再谈下去，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客人的食欲，然而他却误认为布劳恩这样做是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与此相反，每当他谈到他的食品，即素食是怎么得来时，便陶醉在诗一般的意境之中。他说，你看那田野里的农民，迈着缓慢的大步，大幅度地摆动着手臂向地里撒种子。撒下的种子在地里发芽、出土、发育成长，以至于形成波浪滚滚的绿色海洋，在太阳的光照下又慢慢变成金黄色。“仅仅这番情景就足以使人回到为人类提供了过分丰富成果的大自然中去。”说完之后他总要声明，他无意迫使别人采用他的饮食习惯，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没有人再接受他的邀请。
他经常回忆起他年轻时爱吃的菜。例如他母亲有时为他做的面团加酸模酱。经常应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邀请到贝格霍夫作客的地道的维也纳人马里奥·舍恩曼，有一次轻率地表示愿为希特勒做这道菜。第二天，她围着白色围裙，在贝格霍夫厨房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结果做出的面闭硬得像石头，根本不能吃。爱跟老乡逗着玩的希特勒，于是开了一个玩笑，把这位吹嘘自己烹饪艺术如何高超的人戏弄了一番。她在多瑙河畔梅尔克市附近拥有一座城堡，希特勒说：“你可以用面团当炮弹来保卫你那座由塔楼防卫的城堡。”几年以后，希特勒还不断谈起舍恩曼没做成功的面团。
宴会结束后，他总是先吻一下爱娃·布劳恩的手，然后再吻女主宾的手。席间，爱娃很少与别人聊天，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是这样。后来，当她变得自信一些了的时候，她也视情绪好坏与别人聊聊天。如果希特勒在用完餐之后，还继续谈论他喜欢的话题，而不宜布宴会结束，这时她就很不高兴。她从不隐讳她的烦躁情绪。在她对希特勒可以施加影响的战争年代，她甚至敢于向他表示不满或者大声询问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他的谈话，宣布宴会结束。
战争爆发以前，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吃完午饭总要散步去克鲁弗勒的“小茶馆”，他身穿一件又长又大的不顺眼的揭黄色风衣，头戴一顶极不协调的帽子，打着一把用来遮住他那双敏感眼睛的大伞。所有的摄影师都怕他来这手儿，因为这样他们只能照到他脸的下半部。
遇到这种情况，十分注重仪表的爱娃·布劳恩总要责备他几句，然而希特勒却并不理会。只是在她反复地批评希特勒认为不应该批评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才表现出一些不满。有一次，爱娃批评他走路时肩膀向前晃得厉害。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压在我身上的沉重的优点！”
战争期间，他在散步时喜欢穿一件黑色斗篷。他穿过农场旁边的草地沿着整洁的石子路走着，他右手拄着一根拐杖，左手牵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漂亮警犬。散步时他总爱与他的伙伴闲聊。这个伙伴主要是这一天刚刚新来的客人。
经过半小时愉快的散步之后，来到“小茶馆”，这个建筑是1937年由菲克教授设计建成的，外形是一座不太高的尖顶亭阁。希特勒站在装有护栏的凸石上，两只手拄着拐杖，眺望贝希特斯加登和萨尔茨堡的风光。施佩尔说希特勒不会欣赏风景的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希特勒每次都站在凸石上等待，直到客人全部到齐同他一道观赏萨尔茨堡的风景为止。
只有在客人都到了这个眺望处，且观赏了一会儿美景之后，希特勒才领客人们进入茶馆。先在前厅里脱掉外衣，然后在铺有大理石地面的壁炉间里。在安排就绪的圆桌旁边的印花沙发椅上就坐。
透过茶馆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户，可望见远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墙上、壁炉的上方悬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烛台和插着黄蜡烛的壁灯。我从未见人使用过这个壁炉。作为热能的来源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在红色大理石板底下装有地下取暖设备。
克普弗勒这个小茶馆成了人们每天光顾的地方，而克尔施泰因山上的茶馆则很少有人去。它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处，空气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山顶上的这栋房子只不过是用来使外国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时他非常自豪地谈到，仅仅这条紧靠着山坡修成的通向克尔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令游人神往。山中开掘的隧道连同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铜缆车和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雄伟的群山都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施泰因的建筑是马丁·鲍曼的杰作，这个建筑和农场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搞成的。
在这个小茶馆里客人们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则选择了吃马克力。蛋糕的品种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却不管别人，总是要他喜欢的苹果蛋糕：下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含热量低的面粉，上面放的全是苹果片。后来，茶馆里还增加了法国白兰地和利口酒。
体重多了几公斤对希特勒来说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体重的增加往往是由于腹部和腰部以下发胖所致，而这将使他难以系好上衣中间的纽扣。所以，一旦他发现体重增加了，特别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夕，他就立即放弃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一点东西。
每当希特勒要采取减肥行动，总要提前宣布：“我不能再吃这么多，我发胖了，必须减下来！”通过节制饮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说：“好啦，现在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我在过去的14天里减了7公斤重量！”他减肥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一个演说家营养过剩，人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一想到别人会借机取笑他，他就非减肥不可。尽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还是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同样如此。
由于怕招致别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政权之后，他再也不穿着皮裤子，即“紧身节日服”或浴衣抛头露面。他认为这类服装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屑考虑的。
在茶馆里，希特勒喜欢听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欢迎能够满足他这一需要的人在场。人们爱听的故事有：例如用汉堡方言讲述的《小艾尔纳》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话》等。当着他的面是不能讲下流笑话的，每当有这种情况出现，他的眼睛里便放射出责备的目光，告诫讲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敛。
给他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倒还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怀着悔恨的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一桩由于一时疏忽而犯的错误，说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员请到其住所，他们先喝了茶，然后又一起洗了澡，他与那个女人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念头一直令他不安。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经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记得戈塔尔博士和迪特里希博士有过一次谈话。迪特里希博士说，在浴盆里他的思路最敏捷，对此戈培尔博士说：“那你就应该多洗澡，迪特里希博士！”有时希特勒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新到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马上邀到茶馆，他们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到来使谈话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否则就总是那么一伙人长时间在一起侃个没完没了，都厌烦了，即使希特勒由于过度疲劳在轮椅上睡着了，人们也还得继续侃下去。一旦话音停止，他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发现在茶馆里的大圆桌旁有人头挨头窃窃私语，或手里拿着文件、画报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指指点点，他便来了神。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就问：“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这种好奇心理不时被聪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这种办法使他讲出他平时不轻易讲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妇喜欢随身携带美国杂志。有一次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从事军事工业的美国妇女的照片，还有一张美国妇女站在赫林根湖里相互打着玩的照片。希特勒对此进行嘲笑，认为这类照片特别是后面那张令人恶心。
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茶馆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就打发仆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传部运来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厅里开会，爱娃·布劳恩搭车（车内有副官、仆人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贝格霍夫之后就安排放电影，电影结束后，客人们便回房换衣服，准备吃晚饭。
像吃午饭时一样，客人们还是聚在客厅里。人们要么围坐在温暖的瓷砖壁炉旁，要么围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盏吊灯散发着和煦的光，给人以舒适感。大家在等着希特勒。此时他不是在二楼办公室里就是在隔壁的大厅里与人谈话。谈话总是放在首位。所以，大多数情况晚饭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希特勒一进入客厅，还要重复午饭开始时的那一套。仆人照例向希特勒报告饭菜已备全，领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气氛更加轻松，谈话更加无拘无束。女士们的穿着也更加讲究，并且都要化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习惯把口红抹得很浓，希特勒便借题发挥，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用巴黎的废水制造口红的故事。每次爱娃·布劳恩都皱起鼻子，无可奈何地求他：“唉，得了，还是不要讲了吧！”巴黎废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别爱开的玩笑，所以他经常重复。
1926年阿达·克莱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乐厅广场去，走到慕尼黑德维希大街时偶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们一起去了。当一位化妆得十分妖艳的女士坐着敞篷汽车路过时，希特勒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子生胃病。他们接吻时把口红都吃进去了！”
也还有下面这种情形：希特勒从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送给一位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把它插在头上或衣服上。有时他还另搞一朵花送给同一位女士，因为按照他的审美观，这种打扮对这位女士更为适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欢向女人献媚。阿达·克莱因还记得，1933年人们在褐色大厦为欢度复活节在桌上装饰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将小房子里的一只黄色的棉花小鸡取了出来，然后抓住阿达的一只手，将它张开，轻轻地把小鸡塞了进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们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会儿。饭后，如果希特勒还要在大厅里与别人谈话，人们就在九柱戏球场放电影或玩球。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球滚动的声音对大厅的干扰太大。
这样，我们宁愿坐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结束他的谈话。大厅内谈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大厅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一层丝绒门帘。谈话一结束，仆人拉开门帘，希特勒走了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问：“还想在壁炉旁坐会儿吗？”这便是在壁炉旁度过整个晚上的开始。
客人们从客厅里出来，向下走五个台阶进入希特勒喜欢的大厅。这个厅很高，近200平方米大。地上铺着草莓色的毡子。走上三个大理石阶梯便是壁炉前摆放坐位的地方。厅内家具很少，两个大柜子，窗户的右边是坐人的地方，一张大会议桌，一个地球仪，左边是一个座钟。另外还有一架钢琴和几个小柜子。其中一个大柜子上的把手，是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头。里边存放着荣誉市民证书、古老的兵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带玻璃门的柜子里，摆放着古老的锡制用具。织有生动的狩猎图案的漂亮壁毯遮住了墙上放电影用的洞孔。
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由大师们作的大幅油画，每隔一段时间要换上一批新的。希特勒喜欢的一幅名为《娜娜》的画，经常悬挂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它是由安泽尔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多年的罗马恋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厅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是博尔多纳画的穿着红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柜上摆着与她的衣服颜色一样红的石竹花。
这间深棕色花格平顶的大厅内白天最令人难忘的毫无疑问当属那扇极大的窗户，它可以升降，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山下雄伟的景观，真像是一幅画的镜框。窗前有一张用温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开会、谈话时如需要摊开方案之类的材料，这张桌子是再实用不过了。
厅内的壁炉是用墨索里尼赠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炉旁边摆着黑色皮沙发，看上去很气派。与大厅的规模相比，这些沙发还算得体，但坐上去极不舒服。因为坐位的面积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刚刚在壁炉旁坐定时，人们尚能刻板地坐在坐位的前沿上。整个晚上女士们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后来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根据人数摆放了相应的弹簧沙发椅，前面再摆上茶几，这种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炉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炉的右侧，两位女士中间（他的右边是爱娃·布劳恩的固定坐位）。何时生火由希特勒决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希特勒提起一个话题，一旦他对某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便抓住不放。有时他沉默得令人压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晚上。但一般情况下，假使他不愿再讲话，就提出一些可以使自己脱身的问题，如他说：“想听听音乐吗？”大家高兴地表示赞同。
乐柜一直是由马丁·鲍曼负责使用的，放在大厅的前部、窗户的右边。马丁·鲍曼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欢的有：布鲁克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的机会（如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后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1941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赞扬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无疑将成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护为爱一个女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他很遗憾——因为他把王子看作德国的朋友——王子没有为他的事业而斗争，况且这种斗争还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炉前还谈到几天前他刚刚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他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国家的教徒们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
希特勒经常谈到曾在贝格霍夫作过客的要员还有1936年来访过的英国政治家劳合·乔治。希特勒说，劳合·乔治很称赞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筑风格、室内摆设，尤其是窗外那一派美丽的山区景色强烈地感染着他。德国在克服失业、安排业余时间和医疗保险以及建立许多其它的社会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伊博士在他访问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绍过劳动阵线的福利设施。
与此相反，汉姆生在贝格霍夫的访问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1943年6月的事情。有一天，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在贝格霍夫吃午饭的时候曾谈及汉姆生出席维也纳记者大会的事，并且恳求希特勒请他到贝格霍夫来访问。经过争取，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恳求，汉姆生来到了贝格霍夫。
在希特勒会见他时，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们就在与大厅只隔一个门帘的客厅里——听到他们大声争吵，于是我们就屏住气，靠近门帘。面对希特勒，汉姆生大胆地批评党区领袖特博文在挪威采取的措施。汉姆生很激动，泣不成声地表达了要希特勒把特博文从挪威召回的愿望。也许因为汉姆生有些耳背，也许因为希特勒容不得别人批评，反正我们听到希特勒大声对汉姆生说：“你冷静点，这你根本不懂！”
据说在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希拉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所有的客人都发现亨里特·冯·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当仆人来问是否需要再加些饮料时，大家显然感到高兴。午夜12点过后，戈培尔部长来了，他的到来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多久，戈培尔与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又发生了口角。戈培尔指责希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
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贝格霍夫。然而，这与希拉赫夫妇一大清早就不辞而别无关。整个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静，这是根据马丁·鲍曼的指令行事的。因为希特勒在晚上多数时候都要研究备忘录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楼上的客人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人们不仅在卧室里走路要特别轻，而且上午还不能洗澡。还规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动要安静，这是爱娃·布劳恩同她的女友们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时间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们、医生和副官的夫人们中间，只有个别他喜欢的人有时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欢的波尔托菲诺去玩。一旦有谁靠近了布劳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对这个人保持警惕，态度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种独特的圈子。
自1944年开始，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现了敌机。警报常鸣，元首居住的地区被隐蔽起来。为对付敌人像袭击大本营那样有目的地袭击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在山里建造了地下避弹室，该建筑于圣诞节竣工。1945年多亏它才使我们得以保住性命。出了贝格霍夫后门，走几步路，穿过院子，然后进入一个铁门，一直向下走大约65个台阶，就到了山里的地下避弹室。
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1945年1月，总理府公园内的元首地下避弹室经过加固之后，希特勒将其大本营迁到了柏林。本来，地下避弹室是一个为躲避空袭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是，当1945年1月拉德齐维尔宫内楼上的住房被燃烧弹炸得无法居住时，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避弹室里。
拉德齐维尔宫里副官们住的厢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楼梯间没有遭到损坏。开始时，我们秘书与希特勒在这里吃午饭，窗帘是拉着的，屋里开着电灯，然而外边，春光照耀在炸毁了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的大楼上。晚饭则是在元首地下避弹室内希特勒那间既小、陈设又简单的办公室里吃。
地下避弹室的设施延伸到总理府公园内，尾部备用出、口的形状像一座小塔。楼内许多自上而下的台阶都通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住的是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小写字台，一个窄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内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间的左边有一个通向浴室的小门，右边有一个门与狭窄的卧室相通。
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对大眼睛威严地审视着前方。沉闷窄小的房间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沮丧的感觉。谁要想在房间里走走，就得把椅子搬开。早上6点钟，当希特勒开完夜间形势讨论会后见我们的时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他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济于事。不过，在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力量站起来的。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又坐到沙发上，这时仆人为他抬起双脚。希特勒几乎持续地处于一种易激动的状态之中，谈话越来越单调，不过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谈过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饭、晚饭和夜间（即清晨）喝茶时谈论同样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对我们说：“布隆迪这个该死的东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摇着尾巴靠着我的床，当我问它。‘大概想做个小小的交易吧’，它则把尾巴收起来，钻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动物。”要不就说：“你们看，我的手好了，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愿意谈论问题，但谈论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谈话变得越来越平谈无味。他不再谈论教会、种族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北欧和德国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罗马帝国的兴衰。他本来对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人的性别演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最后几个月，他只谈论驯狗、营养问题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续两小时。接着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狗窝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过一窝小狗。从这窝狗中他挑选了一只雄狗并要亲自饲养。他把这只小雄狗从窝里拿出来，抱在怀里，然后慢腾腾地在前厅里坐下来，不停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狗，同时口里亲切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沃尔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边，跟我们道别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告退的时间一般是8点钟。他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到大约11点钟就响警报。在敌机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躺着，总担心弹片飞过来会击中地下避弹室侧墙，造成房屋坍塌。因为地下避弹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着它一旦被炸弹击中，地下水就会迅速进入室内的危险。每当敌机靠近时，他总要整装，甚至连胡子都刮好。警报响时，他从不单独呆在房间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点左右或22点吃晚饭，并喜欢把晚饭时间拖得很长。吃饭时，常常接到敌机飞来的报告。敌机一来，人们便把有线广播打开，它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休息信号，时而报道有关敌机活动的情况。我们坐在那里听着敌机的轰炸声，政府所在地没有一天不遭到袭击。在1945年2月3日猛烈的空袭中，投到总理府的炸弹就有58枚。每当炸弹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弹室在晃动。灯光一闪，希特勒就说：“炸弹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击中我们。”
袭击过后，希特勒立即要求汇报损失情况。他镇静地听着别人的汇报，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半夜后很长时间开始形势讨论会，它经常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样饮早茶、逗逗狗，睡上几个小时，直到下一次警报把他惊醒为止，这次警报大多要持续到吃午饭。午饭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势讨论会。每天都是如此循环。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纳粹党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1945年4月20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1944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1945年初美国人和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我毫无目的地整理着行装，突然电话铃响了。首长来的电话。希特勒有气无力地说：“孩子，口子已关上（我们本应在别人的保护下乘汽车离开）。你们乘汽车已过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须乘飞机离开！”
午夜过后，希特勒又打来电话：“孩子，你们必须赶紧收拾完毕，警报解除之后飞机立即起飞。”他声音乏力，话没说完就没声音了。我主动同他搭话，尽管他没有放下话筒，但再也没有答我的话。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
此后不久，大约在清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总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弹室内站满了人的走廊里开出一条路。他们像蜜蜂一样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锅。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和我们的两个箱子。此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满羞惭地匆匆从惊恐的人群旁边走过。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已备好了一辆卡车，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将我们的箱子装了上去。沃尔夫因为行李还好不愉快，她认为行李不应另装，应该随我们一起走。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我们仍认为，像往常那样，行李不会出问题。后来事实是，行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往滕珀尔霍夫机场，而是运到了施塔肯机场。
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起位子来很难。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党卫军中队长在我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当时的雨雪天气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市。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由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
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后，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政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1980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阳！”1980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林的前一天，勃兰特教授让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尔，而未去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兰特教授的死刑。
1945年3月16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饭像以往那样，饭菜已精心摆好，立灯都已点着，窗帘也已拉上，使人们看不到外面被炸毁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大楼的废墟。我们坐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楼梯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约在三点半的时候，仆人林格终于把门打开说：“首长来了。”
接着，希特勒皱着眉头迎着我们走来，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们的手，还没等我们坐定，他便开始发起火来：“阿尔布雷希特这个人真气人，无怪乎爱娃不喜欢他。许多事情，只要我一不亲自过问，准出问题。我已明确指示过，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新的、纵横交错的入口处应筑上铁栅栏。我问阿尔布雷希特是否已照办了，他说是的。可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入口处只搞了个混凝土墙，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真的谁也信不着了。这搞得我心烦意乱。要不是有莫雷尔，我根本就无法一一过问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时我就彻底没办法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尔，他们就不想想，我怎么办。我一有个三长两短，德国就完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发现希特勒是那么激动，他说：“赫斯已发了疯，戈林已丧失了德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希姆莱在党内通不过！”我说：“但在人民中间却时常谈及希姆莱。”听了这话，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说道：“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的人。”我反驳说：“这在现时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说：“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说得简单，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早就这样做了。”
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进来时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话这种火气反而更大了，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那你就再动脑子想想，谁应该当我的接班人！”后来我每想起这次争吵，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没有莫雷尔他就完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对莫雷尔也开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尔把他毒死，于是1945年4月22日让莫雷尔离开了柏林。
我在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被关押期间，曾来过一辆医疗运输车，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过的一名女医生赫尔塔·奥伯豪泽尔带到比利时去。经过勃兰特教授与俘虏营管理部门交涉，我与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告诉我，美国人将她和莫雷尔关在一个牢房。她骂莫雷尔：“你这个蠢猪！”她感到这样做心里痛快些。她骂他，无非是想表明莫雷尔应对毁掉希特勒的身体负责。可以肯定，莫雷尔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服用少量的药对希特勒无济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尔维持他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莫雷尔怎么办？最终他也只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尔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这谁也不知道……
马丁·鲍曼的弟弟阿尔贝特·鲍曼在此期间也从柏林来到山上，同他那位临产的夫人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里。
1945年4月23日上午阿尔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贝格霍夫下边他的乡下别墅里。回来之后，阿尔贝特‘鲍曼便向我口授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戈林问他，形势讨论会的记录存放在何处，并且说：“必须立即把它们统统销毁，否则人民会知道，两年来领导他们的原来是一个‘疯子’。”阿尔贝特·鲍曼希望在纸上不要打上这个字，而用一个点来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认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当天晚上，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包围起来，谁都不准出入。我开始以为希姆莱已夺取了政权。元首护卫队的人荷枪实弹地守卫在贝格霍夫前厅的大门旁边。楼内静极了，像往常那样，海军少将冯·普特卡默嘴里紧紧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吸个不停。
谁都不知道贝格霍夫为什么被包围起来。人们向外打过多次电话都毫无结果。几小时以后还是由一个勇敢的青年传令军官亲自跑到坐落在贝格霍夫上面的党卫军军营里探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时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讯联络。
4月25日星期三，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经不冷。我约定上午10点钟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发。几天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住处。这几天，每天都有敌机从贝格霍夫上空飞过，但不投炸弹。接近10点半时，突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是预警。接着响起了提醒人们已存在紧急危险的警报，天空出现了美国轰炸机，此时在离我的房间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闯入约翰娜·沃尔夫的房间（她刚刚从韦索布伦她母亲那里回来），叫道：“快走，有炸弹！”我一步也没停就由贝格霍夫老建筑的楼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弹室的入口处，而且中间还要越过几米长的天井，经过通到山里的60个台阶。第二枚炸弹击中了我们住的老建筑的右侧，平台被炸毁了。谁都没料到贝格霍夫居然会遭到袭击。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弹室里去了。
半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炸弹接连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弹室上。爆炸声连成一片，碎石横飞。那副情景简直令人胆战心惊。每爆炸一次我就缩一下脖子，那些技术设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弹室此时都失灵了。灯光和通风设备全部关闭。外边的水也从台阶上流下来进了地下避弹室。我们非常担心临产的费格莱因早产。当时混乱和恐惧的情景简直无法描述。
下午3点30分许，我们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缓慢地走完所有台阶来到地面上。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贝格霍夫损失惨重。墙壁虽还立在那儿，铁皮房顶破烂不堪地牵拉着。门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内地上堆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已损坏。所有的厢房均已被摧毁，道路被埋没，树木被折断。绿色的东西统统不见了，这与火山爆发后的情景一样。
在贝格霍夫和毗邻的楼房遭到摧毁之后，我们就住进了地下避弹室。格雷特·费格莱因和施奈德女士搬进了爱娃·布劳思的房间，我和约翰娜·沃尔夫搬进了希特勒的房间。格雷特·费格莱因和赫尔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车队的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就拉着她们连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尔塔·施奈德的住所。她们把爱娃·布劳恩的衣服也都装了箱，并且让人运到湖边城市采尔附近的菲施豪恩宫去，那里驻守着党卫军的马队。
不久前，爱娃·布劳恩还给她的妹妹来了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每天每时都在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但我们本想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她还写道：“……格雷特请放心，你会见到你丈夫的。”她这样写，要么是因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约翰娜·沃尔夫乘坐一辆即将开往慕尼黑的汽车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临时住处。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何处安身。我们曾在贝格霍夫认识的两位党卫军总部的人说要给我们搞假证件，还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找到住处等。
前几天，绍布也从柏林来到贝格霍夫。一到这里他便立即不动声色地着手清理元首办公室内希特勒的保险柜。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备忘录、书籍等物上浇汽油，开始焚烧。在焚烧过程中，他只让来自大本营的那些人帮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不同我们讲话，既不谈有关首长的情况，也不谈我们将怎么办。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目睹绍布焚毁文件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绝望。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绍布离开了焚烧现场，我便趁机走到近处看了看被焚烧的东西。我发现有一个鞋箱装满了给格莉·劳巴尔的信，对此我产生了兴趣。可惜我从精心捆好的由许多男人手写的信件中只抽出了唯一的一封信。然而这封信却非常有价值，它清楚地描写了格莉·劳巴尔的处境。另外我还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捆希特勒画的建筑设计草囹，背着绍布我悄悄地保存了下来。在火堆旁边靠平台墙壁的地方有一片积雪，在那儿正在缓慢地燃烧着一本DINA4规格的、精装本的备忘录，看上去它像一本过去人们用来记流水帐的旧式帐簿。备忘录上贴了标签，标签上打字机的字体清晰可见：“大德意志帝国的设想和建立”，可惜我没有把它捡起来。
阿尔贝特·鲍曼和在飞机轰炸时分娩的夫人住进了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绍布也住在那里。两位先生时而来贝格霍夫，只是为了组织食品和酒的货源，绍布还带着他的女朋友希尔德·马尔策尔维斯基来，她是一位来自柏林这个“大城市”的舞蹈演员。
4月29日星期天，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将不离开柏林。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完了。阿尔贝特。鲍曼还对元首护卫队的人说：“不要丧失勇气，还有希望。”我自问，还有什么希望。
1945年5月1日，当电台广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后，立即出现了简直不可描述的变化。上萨尔茨堡陷人一片混乱。农庄被贝希特斯加登人抢占和洗劫。牲畜被拖走，土豆窖也被打开。从施佩尔的住所和曾当作国宾馆的贝希施泰因别墅里，当地人不仅把小件东西，而且把家具也都拿走了。普拉特霍夫理发店被抢劫一空。
在地下避弹室我们住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女人，估计她们都是正在搬运集装箱的刑警们的女朋友。这些平时禁顺的刑警和不久前刚刚分配到元首护卫队的党卫军成员以及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委时间举止突然都变了样。
贝格霍夫厨房里的瓦砾已被清理出来。管家米特尔·施特拉塞尔带着满满一卡车东西已经离开了这里。几天后他的夫人也随他去了。几天来她一直在整理行装，别人根本见不到她。厨师布吕特根本来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现在也任性起来。对那些指使她干事的人突然表现出一反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