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
[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根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编写而成的。施罗德自1930年起在纳粹党机关中任职，自1933年起任希特勒的秘书。她虽然不是纳粹德国党政要人，没有参与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但是她属于希特勒身边内圈中人，能够目睹希特勒的种种言行、纳粹党领导层和大本营的某些活动。而且，她当希特勒的秘书整整12年，正好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覆亡，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毁灭。因此，这本以她的笔记、书信等遗著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书，为研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克·施罗德曾是纳粹党党员，她能当希特勒的秘书当然是以“相互信任关系”为基本条件的。但是她又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憎恨对事实的歪曲”，以至在30多年后终于“明白”希特勒是个“魔鬼”。（以上引语均引自本书《编者的话》）因此，本书所提供的资料是值得参考的。
尽管施罗德自称是不关心政治的人，说她的笔记只是记录了在一些场合的所见所闻；然而这些见闻有时却涉及希特勒争霸世界的某些战略和策略。例如，书中一再提到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书中写道：“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希特勒）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治奠定新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希特勒放弃了在敦刻尔克追击英军的机会，书中叙述希特勒对此的想法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书中也一再谈到希特勒对苏联的态度，说希特勒只要提到布尔什维主义，就火冒三丈，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将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指侵苏战争），那就太晚了。”书中还叙述了希特勒是如何把对英和对苏的战略放在他的争霸世界总战略中联系起来考虑的：“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英国）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南美去换。”因此，希特勒希望“在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希特勒让英国在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中充当小伙计的企图并未能实现，而苏联人民的英勇抗战却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书中还谈到希特勒在争霸世界的战略方针下对日本的策略。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两个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和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施罗德的遗著记录了希特勒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同时也记录了希特勒的恶魔般的思想方式。例如书中记述希特勒的弱肉强食思想说：“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书中揭示了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疯狂思想，希特勒把犹太人贬为“劣等人”，说什么“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生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希特勒公然自称为“窃国大盗”，他说：“我是个窃国大盗，不是穷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在这里，在希特勒的内圈当中，希特勒把自己的仇视人类的思想表露得多么淋漓尽致！
施罗德在她的遗著中提供的诸如此类的资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生活和工作了12年之久，要完全摆脱纳粹宣传的阴影也很难。原书中常常出现赞美希特勒的言词。希特勒也确实是个善于欺世惑众的蛊惑家。今天，希特勒作为一名发动侵略战争的狂人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解脱。因此，中译本对于原书中赞美希特勒的政治性言词作了省略，是合适的。此外，书中对某些事件的叙述（例如苏联人民对纳粹侵略军队的抵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希特勒并吞他们国家的反应等等）都是歪曲事实的和错误的，这些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别。
原书书名为《他是我的首长》，中译本改为现用的书名。
陆世澄
1990年6月
编者的话
瓦尔特·弗伦茨先生有一次问我是否可以带一位慕尼黑的女士到他那里去。这样，几年前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克里斯塔·施罗德女士。她原名叫埃米莉·施罗德，与常人不同，她不囿陈规俗套。她有文化，有音乐天资并且始终在寻求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她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对人、对环境、甚至对她自己和她的过去总是持一种极端的批评态度。有时她可以出口伤人，然而这种处世方式只是表明她是在粗暴的外表下内心极其敏感、有时缺乏自信心和神经过敏的人。
因为我长时间从事当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写《论希特勒的宽轨铁道》一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发现我是她的一位对话伙伴，与我谈及她的生活、她的过去、“从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这样，她向我讲述了她与“佐勒的书”的经历、该书的产生过程和1945年以后撰写的她过去的经历。
她非常憎恨那些记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书刊中发现了不符合事实的描写，便会极其愤怒。有时我觉得她在有意寻找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赫尔曼·吉斯勒称她为“制造上层嫌疑的人”是不无道理的。
施罗德女士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在她的遗物中，我曾发现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在剪报上她两次用红线将下面这段话标出来并在旁边加了注——“这是对真实的真正解释”：
真实是伟大的。人们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盖它、割裂它和弄乱它，但却不能消灭它。它不断再现，总有一天它的光芒会照遍每个角落。不错，人们可以撕破它的衣服，然而它的面孔却仍然是美丽的。真实也有被掩盖——这往往是由于国家的原因——甚至有走向破灭的时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光明。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活中都是如此。人们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谎言是世上的常事”。然而谎言最终不会得逞，我们应耐心地等待真实到来的时刻。在罗马贵族院里刻有这样一句话：“真实纵然有‘沉没’，但决不会死亡。”“真实必须有坚硬的脑壳，因为它的头时常遭到冲撞。”这句民间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对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憎恨对事实的歪曲，实际上，她从未完全从她过去的经历中摆脱出来。至于一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12年的人是否还有能力摆脱过去，这则要另当别论了。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党人。她常说：“如果1930年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广告不是纳粹党的，而是共产党的，那么也许我会是一名共产党人了。”施罗德女士是一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表达、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人，于是她在希特勒、所经历的事情、当时的朋友们、纳粹制度、战争后果和毁灭犹太人的暴行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
施罗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笔记也许说明了她的内心矛盾、她断断续续进行的工作和她对真实的追求：
“多年来大家都劝我，要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希特勒的一切都写下来。我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用打字机誊清我1945年撰写的速写笔记。然而进行的不是给自己提出的每天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个小时的任务，而是总在考虑希特勒复杂的性格。它使我沮丧。我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中，如同俄国作家伊万·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说中描写的奥勃洛莫夫其人一样，本打算于明天或后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后来却还是以‘某种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过他的时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计划、设想、展望搞得疲惫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认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个误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复杂了。安妮·勃兰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安妮，于1945年3月初曾被爱娃·布劳恩请到总理府去与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会儿，佣人走了进来，低声告诉安妮，她丈夫来了，正在楼下等她。对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他总对别人的耳语感到好奇。如果谁要想把某个事情告诉他，最简单的办法是，先与邻座的人低声谈论，一旦他发现有人耳语，他就一定要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这一点人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1944年7月谋杀案发生不久，卡尔·勃兰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离开拉斯滕堡元首大本营，此后他不再见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却让人把他请来。开始希特勒还犹豫不决，没有会见勃兰特大夫，但后来在他见到他之后却又一见如故。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这次见面的四个星期之后他就判处勃兰特大夫死刑。
“勃兰特教授在路德维希斯堡运送医生去比利时参加一项诉讼案时曾见到过我，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我问他：‘首长这个人怎样，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勃兰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个魔鬼！’
“33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根本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使我感兴趣的只是希特勒这个人。我只想把一些经历，诸如为希特勒记录口授和在拉德齐维尔宫楼梯间里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贝格霍夫较大范围内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炉前漫谈时的情景以及后来在战争期间在间形势讨论会结束之后在大本营喝茶时的感受和当时的所见所闻都写下来。”
施罗德女士只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她的笔记整理工作。她有一个封面写有“速写练习”字样的旧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夹。旧本子里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写的速写笔记。日记上标出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8月。这些速写笔记都是用施托尔策一施赖速记法写成的，并非像一家画报所说的那样，是用只有施罗德自己认识的密码写成的。在此谨向速记专家格奥尔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将施罗德女士没有译完的速写笔记翻译出来。速写笔记的旁边还有她的许多随笔和标明她的工作进度的纸条。
1982隼施罗德女士曾问我，是否愿意出版和评注她的笔记。当时她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她与《佐勒的书》有关的经历，为了这本书，她曾向书中所涉及的“从前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时是不会发表她的笔记的。因为在许多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发表这部笔记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每个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笔记，但发表出来的却为数不多，因为这些笔记一旦发表出来，就会立即招致别人的批评。
施罗德女士要发表其笔记并非为钱。她拒绝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她一再强调，她的养老金足以维持她的生计，生活方面她没有特殊要求，她对她的现状很满意。她没有兴趣出售她的笔记。尽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笔记拿出来发表将给她适当的酬金，但直到去世为止她并未为其所动。
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了。在她看来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当她做完手术出院之后——从她的肾上割除了一个恶性肿瘤——她又提起有关出版她那部应当由我编辑并评论的笔记的事。这时，她打字已很吃力，因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而且还很容易疲劳。
在她住进上施陶芬城堡医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将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请了来，再次详细谈了出版其笔记一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救护车将她这个重病号从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诉我她还得住院，随后她把一只用旧了的大黑皮箱交给了我，里边保存着她自己撰写和积累的材料。她不想让“……她那全部文字遗产落入某些人或记者手中”，对于她经常谈及的意见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罗德女士的愿望，即在她去世之后再发表这部包含着许多有意义的当代史素材的笔记，我对她的文字遗产进行了整理、编辑和评论。如果说这本书是在未经字斟句酌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主要是书中必须引用部分笔记底稿和一些详细记录的缘故，这些材料都是克里斯塔·施罗德保存下来准备发表的。
克里斯塔·施罗德何许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内·施罗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离汉诺威不远的明登市。她与单独抚养她长大成人的母亲关系一般，因为她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女人，并未给予她的女儿那种她始终渴望得到的抚爱。1926年，施罗德女士年满18岁可以独立生活时，母亲去世了。
她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于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远房本家的施罗德合股公司里接受为期三年的商业培训。同时她还在商业职业和贸易学校里上学。1925年4月1日结业。
此后至1929年7月19日她继续留在该公司任速记打字员。她有速记天才，经过持续紧张的练习和学习，她的速记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速记打字比赛，经常获一等奖。
1929年10月她离开明登市到了纳戈尔德，为一位律师当秘书，她独当一面，处理办公室的具体事务。在那里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后去慕尼黑，指望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在业务上有所进展。
在当时那个失业工人已近700万的困难时期，要想在慕尼黑找个工作并非易事。为了工作，她跑过许多公司，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之后，她来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号的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求职。在87名竞争者中，她凭借其优异的成绩和能力取胜，于1930年初受聘，先后在那里的许多部门工作，一直到1933年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纳粹党的许多参谋部门都迁往柏林，1933年3月4日施罗德女士也一同调到柏林。去后不久先在总理府帮忙，在此期间被希特勒看中，后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当了秘书。
在总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便作为希特勒的秘书陪同希特勒进行历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营。希特勒当时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曾这样写道：
“我是1930年认识施罗德小姐的。她先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指导处当秘书，大约1933年她被调到经济政策局局长处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由于她工作能力强，举止文雅，她最终到希特勒的副宫团当了我的秘书。
凭借她的打字和速记本领和工作能力，后来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尤其在最后这个岗位上——绝对的信任关系是一项基本条件。
由于她工作主动、刻苦，加之她领会精神快，并在口授时随口授内容进行思维，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满足了人们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举止文雅、得体，考虑问题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个大本营里突出表现了这些优点。”
勃兰特教授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受审时是这样谈到施罗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罗德的特点与沃尔夫小姐不同。战争开始时主要是她们俩人负责希特勒的秘书工作。施罗德聪明、有批评精神并且判断能力强，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书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连续不断地为首长工作。她发表意见一贯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别人发生过严重争吵。她不介入这个私人小圈子，连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开距离，因为受不了她的批评。由于施罗德小姐对希特勒总是坦诚相见，以致希特勒对她的反应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对希特勒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她大胆、坦率，她的生命无疑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三帝国垮台后，施罗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国军队（反情报别动队）逮捕，先后在许多拘留所和监狱关押过，1948年5月12日获释。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维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开始了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在一审判决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为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后经上诉，1948年5月7日的终审判决改判她为从犯，并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获释。
获释后，她于1948年8月旧至1958年11月仅给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轻金属厂的老板申克先生当私人秘书，接着在该公司设在毛尔布龙的总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样，施罗德女士迁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筑管理公司里当办事员，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罗德女士身体状况欠佳，所以她59岁时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罗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评价”的标题下写道：
“我考虑问题周到，有判断能力，有批评精神，乐于助人。我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直观能力。我还自以为能够从别人的表情和行动中发现许多东西。我很少喜欢谁，但是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得过头。真没办法！我之所以能够批评别人，是因为我有追求真实和独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视那种贪图功名的人，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也蔑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们是世俗之辈，他们不诚实，头脑里充满了偏见，而且不愿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担任希特勒的秘书期间，是不曾有过一个年轻女人所想象的那种私生活的。在度过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时代之后，她仍没得到安宁和一个女人所真诚希望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剧对她产生了影响。
1938年，施罗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尔科尼克订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对外国人的看法决定了此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希特勒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但她还是这样做了。阿尔科尼克与南斯拉夫军界有联系，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经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关系”。施罗德女士因此也受到盖世太保的盘问。1941年他们解除了婚约。
这里，人们也许会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纳粹监狱里和集中营里度过的人来说，大好的时光下也是白断送了吗？而且他们所受的痛苦远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要多。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但是，从评价一个人的命运，评价一个人生活的道路来看，不能不说施罗德女士在希特勒身边失去了她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她内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营潮湿和零臭的地下室内和后来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当然，她的命运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施罗德女士看来，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特点是时时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论在总理府内、贝格霍夫还是在各个大本营里人们的生活空间是狭窄的。她幽居在被约德尔大将在纽伦堡的战犯审判中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杂交品”的大本营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总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没有实实在在的任务和工作，但却是被希特勒视为代替家庭的最亲近圈子里的成员之一。为照顾希特勒的情绪，她通宵陪他饮茶，恭听他那无休止的说教式谈话，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结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笔记中对她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对一个女人生活的总结，这个结论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她写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冲锋队领导机关和经济政策局，中间还在希特勒青年组织全国指导处干过几个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国总理私人副官团干了12年，这15年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绝的15年，是一种处在森严壁垒下的生活，战争期间大本营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东普鲁土地区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写给她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的信中说；
“这个地区岗哨林立，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这次进军之后我要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乐观的人们多往来，否则我将变得孤僻，失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前一阵子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监禁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沿着铁丝网漫步，不时路过岗哨，这时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实际上不论我们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行途中，我们总是活动在同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同样的循环。这种状况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和可怕的心理冲突，人们向往外部世界，但当人们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罗德女士在她的笔记中还写道：“属于希特勒内圈的人常常被视为‘受欢迎的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争特性却是很差的，在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后来在拘留所度过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这种斗争特性啊！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长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一起告别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离开了柏林。今后的命运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无把握，我万万没有料到过去的15年和摆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负担，以至于我始终都未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过去使我与别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早在还未成为过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更进了一步！”
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在许多当代史书籍中，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节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格哈德·L·魏因贝格在他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斯图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写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书的资料历史价值，他写道：“对住勒的书也需要进行史源学方面的考证研究，但这种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处上。”文章接着写道：“编者同意特雷弗·罗珀斯的看法，认为该书（指佐勒的书）并非毫无价值。例如有些细节，像摄影师霍夫曼患所谓副伤寒病、（见第275页）和希特勒的一位女营养师系非雅利安人出身（见第135页）等说法在现在可供查阅的莫雷尔档案中都可得到证实。”
达维德·欧文在《希特勒走向战争的道路》一书的前言中详细论述了某些书籍和资料来源的不可靠性，他写道：“1949年由阿尔贝特·佐勒编辑出版的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一希特勒女秘书的回忆录（同样地）是不可靠的。书中涉及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虽在被盟军拘留期间被迫写过一部回忆录底稿，但是对于这部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她坚决否认是出自她的笔下。
那么，佐勒的书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本书是谁执笔撰写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对这些问题我将一一作出回答。
书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题为《他的女机要秘书经历谈》的这本书的确是根据1945隼对我的审讯和我的笔记写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国第七军团奥格斯堡拘留所里认识了当时任审讯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是美军中的法国人，讲一口非常好的、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德语。他待人和蔼，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以往令我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在每个门口，每层台阶上都站着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转的门卫）一下子变得轻松和亲切起来。
这位当时自称伯恩哈德的上尉屡屡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当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述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他十分关切地听着。我告诉他，早上一个美国人来到这里，要我交出所有的首饰，我说我没有首饰，这位美国人便指着我的珍珠耳环说：“这是什么？”就这样，我不得不把这副耳环交给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对我的恼怒表示谅解。他虽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把这副耳环归还于我，但是他却主动提出愿为我保管其余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装有首饰以及剩余的钱（几千帝国马克）的贴身小皮中和一个装有大约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图的亚麻布信封，这些画都是我在贝格霍夫被摧毁之前抢救出来的。佐勒后来在他的书中部分地发表了这些草图。
伯恩哈德上尉此后便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口头审讯，如：我是怎样当上秘书的，希特勒怎样口授，他的谈话，为什么他不吸烟，不喝酒，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对最亲近的下属的态度，他与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关系，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和其它许多问题。
他每隔几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布置我把我所讲的一切都写成书面材料。他对我很好，不时地带给我一盒香烟，有一次还给了我一瓶香槟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无聊的监狱生活环境里，在令人沮丧的状况下，他的态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种安慰＿
就这样，我把他所要的情况清楚、准确和简明扼要地写成了材料，心想，但愿能以此影响他为我尽早获释尽力。在拘留所里，当时已有几个被拘留者获释。
有一天他对我说，“但愿别轮上你也去纽伦堡作证！”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莱伊和弗兰克部长已经去了八天了。显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经知道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后多年将会被遗忘。他给了我一个假地址，让我在获释之后按照这个地址去找他，向他索还在被拘留期间交给他的物品。自那以后过了3年，1948年5月我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内克获释。于是我将我的居住地点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霍亨内克，确切地讲，他只不过是路过此地而已。他来去匆匆，连汽车都没下，因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他从汽车里将我那装有首饰的皮包递给了我。我托他保管的钱已被没收。他说：“……我差点被当作外汇投机商给抓起来。”装在亚麻布口袋里的大约100幅希特勒的速写画，他只还给我约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伯恩哈德上尉现在已改名叫阿尔贝特·佐勒。
1949隼他通知我，说他想以我的名义发表我当时的笔记。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此前我曾多次请求佐勒将手稿还给我，但他始终不肯。就这样，1949年设在巴黎圣哥塔尔大街18—20号的利布莱尔·阿戴姆·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边12年》一书法文版，此后不久，德译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尔多夫出版社出版。尽管希特勒过去从未有过女机要秘书，但佐勒还是选择了《一位女机要秘书经历谈》作为该书的副题。
对于我提出的异议，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回避。他虽然划掉了我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却对我的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在知情者中对我的身份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佐勒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该书是在我的参与或是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写成的。
实际上，我感到我撰写的笔记是客观的，所发的议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笔记中使用了一些过去我从未使用过的语言。由于先译成法文而后又译回到德文，有些用词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别人还借我之口，说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如军事技术方面的情况，形势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监禁在奥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们，佐勒作为审讯官也对他们进行过审讯。对于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只不过是它们并非出自于我。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吃惊，因为我当时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对付这种“精神掠夺者”的做法。我断定，我绝对根据事实写成的这本笔记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调上也降到了画报的水平。我的东西，被别人剽窃、篡改之后又公然摆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恼怒，真想把它推得远远的，无视它的存在。
带病离开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我一个心眼地为好歹活下去而奋斗。这本书的发行工作持续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记得佐勒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当时虽然名义上从佐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全部稿费的50％，但实际上我无法了解稿费的收入情况。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当然，这一点就是在现在对该事件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佐勒先生又多次试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书，基于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所有这些试探我都予以拒绝了。他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问我是在1963年2月，对此我完全像拒绝来自各方的这类请求一样，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这本书写给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这其中也包括英国记者海因里希·弗伦克尔的信，他写到：“我认为，澄清这部毕竟在当代文献中被引用颇多的著作的真实出版过程，不仅是对你的尊重，而且对当代史研究也是一种义务……，当然，为此我需要你说明真实的过程……等等。”在这期间，我已注意到这本书在整个新闻界被廉价推销的势头，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几年后，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的连载。这篇文章曾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我猜想，这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连载文章是根据佐勒的书写的，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这篇文章，并且同时向他提供了就此进行表态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这样做。
周末版的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登着一张照片，这是1939年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到达布拉格赫拉德欣宫时拍摄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机的后边等待着内政部长弗里克对我刚刚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照片上，在场的重要人物还有拉麦斯部长和施图卡特国务秘书。这种用我的名字做成的生意对我说来的确过分了，因此我过问了此事，但终无结果！我请求《晚邮报》澄清此事，《晚邮报》却让我去找一家米兰通讯社，而这家通讯社却又让我去找设在巴黎的另外一家通讯社。就这样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师说：“……得帮助一下像你这样的女人。”于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给了他。但是，他的主动姿态并非像我开始所感到的那样大公无私，而是像律师本人后来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考虑。他希望为将来办理类似的案件积累经验。
他到处写信，发向所有曾在某个时候引用过所谓我的言论的报纸和杂志。甚至给当时纽伦堡监狱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凯利大夫也发了信。凯利大夫在这期间已出了一本书题为《希特勒周围的22个人》，书中登载了由我撰写、但署着我的假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划了希特勒，这种刻划将载入史册。
但这位律师的努力无济于事。凯利先生这时已经自杀。律师也像我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那样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没有澄清问题，反倒制造了更多的混乱。他答应巴黎通讯社，他将说服我接受该社记者对我进行1小时的采访。为此我可得到5万法郎。我说：“我不稀罕这5万法郎，我要查明这篇连载的幕后策划者。”然而这个人始终没找出来。为澄清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努力不仅毫无结果，而且我托付给律师办的关于四幅希特勒草图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里担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的爱德华·鲍姆加滕提出的论据才
激励我再次介入这个事务。他在1974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这个人（指佐勒）很可能在你的《经历谈》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脚，否则这本书自然就不能是他所写的了……，但尽管如此，我感到他并未触动核心部分。从核心内容看，这的确是一个女人的经历谈，尽管她受了惊，但还是在恐惧中静下心来，认真地回忆她毕竟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那个人。一句话，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为人，是你经过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个人本来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这个人从近处和在各种形势下认识另外一个人，她始终充分理解他，但却与他保持着个人之间的距离，保持着独立的个人判断力（和充分的思考）。”
由于不断地有新书出版，并且书中经常引用佐勒书中的内容，鲍姆加滕教授的这一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我在希特勒周围度过的岁月，着手对包括其它著作中出现的谎言和歪曲进行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决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间做的速记笔记和佐勒书中我的一些章节作为素材，不需要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任何帮助来撰写我的报告。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就这样我于1930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当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失业工人已逼近700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处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这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全国指导处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的阁楼里。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诞的照片。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又对政治不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优良的成绩证书。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书。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其它部门工作的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波罗的海战士。
他们当中穿着最时髦、仪表最潇洒的要数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在波罗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亚和鲁尔地区当过自由团战士。1924年先后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威斯特法伦和鲁尔区的领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费弗尔那位曾截过腿并且头发也已过早变白了的哥哥，当时担任人事局长。
1926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把各区冲锋队的人统一起来。起初，每个纳粹党区领袖都有“自己的冲锋队”，而且都各有打算。许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这对统一这个运动无疑是不利的。因为希特勒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冲锋队实行统一来削弱纳粹党区领袖们的力量。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认识到，冲锋队就是用来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一把宝剑。
希特勒为了避免围绕冲锋队问题与纳粹党区领袖们进行斗争，才把这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普费弗尔上尉。这种脱身之计是希特勒后来惯用的明智抉择。纳粹党区领袖们对其权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对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开始了人身攻击，经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对此，希特勒只是内心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麻烦希特勒已估计到并且有意避开。
1930年8月，从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从于挑唆者的压力，牺牲了普费弗尔，但一切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这样做。借此机会，希特勒亲自接管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摆脱了使他感到麻烦的普费弗尔，1930年8月普费弗尔宣布辞职。
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是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人民观察家报》，上面刊登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费弗尔试图用铅笔将希特勒不修边幅的衣着修整成紧身合体的形状。在穿着考究的普费弗尔看来，希特勒着装时的体态和举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
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是前上尉奥托·瓦格纳博士。他是前参谋部工作人员和自由团战士，像普费弗尔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重建德国怀有雄心。他放弃了在经济界的厂长职位，在他的战友普费弗尔的鼓动下响应希特勒的召唤一起跟着干了起来。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罗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1930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1908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1919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作为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由于参与了1923隼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国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先锋队”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1928年底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当奥托·瓦格纳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经济政策局局长之后，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经济政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褐色大厦”，对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但从不提及谈话伙伴的名字。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就再也不去问津。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另外我时常感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A·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1929—1932年的笔记》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我认为，瓦格纳博士、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1932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罗姆暴动时“无意地”丧生。奥托·瓦格纳博士1932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丁·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党的领袖们、纳粹党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鲍曼与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党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党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1930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布赫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尔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党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1918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政，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当上了被简称为“乌施拉”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调查和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丁·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马丁·鲍曼负责由瓦格纳博士成立的冲锋队保险公司，该公司后来更名为“救济储蓄所”。所有冲锋队的人都在这个公司里保了险。集会时经常发生室内和街上的战斗，其结果往往是身体受到伤害。实践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围绕这个公司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些简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马丁·鲍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参谋部开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运亨通，从一个鲁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晋升为纳粹党全国领袖，然后又上升为希特勒的秘书。他异常勤奋，并且要求和希望参谋部的人也像他那样工作，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欢迎。“快！快”成了他的口头禅。希特勒对马丁·鲍曼始终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他从不丢三拉四！”他还说：“鲍曼草拟的协议文本是那样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只需说声‘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钟就能处理与别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时才能处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诉他：‘办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个马大哈，我交办的任何事情他都记不住。”鲍曼不仅把呈给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能够领会希特勒的意图，这样，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长的说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讲是很关键的！
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有关马丁·鲍曼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既没有个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边的幕后操纵者。我认为，他坚决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是纳粹党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马丁·约曼态度始终如一，在那些受贿的党内同志和许多其他人看来，他越来越成了讨人嫌的警告者。
鲁道夫·赫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市一个批发商的家庭里。父亲祖籍在弗兰克地区，母亲系瑞士人。年满14岁之前，赫斯一直在亚历山大上学，此后转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格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通过了考试，接着又读完了商业课程，之后先在瑞士的法语区、而后转到汉堡从事商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赫斯自愿应征入伍，最后在西线第35战斗机中队当少尉。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图勒协会并且参加了把慕尼黑从苏维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为此他腿部曾挨过一枪。然后他当了商人，并进入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和历史。19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纳粹党的政治沙龙，并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冲锋队的人加入了纳粹党。1923年11月赫斯当上了冲锋队大学生小分队的领导，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动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酒馆大厅里逮捕部长们的行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山中度过了半年的惊险生活。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被撤销的前两天，赫斯来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狱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科学院当了地缘政治学教授豪斯霍弗尔的助手。后自1925年起当了希特勒的秘书。
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们下榻同一饭店，而且还和我们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当天下午邀我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厦电话员的耳误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国司库萨韦尔·施瓦茨的外甥女，她问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个犹太人有关系吗？”我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回答：“党卫队队长！”我请求她让党卫队队长来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后，党卫队队长（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说：“你是不是要否认你与一个叫菲尔特海默尔的犹太人有关系？你是否与他一起到过意大利？”
我对事实真相的声明与解释无济于事。我递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尔塔勒提供的书面材料，证明他是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还是不行。克罗伊斯先生也证明他组织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活动，这仍无助于消除指控。”
我向当时在经济政策局的首长贝恩哈德·克勒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然而他却说：“要想保护自己，就得控告别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乌施拉对我提起诉讼。尽管我的首长对我表现出信任，但是纳粹党老党员们的猜疑仍在继续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时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来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对我说：“施罗德小姐，你要当心！”别的他什么也没说。显然党卫队已布置公寓主人认真观察我熟人的行动。看来，人们把接我去听报告的那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律师当成犹太人了。也许他确实是个犹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没问过他。
为了消除嫌疑，我决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请，而报名参加了贝尔利茨学校和业余高校举办的所有可能的学习班。
如果说固执己见的巴伐利亚人3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已对普鲁士人（所有讲标准德语的人）充满了尽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回避我。然而正是这种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选择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后，当负责人事工作的全国司库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厦里的女速记打字员们报名到柏林联络部去工作时，慕尼黑人都无动于衷。她们都不想去柏林。这样一来我就更甘心情愿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帝国司库。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就这样我于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纳粹党联络部设在地处威廉大街64号的皇宫里，斜对面就是帝国总理府。联络部是由鲁道夫·赫斯领导的，它的任务是在党的各部问之间和各部部长之间建立联系。我刚到那儿时，罗姆在玻利维亚时的副官，衣着考究并生性快乐的赖讷领事告诉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联络部，但有时也得抽到德国总理府去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冲锋队分队长威廉·布吕克纳做些事情。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总理府只有一间办公室，另一间由他的副官们使用。也就是说当时那里没有秘书们的落脚之地。
不知是因为柏林的地利，还是因为与坦诚的柏林同事关系良好的人和，我总算感到摆脱了在慕尼黑时人们对我怀有的不信任感，尽管我不可能把诽谤事件的影响彻底消除掉。人们怎么甘愿相信诬告者，怎么那样容易无辜地受到精神折磨，这种困惑一直压抑着我。在经历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我也开始用某种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开始有了不信任感。
联络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单调无味的。几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辖范围”转给冲锋队相应部门。但是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所做的工作却要有意思得多。每隔最多不过两天他就用电话把我叫到德国总理府一次，在那里他向我口授这两天所积压的东西。口授完后我在联络部将信打出来，装进邮包再呈送给布吕克纳签字。
威廉·布吕克纳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亲是西里西亚人，母亲出身图林根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瘦长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后来又学过国民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中尉。他在帝国国防军一直服役到1919年，然后加入了埃普自由团，并参与了挫败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此后布吕克纳再次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工程师，从事录音技术方面的工作。1922年投靠纳粹党，1923年便担任了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为此他被拘留过四个半月，1924年由于参加先锋队又被拘留过两个月。之后他来到慕尼黑德国侨民协会，当上了该协会的第三任秘书长。1930年底，布吕克纳当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一个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经常陪伴者的范围。
布吕克纳高高的个子，金发蓝眼，在希特勒身边他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性格讨人喜欢。他待人总是和蔼大方，即使他骂你，你也不会生他的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他——布吕克纳——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们就不需要担心希特勒的安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义务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务。接待所有想亲自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申诉和建议的人是布吕克纳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他们来到德国总理府，希望能够当面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吕克纳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果断地给予帮助。布吕克纳将提出的请求和申诉统统记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并且常常将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冲锋队制服的袖口翻边里。
布吕克纳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年月里越来越失宠。1933年夏天他在赖特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次车祸使他多处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在汽车里坐在他旁边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伤。索菲·施托克经常到上萨尔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体育用品商的女儿，很有些艺术才华。例如她为爱娃·布劳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画，为改建后的贝格霍夫餐室里的餐具台铺砌了带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图案的瓷砖，另外她还在起居室布置起一座舒适的瓷砖壁炉。
希特勒讨厌布吕克纳，尤其在出车祸之后，嫌他没有与索菲·施托克结婚，并怜惜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布吕克纳仪表堂堂，始终是个乐天派，他喜欢性格活泼、无忧无虑的人，见了漂亮女人就看个没完。索菲·施托克很爱吃醋，而且对此并不隐讳，这显然使布吕克纳感到不自在。他后来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而这位姑娘又偏偏是与克万特离了婚而后来与戈塔尔结了婚的女士玛格达的女儿，这使希特勒对布吕克纳就更加恼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吕克纳把他的吉泽拉带到了贝格霍夫，并把她引见给希特勒，而希特勒则只是简单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厅里进餐去了。饭后，希特勒在餐厅门口停了下来对布吕克纳说：“你肯定是要把吉泽拉小姐送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罗。”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她撵了出去。
布吕克纳在十几年的岁月里，没日没夜跟着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艰难的时刻，他都是如此忠实地为他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希特勒于1940年10月（由于卡内恩贝格阴谋引起）不声不响地将他解雇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后，他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了一个城市指挥官的职务。
战后，布吕克纳长期被关押，获释后在特劳恩施泰国市两间小屋里生活了几年，这两间小屋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上士让给他的。可能布吕克纳对待生活中的有些事情过于轻率了，不过“他是一位君子”，由于他性格和蔼，希特勒身边始终有一种良好的气氛。布吕克纳1940年被解雇后，绍布当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吕克纳的作用的。
人们那时在德国总理府向布吕克纳提出的请求，对当事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常要赶快处理。这样一来，我老是匆匆忙忙，热心穿梭于纳粹党联络部和德国总理府之间。有一天，当我再次把信件拿给布吕克纳签字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进到房间里来。他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吧？”我回答说：“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为您写过一次信。”
此事发生在1930年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从山里返回后，要紧急口授什么，可是他的打字员弗赖小姐当时不在他身边。
于是就委托当时在鲁道夫·赫斯秘书处工作的赫尔斯肯先生设法找一名有经验的打字员来。赫尔斯肯想起了我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时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从山里回来了，他要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秘书现在不在。我想带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厦前厅，鲁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这时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对面站着。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并说：“你要为我写信，那很好。因为要打一个草稿，所以如果出现打错的地方，也没关系。”
由于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所以我毫无紧张的感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希特勒非常满意，离开他的时候，他还送给了我一盒糖果。后来，每当我在褐色大厦里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他先向我表示亲切问候，他对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当他现在在柏林再次见到我时，我感到他好像认为我不仅仅是布吕克纳的秘书，而且需要时我也为他本人做事。
1933年12月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再次为他打完字后，请求他送给我一张签字照片。当他问我叫什么时，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宠若惊，便脱口而出：“施罗德！”“暧，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我问的是你的名字。”当我难为情地回答我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个名字）时，他却说：“不能说这个名字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恋人也叫这个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冯·希拉赫讲起过这件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不经我同意就把它编进了轶事集里。这个本来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谈及此事并非为了纠正事实，而是说明从希特勒与我的对话中明确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
根据规定，德国总理府有两名女官员当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当时，这两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罗本尼乌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秘书过去曾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过，并被任用过，所以希特勒不喜欢她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从未要她们服务过。
1930年希特勒让赫斯办公室的赫尔塔·弗赖小姐（后来与奥尔登堡结婚）到褐色大厦担任他的秘书。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换成了在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区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过的约翰娜·沃尔夫，1923年，她曾为迪特里希·埃卡特当过一年秘书。希特勒的两位私人女秘书，一位是沃尔夫小姐，一位是维特曼小姐。在德国总理府里是没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她们只能在慕尼黑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办公厅交替工作，每隔四个星期轮换一次。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厅是由阿尔贝特·鲍曼领导的，地点在德国总理府外面。
阿尔贝特·约曼是由他的兄弟马丁于1931年招进冲锋队救济储蓄所的。在那里没呆多长时间便被鲁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来。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担负起希特勒私人办公厅的领导工作。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与一个他兄弟并不喜欢的女人（非北欧人）结婚，兄弟俩便因此吵翻了脸。即便兄弟俩紧挨着，也谁都不理谁。如果希特勒通过一个鲍曼把一项任务布置给另一个鲍曼时，那么这个鲍曼就通过通讯员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兄弟。如果俩人中有一个人在讲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却板着极严肃的面孔。几年后，阿尔贝特·鲍曼与那个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个夫人的表妹为妻。他想把此事告诉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却不见他并让人转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结婚！”
与约翰娜·沃尔夫不同，我经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来——我只需斜穿过威廉大街——所以，较之约翰娜·沃尔夫我被招到德国总理府希特勒处去的机会更经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搬进拉德齐维尔宫寓所之前，必须对这所旧建筑物进行彻底修缮，对于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大厅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麦在那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柏林会议。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希特勒受到了兴登堡接见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老先生”——每当希特勒谈到兴登堡时，总这样称呼他——当时曾说：“希特勒先生，你尽可能沿着墙边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这样，希特勒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缮这座古老的宫殿。直到竣工为止，当时的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一直让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两条大街交叉处旧德国总理府大楼下边的官邸里。这样，我在联络部和帝国总理府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很长时间。
拉德齐维尔宫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国总理的私人副官团搬进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提供给希特勒使用的房间。副官团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房间，紧挨着“俾斯麦室”，这里是我作为布吕克纳的秘书办公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面向古老公园的大房间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时才得以扩大。尤利乌斯·绍布的办公桌也摆在副官团办公室里。他是希特勒的总管，自1925年以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算得上是唯一对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务了如指掌的人。
绍布给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肿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冻掉了几个脚趾，所以有时走起路来还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因。他始终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顶着不办，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
绍布在一所药剂师学校读过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慕尼黑总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在他一瘸一拐地参加纳粹党集会活动时，希特勒发现了他。他参与了1923年的暴动并因此被判监禁。他与希特勒一起进了莱希河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1925年从监狱里被赦免释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长期挚友。他对希特勒那样忠诚，以至于为了取悦于希特勒把烟都戒掉了，但并没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欢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成了。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绍布又在招待会上狂饮了，那么希特勒就张开双臂，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地说：“是啊，我知道，这很可悲。可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没有别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为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事情仍留待绍布继续办理。例如，他负责把所有机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并且还开列生日和礼品清单等等。因为希特勒身上从不带铅笔一类的东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总呼唤：“绍布，你写！”也就是说，在马丁·鲍曼来到希特勒身边之前，绍布就是希特勒的笔记本。
绍布还得负责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关钱的事项（支付帐单等等）。他总要为希特勒备好足够的零用钱，因为希特勒自己是从不带钱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厦来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的困境。我记得此事发生在1936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个奥地利人，因积极从事纳粹运动不得不离开当地，否则地就会遭到逮捕。她请求希特勒帮助她的未婚夫找个工作，因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们还准备结婚。希特勒让人调查这件事，当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时，便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绍布为这对没有钱的未婚夫妇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让人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样样俱全）。然后在房间里还摆放了装饰好的圣诞树，点燃了蜡烛，绍布还用汽车把这两个年轻人接进了新居。这两个人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绍布负责的工作还包括，在演出剧目有变化时，他还得跑演出厅和剧院了解情况，以便向希特勒报告，更换的剧目是否值得一看。绍布总是充满自豪地讲，他母亲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丧生。所以绍布偏爱舞蹈演员和马戏演员。他给演员们和舞蹈家们打电话请她们晚上到元首官邸来聊天，通过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亲亲热热。他对花边新闻兴趣很浓，他总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欢欣。
1940年希特勒辞掉威廉·布吕克纳之后，绍布获得了相当于党卫队小队长级别的“私人副官”头衔，从1943年起相当于党卫队中队长的级别。但是，这种地位也经常使他处于一种自身难以驾御的境地。可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还委派他销毁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贝格霍夫纪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绍布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过商业教育、年长一点的党卫队领袖是从元首住所护卫队中选到私人副官团去的，我曾经委托他为我保管过一张大电话桌。这位党卫队领袖有做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吕克纳和绍布不可缺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成为副官团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员。重用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布吕克纳还是绍布对正常的机关工作都不甚熟悉，况且这两个人还担负着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放手让他和我去干，这样，当时私人副官团里的公务运转很灵，基本上不拖泥带水。直到维德曼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官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维德曼曾当过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即利斯特团的团副，希特勒那时在该团当传令兵，维德曼是他的顶头上司。1919年他被开除出国防军后，在慕尼黑学习国民经济学。20年代他在一次集会上又见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团时的下属希特勒。希特勒建议他担负起冲锋队的领导工作，维德曼拒绝了。1933年12月当他偶尔与希特勒再次见面时，希特勒询问他境况如何，他如实回答说：“不好”，希特勒问他是否愿到他那儿当他的副官，他这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他参与建设一个牛奶加工厂而陷入了财政困境。
维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副元首的参谋部里工作了1个月，作为熟悉工作阶段，而后于1935年1月1日在柏林德国总理府正式担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职务。在这里他的任务与布吕克纳是相同的。由于布吕克纳不适于干机关工作，加之有点迟钝，所以副官团的整个信件往来和文件运转是很糟糕的。维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着手整顿了私人副官团内部的机关工作秩序，扩大了人员编制。
维德曼频繁出差，他去过几次美国并且常去英国。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希特勒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的性格与布吕克纳的温和性格恰恰相反，希特勒总称布吕克纳为“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而后来则称维德曼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1939年1月希特勒对他说，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政策的人呆在身边。因此他任命维德到旧金山当了总领事。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以后，维德曼回到德国，不久便被派往天津（中国）去当总领事。1945年美国人把他从中国召回到纽伦堡作证。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后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佣人，他先找到一位名叫卡尔·克劳泽的人。几年后，这个人于1939年被汉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这两个人同时还兼任通讯员。
希特勒的佣人和通讯员都是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贴身卫队，而队员们也都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队长泽普·迪特里希为服务于希特勒而挑选的。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有；漂亮的外貌，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以及敏捷聪明。泽普·迪特里希首先把这些党卫队员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再亲自从中挑选出他最喜欢的人。被选中的人要到慕尼黑一帕兴勤杂人员学校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以便成为理想的佣人。
佣人的任务是照料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早上敲门，按时叫醒希特勒，负责在门口接收报纸和新闻报道。当希特勒阅读时，佣人要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并摆好当天穿的衣服。希特勒穿衣从不让佣人帮助。
佣人的任务还包括，通知希特勒前来进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齐。例如在贝格霍夫人们常听到：“我的元首，饭菜已备齐，您领某某女士……”之类的话。战争期间，大本营的佣人用电话通知有关人员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到希特勒处喝晚茶。此外佣人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即从到希特勒处喝茶的人那里了解希特勒的情绪。
从我在副官团里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国总理府公园里的古树，俾斯麦曾在这些树下散步。房间的另一侧是两扇高高的大门，正对着希特勒的房间，再往里走使是著名的会议大厅。
每天早上约10点钟，希特勒从拉德维齐宫内的住所里出来，必经我背后这扇高门，并穿过我们的房间到德国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人们根据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前一天拟定的工作计划召开最高级会议。
途中也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希特勒总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却慢条斯理。他常常愣在大会议桌前，望着那里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如刚刚送来的荣誉市民证书、追随者和崇拜者赠送的礼品，如画册、图书、手工艺品、文物等等。有时他做个简单交待，忙时只签个字。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周末外，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到时他总要与我寒暄几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吗”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他既不需要办公室又不需要写字台，所以他把确定在每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安排在他住所内的冬园里举行。开会时他习惯于同那些谈话伙伴们在园里徘徊。天气好时，玻璃门全部打开，宽敞明亮的大厅便成了通向德国总理府花园的通道。
私人副官团只是一个联络和协调的部门。对于坐在私人副官团的我来讲，很难知道希特勒正在与谁谈话，更不可能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存在他自己那里，有些由绍布锁在保险柜里。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时我们秘书们才能进他的办公室。
所有政治，即内政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向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部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长口头发布。希特勒召集的会议没有时间限制，常常持续到深夜。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贯彻执行，有的则要记录下来，过后呈给希特勒签字。
对于会上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会议持续的过程我历来一无所知，至少比党卫军全国领袖和部长们的秘书知道的要少。在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原则命令。方面副官团算得上是楷模了。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别事情，人们也只能隐约揣测。这种情况经常引起一种沉闷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利乌斯·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如果他再用“为什么，怎么回事”来刨根问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我只不过是猜猜而已”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常紧张。
1934年罗姆暴动
例如1934年6月底，就有许多神秘勾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为给纳粹党区领袖特波文作证婚人。1934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在夜间乘Ju52型飞机由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去戈德斯贝格。飞机大约是凌晨三点钟起飞，机上还有戈培尔部长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先生。这是我首次进行高空旅行，朵朵白云犹如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脚下飘荡。这次旅行简直使我着了迷。
当我还在默默地回味着这种经历的时候，不觉已到了德莱森旅馆。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尽快将思路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来。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布置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冲锋队的几位队长于第二天到维西避暑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去。对召集他们去的原因没做说明。详细情况难以知晓，但感到气氛异常。希特勒当时没照面，他正在旅途中与人谈话。
1934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飞往慕尼黑。在已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如布吕克纳、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戈培尔部长和以拉滕胡贝尔为首的便衣刑警。在第二架飞机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余是以盖舍为首的元首护卫队成员。像往常一样，这架飞机总是比元首的飞机稍晚一些起飞。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便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元首护卫队队长康尼·盖舍没得到下机后去向的指示。副官们干脆忘记通知他了。盖舍反复猜测着。我向他提起了计划在今天召开的会议，指望着对他会有所启发。但是，在奔赴会议地点之前，他还是想——实际上是徒劳的——从坐落在摄政王广场旁边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我们来到了维西避暑小城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大厅，感到这里的气氛同刚刚在戈德斯贝格的气氛一样令人压抑。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坐在折叠椅上，旁边立着他那漂亮的警犬。当我同他热情握手并喊着“希特勒万岁！”向他表示问候时，便衣刑警们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罗姆对此将做何感想，便衣刑警们又将做何感想？我的确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希特勒在半个小时以前亲自把他的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被窝里拉出来逮捕了。
我们乘坐第二架飞机的人对于发生在汉斯尔包尔旅馆里的这一重要事件，仅仅目睹了会客大厅里的那一幕。
在刑警队长拉滕胡贝尔向护卫队长盖舍简明扼要地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似乎又不假思索地掉头，再次上车。罗姆和其他被捕的冲锋队队长们也被安排在立即返回慕尼黑的希特勒车队里。途中，乘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的希特勒突然命令所有车辆中的乘客，也包括由我通知到维西来的冲锋队队长们都停下，让他们统统下车并且亲手撕掉了他们制服上的肩章。我坐在后面的一辆车里，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切。被逮捕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车里被希特勒的车队看管起来。
这种因几度中途停车而形成的分段行驶，一直持续到布里纳尔大厅45号——褐色大厦的院内才算结束。那里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早已列队恭候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显得很激动，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的大体内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你们在，我很高兴——或我很自豪！”
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甚至还有在施塔德尔海姆枪毙人的消息等等。然而，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单独与希特勒见面。此事发生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元首护卫队餐厅里。抵达柏林后不久，有一次我到德国总理府餐厅去用快餐。当我一个人正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吃饭时，餐厅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简单地打量了我一下，便在椭圆形的餐桌旁挨着我坐了下来。他像摆脱了沉重的压力一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啦，我现在已脱胎换骨，并且感觉到像个新生儿一样啊！”
对于希特勒在餐厅里的出现，我感到意外。我从未在这里碰见过他。厨房的这一部分根本不是通向皇宫二层他的私人居室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什么东西在驱使他？又有什么东西感动得他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像个新生儿呢”？
此刻在他那面向花园的餐厅里，戈培尔部长和参谋部的其他先生正在等着他。可他却坐到我的身边来，他像一个在克服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之后对任何人都得讲一声“谢天谢地……”那样的人。这种“像新生儿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谢天谢地”，就是希特勒得到解脱可怕局面后的松一口气，尽管这是对一个不明事情真相的人讲的。
1934年6月30日以后人们对罗姆是否计划一场暴动，众说纷纭。从纯主观上来看，我认为罗姆没有计划暴动。但是，在希姆莱将其党卫军的人纳入了警察编制之后，罗姆的确想使他那些已经惶恐不安的，部分失了业的冲锋队员，至少能保持民兵的地位。但这却又违背与法国的政治协约。希特勒想避免与法国的麻烦，但又担心罗姆自定政策。
根据我后来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罗姆参谋长于1934年6月10日向冲锋队下达的命令，不排除当时他的确有这种打算。参谋长命令的最后一段讲到：“我希望，到8月1日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将以充沛的精力严阵以待，迎接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会以必要的方式答复他们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运。”
也能是说，罗姆参谋长虽然让他那450万冲锋队员休假了，但在离开营房之前，他还是发出了强硬的暴力威胁。他谈到“冲锋队的敌人”。根据罗姆参谋长1934年6月9日的命令，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也不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服务于“元首和国家”，而是服务于“祖国和人民”。我发现，这项命令的结尾，没有以往在所有公函中使用的“希特勒万岁”那种用语。
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后或夜间进行，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思维最敏捷”。为使秘书们（经常是两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绍布一般都提前宣布当晚的工作。但是口授也经常推迟几天才进行。遇到这种情况，绍布总是说：“首长还在等一个消息。”
因此，人们便开始值班。值班人员大多数都呆在希特勒办公室的附近，即所谓“楼梯间”里。管家卡内恩贝格负责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当我还是“应召”从联络部来元首住所工作的时候，只要看见装满威廉土梨、布鲁塞尔蓝葡萄、苹果、桔子和放着面包的盘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顿美味佳肴。
元首的家务是由管家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操持的。因为中午和晚上总要请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个经营有素的饭馆媲美。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烹饪世家。卡内恩贝格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饭馆。他的儿子阿图尔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这家旅游饭庄当时颇受欢迎。
我本人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一个名叫玛格达勒娜·哈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托为其购买古画的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卡尔·哈贝施托克的遗孀曾告诉我：“乘坐76路电车到洪德凯勒，然后步行就可到达这所环境优美的园林饭庄，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咖啡和糕点，而且晚上还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内恩贝格的园林饭庄后来破产了，但他紧接着马上又在柏林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经过戈培尔博士的介绍，希特勒看上了卡内恩贝格的餐馆。从此以后，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别快车抵达柏林火车站，总要光顾卡内恩贝格的餐馆，用卡内恩贝格风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盘来解乏提神。
卡内恩贝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还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单人娱乐家。他用手风琴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希特勒是那样喜欢他，以至于1932年初把慕尼黑这座改造成褐色大厦的巴洛宫内的公共餐厅的管理权都交给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内恩贝格和他那位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的夫人弗雷达女士（北德地区一位森林管理员的女儿）招进柏林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住所，作为管家，他负责为元首操持家务一直到1945年。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负责家庭和厨房服务人员的雇用、服装、工资和住宿事务，食品的采购和管理、饮料、室内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单。如举行国宴，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工作，如宴会桌上、招待和社交场合的鲜花摆设，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举行大的国宴时，除了希特勒贴身卫队的佣人外，总统府的佣人也要动员起来）等诸如此类的工作都属于卡内恩贝格的管辖范围。遇这种情况，总统府的大总管也被派来帮忙，他的任务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着地板宣布来宾的名单。
希特勒特别担心在招待方面失礼。怕他的下属工作中出纰漏，损害他的名誉。这念头始终在缠绕着他。他威胁要惩罚管家卡内恩贝格，如果招待会出了纰漏的话。
之前，希特勒对已摆好的宴会桌总要亲自过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无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围里同曾陪同里宾特洛南访问过莫斯科的通讯官谈及过这方面的事情。当这位军官告诉他，斯大林在宴会开始前总要亲自过国宴会桌，检查是否已无纰漏时，我说：“看来斯大林像您一样也怕出问题。”希特勒回答说：“我的佣人是没有问题的。”
卡内恩贝格在圣诞节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希特勒乐意向他喜欢的人和他认为亲近的人送礼。过生日时，特别是过圣诞节时，他从不忘记为这些人选择礼品。属于这个范围的不仅有他最亲近的下属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艺术家，而且还有他的熟人和战友。那些在他掌权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过朋友的女士们尤其应属于这个范围。
希特勒在楼梯间里与我们秘书们一起喝茶的时候，经常对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购礼品感到遗憾。他说：“这在先前总是给他带来欢乐。”
由于希特勒坚持要亲自选择礼品，所以机灵的卡内恩贝格就提前让人从柏林最高级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东西送到总理府，供希特勒挑选。我曾有几次帮助希特勒挑选礼品。
圣诞节前夕，卡内恩贝格让人把礼品统统摆在私人图书馆里和希特勒办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过目。这些礼品至今还保存着。它们有壁画、迈森瓷器、银盘和银碗、旅行用的小包、项链、晚宴用的手提包、望远镜、头饰、方格花呢旅行服、台灯、咖啡和茶具、银勺、金表、图书和画册、写字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名单是由尤利乌斯·绍布掌握的，上面还记载着，过去几年有关人员接受希特勒礼品的情况。
这是一个由卡内恩贝格管辖的小王国。希特勒有一次谈到了卡内思贝格：“在厨房里，他像帕夏那样执掌着权力！”卡内恩贝格也绝对意识到了他的权力，因此行使起来泰然自若。他从不缩手缩脚，尤其在战争期间，他将元首家库存的东西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显贵们，以换取他们的回赠。例如，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每逢圣诞节前夕都能收到也门国王赠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个在希特勒礼品名单上的人都得到过几斤咖啡，这在当时是受欢迎的礼物。谁与卡内恩贝格相处得好，谁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东西。
玛格达·哈贝施托克女士在战争期间客居在她的朋友克卢格斯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当谈起卡内恩贝格时她回忆说：“他运到那里一汽车食品和其他东西，搞得人们莫名其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问是否卡内恩贝格收了钱，哈贝施托克则回答说：“没有，没牧钱，他只不过是为了做好人而已！”我说：“他够得上是一个小投机商，”哈贝施托克女士纠正我的话说：“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个宽容的投机商。”
卡内恩贝格的夫人弗雷达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装饰品和摆放鲜花方面具有一双灵巧的手和很高的艺术审美观，把餐桌装饰品摆设得令人赏心悦目。装饰用的鲜花是从菩提树下大街阿德龙饭店内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运到总理府来的。
如果有要客来访，卡内恩贝格夫妇也常奉命到贝格霍夫去帮忙，以保证国宴顺利进行。这里是卡内恩贝格女士显身手的地方，她用鲜艳的盆花驱散大厅内散发着的潮气。例如她总是成功地把壁画和附近摆着的鲜花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恰。
弗雷达·卡内恩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观，对希特勒来讲，她就是德国理想的家庭妇女。她始终留着当时最时兴的奥林匹亚大波浪式发型，干净整洁，她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且性情文静平和，她无疑比她的丈夫更讨人喜欢。
她丈夫卡内恩贝格身体矮胖，但却异常灵活，时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滚动着的圆圆的皮球。他的眼泡较大（可能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卡内恩贝格总爱搞阴谋诡计，致使管家——内奸的文字游戏常常闯入我的脑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的彻底垮台和通讯官马克斯·温舍被临时调往前线都应归罪于卡内恩贝格。两个人都是卡内恩贝格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当佣人的要么是通讯员，要么是人们常说的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们身着带领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裤子。他们受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伪派遣经过帕辛勤杂人员学校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在希特勒家中从事服务工作。自然他们就落到了卡内恩贝格的手下，尽管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为他工作的。这些人处在一种受双重领导的地位。卡内恩贝格认为必须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员那样管理他们。对这种做法，党卫军的人根本不买帐，并且经常鼓动马克斯·温舍副官站在他们一边。加之在其他人事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斯·温会便与卡内恩贝格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内恩贝格对此耿耿于怀。
1940年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来访时，卡内恩贝格应召上山。当温会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才到达山上。布吕克纳也没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这么顺当，情绪极好，并且夸奖根本没有出力的卡内恩贝格工作出色。卡内恩贝格抓住这个机会发泄对温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为主，让人把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叫到他那里。当布吕克纳站在温舍一边为他辩护时，希特勒当场解雇了布吕克纳，温舍副官也马上被调到前线去了。
希特勒后来才认识到。他上了卡内恩贝格阴谋伎俩的当，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卡内恩贝格的评价。因为希特勒一贯的想法是，不管是组织国宴，还是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一切情况进行得都很顺利，卡内恩贝格把这些任务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满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内恩贝格便享有某种特权，他行为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特勒赞赏卡内恩贝格的专业技能，喜欢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时还外出郊游时，负责安排野餐的卡内恩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遇到这种机会，卡内恩贝格用他的音乐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非常愉快。在海团里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为《希特勒日常生活侧记》的画册中，有这方面的几幅画（如“在哈茨山中无忧无虑的时刻”），它展现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后来人们就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
卡内恩贝格于1945年，即崩溃前夕，离开了德国总理府，逃到了图姆湖畔。他后来在杜塞尔多夫又开了一家饭馆，名叫“施奈德·维伯尔餐室”，它生意兴隆，也许是卡内恩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们感到开心快活的缘故吧。
言归正传。面对希特勒办公室的门是通向走廊的几级台阶，穿过走廊就可进入希特勒副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经常谈到的“楼梯间”。接下来就是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泽普·迪特里希和布吕克纳（后来是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希特）的房间。从楼上走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发室，原先这是一个会客室，它的左侧是两扇总是敞开着的大门，通向装有壁炉的电影厅。右侧是俾斯麦室，也叫吸烟室。旁边是餐厅。餐厅后面是长长的“冬园”，园内摆放着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沙发椅。冬园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半圆形，中间装有一个高高的玻璃门，从这里可以望见公园里的古树。在枣园里还可用早餐。威廉·布吕克纳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时刻是最美好的时刻”，因此他常常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园里结束他的会议。他一般不用他的公房，只有在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在那里为他安排了活动，他才偶尔用一次。
1934年春天我最终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的初期，与泽普·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博士、党卫军领袖们和护卫队里党卫军的成员以及副官和佣人们一起在拉德齐维尔宫经营部门地下室里按时进餐。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与在元首住所餐厅里就餐的人用的饭菜是一样的。菜单没有区别。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女秘书们主要是在楼梯间里用餐，如上所述，楼梯间处于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们也在那里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尔路过楼梯间，看到我们坐在那里，便问是否他可以与我们一起坐。这个无拘无束的闲聊时刻令他那样满意，以至于他经常在这个时候，甚至后来几乎天天都到这儿来喝茶。结果下午在楼梯间里喝茶成了相当有规律的程序。有时是我们两个人陪伴着希特勒，也有时是我们全体三个人，即约翰娜·沃尔夫，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
就地方而言，楼梯间里根本就谈不上舒适，房子很高，由于室内没有洗澡间，所以只能当作临时替代性客房。房间里只有一个洗手盆，上方装有一面镜子。其余的设施还有：一把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长沙发椅，一个衣柜，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张打字桌。一盏落地灯，一张八角桌和几把草编小凳子构成了室内的简单陈设。
自1939年战争爆发，我们女秘书们大多都呆在当时的大本营里，有时是轮流呆在那里。我们呆在柏林时，楼梯间就成了我们的常设办公地点，周为在新的总理府为我们准备的办公室太远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按8小时工作的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昼夜不停地工作，而且必须持续地随时听候首长的调遣。希特勒除了召开正式会议外，总是呆在他的住所里，这样我们在楼梯间比在新的总理府离他更近，可以招之即来。他的办公室、图书馆、卧室和后来紧挨着他卧室的爱娃·布劳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齐维尔宫的二楼上。尽管楼梯间里陈设简单，但希特勒却感到很舒服。在那里他使自己彻底放松了，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此时他真是无拘无束了。他向人们讲述他青年时代和过去的个人经历，这些话题他后来在喝晚茶时和在大本营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从未再谈及过。人们感到，似乎他在这里所讲述的东西是从他平时锁着的保密抽屉里出来的。
在楼梯间里，他还给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希特勒曾谈到，他对传教士的反感起源于很年轻的时代。他讲到过一位担任宗教课的教授，从来不修边幅。他的外衣上面总是饭迹斑斑，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上面沾满了污垢，所以每当他要使用时，总得先将它对神一下。
一次教授责备孩子们在教堂里不会跪着。希特勒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地去做，请教授做个示范。
教授看到孩子们对正确完成规定的动作表现得如此认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沾满污垢的手帕，来回神了神，摊在地上，紧接着跪了下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他站起来，把手帕放在一个放洗脸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后走出教室，去前厅休息。他习惯于在那里与同事们谈天，度过休息的时间。男孩子们商量好要好好地让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因为他的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奋勇，厌恶地抓着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后，然后向着站在前厅里休息的老师们走去。走到这位教授的跟前，他停下来，突然把一直没被人发现的手帕抖了出来，微笑着说：“教授先生您把手帕忘了。”
在学校里，希特勒喜欢的游戏是玩小镜子。他玩得很起劲，并且搞得老师很烦躁，因此老师认为有必要在班级操行登记册里记下一笔。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都簇拥在班级操行登记册周围，偷看老师写的内容。他们发现，老师（当然是无意的）竟写了一句顺口溜，令他们大为开心。于是便放声朗读起来：“希特勒小淘气儿，借着阳光照镜子儿！”当老师再走进教室的时候，这群孩子声嘶力竭地重复着这句话。
希特勒还谈到，他12岁时就与同学们打赌，说他在与女孩子们一起作礼拜的时候可以把她们逗笑，希特勒后来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事先带在身上一把胡刷子，每当女孩子们的目光触到他的时候，他就拿出胡刷子来装模作样地刷他那根本不存在的胡子。
他还讲述了他最初学吸烟、喝闷酒的经历，以助雅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吸了一支香烟，实际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难受，于是我跑回家并且呕吐不止。母亲十分为我担心，我对她讲我吃了一片颠茄，于是她请来了医生。医生为我检查了一下，看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来，然后他翻了翻我的裤兜，结果在里边发现了烟蒂。后来我买了一个长长的瓷烟斗，吸起来像个烟筒，不过只是在上床之后我才开始吸。有一次我吸着烟睡着了，直到床着了火我才醒来。那时我发誓不再吸烟，我遵守了这一誓言。”
他还说道：“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一个农家酒店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喝了大量的白酒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并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后的粪堆上去大便。次日早上去找父亲要看的毕业证书，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打听了半天也无结果，于是去找校长，并且请求他给我一份副本。这是我童年经历的最大耻辱。校长把皱皱巴巴的毕业证书递给了我。原来这家酒店老板在类堆上发现了这份证书并且送给了学校。此事使我很沮丧，以至于下决心不再饮一滴酒。”
他还谈起他所依恋的母亲给予他的爱和父亲对他的严厉，他常说：“我不仅不喜欢父亲，而且还很怕他。他易动肝火并随手打人，可怜的母亲总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在《卡尔·迈》这本书中读到有疼痛而不表现是勇气的象征时，便下决心，再挨打时将不出声。当父亲再次打我时——我知道母亲仍担心地站在门外——我一声不吭，他每打一下我就记下一个数。而后我自豪地告诉母亲，‘父亲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当我疯了。说也奇怪，从这天起，我无需再重复这种尝试，父亲不再打我了。”据他讲，后来他父亲的生活艰难时，他又对父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敬，因为他从一个孤儿最后当上了一名海关宫员。希特勒还喜欢谈他母亲作为一名家庭妇女如何能干，使得这个家逐步富裕起来。
他有时也回忆起被他视为“蠢女人”的姐妹们。使他恼火的是，例如她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他醉心于某一体育项目，或用手枪打那些栖息在小镇子公墓内的老鼠。他向我们承认，他姐姐安格拉订婚后，他真想劝他对之很有好感的那位未婚夫取消婚约，并与“蠢女人”一刀两断。
希特勒没有“家庭”观念。他把他的参谋部视为家庭。他妹妹保拉比他小几岁。她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姑娘，早在年轻的时候，希特勒就喜欢这个妹妹。然而也许主要是因为年龄差别的关系，他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到战争结束为止，保拉一直住在维也纳，后迁到贝希特斯加登居住，直到她去世。
保拉·希特勒在1956年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战争结束以后我才算名符其实地离开了维也纳。”她在1957年2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哥哥阿道夫与我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我处处都得让着年龄比我大、个性比我强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们不能为争个谁亲谁疏而吵个不可开交，让外界看笑话，这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一直住在维也纳，而我姐姐安格拉则在上萨尔茨堡为我哥哥操持家务，直到1935年秋天为止。哥哥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个人的事情由个人自行处理。”她在1957年2月5日的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在他看来，我们姐妹过于嫉妒他，他宁愿花钱雇外人在他身边为他服务……”
比他大七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的生活中从未有过影响。阿洛伊斯·希特勒娶的第一个女人是个爱尔兰人，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名叫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1939年人们曾公开谈论起他，因为他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的书。第二个儿子是一名军官，战死在东方战场上。当着希特勒的面，人们很少谈及（实际上根本就不谈）这位在第三帝国时期在维滕贝格广场开饭馆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希特勒在施皮塔尔的亲属。
希特勒常常谈起斗争年代的经历和他与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友谊。有一次他说：“这种友谊是他20年代最美好的友谊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出生在上普法尔次地区诺伊马克特镇一个公证人的家庭里，当过记者和诗人。他作为拜罗伊特的戏剧批评家而出名，与亨里克·易卜生曾家为好友。后来，埃卡特曾把《培尔·金特》译成德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埃卡特是在1920年的一次大会上认识希特勒的。对于希特勒来讲他是一位慈父般的朋友，并且经常给予希特勒以则政方面的接济。每当希特勒谈及这些具体情况时总是非常感动。1923年他同希特勒一起坐过兰茨贝格监狱，由于病入膏肓，当年圣诞节时便获释出狱。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他的朋友、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布吕根封地的领主那里度过的，1923年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贝希特斯加登公墓的古墓地上。他那句“德国觉醒吧”的名言被希特勒当成了纳粹运动的战斗口号。
埃卡特的死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位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希特勒曾这样讲过。只要他一谈到迪特里希·埃卡特，总是两眼泪汪汪的。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他还对“忠实的埃卡特”已不在人世，尤其是在他有可能报答埃卡特的情况下不能对他给以回报一再感到遗憾。
与迪特里希·埃卡特有关的一切都在打动着希特勒。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的一个女友在她从恩斯特·冯·沃尔措根的遗孀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中发现了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几份手写的诗稿，他当即就要把它们买下来。当他认出这些诗稿是迪特里希·埃卡特身后留下的所剩无几的处女作时，他便主动提高了购价。埃卡特的大部分处女作诗稿都被他那位爱吃醋的夫人销毁了。得到了这位朋友的诗稿他简直高兴极了。由于对埃卡特怀有的仰慕之情，所以希特勒对约翰娜·沃尔夫也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经常亲见地称她为“沃尔费尔”。
他还讲了很多在斗争年代旅行的故事。夏天人们经常乘敞篷的奔驰汽车旅行。每次外出希特勒总坐在1936年去世的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的旁边，尾随其后的是埃里希·肯普卡。旅途中常常是在基姆湖畔的拉姆巴赫饭馆歇脚。希特勒很喜欢这个饭馆。1932年，希特勒就是在这里接到了兴登堡召他去柏林的请柬。希特勒还谈到在长时间旅途中上厕所的麻烦。有一次他借绍布提到的话题大谈魏玛、大象饭店：“……那里有供他用的固定房间，里面虽然有自来水，但却不能洗澡。厕所在楼道走廊的尽头，所以每次大小便后总要先走一段难以忍受的路程，因为他一离开房间，消息就野火般地迅速传遍全楼，在他离开厕所时，楼道两旁已站满了人，他不得不举起胳臂并面带尴尬的微笑如同忍受夹道鞭笞一样走完回到房间的路程。”
他谈到在汽车旅行途中为消磨时间所玩的游戏。例如“施泰因施奈德博士”游戏。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只有在人们玩输了之后才能发现这是一个游戏。具体玩法是，将虚构的事情形象地讲述给别人听，直到听众不由自主地问：“是么，那是谁？”答案是“施泰因施奈德博士”，这样大家便一清二楚，故事是编造的，提问题的人陷入了设置的圈套。另外还有就是“海狸游戏”。他们给长络腮胡子的人取名“海狸”，谁在旅途中先发现了这样一位“海狸”，谁就算赢了。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曾这样说过。但是1941—1942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他还经常谈到党在过去由于他签署的汇票期满而面临的财政拮据和在山穷水尽时刻终于又找到了救世主的情况，他总爱谈起下面这个例子：“我曾为党签署过一张4万马克的汇票。可是我所期待的款项却总得不到，党的金库空了，汇票期满的日子迫近，而且我又毫无希望筹集这笔款子。我已经考虑自杀，因为我走投无路。在汇票期满的4天前我向枢密顾问布鲁克曼女士讲了我面临的糟糕处境，她马上把此事接了过去，给枢密顾问基尔多夫挂了电话，并且让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向基尔多夫谈了我的计划，当即赢得了他的支持。他向我提供了款子，这样我才得以及时把汇票兑现出来。”
希特勒还谈到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为撰写《我的奋斗》一书他亲自打字和赫斯帮助他的情景。他非常认真地安排了每天的作息时间，并且把阅读材料的范围限制在历史、哲学和传记方面。在那里，他还着手制定了筑路计划和生产一种对民众适宜的轿车计划。这种轿车内有4个座位，价值990马克，其外形如同停放方便的“甲壳虫”。像设计大众牌轿车一样，1922年希特勒就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他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曾为此进行过设计。建造德国阿尔卑斯山公路也是他的主意。这条路建成后，山区的美景将会被发掘出来。建造从林道至贝希特斯加登这条弯弯曲曲的阿尔卑斯山公路是他的第二项规划。
总之，谈话的题目无所不包，诸如建筑设计、绘画、雕刻、戏剧、电影、艺术等等均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谈话素材。谈话一旦出现停顿，空气便显得沉闷起来，这时只要有人稍稍提起某一个话题，希特勒就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50对或100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他还谈起上流社会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甘心为他献身的夫人们，他经常通过她们举办的沙龙建立新交。当然他也谈到，在那种场合，他经常感到，他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围观着。
在拉德齐维尔宫修缮竣工之后，有一天上午约10点至l1点时分我被召到总理住所。希特勒和他的副官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餐。我还未坐定，佣人卡尔·克劳泽就领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是西格里德·冯·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为“德国女郎”的照片当时刚好刊登在柏林画报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伦堡市多贝兰镇一位军官的女儿，然而却以维多利亚·冯·迪克森阁下的外甥女闻名。达维德·欧文在1980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况到底如何》一书中发表了一篇仓促写成的文章，对冯·迪克森进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在该书的第27页上讲述了一段无稽之谈：“譬如说维多利亚·冯·迪克森，她是一个有野心的、150％的纳粹分子，是她把一个与她有亲属关系的年方21岁、美丽如画的裸体姑娘悄悄地弄到了总理府内元首的床上。在那里，希特勒见到了这位姑娘，礼貌地请她穿上衣服离开房间。”如上所说，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
维多利亚·冯·迪克森主持着一个政治沙龙，这个沙龙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经常光临此地。在后来的岁月里，希特勒在楼梯间里曾谈起过对她的邀请，他说：“……在那里，我像动物园里一个外来的动物出现在大家面前，被人们好奇地看来看去！”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受这位阁下的邀请。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现，希特勒便顿时心旷神怡，毫无顾忌地迎上前去，说声：“阳光驾到”或是“太阳升起来了！”至于还怎么说我也记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迷上了西格里德，冯·拉弗特，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这点连生活在慕尼黑的爱娃·布劳恩也不隐讳。
这里我还想谈谈有关希特勒的一些个人生活情况。希特勒着装讲究实用。每次试穿衣服，他都感到厌烦。他演讲时喜欢做手势以表示强调，尤其在谈到刺激性问题时，他还习惯于手臂上下摆动，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断地伸展身体，所以对紧身的衣服很反感。他指示裁缝将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响他的动作自由为准去加以修改。
他不时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1923年11月9日的暴动中，希特勒摔过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达·克莱因的丈夫瓦尔特·舒尔策当时是冲锋队卫生队的队长，他没能说服希特勒在医院做一次X线检查。希特勒担心“到那里就被搁置在角落里了”。这样这个肩从未得到过象样的治疗，并且从那时起就有些僵硬，我也时常感觉到这一点。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并不帅，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踏进门槛，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后我甚至在想，这也许是他素来步伐稳健所致。他走路总是从容不迫，当他走向欢迎的人群时，他的步伐近乎是庄严的。他的举止对那些平时自由散漫的人产生了一种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总想当强者。他经常讲，到新的总理府来拜访他的人必须先穿过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大厅，然后再经过他那间大办公室，当这些人到达他跟前时，就已被搞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富于表情，它常常放射出审视的目光，讲话时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热情，又能表达愤怒、冷淡和蔑视。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却失去了表情，变得模糊不清，光泽暗谈，并开始浮肿。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并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齿过去好不好，反正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经变黄。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胡子把他狭小的嘴掩盖起来，这无疑是有益的。在他与阿达·克莱因相好的那些年里，他告诉她：“许多人都说我应该刮掉我的胡子。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胡子，我的脸该是个什么样子！”随后他用手像托盘子一样托住了他的鼻子，说：“我的鼻子的确太大了，我不得不通过这撮胡子来冲淡一下。”
我觉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无论是在活动时，还是在休息时都是如此。尽管这双手的指甲并未让人修整过，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却很整洁。多年来，手指的关节处变得越来越粗。不知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摄影师，还是他本人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成功地拍摄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寻找安放点的精彩照片。
他从不戴首饰，连他那块金表也放在上衣兜里。他常把表调快几分钟，以便能准时参加活动或会议。尽管他总向佣人们和副官们打听时间，但却不相信他们的可靠性。
自1933年起，希特勒回避亲自接触钱，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交给了他的副官绍布。到1933年为止，绍布身上一直带着一个皮夹子，硬币散装在上衣兜里。据阿达·克莱因讲，他在付出租汽车费时，还给小费，而且总是很慷慨，“……小费数额几乎与出租汽车费相当。”阿达重复他经常表示的观点：“越富越吝啬，富人从不给小费！”希特勒对有些男人接连不断地去寻求新领带感到开心。“只要是我看上的领带我都买，而且同一种领带一买就是几条，”他曾这样说。后来，他就只能戴与制服配套的黑领带了。对于服装的搭配他是不重视的。
他很少谈及新潮服装，然而却能以出人意料的鉴赏力对连衣裙评头论足并对穿连衣裙的人加以恭维。对不合时宜的流行式样，如软木高跟鞋，他则又取笑不已。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有他的小算盘。我经常听到希特勒对爱娃·布劳恩讲的话：“啊，你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对此她生气地回答：“走开，你明明知道，这件连衣裙我已穿过多次了。”
希特勒很讲卫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会和演讲之后和出了满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肤非常娇嫩。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始终是自己刮脸，佣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为保持衬衣不变形，这家洗衣店在上面别了一些针。尽管他与佣人们相处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当时的佣人卡尔·克劳泽忘记将那些针去掉，他也会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无疑问，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时用他那无可非议的魅力吸引别人。即使是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也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的诱惑力很强，以致使听众都着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兴许正因为如此，一些怀着绝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经过他的开导竟满怀信心了。
例如，记得在1945年3月仅泽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情来到了柏林。他告诉我，1100辆俄国坦克已临但泽城外，而德国国防军总共才只有4辆“虎式”坦克用来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无几。福斯特下定决心不再默不作声，要把但译局势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希特勒。
我为福斯特鼓劲，要他把全部真相统统讲出来。他回答我说：“这你可以放心，纵然冒被他赶出去的危险，我也要把全部情况告诉他。”然而在与希特勒谈话之后他则完全改变初衷，使我惊讶不已。“元首答应我将向但泽增派部队”，他轻松地对我说。他望着我怀疑的微笑说：“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调集这些部队。但他告诉我，他将增援但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希特勒强烈影响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经常对待别人那样，他对自己也是严厉的和不屈不挠的。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任何疲劳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着，钢铁般的毅力能战胜一切。所以他的左手颤抖使他极为尴尬，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识到自1944年起就再也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的身体，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倘若惊异的来访者眼睛盯一下他那发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将左手掩盖起来。尽管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志磨炼，但还是不能阻止手的颤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止始终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说在私下闲聊时如突然来一个噩耗，希特勒仍可镇静自若地继续聊天，人们只能从他颚部的肌肉运动看出其内心的活动。例如，我记得当确保大部分鲁尔地区安全的默讪和埃德塔尔屏障被摧毁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打击对他来讲是多么沉重。往往在事情发生了数小时或数天之后，他再来回忆事情发生经过，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样惊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认为，一个人只能知道为了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东西。他经常说：“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从不透露他的秘密意图和计划，在一项军事行动或类似的行动开始之前他也未做过暗示。
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
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
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
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
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们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党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的连贯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当希特勒校对我打完的稿子时，我总是有点紧张。
以后的步骤是这样的。口授完毕后，希特勒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戴上金边眼镜，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笔杆，开始对一些词进行修改，添添删删，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写的。他有时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孩子，你过来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显得有点无可奈何，说：“是啊，你们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强！”
仅仅把稿子校对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时在他上了汽车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给他，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当时我与他还有私人交往。在他驱车去国会前交给他打好的稿子时我请求他，讲话时声音不要太大，否则通过话筒出来的声音就会失真。诸如此类的劝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间希特勒是听得进的，而且毫无怨言。此外。每位女秘书都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他偏爱的“受宠时期”。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根本不喜欢他的措辞，而且大胆地把我的意见讲了出来，他望着我，并非恶意地说；“你是惟一来纠正我的人！”我是那样感到意外和怀疑，以致于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党区领袖们、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党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随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政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学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齐格尔大街的妇科医院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着说：“所有看到我走进妇科医院的人都会想，我探望的是为我生小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时候，他关照在场的主治医生、枢密顾问施特克尔教授要尽可能快地使我恢复健康，因为他急需要我。当时很明显，我被他指定为他的专职打字员。每位女秘书在希特勒那里都有其“受宠时期”。我的“受宠时期”未受削弱地持续到1941—1942年，约在进军俄国开始之后。
1937年到底还是雇用了一位女秘书。这样，我和在希特勒私人办公厅工作的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宠爱。有时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团去打讲话稿，因为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经常生病，所以把她从元首私人副官区里调了出来。这位年轻的柏林人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魅力，并且性情温柔，她善于在喝茶时或乘坐火车包箱的旅行途中和在楼梯间引起希特勒的谈话兴趣。
由于达拉——人们这样称呼她——在伊丽莎白·阿登那里工作过，所以她的面部表情总给人们温柔甜美的感觉，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很明显，希特勒对她精湛的打扮感到心旷神怡，毫不隐讳地对她进行恭维。由于我用化妆品相对较少，于是他望了我一眼便说（也许他认为应该安慰一下我），“……施罗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于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我们俩那些年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l938年3月，当奥地利合并到德国时，达拉和我还陪同希特勒访问了奥地利。1945年后，有人说希特勒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这个说法与希特勒和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热烈的欢迎恰恰相反。
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离开林茨我们到了维也纳，下榻在帝国饭店。希特勒没住总统间，而仅用它来办公。他自己住在楼上二层的小套间里。这个套间是以申布伦巴罗克艺术形式布置起来的，室内摆满了童话般美丽的鲜花。
最美丽的花束连续不断地为希特勒送到饭店里来，这些都是典型的“维也纳花束”，是用白丁香和红玫瑰扎起来的。另外还送来了珍贵的兰科。简直是美丽极了。由于兰科可以保存，达拉和我只收下了这种稀罕的花，出发时我们把这些花都摆放在汽车里，这样一来，汽车里就成了花海。
饭店的门前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要他出来对他们讲话。我们在该饭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尔红衣主教拜访了希特勒。无疑，这次见面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喝茶聊天时他经常回忆起这次见面时的情景。
回到柏林时，居民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威廉广场上所有的树。直到最顶端的树杈上都被希特勒青年占满了，希特勒驱车走过来，他们挥舞着彩旗，欢声雷动。对我来讲，当时的这一切简直令人倾倒。这样的欢迎场面在1938年、1939年，希特勒先后从意大利和布拉格访问归来时，以及后来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刻，远征波兰和法国归来肘，都曾出现过。
1938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我是乘元首专车同行的唯一女秘书。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在罗马之行期间乘的是赫斯的专车，她曾临时在他的参谋部里工作过。比我年轻的同事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是乘飞机后去的。约翰娜·沃尔夫和我都住在意大利皇宫内的高贵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宫殿的底层和二层之间，显然是为服务人员准备的。我记得，窗子是半圆形的，用木撑子做成的。窗子的位置离地板不算高。照料我们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胖夫人。她见了我们总爱行屈膝礼，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她做的油拌蔬菜拼盘，味道鲜美，健胃养身。
为欢迎希特勒访问罗马而举行的阅兵式我们一点也没看到。我们在意大利皇宫公园里散步，在罗马观光。有一次，意大利王储翁贝托的仆人领着我们来到蒂沃利参观了艾斯泰别墅的美丽公园。
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来访，梵蒂冈没有向游人开放。但是，在罗马可供观赏的好东西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连前往那不勒斯观看舰队表演的机会都放弃了。不过，此后我们倒是随团去了佛罗伦萨，因为反正还要从那里返回来。当我们逛老桥的时候，恰好有一驾由几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迎面而来，车上坐着领袖和希特勒。我们挥手、欢笑，并向他们问候。希特勒后来在描述这段事情的经过时说：“当我认出是我的女秘书（达拉当时也在）时，我正想告诉领袖，佛罗伦萨的女人多漂亮啊！”
我们乘坐希特勒的专列由佛罗伦萨一踏上回国的征途，希特勒就与里其特洛甫一起开始向我口授致意大利国王和领袖的感谢电。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里宾特洛甫，你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措辞，你可以修改这些电报。”然后，里宾特洛甫将这些电报至少改了有10遍，他非常认真，但费了半天劲，这些电报却又恢复了原来的措辞。
意大利之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还常常谈到它，而且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意大利的艺术、建筑和军事表演，使希特勒很受鼓舞，而宫廷礼节却并不然。过时的宫廷礼节和贵族们的自负极度地刺激着希特勒，他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领袖在意大利并不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起主要作用，所以在外交礼仪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对于由于受意大利外交礼仪（“这些宫廷佞臣”们）的限制。领袖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对待，希特勒非常恼火。如他所说，面对墨索里尼所遭受的持续的屈辱，他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提前中断他的国事访问。在罗马观看军事表演时，观礼台上为皇室成员和希特勒都安排了坐位，而墨索里尼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则从头站到尾。“这使我非常恼火，差点酿成一起公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考虑到墨索里尼，我才克制了自己。”他对意大利的恼怒早在访问罗马时就已有了苗头，并非意大利人在战争中使他吃惊之后他才这样。
193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前夕，捷克总统哈查来到柏林进行会谈。会谈于1939年3月14日夜间在新总理府希特勒办公室进行。在哈查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必须先在办公室内一个小房间里就坐，这个小房间的门直对着希特勒的办公桌。这样，一旦在会议过程中需要口授，我们就可以招之即来。
我们坐着等啊等，几个小时过去了。早晨五点半刚过，门终于开了。希特勒以轻快的步伐迈过了门槛，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站在房子中间，沉浸在无限幸福的感情之中，一边指着自己的左右脸颊一边说：“孩子们，过来。每人吻我一下！”因为他过去从未向我们提过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对此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果断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一天”，他继续讲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我成功了。我成功地将捷克与德国统一起来了。哈查已签署了协议。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名垂青史。”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专列。我们在波希米亚·利帕下了火车。希特勒的灰色奔驰车队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车，超过德国士兵的车队，继续向布拉格进发。当时雪下得很大。但是，暴风雪对希特勒来讲似乎算不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他站在车里致意。
在布拉格，我们的车开上了城堡，赫拉德欣，这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这座地势高于城区住宅的城堡，呈现出了童话般的美景。但似乎什么地方没有安排好，城堡大铁门紧闭着。经过元首护卫队的一番努力，大门才得以打开。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受欢迎的明显标志。
赫拉德欣像一座兵营。一到这里，希特勒便与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国务秘书施图卡特一起着手草拟公告。他们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由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打成文字的东西。当时，人们忙得团团转，连别人摄影我都没有发觉。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见到这张照片，这就是刊登在意大利《晚邮报》封面上的那张照片。该报发表过《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及。
城堡内的捷克宫员们对我们的敌视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奇怪！例如，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快餐。夜间两点钟，元首护卫队终于成功地从布拉格德意志之家搞来了火腿、白面包和比尔森啤酒。我们高兴地谈论着风味小吃，赞美着略带酸味的新鲜啤酒。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居然也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啤酒。然而，他却觉得这啤酒不可口，脸上出现了难看的表情，说：“……这啤酒太苦了。”
回柏林乘的仍是希特勒的专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下午，希特勒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请到他的豪华车箱里喝咖啡，以此向我表示祝贺。他情绪极佳，送给我一束红玫瑰花，这束花是事先发电报在一个车站上订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支刻有我的生日和他签名的金制自来水笔和铅笔。当时，我哪里料到，1946年在曼海姆一塞肯海姆拘留所里，这件礼品引起了嗜好纪念品的美国佬的极大兴趣。
从1937年起，出外旅行次数增多了。过去几隼，希特勒旅行几乎全是乘汽车，现在则不同了。他对旅行时乘坐布置得美丽和谐的专用列车开始感兴趣。显然，这样要舒服得多。在旅途中，他常常在下午和晚上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他的豪华车厢里，共进晚餐，共用茶点。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他的女秘书们谁都不准缺席。如果有谁想逃避这种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聚会，那么他就没完没了地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因此，负责邀请人们参加茶会的佣人，一开始就不同意任何一位女秘书想逃避参加聚会的请求。我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在元首的专列里度过的。
希特勒的豪华车厢内的护墙板是用贵重硬木制成的。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周围摆着红皮凳子。室内装有反光照明设施。另外，还有音响设备和收音机。火车一到站，新闻广播便自动开启，平时就用作无线电联络。
旅行途中，阳光灿烂时，他总要求人们把他那豪华车厢的百叶窗紧闭起来。他只需要灯光，因为明亮的日光使他难受。也许他觉得达拉在人造光照射下“化的妆”更美，因此，希特勒不停地恭维她。显然，这也促使希特勒周围的男人们仿效起他来。
在专列上聊天时，他经常谈起他乘汽车旅行的经历。只有碰到乘汽车旅行不舒服时，他才动用专列。否则，他更喜欢乘汽车进行横贯德国的旅行。这不仅因为汽车快，而且还因为汽车可以提供直接接触群众的机会。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迷，他曾提出过许多改进汽车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成功地采纳了。该公司的总经理雅克布·韦林在斗争年代曾赊销给他一辆车。所以，他对韦林总经理特别感谢。因为此前希特勒的买车愿望曾遭到霍希公司的拒绝。有一次，他对韦林开玩笑说：“唉，你是否知道，你是真正的占领德国的人？如果当时你不给我汽车，我就不可能占领德国。所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占领者。你不久就得考虑是否还要维护你的权力！”
接着，韦林进了卧车车厢，我正好在走道上吸烟。他对我说：“施罗德小姐，元首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得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母亲听。”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希特勒是这样过生日的：早上元首贴身卫队的小乐队首先为他演奏一首小夜曲。然后当他从拉德齐维尔宫二楼他的住所走下来时，等候在下面楼梯口、身穿节日盛装的部长和副官们的孩子手握各种各样的花束向他表示欢迎。显然希特勒对与孩子们共进早餐感到愉快。对摄影师们来说，拍摄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场面，始终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饭后是正式的恭贺活动和在动物园举行的国防军阅兵式。
连接希特勒的住所和总理府服务人员办公室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厅，早在他生日前几周就停止使用了。在长长的谈判桌上和放在旁边的备用桌上，堆满了人们送给希特勒的礼品。大厅里散发着用作装饰的小扁桃树、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礼品中无所不有：有价值昂贵的、实用的、好的礼品，也有许多一般的东西。礼品大致包括：油画、雕刻品、织花壁毯、地毯、古兵器、稀世硬币、钟表、办公桌装饰品、文件包、图书、古乐谱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如：绣着纳粹党徽或“元首万岁！”字样的枕巾和被面等。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那些狂热的崇拜希特勒的妇女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成堆的婴儿用品、床上用品和毛巾装饰品，后来都保存在元首办公厅的档案馆里，整洁地摆在案架上，预备供给生活贫困的夫妇使用。按照希特勒的吩咐，带有艺术造型和字样的圆形大蛋糕、精美食品篮子和所有的其它食品，立即送到各个医院去。珍贵的东西就摆在元首住所的陈列柜里。不带纳粹党徽的手工艺品，摆在会客室里。后来，在战争期间，纳粹妇女协会自己织了大量短袜，在会议大厅的四个角落堆积如山。
我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50年代把我过去在柏林、贝格霍夫和大本营里写给她的信都退还给我。下面是些摘录。其中有一部分我曾轻率地提供给了达维德·欧文。摘录中对俄国人等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我从希特勒的谈话中获得的，并且又传播给别人。我没有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今天我对此感到吃惊。我怎么能传播一个我过去根本不曾有机会认识的人的评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而且无论怎么说，更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1939年4月21日，我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疗养计划再一次告吹了。本来我想3月份就去疗养，后来因3月份不行，又改在4月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暂时放弃了一切计划。本月28日，希特勒将在国会发表演讲。在此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得值班。
达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来期待沃尔夫到柏林来，但首长已决定让她在那里处理和回复送到慕尼黑的生日礼品。所以我除了等待在国会上的演讲，并且看一下演讲之后总的形势是否能明朗一些以外，别无选择。要是我能有我们首长一半的毅力，我也不会这样。一旦他长胖了几斤，他就突然停止进食，然后规律性地饿上三周，于是，体重就下降了。
此外，对他（希特勒）来讲，过生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整个过程持续两天。招待会接二连三地举行。昨天的阅兵式，规模很大，持续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我们是上午9点半去的，下午4点半才回到办公室。总共持续了7个小时。来回路上连同在那里等候的时间用了3个小时，阅兵式用了4个小时。每周的电视新闻，你肯定是能够看到的。我一再感到惊奇的是，他哪儿来的那股劲连续站4个小时并且还得致意，的确是很累的。仅仅观望，我们就累得要死，至少我是这样。
今年的礼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以说是很棒的。礼品中有绘画（德弗雷格尔的、瓦尔德米勒的、伦巴赫的，甚至还有提香的一幅），其次还有迈森瓷器造影艺术品、宴席上的铝制装饰品、装潢精美的图书、花瓶、素描、地毯、手工艺品、地球仪、收音机、钟表等等。再有就是成箱成箱的鸡蛋、大蛋糕、糖块、果汁、利口酒、一艘全部用花扎成的极美的帆船，可惜这个美丽的东西寿命不长。另外，当然还有飞机模型、轮船模型和希特勒最喜欢的类似兵器之类的东西。一见到这类东西，他高兴得简直就像个孩子。
柏林人一如往常积极地张罗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宽阔的夏洛腾堡大街上，装上了非常精美耐用的照明设备，整个街道变得富丽堂皇。我觉得这种布置，像菩提树下那样，似在布置戏院。然而一旦这些戏剧的道具被拆除，街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显得比现在更雅致。菩提树的周围也插满了细柱子。也许我的审美观不行，这实际上是很美的，看来多数人都很喜欢。
我们回柏林之前，在访问奥地利期间曾到部队参观。首长是乘汽车去的，而我们乘坐被首长命名为‘热烈的总理饭店’的专列约三四个小时。去的地方离维也纳约只有7公里远。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曾看过几出好戏，主要是在慕尼黑看的。我开始总不知道晚上到哪里去才好，后来我就到剧院去。现在这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总到大剧院里的小剧场去。在那里，我迄今为止看过的几乎所有的戏剧，不但导演出色，而且演得也很出色。例如看过的《凯撒大帝与埃及女王》演得好极了。不久前，节目文艺周会演，上演了《阴谋与爱情》。我早就希望看这出戏，可是在柏林一直也没看成。此事确实已拖了很长时间了。首长说只有柏林的戏值得一看，因为那里的戏，导演得极好，演员也是第一流的。譬如老音乐家米勒是由海因里希·格奥尔格饰演的等等。
……诸如此类，我们的‘老头子’在最近的一天晚上，颇有兴趣地谈到了教会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谈得那样清楚，我真后悔事后没有把他所讲的话记录下来。
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他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
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2000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概念。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我还有许多肺腑之言要向你倾诉。例如，我和比我年轻的同事在性格上差异很大。她所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现自己，为此目的，她不择手段。她把我对某些书的评价据为己有，再去告诉别人。本来是我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可在她得知后半小时，她就可以甚至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说成是她的思想产物，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
上次在山上逗留时，她开始抢话说。也就是说，当别人直接问我问题时，在我开口回答之前，她抢先替我回答了。如果仅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倒也不在乎，问题是所涉及的都是一些私事。或者当我与别人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论问题时，她总要插一杠子，非得扰乱我们的谈话不可。由于她大声插话，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另外，她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总爱拉长了腔调讲话，诸如‘是不是啊！’等等。对此，我大为恼火。自那以后，我便开始疏远她，与她只谈非说不可的问题。
不幸的是，首长认为她称心如意，对此她当然要大肆吹嘘，并且表现得很放肆。
你最清楚，这些事情影响是不好的。如此看来，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自己的生存。然而，这根本就不合我的性格。当今的现实是。男人们（尤其是在我们这里）总喜欢年轻、漂亮并且百依百顺的姑娘呆在他们身边。咳，只要不给脸色看，不造成精神负担就行了！在过去几天里，在山上发生的一切都使我烦透了。但是，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能灰心丧气。当然，我不会再另谋出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我只有高兴地期待着终于能够收拾行装，踏上疗养的征途……
1939年进军波兰
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1939年9月1日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3日的晚上我们就乘坐21点自柏林开出的希特勒专列向波兰进发。象往常一样，在旅行开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进行认真准备的。1939年9月3日下午我在给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写道：“几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问候。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与首长同生死共命运了。至于后果如何，现在我还不愿想这么多。但是，假如有个三长两短，那生命对我来讲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你给我写信，请寄上面的地址，我给你回信也用这个地址……”
进军波兰开始时，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专列上指挥战斗的。每天早上他都要乘车去前沿阵地，冒着危险，一直到最前线。晚上，返回来时尘土满面，污垢满身。启程前他总要口授将向战士们发出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期间，他呼吁居民们离开城市。直到进攻波兰接近尾声肘，他才在索波特市军官俱乐部饭店安下身来。
1939年9月11日我在波兰大本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十天来我们一直住在火车上，地点在不断变换，由于我们——达拉和我——从未离开过火车，所以我们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怕的很。太阳整天照射着车厢，面对热带的炎热天气，人们无能为力。我身上起满了泡，简直令人厌恶，而且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疗。早上，首长同他的人乘车离去，我们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寻找治疗办法，但由于我们在每个地方果得时间都很短，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近我们在巡回野战医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赶上送来一大批伤员。勃兰特大夫做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手术，我们指挥部的人也前往帮忙。达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伤员写写家书，觉得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但结果却没有做成，主治医生虽然对此很高兴并且表示感谢，但因为野战医院是巡回性质的，所以他感到我们的建议并不很合适。当读到你们挖煤的情景时，我羡慕极了。假如我能身临其境该多好啊。至少，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干活的。
我们这些人跟随首长来到波兰，虽然可以大开眼界，但也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冷枪不断打来。首长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像在德国那样站在行驶着的汽车里，而且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但谁都说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车穿过了一个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小树林。半个小时以前，一个无武装的德国卫生队曾在这里被干掉，只有一名卫生员逃了出来并亲自向他做汇报。
同时，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波兰战斗机不断在投掷炸弹。人们估计，波兰人已发现了元首一行。首长非常显眼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战士们呼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拥向他。而波兰炮兵部队就驻扎在山下的洼地里。他们当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拥的场面，而且——元首呆在前沿阵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断定是谁呆在那儿。半个小时以后炸弹就对着他投了下来。当然，希特勒的出现对战士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险地带见到元首，对他们的士气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怎样，我仍然认为，对他来讲这样做太危险了。
至于下—步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正拭目只待。但愿法国人尽早醒悟，认识到为英国牺牲几百万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兰问题解决得快，那么也就不存在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基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的一位传令官前天突然患脑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机施雷克过去也是息这个病死的，你还能记起他来吗？党卫军战士们在谈到这位刚满24岁的传令官的死时说：‘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无法选择的。有些牺牲了的人是人们熟悉的。曾在元首贴身卫队战斗过的汉斯·荣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牺牲者……”
1939年9月26日我们又回到了柏林。
1940年进军法国
1940年4月和5月，希特勒与军方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其内容在楼梯间里的人却毫无所闻。人们只能再次猜测，又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预谋之中。1940年5月9日下午，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这些小范围的人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就启程旅行。但都没有告诉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也一无所知。当我提及这个问题时，绍布中队长便摆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说：“可能8天，可能14天，一个月，甚至可能几年！”
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1940年6月5日或6日，元首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拜什村，这里离前线更近。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栋宽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围是茂盛的草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草地，上面长满了茎粗叶茂的滨菊，和一片矗立着美丽古老橡树的森林。1940年6月13日，我从那里寄给我朋友的信中写道：
“一周来我们大大前进了，现在我们住在老百姓让给我们的村庄里。起初的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个牛棚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墙面涂上了泥灰，潮湿不堪。还好昨天临时木板房已竣工，总算可以住在干燥的房子里了。
最初几天这里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水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刷牙用的是不干净的矿泉水。第一天夜里我们住的房间失了火，电话线和电灯线连在一起加上气候潮湿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响的火声惊醒，我一跃而起，为扑灭火，我梦幻般地用手扑打起来。但是无济于事，这时便拿起一块湿毛巾扑打，这才算奏效。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这天晚上许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个晚上电线不断熔蚀，躺在下边床上感觉真不舒服。你看，不过这种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取得了成功，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个时刻，我们的部队已开进了巴黎机场，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我想我们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最近我曾经去过色当、那慕尔、菲利普维尔、迪南等城市。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整个楼群都变成了废墟。市内的主要大街看上去更为可怕，道路两旁的壕沟里堆满了掉进去的各种型号的炮弹、坦克、车辆、制服、救护车和武器装备以及烧毁了的车辆。城市上空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尸体腐烂后的气味，大群呱呱叫的乌鸦在空中盘旋着，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一种遭到破坏后的绝望情景。牛、马和狗在烧毁了的房子的周围慌乱地奔跑着。头几天，没有给奶牛挤奶，夜间人们可以听到奶牛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叫声。
难民的情景也是悲惨的。许多家庭都栖身在烧毁的汽车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儿童车里。战争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每天夜里我们都经历同样的场面，接待“空中”的来客。12点20分敌机准时开来并在村子的上方盘旋三个小时。几天前，他们炸毁了一座房子，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几个人住在里边。还好这些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些轰炸机是在寻找我们还是在寻找市内的主要街道。看来它们任何目标都没有找到，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它们偶尔不来，首长就问：“我们的看家飞机今天到哪儿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晚上都得与首长和参谋班子里的几位参谋站到三点或三点半，观看夜间的空中演习，直到侦察机凌晨消失为止，此时此刻，这个景致总使我联想起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
我们的给养是很好的，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现在有时也能吃到西红柿和水果。实际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绍布应邀参加了一个宰牲日。我们有一个飞行中队驻扎在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那儿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们杀了两头猪。在一家当时的会所里，大约50人围坐在装饰华丽、并用高高的法国煤油灯照射着的桌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血肠、肝肠和炖鲜猪肉。后来还喝上了法国陈年的红葡萄酒，撇开白酒不谈，这种酒简直美极了。由此可见，我是什么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们又应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饼。他们住在民房里，午餐由战地厨房提供，晚餐他们自理。这样在这些男人们中间便显露出料理家务的本领，对此他们当然想炫耀一番。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品尝他们的煎蛋饼。
我要对你讲的还有许多东西，但现在还不能讲，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个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到六月份以后。昨天在巴黎召开了作战会议。魏刚已宣布巴黎战役失败，并建议两国之间缔结和约，贝当支持了他的建议，但雷诺和其他几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1940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营写给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说：
“……停火于今天夜里1点35分生效。首长不久就要在国会发表讲活。这也许是他向英国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倘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就将对他们毫不留情！’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为止，对迫使英国人就范他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能够理智地行事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这样显然要好多了。如果他们知道首长向他们要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立场也许会灵活一些。我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英国。顺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势很好，令人振奋。达拉和我身穿灰色军装，戴着‘德意志国防军’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长不时地来到房间，口授向报界发出的呼吁。他还亲自为电台编排广播节目……”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德军在敦刻尔克没有乘胜追击英国人一事时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我的将领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由于希特勒对英国的单相思，所以他争取英国的设想便落空了。
这天，希特勒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停在拜什村由教堂通往校舍的路上，周围站满了军宫，此时，当他得知了法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兴奋地拍起了自己的大腿，满意地放声笑了起来，当时我们两位女秘书正好站在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瓦尔特·弗伦茨当时还拍了照。接着，凯特尔讲了一通话，称希特勒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并祝他万寿无疆。
然后，希特勒视察了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这些阵地上战斗过。他旧地重返，这里的一切如故。后来，他驱车去了巴黎，参观了遭到毁坏的教堂、剧院和其他地方。回来之后，他自豪地说，对剧院内的布局情况他比他的向导还熟悉。他青年时代浪迹维也纳期间，曾对剧院的建筑结构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自那时起，建筑设计方面的所有细节他都记了下来。
几天后，达拉和我乘坐由施蒙特上校为我们指派的帝国国防军的一位司机开的车去布鲁塞尔，到了那里，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小小的车祸，虽说不严重，但达拉的头撞到了车顶上，导致轻微脑震荡。我在饭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为她进行了热敷，以便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返程。希特勒得知了这次事故，并指示我们决不能再乘坐国防军的车外出。他那时之所以对我们还那样关心，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良好的关系。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直到进军俄国的初期，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爆发时，我让别人做了一个大型柜式行李箱，中间分成了若干格子，格子里摆放办公用品和各种各样的信封。这些信封上都带有国徽（老鹰和四字），其中“元首”字样是涂金的。在元首的私人信封上，国徽的下面印着“阿道夫·希特勒”字样，另外还有的卡片上也印有同样的字样。
由于我们是经常在大本营里工作的人员，所以希特勒要求我们也穿制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艺术家协会主席舞台布景设计师本诺·冯·阿伦特为我们女秘书们专门设计了相应的制服。这种“制服”是用灰色的意大利军官服衣料做成的，配有金色的钮扣和金银条。达拉和我在各自左边的翻领上，都配有一枚由希特勒亲自设计，金饰工加尔制作的纤细的老鹰连接着四字式样的银制国徽，这是希特勒特许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戴这种国徽，大多数人都佩戴圆形的党徽。
本诺·冯·阿伦特后来也经常到元首总部来看望希特勒，他也经常被请来喝晚茶。希特勒同他谈论他所认识的艺术家并且询问他们的境况。阿伦特离开时，希特勒每次都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你若是不时地在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来看望我，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座通向美好世界的桥梁。”
2月22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我的女朋友的信中谈道：“实际上，自1940年12月21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旅途之中。圣诞节是在法国的海岸上，加来、敦刻尔克等地度过的。12月31日，正当我们在布洛涅聚集在元首专列的餐车里就餐的时候，英国人的炸弹向我们劈头盖脸地投过来，我们的高炮部队给予猛烈的还击。尽管我们躲进了安全的地道里，但我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有关圣诞节前夕的情况以及气氛令人难以忍受的除夕的情况我已告诉过你。
与细布、达拉和肯普卡在巴黎度过的六天是无忧无虑的。德国大使馆和汉内色将军参谋班子接连不断地发来邀请，搞得我们几乎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要是每次在应付完这些活动之后接着休息一天，那该多好啊……
我们在地面上工作的时间肯定不会太久了。目前达拉诺夫斯基正在休假，这里只剩下了我和沃尔夫。鉴于我们又得坐到坑道里，日复一日的过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我想在此之前再次到下林登维瑟去疗养一次，即便只有14天的假，我也想这样做。
这里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生活简直无聊死了……”
1941年3月7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真高兴你能够同那些可爱的人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完全可以设想几个星期与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为此我真羡慕你。人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由于我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所以我显得孤单、迟钝、思想僵化。该是我们返回柏林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
我们可能于本月中回到柏林。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去下林登维瑟去疗养的事又要泡汤。按照常规我们现在就应该种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牛瘟了（在每次长途旅行之前都要这样做）。看吧，假如疗养不成，那我也没办法。战争总归是战争。我今天刚刚听说，兵工厂的妇女们从事着多么艰苦的劳动啊，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我从维也纳寄出的明信片。星期六我们在那里签署了保加利亚条约。星期天便匆匆上了路，以至于连个电话都没时间给你打。前一阵下了一场大雪，再次驱散了春天的所有气氛。然而，积雪滞留时间将很短，否则会过于潮湿，太阳会使积雪融化。
随信再次附上拉夫写给你的信。看来他也不很满意，他的全部信中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这段时间以来他给我的信也是简单的几行字，信是通过去看望他的一位与他有商务往来的朋友直接寄给我的。对我杳无音信看来他深感失望。本来是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的，然而他哪里知道，假如我同他往来，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盖世太保是要找我算帐的呀。……我的海蓝宝石戒指你没必要脱手，如果能把它保存下作为对布吕克纳的纪念我将感到高兴。你能想象韦尼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清洗和改组的过程中也遭到解雇了吗。他离开之后，我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对这样的事我已司空见惯。‘火药桶’这个词已不再适用。”
我在1941年4月28日自柏林给女友的信中写道：“但愿首长不要那么快就回来（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沃尔夫破例陪他），但他还是缓缓退回了，过几天我们可能又要到南方去。我单独在柏林度过的14天过得太快了……”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瞒着她的父母在三个月以前秘密结婚了，丈夫比她小六岁，曾是一位管弦乐队指挥，现在从事严肃的和欢快题材的作曲工作，他有惊人的毅力，目前正在飞行大队体验生活。斯勒察克很幸福，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她极力劝我步她的后尘。可惜我缺少合适的对象。
不久前，我收到了拉夫的一个小包裹，这是他委托别人给我寄到柏林来的。阿伦斯把它送到了下林登维瑟，绕了半天现在才送到我手里。里边有12双长筒袜，一包一公斤重的茶叶，附在上面的红条上写着：‘受拉夫·A先生的委托谨表最亲切的问候’。没有写明日期，其他什么也没有多写。这个包裹可能是他2月份脱手的，这是他最近的音信。因为现在他几乎不再敢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