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在夺得制空权之前，这些反潜巡逻机派不上用场。
此外，日本空中自卫队还把一些支援性飞机转移到了本土，比如把E-767与K-767转移到鹿儿岛的空军基地，C-17C与C-130J则全部转移到四国岛的空军基地，尽量为战斗机留出转圜余地。
如此一来，部署在嘉手纳空军基地的，除了八架E-2D之外，全都是战斗机。
增派四十八架F-2之后，日本空中自卫队还在嘉手纳部署了三十二架F-22A、七十二架F-15J、十二架RF-4G，部署总量达到一百八十四架，接近空军基地允许的两百架的最大部署量。
除了部署上存在的问题，在战术使用上也存在问题。
说得简单一点，不是说在空军基地部署多少战斗机，一次就能出动多少战斗机。
虽然在美军苦心经营数十年之后，嘉手纳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庞大、也是基础设施最完善的空军基地，但是在最高强度下，一次也只能出动七十二架战斗机，而且得分成三个批次升空。
这个出动量，明显不足以支持起一场高强度的对海打击行动。
以出动六十架F-2为准，在与中国空军对抗的时候，日本空中自卫队至少得提供相当于攻击机群三分之一的护航战斗机。按照出动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计算，仅仅是战斗机就得动用八十四架。此外，还需要出动四到六架预警机来支持作战飞机。在攻击之前，还得动用十二架侦察机。如此一来，需要出动一百架以上的作战飞机，远远超过了嘉手纳空军基地的支持能力。
万幸的是，东海并不是一个足够开阔的战场。
即便扩张到日本与中国的领空边缘，战场的纵向深度也在八百公里以内，在绝大部分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内。
这个战场特点，让日本空中自卫队有了转圜余地。
按照日本空中自卫队的部署，只有四架E-2D从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E-767则直接从鹿儿岛机场起飞。四架K-767也将从鹿儿岛机场起飞，为执行护航任务的十二架F-22A与十二架F-15J提供支持，其中十二架战斗机在完成护航任务之后，将转为执行防空任务，不会立即返回嘉手纳空军基地。执行前进侦察任务的RF-4G在完成任务之后，将直接返回本土的空军基地。
如此一来，就算没有损失一架战斗机，需要立即返回嘉手纳空军基地的战斗机也只有七十二架。
此外，因为攻击距离不到五百公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只有三百多公里，所以在完成作战任务后，F-2还有足够多的剩余燃油，必要的时候可以飞往邻近的野战机场，补充燃油后再返回嘉手纳空军基地。
如此一来，在确保投入八十四架战斗机之后，日本空中自卫队还能出动至少两个中队的防空战斗机，以应付中国空军的反击，或者为前出执行指挥任务的预警机提供掩护，确保在整个交战过程中，预警机的安全都有保障。
部署完空中力量后，荒川太郎开始考虑嘉手纳空军基地的安全。
可以说，中国要想在这场战争中取胜，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攻击嘉手纳空军基地，使日本丧失作战基础。
可想而知，如果嘉手纳空军基地瘫痪，日本连防卫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与中国争夺东海的制空权与制海权。
从技术角度讲，中国有足够的能力瘫痪嘉手纳空军基地，甚至不需要动用作战飞机。
要知道，中国用有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战术弹道导弹部队，射程在一千公里以上的战术弹道导弹少说也有一千枚，此外还有两千枚以上的巡航导弹。只要中国使用这些导弹，嘉手纳空军基地就将遭受灭顶之灾。
从战术上看，五十枚配备了反跑道子母弹头的弹道导弹就足够了。
相对的，日本并没有可靠的反导拦截系统，或者说足以跟中国第二炮兵强大战术弹道导弹部队相抗衡的反导力量。
虽然在第二次朝鲜战争后，日本加强了对反导力量的投入，更加重视弹道导弹、特别是那些具备精确制导能力的战术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花巨资从美国引进了包括THAAD在内的战区反导拦截系统，但是在美国尚且无力应付中国的战术弹道导弹的情况下，日本投入再大也买不来安全。
事实上，在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也提高了对战术弹道导弹的重视程度。
虽然中国有自成体系的弹道导弹技术，用有独自研制先进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是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结束后，利用中俄加深军事合作的机会，获得了一些先进技术，包括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的制导部件。
这些技术，全都用在了新式战术弹道导弹上，也用来改进已有的战术弹道导弹。
荒川太郎能做的，仅是从后方调来两套THAAD战区反导系统与四套“爱国者3”战术反导系统。
这点反导力量，显然只是摆设。
中国真要打算攻击日本的军事基地，就算日本集中全部反导力量，也不见得能够确保嘉手纳空军基地安然无恙。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攻击冲绳，就没有理由不攻击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
也就是说，在加强冲绳的反导力量时，日本还得考虑本土反导，在横须贺、长崎、广岛与吴等重要军事基地附近部署反导拦截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嘉手纳空军基地的最大安全保障在政治上。
说得简单一点，这只是一场局部冲突，在中国掌握主动权、而且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攻击日本的军事基地。
问题是，如果战场形势逆转，中国还会这么克制吗？
第五十五章 积极外交
第五十五章 积极外交
日本空中自卫队全力准备反击的时候，中国当局却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时间九点三十分，黎平寇以发言人身份，在国务院新闻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日本潜艇在东海偷袭中国海军东海舰队，严正申明中国将对日本的军事挑衅进行严厉反击。
这下，问题复杂了。
虽然外界已经知道，在日本潜艇发起攻击之前，中国军队已经登上钓鱼岛，还拆掉了岛上的导航灯塔，CNN电视台在播报新闻的时候，称中国军队为“暴力拆*迁部队”，而黎平寇在发表申明的时候，没有提到与之有关的事情，只是随后由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公告，即中国正式实施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但是这份申明，仍然让全世界相信，中国必然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使局面恶化。
那么，中国采取了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呢？
一个小时后，国防部公布了第一份战报，宣称在东海“领土、领海与领空防卫战”中击沉了四艘日本潜艇与十五架日本战斗机，中国军队在保境卫国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水平，没有遭受损失。
这下，全球新闻媒体沸腾了。
中国军队确实很能打，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中得到了证实，可是在首轮交战中，中国军队竟然毫发无损，可能吗？
直到日本防卫省公布战报，中国国防部透露的消息才得到印证。
日本防卫省承认在交战中损失了四艘潜艇与十五架战斗机、而且其中四架是性能先进的F-22A，但是也宣称在战斗中击落了四架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战斗机、以及一艘越过了东海中线的中国潜艇。
显然，这份战报有很大的水分。
不管怎么说，新闻媒体不得不相信，在首轮交战中，中国占了上风，而且优势明显，还因此掌握了主动权。
战果可以虚报，军队的行动、特别是舰队的行动却不能虚构。
二十九日上午，中国东海舰队已经到达钓鱼岛附近，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个护卫群还在冲绳外面徘徊。
战局明摆着，问题是，谁挑起了这场冲突。
几个小时后，美国东部时间二十九日上午八点三十分，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上提出对日本进行全面制裁。
虽然提案以美国一票否决没有获得通过，但是中国的外交攻势却没有因此而减弱。
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已经通过驻各国大使，向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轮值国、以及五十多个拥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去外交照会，在谴责日本悍然挑起战争的同时，号召这些国家制裁日本。
显然，要想制裁日本，就得有制裁的理由。
最好的理由，自然是日本主动挑起战争。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存在明显分歧。
美国在安理会上否决了中国的提案，理由就是日本并非战争制造者，因此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法理基础。
虽然受历史因素影响，美国并没宣称是中国挑起了战争，毕竟美国早就承认，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并没承认日本用有钓鱼岛的主权，但是美国投出的反对票，等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类似的借口。
那么，到底是谁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
不可否认，中国首先采取军事行动，只是提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即日本不肯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进行谈判，中国为了恢复对钓鱼岛行使行政管辖权，才在谈判无果之后采取军事行动。
至关重要的是，首先开火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
因为东海舰队在交战海域打捞起了日本潜射反舰导弹的残骸，而且提供了遭到导弹攻击的准确时间，所以没人可以否认，日本首先使用武器，对中国舰队发起攻击，而中国军队随后展开的行动，可以说成是反击。
外交场上的战斗，绝对不是速决战。
其他国家不表态，不是谁有理、谁无理，而是谁能占据上风。
战争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因此谁能打赢这场战争，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虽然从首轮交战的结果来看，中国占了上风，而且优势明显，加上第二次朝鲜战争产生的影响，很多国家都看好中国，但是在看低日本的时候，谁也不会忽略，支持日本作战的绝对不是其有限的军事力量，而是作为日本盟友的美国。随着美国开始发挥作用，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
更重要的是，这场局部战争，必将决定今后数十年内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
中国胜了，肯定会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新霸主，迫使暗中支持日本的美国继续进行战略收缩，从而在包括东亚、东南亚、甚至是南亚的广大地区用有无与伦比的话语权，主宰地区局面。
日本胜了，中国的崛起势头将遭到遏制，日本也会因此获得军事与政治独立，在美日同盟关系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甚至替代美国主导西太平洋事务，协助美国压制中国，其世界性大国的地位也将得到承认。
维系国家间关系的不是感情，而是利益。
再好的盟友，如果没有共同利益，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
在选择立场之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衡量战争胜败产生的影响，从而采取更加保守的外交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美国还有影响力，就不会有几个国家支持中国。
中国能够获得最大的外交胜利，就是让大部分国家保持中立，把东海军事冲突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之内。
这也正是中国采取积极外交的根本原因。
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除了争取获得更多的朋友之外，主要就是压制日本，让其他国家在考虑外交政策的时候，更加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而不是完全听信日本的话语，从而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决策。
可以说，中国在外交战场上的进步非常明显。
在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遭遇的很多困难、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受到的抵制，都与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有关。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对中国来说，第二次朝鲜战争是一场“意外的战争”，在美国轰炸朝鲜、一举消灭金氏家族之前，中国并不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也就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虽然傅秀波非常果断的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及时参战的志愿军力挽狂澜，最终取得了傲人的战果，但是在外交战场上，因为准备严重不足，中国很难顶住美国的压力。最终在三八线附近与联军签署停战条约，放弃了攻打首尔的行动，与外交上遇到的困难不无关系。直到战后四年，中国都没有走出外交困境。
这次却不一样了，从一开始，中国的准备就很充分。
外交场也是战场，在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密不可分的情况下，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把战斗取得的胜利果实转化为实际利益，主要就得看外交，即能得到多少国家的承认与支持。
当然，中国在开战后就展开积极外交，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这就是：中国对赢得胜利充满信心。
这种立场，无疑会对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至少会让很多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保持中立。
不管怎么说，得罪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别说那些在美国强压下勉强喘息的地区性强国，就连一些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中国的强硬外交立场，必然会改变全球格局。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得罪中国，哪怕是美国也不愿意再次与中国正面对抗，因为在经济上，这些国家既需要中国的产品，也需要中国的市场。
如果过早站出来跟中国唱对台戏，肯定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说得简单一点，在美国表明立场之前，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当排头兵，站在跟中国对抗的立场上。
问题是，美国并没表明立场。
虽然在安理会上否决了中国的提案，但是美国并没借此指责中国挑起战争，也没有提出制裁中国。
连美国都畏首畏尾，其他国家的立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积极外交，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
可以说，包括小林光一在内的日本内阁成员都没想到，中国会在开战后就在外交战场上展开积极行动。
一时之间，日本在外交上显得非常被动。
二十九日夜间，日本官房厅长官直野信男以首相特使身份飞赴华盛顿，向美国总统麦克米伦递交外交照会，请求美国出面，在联合国指责中国刻意挑起战争，号召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
几乎同时，日本驻其他国家的大使也积极行动起来。
只是，这种被动应对的外交措施，很难使日本走出外交困境。
别的不说，美国都没有提出制裁中国，又怎么号召别的国家制裁中国呢？
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在此时为日本出头，就不是遏制战争，而是通过外交行动为日本助威，从而扩大战争。
也许，美国迟早得出面，但绝对不是现在。
外交场上拼得火热，东海战场上也不平静。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积极准备，日本空中自卫队终于获得了发起反击的能力。
只是，在这十多个小时里，中国军队也没有坐等对手发起反击。
第五十六章 放长线
第五十六章 放长线
与对手不一样，中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态度高度一致，从黄峙博到基层官兵，都知道进攻是取胜的捷径。
只是，如何进攻却是个问题。
凌晨的战斗结束前，腾耀辉就启动了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利用日本空中自卫队遭受重创的大好时机，集中海空兵力，对正在冲绳岛附近徘徊的日本舰队发起突击，争取在一次空袭之后瓦解日本的制海力量。
显然，腾耀辉是一个灵活多变的指挥官，不会局限于已有的作战计划。
虽然在此之前，特别是在制订海空联合作战计划的时候，腾耀辉一再强调，应该由舰队来夺取制海权，让舰队获得实战机会，从而检验海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但是在机会面前，腾耀辉没有墨守陈规，而是迅速改变想法，采纳了由杨禹方提出的备用方案，即由航空兵决胜负。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按照腾耀辉的判断，只要用上了一切进攻力量，歼灭两支日本护卫群的把握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对此，杨禹方也非常自信。
按照他的部署，将由配备了电磁弹头的战术弹道导弹发起首轮突击，力争用电磁战瓦解日本的防空力量。
虽然二部已经获得可靠情报，日本紧急购买了一批电磁对抗系统，对已有的F-22A战斗机进行改进，而且已经有部分F-22A完成了改进，并且部署到嘉手纳，因此全面电磁战不可能摧毁所有制空战斗机，但是高强度的电磁战，足以压制日本的防空系统，使得以预警机为核心的指挥与情报系统瘫痪，从而粉碎日本的防空网，为扫除F-22A构成的障碍打下基础。
当然，电磁打击的目的只是夺取局部制空权。
只要能够瘫痪日本的防空指挥系统，就能获得局部制空权。至于击落多少F-22A，并不是取胜的关键。
真正的价值是，让执行攻击任务的战机顺利完成任务。
因此，电磁打击之后，携带反舰导弹的轰炸机与战斗机将在护航战斗机的掩护下，对日本舰队发起攻击。为此，杨禹方调集了两个师的轰炸机、空军的一百二十架战斗机、以及海航的八十架战斗机，分两个波次发起进攻，总共投入一千二百枚反舰导弹，足以形成四次以上的饱和攻击。
如果日本战舰不具备电磁对抗能力，那么一百二十枚反舰导弹就够了。
为了保险起见，杨禹方还安排海航的四十架J-11C执行凌空轰炸任务，即在反舰导弹攻击之后，由携带制导炸弹的战斗机飞到战场上空进行补充轰炸，确保把所有日本大型战舰送到海底。
如果潜艇机动到位的话，潜艇也将参与作战行动。
在三重保证下，两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群不完蛋才是怪事。
可以说，真要放开手打，战争将在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结束。
问题是，黄峙博出手阻止了腾耀辉的积极进攻行动。
当时，黄峙博给出的理由是：日本舰队在领海内活动，元首没有授权对日本领土、领海与领空的目标进行攻击。
这个理由既站得住脚，又缺乏说服力。
从政治上讲，不主动扩大冲突范围是获取胜利果实的基础，特别是在战后，只有充分克制的军事行动才能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
问题是，日本舰队并非一直在领海内活动。
按照日本承认的国际法，日本在冲绳群岛的领海范围不是十二海里，而是六海里，而规模庞大的舰队根本不可能一直在离岸六海里的区域内活动，即便是小规模战术机动，也会超出领海。
虽然当时存在一个问题，即两支日本舰队都没有进入东海，而是在冲绳岛南面与东面的菲律宾海活动，但是从军事上讲，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到冲绳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一千公里，而所有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斗机在携带四枚反舰导弹之后，最大作战半径均在一千二百公里以上，J-11的作战半径还能达到一千五百公里，即便护航的J-10C的作战半径也在一千公里以上，足以绕过冲绳岛，对日本舰队发起攻击。
在公海交战，并不违反国际法。
事实上，以黄峙博的性格，也不会在乎这些条条框框。
作为一名高度重视进攻的将领，就算亲自指挥战斗，黄峙博也会积极进攻，而不是等着敌人找上门来。
以当时的情况，黄峙博的目的只有一个：诱敌深入。
这一点，在傅秀波做出开战决定的时候就做了强调，即不打不说，只要开打，就要力争消灭日本的海空力量。
不是重创，而是彻底消灭掉。
空中力量不好说，毕竟政治上绝不允许主动轰炸日本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战斗机不升空迎战，黄峙博也只能干瞪眼。
至于出海作战的舰队，那就不一样了。
黄峙博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一下把日本海上自卫队打残了，让日本当局丧失了夺回钓鱼岛的信心，很有可能临阵退缩，为了保存仅有的海上力量，被迫接受既成事实，然后把问题留到谈判中解决。
这样一来，日本至少能够保存半数主力战舰。
重要的不是战舰，而是日本重振舰队的信心与基础。
显然，在决定海军命运、特别是未来二十年内发展的基础不是战舰，而是操作战舰的海军官兵。
建造一艘战舰，前后不过几年、即便是大型航母，前后也就十多年。
可是要培养出足够优秀的海军官兵，至少需要两代人，前后三十年左右，而现实中往往需要五十年。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成为海军强国，前后就用了五十年。
只有彻底消灭日本舰队，特别是操作战舰的官兵，才能让日本在未来数十年之内，难以在海洋上向中国叫板。
因此，就得放长线钓大鱼，给日本一点希望，让日本投入更多的海上力量。
如此一来，就不能在战场上表现得过于积极，更不能一下打掉日本的希望。
实际操作中，得让日本高层相信，日本舰队有能力进入东海，更有能力挑战规模并不大的东海舰队。也就是说，得在日本舰队进入东海之后再动手，甚至得让东海舰队执行一次意义并不重大的制海作战行动，与日本舰队正面交手。
显然，黄峙博的观点与腾耀辉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主动出击，不等于不做防范。
战争已经打响，什么时候结束可说不准。
在放弃主动攻击之后，腾耀辉也想通了，反正他早就决定让舰队出手，何不再耐心等一等呢？
只是，谁都知道，遭遇挫败之后，日本不会退却，反而会进行更加猛烈的反击。
随后，二部提供的情报证明了这个判断，日本正在向嘉手纳空军基地增派作战飞机，而且以F-2战斗机为主。
在日本的作战飞机中，F-2是唯一具备对海打击能力的战斗机。
显然，日本打算主动出击，而且打击对象是东海舰队。
即便没有二部提供的情报，腾耀辉也能判断出日本的战术意图，毕竟东海舰队在中国军队的制空作战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就算不打算打一场海战，也要竭力夺取制空权，也就得拿东海舰队开刀。
这下，重点变成了舰队防空作战。
虽然东海舰队用有不俗的区域防空能力，六艘防空驱逐舰中，两艘052C型各有四十八枚“海红旗9”，四艘052B也各有四十八枚远程防空导弹，只是没有相控阵雷达，只能同时拦截八个空中目标。即便是四艘多用途护卫舰，也各有四十八枚射程在四十公里左右的防空导弹。算上十艘战舰上的末段拦截系统，理论上东海舰队能在一次防空作战中拦截三百五十个来犯目标。
按照一架F-2携带四枚反舰导弹计算，六十架最多携带二百四十枚反舰导弹，没有超过东海舰队的最大拦截能力。
只不过，这只是理论值。
实战中，东海舰队的防空拦截能力肯定会大幅度缩水。
更何况，日本战斗机很有可能在发动空袭的时候使用电磁武器。虽然六艘驱逐舰上都有电磁对抗系统，但是在遭到电磁打击之后，驱逐舰的防空拦截能力肯定会大大降低，很难应付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
可以说，在防空作战中，关键不是能够拦截多少反舰导弹，而是能够阻止多少敌机发射反舰导弹。
为此，就得采取攻势防空战术，即负责掩护舰队的防空战斗机必须尽可能的把来犯敌机挡在反舰导弹的射程之外，让敌机没有机会发射反舰导弹，最好能够在拦截中击落携带反舰导弹的敌机。
有足够多的理论与战例证明，战斗机才是最有效的防空武器。
只是，在现代制空作战中，战斗机只是矛头，而要让锋利的矛头得到利用，少不了一根坚硬的矛杆，即支持战斗机作战的指挥与情报系统。
预警机肯定得靠前部署，舰队也得为战斗机提供防空引导。
这些还不够，还得有足够多的侦察与探测手段来支持战斗机作战，比如用来监视敌方通信系统的战略电子侦察机、监视敌方空军基地的战术侦察机，乃至近地轨道上的侦察卫星与敌后谍报人员。
可以说，真正的关键是如何及时获得准确情报
第五十七章 战术侦察
第五十七章 战术侦察
二十九日上午，只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由Mig-31对阵F-15J。
因为Mig-31执行的是侦察任务，而F-15J在最大升限与最大速度上又差得太大，所以双方均没有损失战斗机。
与其说是空战，不如说是防空截击作战。
早在二十世纪九零年代，前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中俄关系改善，俄罗斯就向中国大力推销过Mig-31，只是当时中国空军没有看起这种完全用来对付战略轰炸机的重型截击机，而是选择了性能更加均衡的Su-27。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空军的选择没有错。
虽然Mig-31用有出色的高空高速性能，是世界上性能最出色的防空截击机，但是在国家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后，中国空军最需要的不是笨重的截击机，而是能够与周边国家数量众多的第三代战斗机抗衡的制空战斗机，而且是一种航程与改进余地都足够大，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的战斗机。
显然，Su-27才是理想选择。
只是，也不能因此把Mig-31说得一无是处。
第二次朝鲜战争中，紧急采购的几架Mig-31用行动证明了自身价值，不但击落了一架联军的预警机，还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迫使联军把预警机部署区域往后撤了上百公里，为志愿军打开了局面。
战争结束后，中国空军用返购的方式得到了这几架Mig-31。
当时，空军希望通过掌握Mig-31的技术，开发出一种高空高速截击机，专门用来对付敌人的战略飞机。
这个想法很好，可是很难实现。
原因很简单，就算中国空军认识到了高空高速截击机在现代制空作战中的重要性，也不可能大量装备。更重要的是，这种性能单一的重型战斗机很难获得打开国际市场，因此中国空军得承担全部研制经费。为了几十架、最多上百架战斗机投入巨额研制经费，而且很多工作得从头做起，显然不大划算。
紧接着，中俄的军事合作全面展开。
利用这个机会，中国空军不但从俄罗斯采购了十二架Mig-31，还以合作的方式与俄罗斯共同改进Mig-31。
名为改进，实际上是借此机会获取关键技术。
可以说，就算中国空军暂时放弃了发展高空高速截击机的想法，在未来某个时候，也不见得会上马类似项目。
当然，随着技术进步，未来的高空高速截击机也许就是空天飞机了。
只是，中国在相关领域几乎没有技术积累，需要俄罗斯的关键技术，也就有理由为共同开发投资。
当时，十二架Mig-31全部装备空军的战术实验部队，用来探索高空截击战术。
至于从朝鲜获得的四架Mig-31，在此之前就移交给了沈飞与成飞，被航空工程师拆成了零件。
现在，这些战斗机派上了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