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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目录
◆ 赫尔穆特·科尔论卡尔·波普尔
◆ 1．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 2．章年的记忆
◆ 3．早期的影响
◆ 4．第一次世界大战
◆ 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 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 7．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 8．关键性的一年
◆ 9．早期的研究
◆ 10．第二段离题话：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没有归纳的学习
◆ 11．音乐
◆ 12．对复调音乐起源的思索：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
◆ 13．两种音乐
◆ 14．艺术，尤其是音乐的进步论
◆ 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 16．知识理论：《研究的逻辑》
◆ 17．是谁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
◆ 18．实在论和量子论
◆ 19．客观性和物理学
◆ 20．真理；概率；验证
◆ 21．战争迫近；犹太人问题
◆ 22．流亡：英国和新西兰
◆ 23．在新西兰的早期工作
◆ 24．《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 25．在新西兰的其他工作
◆ 26．英国：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 27．在英国的早期工作
◆ 28．初访美国，会见爱因斯坦
◆ 29．问题和理论
◆ 30．与薛定谔的争论
◆ 31．客观性和批判
◆ 32．归纳；演绎；客观真理
◆ 33．形而上学研究纲领
◆ 34．反对物理学中的主观主义：量子力学和趋向性
◆ 35．玻尔茨曼和时间之矢
◆ 36．主观主义的熵理论
◆ 37．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达尔文主义
◆ 38．世界3或第三世界
◆ 39．身心问题和世界3
◆ 40．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
◆ 后记
◆ 1992年版后记
※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邱仁宗 译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赫尔穆特·科尔论卡尔·波普尔
欧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纪即将告终。对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已经证明是本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谬误：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沦为它的受害者。卡尔·波普尔与这种谬误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他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对他的论敌的论证至今仍具有效性和说服力。
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谨防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
对这些信念的承诺需要勇气——逆潮流而动的抵制“时代精神”的内在力量。自由和民主在欧洲的胜利证明卡尔·波普尔是对的。他对未来的信念是：我们必须仍然保持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国家在尊严与和平中共处的先决条件。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排除什么？提出什么？那就是问题。
——休·洛夫廷：《都利特尔医生的动物园》
在我20岁的时候，我跟维也纳一位名叫阿达尔伯特·波什的家具木工老师傅当学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从1922年到1924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的相貌酷似乔治·克莱孟梭，但却是一个非常温和而又善良的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每当工场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时常给我传授他那无限渊博的知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作各种永动机的模型，并且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说，你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啦！”他特别喜欢问我历史问题，当我确实答不上来（虽然我这个徒弟是个大学生——这是一件使他非常自豪的事）时，他就自作回答。他会问：“你知道是谁发明了长统马靴吗？不知道吧，是弗里德兰公爵华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发明的。”在他自己提出一两个更难的问题，并由他自己得意洋洋地解答后，我的师傅便会以朴实的自豪神情说：“好啦，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我什么都知道。”
我相信，从我亲爱的无所不知的师傅阿达尔伯特·波什那里学到的知识理论，比从我的其他任何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除了我的师傅以外，没有任何人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使我变成一个苏格拉底的信徒。因为正是我的师傅使我不仅懂得我是多么浅薄无知，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是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每当我在制作写字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充满了属于认识论领域的形形色色的想法。那时我们承担了制作30张两边有许许多多抽屉中间可容膝的红木写字台的任务。我担心，由于我专心致志于认识论，其中一些写字台的质量，尤其是法国罩光添的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我的师傅提出过这一点，并且这也使我深深认识到：对于这类工作，我太无知，太容易出错了。所以1924年10月我决心结束我的学徒生涯，我应当寻找某种比制作红木写字台更容易的工作。有一年的时间，我从事教育那些无人管教的孩子的社会工作，我以前干过这种工作，并发现十分困难。然后在我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主要从事学习和写作后，我结婚了，并且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并幸福地安居下来。这是在1930年。
那时，除了教书以外，我没有专业上的抱负，虽然1934年末，在我出版了《研究的逻辑》一书后，我对教学工作有些厌倦了。所以在1937年我有机会放弃教学工作并成为一个专业哲学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时，我已快35岁了，找想我终于解决了如何制作写字台的问题，然而我还是全神贯注于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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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年的记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于1902年 7 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代伊特区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智力生活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来悦，我的确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１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得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残酷。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双目失明的悲剧，使我的心碎了。这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时，维也纳一贫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孩子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管理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建立和管理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的庞大的公共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被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中：“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必定使人大吃一惊，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聚会。奥匈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它的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的话，那么奥地利议会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议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股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现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毁灭了。维也纳大学拥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远离一切政党，并且不支持政府中的任何一方。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伦·基尔凯郭尔和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谈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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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除了餐厅外，在餐厅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册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亲姓施夫，我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将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在他的专业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吕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父亲还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毋宁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的历史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发现贺拉斯的一些欢快的诗歌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Ｐ·Ａ·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勒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书名为《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鹅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历险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著名的。但对我来说她的其他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和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三个Ｒ。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孩子的惟一必要的东西；有些孩子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勒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取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对它的兴趣）。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4．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昂特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这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对暴力措施的恐惧，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如何瓦解一无所知（在罗杰·马丁·杜·加尔《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而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想必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住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５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还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有关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的传闻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泛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者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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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疑难。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连小孩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是８岁的时候，我就偶然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我不知怎么听到有关太阳系和空间（无疑是牛顿空间）的无限性的问题，我感到困惑：我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我的父亲建议我去问他的一个兄弟，并告诉我他的兄弟非常善于解释这类问题。这位叔叔首先问我对于不断延续的数系是否感到困难。我不感到困难。然后他要我想象一堆叠着的砖，并且把一块又一块砖加在砖堆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它永远填不满宇宙的空间。我有点犹豫地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回答，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当然我表述不出我仍然感到的疑虑：这就是潜在的无限和实际的无限之间的区别，以及把实际的无限还原为潜在的无限的不可能性。当然这个问题是康德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的一部分（空间部分），并且它是（尤其是如果加上时间部分的话）一个严重的仍然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宇宙是一个半径有限的封闭的黎曼空间来解决它的希望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当然，我没有想到，使我困惑的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像我叔叔那样的聪明的成年人应当理解的问题，而我还太无知或许太年轻或是太愚蠢了，以致不能完全把握它。
我记得许多类似的问题——严肃的问题，而不是困惑——是在后来出现的，当时我才十二三岁。例如达尔文理论中悬而未决的生命起源问题，以及生命是否只是一个化学过程（我选择了有机体是火焰的理论）等问题。
我想，这些是任何一个曾经听说过达尔文的人（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关的实验工作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它们成为非哲学问题。我们最不应该以专横武断的方式判定哲学问题不存在，或者判定它们是无法解决的（尽管也许是不可解决的）。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直如此。我认为，那些使我伤脑筋的问题有哪一个很久以前没有得到过解决，那是决不可能的；这些问题之中有哪一个会是新的，就更不可能了。我不怀疑像伟大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那样的人——《一元论世纪》杂志的编辑——会知道所有的答案。我想我的困难完全是由于我的理解有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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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我记得第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对我智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我摈弃认为词及其意义（或它们的“真正意义”）有重要性那种态度而引起的。
我想大约是15岁时，父亲建议我读几卷斯特林堡的自传。我想不起是书中的哪几节促使我在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我所感觉的斯特林堡的蒙昧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某些词的“真正”意义中引出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我记得当我试图坚持我的不同看法时，我心烦意乱地、确实是震惊地发现，父亲不明白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我们的讨论持续得越久，就越明显。直到深夜，我们才中止了争论。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没有对父亲产生很多影响。在关于重要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我记得在这次讨论之后，我力图使自己永远牢记：决不要争论词及其意义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争论是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而且，我记得，我不怀疑这一简明的原则必定是众所周知并得到公认的；我觉得斯特林堡和我父亲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是落后于时代了。
数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时我委屈了他们，因为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义的重要性的人几乎是普遍的。我后来称之为“本质论”的那种态度仍然流传很广，而我作为一个学童所感到的那种失败感在以后的数年中经常萦绕在脑际。
当我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一些哲学书籍的时候，这种失败感第一次重复出现了。我很快发现斯特林堡和父亲的态度是很普遍的。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并且使我对哲学产生了厌恶感。父亲建议我试读斯宾诺莎的书（也许是作为一种治疗〕。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试读他的《书信》，而是试读他的《伦理学》和《笛卡尔哲学原理》，这两本书都充满了在我看来似乎是武断的、不得要领的和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的定义。它使我终身厌恶关于上帝的推论（我仍然认为神学是由于缺乏信念所致。）我还觉得在学校里使我最为着迷的科目——几何学的方法和斯宾诺莎的超几何学的方法之间的相似是很表面的。康德就不同了。虽然我发现《批判》太费解，但是我能够明白它谈的是真正的问题。我记得在我试读了（我想我不大懂，但是肯定很喜欢）《批判》第二版（班诺·埃尔德曼版）的序言之后，我翻阅了数页，对二律背反的奇怪安排感到惊异和费解。我没有掌握要领。我不能理解康德（或任何人）说理性会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但我从第一对二律背反表中看到真正的问题得到了论证，并且从序言中我也看到要理解这些事情，需要数学和物理学。
但是，在这里我感到我必须转到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上，而这种讨论对我的影响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仍然分道扬镳，并只由于它对我作为一个哲学家以后的生涯竟是如此关键，所以我感到我必须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一问题，甚至不惜多说些离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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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我把这个称为离题话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本节第三段中对我的反本质论的表还无疑是基于事后认识而具有偏向。第二，因为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与其说是描写我的智力发展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不如说是讨论一个耗费了我毕生精力去澄清的问题。
我不愿说以下的表述是我在15岁的时候就想出来的，但是我现在并不比我在前一节所提到的同我父亲的那次讨论中我在这方面所持有的看法陈述得更好：
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
后来，我把这条座右铭当作我的反本质论的规诫。除了涉及大概属于更晚一些时候的理论和假说以外，这种规诫与我第一次意识到关于词及其意义的担忧或争论所造成的困境时所怀有的情感的表达不会相距太远。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条走向理智毁灭的必由之路：为了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放弃真正的问题。
然而，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被我那幼稚而自信的信念所纠缠，我坚信所有这一切必定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对于哲学家，倘若他们完全赶得上时代的话。这种信念导致我后来开始更认真地阅读哲学书籍，试图确认我的问题——词的相对不重要性——是一个标准的哲学问题。于是我判定它与普遍概念（共相）的经典问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虽然我很快就认识到我的问题与经典问题不是一回事，但我仍努力把它看作经典问题的一个变种。这是一个错误。但结果是我对普遍概念（共相）问题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久我就得出结论：在普遍的词和它们的意义（或含意，或指称）的经典问题背后，隐现着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问题：普遍规律及其真理性问题，即规律性问题。
普遍概念问题甚至在今天仍然被看作仿佛是一个词和语言用法问题，或境况相似的问题，以及如何用我们的语言符号的相似来比较境况的相似问题。然而对我来说很显然，这个问题更普遍得多；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对生物学上相似境况作出相似反应的问题。由于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反应在生物学上都有预期价值，于是把我们引导到预期或期望的问题，并且因而引导到对规律性的适应问题。
在我一生中，我不仅相信被哲学家们称为“外在世界”的存在，而且我也认为相反的观点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未推敲过这个问题，或者我从未用例如“中立一元论”和类似的唯心主义观点作过试验。但我一直是一个实在论的拥护者；这就使我对在普遍概念问题的语境内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实在论”这个术语比较敏感；这就是指与唯名论相对立的观点。为了避免这种有点使人误解的用法，当我从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可能在1935年；参阅该书的“历史注释”）一书时，我创造了“本质论”这个术语用来称呼与唯名论相对立的任何（经典）观点，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及在现代派中胡塞尔的“本质的直观”）。
至少在我选择这个名称前10年，我已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作为与经典的普遍概念问题（及其生物学的变体）的对立面，是一个方法问题。毕竟，起初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要提倡用一种方法而不是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创造“本质论”和“反本质论”这些术语之前很久，我用“方法论的”这个术语来限定“唯名论”这个术语，用“方法论的唯名论”这个名词来代表我对规诫特有的态度。（现在我认为这个名称有点使人误解。选择“唯名论”一词是试图把我的态度同某种众所周知的观点等同起来的结果，或者至少是我试图在我的态度和某种观点之间找到相似性的结果。然而，经典的“唯名论”却是我决不能接受的一种观点）。
20世纪20年代初，我有两次对这些想法有一定影响的讨论。第一次是我与经济学家兼政治理论家卡尔·波拉尼之间的讨论。波拉尼认为我所描述的“方法论的唯名论”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而不是社会科学所特有的。第二次讨论是稍晚一些时候与一位很有创见、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海因里希·贡佩尔茨进行的，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在实在论这个词的两重意义上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实在论的”。
现在我相信波拉尼和贡佩尔茨都是对的。波拉尼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自然科学多半已从言词之争中解放出来了，然而咬文嚼字过去曾经并且现在仍然以多种形式在社会科学中泛滥。但是不仅仅如此。我现在应该说，社会关系在许多方面属于我最近所称的“第三世界”或更好地说是“世界３”，一个理论、书籍、思想和问题的世界；一个自从柏拉图以来——他把它看作“理念世界”——始终主要由本质论者进行研究的世界。贡佩尔茨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一个相信“外在世界”的实在论者必然要相信宇宙不是混沌的存在，也就是相信规律性的存在。而且虽然我觉得与其说是与唯名论相对立，不如说是与经典的本质论相对立，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在用对规律性的生物学适应问题来代替存在相似性的问题上，我更接近于“实在论”，而不是“唯名论”。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如我现在对它们的认识那样），我想利用一份第一次发表在《论知识和无知的根源》一文中的观念表。
观念
即
名称或术语 陈述或命题
或概念 或理论
用
词 断言
表述它们也许是
有意义的 真的
它们的
意义 真理性
可通过
定义 推导
还原为
未经定义的概念 原始命题
试图用这些方法确定（不是还原）它们的
意义 真理性
导致无穷倒退
这个表本身是极平常的：在左边和右边之间的逻辑类比是得到充分承认的。然而它可以用来证明我的规诫，这种规诫现在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尽管这个表的左边和右边之间的逻辑类比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左手这一边在哲学上是不重要的，而右手那边在哲学上却是十分重要的。
这就意味着意义哲学和语言哲学（就它们向词打交道而言）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智力而论，惟一值得努力的事情是真的理论或者接近真理的理论——无论如何比其他一些（与之竞争的）理论，例如比一种较为陈旧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我想，这是大多数人会承认的，但是他们会作出如下争辩。一种理论是否是真的，是否是新的，是否在智力上是重要的，取决于它的意义；而某种理论的意义（假如它们在语法上是明确地表述的）是用来表述该理论的词的意义的函数。（在这里“函数”正如在数学中一样，是用来说明论据的序列。）
这种对理论的意义的观点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广泛持有这种观点，而且常常无意识地认为它理所当然。虽然如此，在这种观点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真理。我要用以下简要的表述来反对这种观点。
一种理论（或者一个陈述）与在表述它时所用的词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书面的词与书写这些词时所用的字母之间的关系。
显然，在词有“意义”这个意思上字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尽管如果我们要识别词从而辨别词的意义，就必须懂得这些字母（即在其他某种意思上字母的“意义”）。对于词与陈述或理论也可以大致这样说。
字母在词的表述中仅是起技术上的和实用上的作用。在我看来，词在理论表述中也仅是起技术上和实用上的作用。因此，字母和词都只不过是达到目的（不同的目的）的手段。而在智力上惟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以及批判性地讨论这些相竞争的理论。批判性的讨论按照理论的理性价值或智力价值，即它们对正在考虑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它们的真理性或对真理的接近度来评估所提出的理论。真理是理论批判中的主要调节原则，而理论提出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则是另一个调节原则（参阅我的《猜想和反驳》第10章）。
有几个极好的例子表明，用完全不同的术语（这些术语是不可一对一地翻译的）表述的两个理论T1和T2也许在逻辑上却是等价的，因而我们可以说T1和T2仅仅是同一理论的两种不同的表述。这说明把理论的逻辑“意义”看作词的“意义”的函数是错误的。（为了确定理论T1和理论T2的等价性，也许必须建构一个更丰富的理论T3，T1和T2都可译为理论T3。例如射影几何学的种种公理化，还有量子力学的粒子和波的形式体系，这两者的等价性可以通过把它们都译为一种操作者的语言而确定下来。）
当然，非常明显，改变一个词可以根本改变一个陈述的意义，就如同改变一个字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词的意义，并且同后一种改变一起根本改变一种理论的意义一样——如同任何一个对阐释巴门尼德有兴趣的人会认识到的那样。然而抄写员或排字工的错误尽管可能注定要引起误解，但是思考一下上下文多半就能得到纠正。
任何一个搞过些翻译、考虑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不存在什么语法正确、几乎是逐字翻译的译文。每篇好的译文都是对原文的阐释；我甚至要进一步说，每一篇重要文章的好译文必定是理论上的重建。它甚至体现在一些评注上。同时，每一篇好的译文应当是信和达的。顺便提一句，那种认为翻译一篇纯理论的著作雅的要求不重要的想法是错误的。人们只要考虑一下像牛顿理论或爱因斯坦理论那样的理论就会明白：一篇具有理论内容但没有表达内在对称性的译文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以致如果只要把这种译文给某个人看，如果他发现了那些对称性，他就会正当地感觉到他自己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发现了一个定理，即使这个定理主要是由于美学上的理由才是有意义的。（同理，在其他各点相同的条件下，色诺芬尼、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或者卢克莱修的诗歌译文比散文译文更为可取。）
尽管一篇译文因为它不十分精确可能是糟糕的，但无论如何难度很大的文章的精确译文简直不存在。而且如果两种语言有不同的结构，那么有些理论可能几乎是无法翻译的（正如本杰明·李·沃尔夫已如此完美地表明的那样）。当然，如果两种语言像比方说拉丁文和希腊文一样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引入几个新创造的词就足以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在其他情况下，一篇煞费苦心的评注也许不得不代替一篇译文。
鉴于这一切，精确的语言或语言的精确性等观念似乎全是被误解的。如果我们要把精确性放进观念表中（见上述），那么它就属于左手一边（因为一个陈述的语言的精确性确实完全取决于所用词的精确性）；在表右手那边它的类似物也许是“确定性”，然而我不把这两种观念放进去，因为我的表是这样制定的：右手边的观念都是有价值的，而精确性和确定性都是虚妄的理想。它们不可能达到，因此，如果不加批判地把它们作为指导来接受的话，那就是危险的误导。追求精确性与追求确定性相类似，两者都应当抛弃。
当然，我并不认为，增加比方说一种预见或者甚至一种表述的精确性，有时不可能是非常可取的。我认为，为了精确性而去努力增加精确性——尤其是语言的精确性——总是不可取的，因为这通常导致丧失明晰性，并且在常常被证明是无用的枝节问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些枝节问题由于主题的真正进展而被越过了：人们决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
也许可以将我的观点陈述如下：明晰性的每一次增加本身具有智力上的价值；而精确性或精密性的每一次增加作为某种确定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仅有实用上的价值——目的通常是增加问题境况所要求的可检验性和可批判性（例如问题境况要求我们区别两种相竞争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导致的预见仅当增加我们测量的精确性时才能区别开来）。
显然，这些观点和许多当代科学哲学家不言而喻地所持有的观点非常不同。我认为他们对待精确性的态度开始于数学和物理学被看作精密的科学之日。科学家以及爱好科学的哲学家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与这种“精密性”共处或者模仿这种“精密性”几乎是一种职责，他们也许希望富有成果是一种出自精密性的副产品。但是富有成果不是精密性的结果，而是由于发现了以前无人发现过的新问题的结果，也是由于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的结果。
然而，我要把我对当代哲学史的评论推迟到这段离题话的结尾，并且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陈述或一个理论的意义或重要性问题。
我脑子里有了决不要进行言词之争的规诫，所以我非常愿意（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承认“意义”这个词也许有这样的意义：一个理论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在非常明确地表述这个理论时所用词的意义。（也许弗雷格的“含意”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讲了许多反对这个词的话。）我也不否认为了理解一个理论，我们通常必须理解那些词（虽然总的来说，这根本不对，正如不言自明的定义的存在所提示的那样）。但使一个理论成为有趣味的或重要的——这是我们要努力理解的，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一个理论的话——是很不同的。首先是用某种仅仅是直觉的或者也许有一点模糊的方式提出这种想法，正是理论对它当时主要问题境况的逻辑关系使它具有趣味：它对先前的和相竞争的理论的关系，它解决现存问题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一种理论的意义或者重要性在这种意义上取决于方面众多的语境，尽管这些语境的重要性当然又取决于种种理论、问题以及组成它们的问题境况。
有趣的是，人们能够以纯逻辑术语——借助一个陈述或一个理论的内容的观念——把这种显然是模糊的（人们可以说是“整体论的”）理论的重要性的概念分析和澄清到可观的程度。
目前使用的主要有两种直观上完全不同而逻辑上几乎同一的内容概念，我有时把它们称为“逻辑内容”和“信息内容”；我也把后者的某种特殊情况称为“经验内容”。
一个陈述或理论的逻辑内容可以等同于塔尔斯基所称的“后果类”，也就是等同于能从理论的陈述中推导出来的一切（非重言式）后果类。
至于信息内容（正如我已称呼它的那样），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直观的观念，即“陈述和理论告诉我们的越多，它们禁止或排除的就越多。这个直观的观念导致一个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荒谬的关于信息内容的定义：一个理论的信息内容是与这理论不相容的陈述的集合。
然而，我们立刻可以看到这个集合的元素与逻辑内容的元素是一对一地对应的：对于处于一个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在另一集合中都有它的对应元素，即它的否定。
因此，我们发现每当一个理论中的逻辑力量、能力或信息量增加或减少，它的逻辑内容或信息内容必定都同样地增加或减少。这说明这两个观念是非常相似的：在人们关于一个观念能说些什么与人们关于另一个观念能说些什么之间存在着一种一对一的对应。这说明，我的信息内容的定义不完全是荒谬的。
但是也有区别。例如，对于逻辑内容，下列的传递规则是适用的：如果b是a内容的元素，而c是b内容的元素，那么c也就是a内容的元素。对于信息内容，虽然存在相应的规则，但它不是一个像这样简单的传递规则。
此外，任何（非重言式的）陈述——比方说一个理论t的内容——都是无限的。因为假设有无限的陈述a，b，c，…，这些陈述相互矛盾，每一个并不推出t。（对大多数t来说，a：“行星的数目是0”，b：“行星的数目是1”等等陈述，是合适的。）于是陈述“t或a或二者”可从t推演出来，因此属于t的逻辑内容，这对于b和其他任何陈述也同样适用。从我们关于a，b，c，…的假定，就能简单地表明“t或a或二者”，“t或b或二者”……系列的成对陈述不可能是相互推演的；就是说，这些陈述中没有一个陈述推出任何其他的陈述。因此，t的逻辑内容必定是无限的。
这种任何非重言式理论的逻辑内容的基本结果当然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论证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是基于用逻辑的（非专有的）“或”进行的微不足道的运算之上的；因此人们也许会仅仅依靠那些像“t或a或二者”那样的陈述（这些陈述正是削弱t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方法的结果）去怀疑内容的无限性是否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信息内容方面，这个问题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微不足道，这一点就立即变得很清楚了。
因为假设考虑中的这个理论是牛顿的引力理论，并把它称为N。那么，任何与N不相容的陈述或理论都属于N的信息内容。让我们把爱因斯坦的引力论称为E。由于这两种理论是不相容的，每一个属于另一个的信息内容；每一个又排斥、禁止或阻止另一个。
这种以某种非常直观的方式表明一个理论t的信息内容在远不是微不足道的方面是无限的：任何与t不相容的理论，因此任何总有一天要取代t的未来的理论（比方，在某个判决性实验否定t之后）显然属于t的信息内容。但是正如我们显然不可能预先知道或建构这些理论一样，牛顿也不能预见爱因斯坦或爱因斯坦的继承者。
当然，很容易发现极其类似的尽管是不太直观的有关逻辑内容的情况：因为E属于N的信息内容，非E属于N的逻辑内容，非E是由N推出，这是一个在发现E之前牛顿或其他任何人显然不可能知道的事实。
我在讲演中经常描述这个有趣的情况，我说：我们决不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因为当我们提出某个理论，或试图去理解某个理论时，我们也就提出或试图理解这个理论的逻辑蕴涵；即试图理解由这个理论得出的所有那些陈述。但是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工作：存在着属于任一理论信息内容的无限不可预见的并非微不足道的陈述，以及正相对应的属于该理论逻辑内容的无限的陈述。因此，我们决不可能知道或理解任何理论的所有蕴涵，或它的全部意义。
我认为，就其涉及的逻辑内容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尽管对于信息内容来说，这个结果是相当自然的。（虽然多年来，我在讲演中已经提及了它，但我看到它在出版物中得到陈述只有一次）。此外，这表明理解一个理论总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而理论在原则上能够越来越好地得到理解。这也表明，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一个理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它与那些现存问题和现存理论的逻辑关系，这些问题和理论组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特定时刻的“问题境况”。
大家承认，我们也要努力展望未来：我们要努力发现我们的理论所提出的新问题。但是这个任务是无止境的，而且是决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我早先说过的“仅仅是直觉的或者也许有一点模糊的”表达，现在可以得到澄清了。正如我已在这里所描述的，一个理论内容的并非微不足道的无限性把这种理论的重要性变成了部分是逻辑的和部分是历史的问题。后者取决于人们在一定时刻，根据当时的问题境况对这个理论的内容发现了什么；这可以说是这种历史的问题境况在理论逻辑内容上的投影。
总而言之，至少存在着一种理论的“意义”（或“重要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使理论依赖于它的内容，因而更依赖于它和其他理论的关系，超过依赖于任何一组词的意义。
我想，这些就是一些更重要的结果，这些结果来自我毕生反本质论的规诫——而这种规诫又是在第６节中描述的讨论的结果。很简单，进一步的一个结果就是认识到追求词或概念或意义的精确性是一种徒劳的举动。根本不存在精确的概念那样的东西（比方在弗雷格的意义上），虽然像“这只水壶的价格”和“30便士”那样的概念通常对于它们在其中使用的问题情境已足够精确了（但是，注意“30便士”如同社会的或经济的概念一样是高度可变的，几年前它具有的意义不同于今天它具有的意义〕。
弗雷格的意见是不同的，因为他写道：“一个概念的定义……必须毫不含糊地确定任何一个对象，是否归属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比喻说：概念必须有一条绝然分明的界线。”但是很清楚，为了要求被定义的概念有这种绝对精确性，首先必须要求起定义作用的概念，而且最终要求我们的不被定义的或原始的术语有这种绝对精确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不被定义的或原始的术语或者具有一种传统的意义（这种意义决不是很精确的），或者通过所谓“不言而喻的定义”而被采用——即通过一种它们在某种理论的语境中得到使用的方式。采用它们的最后一种方法——如果它们必须“被采用”——似乎是最好的。但是它使概念的意义取决于理论的意义，而且大多数理论都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加以阐释。结果，被不言而喻地定义的概念，以及因而借助这些概念被明确定义的概念，不仅是“模糊的”，而且并非偶然地含混的。而各种并非偶然地含混的阐释（例如射影几何学的点和直线）也许是截然不同的。
这可以充分证实“毫不含糊”的概念或者有“截然分明界线”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必对克利福德·Ａ·特鲁斯德尔关于热力学定律的评论感到惊奇：“每一个物理学家都确切地知道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意味着什么，但是……不会有两个物理学家对它们有一致意见”。
我们现在知道，选择不被定义的术语多半是任意的，如同选择一个理论的公理那样。我认为弗雷格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至少在1892 年：他相信存在着本质上不可定义的术语，因为“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可能有适当的定义”。然而，他想到的是一个简单概念的例子——“概念”的概念——结果是很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从此以后它已发展成为“集合”概念，并且现在很少有人会称它为毫不含糊的或者简单的了。
无论如何，这种徒劳的做法（我是指对观念表左手一边感兴趣）确实还在继续着。当我写《研究的逻辑》一书时，我想追求词的意义的做法即将结束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种做法当时正获得发展势头。哲学的任务越来越被广泛地描述为同意义打交道，而且这主要是指词的意义。没有人认真怀疑过这种被不言而喻地接受的教条：一个陈述的意义，至少在其极其明确而不含糊的表述中，取决于它的词的意义（或者是它的词的意义的函数）。这对于英国语言分析家以及那些追随卡尔纳普坚持哲学的任务是“阐明概念”，即概念精确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同样都是对的。但是几乎不存在“阐明”或者“已阐明”的概念或“精确的”概念这类东西。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为了使我们的意义更明晰（如果需要更明晰的话），或使它更精确（如果需要更精确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根据我的规诫，对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是：任何增加明晰性或精确性的行为都必须是特设的或是“逐步的”。如果因为缺乏明晰性而产生了误解，就不要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更坚固的基础，借以树立一个更精确的“概念框架”，而是要特设性地重新表述你的表述，以避免那些已经产生的或你能够预知的误解。要永远记住总会有一些人误解你的，因此你不能说你不会被误解。如果需要更大的精确性，那么这种精确性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这是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要尽全力去解决你的问题，而不要试图预先使你的概念或表述更精确，幻想这样将会为你提供一个将来使用的武器库去解决尚未出现的问题。它们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理论的演变可能绕过你的一切努力。将来所需要的智力武器可能完全不同于人们现有的那些。例如，几乎可以肯定在爱因斯坦的问题（运动着的物体在电动力学中的不对称）发现以前，试图使同时性概念更精确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爱因斯坦的“分析”。（不应当认为我同意那种仍然流行的观点，即爱因斯坦的成就是“操作分析”的一个成就。情况并不是这样。参见我的《开放社会》［1957（h）］以及以后各版第Ⅱ卷第20页。）
这种当出现需要时处理明晰性或精确性问题的特设方法可称为“透析”，以便把它与分析区别开来：与认为指语言分析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或创造供将来使用的一整套武器的观念区别开来。透析不能解决问题。它不可能比定义或阐明或语言分析做更多的事，问题只能借助新的观念来解决。但是我们的问题有时可能要求：为了眼前的目的而特设性地作出新的区分。
这一大段离题话使我离开了我的主要故事，现在让我言归正传。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8．关键性的一年
在可怕的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可能是1917年，正当我遭受一场大病折磨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信的是什么：在我们一些著名的奥地利中学里（叫做“中等学校”和——使人可怕地联想到——“实科中学”），我们正在惊人地浪费看我们的光阴，尽管我们的老师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都尽全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教的许多东西是极其令人厌烦的——几小时、几小时毫无希望地折磨——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使我获得了免疫力：我从此不再遭受这种厌烦的折磨了。在学校里，如果你思考一些与课文无关的事情，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你不得不专心。后来，当一个讲师正在惹人厌烦时，你就可以想入非非了。）学校里只有一个科目，我们有一位有趣的、真正鼓舞人心的老师。这门科目就是数学，而这位老师的名字叫菲利普·弗洛伊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位亲戚）。然而，当我病了两个多月之后返校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甚至数学课也是如此。这是件使人恍然大悟的事：它使我渴望离开学校。
奥地利帝国的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饥谨，维也纳的饥谨骚乱，以及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常常为人们所描述。它们摧毁了我在其中成长的世界；在那里开始了时冷时热的内战，这场内战以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告终，而这一入侵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刚过16岁，革命激励我进行自己的个人革命，1918年末，我决定离校自学。我进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我开始是一名没有学籍的学生，因为我没有参加入学考试（“高中毕业考试”），直到1922年我才成为一名有学籍的学生。那里没有奖学金，但是入大学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听任何一门课程。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虽然不仅是政治动乱。在宣告奥地利共和国成立之际，当士兵们开始向聚集在通向议会大楼台阶顶上的临时政府成员们开枪射击时，我离得很近，近得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声（这种经历导致我写了一篇关于自由的论文）。那时候缺吃少穿，大多数人只买得起适合民用的被丢弃的军服。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职业问题——没有职业（也许除了银行里的工作外；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从未有过要在商界找一个职业的念头）。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是为了研究。我们研究和讨论政治。
那时有三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两个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即日耳曼民族党（当时是三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后来被纳粹党吸收）以及一个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党（奥地利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天主教多数派），虽然这个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却自称为“基督教的”和“社会的”（基督教社会党）。还有一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那时我是中学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中学生）的会员，而且出席他们的会议。我也出席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会议。这些会议的讲演人有时属于社会民主党，有时属于共产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那时是十分相似的，而且他们全都正确地详细讲述了战争的恐怖。共产党人声称他们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结束战争证明了他们在俄罗斯的和平主义。他们说，他们首先维护的是和平。在那特定的时刻他们争取的不仅是和平，而且至少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反对所有“不必要的”暴力。有一段时间，我对共产党人表示怀疑，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昂特曾经告诉过我有关他们的情况。但是1919年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被他们的宣传说服了。大约有两三个月，我甚至认为我自己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着魔状态。使我首先转而对当时的共产主义持有异议，并且很快导致我完全脱离历史决定论的事件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发生在我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些手无寸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动，企图帮助一些被关在维也纳中央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跑，在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时，突然发生了射击。好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枪杀了。我因警察的暴行，也因我自己而感到恐怖和震惊。因为我感到，作为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对这场悲剧要承担部分责任——至少在原则上。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要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它的论点是：虽然革命可能带来一些牺牲，然而，资本主义正在带来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更多的牺牲。
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禁自问：这种计算是否能够得到“科学”的支持。这整个的经历，尤其是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了终生的感情突变。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但是我怀疑我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认为的知识是否不仅仅是自以为是，当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我已经真正理解了吗？我批判地考察过它吗？正如任何一个人在他接受以某种遥远的目的来为它的手段辩护的信念之前都应该做的那样。
使我震惊的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我不仅有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我也在这个理论中以及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错误的东西、但是我克制了这一点——部分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部分是出自对“事业”的忠诚，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性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在根本上是善的来为这种自我牺牲辩护，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次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性，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对事业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如同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
我看到了这种机制怎样在我身上奏效，而且我感到可怕。我也看到它如何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我的一些共产党朋友们身上奏效。而且这一经验使我能够理解后来的许多事情，否则，那些事情我本来是不会理解的。
我不加批判地教条地接受了一种危险的信念。这种反应首先使我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接着又导致我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反对一切理性主义。（如同我后来发现的，这是一个失望的历史决定论者的一种典型反应。）
在我满17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反历史决定论者。我认识到这种信念的教条的性质及其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狂妄地称自己为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使得为了一种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条，或为了一种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不惜冒他人生命的危险成为义务，这是可怕的事情。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一个能够阅读和思考的人来说是特别糟糕的，掉进这样的陷阱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一旦我批判地看待历史决定论，它的差距、漏洞及其不一致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以暴力为主要观点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论：谁是无产阶级？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领导人吗？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成为多数。他们甚至在工厂的工人中也没有掌握多数。在奥地利，当然他们是非常小的少数。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在我花费几年时间的研究之后，我才有信心觉得我掌握了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它是由一种历史预言所组成，这种预言又与不言而喻地诉诸以下的道德准则结合在一起：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尽管这样，我不打算发表我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在奥地利，反马克思主义几乎与那些后来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主义运动是一回事。当然我向我的朋友谈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16年之后即1935年，我才开始写作有关历史决定论的文章，并打算发表我写的东西。结果两本书在1935年与1943年间问世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但是，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候（想必是在1919或1920年），引起我反感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和同学的自以为是，他们几乎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者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天资。他们能有发言权的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有所了解——甚至并不透彻，当然谈不上批判的态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比我了解得更少（我至少在战争期间在一家工厂工作了几个月）。我对这种态度反应强烈。我感到我们在能够学习这一点上享有特权——实际上并非理应如此——我决心努力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也决心永不追求政党政治方面的任何影响。
事实上，我有几次努力想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的第二次努力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夜以继日持续不断地用鹤嘴锄去挖混凝土路面所需的体力。我最后的努力是成为一个家具木工。这项工作在体力上要求不高，但麻烦的是一些引起我兴趣的思辨想法干扰了我的工作。
也许这是谈论我是何等钦佩维也纳的工人和他们的伟大运动——由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的地方，尽管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持有的历史决定论是致命的错误。他们的领导人能够用对他们所负使命的不可思议的信仰激励他们，他们相信这种使命正是全人类的解放。虽然社会民主运动主要是无神论的（尽管有一个小而令人佩服的团体称自己为宗教社会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受到只能被说成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信仰的鼓舞。它是这样一种工人运动：工人们教育自我因而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因而帮助解放全人类，而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许多工人，年轻的和年老的，利用他们有限的业余时间上补习课，或者上“人民大学”。他们不仅对自我教育，而且对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改善居住条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那是一个令人佩服的计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许有时显示出有点一本正经，他们用登山代替酗酒，用古典音乐代替摇摆舞音乐，用严肃读物代替惊险小说。这些活动都是和平的，而且是在受到法西斯和潜在内战毒害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时最不幸的也是在受到工人领导者的那种重复而混乱的威胁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威胁说，他们要放弃民主的方法，要诉诸暴力——历史决定论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一份遗产；这个伟大的运动以及它之遭到法西斯主义的悲剧性破坏给英国和美国的某些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G·E·R·格达伊）。
甚至在我摈弃历史决定论以后，我还做了几年社会主义者；并且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个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认识到试图实现平等就会使自由受到危险；如果丧失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
与历史决定论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这个邂逅相比，我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些类似模式的邂逅——大约是同时发生的（都发生在1919年）——的重要性就比较次要了。
回顾那年我惊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影响一个人智力发展的事情竟会如此之多。因为在同时我知道爱因斯坦，这对我思想的影响成为支配性的。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1919年 5 月，爱因斯坦关于日食的预言被两个英国探测队成功地验证了。由于这些验证，一个新的引力理论和一门新的宇宙学，不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且作为对牛顿引力理论的一次真正的改革——更好地接近真理——突然出现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作了一次讲演，我聆听了这次讲演；但是我只记得我感到眼花缭乱。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以外。我一直受到一种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并接受的气氛的熏陶。甚至马赫在他的《力学的科学》一书中虽然批判了牛顿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理论，但还是保留了牛顿定律——包括惯性定律，他为这个定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引人入胜的阐释。他尽管考虑到一种非牛顿理论的可能性，但却认为在我们开始着手这种理论之前，必须等待新的经验，而这种新经验也许会来自新物理学或天文学关于空间区域的知识，那种空间区域中容纳了比我们太阳系中所能发现的更迅速更复杂的运动。赫兹的力学除了对它的描述以外，也没有背离牛顿力学。
对牛顿力学真理性的一般假定当然是它的惊人成功的结果，海王星的发现是成功的顶点。这个成功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正如我后来说的）牛顿力学反复地纠正了它打算说明的经验材料。然而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设法提出了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且看来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而并没有去等待新的经验。像牛顿自己一样，他在我们太阳系内（和太阳系外）预见到了一些新的效应。并且其中某些预见在检验时，已证明是成功的。
幸运的是，一位出色的学数学的年轻学生马克斯·艾尔斯坦向我介绍了这些思想，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于1922年去世，死的时候只有21岁。他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爱因斯坦在那时和后来几年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所以他强调爱因斯坦理论的客观方面：场论的探讨；电动力学、力学以及它们的新联系；关于新宇宙学的惊人的思想——一个有限而又无边的宇宙。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因斯坦自己把牛顿理论看作非常接近事实的理论，是支持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且爱因斯坦虽然确信他的理论比牛顿理论更接近事实，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仅仅看作是走向更普遍的理论的一步；而且甚至在日食的观察之前，赫尔曼·韦尔就已经出版了一本书（《空间、时间、物质》，1918年德文版），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普遍、更包罗万象的理论。
无疑，爱因斯坦把这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理论都铭记在心，因为他在另一处写道：“任何物理理论都不会获得比这更好的命运了。即一个理论本身指出创立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的道路，而在这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中，原来的理论作为一个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一下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明确的陈述：如果他的理论在某次检验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他因此写道：“如果由于引力势的光谱线红移不存在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
这种态度与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与他们追随者的教条态度就更不同了。爱因斯坦那时正在寻找判决性实验，判决性实验与他的预见一致根本不会证实他的理论；而不一致的话，正如他第一个强调的，会表明他的理论站不住脚。
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它与那种经常声称要为他喜爱的理论寻找“证实”的教条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于1919年末，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9．早期的研究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对我的大多数朋友以及我自己来说都是冷酷无情的，但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高兴。我们大多数人既无前途又无计划。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内战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地方性流行病，不时地突然爆发。我们常常是消沉的、沮丧的、厌烦的。但我们正在学习，我们的思想是活跃的，并且在成长中。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研究，去粗取精，思考。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奥地利山中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
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天，我离家去一个由学生们改建而成的极其简陋的学生之家居住，那里原是一个被废弃的军医院的一部分。我想自力更生，并且想不再成为父亲的负担，父亲早已年逾六旬了。他在战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中花去了所有的积蓄。我父母本来希望我能呆在家里。
我以前一直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指导诊疗所做一些无报酬的工作，而现在我正做着其他一些几乎没有报酬的零工。其中有些工作是艰苦的（筑路）。但是我也辅导一些十分慷慨的美国大学生。我的需求非常少：没有多少可吃的，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惟一的必需品是买几张有时难以弄到手的音乐会的门票。虽然门票是便宜的（如果是站票的话），但是多年来门票几乎是每天的开支。
在大学里我选听各种科目：历史、文学、心理学、哲学甚至医学院的课。但是不久我就放弃了听课，除了数学和理论物理学那些课外。那时，这所大学有着最杰出的教师，但是读他们的书所得的体会要比听他们的课多得多。（研究班的课是专为高年级学生开的。）通过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和《绪论》，我也开始闯出了我的路。
只有数学系的课才真正是饶有趣味的。那时候的教授是威丁格、富尔韦恩格勒和汉斯·哈恩。这三位都是享有世界盛名的有创见的数学家。系里传说威丁格是他们三个中最伟大的天才，但我觉得难以理解。富尔韦恩格勒在头脑清楚和对其科目（代数、数论）的精通上是令人惊异的。但是我大部分知识是向汉斯·哈恩学的。他的讲课达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的完美无缺的程度。他的每一次讲课都是一件艺术品：逻辑结构鲜明突出；一字不多；纯净无瑕；语言优美而文明。上课的题目以及有时讨论的问题是用激动人心的历史概述作为引子。虽然由于尽善尽美而有点孤芳自赏，但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
还有多采恩特·海利，他讲授概率论，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理查德·冯·米塞斯的名字。后来从德国来了一位非常年轻而可爱的教授库尔特·雷德迈斯特，他呆的时间不长；我去听他的张量代数课。所有这些人——也许除了雷德迈斯特外，他是不喜欢有人插话的——都是受人崇拜的。他们的才华远远超出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在教授和没有资格做哲学博士论文的学生之间是没有接触的。我既没有一点点雄心，也没有希望去结识他们。我决没有想到后来我能直接结识哈恩、海利、冯·米塞斯和教过理论物理学的汉斯·梯尔林。
我研究数学只是因为我要学习，并且我想在数学方面我会学到一些有关真理的标准；也是因为我对理论物理学有兴趣。数学是一个庞大而困难的科目，如果我曾想到要成为一个专业数学家的话，我可能早就泄气了。但是我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如果我想到未来的话，我梦想有一天能建立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年轻人能学而不厌，鼓励他们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在这所学校里，不必去听那些没有人提问的多余解答；而人们也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才去学习。
我于1922年作为同等学历通过了我的“考试”，如果我连续上学的话，那么我就该早一年通过了。但是这个试验值得我“失去的”那一年。我现在终于完全成为一个有学籍的大学生了。两年后我在一所师范学院通过了第二次“考试”，这使我取得了在小学任教的资格。我是在学做家具木匠的时候进行这次考试的。后来我又获得在中学教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的资格。然而对教师来说是找不到工作的，在我结束家具木匠的学徒生涯后，正如我已提到过的，我成了一个负责照顾孤儿的社会工作者（保育员）。
在这个时期的早期，我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理论）与伪科学理论（如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之间分界的思想。我已经明白：使一个理论或一个陈述成为科学的是它拒绝或排除一些可能事件发生的能力——禁止或阻止这些事件发生的能力。因此，一个理论禁止得越多，它告诉我们的就越多。
虽然这个思想是和一个理论的“信息内容”的思想密切联系的，并且概括了后者的思想，但是在那时我没有使它发展得超过这一点。然而我非常关心教条思维及其与批判思维的关系问题。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看作前科学的教条思维是批判思维成为可能所需的一个阶段。批判思维必须有在它以前就存在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我认为它必定是教条思维的结果。
这里我将就分界问题和我的解答再说几句话。
（１）正如我最先想到的一样，分界问题不是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问题。我在那时对形而上学丝毫不感兴趣。只是在后来才把我的“分界标准”扩展到形而上学。
（２）这就是我在1919年的主要思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他就应该像爱因斯坦所做的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会承认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我会承认哪些可设想的事实是对我的理论的反驳或否证”？
（３）我曾对这样的事实感到震惊，即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声称他们是社会科学家）和各种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都能把任何可设想的事件解释为对他们理论的证实。这与我的分界标准一起使我得到以下观点：只有作为反驳而不成功的尝试性反驳才算得上是“证实”。
（４）我仍然坚持（２）。但是当稍后我试验性地引入了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性（或可检验性或可反驳性）作为分界标准的思想时，我立即发现每一个理论对于批判都能“免疫”（这个绝妙的术语应归功于汉斯·阿尔伯特）。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免疫，那么每一个理论都是不可否证的，因此我们必须至少排除一些免疫。
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我们不必排除一切免疫，甚至不必排除一切引入特设性辅助假说的免疫。例如，观察到的天王星的运动可能被认为是对牛顿理论的否证。反之，一颗外层行星的辅助假说是特设地引入的，因此使理论免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幸运的；因为这个辅助假说是一种可检验的假说，即使是难以检验的，而它成功地经受住了检验。
所有这一切不仅表明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甚至在科学方面是有成果的，而且表明从逻辑上说，可否证性或可检验性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截然分明的标准。后来，在《研究的逻辑》中，我非常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引入了可检验性程度，而可检验性程度原来与内容（的程度）有密切联系，并且是惊人地富有成果：增加内容成了我们是否应该试探地采纳一个辅助假说的标准。
尽管所有这一切都在1934年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作了清楚的陈述，但是对我的观点仍然流传着种种传说。这些传说现在仍然存在。首先，说我引入了可否证性作为意义标准而不是分界的标准。其次，说我没有看到兔疫总是可能的，因此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既然所有的理论都能得到挽救免于否证，那就根本没有任何理论能被描述为“可否证的”了。换句话说，在这些传说中，我自己的结果却成了摈弃我的路径的理由。
（５）作为一种概括，借助于例子来说明各种类型的理论体系怎样与可检验性（或可否证性）和免疫程序有关，这也许是有用的。
（ａ）存在着纯粹存在性质的形而上学理论（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进行了专门讨论）。
（ｂ）存在着类似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或类似（十分模棱两可的）占星学那样的理论。
无论（ａ）或（ｂ）都是不可否证的或不可检验的。
（ｃ）存在着人们称之为“朴素的”理论，诸如“天鹅皆白”或地心说的“除行星以外，所有星体均以正圆轨道运行”。地心说可将开普勒定律包括在内（尽管它们在许多意义上是非常精致的）。当然这些理论是可否证的，虽然否证是能够规避的：免疫总是可能的，但是规避通常是不诚实的：比方说否认黑天鹅是天鹅，或否认它是黑的；或否认不按开普勒定律运行的行星是行星。
（ｄ）马克思主义的例子是有趣的。正如我在《开放社会》中所指出的，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被俄国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所反驳。根据马克思的学说，革命的变化是从基础开始的，可以说是生产资料首先改变，然后是生产的社会条件、政治权力，最后改变的是根本的意识形态信仰。但在俄国革命中，政治权力首先改变，然后意识形态（专政加电气化）开始从上而下改变社会条件和生产资料。为了规避这种否证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作的重新解释，使它免于遭受进一步的攻击，但却把它变成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分析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动机”和阶级斗争充满了社会生活。
（ｅ）存在着像牛顿的或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那样的更抽象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可否证的——比方说，没有发现预言的摄动，或代替日食观察的雷达检验得到否定结果。但是在这些情况下，乍一看来有效的否证不仅可用无聊的免疫来规避，而且也可用引入可检验的辅助假说来规避，像天王星和海王星那类情况一样，因而这个系统——由原来理论加上辅助假说组成——的经验内容大于原来系统的内容。我们也可认为是信息内容的增加——是我们的知识增长的一例。当然也存在着仅仅是规避免疫的辅助假说。它们是减少内容的。所有这一切提示，方法论规则不能容忍减少内容的策略（或者用伊姆雷·拉卡托斯的术语来说，不能容忍“退化性问题转换”）。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0．第二段离题话：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没有归纳的学习
康拉德·罗伦兹是动物心理学领域一个惊人理论的作者，这个被他称为“印刻作用”的理论意指：幼小动物有一个天生的机制来匆匆得出不可动摇的结论。例如一只刚孵出的小鹅把它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认作它的“母亲”。这种机制很适合正常的环境，虽然对小鹅来说有一点风险。（正如我们从罗伦兹那里得知的，选择养父母也是冒险的。）但是它们在正常的环境下是一种成功的机制，并已在某些不很正常的环境下也是如此。
关于罗伦兹的“印刻作用”以下诸点是重要的：
（１）它是一个——不是惟一的——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过程。
（２）在观察的刺激下所解决的问题是天生的，也就是小鹅在遗传上决定要寻找它的“母亲”：它期望看到它的母亲。
（３）解决问题的理论或期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天生的，或由遗传决定的：它远远超出了实际观察以外，观察仅仅是（比方说）释放或者激发对在有机体内大部分已预先形成的理论的采纳。
（４）这种学习过程是非重复的，虽然它要花一定的时间（短暂时间），并且在有机体方面，通常要包括一些活动和“努力”；因此它包括一种离正常遇到的不太远的境况。我把重复作为归纳的特征，因此这种非重复的学习过程是“非归纳的”。（非重复学习的理论可描述为选择性的或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而归纳学习或重复学习的理论是训导性学习的理论，它是拉马克主义的。）当然，这纯粹是术语性质的：如果有人坚持把“印刻作用”称为归纳过程，那么我将不得不改变我的术语。
（５）观察本身的作用仅仅像在一把锁中转动钥匙一样。它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高度复杂的结果差不多全是预先决定的。
（６）印刻作用是一种绝对不可逆的学习过程，就是说，它不易接受纠正或修改。
当然，在1922年我对康拉德·罗伦兹的理论一无所知（虽然当他在阿尔腾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在那里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密友）。我要在这里使用印刻作用理论，仅仅作为说明我自己的猜想的一种手段，猜想与印刻作用类似，但又不同。我的猜想不是关于动物的（虽然我受到Ｃ·劳埃德·摩根的影响，甚至更多地受到Ｈ·Ｓ·詹宁斯的影响），而是关于人的，尤其是关于少年儿童的。就是这样。
大多数（或许全部）学习过程在于理论的形成，即期望的形成。某个理论或猜想的形成总是有一个“教条”的阶段，并且常常有一个“批判的”阶段。这种教条的阶段与印刻作用共有（２）到（４）的特征，有时具有（１）和（５）的特征，但通常不共有（６）的特征。批判阶段在于在期望落空或反驳的压力下放弃教条的理论，并且试验其他教条。我注意到教条有时是如此牢固地占据着地盘以致任何失望也不能动摇它。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仅仅在这种情况下——教条理论的形成非常接近于印刻作用，而（６）是印刻作用的特征。然而我却倾向于认为（６）是一种精神神经的失常（即使精神神经病并不真正使我感兴趣，使我感兴趣的是我正在试图了解的发现心理学）。对（６）的这种态度说明我所考虑的与印刻作用不同，虽然也许与它有关。
我把这种理论形成的方法看成是通过试（验）错（误）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但是当我把理论教条的形成称为“试验”的时候，我并不是指随机的试验。
考虑一下试错程序中试验的随机性（或其他）问题是有意义的。举一个简单的算术例子：用一个我们背不出乘法表的数（如74856）去除，通常用试错法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试验是随机的，因为我确实知道7和8的乘法表。当然我们可以为计算机编制程序，用随机选择十个数字0，1，…，9中一个数字的方法来除，如果有错误，就用同样的随机程序选择余下九个数字中的一个（错误的数字已被排除），但是这显然不如一个更为系统的程序：至少我们应使这个计算机注意到它的第一次试验有错误是由于所选择的数字太小或者太大，因而可缩小第二次选择的数字范围。
就此例而言，随机性概念原则上是可以应用的，因为在长除法中的每一步骤是从一组明确界定的可能性（数字）中作出选择。但是在通过试错法学习的大多数动物的例子中，可能的反应（复杂程度不等的运动）的范围或集合不是预先给出的；而且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个范围的要素，所以我们就不能给出它们的概率，但为了谈论明确意义上的随机性，我们就必须这样做。
因此我们不得不摈弃这样一个想法，即：试错法一般或通常是用随机的试验进行的，即使我们可以用某种独创性建立一些高度人为的条件（例如为大鼠设迷宫），对于这些条件随机性概念是可应用的。但是，仅仅是它的可应用性当然不能确定试验事实上是随机的：我们的计算机的优点可能就在于采用一种更为系统的选择数字的方法（而跑迷宫的大鼠可能也不是根据随机的原则进行的）。
另一方面，在应用试错法来解决诸如适应（例如迷宫）问题的任何情况下，这些试验通常不是由问题决定的，或者不是完全由问题决定的；它们不可能预知（未知的）解决方法，除非发生侥幸的意外。用Ｄ·Ｔ·坎贝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些试验必然是“盲目的”（也许我宁愿说它们“对问题的解决必然是盲目的”）。这不是由于试验，而只是由于批判的方法，消除错误的方法，使我们在按照教条进行试验后发现它是否是个幸运的猜测；即它是否十分成功地解决手头上的问题，暂时避免被淘汰。
然而试验对于问题的要求并不总是很盲目的，问题经常决定尝试从中选择的范围（例如数字的范围）。戴维·卡茨对此作了很好的描述：“饥饿的动物把环境分为可食的和不可食的。逃窜的动物看到的是脱身之路和藏身之处。”另外，这个问题可以随着连续的试验而有变化；例如，范围可以缩小。但是也可存在着迥然不同的情况，尤其在人类这个层次更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一切取决于一种突破设定范围限制的能力。这些情况说明，范围本身的选择就可以是一种尝试（一种无意识的猜想）。并且说明批判思维可不仅是摈弃任何特定的尝试和猜想，而且是摈弃一种人们可称之为更深刻的猜想——“一切可能的尝试”范围的设定。我认为，这就是在“创造性”思维的许多情况中发生的事。
在我看来，除了对问题的兴趣强度外，作为创造性思维特征的东西常常是那种突破范围限制——或改变范围——的能力，缺少创造性的思想家就从这个范围中选择他的尝试。这种能力显然是一种批判能力，也可说是批判的想像力。它常常是文化冲突的结果，即各种观念之间或观念框架之间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想像力的通常界限。
然而，类似这样的一些话很难使那些探索创造性思维心理学理论的人，尤其是使探索科学发现心理学理论的人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成功的思维的理论。
我认为，要求一种成功的思维的理论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且它也不同于要求一种有创造性思维的理论。成功取决于许多事情——例如运气。成功可能取决于遇到一个有希望的问题。成功不取决于预感到什么。成功取决于诸如一个人在试图跟上最新的进展与集中于创立自己的思想之间幸运地分配时间这类事情。
但是在我看来，对“创造性的”或“发明的”思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把对某一问题的强烈兴趣（因而准备反复尝试）与高度的批判思维结合起来；与甚至准备去攻击那些先决条件结合起来，这些先决条件对于批判思维较差的人来说决定着从中选择尝试（猜想）的范围限制；与想象的自由结合起来，这想象的自由使我们能够看到迄今未被怀疑的错误根源：需要批判考查的可能的偏见。
（我的意见是对于创造性思维心理学所作的大多数研究都是毫无结果的——要不然它与其说是心理学的，倒不如说是逻辑的。因为用逻辑术语比用心理学术语能更好地表征批判思维或排除谬误的特征。）
因此，一次“尝试”，一种新形成的“教条”或者新的“期望”，大多是引起特定问题的天生需要的结果。但是它又是形成期望（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这些期望又是与其他一些需要有关）的天生需要的结果，并且它也可能部分是较早的期望落空的结果。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尝试或教条的形成中存在着个人独创性的因素，但我认为独创性和想像力主要是在排除谬误的批判过程中起作用。在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中大多数重大理论是较早的教条加上批判的产物。
在教条形成方面，首先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孩子们——尤其是小孩子们——迫切需要在他们周围发现的规律性；不仅有食物和被爱抚的天生需求，而且有对发现环境在结构上的不变量（“事物”就是这类可发现的不变量）的需求，对已固定的常规以及对已确定的期望的天生需要。这种婴儿期的教条主义已由简·奥斯汀观察到：“亨利和约翰仍然每天要求讲哈里特和吉普赛人的故事，并且仍然坚持纠正［艾玛］……如果她在最细微的细节上与原来的叙述有所不同的话。”尤其是较大一点的孩子们喜欢变化，但主要是在一个有限范围或期望框架内。例如，游戏就是这一类，而游戏的规则（不变量）通过纯粹观察来学习几乎常常是不可能的。
我的主要论点是：教条的思维方法是由于对规律性的天生需要，是由于天生的发现机制；这些机制使我们去寻求规律性。我的论点之一是：如果我们随便谈论“遗传性和环境”，我们就易于低估遗传性的压倒性作用——遗传作用不同于其他因素，它主要决定动物的客观环境（生态龛）的哪些方面属于它的主观的或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环境。
我把学习过程区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其中第一种是最基本的：
（１）在发现意义上的学习：理论或期望或有规律行为的（教条）形成，受到（批判的）消除谬误的检查。
（２）通过模仿而学习。这种学习可以解释为（１）的一种特例。
（３）通过“重复”或“练习”而学习，如学习演奏乐器或驾驶汽车。我这里的论点是：（ａ）没有真正的“重复”，而宁可说（ｂ）（在理论形成后）通过消除谬误而发生变化，以及（ｃ）有助于使某些动作或反应成为自动的一种过程，从而使它们能够降至纯粹生理学的水平，并且无需注意而得以完成。
发现规律性和法则的天生倾向或需要的意义，可在儿童学习说一种语言这种已被充分研究的过程中看到。当然这是一种通过模仿而进行的学习，而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正是这种早期的过程成为一种尝试和批判地消除谬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判地消除谬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天生的倾向和需要在这种发展中的力量在这样一类儿童身上可以看得最清楚：他们由于耳聋，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参与他们社会环境的言语境况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也许是像劳拉·布里奇曼——或者海伦·凯勒，我只是在最近才听说她的情况——那样既聋又瞎的儿童了。人们公认，甚至在这些例子中，我们都发现了社会联系——海伦·凯勒与她的老师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发现了模仿。但是海伦·凯勒模仿她老师在她的手里拼写是与平常儿童长期模仿听到的声音大相径庭的，甚至狗也能理解声音的通讯联络功能，并对此作出反应。
人类种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别说明：在语言学习方面，必然有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再者，儿童学习一种语言差不多完全是通过模仿而学习的一个例子。然而对语言的种种生物学方面的考虑都说明：遗传的因素重要得多。因此，我同意约瑟夫·丘奇的说法：“虽然发生在幼儿期的部分变化可以用身体成熟加以说明，但我们知道成熟是对经验——有机体所做的、所感觉的以及对有机体自身已经做过的事情的循环、反馈关系。这并不是贬低成熟的作用，这只是要坚持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种预先注定的生物学特性的简单展现。”然而与丘奇不同，我坚决主张遗传确定的成熟过程要比释放信号和接收它们的经验复杂得多，产生的影响也重要得多；尽管促进这种“展现”需要最低限度的经验。我认为，海伦·凯勒理解（丘奇没有提到）拼写出的“水”字是指她用手感觉到和她知道得很清楚的东西，这与“印刻作用”有某种相似性，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同性。相似性是对她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及单一的经验用以释放出被压抑的倾向和需要的方式。而明显的不同性是经验为她开辟的和导致她及时掌握语言的巨大变异范围。
有鉴于此，我怀疑丘奇的评论是否恰当：“婴儿走路，不是因为他的‘走路机制’已开始发育，而是因为他已掌握了一种对空间的定向，从而使走路成为一种可能的行动方式。”我认为在海伦·凯勒的事例中，在她发现她老师手指的一些触觉表示水之前，以及她跳跃到某些触觉有指称意义的结论之前，并不存在任何语言空间的定向，或者无论如何这种定向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必定有的是一种解释信号的准备、倾向和需要，以及通过模仿、试错法（通过非随机的尝试和批判地排除拼写错误的方法）来学习使用这些信号的一种需要和准备。
似乎必定有极为多样和复杂的天生倾向在这个领域中协同作用：爱、同情、模仿动作、控制和纠正被模仿动作的倾向；使用这些动作、借它们之助进行交往的倾向；对语言作出反应的倾向；接受命令、要求、劝告和警告的倾向；解释描述性陈述和产生描述性陈述的倾向。在海伦·凯勒的事例中（与正常儿童的情形相反），她关于实在的大多数信息是通过语言得来的。结果，她不能哪怕是暂时地明确区分我们可称之为“传闻”的东西与经验，甚至与她自己的想象：这三者都是以同样的符号密码出现在她面前的。
语言学习的例子告诉我，我的图式，即在教条阶段之后跟着批判阶段所组成的自然顺序，是太简单了。在语言学习方面显然存在着一种过一段时间逐渐消失的天生的纠正倾向（即成为可变通的和批判的倾向，消除错误的倾向）。当一个学说“mice”的儿童用“hice”作为“house”的复数时，这就是寻找规律性的倾向在起作用。这个儿童也许在成人批判的影响下，很快就会自己纠正。但是在语言学习中似乎有一个阶段，那时语言的结构是刻板的——也许在“自动化”的影响下，正如在上面3（c）中说明的那样。
我仅仅用语言学习作为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模仿是尝试和消除错误方法的一个特例，这也是教条的理论形成、期望形成和行为规律性形成阶段为一方、批判阶段为另一方之间协同作用的一个例子。
但是尽管教条阶段之后跟着批判阶段的理论太简单，但确实如果没有一个先导的教条阶段，没有一个某种期望、某种行为规律在其中形成，从而使排除错误能开始对它起作用的阶段，就不会有批判阶段。
这个观点使我摈弃通过归纳学习的心理学理论，休谟在他根据逻辑的理由摈弃归纳之后，甚至还坚持这个理论。（我不愿重复我在《猜想和反驳》中就休谟关于习惯的观点已说过的话。）这也导致我认识到像不带偏见的观察这种事情是没有的。一切观察都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为了发现，或为了核实至少模糊猜测到的某种规律性），一种由问题以及由期望情境（我后来称之为“期望水平”）引导的活动。不存在像消极的经验这种事情，不存在印象深刻的观念的被动联想。经验是有机体积极探索的结果，是寻求规律性和不变量的结果。除了在兴趣和期望的情境内，从而在规律性和“定律”的情境内，不存在知觉这种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我认为，猜想或假说必定产生于观察和知觉之前：我们有天生的期望；我们有潜在的天生的知识，以潜在期望的形式被一种刺激所激活，一般说来，当我们从事积极探索时才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一切学习都是对某种先前知识的修正，因此，归根到底也是对某种天生知识的修正（这种修正可能是一种反驳）。
我在1921－1926年之间，尝试性地用笨拙的术语详尽阐述的正是这个心理学理论。在我当家具木工学徒期间吸引我、使我分心的正是这个知识形成理论。
这就是我智力发展史上一件奇怪的事情。尽管那时我对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对照感兴趣，尽管我把教条思维看成是前科学的（并且在它自封为科学的地方就是“非科学的”），尽管我们认识到同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可否证性分界标准有联系，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与归纳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数年来，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各据一方（而且仿佛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即使我相信我通过简单地发现依靠重复的归纳（正如依靠重复学习点新的东西）不存在这一事实就已解决了归纳问题：所谓科学的归纳方法必须被（教条的）尝试和（批判的）消除错误的方法所代替，它是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一切有机体的发现方法。
当然，我意识到，我对这两个问题——分界问题以及归纳问题的解决——使用了相同的思想：将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加以区分。尽管如此，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迥然不同的，分界与达尔文主义的选择毫无相似之处。只是在若干年之后，我才认识到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并且认识到归纳问题实质上出自对分界问题的错误解决——出自错误的（实证主义的）信念，即认为使科学高于伪科学的是发现真实、可靠、可辩护的知识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归纳法：这是一种不止在一个方面有错误的信仰。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1．音乐
在所有这一切中，关于音乐的思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的学徒期间。
在我的生活中，音乐是一个突出的主题。我的母亲爱好音乐：她的钢琴弹得美极了。音乐似乎是一种家喻户晓的东西，虽然为什么会这样的确使人感到困惑。欧洲音乐似乎是非常晚近的一项有遗传基础的发明。而原始音乐却是许多爱好音乐的人不喜欢的，其程度如同他们喜欢从邓斯泰布尔、迪费、若斯坎·德普雷、帕莱斯特里纳、拉絮斯和伯德以来所创作的音乐一样。
然而，这可能是因为我母亲的家庭“爱好音乐”，而且可能是通过娘家姓施莱辛格的我的外祖母传下来的。（布鲁诺·瓦尔特是施莱辛格家族的一个成员。事实上，我不是他的作品的赞赏者，尤其是在他指挥巴赫《马太受难曲》中的歌咏表演之后。）我的外祖父母施夫两人都是著名的音乐之友社的发起人，该社在维也纳建造了美丽的音乐协会厅。我母亲的两个姐妹钢琴都弹得非常好。大姨是个职业钢琴家，她的三个孩子也都是有天赋的音乐家——就如同我的三位表兄弟一样，我母亲的一个兄弟多年来是一个杰出的四重奏演出小组中的第一小提琴手。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曾上过一些小提琴课，但没有进展。我没有上钢琴课，虽然我喜欢弹钢琴，我弹得（而且现在仍然在弹它）很糟糕。在17岁那年，我遇到了鲁道夫·塞尔金。我们成为朋友，在整个一生中，我一直是他那无与伦比的弹奏方式的热情赞赏者，我完全被他演奏的作品吸引住了，并且忘记了自己。
有一段时间——在1920年秋天到也许是1922年间——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使自己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是，就如同许多其他职业——数学和物理教师、家具木工——一样，我最后感到我的确不够格。我一生中作了一些曲子，把巴赫的几首乐曲作为我柏拉图式的模型，但是我从没有在我的乐曲的价值上自欺欺人。
在音乐领域，我一直是保守的。我觉得舒伯特是最后一个真正伟大的作曲家，虽然我喜欢并且赞赏布鲁克纳（尤其是他的最后三部交响乐）以及了不起的勃拉姆斯的《安魂曲》。我不喜欢作为作曲家的理查德·瓦格纳，我更不喜欢作为《尼伯龙根的指环》歌词作者的理查德·瓦格纳（坦白地说，我只能把歌词看成是荒唐可笑的），并且我也很不喜欢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尽管我完全赞赏他们俩都是精力充沛的音乐家。（任何人一眼就会看出：施特劳斯试图把《玫瑰骑士》改写成现代《费加罗》；但是撇开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意图是错误的这一事实不谈，一个像施特劳斯那样的音乐家怎能迟钝到这种程度以致一时会想到实现这种意向？）然而，在马勒的一些音乐的影响（一种并不持久的影响）下以及在马勒为勋伯格辩护这一事实的影响下，我觉得我应该作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和热爱现代音乐。所以我成了由阿诺德·勋伯格主持的私人音乐演奏会的一名成员。该会致力于演奏勋伯格、阿尔班·伯格、安东·冯·韦伯恩以及像拉威尔、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那样的其他当代“高级”作曲家的作品。有一度我也成了勋伯格的学生埃尔温·斯坦因的学生，但我几乎不上他的课；相反，我却为他给该会演出排演助了一臂之力。这样我对勋伯格的一些音乐逐渐有了深刻了解，尤其是《室内交响乐》和《月光下的彼埃罗》。我也参加过韦伯恩和伯格的排演，尤其是前者的《乐队曲》。
大约两年之后，我发现我已能对一种我不那么喜欢的音乐（我对它比我不得不由之开始时更不喜欢）逐渐有所了解了，于是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音乐流派——维也纳音乐学院教会音乐系的学生。录取我是根据我写的赋格曲。也就是在这一年年终，我作出了以前提到过的判定：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是不够格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增加了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以及对旧时伟大作曲家的无限钦佩。
从狭义上说，音乐和我智力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从我对音乐的兴趣中产生出至少三种影响我终身的思想。一种与我关于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的思想有密切联系，并且与教条和传统的重要性有密切联系。第二种是两种音乐作品之间的区别，而我认为这种区别是无比重要的，为此，我提出使用“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个术语。第三种是认识到历史决定论思想在音乐和整个艺术方面的智力贫困和破坏力。下面我将要讨论这三种思想。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2．对复调音乐起源的思索：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
我将在这里扼要叙述的思索与我早先报告的关于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的思索密切相关。我相信这些思索是我自己想把心理学观念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最初尝试，后来这些尝试导致我去解释希腊科学兴起的原因。我所发现的关于希腊科学的看法在历史上是有成果的，而对于复调音乐起源的那些看法很可能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后来，我选择了音乐史作为我哲学博士考试的第二个题目，希望这会给我一个机会研究一下其中是否存在着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我的注意力便很快转到其他问题上去了。事实上，我已几乎忘记了我在这个领域里曾知道的每一件事了。然而，后来这些看法极大地影响我对康德的重新解释以及把兴趣从发现的心理学转变到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即发现的逻辑上。
我的问题是这样。像科学一样，复调音乐是我们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我现在使用“复调音乐”这个术语不仅指对位法，而且也指西方的和声学。）它不像科学，似乎并非起源于希腊，而是出现于公元 9 至15世纪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是包括科学在内的我们西方文明的最史无前例的、独创的、确实是非凡的成就。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有许多有旋律的声乐——舞曲、民间音乐，还有最重要的教堂音乐。旋律——尤其是像在教堂里唱的慢旋律——当然有时是用平行八度音唱的。有些报道说：这些慢旋律也用平行的五度和音唱（从八度音来看，也是四度和音，虽然从低音部算起不是）。从10世纪起就有人报道了这种唱法（“奥尔加农”，它是多声部唱法的早期形式），并且它可能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已存在了。素歌也用平行三度和音以及平行六度和音唱（都是从低音部算起，即“fauxbourdon”，“faburden”）。这似乎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如同一种伴奏，或甚至如同一种装饰一样。
下一步（虽然据说它的起源甚至要追溯到９世纪）似乎是：当素歌的旋律仍然不变时，伴唱的声部就不再只是用平行三度和音与六度和音进行了。音符对音符的反平行运动现在也是允许的，并且从低音部算起，它就不仅可导致三度和音和六度和音，而且可导致五度和音，因此导致在这些声部与其他声部之间的四度和音。
下一步（虽然据说它的起源甚至要追溯到９世纪）似乎是：当素歌的旋律仍然不变时，伴唱的声部就不再只是用平行三度和音与六度和音进行了。音符对音符的反平行运动现在也是允许的，并且从低音部算起，它就不仅可导致三度和音和六度和音，而且可导致五度和音，因此导致在这些声部与其他声部之间的四度和音。
在我的思索中，我把最后的步骤，对位的发明看成是决定性的一步。虽然似乎并不十分肯定它暂时是最后一步，但它是导致复调音乐的那一步。
“奥尔加农”在那时可能并没有被认为是单声部旋律的一种补充，也许那些负责教堂音乐的人除外。“奥尔加农”很可能只不过是从一群试图唱那一旋律的教徒所组成的不同声部水平上产生的。因此，这可能是宗教实践，也就是教徒吟咏祈祷文的并非有意的结果。在教徒的歌咏中的这种错误是必然要发生的。众所周知，例如在英国圣公会的节日祈祷文中用次中音部唱定旋律的教徒很容易犯（用八度和音）仿效最高音部而不是去唱次中音的错误。无论如何，只要歌唱是严格平行的，就不会有复调音乐。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声部，但是只有一个旋律。
完全可以设想，对位法歌唱也是起源于教徒所犯的错误。因为当平行地歌唱将导致一个音符比它能唱的要更高的时候，它就可能下降到下一个声部所唱的音符以下，因此与其说是与音符一致平行不如说是朝与音符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奥尔加农中，就是发生在福布尔东（一种即兴复调的歌唱技术）中。无论如何，它可说明一对一音符对位法的第一个基本法则：反向运动的结果必定仅仅是一个八度和音，或五度和音，或三度和音，或六度和音（总是从低音部开始算起）。但是尽管这可能是对位法起源的途径，但是它的发明必定是由于那位音乐家，他第一个认识到，这里有可能有一个与原来的或基本的旋律、定旋律一起唱的多少独立的第二旋律，像奥尔加农或福布尔东一样不会扰乱它或破坏它。而这便导致对位法的第二条基本法则：要避免平行八度和音和五度和音，因为这些和音会破坏独立的第二旋律的预想效果。的确，这些和音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虽然是暂时的）奥尔加农效果，因而导致第二旋律本身的消失，因为第二声部（如同在奥尔加农中一样）会仅仅加强定旋律。假如三度和音和六度和音由于一种真正的反向运动（相对某些部分而言）紧靠在前面或接近后面，那么这些和音（如在福布尔东中一样）就是可允许的步骤。
因此基本的看法是这样。基本的或给定的旋律、定旋律对任何第二旋律（或附加旋律）施加了限制，但尽管有这些限制，对位法还是会出现，仿佛它是一种自由发明的独立旋律一样——它是一种本身音调优美的旋律，然而却几乎令人惊奇地配合定旋律，虽然它既不像奥尔加农也不像福布尔东，决不依赖于定旋律。一旦掌握了这个基本思想，我们就踏上了复调音乐的征途了。
我不想在这点上借题发挥了，相反，我倒要说明一下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历史性猜想——虽然这种猜想在事实上可能是假的，然而对于我所有的进一步看法，它却具有重大的意义。事情就是这样。
拥有了希腊的遗产以及在安布罗斯和格列高利大帝时代教堂调式的发展（法规化），如果教堂乐师有像民间歌曲的创作者一样的自由，那么就几乎不会有任何需要或者任何刺激去发明复调音乐。我的猜想正是教堂旋律的法规化和对旋律的教条限制产生了定旋律，而对位法才能以此为背景发展起来。正是既定的定旋律提供了使得秩序井然的发明自由成为可能的框架、秩序和规律性。
在一些非欧洲音乐中，我们发现既定的旋律产生了旋律的变奏：我认为这是一种类似的发展。然而，旋律的传统组合与定旋律结合在一起，这种唱法使定旋律仍然不受甚至反向运动的干扰，而根据这种猜想，这种反向运动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崭新的天地。
一旦通过大胆尝试和通过消除谬误在某种程度上探索到了这一天地的可能性，教会承认的原来的有权威的旋律也就可以不需要了。人们可以发明新的旋律来代替原来的定旋律，有些新的旋律一时成为传统的，而其他他可仅在某一音乐作品中使用，例如用作赋格曲的主题。
根据这种也许站不住脚的历史猜想，因此正是格列高利旋律的法规化，一首教义的乐曲为我们建立一个新世界提供了必要的框架，或更确切地说必要的支架。我对这种情况的表述也是如此：教义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新的未知的而且其本身甚至可能有些混乱的世界的秩序所需要的坐标系，以及在秩序正在丧失的地方创造秩序所需要的坐标系。因此音乐的和科学的创造似乎在这一点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使用教义或神话，作为一条人造的小径，我们沿着这条小径走进一个正在探索的未知世界，既创造规律性或法则也探索现存的规律性。并且一旦我们发现了或者建立了里程碑，我们就要用安排世界的新方法、新坐标、新的探索和创造方式、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新方法继续前进。这种新世界在古代是梦想不到的，除非在天体音乐的神话中。
的确，一篇伟大的音乐作品（如同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是加于混沌之上的一个天地———在它的张力和和谐方面甚至对它的创造者都是不可穷尽的。开普勒在献给天体音乐的一段文字中以非凡的洞察力对此作了描述。
因此，天体的运动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循环永恒的协奏曲，与其说是音响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协奏曲。它们通过不谐和音的张力而运动，不谐和音像切分音或带有转变的延留音（人类用这种转变来模仿自然界相应的不谐和音）一样，正在达到可靠的和预先决定的结尾，而每次结尾都包括六个术语，像由六个声部组成的和弦一样。它们用这些标记来区分和明确表达时间的无限。因此一切奇迹都比不上分几部和声合唱的规则更崇高和更庄严的了，这是古人所不了解的，但最后是由人（造物主的类人猿）所发现的；因此，通过技巧熟练的许多声部的交响乐，他实际上应该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及时用魔法召来对世界的绝对永恒性的幻像；并且在通过音乐（上帝的回声）而得到巨大幸福的最大甜蜜的意义上，他几乎应该达到上帝在他自己作品中的所有的满足。
在我作为家具木工的学徒期间还有更多的一些想法使我分心和干扰我制作那些写字台。那时我正在反复阅读康德的第一个《批判》。我很快就断定他的中心思想是：科学理论是人造的，而且我们试图把它们强加于世界：“我们的智力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把这个思想与我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就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我们的理论始于原始神话，而进化为科学理论，确实如康德所说，是人造的。我们确实企图把它们强加于世界，而且，如果我们希望的话，我们能够永远教条地坚持它们，尽管它们是假的（看起来不仅大多数宗教神话是假的，而且就连在康德心目中的牛顿理论也是假的），但是虽然起初我们不得不坚持我们的理论——如果没有理论，我们甚至不能开始，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依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能对理论采取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如果我们借助于理论已经了解它们在何处使我们失望，那么我们就能试图用更好的理论代替它们。因此，就可能出现一个科学的或批判的思维阶段，而这个思维阶段必然有一个非批判的阶段作为先导。
我认为，当康德说知识似乎不可能是实在的摹本或印模时，他是对的。他相信知识在发生学上或心理学上是先验的，这也是对的；但他认为任何知识都能先验地正确，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理论是我们的发明；但它们可能只是不合理的猜测，大胆的猜想、假说。我们用这些猜测、猜想、假说创造一个世界：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试图捕捉这个实在世界的网。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原先所认为的发现的心理学在逻辑上就有了基础：由于逻辑上的理由，不存在别的进入未知世界的通道。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3．两种音乐
正是我对音乐的兴趣使我作出那时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智力发现（我应该说，是在1920年，甚至是在我对发现的心理学产生兴趣之前，在上一节和第10节中已作了描述）。这个发现后来对我在哲学方面的思维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最后甚至导致我对世界２和世界３的区分，这个区分在我晚年的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采取的形式是解释巴赫和贝多芬音乐之间的区别，或者解释他们探讨音乐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我仍然认为我的看法有些道理，即使我后来认为这种特定的解释过分夸大了巴赫和贝多芬之间的区别。然而对我来说，这个智力发现的起源是与这两位伟大的作曲家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我才会用那时我借以想到的这种形式叙述。然而我不愿暗示我对这两位作曲家或其他作曲家的评论是公正的，我也不愿暗示我的评论不论好坏，对于已经写下的有关音乐的许多文章，增添了新东西：我的评论实质上是自传性的。
这个发现对于我是个很大的震动。我既热爱巴赫又热爱贝多芬——不仅是他们的音乐而且是他们的人格，我认为，他们的人格通过他们的音乐就变得清晰可见了。（这和莫扎特是不一样的。在他魅力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高深莫测的东西。）有一天，当我了解到巴赫和贝多芬与他们各自作品的关系截然不同时，我大为震惊，尽管把巴赫作为人们的样板是许可的，但是对贝多芬采取这种态度就完全不允许了。
我觉得贝多芬把音乐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对贝多芬来说，这可能是在绝望中继续生存的惟一方法。（我相信，在他1802年10月6日的《神圣市民的遗言》中提示了这一点。）再也没有比《菲岱里奥》更动人的作品了；再没有比这部作品更动人地表现一个人的信仰、他的希望、他的神秘的梦和他对绝望的英勇斗争。然而他心地的纯洁、他的魅力、他非凡的创造才能允许他以这种方式工作，而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其他人是不允许的。我认为，对于音乐的严重危险莫过于试图使贝多芬的方式成为一种理想、一个标准或一个样板。
正是为了区分巴赫和贝多芬对待他们作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我引入了——仅为我自己——“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两个术语。这些术语可能没有很好地加以选择（这无关紧要），并且在像这样的语境中，它们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也许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许多年之后，我高兴地发现阿尔伯特·施韦策于1905年在他关于巴赫的巨著的开头，就已使用了这两个术语。对于我自己的思想来说，尤其是在对一个人自己的作品的关系上，客观和主观的方法或态度之间的对照已成为决定性的了。并且它不久就影响了我对认识论的观点。（请看我最近的一些论文的题目，如《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或《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没有“观察者”的量子力学》。
我试图来说明，当我谈到（那时只是对我自己，也许还有几位朋友）“客观的”和“主观的”音乐或艺术时，我心中想的是什么。为了更好地说明我早期的一些思想，有时候，我将使用一些在那时我几乎是不能够使用的一些表述。
我也许应该从批判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艺术理论开始：这一理论认为，艺术就是自我表现，或者是艺术家个性的表现，或者也许是他的情感表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就是这种理论的许多支持者当中的两位。我自己的反本质论的观点含有这样的意思：问是什么？例如“艺术是什么？”决不是真正的问题。）我对于这一理论的主要批判是简单的：表现主义的艺术理论是空洞无物的。因为一个人或一只动物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与其他事情相比较）是某种内心状态、感情和个性的表现。对于各种人类的和动物的语言来说，这都是微不足道的真理。它也适用于一个人或一头狮子行走的方式，一个人咳嗽或擤鼻子的方式，或一个人或一头狮子注视着你或者无视你的方式。它适用于鸟筑巢、蜘蛛织网或者人盖房子的方式。换言之，它不是艺术的一种特性。同理，表现主义的或情感的语言理论是浅薄的、不提供信息的和无用的。
当然，我并不打算回答“艺术是什么？”这种“是什么？”的问题，但是，我却认为使一件艺术作品成为有趣的或者有意义的是某种迥然不同于自我表现的东西。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艺术家需要具有某些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些能力描述为创造性想像力，也许是幽默、情趣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的作品的彻底的献身精神。作品就是他的一切，它必须超越他的个性。但这仅仅是问题的心理学方面，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仅具有次要的意义。而重要的是艺术作品。这里我首先要谈一些否定的方面。
可以有不具有伟大独创性的伟大艺术作品，但几乎不会有一部伟大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全力打算使之成为独创的或“非同凡响的”（除了也许用幽默的方式外）。真正的艺术家的主要目的是作品的尽善尽美。独创性是上帝的天赋——像天真一样，它不可能通过索取就会有的或者通过寻找就会到手的。认真地试图使作品成为有独创性的或非同凡响的，以及试图使作品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的做法，都必然会破坏所谓艺术作品的“完美性”。在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艺术家并不打算把他个人的小小的雄心强加于作品之上，而是利用这种雄心为他的作品服务。这样，作为一个人，他可以通过他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成长起来。通过某种反馈作用，他可以获得造就一个艺术家的技艺和其他能力。
我所谈到的可表明：使我印象如此深刻的巴赫和贝多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巴赫在他的作品中忘记了自己，他是其作品的一个仆人。当然，他不能不把他的个性深深地印在他的作品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像贝多芬不时意识到表现他自己，甚至意识到表达自己的情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看到他们代表了对待音乐的两种相反的态度。
因此，巴赫在给他的学生讲授关于键盘乐器的低音部演奏时说：“它应该为上帝的荣耀创造一曲悦耳的和声和所允许的精神欢娱；像所有的音乐一样，它的终极目标和终极原因也应当决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荣耀和精神的再创造。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么确实就没有音乐，而只有恶魔似的嚎叫和喧嚷。”
我认为巴赫希望把为音乐家的伟大荣耀所作的噪音排除在音乐的终极原因之外。
鉴于我引用巴赫的那段话，我应当很清楚地表明：我所想到的区别不是宗教艺术和世俗艺术之间的不同。贝多芬的《Ｄ大调弥撒曲》说明了这一点，曲上题的词是：“从心中来——它可以再回到心中去。”还应该指出，我对这种区别的强调与否认音乐的情感内容或情感效果完全无关。像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戏剧清唱剧描绘出了强烈的情感，而且通过情感上的共鸣激起了强烈的情感——也许甚至比贝多芬的《Ｄ大调弥撒曲》激起的情感更强烈。没有理由怀疑作曲家也感觉到这种情感；但是我认为作曲家感觉到这种情感，是因为他创作的音乐必定对他已产生了影响（否则，无疑他就会把这首曲子作为不成功的而废弃），而不是因为他首先沉浸在他那时在音乐中表达的情感中。
巴赫和贝多芬之间的区别有它的独特的技术方面。例如，动力因素（强音和弱音的对比），在结构上的作用是不同的。当然在巴赫作品中也有动力因素。在协奏曲中就有从合奏到独奏的变化。在《马太受难曲》中就有“巴拉般！”的喊声。巴赫常常是非常戏剧性的。但是尽管出现强弱上的出其不意、对比分明，但它们却很难成为乐曲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通常存在着相当长的没有重要强弱对比的乐段。对于莫扎特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对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就不能这么说，在这一作品中强弱对比几乎与和声对比一样重要。
叔本华说，在贝多芬交响乐中，“人类所有的情感和激情都栩栩如生：衰与乐，爱与恨，忧虑与希望……都处在无穷的微妙变化之中”；而且他以如下形式阐述了情感表达和共鸣的理论：“一切音乐借以触动我们心灵的方法……是由于它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质的每一次搏动所致。”人们可以说，叔本华的音乐理论和一般艺术理论避免了主观主义（如果避免了的话），仅仅是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质”——我们的意志——也是客观的，由于它是客观世界的本质。
但是还是回到客观的音乐上来。让我们不问“是什么？”的问题而看一看巴赫的《创意曲》，以及他本人稍为有点冗长的扉页，他在扉页上清楚地表明他是为那些想弹钢琴的人写的。他向他们保证，他们将学会如何清晰地……并且音调悦耳地弹奏乐曲的两三部分；而且他们将受到鼓励去创作，因此“偶而去品尝作曲的初次体验”。在这里，音乐是从范例中学习的。可以说音乐家是在巴赫的工作室中成长起来的。他学习某一科目，但他受到鼓励去运用他自己的音乐思想，并且使他看到这些思想如何能够清晰而又熟练地得以实现。无疑他的思想可以发展。通过作品，音乐家可以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借助试错法来学习；并且随着他的作品水平的提高，他的音乐判断力和鉴赏力——也许甚至还有他的创造性想像力也就可以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将取决于努力、勤奋以及对其作品的献身精神；取决于他对其他作品的感受性以及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一种单向“作用”——仅仅是他的个性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我所谈的这些清楚地说明，我决不是认为，伟大的音乐，以及一般地说伟大的艺术没有深刻的情感效果；而且我决不认为一个音乐家可以不被他正在创作或演奏的作品深深感动。然而承认音乐的情感效果当然并不是接受音乐的表现主义，表现主义是一种关于音乐的理论（并且是一种导致一定音乐实践的理论）。我认为它是一种人类情感为一方与音乐和一般地说艺术为另一方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论。
音乐和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些非常不同的方式去看。最早和传播最广的一种理论是神性灵感理论，这种灵感表现在诗人或音乐家的神性疯狂或神性狂乱之中：艺术家被一个神灵迷住了，虽然是被一个善的神灵而不是恶的神灵所迷住。这种观点的经典表述可以在柏拉图的《伊翁》中找到。柏拉图在《伊翁》中表述的观点是多方面的，并且体现了几种不同的理论。实际上，可以把柏拉图的论述用作系统综述的基础：
（１）诗人或音乐家所创造的不是他自己的作品，而是来自神，尤其是来自缪斯的信息或神意。诗人或音乐家只不过是传达缪斯说话的一种工具；他不过是某一个神的喉舌，而且“为了证明这点，神有意通过最出色的诗人唱出最动听的歌曲”。
（２）被某个神灵迷住的艺术家（无论是创作的，还是表演的）激动得发狂，也就是在情感上过度兴奋；而且他的这种状态通过情感共鸣作用传给观众。（柏拉图把它与磁力相比较。）
（３）当诗人或者表演者创作或吟诵时，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而且的确（不仅被神，而且也）被那种信息，例如他所描述的场面迷住了；并且是作品而不只是他的情感状态激起了观众的类似情感。
（４）我们不得不把只不过是技艺或技能或通过训练或学习获得的“艺术”与神的灵感区别开来，只有后者造就诗人或音乐家。
应当指出的是，在发展这些观点时，柏拉图远不是认真的：他是信口开河的。一个小小的笑话很有意义，并且很有趣。苏格拉底说，狂想曲作者被神迷住时，他的精神显然是相当错乱的（例如当他因恐惧而发抖时，即使他没有任何危险），并且他也激起他的观众同样荒谬的情感，狂想曲作者伊翁对此的回答是：“确实如此。当我从舞台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怎样哭泣，他们怎样以敬畏的眼光盯着我……我确实不得不非常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因为如果他们哭泣，我就要大笑，因为我挣钱了；如果他们大笑，我就哭泣了，因为我得赔钱了。”很清楚，柏拉图要我们明白：如果狂想曲作者为了根据其听众的反应调节他的行为而注视他们时，被这些世间的而不是“精神错乱的”忧虑所缠住的话，那么当柏拉图提出（如同伊翁正是在那个地方所提出的那样）他对他的听众产生的巨大的艺术效果完全取决于他的诚意——即取决于他之完全和真正被神迷住和发狂时，他就不可能是认真的。（柏拉图的笑话在这里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指认的笑话——一个几乎自相矛盾的自我指认。）事实上，柏拉图强烈地暗示任何（例如使他的观众出神入迷的）知识或技能是虚伪的诡计和欺骗，因为它必然会干预神的启示。他还指出狂想曲作者（或诗人和音乐家）至少有时是个技术高超的骗子，而不是真正被神所感悟。
为了引出艺术是表现这个现代理论（一种我拒绝的理论），我现在将利用我的关于柏拉图理论的上述（１）至（４）条。我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我们接受灵感和狂想的理论而抛弃它的神性，我们就立即达到艺术是自我表现的现代理论，或更确切地说，是自我感悟，是情感的表现和传达。换言之，这个现代理论就是一种没有上帝的神学——是一种用艺术家隐藏的本性或本质（艺术家自己产生灵感）代替神的神学。
很清楚，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必定会抛弃或至少贬低第（３）点：艺术家和他的听众在情感上都被艺术作品感动的观点。然而，对我来说，第（３）点似乎恰恰就是对艺术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提出正确解释的理论。它是一种客观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诗歌或音乐可以描述、描绘或戏剧性地表现具有情感意义的场面，并且认为它们甚至可以描述或描绘情感本身。（注意，这种理论并不是说这是使艺术能够具有意义的惟一方法。）
艺术和情感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客观主义理论可以在前面一节引用过的开普勒的一段话中看出来。
在歌剧和清唱剧的产生过程中，这种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巴赫和莫扎特当然都是可以接受的。顺便提一下，它与柏拉图（例如在《理想国》和《法典》两本书中阐述的）的理论是完全相容的：音乐具有激起情感并且使之温柔甜蜜（就像催眠曲一样）。甚至陶冶一个人的性格的力量：某些种类的音乐可使人勇敢，另一些种类的音乐又可使他变成懦夫；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夸大音乐力量的理论。
根据我的客观主义理论（它并没有否认自我表现，但是强调它是微不足道的），作曲家情感的真正有意义的功能不是它们要得到表现，而是可以被用来检验（客观的）作品的成功或合情合理的效果：作曲家可以把他自己作为一种检验主体，当他不满意他自己对作品的反应时，他可以修改或重写他的作品（如同贝多芬时常做的那样）；甚或他可以完全抛弃它。（作品是否动人，他将以这种方法利用他自己的反应——他自己的“健全的鉴赏力”：它是试错法的另一种应用。）
应当指出的是，柏拉图的理论（４）在其非神学的形式上几乎是与客观主义理论不相容的，客观主义理论认为：作品的真实主要在于艺术家自我批判结果如何，而不是在于艺术家灵感是否纯正。然而，恩斯特·贡布里希告诉我，像柏拉图理论（４）那样的表现主义观点成了修辞理论和诗歌理论古典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走得更远，以致提出对情感的成功描述或描绘取决于艺术家所具有的情感深度。并且它也许就是最后一个可疑的观点，即柏拉图的（４）的世俗形式，把任何不是纯粹自我表现的作品看作是“虚假的表演”或“不真实的”，它导致了音乐和艺术的现代表现主义理论。
总括起来，没有神，（１）、（２）和（４）就可以被看成是艺术及其与情感的关系的主观主义和表现主义理论的表述，而（３）可被看成是这种关系的客观主义理论的部分表述，根据这种客观主义理论，正是作品成了音乐家情感的主要依据，而不是相反。
现在转到音乐的客观主义观点上来，显然对于这种观点，（３）是不够的，因为它仅仅涉及音乐对情感的关系，而这不是使艺术具有意义的惟一原因甚或主要原因。音乐家可以把描绘情感并激起我们共鸣作为他的问题，就如同在《马太受难曲》里一样；但还有其他许多他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这在像建筑那样的艺术中是显而易见的，在建筑中总有一些实际问题和技术问题要解决。）在谱写一首赋格曲时，作曲家的问题是要发现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和一种起对比作用的附加旋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这个题材。而引导他的可能是一种受过训练的总的适宜感或“平衡感”。结果也许仍然是感人的；但是我们的赞赏可能是以适宜感——从接近混沌中出现一个天地的感觉为基础——而不是以任何被描绘的情感为基础。对巴赫的一些创意曲也可以这样说，他的问题是给学生提供作曲——解决音乐问题——的初次体验。同理，写作一首小步舞曲或三重奏曲的任务给音乐家提出了一个确定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可能由于要求它应该适合于某一完成了一半的组曲而更为具体。把音乐家看作是在为解决音乐问题而斗争，当然这与把音乐家看作从事表现他的情感的工作是迥然不同的。（每一个人平常总是要表现他自己的情感的。）
我已试图提供一种关于音乐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种理论之间区别的合理而清晰的观念，并且把这两种理论与巴赫和贝多芬的两种音乐联系起来，那时在我看来他们的音乐是如此不同，虽然我都热爱它们。
对一个人的作品的客观主义观点与主观主义观点之间的区别，对我来说已成为最重要的了，并且可以说，自从我大约十七八岁以来，它使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为丰富多彩。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4．艺术，尤其是音乐的进步论
当我认为贝多芬要对音乐中表现主义的兴起负责时，我当然不是十分公正的。无疑他受到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笔记本中看到他远不是仅仅表现他的情感或他的幻想。他常常刻苦工作，对每一个想法反复推敲，努力使之清晰和简洁，正如将《合唱幻想曲》与他的《第九交响乐》笔记本加以比较所表明的那样。然而，我相信他的暴躁性格的间接影响以及模仿他的试图导致了音乐的衰落。我仍然认为这种衰落主要由表现主义的音乐理论所引起。但我现在并不坚决主张其他同样有害的信条就不存在了，这些有害信条包括一些反表现主义的信条，这些信条导致了从系列音乐到具体音乐的各种形式主义的试验。然而，所有这些运动，尤其是“反”运动，主要是我将要在本章讨论的那些“历史决定论”，尤其是对待“进步”的历史决定论态度造成的。
当然，在某些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问题可被发现的意义上，艺术中可能存在像进步的事情。在音乐中，像对位法那样的发明，揭示了几乎无数新的可能性和问题，也有纯技术的进步（例如在某些乐器方面）。然而尽管这可以开辟新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根本的意义。（在“手段”方面的变化所消除的问题可比产生的问题要多。）甚至在音乐知识成长的意义上——即一个作曲家掌握他所有的伟大前辈发现的意义上，也可以设想有进步；但我并不认为音乐家能做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可能不是比牛顿更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完全掌握了牛顿的技术，在音乐领域中似乎从来就没有类似的关系存在。）甚至可能最接近这种状态的莫扎特也没有达到，而舒伯特则离得很远。新实现的可能性也许要扼杀原有的可能性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着的：如果任意使用强弱效应、不协和和弦甚至转调，就会使我们对对位旋律的不那么明显的效果迟钝起来，或者比方说，对古老调式的暗喻的敏感性迟钝起来。
丧失任何革新成果的可能性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此对位旋律就有使主调音乐，尤其是节奏的效果丧失的危险，并且对位音乐也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复杂性而受到批评。毫无疑问，这种批评有某些有益的效果，并且一些对位旋律大师（包括巴赫在内）都对由于宣叙调、咏叹调以及其他主调音乐的作品与对位法作品结合而产生的错综复杂和鲜明对照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新近的许多作曲家的想像力比较差。（勋伯格认识到，在不协和音背景上，协和音必须仔细加以预备、引入也许甚至从不协和音转为协和音。但是这意味着它们原来的功能业已丧失。）
正是瓦格纳把我（在1935年左右）称为“历史决定论的”进步的观念引入音乐，我仍然认为，他因而成了这出戏的主要反面角色。他还提倡关于未得到赏识的天才的不加批判的而且几乎歇斯底里的思想：这种天才不仅表现时代的精神，而且实际上站在“时代的前头”；是除少数“高级”行家外通常被所有同代人误解的领袖。
我的论点是，艺术是自我表现这种学说只不过是浅薄的、笨拙的和空洞的学说——虽然不一定是恶意的，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就会导致自我中心的态度和妄自尊大。但认为天才肯定站在他时代前面的学说几乎都是虚假和错误的，而且开辟了与艺术价值毫无关系的艺术评价领域。
在智力上，这两种理论水平都这么低，以致认真对待它们也使人惊讶。第一种理论根据纯智力理由就能作为浅薄的、糊涂的而不予考虑，甚至毋需更仔细地看一看艺术本身。第二种理论——认为艺术就是站在时代前面的天才的表现——可以用他们时代艺术的许多保护人真诚赞赏的无数天才的事例来反驳。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伟大的画家是受到高度赞赏的。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也是如此。巴赫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赞赏——除此之外，他显然不是站在其时代前面的（也许，像泰勒曼一样）：他的儿子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认为他过时了，并且常说他是一个“大惊小怪的老人”。莫扎特虽然死于贫困，却得到了整个欧洲的赞赏。有一个例外，也许是舒伯特，他只受到维也纳小范围内朋友们的赞赏；但甚至在夭亡之际，也正越来越享有盛名。贝多芬没有受到其同时代人赞赏的故事是一个神话。然而让我在这里再说一遍（请参阅上述第10节中注「47」和［48］之间的正文），我认为生活中的成功主要是一个运气问题。它与功绩几乎无关，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总是有许多功劳显赫的人并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可预料到这种事也发生在科学和艺术中。
艺术随站在前列的伟大艺术家而前进的理论不只是一个神话，它导致了派系和压力集团的形成，这些集团加上它们的宣传机器几乎类似一个政治党派或教会宗派。
人们公认的是，在瓦格纳之前就有一些派系存在。但并没有什么瓦格纳派（除非是后来的弗洛伊德派）：一个压力集团，一个党，一个有仪式的教会。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将不再多讲了，因为尼采对这点谈得更好。
我在勋伯格的私人音乐会阶会附近地区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勋伯格开始被看作瓦格纳派，就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一段时间后，他的问题以及他的学派里的许多成员的问题成了像他们中间一个人在一次讲演中说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接替瓦格纳呢？”或甚至“我们怎样才能接替在我们之中的瓦格纳残存者呢”？再后来便成了：“我们怎样才能够仍然站在所有人的前面，并且甚至不断地接替我们自己呢？”然而我感到要站在自己时代前面的意志与为音乐服务毫不相干，也与真正献身于一个人自己的事业毫不相干。
安东·冯·韦伯恩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音乐家，并且是一个朴素的、讨人喜爱的人。但他却是在自我表现的哲学学说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不怀疑它的真理性。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写他的《乐队曲》的：他仅仅听到了传入耳中的声音，他就把它们写下来；当声音不再传来时，他就停下来了。他说这是对他的乐曲的最简要的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够怀疑他的心地纯洁，但是在他朴实的乐曲中，找不到太多的音乐。
要写一部伟大作品的雄心也许有点意义；这种雄心可能确实有助于创造一部伟大作品，尽管许多伟大作品的产生并无任何雄心，除了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外。但是要创作站在时代前列并且宁愿不会很快就得到理解——使尽可能多的人感到震惊——的作品的雄心与艺术毫不相干。即使许多艺术评论家已鼓励并且推广了这种态度。
我认为，时髦在艺术中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应该是明显的：那些不仅是自己的艺术领域的大师，而且具有独创性天赋的极少数艺术家很少急于赶时髦，并且决不想做时髦的领袖。不管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是莫扎特、舒伯特，在音乐方面都没有创造新的时髦或“风格”。然而，有一个人这样做了，这就是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有才能和有魅力的音乐家——而创意曲的独创性却比伟大的大师要差、这对于所有的时髦都是适用的，包括原始主义的时髦——虽然原始主义也许部分是以对简单性的偏爱为动机的，而且叔本华有一段极为明智的评论（虽然也许不是他最独创的一段）：“在一切艺术中……简单性是基本的……至少忽视它总是危险的。”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要力求简单性，尤其是我们在伟大的作曲家的主题中发现的那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例如《闺房》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复杂的；但莫扎特仍然能够骄傲地回答约瑟夫皇帝，乐曲中没有一个音符是多余的。
但是虽然时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新的风格可能出现，我们还是应该蔑视赶时髦的企图。这应该是明显的：“现代派”——那种牺牲一切代价都要标新立异，都要站在时代前列，要写出“未来的艺术作品”（瓦格纳一篇论文的标题）的愿望——与艺术家应当重视并且应当努力创造的事情毫不相干。
艺术中的历史决定论恰恰是一个错误。但是人们到处都可以找到它。甚至在哲学中，人们也听到哲学探讨的新风格，或者“新键的哲学”——仿佛重要的是琴键而不是演奏曲子，仿佛重要的是琴键的新旧。
当然我并不是指责某个试图说出一些新东西的艺术家或音乐家。我真正要指责的是许多“现代派”音乐家，他们不热爱伟大的音乐——伟大的大师以及他们非凡的作品，也许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品。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925年，当我正在从事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工作时，维也纳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学院，名叫教育专科学院。这个学院与维也纳大学有松散的联系。学院是独立的，但其学生除了要上学院的课外，还要学习维也纳大学的课程。大学里的一些课程（如心理学）是学院规定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则由学生选修。这个新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和支持维也纳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会工作者作为学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终生好友如弗里茨·科尔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奥地利驻巴基斯坦大使）和罗伯特·拉梅尔也是，我曾和他们俩进行过许多引人入胜的讨论。
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的短暂时期结束之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工作。（没有失业救济或其他任何收入——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有时辅导美国学生外。）但我们热心于学校的改革，热心于学习——即使我们教育无人照管的儿童的经验使我们其中一些人对我们不得不囫囵吞下的大量教育理论产生了怀疑。这些理论主要来自美国（约翰·杜威）和德国（乔治·凯尔欣斯坦纳）。
从个人的和智力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学院的这些年对我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那里我结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同学，并且是我工作的最严格的鉴定人之一。从那时起，她就同我一道工作，在工作中，她至少和我一样努力发奋。确实，如果没有她，我的许多工作是决不会完成的。
我在教育专科学院的这些年进行了研究、阅读和写作——但是没有发表。那是我（非正式）学校教学的最初几年。在这几年中，我始终为一组同学举办讨论会，这些讨论会都很好，尽管在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正式的，而是在我们徒步旅行、滑雪或在多瑙河的江心岛度假时进行的。在学院里，我从我的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却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尔·布勒那里得益匪浅。（虽然教育专科学院的学生们都去听他讲课，但他却不在这个学院里教课，也不在那里任职。）
我除了给讨论会上课外，还要非正式地为我的同学应付我们必须进行的无数次考试中的一些考试作准备。其中心理学考试是由布勒安排的。后来他告诉我（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位大学老师进行的私人交谈中），这是他曾考核过的准备得最充分的一批学生。那时布勒刚受聘来维也纳讲授心理学，而就在那时，他的《儿童的智力发展》一书就已享有盛名了。他也是最初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之一。对我的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是他关于语言的三个水平或三种功能的理论（上面注「78」已提及：表达功能（Kundgabe funktion）符号功能或发放功能（Auslose funktion），以及更高水平上的描述功能（Darstellungs funktion）。他解释说：那两个较低水平的功能对于人类和动物语言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总是存在的，而第三个功能则仅仅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并且有时甚至在人类语言中（如在感叹语中）也不存在。
由于许多原因，这个理论对我很重要。它肯定了我的观点，即认为艺术是自我表现的理论是空洞的。它导致我后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艺术是“交往”（即发放）的理论同样是空洞的，因为这两种功能都微不足道地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甚至在动物的语言中。它导致我坚定了我的“客观主义者的”态度，而且它导致我——几年以后——以我所称的论证功能去补充布勒的三种功能。我认为语言的论证功能尤其重要，因为我把论证功能看作是一切批判思维的基础。
在教育专科学院的第二年，由卡尔·波拉尼介绍我结识了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教授。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是提奥多·贡佩尔茨的儿子（提奥多·贡佩尔茨是《希腊思想家》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朋友和译者）。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希腊学者，并且对认识论也极感兴趣。他是我仅遇到过的第二位专业哲学家，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大学的哲学教师。在这之前，我已结识了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汉诺威人，我的一位远亲，是列奥纳德·纳尔逊的学生），后来他成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哲学和社会学教师；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60年他去世为止。
像列奥纳德·纳尔逊一样，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是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之间进行的讨论常常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我们的争论一半是集中在我对马克思的批评上，另一半则是关于认识论的，主要是康德的所谓“超验演绎”（我认为它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作为论据），他对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法，以及纳尔逊的《论认识论的不可能性》。我们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从1926年一直持续到1956年，在他于1960年去世前几年，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接近一致的看法。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海因里希·贡佩尔茨对我总是很耐心。他以尖刻和挖苦闻名，可是我却从未碰到过。虽然在谈到他的一些知名的同事，如布伦塔诺和马赫等人物的故事时，他可能是最诙谐的。他不时地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并让我发表看法。通常我给他看我的部分手稿，但他很少发表评论。他决不对我不得不说的看法进行批评，但他却常常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那些对我自己的论题有影响的有关论点、书籍和文章上。直到若干年后，我把我第一本书的手稿（仍未发表，见下面第16节）给他时，他才表明他发现我所说的是重要的。后来（1932年12月），他给我写了一封高度评价我那本书的信，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对我所写的作品如此高度评价的信。
我读了他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就它们的历史方法来说是杰出的：他能够把一个历史问题探究到底，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胡塞尔并且（在谈话中）一直到奥托·韦宁格，他本人认识韦宁格，并认为他几乎是一个天才。我们在心理分析方面看法不一致。这时他相信心理分析，并且在《意象》上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与贡佩尔茨讨论的问题是知识心理学或发现心理学问题，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把这些问题换成发现的逻辑问题。我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任何心理学方法，包括贡佩尔茨的心理学主义。
贡佩尔茨自己曾批判过心理学主义——只是后来才陷入心理学主义。主要是在和他的讨论中，我开始强调我的实在论，我相信存在着一个实在的世界，认识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我开始确信，如果我们要论证这一点，而又不跌进心理学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现象论甚至唯我论——所有我拒绝认真对待的观点的陷阱中，我们就不能从我们的感觉经验（甚至从我们的感情，如同贡佩尔茨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出发。我的社会责任感告诉我，认真对待这类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背叛，就是滥用我们应该用于真正问题上的时间。
自从我进入心理学实验室以来，我做了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很快使我确信感觉材料和“简单的”观念或印象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它们是虚构的——是基于把原子学说（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见下文）从物理学搬到心理学的错误企图的发明。格式塔心理学的支持者们也持有类似的批判观点，但是我却觉得他们的观点不够彻底。我发现我的观点与奥斯瓦尔德·屈尔佩及其学派（符茨堡学派），特别是布勒和奥托·塞尔茨的观点相似。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并不用意象来思维，而是用问题及尝试性的解决方法思考。我想，发现我的一些结果已被别人抢先达到，尤其是已由奥托·塞尔茨抢先达到，这是使我离开心理学的一个次要动机。
放弃我花费数年时间研究的发现心理学和思维心理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下列顿悟而达到了顶点。我发现联想心理学——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心理学——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翻译为心理学术语而已。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讨论“人是必死的”之类的陈述。这里是两个“术语”和一个“系动词”把它们连接或联合起来。把这译为心理学术语，你将会说思维在于把人的“概念”和必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只需记着这一点去读洛克的著作就会看到是怎么回事：他的主要假定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有效性，并且它描写了我们主观的心理学的思维过程。但是主谓逻辑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东西。（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与一小部分朴素的集合论不适当地混在一起的一小部分布尔代数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竟仍然会把它错认为是实验心理学。
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把一个含糊的逻辑学说翻译为一种所谓实验心理学的机制仍在运转，而这种机制甚至对布勒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有危险。
因为，在布勒同意并且大为赞赏的屈尔佩的《逻辑学》中，论据被认为是复杂的判断（这从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错误）。结果在判断和论证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区别。进一步的结果是，语言的描述功能（它与“判断”相对应）和语言的论证功能是同一回事；因此，布勒未能像他早已分辨言语的三个功能一样，看到论证功能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
能够把布勒的表达功能与他的交往功能（或符号功能、发放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或人即使没有被刺激作用的“接受器”也能自我表达。能够把表达和交往功能与布勒的描述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人类都能传达恐惧，而毋需描述恐惧的对象。而后我发现能够把描述功能（按照布勒的意见，是人特有的高级功能）与论证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因为存在着像地图一样的语言，它们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论证性的。（顺便说一句，这使得地图与科学理论之间大家熟知的类比成为一种特别不幸的类比。理论基本上是论证的陈述系统：它们的主要点是它们用演绎法说明。而地图则是非论证性的。当然，每一个理论也是描述性的，如一张地图那样——正如它像所有的描述性语言一样是交往性的，因为它使人们得以行动；并且也是表达性的，因为它是交往者的“状态”的征候——这个交往者也许碰巧是台计算机。）因此有第二种情况，即逻辑上的错误导致心理学上的错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语言学倾向的心理学和先天的生物学需要的心理学是人类语言的使用和成就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对逻辑的研究要优先于对主观思维过程的研究。并且它使我非常怀疑我那时接受的很多心理学理论。例如：我开始认识到条件反射的理论是错误的。不存在像条件反射那样的东西。必须把巴甫洛夫的狗解释为在获得食物方面寻求不变量（这方面基本上是“可塑的”，换言之，通过试错法可进行探索），并且解释为形成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期望或预期。人们可以称这一点为“条件”，但它并不是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所形成的一种反射，而是对所预期的东西的一种发现（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发现）。因此，用这种观点来看，甚至巴甫洛夫的表面上是经验的结果和别赫捷列夫的反射论以及大部分现代学习理论的结果都已证明，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他们的发现；因为反射论及条件理论，不过是翻译为神经病学术语的联想心理学。
1928年，我递交了哲学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尽管是间接地，但它是这些年我对思维心理学和发现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我终于离开了心理学。我留下了未完成的心理学工作，甚至没有在我写的大多数稿子中留下一篇誊清的稿子；而《论思维心理学中的方法问题》这篇论文是仓促写就的，起初只是打算将其作为我的心理学工作的导论，虽然是我转向方法论的标志。
我认为我的论文很糟，我甚至从没有再看它一眼。我还感到我的两次“严格”的考试（“Rigorosum”是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公开口试的名称）也很糟糕，一次是考音乐史，另一次考哲学和心理学。布勒以前考过我心理学，没有问我任何心理学方面的问题，而是鼓励我谈一下我对逻辑以及科学逻辑方面的观点。石里克主要考我哲学史，我在回答莱布尼兹的问题上是如此糟糕以致我认为我的考试不及格。当我听说我以最高分数“得到一致同意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这两科考试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然我轻松又愉快，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克服我理应不及格的感觉。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