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
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
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
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
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
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
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
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
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
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
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
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
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
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
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
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
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
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
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
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
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
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
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
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
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
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
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
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
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
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
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
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
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
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
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
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
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
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
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
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
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
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
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
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
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
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
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
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
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