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有了被追加的亡兄的"深资倚畀"，也就不在乎后来的文件怎么划分中央核心权力了，反正自己不想当皇帝，好好干事儿就是了。一向谨慎的恭亲王果然伸开手脚，大干起来。
第一步，改组军机处，把它落实为有实权的机构；第二步，强化总理衙门的职能，把它由临时的外交部改造成不可动摇的对外交往的中枢机构。
军机处，原来也是个临时机构，机构人员也无定数，一般情况下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人组成。军机大臣的正式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大臣上行走"，听起来很别扭。还有，刚到军机处的大臣，不管你原来职务或爵位多高，都给加上"学习"一词，称为"军机处学习行走"。质而论之，它也是一个由临时机构演化而来的部门。雍正晚期，大清帝国西北屡有重大军事行动，为了防止军事机密被朝廷的高官或其他爱议事的大臣泄露出去，雍正皇帝专设军机房。军机房稍后改名为军机处，只有少数被信任的大臣才得进去，称为"特旨召入"，以讨论重大军事问题。简单地说，这个机构只负责谋划，不负责执行。
根据"中外多事之秋"的判断，恭亲王奕?迅速把它改为议政与执行功能合一的机构。对于旧有的各军机大臣，除了资历深重并无条件支持自己的文祥之外，其余全部赶出去。同时，将自己岳父之一的桂良拉进新班子。他任用桂良也不只凭着亲戚关系，甚至说这一层不太重要，而是桂良的政治观点和他一致，主张大办洋务。更重要的是桂良的资历完整：在地方上，任过湖广、云贵、直隶总督；在中央，任过吏部、兵部的尚书，并被拜为文华殿大学士。
第29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7)
虽然说桂良进入军机处一年之后就死了，但奕?的权力平台却搭建完成。其余人士如兵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宝鋆、军机处学习行走曹毓瑛，皆与奕?政见一致。此中尤以官阶最低的曹毓瑛为最有政治预见力，因为在肃顺与端华炙手可热之时，他"独不附"。此外，他的才能也非常杰出：学历低，没考上进士，从七品小京官干起，分析时局头头是道，深得咸丰皇帝信任，他的用人之论也被传为一时名言。他说："军旅大事，患在信任不专，事权不一，古来良将，率以掣肘不能成功。"
按他的名论来看，新的军机处是要大干一番，不要掣肘的。在强化总理衙门的举措中，其重要组成人员往往有双重身份，在十人的班子中有四人身有军机大臣的职衔，其为奕?本人以及桂良、文祥与宝均。
总理衙门最初设置成部际委员会的形式，是要在处理完特殊时期的外交事务，予以撤销的，即"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在奕?看来，这个说法只能是对旧制的一种梦幻般的希望，或者仍是亡兄当年面子上的事情。现在，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对业务上重叠而职权上又互不隶属的南北洋二大臣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让二者完全听命于总理衙门。
奕?聚拢和操纵中央权力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治四年（1865）三月，他遭到了疑心日重的政治盟友免去一切职务的处分，包括拿去议政王的头衔。
慈禧太后处分奕?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信任亲戚"，但此时奕?的老岳父桂良已死，其他人形不成什么政治对抗能力，此条指控比较牵强；二是"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慈禧一方的判断失误，因为奕?不想当皇帝，用尽全力支持汉将剿匪乱，自己又苦撑办洋务的艰难时局，不可谓不鞠躬尽瘁。
对于这样一个深重的误会，皇室与廷臣同时劝解，先后有惇亲王奕、醇郡王奕 及通政使孙翼谋、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广诚等上奏，恳请继续任用奕?。慈禧虽然位居实际统治者的地位，毕竟才三十岁的年纪，阅历不深。也就是说，这一次出手过急了。在众臣的压力下，她只好恢复奕?最重要的职务即管理总理衙门大臣并"仍在内廷行走"。奕?入宫谢恩，一如他在兄灵前震天的痛哭那样，这次又放声痛哭并承认了慈禧此前所有指责。
慈禧因见过奕?的政治表演技巧，不敢轻信判断这次的痛哭是不是委屈的宣泄，不得不拿出嫂子的威严，说："你是皇帝亲信的重臣，与皇室及国家共命运。所以，对你期望殷切，就不得不在责备之时用词严厉。你仍承担军机处的领导工作。"
不管怎么样，奕?的两项最重要权力在短时间内恢复。但是，他确实比原来谨慎了。在他侄子同治皇帝亲政的第二年（1874），给了他一个象征性的处分，他没任何辩解地接受了。
小皇帝找的理由几乎不成立，说什么"召对失仪"。臣下再尊君上，奕?也是小皇帝的长辈呀，再说经历九年前的那次处分，奕?再也没什么"狂傲"之处了。
欲加之罪，不怕没借口。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借口，四十二岁的六叔被十八岁的皇帝侄子给绊了个大跟头：爵位由亲王降为郡王，并夺去他长子载澄承袭的贝勒爵位。
对于儿子这个过火的举动，本不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于第二天马上出面干预，谕命"复亲王世袭及载澄爵"。小皇帝的权威受了挫，但不是他六叔的原因，而是毛头小伙子的失误。毛头小伙子还没来得及以适当的方式纠正自己的错误，或给六叔一个什么安慰，就死在了天花病上。当时的医疗水平尚无法有把握地治好天花病，所以不管你贵为皇帝还是贱为乞丐，得了这个病只有安下心来等待死亡与生存的随机结果。
对于慈禧太后立醇亲王的儿子为新皇帝，奕?没有丝毫反对意见，至于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他也只有赞同的份了。
第30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8)
小皇帝是奕?的侄子，也是他"年轻的老嫂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光绪皇帝登基之时（1875）才五岁，比他的叔伯哥哥同治皇帝的登基时的年龄还小一岁。光绪皇帝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借着四十岁寡妇姨妈的权威，小家伙幸运地成了皇帝。但是，这对于整个爱新觉罗皇族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对于奕?本人也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因为虽然他没心思当皇帝，但他的儿子们按辈分与已故皇帝血缘的远近关系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没有人能阻止这场政治灾难的发生，只希望它别再往坏处发展就是最好结局了。面对这一尴尬状态，光绪五年（1879），一位叫吴可读的御史以生命为代价，做了一次努力。
有进士文凭的吴可读是个正直的人，因言论过激曾受过降二级的处分。光绪五年（1879），同治皇帝的寝陵（名惠陵属清东陵系，在今河北遵化县）完工，尸体要安放进去，即"奉安惠陵"。吴可读申请参加安放礼仪，得批准。在回程的路上，走到蓟州（今天津蓟县，在北京东偏北，河北遵化西偏南），一行人在废寺中过夜。夜间，吴可读悄悄找了个地方去上吊，可能由于绳子不太结实的缘故，没吊死。而后，他又将已准备的毒药放入口中，为一个重要事件拉开了序幕。
吴可读衣服里有一封遗书，遗书写得很长，但意思却很简单：要求小皇帝一旦生了儿子，就过继到死去的叔伯哥哥同治皇帝的名下。这种行动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尸谏"，进谏者百分百地能青史留名。
表面看来，这个事情并不复杂，但含义却非同一般。其一者，限制了慈禧太后随便生出废黜小皇帝的打算，即便废掉，也得由名义上是同治皇帝的儿子而实质上是光绪皇帝的儿子来接班；其二者，让皇位的传统固定在醇亲王这一支系上，也就是说慈禧从咸丰皇帝的一系突然转到醇亲王一系的处理，只有算个特例。
慈禧太后也没法对吴可读的尸谏不认可，而其中最妙之处就在于有效地限制了恭亲王一系的夺权欲望。所以，就有了给吴可读比正常死亡多给丧葬费的荣誉表彰加实惠的"优恤"。最重要的是大臣们对吴可读建议一致通过，即"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后，无异议"。
六十八岁的吴可读久历官场，可谓老谋深算，为了表达他对洋务的反对意见，在遗书的最后，他放了两支暗箭，说："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
老家伙的"尸谏"也为自己带来一时的盛誉，他儿子吴之桓按他写的家事遗书上的要求，所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把他埋在了蓟州。首都北京的人民也大受感动，将他居住在城南的旧宅改成了纪念馆，来敬拜他。
事情的演变预示着由于儿子当了皇帝，醇亲王奕 将取代奕?的首辅大臣的地位。当然，这个软性政变现在只是一种苗头，仍需有关人士努力，也需要适当的时机。在吴可读死后两年（1881），一名职任中庶子职务的官员陈宝琛，上书弹劾奕?集团的主要成员宝鋆。
这个似是而非的弹劾所依据的重要理由是天上的星相出现了异常，应当依据汉代"灾异策免三公故事"，罢免宝鋆。慈禧实在找不出宝鋆的过错，就回答说："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尚无过失。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唯既有此奏，自平时与王大臣等议事未能和衷共济，致启人言。该大学士受恩深重，精力尚健，自当恪矢公忠，勉图报称，务宜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用副委任。"
慈禧比十六年前可成熟多了，也比七年前给儿子纠偏的手腕更油滑。先说宝鋆存在一定的团结方面的欠缺，即不能与议政王奕?"和衷共济"，暗示军机处这个班子还是有问题的；其次，军机处存在比团结欠缺（尽管不是大问题）更深的隐患，那就是"因循积习"。
奕?的稳妥策略变成了因循积习，似乎吴可读的"毋争"、"毋创"之名论不是冲奕?来的。
矛盾的信息恰预示着一场软性政变的到来。
第31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9)
在奕?越来越低调的时候，软性政变也离他更近。他的七弟奕 虽以谦虚为个人一贯风格，但儿子当了皇帝，自然就有人哄抬他的政治行情，何况早在同治九年（1870）兄弟俩就实质上掰开了面子。
在肃顺集团当道之时，兄弟二人与两位寡嫂联手，干掉了肃顺集团。当时，还是由身为醇郡王的奕 指挥了逮捕肃顺于密云的行动。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共同的利益也越来越少。
扳倒肃顺集团三年后，奕 加了亲王衔，形象地说，相当于"享受副县长待遇的镇长"那种含义。他心里明白只有谦虚谨慎还是不够的，必要时要有所表现，也强硬一回，把"相当于"的那衔给升上去，升到正式的亲王。只有自己成了正式的亲王，他这一支才能有希望待在皇族的核心权力圈中，或可出个皇帝什么的。后来，这个远景实现了，不但他的一个儿子成了光绪皇帝，而且他的另一个儿子的儿子（即某个孙子）还成了宣统皇帝。
能够一显自己强硬态度的机会出现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刚过"三十而立"的界线，他也该发一把英气啦。这年（1870）夏初，天津市民打死了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
天津是首都的卫星城，也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时也叫三口通商大臣）的办公地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相当好。法国传教士们试图在这里开劈一片天地，但遭到了普遍的抵抗。吊诡的是，抵抗的方式不像广东人那样组织民团，而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经典的造谣手法。市民之间互相传说，天主教堂的人向儿童撒迷糊药儿，把小孩子骗进教堂，把眼睛挖下来，把心脏摘下了，当药引子。
这个纯粹中国版本的"传说"弄得天津市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当然也是"人情洶洶"。他们得找个机会报仇，至少要出出恶气。官府见局势危险，就由负责天津、牛庄（今营口）、登州三口通商的大臣崇厚下传票，传讯法国驻津领事，到公堂对质。开庭之时，天津市民人山人海地那个看呀，把丰大业搞得真有些晕乎。中国人爱起哄，一旦听到丰大业为教堂的人辩护，市民们就往丰大业及被传讯的教堂一方的人身上，投砖头、瓦块。丰大业哪里见过这阵势，气愤至极，冲出公堂，直奔三口通商大臣的官署去了。他也没了绅士风度，痛骂崇厚，并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威胁崇厚。
丰大业还不会傻到一枪打死或打伤崇厚的地步，那样他回国也没法交代。可巧，撒完气之后，出门遇见一位叫刘杰的官员，刘杰的仆人没给丰大业好脸色，并与丰大业发生了肢体冲突。丰大业火气又起，一枪击中了刘杰的仆人。这下子可点着了冲天的大火，公署外的市民一拥而上，掌脚加棍棒，把丰大业给揍死了。市民们打死丰大业还不算完，又敲锣聚众，怒烧教堂与洋房，杀死信天主教的中国人与洋人好几十个。
这算是三十年以后的义和团运动的一次演练吧！
演练归演练，这场骚乱引起的外交纠纷还是要处理的。奕?主张"外敦信睦，隐示羁縻"一贯手法，即柔性手段处理，而奕 则指责柔性处理伤吏心、挫士气、损邦本、抑国威，且与国家一直讲求的自强目标不一致。奕 不仅在此次外交政策的发言上公开与奕?相左，就是在洋务运动初期，他也表示出了对用汉人、办洋务政策的微词，曾给慈禧太后上奏说"请摒隐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就奕 本人的强国诉求而论，他本质上并不排除洋务，甚至说没有他后来以海军大臣的身份支持洋务运动，大清帝国就不可能修成铁路。换言之，立场与权力分配是密切相关的。
在奕 悄悄向奕?争权的过程中，慈禧也有意支持自己的妹夫奕 。也就是说，在两个小叔子之间，她已经明显地倾向用有双重关系的那一个，去替代只有一层关系的那一个。
天津教案最终还是按奕?派的主张处理了，将天津府县二级官员革职并判刑，发配到黑龙江去戍边，也杀了十几个带头闹事的市民及流民。
负责处理此事件的直隶总督（大学士衔）曾国藩与崇厚给事件做了最后定性，他们说（今译）：
第32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10)
"我们把对天主教仁慈堂的信教男女捉拿到案，审讯后证实教堂并没有传言中挖儿童眼与心的事情。现在恳请中央通知各省，让各省人民都知道天津的传言纯系虚诓与诬陷。"
由于曾国藩的权重压住了奕的强硬立场，同治元年（1870）八月此案了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奕 这一方被压制住了，过了两年，同治十一年（1872），奕 晋封为亲王。也就是说，原来的"相当于"变成了今日的"真正的"亲王了！
相对于六哥，除了有慈禧太后是他大姨子的亲戚关系之外，他还有年龄优势。他比六哥小七岁。在被封为与六哥一样的亲王之后，他又忍了十二年。到光绪十年（1884），奕 四十三岁了。当然，此时他儿子已经当了十个年头的皇帝。但是，一如同治皇帝时代一样，小皇帝没有实权，太后仍然垂帘听政。或者说，他把儿子交给了大姨子当傀儡，才能保亲王的级别不被降等。不是吗？六哥可是有由亲王降等为郡王的经历的！
在他儿子被确立为皇帝时（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他谦卑地快到了头拱地的地步了，他给两位寡嫂写信说（今译）：
"臣下我侍从同治皇帝十三个年头，老天不垂怜，使皇帝归天走了。瞻仰皇帝的遗容，我的心都碎了！忽然接到两宫太后的旨意，要从我的儿子中选择继位的皇帝，我感到太意外了，一时头晕目眩，不知如何是好。我本来就有肝病，现在加上这一打击我的身体快摧垮了。恳请两宫太后可怜我，允许我辞去一切职务，让我安心养病。可怜可怜我吧！也为天地间留下一位虚耗国家俸禄的人，为宣宗皇帝留下一个庸纯无才的儿子。"
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铁石心肠，读了此信，一定会热泪盈眶的。是呀，他父亲给他留的那个皇帝老兄死了，亡兄的儿子即同治小皇帝又死了。他奕 也怕死呀！不求你们可怜我本人，可怜可怜我那死去的老爹道光皇帝总还可以吧？
但是，任何一个知道皇室与官场游戏规则的人，都不能否认"这是玩花活"。典型的花活，比六哥在热河痛哭亡兄玩得更深沉！不是吗？吴可读在五年后，以生命为代价挺了他一把。不是吗？六哥已经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
光绪十年（1884），奕 经过与比他大四岁的寡嫂的密谋（此时东太后已死了三年），将中法在越南战场的大清帝国的败绩全部归咎于恭亲王奕?，诏书宣布"开去一切差使"，让他"家居养疾"。既然奕?被开革了，军机处的其他大臣也在所难免：宝鋆，三年前就被陈宝琛"找斜茬儿"的奕?的得力助手，这回终于被挂上了，与李鸿藻一起，"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也被赶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即专门给小皇帝当辅导员去了。
声称有病的，不让休养；本来没病的，却让你好好休养。政治这东西，就这么怪！
至于罗列的奕?导致过失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者，在军机处重要岗位上，不积极发挥作用，形成"委蛇保荣"；其二者，执政多局限于成见，为言官所批评，但就是不想改正。在慈禧及奕 看来，这样下去不但会导致朝廷受损，而且还会导致"窃权乱政"即夺取帝位的祸患。
由于奕 身为皇帝生父的特殊情况，不便直接领导军机处，只好由礼亲王世铎出任。同时太后给了一道命令，让世铎遇有重要事务要与恭亲王协商办理。
奕 成了本次软性政变的最大受益者，即代替了六哥而成为寡嫂的新的政治合伙人。但看起来，世铎代他打理的军机处的组成人员，简直无法与奕?的当年班底相比。军机处新的五大臣，包括世铎在内，除了孙毓汶一个人才干不错以外，其余四人都不甚了了。尤其额勒和布虽有清廉之名并在朝日久，但是善于自保，对朝政得失不出一言，被同僚讥为"哑人"。
起初力主罢黩奕?班子的宗室大臣盛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大有后悔之意。他又公开评论说：恭亲王才能在众朝臣之上，以礼亲王之才干与恭亲王相比，礼亲王远远不行；恭亲王班子里的李鸿藻算是不行的，"昧于知人"，但也远在世铎班子里的张之万的见识之上。
第33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11)
这个客观的判断把慈禧太后弄得火冒三丈，把盛昱的奏折狠狠撕烂，破口大骂："这小子嘴巴厉害，厉害得到了倾国覆邦的地步了！难道他不允许皇帝自己任用任何一个亲信之人吗？"
明白人都知道：哪里是皇帝在任用亲信之人，分明是皇帝的亲爹在任用自己信任的人，并且也是在她太后同意之下，才正式任命的。比如对军机大臣领班大臣的选任，奕 举荐了庸庸不智的世铎，慈禧认为可用。
在慈禧的打算中，只有军机处变成庸才的组合体才有利于醇亲王遥控。还有，国家要组建统一指挥海军的机构，此机构重要之非常，务必由醇亲王来统治才能使慈禧太后放心。并且，她也不绝对相信奕 ，就在奕 于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视察北洋海军时，慈禧就派了大太监李莲英随同前往。去就去吧，可偏偏这李莲英爱造声势，弄得由北京到天津的沿路市民都大为惊恐。
一位叫朱一新的御史对此大为反感，准备借机发难。一方面，他要借皇帝将要亲政的趋势压一下老太后的气焰；另一方面，醇亲王虽然转变了反对洋务的态度，但毕竟在处理政务方面还是柔弱了一些，他有责任挺一把。
八月份，黄河在山东决口，泛滥成灾，北京附近及山西又暴雨不断，还有，四川与福建也发了大水。朱一新就借传统模式（一如陈宝琛于同治七年弹劾宝鋆那样），借天灾说人事。他在上奏中认为"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非外廷所能喻"，并借唐朝宦官监军致乱的史实教训慈禧太后，称言："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而涓涓弗塞，流敝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
慈禧太后读奏大怒。这回，她不像扯盛昱的奏书那样，也不管什么唐朝不唐朝的典故，她只求问一个明白，责问朱一新："你说说我有什么苦衷？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朱一新见力挫慈禧的言论已经大奏其效，就耍起了滑头，回复说（今译）：
"我说的'不得已苦衷'一句的意思是，因为醇亲王为国家最亲近的藩王，出国门远行，太后派内侍随行，表明了体贴醇亲王的意思；同时，也是出于谨慎国事的考虑。这种办法，在朝廷不合体制；在臣民们看来，也是闻所未闻的。"
接着，他就把李莲英的猖狂行状完全给勾画出来。如果说上一次宦官监军还有引经据典之文雅，那么这一次就是很现实的深度报道了："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接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戒人观听。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尽于言也。"
就是说到这个份上，足以要李莲英的命，还说"不能尽于言也"。玩得真深沉！
慈禧太后讨了个没趣，好歹自己也快交还政权，光绪皇帝也要亲政了，就不再和朱一新过多计较。处分吗，还是有的，降他一级官，由御史改任主事。按现在的话来说，由副部级降到正厅级。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慈禧太后兑现自己的诺言，让光绪皇帝亲政。似乎这天下就是十九岁的少年皇帝与他五十岁的父亲恭亲王所共治的了，所以，醇亲王的好朋友吴大澂就不失时机地提出给醇亲王加尊号的建议。
这一回对慈禧的激怒，远胜于盛昱的直率及朱一新的"狡猾"那两次的刺激。太后震怒，她拿出杀手锏，即醇亲王所写的《预杜妄论疏》，印成文件，让天下人都明白：醇亲王早就说过，他不要尊号。
言外之意，那就是：他若是想要尊号，这海军大臣及遥控军机处的大权，肯定到不了他的手中。如果不按醇亲王的设想来，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或者说：一旦醇亲王有了尊号，他完全可以废除儿子，自己当皇帝；至少来说，也会把"退而不休"的慈禧太后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
奕 的《预杜妄论疏》在本质上是一份保证书，写于光绪八年正月（1882）初，他写道（今译）：
"历代继承皇位的君主，推崇亲生父母，以南宋孝宗不改他生身父亲秀王的封号，最为合理。顾虑皇帝亲政后，会有奸佞小人引用北宋英宗治平、明朝嘉靖两个时代尊崇本生父母的旧说，来推广邪说，因此我要提前写这份奏章，等皇帝亲政后，公布于天下。以使千秋万代，不再议论当今皇帝的生父（即我本人）的尊号问题。"
第34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12)
有一人的诺言在，别人再论此事，就没什么意义了。而奕 本人呢，在提心吊胆的生活中，又走过一年多的"给儿子看摊子"的日子。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死了。
他的承诺也并没因他的死有所改变，而无论他的承诺多么得真诚，也没拦住七年半后慈禧太后圈禁了光绪皇帝，并且，太后也不再搞什么垂帘听政，而是在便殿办公，名为"训政"。
这又是一次政变。政变之后，六十三岁的慈禧只好自己走向前台了。或许这并不是她的本意，但是她又指望谁呢？
被她以软政变手腕挤兑下台的恭亲王奕?在该年三月就死了。
吴可读嫖成名，龚自珍色亡身
在慈禧太后操作裕如的政变中，任何反抗都变得那么滑稽和荒谬。肃顺的傲慢与后悔，吴可读的倔犟与自恋，都成了时代的标志。那些东西不仅仅与国家政治有关，而且还是社会整体生活的写照。
荒谬，成了时代生活的本质。
吴可读尸谏之后留下了一个滑稽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在不否定他的愚忠的前提下，证明他的"思路错误"。整个过程可以套用现代荒诞剧的模式来说明：认认真真地做游戏，马马虎虎做正事。如果再不好理解，就得用民间谑语来表达：把喜事办成丧事，把丧事办成喜事。
光绪五年（1879）三月，吴可读尸谏之后，其谏书被慈禧太后下发给"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诸官员讨论。于是，大清王朝的重臣们各自作出表态，徐桐等三人"连衔一疏"，张之洞等四人又"各一疏"。这些反馈意见又被交付有亲王爵位的高级贵族审阅，礼亲王世铎的判断是："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后此所降之旨，亦未能细心体仰……"
一句话：吴可读犯了常识性错误。
其实，阶位稍低（吏部主事）的吴可读的光绪有子之后过继给已死的同治皇帝之论，早有更高阶位大臣于光绪初立时就说过。此人是内阁大学士广安，他当初要求朝廷铸铁券来确认他建议的法统安排。作为一位熟读汉族皇权历史的满族高官，他在奏书中说：
"惟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起无穷斥驳。使当日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对于广安的大胆，两宫太后（其实就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发出懿旨，给予训斥："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
到吴可读旧事重提之际，当然没人再敢支持吴论了。假使支持吴论，势必引起广安之论的重提，推翻了四年前训斥广安的"两宫懿旨"。
徐桐等人从另一个角度为慈禧太后辩护，把已死之人吴可读推到不懂祖宗家法的境地，其奏曰："窃思吴可读所陈预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此万世当敬守者也。"
宝廷则更为狡猾，他说："将来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如此一说，大家不是都在扯淡吗？本来是皇族家里的一件孩子过继的事情，怎么成了接班人的问题了呢？何况光绪皇帝还没儿子呢！
张之洞则比宝廷更胜一筹，他的意思是现在放下此事，冷处理，到光绪皇帝传位时再说。在他的长篇奏章（或许可叫政治论文）中，将儒家经典与历史典故充分结合，得出一套结论："《春秋》传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侄，辗转授受，每难帖然。不知从父从子，乃生衅隙，若皇子承继先朝，但存名义，岂判亲疏？"
在本不足道的闹剧化的政治讨论中，还是宝廷说得到位：本质而论，我们在讨论一个神经病患者提出的问题。在其奏中有云："可读不自云'临命之身，神智瞀乱'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储，可读岂未知之耶？"宝廷所引确乎有据，吴可读在尸谏奏章中说过："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摺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之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
第35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13)
按现在医学观点来论，吴可读即便不是轻度的精神病患者，也是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这与他青年时代的严重挫折有关。当年，他从老家甘肃皋兰县（现属兰州市）进京赶考，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一头扎进温柔乡，"日遨游北里中"。初次参考，大败而出。吴可读面对考试败局不甘心，向外放话，说"留京再试"，大有考不上、不回家的决心。知情人则讥诮他，"实则恋某妓，不忍言别"。
嫖妓宿娼是要花钱的，因此吴可读的手头很快花空。他的名义老师（即主考官，时称"座师"）闻知此状，怜他年轻有才，就劝他出城，住到九天娘娘庙（一说在广安门一带，一说在圆明园一带）去，"地僻远城市，可一意读书也。"
为了功名，吴可读听信了名义老师的劝告，整理行李前往九天娘娘庙去住。刚住过三天，到第四天头上，他就忍不住了，憋得发慌，自言道："人生实难，何自苦如是！"当天就赶往城里，住到他所倾恋的妓女那里。时间已久，再次花光了手头的费用。没钱了，妓女对他也不那么热情了，甚至还饭食都不正常提供了。
甘肃籍在京官员闻听吴可读此状，就主动给他集资，条件是他回九天娘娘庙去住，否则就不把钱交给他。为了大头，只好委屈小头。吴可读接受同乡的条件，拿到集资，再去九天娘娘庙。
吴可读这么一折腾，折腾得出了名，北京人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无不叫他"吴大嫖"。此前，北京衰败经年的有名戏班四喜班，被一位叫余三胜的人救活，北京人出了一个上联："余三胜重兴四喜班"。不短的时间里没人对上下联，等"吴大嫖"名满京都之际，有头脑灵活的文人利用这个事情对出下联，曰："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余三胜"对"吴大嫖"，"重兴"对"再住"，"四喜班"对"九天庙"，可谓绝对一幅！
后来呢，吴可读终于考上了进士，一改好嫖恶习，做起严肃官员来。其实，他本身并非嗜嫖，用现在的话来说，"自我炒作"而已。"自我炒作"也是他二度成名的不二法门，在精神混乱中玩一把尸谏，赌命汉一下子成了堂堂忠臣。
何其荒谬！
晚清以降，因好色而出名的文人不仅吴可读一人，比吴可读更有名的人则是龚自珍。
龚自珍是位杰出的学者，不唯"治学博杂"，而且还精通满洲话和蒙古话。龚自珍又好挥霍，"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这位"怪物"更拿手的活计是勾引女人，而且是针对有身份的贵族夫人下手。多少有点法国名著《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做派。
有一次他去庙会上闲逛，发现一群王公贵族家的女人结伴而行，他一眼瞄上一位蒙族贝子的福晋（太太）。两人眉目相接后，龚自珍就用蒙语与该福晋对话。二人很快约定云雨之期，并屡得鱼水之欢。事过不久，被蒙族贝子发觉。贝子大怒，把福晋休了，又要找龚自珍算账。多亏贝子府中有人急忙送出消息，龚自珍才得单身逃亡。龚自珍逃出北京，"走至江淮间，几乞食"。狼狈之状可想而知。但此固为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人们不太计较。等他功名成就，做了部曹官员后仍是旧习不改。
当时，皇族人士弈绘（号太素）开有明善堂（相当于现在的学者沙龙），屡约龚自珍去做客。弈绘有贝勒的爵位，龚自珍自然愿意交结。时间一长，龚自珍才学震惊四座，弈绘的妾（称为"侧福晋"）中有一位名叫"西林太清春"的，十分爱慕龚自珍的才学，就与龚自珍暗通款曲。龚自珍更展才学，以二人婚外恋为题材，写下不少诗词，如《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等。
弈绘知道内情后并没像蒙族贝子那样采取休妻杀人（未遂）的办法，而是派人与龚自珍宴饮，在酒中下毒，鸩杀之。
关于龚自珍之死，还有因色自杀的版本，即与奕绘无关。据传，龚自珍于道光十九年（1839）以四十八岁年龄，告病辞职，到江苏丹阳客居（原籍为浙江杭州）。在丹阳他又找到一位红颜知己，名叫灵箫。
灵箫本非如前两位福晋那样是良家妇女，风尘中人用情自然不会专一。龚自珍曾撞见灵箫与别的男人亲昵，醋意大发，命灵箫与该人断绝来往。灵箫表面答应，背后与该人来往更加密切。龚自珍察觉后，决定毒死灵箫。他拿着一小瓶宫廷密用毒药对灵箫说："这药出自宫中，吃下去不会立刻死掉，几天后死了，也验不出死因。"灵箫无奈，服药殉情，龚自珍也服下毒药。
此年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自珍五十岁。他是对爱情绝望，还是对世道绝望，无人知晓。
1862年，同治元年，这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次科举，皇帝公布考试结果--赐徐郙等一百九十三人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
1874年，陆润庠考得"一甲一名进士"，即通常所说的状元，而后的政治生涯证明他是最顽固的反改革分子。他以进献其祖先陆贽文集的方式表达的政见："我不赞成墨守成规，但新法未必一试就好，应当参考以往国家政治事例，才能实行。"
第36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1)
第四章
1862-1874：
教育亡国的隐喻
科场如集市，状元次品多
讨论晚清科举问题，还要提及时代名人肃顺以及不太有名的耆英。他们两个都有宗室背景。肃顺以宗室身份踏上仕途，有无比的优越感，如果说耆英以敢说而著称，他肃顺就是以敢干而著称，并且耆英实际上也死在了肃顺手上。
经过宫廷职务的短暂历练，肃顺在咸丰皇帝即位时，就干到了内阁大学士的高位，并有其他兼职。此时，他才三十五岁。《清史稿·宗室肃顺传》称："以其敢任事，渐向用。"也就是说，他这只政治股票在一路飙升。
肃顺在四十二岁时（咸丰七年，1857），成为大清王朝既年轻又有实力的重臣，身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他的威力之大，无法细说，但仅就他的亲哥哥郑亲王端华对他的附和，足见一斑；另一位亲王，怡亲王载垣也坚定地与他结成政治同盟。
时当耆英不履使命，奔回北京，在通州被逮捕，咸丰皇帝命有关部门议罪。起初判的是秋后绞死，但肃顺坚决不同意，上疏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咸丰皇帝怪他"其言过当"，算是批评，然而总究还是采取了弹性处分：现在杀，但不砍头，让耆英自尽。
弄死了耆英，肃顺彻底知道了自己的分量。在柏葰一案上，他再显身手。
柏葰也是位权高位重的大臣，蒙古正蓝旗人，进士出身，道光末年干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并授内大臣职衔。稍后又调吏部，任尚书，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
咸丰八年（1858），柏葰受命主持顺天乡试，并任文渊阁大学士。顺天乡试是为国家选拔储备人才的重要考试，历来为作弊、投托者所追逐。也就是在这次重要考试中，一向有"素持正"之名的柏葰犯了致命的错误。考试作弊情况被纠弹，咸丰皇帝命复查，结果一下子查出五十份有问题的答卷，史称"文宗震怒"。连浑噩的文宗（即咸丰皇帝）都震怒了，可见问题之严重。柏葰被一撸到底，听候处分。
偏是天公不作美，咸丰皇帝派出复查此案的大臣是怡亲王载垣，而柏葰一向又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关系很紧张。案件复查中，查出了柏葰家人靳祥徇私的事情：靳祥受罗鸿绎之托，向柏葰讲情，取罗鸿绎入榜。柏葰耐不住靳祥讲情，答应罗鸿绎将场外代答的试卷送进去，调换现场答案。
肃顺抓住铁证，要置柏葰一死。靳祥被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不论，只说咸丰皇帝这一头，他考虑素来的蒙满关系，不想处死柏葰，史称"上犹有矜全之意"。然而，皇上也抗不住肃顺的压力，只好下旨杀人。咸丰皇帝发诏说（今译）：
"科场考试是国家选择人才的重要仪式，凡有借营私舞弊者，法律规定从严查处。自从大清国开科以来，还没有哪位主持考试的大员敢以身试法的。现在，柏葰身为国家一品高官，辜负皇恩、无视法律，竟到如此地步。他柏葰身为大臣，而且还是甲科（上第）进士出身，怎么会不知道科考的法律？竟然因为家人的说情，就答应调换试卷。如果靳祥不是暴毙狱中，严加审讯，事情又怎么会不得彻查呢？国家有明文法律在典，柏葰又知法犯法。虽然说他的供述中有情有可原之处，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说到此处，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
第37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2)
虽然说这个案件不乏肃顺挟嫌报复的成分，但若是让肃顺这样的人抓到证据的事情，应当说是非常普遍事情了。民国初年许国英所撰《清鉴易知录》在提及柏葰案时说："自嘉庆、道光以来，公卿大臣的子弟遇到科举考，竞相打通关节，把得中高科看做是旧有之物，把请人预荐主司而得中视为平常之事。"
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场作弊，成了"法不责众"或曰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身跨大清与民国的文化学者徐珂（1869－1928）在其笔记《清类稗钞》所记科场诸事，当算是对柏葰事件时代背景的写照。比如他讲的通关节的故事，即是如此。故事说：京师凡有考试，无论大考小考，人们都争相提前拿考到题目，逢上科举更是如此。考生去拜访考官，递张纸，纸上写几个让别人查不出头绪的文言文虚词。在这几个字下，画一个黑色墨圈的人，表示愿出白银一百两拿到考题，而画个黄色圈的人则表示愿出一百两黄金拿到考题。有一次科举时，某考生打通了关节，考官告诉他，写八股文时要连用四个"一"破题，便能中前几名。该考生如应而行，写道："儒一而不为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如此写法，可以说是狗屁不通，但该生偏偏就中了进士并名列前茅。
一个国家如此生产次品人才，国家政务又由这些次品人才来管理，不亡国，那就是怪事了。
清代文人自动承袭明时之弊，科举时抄写范文也成了一大奇观，而就是有了范文，有的人都抄不好，以致于考官有时要从抄得较好的参试者中选人才。如此而为，真让人哭笑不得。而在行此"善举"的学官来看，这样可以鼓励学生们认真背诵《四书五经》。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彭芸楣任浙江督学，一次到某地主持考试，收卷后，大为惊诧：该地生员质量很差，没一份卷子合格。倒是有三位抄范文的人，答卷尚可：第一个原来照抄，另两个则对范文各稍作段落顺序变动，也勉强可看。彭督学就将这三人列为前三名，予以公布。他对前来看榜的生员们说："能把从小读的范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记性不错，应当鼓励，所以取他为第一。"
乾隆素以整顿科场弊案而留名于中国的监察史，而事实上呢，从他那个时代起，教育体制就败坏透顶了。所以，到清亡后，民国时代的许国英说嘉庆、道光两朝以来科场请托成风，也不为过，甚至说是比较保守或客气了。
在道光咸丰两朝不可一世的权臣肃顺，在科场上反腐以树自己威信，固然是"将反腐政治化"的举措，但也就是这件事，在他政治失败之后，还受到了指责。御史任兆坚上疏，要求为柏葰平反昭雪（"昭雪"二字为《清史稿·柏葰传》原字），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接奏后，将信件转给刑、礼两部合议。不久，两部的意见就变成了圣旨，诏曰（今译）：
"柏葰接受人情委托，当然应当承担刑事处分。但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法条上没有仅就接受人情委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给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这个判决主要是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葰有私怨而行的报复，他们乱用威权，使用牵连的办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才在圣谕中说'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现在，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柏葰不能说无罪，任兆坚御史要求昭雪，也是用词失当。考虑柏葰受恩于道光咸丰两朝，在皇宫内办理国务多年，平日里也没什么过错又勤于政事，虽然已经严刑处死，现在我当考虑当初父皇要法外开恩的仁慈之心了！"
很快，具体的补偿办法出来了：把身为候选员外郎的柏葰的儿子钟濂破格提拔，"赐四品卿衔"；并立刻补办正式任命手续，以六部郎中的职务使用。至于柏葰的儿子具体进了哪个部，《清史稿·柏葰传》没有详载，但是后来调到盛京（今沈阳）任兵部侍郎之职了。大清的盛京就相当于明朝迁都北京后的南京，还有一套与首都一样的政府体系，负责处理旧都所管辖范围的各项政务。
第38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3)
清朝效仿汉制早在入关以前就已开始，除了仿造朝官制度外，最重要的政治举措莫过于科举。皇太极于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八月下发谕令，试开科举，其曰（今译）：
"从古以来治理国家，要文武并用，武功在于平定祸乱，文教在于辅佐太平。现在，我要讲究文治，在生员中选取那些通晓经典的人，做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各贵戚府中以及满汉蒙各民族人家中的生员，都必须参加考试。九月一日，我将命令各大臣亲临考场，所有家主不得阻拦家人参加考试。凡是奴仆考中的，国家给他免除旧身份。"
至于参加考试的人数有多少，史无详载，仅就关外旧属明朝的生员就有三百人。这三百人的意义非凡，因为四年前旧属明朝的生员不服清朝（此时仍称"后金"）统治，发动过叛乱。皇太极以铁血手腕镇压，幸存者则变名逃匿。四年后，有三百人参加，说明那些逃匿者又悄悄回来了。
该次考试选取了两百人。
而后，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生员，又于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专门举行为汉人开科的考试，共录取二百二十八人，其中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
就文化本质来论，清朝政权在正式入关前就已经高度汉化了。清朝入关，暴力推行剃发令，也只起到了一个为整个帝国贴上商标或安上清朝外壳的作用，而其"机芯"已经完全汉化。汉化的升级已经进入程序，康熙十二年（1673），国家尚未完全稳定，就开了入关以来的第一科。此科共录取进士（赐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一百六十六人。从康熙十二年正式开科到宣布取消科举前的1903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年间，除特殊的鸿词博学科等外，正式的国家级大考共举行了九十二次，录取进士总共两万零八百零九人。其中：康熙时代，考试十七次，录取三千一百七十五人；雍正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四百九十八；乾隆时代，考试二十四次，录取四千七百四十四人；嘉庆时代，考试十次，录取两千两百一十人；道光时代，考试十四次，录取三千零九十人；咸丰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零四十人；同治时代，考试六次，录取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光绪时代，考试十一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四人。（详细情况请见本书附录三《1673-1903年进士人数简表》）
计算下来，每次平均录取二百二十六人；以雍正时代与光绪时代平均每次录取最多，前者为三百人，后者为三百一十五人。
雍正一代合法性不足，还出于"曾静妖书案"（指责雍正篡弑），所以皇帝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故要提高录取比例；光绪一代，其亲政前，慈禧太后专政，亦面临合法不足问题，也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所以，光绪十五年前即皇帝亲政以前，每次录取人数都在三百人以上，最高为光绪二年，三百二十九人；最低为光绪十二年，三百人。
纵观"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俗称"总理衙门"）以启洋务以后，到光绪亲政（1889），计三十年，共开科十二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次二百八十九人。准确地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开科是1862年，从1862年到本书特意选取的时间下限1889年，共二十八年。1860年的那次取士是咸丰帝仓皇出逃之前，也就是说更在该年十二月设立"总理衙门"之前。而将此二十八年取士情况与整个二百三十年大清取士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
其一，这二十八年的平均批次录取量，高于八朝二百三十年的平均数五十九人；
其二，这二十八年占二百三十年科举时段的百分之十二多一点，而共录取人数却占了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十七。
这种状况表明：整个大清王朝从决定一个民族国家命运及文明活力的教育方面，根本就没有走上新路，相反是在毫无反思能力地按惯性往下滑。强大的惯性也决定了日后的维新命运的脆弱性，而其脆弱性又不止表现在科举惯性上，往更前面推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即是从1840年第一次挨打到1860年第二次挨打，知识分子体系生产的新思想对于大清王朝制度改进没有可以称道的功效。
第39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4)
历观大清中后期的科举考试，所录取的进士大多无所作为，昏昏庸庸，聊保官位而已。再看1862至1889年这二十八年的状况，几乎令人瞠目结舌：十二名时称"一甲一名"的状元中，只有三人有些作为，但也全是荒谬颇出，其余者也"马尾儿拎豆腐，提不得"了。
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洪钧竟然干了一件"大清版蒋干盗书"事件，不过，他所"盗"的"书"不是信件，而是一份俄制地图。
洪钧入仕后，先是负责地方学政，而后上调中央，给皇帝当顾问。时值国家多外患，皇帝有意把他培养成文武兼备的重臣，在他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后，晋升其为兵部侍郎。
中俄两国屡有边界争议，但双方都拿不出像样的地图来对质，尤其是大清一方连个定型的中俄边界地图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只凭嘴说"。俄国人从西方学得了近代地理学，先自行画出了相关地图。洪钧出使俄国，见到俄国人画的地图，就偷偷摹画了一份，当成至宝。回国后，迅速交给总理衙门，这也算大功一件了。但是，等到中俄涉及帕米尔高原的边界纠纷再起时，总理衙门拿出洪钧的"盗图"为依据，竟然发现中国实际所设的许多哨卡竟然在"俄国版图"上了。堂堂大清外交部（即总理衙门）闹出此等丑闻，当然要追究献图者的责任。好在，有明白人从中游说，称曰"钧所译图，本以备考复，非以为佐证，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安得归咎于此图？"
这个说法未尝不合理，但是当时人们对洪钧的批评还是经久未息。洪钧是个次品状元已属无疑，人们也可指责身为国家要员的人如此无知，可是那个教育制度就是生产这样的次品的呀！
与洪钧的"大清版蒋干盗书"不同，大清"第一状元"崇绮却落了个上吊而死，原因就是他不明不白地卷进了义和团。
崇绮是蒙古正蓝旗人，少年从政，在职应试，考得同治四年（1865）一甲一名进士。他考中状元是个奇迹，在整个清朝王明，他堪称"状元中的状元"或曰"第一状元"。《清史稿·崇绮传》称："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这位已经完全汉化的蒙古族高官，不但家族文化修养之深，如其父赛尚阿曾为大学士，而且他的女儿在同治十一年（1872）还当上了皇后。虽然说到了光绪时代，他不再是皇帝的老丈人，但仍被当做外戚长辈看待。有一次，他办错了一件专案，本该受处分，但两宫太后念及老亲家关系，就没追究他的责任。除了有老亲家关系之外，他诚恳的自我批评即自劾似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何况女儿自愿为死皇帝殉葬了呢！不久，他又因资历之重，被赋予培养皇位继承人的重任。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踢到一边去后，为名存实废的皇帝选了一个接班人，叫溥俊。崇绮心领意会，开始明里暗里地要求正式废除光绪皇帝，立溥俊为新皇帝。义和团大闹北京期间，他与朝中重臣徐桐公开叫板，要光绪皇帝下台，因此"甚得太后宠，恩眷与桐埒"。
这溥俊，论皇族的辈分，是光绪的叔伯侄子；论外戚关系，也该叫光绪帝表叔（光绪皇帝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而溥俊的生母是慈禧的亲侄女。不管人们排清或排不清其中的辈分关系，但总是"便宜不出外家"，一切以慈禧为核心就是皇权安排的本质。换句话说，吴可读的吊是白上了，药是白喝了，尸谏也是白谏了。
但是，慈禧是个善变的人。等到义和团的事情闹大了，引来八国联军，她一改原来"明智的利用"观点，转而追查支持义和团的大臣的责任。这排政治巨浪直打得第一状元崇绮死去活来，无奈何，在逃亡地保定府上吊身亡。因为他太投入了，《清史稿·崇绮传》说："义和团起，朝贵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绮亦信仰之。"
现在看来，他信义和团大有投机之意，因为他的政治庄主载漪、溥俊父子是笃信义和团的。是非成败转头空，载漪、溥俊父子被发配新疆，不但皇帝梦破灭，连官位也没了。后来，父子二人逃往外蒙古（仍是大清一部分）地界，被他姑姥姥慈禧派特工追杀，溥俊被干掉。
第40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5)
想必溥俊逃入蒙古地界与他师傅崇绮没多大关系，虽然说崇绮是蒙古正蓝旗人，但家族早已进京，断不会留下"后手"以应事后之变。要是那样，他不止是大清第一状元了，还是第一巫师了。
《清史稿》有载的第三位状元陆润庠，也是同治年间"生产"的。这位状元的人生结局比崇绮也好不哪里去，古稀之年逢上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陆老先生"遇变忧郁，内结于胸而外不露。及病笃，竟日危坐，瞑目不言，示不食，数日，而逝。"
世人皆云：有气在心，死不瞑目。陆老先生正好给反过来，不死也瞑目。他太不愿看这个世界了！给他状元荣誉、弼德院长高官的大清王朝，怎么说完一夜就完了呢？
不想了，不想了，等死吧！其实，他所经历的时代，不也正是这种状况吗？
陆润庠考得同治十三年（1874）"一甲一名进士"，此年他三十四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而后的仕途也一帆风顺，既没出过洪钧"盗图"的丑闻，也没出过崇绮枉法裁决的失误。但是，他是一个旧世界的坚定的维护者，曾以进献其祖先陆贽（唐代政治家）的文集的方式，借机表达自己的政见。究竟陆贽和他陆润庠有无家系传承关系，以及是否陆贽的文集就是原作，均无可考，时人也不予辩证。就他的建议的核心论点看，他是要"求稳"的，其云（今译）：
"我不赞成墨守成规，但新法未必就一试就好，应当参考以往国家政治事例，才能实行。如果不深究我国历史经验，总求所谓的变通，必然遭遇重重障碍而难以推行。一旦遭遇困难，许多问题就更加突出。"
这样的迂阔无当的建议是针对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预备立宪而发的。其实呢，到这个时候，不管是上年（1905）被公开禁止的革命党还是体制内的野心家如袁世凯之流，早已等不及了。他们还听你"须斟酌行之"的废话吗？
以后的日子里，革命党还在继续闹事儿，他陆状元还在发表高论。宣统元年（1909），皇帝换了，他的路子却丝毫没变。这一年，他以皇帝最高顾问的身份写了一篇短论，交给皇帝，他说（今译）：
"曲阜是圣人孔夫子的出生地，现建了新学堂，这个学堂应当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提倡孔孟之道的正学。如果聘请外国人来讲学，他们说外国话、穿外国衣服，必然造成喧宾夺主的结果，使我中华孔圣教遭到毁灭。这个结果不但是孔孟之道的祸患，也是我大清皇朝的威胁呀！"
至于皇帝特别是那些辅政大臣怎么看待他的政见，史料未载。估计是"没人搭理"的结局。因为到这年年底（十二月），国家咨议局的议员孙洪伊向权力核心公开施压，声称"大局日急，势不可缓"，要求开国会。结果呢，权力核心还是拖着，以皇帝的名义发表文告，称："等九年预备工作全部完成，国民教育普及，届时肯定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估计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受了陆状元的影响，他写的一篇在当时看来不算短的政论建议，递给了皇帝，终于忍不住了破口大骂改革人士："今诸生根柢未深，于前古圣贤经传未曾诵习，道德风尚概未闻知，袭人皮毛，妄言改革；甚且包藏祸心，倡民权革命之说，判国家与君主为两是，布其党徒，潜为谋主。"
好家伙！体制内的改革派全成了革命党了。没等他的预测全部实现，袁世凯就着手结束大清皇祚的工作了，逼隆裕太后下旨："颁行天下，改建国体，于是逊位诏下矣"。
陆状元当然不会服从老袁的安排，而是继续吃大清皇室俸禄。如果大清皇室不被保留，他该怎么样呢？
五大败将，四位进士
大清状元，不管好名或坏名，毕竟留名史册（如《清史稿》）的极少，说到进士则如过江之鲫，套用现在的话说是"状元一礼堂，进士一广场"。大清的进士有好也有劣，好的如林则徐，劣的如叶名琛。
大清进士的真正品位不佳，不仅在叶名琛"出事儿"时有所暴露，而且洪秀全发动武装反抗时暴露得更充分。当时有名的五大败将，竟然四人是进士出身。此五大败将为陆建瀛、杨文定、青麐、崇纶、何桂清，只有崇纶一人无进士身份。
第41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6)
陆建瀛是道光二年（1822）进士，比林则徐晚十一年，比叶名琛早十三年。
杨文定是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比陆建瀛晚十一年，比叶名琛早两年。
何桂清是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与叶名琛同年。
青麐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比叶名琛晚六年。
此四人表现之差，丢尽了大清王朝的脸面，所以，连浑浑噩噩的咸丰皇帝都忍不住了，不再考虑他们过去做文官时的成绩。如咸丰四年（1854）处分青麐时，他下诏说："朕赏罚一秉大公，岂能以前此微劳稍从未减？"
就败绩而论，咸丰二年（1852）的陆建瀛比青麐将军更惨。青麐不过是丢了武昌，一路狂奔到长沙，罪名是越境偷生即放弃了湖北，到不属自己管的湖南去了。陆将军的大败是先有大话在先，轻敌，丢了南宁，而后又祸及安徽。
当初陆将军气概非常，打算由南京发兵，西击欲夺九江的太平军前锋。他先召安徽寿春的总兵恩长率两千兵为前锋，自己带一千兵在后。恩长总兵一战即败，丧命江中，余卒逃散。陆将军一听溃卒汇报战况，让太平军的气势吓破了胆。他的惊骇情绪很快传染了所部士兵，史称"从兵尽骇"。不仅如此，陆将军的大话与所部前锋败绩的严重反差，也吓坏了江西巡抚张芾。他本要坚守九江，一见陆将军前锋已败，也引军逃跑。九江未经激战而易手。陆将军也二话不说，由长江水道，乘小船返回南京。
小船，能带几个兵？其余的都一哄而散了。在他逃回南京的过程中，安徽巡抚蒋文庆想留下他一起守城、迎击太平军。他说什么也不肯，并且还收集芜湖与太平两处军兵，转守南京的东西梁山。对于投放东西梁山的部队，他也不亲自指挥（这成了日后的一项罪名），而是躲进南京城"为守御计"。江苏布政使祁宿藻一见此状，大为气愤，也顾不上照顾陆将军钦差大臣的面子了，当面指责他胆怯、进退无据。
与陆将军一样，让太平军的声势给吓惊了的江苏巡抚杨文定，扔下南京逃亡镇江。在镇江，杨将军也不守城，自带八只大船与十二条小舢板在长江中伺机逃命。镇江失守后，他又逃到了江阴。
陆杨二将的行为被报到咸丰皇帝那里，皇帝发诏，痛骂陆"一战兵溃，不知收合余烬"、杨"藉词出省，张皇自全"。咸丰皇帝本意是将陆建瀛逮到北京审判的，结果南京城破，他也死于太平军的屠杀。
从他"为守御计"而躲进南京，到南京城易手，仅仅十三天。陆将军是坚决不愿以身殉国的，尽管他最后没能逃得一死。当太平军以掘地道的方式攻破南京内城时，他趁乱换便服出逃。结果让敌人给拿获，一刀砍断了脖子。他的一人之死并未免了南京人民的灾难，洪秀全大军进城，一口气杀了四万城中居民，原因很简单：他们帮助政府军守城，抵抗天国大军。杀了四万人，洪秀全还不解气，又给三千名南京儿童做了"绝育手术"，《清史稿·洪秀全传》说："阉童子三千余人，泄守城之忿。"
杨文定则在江阴被逮捕，判处死刑，稍后（咸丰六年，1856），改为流放刑，"减死遣戍军台"。
从士兵到巡抚是个光荣的历程，而从巡抚到士兵则是奇耻大辱。不久，杨文定很不光彩地死在了军中。估计是气郁结胸，一如日后的陆状元润庠先生一样，别扭死了。《清史稿·杨文定传》写得很洗炼，远不如记录陆状元的"瞑眼死"的样子传神，只两个字："寻殁。"
是呀，谁会关心一位由巡抚而士兵且是戴罪而死的士兵的死法呢？
至于满洲正白旗出身的贵族败将青麐，则没杨文定那么幸运，当然再由长沙往荆州逃命时，皇上的亲笔判决也下了，称曰"传旨正法"。所以，一到荆州就被已接到圣旨的官文将军给砍了头，尸体抛在荆州城闹市，即"弃市"。
那位不是进士出身的五大败将之一的崇纶，也是满洲贵旗，正黄旗人。武昌陷落大势一定，他一马飞出，奔陕西而去。咸丰帝当然要下旨抓他，这家伙见势头不好，服毒自杀。家人或者是下级给他报了个"暴病死亡"，搪塞过去了，也就没再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后果，没有像陆建瀛那样，自身死，儿子又被革了职。
第42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7)
五大败将的高峰人物是何桂清，此公非了得，能"煽乎"（熟练地说大话），《清史稿·何桂清传》称："侃侃无所避，文宗奇之。"也就是他一张嘴，把咸丰皇帝都给"煽乎"住了。本来嘛，咸丰皇帝就是糊涂虫，哪经得起他的"煽乎"？结果，何进士一路飞升，干到浙江巡抚高位。
何进士也确实有些才干，在防守和反击太平军的作战中，屡屡获胜。可以说，在曾国藩正式出头以前，他是大清王朝唯一能挫败太平军攻势的国家将领，咸丰皇帝立即给他升职为两江总督。他反攻镇江，夺回城池，又被加衔"太子少保"。咸丰十年（1860），又有小胜，再加"太子太保"衔。
何总督乘势围太平军首都南京，史称"贼势窘蹙，四出求援"。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施围魏救赵之计，袭杭州，杭州外城失守，咸丰皇帝诏令何部与另一将领和春救援杭州，内外夹击，赶走了李秀成。而后，太平军力量积聚，多路反击，搞得尚无败绩的何桂清"几失所措"。此时，何桂清扼守战略要地常州，他的亲信、浙江巡抚王有龄专写一函，让他"勿离常州一步"，并且论道："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
换了别人，作为下级，断然不敢给屡有胜绩的上级发警告，可是作为昔日亲信的王有龄知道：这个人是担得顺势，受不了逆境，一旦稍有败绩，那就前功尽弃了。
人顺了，跌脚拾金子；点背了，喝凉水也塞牙。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雪，改变了何太保的命运，"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噪乱，相率尽溃。"没办法，在请示咸丰皇帝，与和春、张国樑等将领进行军事分工之后，他想到苏州筹集军饷，以免剩下的兵全跑了。
在常州人民心目中，屡战屡胜的何太保，就是他们的大救星。在何太保启程之日，常州城百姓黑压压地跪满街道，恳请何太保留下。但是，何太保明白，留在常州那是死路一条。他的卫兵也知道此点，气急败坏，冲着请愿的民众开了枪，打死了十几个。
打死请愿民众，何太保得以出城。他一走，留守常州的张玉良将军也跑了。只你何太保知道守常州是死路一条哇，我也不傻，溜之乎也！
常州百姓傻了眼，只好自己守城。几天后，太平军蜂拥而来，攻破城池，实施屠城。何太保逃跑的"得得"马蹄声，变成常州汩汩流血声。苏州城的守军闻此消息，义愤填膺，江苏巡抚徐有壬拒开城门。无奈何，何太保再次"煽乎"，说："你不开门，好，好！我去上海借洋人的兵去。我去上海，你明白吗？！"
徐有壬当然不信，也无法看到，因为苏州城很快被太平军攻破，徐有壬以身殉职。
徐有壬自知必有一死，但他不能放过何桂清，写了一封遗书，状告何桂清弃城丧师。咸丰皇帝闻报，下诏逮捕何桂清，由上海押解北京审讯。
事有凑巧，正赶上皇帝逃难热河，他的案子就搁置下来，何桂清也以闲身蛰居北京。同治元年（1862），新一届政府接各方举报，开始过问此案，才正式逮捕。对于何桂清的功过是非，分歧巨大，有保的，有驳的。罪名初定后，中央权力核心还没把握，就以小皇帝的名义请曾国藩给把一下关。此时，何桂清还坚持说，由常州退苏州是听了手下人的建议，丝毫不提王有龄死守常州的建议了。
曾国藩根本不可怜何桂清，除掉这个家伙也好给自己扫清道路，他回复说（今译）：
"封疆大吏的贞节，就是要由守城抗敌的行为表现出来，不能因为手下官员的一句话来决定进退。给大臣定罪，应当以他的心迹为根据，没必要以手下建议的文件（或言辞）有无为证明。"
老曾三言两语就要了老何的命："是冬，遂弃市"。
五大败将，杨文定与崇纶实不足道，所以《清史稿》的评价以陆、何为主，甚至对青麐也有所同情："论曰：陆建瀛、何桂清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建瀛当军事起，不能预有规划，监事仓皇。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二人者身名俱损，罪实难辞，青麐受事于急之秋，艰难支拄，终以越境被诛，论者犹有恕词焉。"此评论，不能不说中肯，但是，不能检讨大清教育体制，也算一大遗憾了。
第43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8)
名臣艳曲未终，国家更添不幸
晚清以降，大臣们以侃侃而论成名者不在少数。"五大败将，四位进士"中的何桂清对咸丰皇帝的"侃侃无所避"，让咸丰皇帝认定他是个奇才。只是后来治军无能，临阵脱逃，才暴露了"菜货"本质。
咸丰皇帝呢，也等于看走了眼。
就官场风气与国家治术而言，也怨不得何桂清与咸丰皇帝。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讲，是"体制出了问题"。体制问题，不仅让长江以南的苏、常二州人民遭殃，而且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长江以北的战略要地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市）也丢了。
清江浦作为苏北重镇，是清朝漕运的南北衔接点，素有"南北冲途，七省车航往来辐辏"之称。清江浦不是被太平军攻陷的，而是被捻军北支的蓝黑两旗以三万兵力拿下的。
当时负责清江浦防务的高官叫潘锡恩，他是一位治河名臣，更是进士出身的高官。嘉庆十六年（1810）中进士，到道光四年（1824）因向皇帝上书综合治理黄河与漕运，大得赏识。经历了十五个年头的奋斗，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何况年内他又有"复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的学术成就呢！
道光五年（1825），潘锡恩被以道员的衔级"发往南河，补淮阳道"，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光荣的专业从政历程，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病乞归"。
老家伙在治河方面确实大有成绩，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中牟合龙工程，使淮河连年无险。但是，老家伙有个怕老婆的毛病，多年以来未能展现大丈夫在个人生活方面的本色。到五十岁时，正妻亡故，他一改"无后房之宠"的状况，开始大纵情色。他好色的方式非常特殊，先搞了一个"二次方"，后又直召民妇以偿"野味"。
所谓二次方，就是有四位"如夫人"（准太太）的女人随时备召；这四位"如夫人"又各养四位绝色婢女，也供性消费。也就是说老家伙的"二次方"就是简单的"四四一十六"之算式。但是，后人很难理解他怎么消费得动这十六位绝色美女，其间要服用多少壮阳药？
仅有这"四四一十六"还不够，采"野花"才有兴味。他每次公务出巡，见到民妇有姿色者，就派仆人去召，声称"如夫人有请"。贵族夫人请平民百姓的老婆，后者自然乐得交结。但是，召了去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仆人或干脆就是"如夫人"告诉民妇："你在这里住一晚上，陪陪老爷，我们会给你二十两银子。"
晚清本来性开放程度就高，民妇谁还会在乎陪贵族老爷睡上一晚上？结果呢，老家伙一个月下来，勾搭到的民妇"不可以指数"。
人越老越精神，到他七十岁时，比壮年人的性功能还健强。不过，他似乎玩够了床上的把戏，把兴趣转到戏台上。因为他的四位"如夫人"皆是卖艺兼卖身的演员出身，并且是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一带有名的演员。四位有名的演员精通音律，其各选的艳婢"歌舞极娴习"。为了让这些与自己尽行床笫之欢的绝色佳人能够完全投入到角色当中去，老家伙购置了大量的戏曲服装道具，达到了无一缺失的地步。为了让演出更加活跃，老家伙也化妆，化妆后再看戏，俨然与整个演出浑然一体。有时他会穿一件绿色短袍，袍的下摆刚到膝盖；与这件绿色短袍相配的，是一顶便帽，这样会使演员们不再下意识地关注他的官员身份；最具个人特色的化妆则是，他将一把一尺多长的红线斜披肩上，这组红线与他垂至胸部的白须，相映成趣。
对有些能掀起性欲高潮的剧目情节，老家伙会冲上戏台，与诸位婢女即演员做上一番具有性挑逗意味的动作。如此放浪，让他的下属官员也大开眼界，因为每有演出，他就下令让下属官员一同捧场。当然，这些官员还不至于掏钱买票，反而可以白吃白喝白看戏。
有一次，闹砸了。这次演的是《挑帘裁衣》，故事选自《水浒传》中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一节。但是，它远非《水浒传》写此情节的劝诫之本意，而是一种专供妓院演出的脚本（称为"诸院本"）。通俗地说，就像现在讲的"三级片"、"毛片"或"未成年人不宜"之类的影视。演到高潮时，无论老家伙本人还是下属官员难以克制自己，冲上戏台与女演员们大做"淫秽动作"，那丑态简直无法写到纸面上。
第44节：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9)
对于这场性狂欢，也有没参与者，或者是男仆人那类白吃白喝看戏的，而没资格参与。没参与的，闹出了败兴事儿，他或某几个人捂着嘴笑。笑什么笑？你笑我们"丑态毕露"是不是？下次，别来了！
不仅"别来了"，老家伙还实行重大的"体制改革"，实施男女隔离政策，"由是遂禁男子不得予观"，唯有他一个人尽享耳目的情欲。
老家伙似乎有些心理变态，他将男女隔离政策推行到了极端：在他的办公衙门里，专门设一间妇女用品生产车间，"凡署中妇女欲市各物，不令出购，需各自来交易"。这个特定的交易场所也成了老家伙一畅乐趣的地方，因为作为"中间商"他要与来买妇女用品的女人讨价还价。他故意做得很抠门儿，引导那些进入市场交易状态的妇人忽略他的身份，一如真正集市的人那样，可以笑骂。更有甚者，捋着他的白须，给他一记耳光。演到近乎真实的状态，打耳光也无所谓了。当然，那些敢打他耳光的妇人无一不是能上台演出的演员，因为耳光固然可打，但要打得恰到好处：不能轻，轻了没戏剧效果；不能重，重了破坏戏剧效果，说不准老家伙真急了……
戏剧的耳光没扇完，真实的政治耳光来了。咸丰十年（1860）一月，北捻军以突袭方式攻进清江浦。当时老家伙正在看戏，戏也没到高潮，铺天盖地的杀声传来。老家伙顾不上台上的演员了，"仓皇出走"。
虽然说是由于他疏于防备而致清江浦丢失，但与其协同的官员如何运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那两位满族大员也没做好相应工作，同样逃往淮安，所以其侥幸不被追究。到了新皇帝上任，他的资格又被看重，同治三年（1864）被派往安徽庐州"会办劝捐守御事。两年后，同治五年（1866），因为他已有"乡举重逢"的学者资格即考中举人整整六十年，同治皇帝（其实是慈禧太后）加给他太子少保的荣衔。
老家伙的人生达到了风光的顶点，转过年来死了。当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之万上书皇帝，一一叙述潘锡恩的治绩，请国家给予优渥的待遇。事情很顺利，效果很庄重，"赐祭葬，谥文慎，入祀乡贤祠"。
顺便一说的是，他的儿子潘骏文远没他这么聪明与幸（性）福，虽然说最后也是得到死后荣光。
潘文骏没有参加国家大考，而是花钱买了一个官位，"入赀为刑部郎中"。有他爹的背景，又有老爹为他积攒的钱财，弄个官做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潘文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不想只凭老子的背景混饭，要干一番事业。等到改任山东某地知府后，坚决反击捻匪，取得了保卫省城济南之段家店战役的胜利。因此官升一级，做了青州代理州长。当时名臣，山东巡抚丁宝桢对潘文骏特别倚重，让他随同剿捻。
作为治河专家后代，潘文骏治河也取得不少成绩，因此由地方官转为中央派员，"授兖允漕道（员）"。
这些都是咸丰同治两朝的事情。
到光绪朝，潘文骏虽然升职为按察使。但是，不久因为政事失误被免职，改回治河专业职务，并留在山东。在治河方面，他没他父亲那么多的经验，并且他自己的那些所谓实践也没形成系统理论，只不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已。在调往河南郑州办理重大工程即西坝合龙时，延误了工期，遭受革职留任处分。稍后，工程完工，得官复原职。
在以后的岁月里，买官出身的潘文骏仍然用心效力国家，虽然说他的功绩远没法顶抵其父丢失清江浦的损失，并且他也没责任"子担父过"，但是他再没有什么重大的闪失。到光绪十九年（1893），死在了福建。
福建人民没做出什么表示，地方官员也没对中央表述他的"重大功绩"，倒是他曾长时间任职的山东"士民以其治河功，请建专祠"。至于最后建成没有，不得而知。
1863年，洋务运动领袖人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开立西洋语言课程。精明的李鸿章不但把西洋话说成是方言的一种，而且在学馆内开设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文艺课程，这种技巧为日后开办福建船政学堂的左宗棠所效仿。
1881年，大清决定撤回同治十一年派往美国的首批留学生，表面原因是在美国监管留学生的正副委员陈兰彬与容闳之间发生矛盾。容闳指责陈兰彬极端鄙夷外国教育，陈兰彬保荐的续任者吴嘉善则向北京汇报说：这些幼童即便学有所成但已失爱国心，结果于国无益且会危害社会。
第45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1)
第五章
1863-1881：
可将洋话当方言
夷字一变，洋务开启
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六日，大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有五十六款的《天津条约》，其中有一条是："中国不得以'夷'人称呼英国人。"随后与法国签订的同名条约，也大体如此。
不叫"夷人"，又叫什么呢？叫"洋人"好了！随着"洋人"之号出现，原来与夷人交涉的"夷务"，也就改成了"洋务"。
一字之变，朦胧中的大清帝国带着几分的无奈，但不久又与洋人打了起来，并导致了更惨的败局。时至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京，大清帝国再次服输，九月份签了《北京条约》。三个月后，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名叫"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这"总理"一词的影响非同小可，后来孙中山成了反清的中华革命党的首领，亦号曰总理。至于北京一带的民间，亦将原来叫"团头"的民间丧事主持人，改称"总理"了。
总理，总理，就是总起来予以办理的意思。
总理衙门实行集体负责制，由奕?、桂良、文祥三位清朝贵族大员主掌，其中桂良还是奕诉的老丈人之一。组建这个衙门的动作不小，先不论三大满族要员共同负责，只看它的选员办法就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从内阁、部院、军机处中共挑了十六位官员充当中层干部及一般办事人员。十六员中满汉平均，各为八人。
大清帝国在无奈中，有了一点儿清醒，要拿洋人、洋务当回事儿来对待了！
办理洋务不只是为了应付洋人的诸种要求，而是为奋发图强，正如在消灭太平天国及剿灭东西二捻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淮军领袖李鸿章所言（今译）：
"外国人的武器先进、士兵训练有素，中国与之相差百倍。外国兵来了，我们制不住，他们动不动就到天子脚下来闹事儿；要么，就在中国江河水域上挑起诸种事端。外国人狂到这个程度，我们再不急起直追以求富强，中国就没法自立了！"
当时以博学著称的学者冯桂芬也认为大清帝国再抱残守缺，必然为天下万国的鱼肉。
洋务运动作为体制内开明派的改良手段，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改进武器、强化军队。正值帝国外侵内乱之际，最高当局自然会同意展开一系列政务活动。
同文馆，作为新式学校出现了。
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申请开设同文馆的奏折得到批准。该馆以教授各国语言为主，即为一所翻译学校。到同治六年（1867），又添上了算学，即在同文馆内添置了学习西方数学的专门课程，亦有馆称，为"算学馆"。
初设同文馆时，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涉及与洋人交涉大小的官员均认为翻译人员没起好作用，为了牟私利，往往"以小嫌酿大衅"即把事情扩大化，有利于翻译谋利，所以，朝廷自己培训翻译人才，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此说也不是毫无根据。就在咸丰八年（1858），大清帝国与英国人在天津交涉之时，一个中国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人，叫国里太。他家已经有几代人为洋人当翻译和助手了，所以英国公使额尔金特别信任他，让他代理自己与清廷高官交流。国里太真是"吃谁向谁"，拿着英方的条约草本五十六条就让大臣桂良签字。《清史稿·邦交志二·英吉利》中记载，"要桂良允许"。桂良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大人物，没理睬国里太，只说："不行。不能马上签字，总得让我们几位钦差大臣商量一番吧？"天津的老百姓可没那么客气，一见国里太如此猖狂，就和护送他的英国兵动了手，还扭住了国里太，要砍他的脑袋。桂良与谭廷襄见势不妙，马上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压住百姓，告诉他们：爱国气节固然可嘉，但要杀了对方的翻译就会影响和谈大局。
第46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2)
老百姓听了桂良等要员的话，把国里太交给官方，官方马上派专人将国里太送回英国兵舰。一年后，国里太更牛气了，当上了英国人在广东九龙占领地的税务帮办。这税务帮办，用现在的词来说，就是"税务局局长助理"。
不唯国里太差点把小事给闹大了，就是洋人还专门在条约中讲定：不允许大清司法机关追究为英国人效劳的中国人的刑事责任，已经监禁的要"加恩释放"。这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的一项规定，到国里太威逼桂良之时，已经生效十六年了。
洋务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淮军领袖李鸿章，顺势于同治二年（1863）在上海开设了"广方言馆"，意思是推广方言。精明的李鸿章不把西洋文当外国文看待，只把它们当成来到中国的方言。从策略上讲，不能不说已经油滑透顶。没办法，那个时代就那个样子，你要不包装一下你的真实想法，肯定会很成问题的。比方说，在当时学术地位绝不亚于冯桂芬的方浚颐老先生力倡西洋学术无用，说"我中国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然大备……何弱之有？"
让人家都给打趴下三回了，还说"何弱之有"，不是病态，又是什么？
精明的李鸿章断然不会去跟方浚颐等人去论战，也不会附和冯桂芬的激进的改革论调，他只做他能预见实效的事情。在写给朝廷的申请中，他说（今译）：
"首都北京设立了同文馆，实在是上好的方法。只是洋人汇集的地方以上海和广州两个口岸地为最多，应当仿照同文馆的成例，在上海开办外国语言文学馆，选附近各地十四岁以下天资良好、品行端正的儿童入馆学习。聘请西洋教师的同时，也聘内地品学兼优的举人、贡生来教授中国的经学、史学、文艺。学业完成，送回本省，由总督与巡抚验收，当做县学的增额学生。候补官员与各类杂佐协办小官中年纪较小的，到广方言馆来学习，学成之后，给予升职。这样，经过三到五年的积累，就能培养出一种读书明理的新人才。这些人精通番语，凡是通商口岸及有关总督、巡抚府和海关，就该由有关官员从广方言馆中选取这类人充当翻译官以承办洋务。这样，关税与军需问题就能核实，那些耍无赖的旧有翻译人员也没逐渐地不得手了。并且，广方言馆中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可以通读西洋书籍，对制造轮船、西式武器等的技巧，可逐步研习明白。所以，办广方言馆对于国家自强，大有益处。"
两宫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一应照准，并且转告广州将军比照李鸿章在上海的方法办一所类似学校。
李鸿章很精明，他仍然坚持西洋话是地方话，称为番话，好像满、汉语言对藏语、维语的"优势"样子，让两宫太后不至于联想到大国的尊严问题。还有，他十分精明地借小说大，仍把减少无赖翻译如国里太之流作为先期说辞，而后呢，再说对造轮船、造枪炮也有好处。
不管两宫太后是否看明白李鸿章的真实动机，反正李鸿章的打算仍在轮船和枪炮上。就当时的环境来论，李鸿章足够聪明。他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不一人单挑，向比他更有影响的老恩师曾国藩通报情况，把自己的实际感想真实地告诉老恩师。也是在同治二年（1863），他写信给后者说（今译）：
"鸿章我曾经到英法提督官的旗舰上看过，看见人家大炮之精制、弹药之细巧，其他兵器之养护、队伍之威风，我们中国的军队实在比不上。不是我崇洋媚外以利自己，只是为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及西洋军队的状况，大为耻辱。所以，我平日里训诫将士要虚心、要忍辱，以求到西洋人的一两项秘密技术，使中国军力大增，能与人家一决雌雄。"
不用说，曾国藩当然支持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幕僚的意见。因为在此两年之前，曾国藩早发感慨，给两宫皇太后上奏说（今译）：
"轮船这个东西呀，速度飞快，至于洋炮的射程之远更是英法两国独有，我中华帝国全然没有。如果我们陆续买一批，自己也等于拥有了，我中华帝国人们见惯了这东西，也就不再吃惊。反过来，用它们对付英法两国，他们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何况现在议和正定，中外贸易已被恩准，购买洋物也名正言顺。一旦我们买来西洋的轮船与火炮，就招募能工巧匠，开始演练，懂了原理后就仿造。不出一两年，火轮船必然为我国官民的日常交通工具。利用它，可以剿灭身粤匪洪秀全，也可以远距离地送运勤工之师。"
第47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3)
为维持大清江山作出杰出贡献的两大汉臣都如此而论，两宫太后也就更放心一些了。无论是学西洋"番语"还是造火轮、新炮，便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然而，到了同治六年（1867），因同文馆内添算学馆以及开设天文课程又掀起一场风波。在权力高层有御史张文藻、大学士倭仁上奏，要求撤销同文馆，在地方有扬州知州杨廷熙也持此议。反对人士中尤以倭仁最有影响力，这不仅因为他是蒙古贵族，且身在高位，更重要的是他素以进言直切、品行端正而著称，所以史称"穆宗（同治皇帝）尤敬惮焉"。
同文馆当时开设算学与天文学的招生对象仍习该馆初制，从体制内选取并且限于"正途"即排除捐纳（买官）的那些人，称曰："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用现在话来说，主要对象要选有前途、职务低、年龄相对小的非在京官员入学，为官员队伍的知识更新及年轻化作准备。
倭仁率先反对，他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人心而不在于技艺，让西洋人来授课那就更危险了；若是一定要开设天文与算学，就找我们中国精通这两门学问的学者来讲课好了。
总理衙门一见倭仁如此而论，也发动了防守反击，集体上疏，史称"言之剀切"，也就是说火气也上来了，到了一决雌雄的份儿上了。他们说（今译）：
"西洋人制造器物的基本方法无不从数学中衍生出来。中国要想得到制造轮船、机器的各种方法，如果不借助西洋学者而自以为是地自造，可以说是毫无益处的！地方要员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坚持兴办洋务的观点都记载于上奏的文件中。并且，圣祖康熙皇帝对于西洋的技术也是深赞赏的，当时将西洋人任命为中央官员，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案例。这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掌故，怎么能数典忘祖呢？现在要以师法洋人为耻，就是极其荒谬的立论。中国今天之所以挨打，就在于因循守旧而不思振作，两相比较，就知道什么是更大的耻辱了。今天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为耻，反而以向别人学为耻，甘心不如别人而不学习，怎么能洗涮过去挨打的历史呢？"
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先拿左、李二位建立"中兴功业"的大臣的意见当挡箭牌，又拿康熙皇帝聘请西洋人汤若望任钦天监正（即天文台长）的事例当进攻武器，所以很快挫败了倭仁等人的进攻。
为了教育倭仁，两宫皇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他举荐人才，别开一馆，并由他来管理。用现在的话来说，让倭仁搞一个特区，教授他推崇的中国天文与算学的学问。倭仁当初阻拦开设天文与算学课程开设时，准备并不充分，所说的中国天文与算学也缺乏实据，所以，他在回复诏命时，只得推辞"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慈禧太后对一向端正的老臣耍滑头的行为大为不满，就命倭仁去总理衙门办公并负责同文馆事务。
倭仁知道这是权力核心在刁难他，他一横心，就接着耍滑头，声称病得厉害，告了假。正在倭仁休假的时候，扬州知州杨廷熙的反对奏折上来了。杨知州颇有汉代大臣遗风，把近期以来的久旱不雨、运河干涸、大风昼晦（实际上是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全扣到洋务派头上，说这是办同文馆引起的上天的惩罚。慈禧太后见奏，先是恼火而后是怀疑。她怀疑杨知州是受了倭仁的唆使，但此时因天旱雨下诏求直言，就没法对杨廷熙给予处分。于是，她就用计刁难倭仁：立即销假，到同文馆办公。倭仁怀着愤懑与羞辱的心情骑上马，慢慢悠悠地到同文馆。不知道是玩苦肉计还是真的大意了，下马时一下子跌倒在地，扭伤了一只脚。
总不能瘸着脚上班吧？这回假戏真演了，继续回家休假。稍后，得以恢复文渊阁大学士之职。虽然说老家伙坚决反对洋务，最后还是得到了身后名即"入祀贤良"的待遇。这是同治十年（1871）的事情。到了光绪八年（1882），身后礼遇又升了格：因为倭仁家族曾驻防河南，河南巡抚李鹤年上奏请在开封建一座专门祭祀倭仁的祠堂，朝廷批准。
第48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4)
船业初兴，攻讦更凶
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造出"火轮"那种西洋船来。为了确实习得造船原理及实践技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在福建总督任上创立福建船厂，并设立了附属于船厂的学堂。
福建的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二堂：前者学习法语，主攻造船技术；后者学习英文，主攻驾驶技术。作为稳健的洋务人物，左宗棠还命船政学堂开设策论课程即那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或曰政策设计的学问，也兼读《圣喻广训》、《孝经》之类的传统书目。到同治十二年（1873），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已经具备出国留学的基本资格，因此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上奏："请选派前、后堂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
福建船政学堂为大清帝国及日后的中国贡献之大，无可比拟，故《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二》在介绍同文馆、船政学堂等新式教育时称："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材，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
嚆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响箭，声音比箭的速度快，相当今天说的"亚音速"。此处乃在于说明船政学堂的学生是中国海军的种子人才。
福建船厂在同治八年（1869）就造出了第一轮船，船的名字很有意思，叫"万年青"。到同治十三年（1874），大清帝国共造出了十五艘轮船。
洋务派在用轮船装备大清海军的同时，还将轮船引入商业。同治十一年（1872），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倡议设立轮船招商局，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会妨碍人力木船行业的生存。李鸿章则据理反驳，称木船行业已经衰落，咸丰年间的三千多艘木船到时下仅存四百来艘，所以引火轮办运输是振兴水运行业的好办法。
为了让权力核心支持李鸿章再施往日政治手腕，一如将西洋话说成"方言"那样，他说：办轮船招商局可将依附外国商行的中国资本吸引回来，也可以打破洋人垄断船运业的局面而为中国生民谋利益。前者爱国，后者惠民，当然得以顺利批准。李鸿章作为阅历丰富的政治人物，不仅说话有理有据，而且在细节上还十分用心。这一点，是倭仁那类虽有忠心但无实能的高级官僚所无法肩比的。
李鸿章在奏折上详陈规划，几乎达到了现在"沙盘推演"的程度，他说（今译，节略）：
"各省在上海的有实力的商人，或是自己买了轮船往来于各个港口、码头，或是带资本依附于西洋商人。如果我们中国自己设立招商局，就会使中国船运商人的所有股本渐渐归入官办体系，这样足以顺应商情而又能强我国体。所以，我计划先行试办招商，为官方与商人的密切合作打基础。一旦我国自行制造的商用船只造出来，就随时添补进来，推动交通事业的发展。
现在由江浙往北京发漕粮的海上运输，原有的木船运输已经无法提供相应运力，应当引入商用轮船参与。而且，日后粮食数量增加之后，使用轮船，也可解决运送不及时的问题。请用户部拔划练兵费用的有关标准，借钱给江浙两省，让负责运输的安徽商家借二十万缗（两亿个铜钱，每缗一千个），当做招商局的资本。资本拨下后，让招商局预交利息，利息划归贫困救济专用。在开业经营后，不管盈利还是亏损，都由商家承担，官方没有责任。
我也咨询过浙江的总督并与其协商，明年运送到北京的二十万石漕粮，由招商局的轮船海运到天津，运费及损耗补贴仍按木船标准发给。至于运米船回程中揽载货物与缴纳税收，一切如木船定例。
如果由设商局开始，轮船畅行无阻，那么我们中国内江外海的运输之利就不会都让洋人垄断了。这件事情实在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大事呀！"
李鸿章拟建轮船招商局的建议虽然经权力核心批准，但他的算盘并非拨得很如意。内阁大学士宋晋攻其根本，建议取消中国的造船业，即便是只用于军事也没必要。他说（今译）：
"国家财政紧张，对于造船这种可以缓办或可取消的投入，应当停止。造船用钱与直隶省的救济所需及京城各部办公费所需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前者一点用处也没有。国家全盛时，财政盈余多，可办些创新斗奇的事，而且前军费紧张，花一大堆钱造船，又未必有利于军事，真是没什么益处。"
第49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5)
当时福建船厂所造的轮船确实是质量不过关，修理费用也不小，更成了宋晋等人的攻击口实。老权臣曾国藩不得不再次出面，力挺李鸿章，他说了两个"似不"，算是稳住了局面："刻下只宜自咎成船之未精，似不宜谓造船之失计，不只宜因费绌而中止。"
李鸿章为了让洋务事业继续下去，不得不以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方式为自保之计并以退为进，申言要造商船。造商船的权力支撑也由他的老恩师那里借来，他说（今译）：
"曾国藩老先生不久前曾经下令给上海造船厂：在完成兵船制造的同时，另造四到五艘商船。现在看来，福建造船厂也应在造兵船的同时，造些商船。以便让中国商人租用。我同曾国藩老先生共同研判形势，发现中国有实力的商人都不愿与官方发生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各口岸的轮船运输生意已经被西洋人垄断。如果中国船运商人领用官船，不再依附西洋人，西洋人必然利用资本优势打击他们。中国商人应当自立公司、自建仓储、自办保险，但这样本钱投入巨大且费用也高，应充分考虑初办之际无利可图的可能性。这样，坚持下去，时间一长，造的商船与被租的商船都增多了，赢利也就有了。中国船运商人愿租官船的人，一定要准许他们兼运国家漕粮。这样，他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生意可做，而不至于被西洋船运商挤垮。"
在争执中，轮船招商局终于得以建立，洋务派又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战例。但是，在开办与维持的过程中，民间资本对此不太感兴趣。光绪三年（1877），轮船招商局在向旗昌洋行购买船只时，不得不动用有关省份及海关的财政与税收款一百九十万两银子。而这一百九十万两银子当中的一半以上，是招商局的道员衔的会办盛宣怀从两江总督沈葆桢那忽悠来的。当然，沈葆桢本身也是洋务派中坚人物之一，所以才能一次拨给买轮船资助款一百万两银子。
盛宣怀的说辞也如李鸿章一样，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他对沈葆桢的游说是先说"国际大势"，再说"江海利源"。等钱拨到位以后，反对意见又来了，说旗昌洋行卖给中国人的船全如别人穿坏了的破皮袄一样，所谓"垂敝之裘"是也。买一件破皮袄显然不如"另制新衣，期于适体"。虽然说反对意见没起多大作用，但是盛宣怀发动的宣传攻势在民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不过筹得四万两的股金，所谓"应有寥寥"是也。更为令洋务派难堪的是，招商局作为官办国企身兼商业经营与行政管理二职，每个月都要亏损五万两以上的银子。光绪六年（1880），中央官员王先谦又状告招商局，并指称盛宣怀力主买旗昌洋行的船只是为了获取酬金，因此他当时就有欺诈行为，即声称民股有百万两而实际上只筹了四万两的民股。
盛宣怀在对外交易中确有为自己牟利的行为，但仍不像反对派所说的那么严重。他的不廉洁行为也情有可原，毕竟他入仕的途径是"以诸生纳赀为主事"，就是以秀才的身份花钱买了一个"主事"职务。不过，他入仕后很能干，任过知州，而后升为分管几个州以及省里专门事务的道员之职，相当于副省级职务。盛宣怀在官场上不仅能干，而且个人防身手腕非常了得，他参加洋务时，声称自己有"两不"原则：一是不经手财务事宜，不管采购单子多大，一概不参与结算；二是不领国家的工资，靠自己家资供给自己日常的开销。
李鸿章当然要保护这样的得力助手，对于王先谦的告状核实，他派去"查办"的三个人郑藻如、刘瑞芬、李兴锐全部是由李鸿章幕僚升到高官职位的。盛宣怀也逢场作戏，声称要辞掉所任的会办职员。
盛宣怀确实有才干，以至于遇见对外交涉难题的省级大员们都要求他。仅光绪九年（1883）初，就有两总督张树声向中央申请，要他去广东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福建巡抚奏请福建可重用盛宣怀，李鸿章予以了拦阻。为了挽留盛宣怀，李鸿章也上奏一折，称为《奏留盛宣怀片》，在此奏中，李鸿章说："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阗。究之洋务与吏治，不应分为两途，盛宣怀施措咸宜，经权悉协。"
第50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6)
这算是一份正式的对盛宣怀才能肯定的文件，且来自当时大清第一名臣李鸿章。这时，李鸿章的老恩师曾国藩已经去世十一年了。
盛宣怀对李鸿章全面肯定他的举措十分感激，声称李鸿章是自己毕生的第一知己。李鸿章用人也有独到的手段，否则在他的淮系门下就派生不出后来的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来了！光绪九年（1883）五月盛宣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当上天津海关的代理关长，而后的月岁里，虽然仕途小有波折，但是总的来看还是升势强劲，一直干到邮传大臣（部长）的高位。
由于淮系内部的传统以及他本人确实受益，在晚年的政治观点上，他极力推崇袁世凯而贬低孙中山，称孙中山空谈理想、不足成事，而捧淮系晚辈袁世凯为"实超乎汉高、朱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过无不及"。
大清帝国开启洋务运动，只不过是挨打后的一个本能反应，它仍幻想只借"器物"而不学制度的路子可以强国。后来，这种思想就演化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定的政治哲学表达。至于北洋舰队的覆没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无不是由此制约而导致。简言之，整个洋务运动不过是一场对西方技术（器物）的拙劣模仿而已。
学习西洋技术的思想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提出来了。换言之，作为巨宦名卿的曾李二人之论，晚于魏源二十年。魏源在于道二十二年（1842）成书的《海国图志》中的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制夷而作。"
这个"三以论"的最后一项，终于成了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一部分。
魏源作为一个半民间半官方身份（贡生）能够从宋明理学的迷梦走出来，是由于与林则徐的一次会面。
林则徐所发起的抵抗英军的鸦片战争失败后，被革职，北上北京听候处理。路过扬州，与比自己小八岁但已成为当时著名学者的魏源见面。据魏源的诗作《江口晤林少穆制府》所载，是"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可以想见林则徐在战败并当了替罪羊之后的茫然，可以想见魏源作为一个力求国家振兴的学者的悲愤。在感情剧烈的波动平抑之后，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编译的《四洲志》（大概是一本简单的地理书目）交给魏源，拜托他续完此书。
这是一个令人遗忘的故事，也是一段回肠荡气的悲歌。然而，整个大清帝国就是到了曾国藩与李鸿章那里也没有清醒，只能算是喝一杯白糖水暂且压压宿醉后的胃疼而已。
宿醉的感觉仍然无法消除，因为整个王朝的政治精英没有人真正想学习"器物"（轮船、火炮）之外的制度体系，或者说，曾、李等人的洋务主张只是对魏源整个思想体系的一种阉割，即抛弃了魏源对弥利坚（美国）政体效法的设想。
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极力向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推介美国政治的优点，如在第五十九卷中，他经典性地解说美国的议会运作是"众可可之，众否否之"及"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原则。在这个带有羡慕性介绍的同时，魏源还详细介绍了议会的形式与议员的产生方式（今译）：
"该国的法律合民意的，就通过；不合民意的，就废除。每三年，老百姓就选出一位最高执政官（长领）来治理各州（部）。设有两种议会，一个叫参议会，是最高执政官与国家要员办理重要事务的地方；另一个叫民众议会，讨论人民提出来的议案。各州里，每四万人选一个人去参加民众议会，处理民众的建议。"同时，魏源还讲到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称曰："惟总摄国政者四年一任，按期退职，公举更迭。"
幸亏当时大清帝国已经没有康乾盛世的狂霸，否则，这"四年一任"的提法必然被视为颠覆清朝统治的罪行而砍了他的头。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身任高官的徐继畲在他五十四岁时（1848年）撰完《瀛环志略》一书，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大为赞赏。在他的心目中，华盛顿显然比一个皇帝更值得尊重，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第51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7)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满腔爱国热情的学者冯桂芬认为，大中华之不如西洋不是人种即天赋问题，而是人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出了问题，他指出应该"反求"即反省的地方有四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其中尤其以"君民不隔"即民众的政治表达容易传达到君主那里为当时制度方面的最大差异，因为美国人是议会制度，大清帝国是帝王家族政治。就不用说百姓的言论可"不隔"地反映到君主那里，就是体制内建言往往也会遭到训斥，而训斥臣下的进言行为正是君主"乾纲独断"、"见识非常"的表现。即便这种"见识非常"不是出自君主，也会由某个利益集团向皇权施压，导致建言者遭受不应有的打击。
郭嵩焘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并且，郭嵩焘的遭遇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政治命运的隐喻。
郭嵩焘是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有追随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功劳，且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他的国内从政经历丰富，处理与洋人交涉的事务多持理性。
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洪秀全诏封的森王侯玉山逃亡到英占的香港，投托港英当局保护，广东的官吏没法去追捕。郭嵩焘在日常公务中注意研究国际公法，凭借法条与港英当局交涉迫使对方将侯玉山遣返。遣返后，在广州处以死刑。
当时，郭嵩焘职任广东巡抚，同在广州城的大清要员还有两广总督瑞麟。总督是巡抚的上级，自然有抢功的优势。瑞麟为了夸大功绩，在写给朝廷的呈文中说是派兵到香港抓回侯玉山的。郭嵩焘极力阻止，说："这样会导致外交纠纷的！"瑞麟大为恼火，不顾劝谏，将公文飞报北京。事后，果然引起外交纠纷，英国驻华使节多次提出抗议。
光绪二年（1876）末，郭嵩焘衔命出使英国并兼驻法公使，到1877年初，抵达英国。在五十一天的旅途中，按照将每天所写的日记稍作整理，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当时国家规定：出使各国的大臣应随时向政府递交日记，日记要对所办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尽可能详细记录，以便有助于国家决策。说白了，就是一项情报工作。郭嵩焘本也是例行公事，但万万没想到仅两万字的日记在总理衙门刻刊印行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当时有一位名叫李慈铭的官员一见此书，立刻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位年龄将近五十岁，四十一岁才中了举的学者，最初走入仕途是靠花钱捐上的官，时称"入赀为户部郎中"。
赀，本意为罚款的意思，如秦朝法律有"赀一甲"之说，即罚轻微违法人交买一副铠甲的钱。李慈铭的"入赀为户部郎中"，就是家里向国家捐钱给他换了个民政部的司局级职务，所谓户部郎中之职。
如果按郭嵩焘所写的西方社会官员公推，他李慈铭的前程不就完了？不用说光宗耀祖，恐怕连考进士的希望也没了。对于他来说，多亏郭嵩焘受到了守旧势力的舆论围攻，他才得以在三年后混上"同进士出身"。
李慈铭没有出过国门，但他可以指责郭嵩焘日记所言严重失真，即称："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比李慈铭更有影响力的是何金寿，他利用日记官职务接近皇帝及两宫太后的机会，上书弹劾郭嵩焘，以至于两宫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销毁书版（板）。
其中一个微妙的细节是，书版虽然销毁了，但已散发出去的书并未收缴。所以李慈铭不无遗憾地说："有诏毁板，而（书）流布已户矣。"其实，这也多亏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大坏蛋"的慈禧太后的"抹稀泥"，因为她在郭嵩焘出使前，亲口安慰过他："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虽然说而后慈禧不得不撤回郭嵩焘，代之以曾纪泽，但是其书仍在民间流传。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则认为郭嵩焘继续当公使，会导致"人心之患直恐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而已。"也就是说，郭写日记寄回国出版的行为已经不仅是损害国家尊严的问题了（说什么我大清事事不如西洋），而且必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崩溃（人人都不再认为我大清这一套是符天理的）。
第52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8)
这个定性，解答了李慈铭所问的"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心肝"的质问。同时，也呼应了何金寿的高调批判，何金寿说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用现在的话来说，郭嵩焘就是"汉奸、卖国贼"乃至于大英帝国收买的战略间谍，云云。
郭嵩焘身在国外，虽然也耳闻国内对他的汹汹声讨，但他仍以尽职守的方式写日记，并加进自己的议论，如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十八日，他写道（今译）：
"英国国家之所以国本牢固，国运长久，全在于议院有维持国家大政方针的义务也即道德责任。他们设立市长管理人民，也是为了顺从人民的心愿。议院与市长相互对立，因此君主与人民之间的沟通就方便了。国家或盛或衰，立国千余年终不至于灭亡，而人才与学问两大国家要务也传绵不断，所以人才与学问皆为国家的维系出力。反观我们中国，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正好采取了与英国相反的政治制度，并且能够明白两者区别的人几乎没有。"
用曾纪泽去替代郭嵩焘，也是慈禧太后的权宜之计，她并不想伤害郭嵩焘，所以在曾纪泽启程前，她对曾说："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
郭嵩焘于公历1879年5月5日乘船返回长沙（其原籍为湘阴），此年为光绪五年。恰在此年，湘阴发生了排外风潮，乡绅煽动百姓贴大字报，指斥郭"勾通洋人"。那个"勾通"可不是当做"交流"讲的"沟通"，而是暗中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含义。
1891年初，郭嵩焘病逝于老家湘阴。他的旧交，当时的权臣李鸿章奏请朝廷，鉴于郭的学行与政绩，希望朝廷给他立传赐谥。但是胆怯的光绪皇帝怕再引物议，回复李鸿章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这一年是光绪十七年，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亲收两年了。试想日后戊戌变法之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由如此昏头胀脑的人领导的帝国会有什么出路？连慈禧那样的铁腕人物都先是力挺而后泄劲，还用说他一个几无政治经验的小皇帝吗？
可以说，郭嵩焘的忧郁而死表面看来是寿终正寝，活了七十四岁，而郭的忧郁之死正是大清必将"寿终正寝"的预言。
大清帝国是一条船，是一条如郭嵩焘诗云"满载痴顽共一船"的那种船。无论是慈禧掌舵还是由"英明"的光绪驾驶，它的命运只有一个结局：触礁并沉没。
在以后的历史书写中，戊戌变法确实被夸大了，它实在没什么"拯救"意义了，不过是一场政治投机分子的闹剧。想想看，日本是怎么做的：他们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刚出不久，就迅速拿回国去，用于思想教育。到郭嵩焘写出《使西纪程》时，他们已接受了魏源的思想熏陶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只有当时在黄海上拼死为国家利益相搏的中日舰队的各自将领能明白！
大清帝国不靠郭嵩焘这样的"写实人士"来提供思想动力，靠的又是什么人呢？靠的是李慈铭与何金寿那样的人。
李慈铭是个什么人呢？他靠花钱买官（那时是合法的）进入中央机关，五十一岁才混成进士。他的诗文虽然不错，但是他的政治做派却毫不严谨。《清史稿·文苑云·李慈铭传》说他："性狷介，又口多雌典。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也就是说，这个人很狂妄，又爱胡说八道；佩服他文学功底的人都喜欢他，不喜欢他胡说八道的人都讨厌他。
那个指斥郭嵩焘为汉奸的何金寿又是个什么人呢？首先他属于"教育亡国"系列的产品，也是个进士，且是"同治元年一甲二名进士"；其次，他也是个贯于胡说八道的人，利口翻天，曾导致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免职留任的处分，而使自己声震一时；再次，他也是个言论投机分子，在崇厚与俄国人谈判之际（1879），朝廷将谈判草案交付大臣讨论，他高调声称应当学习"西国上下议院例"，将此议题交给民众讨论。
难道他两年之间就全变了？如果他也变了，那他生活的时代就不成其为宿醉的王朝了。
第53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9)
至于张佩纶的故事在此就不罗列了，到中法马尾海战的现场去看就是了！
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代就那么个德行！
郭嵩焘回国（1879）两年后，大清王朝又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但是这一次被撤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这一年是光绪七年，公历1881年；这一批人是同治十一年（1872）大清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学生全部为少年儿童，意在造就全新的办洋务的人才。
然而，从出国那一天开始，矛盾就埋下了，因为正委员（学监）陈兰彬与副委员容闳虽然都是李鸿章的淮系亲信，但是二人不是一个教育系统生产出的产品，思想观点从最初的互相凑合一直发展到水火不容。
正学监陈兰彬老实持重之性格一直为李鸿章所看重，李鸿章在让他任正委员之初也准备了让他过渡到某个环节，找人替代他的方案。陈兰彬是咸丰三年（1853）的进士，在洋务方面持开明态度，李鸿章用陈兰彬的本意也是让他为实际主办留学事宜的副监当挡箭牌。容闳呢，全然不是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者，少年时代就读于澳门与香港的教会学校，而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自费留学美国，八年后回国，又分别效力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幕府。
容闳基本上已经"洋化"，在他的老上级李鸿章看来他是"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再加上在国内开明、到国外则转保守的陈兰彬一向抱守传统观念，就与容闳发生了冲突。容闳公开指责陈兰彬"对外国教育实存一极端卑鄙之思想。"
容闳作为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支持留学生信仰基督教，但陈兰彬对此却大为反感。在陈兰彬转任驻美国大使后，他推荐的继任者吴嘉善则把留学生的"问题"予以夸大，这个夸大的操作过程完全由陈兰彬背后指使。吴嘉善上奏说：学生久居美国，必致全失爱国心，纵能学成回国，不仅无益于国家，而且还会危害社会，建议从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部留学生。
如果说对留学生"问题"的攻击来自倭仁那样的纯粹守旧派，李鸿章或许不以为意，但这次强烈的攻击出在了洋务派内部，他就不得不做保守的选择。恰在他决心未定之时，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中央明确指示李鸿章："约束留洋学生，不得私入基督教。"
问题已经涉及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而不再是造船、造炮、办外交了。第二年，光绪七年（1881）二月，李鸿章正式同意总理衙门的意见，全部撤回留学生。到五月二十日（农历），总理衙门将电报发到美国，中国第一批的留学生无奈地开始收拾行装。
也就在这一个月，陈兰彬也得到了继任者的接替，那个曾是盛宣怀专案组的要员之一的郑藻如被任命为大清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的大使。
陈兰彬幸福地结束了六年的国外生活，得以重返他热爱的祖国，直到光绪十年（1884）"光荣离休"，消失在了官场。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以八十岁高龄在老家广东灵川辞别人世。
容闳在回国交差后，选择了离开祖国的道路，他去了美国，从光绪八年（1882）到光绪二十年（1894），一待就是十三个年头。也就是在他的党同伐异的政敌陈兰彬死的那一年，他才再返故国，任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
比之于大他十二岁的陈兰彬，他多活了四个年头，直到八十四岁才辞别人世。但是，他死在了美国，因为他参与体制内人士唐才常反政府的活动，组织中国国会。唐才常的反叛活动失败了，他也得逃亡，先逃香港，又赴美国。
公历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在美国度过了十年政治流亡生活的容闳悄然辞别人世。然而，无论怎么评价他的一系列政治选择，他的人生结局确实比郭嵩焘好多了。因为，他根本不用理会那"一船蠢货"，其中如陈兰彬者；郭嵩焘呢，要在自己热爱的祖国，眼巴巴地让蠢货们给气死！
旧统新传，鬼话连篇
就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看，不乏现代政治因素，但是它终究无法摆脱传统的强大制约。面对强大的制约，"技术性"的改革即改革中的策略成分几乎替代了改革本身。这种窘境不只是晚清时代偶然出现的政治现象，而是整个大清帝国中前期思想资源极度匮乏的一个远期成本分摊而已。没有可靠的思想资源，必然产生鬼话连篇的"思想现象"。纪晓岚的历时十年写作的《阅微草堂笔记》，正是大清帝国的鬼话经典。
第54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10)
纪晓岚，是个被现代戏说几乎写滥了的人物，已经给人们造成一个大体一致的文化印象：幽默、急智，乃至于尖酸刻薄。
纪晓岚生于雍正二年（1724），卒于嘉庆十年（1805），享年八十二岁。早他三十年出生，活了八十岁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弗朗斯瓦·魁奈（受庇护他的侯爵妇人庞巴杜夫人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兴趣，尤其推崇《论语》），与他的某些表现或曰"技术手法"比较相似；魁奈是法王路易十五的御医，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地位推销新思想。这些新思想披着旧制度的外衣，在广为推销时，不会使听闻者心惊肉跳，更直白地说：把想要说的话全说了，但又不用担心进巴士底监狱。
顺便应当说明的是，虽然中法两位思想家在一个世界上共同生活了五十年，但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没有读过对方的文章或书目。那个时代的世界性特征就是如此！纪晓岚并不具备魁奈那样的"革命性"，而是悄悄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推销自己的"思想密码"。他的密码产品是他的私人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简称"阅微笔记"），阅微笔记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对自己帮助乾隆皇帝实行焚书政策的行为进行忏悔。这部忏悔录并不像西方传统中罗马帝国时代的奥古斯丁、中世纪的阿贝拉尔、启蒙时代的卢梭那样，一定要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而是利用中国文人一贯的隐喻方式来表达，笔记、野史、鬼话、寓言可被选为载体。
在纪晓岚的生命后期，他借助一种传统可以接受但又完全不合于正史的方式，来表面上宣传因果报应式的道德训示。这个方式是"说鬼话"，整个阅微笔记讲的都是鬼故事。
之于儒家传统，《论语·述而》有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于文人的个体存在，私下写作还是被允许的，尽管有不少人为此掉了脑袋。从纯粹历史逻辑分析上看待阅微笔记，它有两点几不可理喻：其一，它何以产生在大清帝国屡禁野史、小说的年代里；其二，纪晓岚名为道德训示、实则离正统道德愈见遥远的写作，何以迅速传播。细细掂量，能说"鬼话"以因果劝世风，大体上是借助了大清皇族笃信佛教的政治强势；至于阅微笔记在刚出之后一纸风行，乃在于《四库全书》之成书过程使大批书目遭毁坏，民间可读作品甚少，偶有新作且作者又有显赫的官方地位，故读者争相传阅。仅就后者来论，纪晓岚应该是个十分出色的投机商。至于他的阅微笔记分五次刊出，他赚了多少版税，今已无法考证。其实，揭开他借鬼话讲道德的合法性外壳，人们也不难发现正统的中国文人中也有"说鬼"的习惯。苏轼即为一例。南宋叶梦得在其笔记《避暑录话》中，就记载了这个典故，其曰：东坡贬黄州，无所事事，每每闲宴，即请宾客谈鬼怪之事。
纪晓岚在其思想由尊佛而崇道后，也引用了这个典故，他以"观弈道人"别号写的诗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以五辑本的阅微笔记看，初见"观弈道人"之落款，在第三辑即《槐西杂志》上。《槐西杂志》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此时纪晓岚已经六十九岁。以"观弈道人"自号，可算正式入了"道门"，何况道家又多钟情于鬼神之事呢！一经入道，自然就会轻视儒学，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蜕化分子"。在他的另一首署名"观弈道人"的诗中已有明确表示："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细细梳理纪晓岚之阅微笔记，靠儒学起家而功成名就，以后又高调批判程朱理学，不可不算作一件奇事。
晓岚，是他的字，他本名昀，以字行于世，生于雍正二年，在乾隆时代中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四库全书》的编纂本质上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焚书活动，据后人考证：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共销毁书籍十五万一千部，涉及三千一百多种，又有书版八万块被毁。这个统计，还没计算被部分抽取内容的书目即违禁部分被撤下、烧掉。整本的违禁书及从整书中抽下来的违禁部分，全部集中到紫禁城内的武英殿集中烧毁。一代著名文人成了乾隆皇帝文化犯罪政策的"共犯"。对于纪晓岚来说，这是一笔文化孽债，也是一项心理负担。在这个心理状态下，纪晓岚要为稗史留一条活道儿，尽管他的阅微笔记完全是"鬼话"而不是涉及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判。他仍借助因果佛说的合法性外壳，一下子把批判矛头对准了程朱理学，即"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所谓洛闽，是指宋代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及曾居闽地紫阳书院讲学的朱熹。此处"洛闽门弟子"指纪晓岚时代的理学家。）
第55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11)
"稗史不入正统"本为常识，而以重复常识之举向程朱理学的清代继承人递话，无非是对自己居正统儒学之位而焚书的恶行的隐喻性忏悔，即一次彻底的"学术反动"或曰清算自己的前非！他借着篇篇鬼话，由焚书者变成了"违禁者"。在此，试观清家立国以来之文化政策，即多施针对异史野记、小说琐语（鬼话）的禁忌：
1.顺治九年（1652），下诏："严禁琐语淫词，违者从重究治。"此中"琐语"当为笔记体小说、杂志无疑。
2.康熙二年（1663），下诏："私刻琐语、淫词、乖风化者，查实议罪。"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五十二年，重申此禁。
3.乾隆三年（1738），责令地方政府，再禁小说；乾隆十八年，下诏禁《西厢记》、《水浒传》满文译本；乾隆十九年，专禁《水浒传》；乾隆四十五年，又行剧本检查政策。
就是在纪晓岚去世之后，清朝禁小说、野史政策亦未大变化。
《四库全书》之编辑初议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式着手为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六年成书，历十年。稍后，乾隆皇帝又诏示要誊写数部《四库全书》，以供全国几个文化重镇如扬州、镇江、杭州收藏。此后又耗时六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誊抄工作。在正式完成《四库全书》之后，纪晓岚已经六十四岁。此后，他又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编排秘籍"。至于何种秘籍，史无详证，但是此项工作很清闲，根本用不着像编《四库全书》那样要亲自动手。因此，纪晓岚就开始写"闲篇儿"。这"闲篇儿"让有学术眼光的人看起来是很矛盾的：他先说自己的"闲篇儿"《滦阳消夏录》即《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之一，为"都无体例"之作即非规范文体；而后又说，这样的作品"有益于惩劝"即是道德说教。难道较为严肃的道德说教能以"鬼话"的形式表现吗？至少在清初的蒲松龄即他的"鬼话"先驱那里，不是这么回事。蒲先生是以颠覆既存价值为目的的，一如今人所唱"牛鬼蛇神比那正人君子更可爱。"
纪晓岚公开他的笔记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此时他还在滦阳（今承德）从事秘籍编辑的监督工作。
这一年，他六十六岁。
在《滦阳消夏录》的开头，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今译）：
"今年夏天，因编排秘籍，我仍在滦阳工作，工作进度顺利，我也只看着书架上各帖的标签而已。白天很长，闲着没事儿，就追忆过去之事，现想现写，不按什么正规行文。自古以来，小说、野史就不成其为正式著述，但是在街谈巷议之间，可能有益于道德教化。写完就交给抄誊的小官吏保管。杂杂沓沓，写了一些，就叫它《滦阳消夏录》吧。"
两年后，老先生的草稿被盗印了，但他并不在意，而是又将这两年间写的"鬼话"辑成《如是我闻》，公诸于众。
时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二十一日。
在序中，他说道："此前，我写了《滦阳消夏录》，还是草稿，竟然让书商给私下刊刻印发了。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但是社会上的博雅君子中有人不以为这是错乱之作，再加上我又就写了一些，又四卷。就叫《如是我闻》吧。欧阳修曾说'有些东西，你越爱好，它就越积越多'，这回我信了！由于知道一个道理，走上一个方向，必然十分投入而不能自制，天下的事情，大凡如此。我也该反省呀！"
这哪里是立什么道德说教？完全成了内心世界的独白！
刊出《如是我闻》不到一年，乾隆五十七年六月，纪晓岚在都察院御史任上又写成了一揖，叫《槐西杂志》。他写此辑的原因有三：（一）公务不忙，"昼长多暇，晏坐而已"；（二）由于前两辑大得人心，资料来源见广，"缘是友朋聚集，多以异闻相告"；（三）效法古人，专门志怪而全无道德说教之羁绊，则以南宋洪迈多写怪异的《夷坚志》中的丙志为模式。
这个时候，老先生也用上自己的"道号"，自称"观弈道人"。前面所说的两首诗的落款就用了"观弈道人"之号。也就是说，他的效东坡以说鬼，讨厌《四库全书》耗尽了精力的心情全然表露，所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是也。当然，反儒情绪也到了不假掩饰的地步，所谓"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是也。随后，第四辑《故妄听之》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刊刻出来。此中又有微妙变化，他已经由对因果报应的佛家的认可转向了中国根源更深远的道教学说。"姑妄听之"一语即来自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