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十年：宿醉的王朝
作者：綦彦臣
第1节：自 序(1)
自 序
回味影响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三十年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的通俗史学已经呈现盛宴之势，这个状况在历史上只有南北朝的史学黄金时期及清代的乾嘉朴学可以类比。于前者，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三国志》与《后汉书》，此为前四史中的两种；于后者，此时中国的史学逐渐从主流到旁支，分工越来越细，视野也越来越开阔。
放下现代信息社会所带来的写作并阅读的革命不论，我们的学术盛宴似乎缺少些什么。所缺少的是严谨与细致，而"通俗"也就不免被扭曲为不负责任的自以为是，乃至于"煽情过度"。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出身的通俗历史"写匠"，我更愿站在过度煽情的另一边，以便保持足够的清醒，使我的叙述即写作能够在比较严谨的前提下，求得通俗的效果。
这本书中虽然不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可以让读者使自己早已存有的模糊认识得以清晰化，但于我的本心，我还是希望读者首先把它看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整体。在这个系统中，我选取的时间段是1860年至1889年这三十年。就这段时期而言，1860年本身与1889年本身都被计入，不能掐头去尾。同时，1860年之前的"序曲"也应当受到关注，所以1856至1860就成了整本书的"引子"。同理，1881年至1892年之间袁世凯的崛起也就成了一个写照性补充。就像许多西方电影那样，一边是结尾处的演员表与职员表在屏幕上滚动，一边有画外音在叙述主要人物的人生结局一样。
本书作为一个系统，与所有的（请注意我说的是"所有的"！）通俗历史著作不同，它提供的本质上的东西是一套全新的"知识系统"。当然，这个知识系统绝少有强行确立的概念与定理，只是告诉读者有关晚清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比方说，第二章"民乱打死名将"，主要讲述太平天国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动乱状况，即发生在安徽、河南、山东一带的捻军事件。它告诉读者：太平天国固然极大地消耗了大清帝国的国力，但是捻军事件最终给帝国统治者们最沉重的信心上的打击是：当时大清第一名将僧格林沁，竟然被一大群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民众打死。在民乱引发帝国重大管制危机的"时点状态"下，我们不妨再将视野放大到对大清帝国整个教育制度的检索。读者们可以惊异地发现：一个帝国竟然以抄袭、请托的惯性模式生产国家顶尖级人才，即称之为进士的学者兼官员；在那种惯性下，连十分清廉的官员也不免被卷入科场丑闻。
这，仅仅是教育制度的悲剧吗？不是的！它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出悲剧的名字就叫"教育亡国的隐喻"。
洋务运动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分析方面，此中的故事如李鸿章巧妙地将外语说成是一种方言，固然有趣，但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半拉架"式的改革，其结果注定要在残酷的现实检验中出现难以名状的尴尬。与捻军问题被放置在太平天国问题之上一样，福建水师在马尾军港痛遭法军歼灭的"局部悲剧"，远远超过十年之后甲午海战的教训。从这一点上讲，本书或可称为"晚清三十年改革失败的全程记录"。在这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中，所有政治人物都陷入了矛盾的泥沼，比如说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起初他极力反对办洋务，但当他取代了洋务派主将奕?之后，却成了兴修铁路的最有推动力的权力人物。他作为海军衙门的大臣，为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海军修铁路"的特色趣闻。在泥沼中走不出来的最大的悲剧人物则非慈禧太后莫属。她从二十六岁守寡到七十三岁辞世，四十七年，近乎半个世纪，共发动过三次政变：第一次，联手奕?，逮捕八位顾命大臣；第二次联手奕，将奕?赶出权力核心；第三次，她软禁了光绪皇帝，干脆自己走上前台，把原来的垂帘听政"改革"为训政。然而，就在她训政之时，她全然没了一个可靠政治伙人，奕已死了八年，奕?也在她要训政的三个月之前死了。想重新启用奕?，已经没有机会！课本化了的各种历史著作都把她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可你想一下：一位六十三岁的老人，要找一位可靠的合伙人而不得之时的心情，难道你不会掉下同情的眼泪吗？她固然可在政治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是她又常常卷入洋务派与保守派双方制造的政争漩涡中无法脱身。"高处不胜寒"，也许是这位青年寡妇而后是权力老人内心最真实的体验。
第2节：自 序(2)
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出使英法时，她亲口对后者说：你只一心为国办事，不要计较别人的闲话。而当压力重重，使她不得不撤换极力推崇西洋政治制度的第一公使时，她也觉得对不住郭嵩焘，只好托即将启程去接替郭嵩焘的曾纪泽委婉透话：郭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出使期间为国办了许多事。耿直的郭嵩焘不领情，他回国之后根本没按公务规定去北京谢恩，而是从上海直回湖南。
为了让本书具有微观的可考性，我将这三十年之间的有些小故事以典故的形式精炼地萃集在一起，单作附录，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支体系。它们既可对主体章节进行诠释，又可对这三十年的背景进行描点式说明。也许小典故部分的趣味性远超过了本书主体的"系统性"，但愿这些小典故成为读者与朋友之间趣谈的小资料。
小典故在细节上还原历史，同样也会对课本化、脸谱化的史学流弊给予一定的纠正。比如说，一直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推崇的抗法名将、民族英雄冯子材，他要求越南驸马对他行三叩九拜之礼，过了一把皇帝瘾。在这个典故另一端，接到强行撤军命令的冯子材，与南宋初岳飞被迫撤军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后者因为政治观点与皇帝不一致，终遭杀身之祸，而冯老将军却无此不幸。两相比较，晚清时期与南宋初期的最高统治者同样仰仗军事集团，但晚清时期对军人则大为宽恕。这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从更深层次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是军人集团领导了中国的洋务运动。
可以肯定地说，绝大部分小典故，读者闻所未闻。对于每个小典故，我都加上一两句评语，称为"评曰"。这样的评语模仿了中国正统史著中的"论曰"及"赞曰"的方式，本意是为引发读者自己的看法，至少会引起读者对相关史著，如《清史稿》与民国时代笔记《新世说》的阅读兴趣。退一步说，即便读者对文言文不感兴趣，总还能阅读一些文白对照的系统版本。这也算为他人做嫁衣了。如此，也没什么不好的，反而使我很欣慰，因为我一直持守我的一句"名言"--思想没有专利。
我相信，无论是在文言文阅读还是在白话文的阅读中，读者总会有自己的"知识的化反学反应"。于是乎，新的史学观点就产生了！它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准确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复现历史，即给想象的翅膀标上斑斓的色彩。
这样，历史就属于读者自己的了！
2007年3月15日于绵逸书房
1856年，"亚罗号"中国船只在英占香港登记过期，引发国际冲突，总督叶名琛凭父亲算卦的结果决定战争或讲和。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大清帝国失败而告终，一系列的《北京条约》签订了。这年，英国把广州的治权还给了大清，俄罗斯从大清划走一百零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它居间调停的报酬。
第3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1)
第一章
1856-1860：
混乱而冗长的序曲
林则徐的风派政治
大清历史上的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经过两年的禁烟，林则徐被特为倚重他的道光皇帝旻宁撤职。
大清帝国进入了悲剧的高潮，林则徐心甘情愿地当了替罪羊。
1840年，一般史家均把它等同于一个近代史学术语，称曰"第一次鸦片战争"。
起初，林则徐其实是不赞成禁烟的，后来也只是附和禁派的政治风向。在湖广总督的治内，他确实实行了一些禁民食烟乃至配发戒方的措施。然而，当道光帝选他独任对外的禁烟大员时，他犹豫了，几次说"干不了"、"请另选高明"之类的推辞的话。可是，道光皇帝虽然在外交方面一无所知，但在任用大臣方面的识人之功，也是说得过去的。他决心硬赶林则徐这个忠实的鸭子上架。
对于林则徐来说，如果没有这位好皇帝的赏识，他林则徐断不会在不到五十岁就升到东河道总督的高位上，更不用谈而后的湖广总督了。既然皇帝委以重任，他又无可推托，林则徐则只好把话挑明了，告诉他心爱的皇上：要杜绝大清国百姓吸食鸦片，就不要怕与洋人开战。
在君臣对加强武备与厉行禁烟二策的协调性问题达成一致后，道光皇帝给了林则徐无比的荣耀：其一，可在紫禁城内骑马；其二，给了他"钦差大臣关防"大印。
道光皇帝不愧驾驭臣下的高手，他初见林则徐骑马紧张之状，知道这个南方人是不惯骑马的。也就是说，此前林则徐说"骑马没问题"，是不愿折了皇上赐"紫禁城内骑马"的好意。道光皇帝心更细，亲口对林则徐说："既然你不惯于骑马，就改成坐轿子进宫吧！"一下子，尊容又加一级。
更厉害的是这关防大印，从乾隆皇帝铸成以来，很少使用。它的权威仅次于御玺。即便是钦差行事，不是极特殊情况，仍不使用。
林则徐受到了道光皇帝的恩宠，多少有点南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样子，什么"岳飞所到，如朕亲临"啦，什么亲赐手书"精忠报国"啦，什么"加开府仪同三司"啦，不一而足。所幸，大林则徐三岁的道光皇帝在禁烟失败后，只革了林则徐的职务，而没要他的命。
道光皇帝对待林则徐，名义上是君臣关系，本质上却如同龄的老哥们。所以，林则徐当了替罪羊之后，丝毫没抱怨之情，全然不像岳飞受了屈时要狂写数个大字"天理昭昭"以示对皇帝的抗议。后来，时隔六年，道光皇帝又重新启用林则徐，先后让他任代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起事，此时道光皇帝刚死，林则徐也以病身辞官。新任皇帝奕想起了父亲所信赖的重臣，发诏让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之职前往广西镇压。此前，新皇帝也经几次发诏让他进京面谈，但是他都拒绝了。然而，逢广西大乱，国祚堪忧，七十六岁高龄的林老先生不得不起而奉命。不幸的是，他从福建侯官（今福州）老家起身后，走行至潮州就一命呜呼。
他和道光皇帝死在了一年，前后只隔三个月。
林则徐之死，似乎成了大清命运的一个不幸谶言。林则徐的另一句对皇帝示警的谶言日后也成了现实。当年，广东面临英国的强大军事压力，林则徐横下心来抵抗，同时他写密信给道光皇帝，称曰："英吉利虽强，然不足畏。为中国患者，俄罗斯也。"
林则徐死了，太平天国大闹了。当初，洪秀全等人听说林则徐要前往广西镇压时，大为惊慌，可林则徐一死，他再不拿大清家"当个玩意儿"了。
事隔一百六十多年再冷静地看待林则徐与道光皇帝合作的禁烟运动，从义理上是无可挑剔：保卫国家、建立健康的贸易秩序，既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又是国家治理者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不过，从治国策略与外交手腕方面，显然有失粗糙。
讨论禁烟运动，曾有弛禁政策主张提出，即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主张。他给道光皇帝提了三项建议：
一是从鸦片的药用角度考虑，把鸦片贸易合法化。此中，以国家海关控制进口量为前提，以易货贸易形式控制白银外流。
二是以明朝吕宋旱烟在中国先种后绝为例，让百姓自种鸦片。中国人自产鸦片多了，价格低落，自然就把外国鸦片给顶出市场。
三是允许民间吸食，但禁止公职人员吸食。如此，不仅无伤政体，还利于税收。即便是公职人员吸食，拿获之后也只是革职而不定罪，以防用法过苛导致隐瞒实情的现象发生。
许乃济大胆倡议，实为大清王朝第一人，因为清朝的政策惯性是严禁倾向。即便如此，广东巡抚邓廷桢还是积极赞成弛禁政策的，并且很快拟就一个《弛禁九条章程》上奏。虽然说后来主禁派占了上风，邓廷桢也不得不接受林则徐节制，一起掀起广东禁烟运动，而论及个人主张，邓廷桢还是主张弛禁的。
无论如何，导致道光皇帝颁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即林则徐广东禁烟的法律基础的真实动机，还是"大清乃天下中心"。这个自我中心论，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败之后，也未尝有变。至于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的学术讨论，只能留给后世一些弥足珍贵的思想素材，而无法影响清朝的政策倾向。
第4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2)
就在广东禁烟之初，林则徐也是十分谨慎的，并没一下子全部没收鸦片，而是实行"外商交一箱鸦片，即赏茶叶五斤"的政策。这个政策上报了道光皇帝，得到批准。道光皇帝在批复中还专门指明，要林则徐、邓廷桢等重要官员在广东筹齐十万斤茶叶，以备用于抵购鸦片之用。后来事情激化，也就不再执行赏（购）政策，算是外交方面的一个失误吧！
这个失误也给了主和派（但不是弛禁派）以口实，称林则徐"允许烟价而后负约，准备以致激变"。从而，也导致了道光皇帝对林则徐信任基础的动摇。于是，在战败后，拿出林则徐当了替罪羊。
叶名琛的算卦战略
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跌跌撞撞地走到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合该这年出大事，先硬后软的叶名琛竟然靠算卦决定起战事来。
这叶名琛，说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几乎与他的政治前辈林则徐一样，三十岁以前就考上了进士。在道光时代的末期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以广东巡抚之职份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坚拒英国人入住广州城，又联合民团作武装抵抗准备，大收人心。一时间，中国商人爱国激情高涨，全部停业，不与英国商人来往，直逼得英国人不再强提入住广州城的事情。
虽然说事情的本质是大清方面违背条约，但是允许英国商人入住广州的不平等条约是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人民不服。何况在儒家政治伦理那里又有"要盟神不听"呢！
"要盟神不听"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其意为"被要挟条件下订的条约，神是不予确认的"。后来，咸丰皇帝也是坚持这个原则，一方面与外国订条约，一方面又设法不履约。
道光二十九年，四十三岁的叶名琛因拒绝英国人入城的壮举为国争光，皇帝封他为一等男爵。
此后，叶男爵官阶一路飞升。飞升的原因并不是处理外交事务强硬且得手，而是平定叛乱有功：
道光三十年（1850），剿灭广东境内英德一带的土匪，朝廷评议为政绩优等；
咸丰元年（1851），又歼灭罗镜一带帮会性质的土匪吴三所部，加职为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1852），继续剿匪，再歼匪首凌十八所部，被任命为代理两广总督，稍后实授该职，并兼通商大臣；
咸丰四年（1854），广东境内大乱，叶总督力战不已，全部荡平，同时支援邻省作战物资，"益得时誉"；
咸丰五年（1855），以总督身份兼任协办大学士；
咸丰六年（1856），朝廷拜其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上。
从地方官拼为中央要员，又以中央要员之身兼任地方官，虽然治地未动，但政治分量却成倍地增加。"不可同日归语"一词，该算是最恰当的表达。
在官阶飞升中，他也与咸丰皇帝保持了如林则徐与道光皇帝那样的默契，甚至说，咸丰重用叶名琛就是效法当年道光重用林则徐。咸丰四年（1854），英美两国使者按原来的条约来广州办理修约事务，叶名琛请示咸丰皇帝，皇上批示："尤当不动声色，加以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叶名琛接旨后，即玩起了捉迷藏游戏，对英国等外交使者"避而不见"。
关于此事，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李治亭在新版《清史》一书中称叶名琛"缺乏国际公法和国际交往知识"，并进一步提出："文宗（咸丰皇帝）和叶名琛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若采用强硬外交，必须面对面据理力争，驳回其无理要求；避而不见，必然授人以柄，反而使自己被动，这正是顽固、愚昧、傲慢的表现。"此等批评固然不错且大有惋惜之意，但是对于当时清朝的皇帝和几乎全部的高官，哪有什么国际公法和国际交往知识！
叶名琛不动声色的政策，自以为高明，在对手看来恰恰是心虚的表现。英法两国公使在遭叶名琛之拒后，北上江苏，两江总督怡良来得更干脆，让两国使者到广东去，"听候查办"，好像对方是自首无门的罪犯。而英法两国公使的舰队在中国的海洋上则如入无人之境，南北穿梭并放话要北上天津交涉。
第5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3)
外国人在中国海洋上来回穿梭，比中国人拒不接见人家，更为丢人。鉴于此况，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上奏咸丰皇帝，要求朝廷派钦差交涉，别再玩捉迷藏，因为"任跋风涛，久无成议，该夷心未惬服，终恐别生事端。"不料咸丰皇帝览奏大怒，说吉尔杭阿吃里爬外，即"受人要挟，被人欺蒙。"
可怜的天朝"自尊"呐？！
事情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秋天变得复杂了。广州，九月初十，早晨，中国人苏亚成在香港英国所立政府登记的船只"亚罗号"，遭到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的搜查。上船的四十名官兵将隐匿在船上的中国籍海盗李明太与梁建富抓获，另外，还抓了十名涉嫌走私的船员。此事给了名为"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但久未得入城的巴夏礼以口实，他为了扩大事态编造了一个细节：中国水师官兵在上船搜查的过程中，扯落了大英帝国的国旗，侮辱了大英帝国的主权和荣誉。
巴夏礼致信叶名琛，要求四十八小时内释放人犯并对扯旗行为赔礼道歉。叶名琛也不论青红皂白，一口回绝了巴夏礼的要求。
其实呢，按当时的国际法论，该船虽然在香港登记，但已经过期十天，自然就归中国广东省管辖，因为苏亚成是广东本地人。再者，按航海习惯，外籍船只进入主权国家港口后必须降旗（收起来），表示对主权国的尊重，只有等出港起航时才得重挂。"亚罗号"已经在广州港待了五天，哪有什么大英帝国国旗仍在悬挂之说。
一个很好的说理的机会让叶总督给撇在了一边。
叶名琛的"装硬"到了最后关头，挺不住了，他下令放了两名海盗及十名船员。为了给自己找个面子，他没给巴夏礼道歉。巴夏礼是外交老手，一见叶有此举，就拒绝接收十二名被释人员。很明显，这要开战。
老叶情急之下，再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策略，"把敌人交给民众"：军队不抵抗，全部入城；民众在叶总督的暗中支持下，焚烧英国商馆，给巴夏礼颜色看看。
这一手，让后来的慈禧太后学会了，她玩起了义和团。当然，结果也是搞砸了。
巴夏礼采取军事行动事前未得英国国会批准，只好暂忍，但他声称将情况通报本国。英国国内经过激烈辩论并以解散内阁为代价，于1857年3月21日决定对中国开战。
此后的战争，即为被中国近代史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事件。
咸丰七年（1857）八月，英法两国联军在香港会合，并派专使照会叶名琛，条件之苛刻，让叶总督全然没了面子，至于入城、赔款、修约三项不必待言，最厉害的一手是让中国军队全部撤离广州城。
按照外交惯例，来使的小船上要插白旗，叶总督则理解为"原来敌人是大话吓唬我们，现在插白旗而来，不就是怕我们了吗？！"这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判断，他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要盟神不听"。用俗语来说，那真是，你说"城门楼子"，他说"粪筐头子"。
等他拒绝对方要求之后，总督府属僚一见战事不免，一哄逃散。叶名琛一人坚守岗位（家属也在身边），认为英法联军不会开战。作为有深厚儒学素养的"儒将"，他一切按《易经》所示而行：他父亲叶志诜似乎也成了易经大师，叶名琛的所有军政行止都求其父问卦。其父专卜其与英法联军有否战事一卦，结果是"十五后敌兵自退"。
按照这个卜卦结果，叶名琛写给咸丰皇帝的信说："英国的国王实质上不愿开启战端，现在的危局全是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一个人搞成的。我一直在坚持。只要挺下去，敌人一定会退兵。"咸丰皇帝还是拿不准，又专门发来密诏，告诫叶总督"勿轻视"。但是，老叶一直坚信他父亲的卜卦结果，表示坚持挺下去，即"不战也不和"，敌人就会一走了之。
咸丰帝见此状，也没了办法，只好用宽心的话来安慰叶总督。等到叶名琛被敌军抓获，捆起来，抬到船上，咸丰皇帝才觉得实在无法撂脸，下诏将其革职。
说来也是笑话，当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城时，广州将军（相当于警备司令）穆讷克德将白旗插在广州城头。前两个月时，人家插白旗而来，是为谈判；今日我方插白旗，是为投降。穆讷克德一投降，藏在总督府后花园的叶总督也就让敌人给"抠"了出来。
第6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4)
英法联军将叶总督囚禁在"无敌号"军舰上，稍后，被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圈在一个叫镇海楼的居所内。此时的叶名琛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过去宠信他、今日厌恶他的皇帝给免了职，还时常写幅字，画幅画，落款处署名"海上苏武"。意思是，我叶名琛就是汉武帝时代被匈奴俘虏的苏武再世；苏武在大漠，我叶名琛以大海为大漠。
写字、画画，动不动还吟上两首诗；吟诗没趣了，就朗读道家的《古祖经》。儒家的经典哪里去了？不知道。
咸丰九年（1859），五十三岁的叶名琛病逝于印度，可怜的老叶，算是"英年早逝"了，他比政治前辈林则徐少活了二十三年。好在此时，林则徐已经死了九年了，否则不知将作何感想。
在没有叶名琛的时代里，广州人民似乎也过得不错，其代价是原广东巡抚柏贵、原广州将军穆讷克德当了"伪政府"的新官员。英国人巴夏礼及哈罗威，与法国人修来，成立联军委员会，管理广州。三个外国人管着两名中国高官，实行傀儡政治与殖民统治。直到两年多后的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订立、生效，广州的治权才完全交给中国。
广东的百姓也比他们的叶总督明白，在他被俘后，纷纷成立民间武装组织，称曰"团练"。团练总局设在佛山，英法联军及"伪政府"也不敢动他们。如此相持，也到了1860年。
广东的百姓对叶名琛少有同情，当然也少有忿愤，反倒拿他找乐子，编了一首顺口溜讽刺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广东人真坏，到了这个分儿上还说人家出身湖北的"儒将"叶总督有"相臣度量"（宰相的心胸），算是给糟蹋透了！
叶总督，至少在一半成分上是给咸丰皇帝当了替罪羊，尽管这个无情无义的皇帝一点不可怜被俘的总督。
有叶名琛存在，咸丰帝似乎还显不出浑噩的素质，而叶名琛被俘后，他就愈加昏头胀脑了。正如当年林则徐对道光皇帝所言："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俄罗斯趁大清帝国在广州的惨败，迅速介入分利活动，而且越来越居主导性，以致搞得大清皇帝不得不让俄罗斯驻中国全权大使普提雅廷牵着鼻子走。
普提雅廷原职为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由于他了解英中战事又懂海军战略，俄国外交部急召他从伦敦回国，立授驻华全权大使之职。而普氏来华，先不言利，力称中（清）俄两国"百年友谊"，在"友谊"的基础上，俄罗斯当然要协助中国对付西方列强。
起初，咸丰皇帝也是坚决不同意俄国介入，但是抗不住普氏玩外交手腕。普氏一见大清皇帝拒绝俄使，便给英法两国"拱火"，鼓励两国攻打天津。普氏为了俄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辞奔波之劳苦，先到上海见英国代表，又到香港见法国代表，等双方接受攻打天津的建议后，普氏再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张殿元"出卖情报"，告诉后者英法联军将北攻天津。
事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初。
此时普氏的身份也升了格，由驻华全权大使变成了驻华舰队司令和钦差大臣。
英法联军也于月内将舰队摆在天津大沽外。普氏老谋深算，一方面让清廷拒接受公使驻北京等条件，另一方面又让英法联军提前开炮。联军一阵炮轰，清军大沽炮台死亡了两万将士。
这回清廷就不得不彻底信服普氏的"情报"了，谦谦和和地请人家当第三方（调停人）。英法联军攻下大沽炮台后，大队人马逼到天津城下，并称言：一旦拿下天津，就挥师北上，占领清朝的首都。
交涉的细节，十分烦人，本书不作交代，看一下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只替罪羊耆英的状况，就可明了当时清廷大臣处理外交事务有多么艰难。
耆英当初主张对英国采取外和内硬的两面手法，曾有奏本副件存于广州。此文本是耆英职任钦差大臣办理广州通商事务时写给皇帝的，约在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43-1847）之间，叶名琛时代，广州城破，文件为英国人缴得。
第7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5)
耆英被朝廷派为全权大臣去同英法和谈，正让人家拿住"案底"，说他不诚实。英国公使拒绝会见耆英，耆英又求见副使李泰国（英人，汉名）。他先不讲正事而与李国泰套近乎："我和阁下的父亲李乔治先生当年是好朋友。"
李国泰不给他这个面子，并当众将他的广州奏书念出来，书中有言"佯示友好，安抚夷人"。这正是耆英玩两面派的"证据"。耆英恼怒难忍，不待朝廷批准，飞奔回京。咸丰也气急败坏，命令僧格林沁在通州逮捕耆英。
耆英是宗室成员，系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尔古泰（正蓝旗主）的后裔。也正是仗着宗室的身份，他才敢不履使命，擅弃职守。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看透了祖宗基业已无法维持。早在八年前，即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太子奕即位，下诏求直言，耆英慷慨而对，不期落了"持论过偏，显违古训"的批驳。随后，又追究过去问题，指责他"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而后给了降级处分，五年后又因私自为被弹劾人报信，落了个圈禁的处置。此次出来担当使命，也是由于宗室保举之故。
耆英当年为哪种言论触犯了新皇帝呢？核心问题是指责老皇帝道光用人不当，他在奏折中说："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
这回辱没使命，奔逃回京，等于中了自己的高论。没办法，举荐他的惠亲王及肃顺主张处死耆英。咸丰帝也乐得除去一个"异见分子"，赐他自尽。
弄死耆英，并没带来局势改观的任何一丝希望，反而是签订了《天津条约》，赔款、开放口岸等，不一而足。其中尤以英法两国派使进驻京城为当时最大冲击，这也埋下了1860年北京陷落、咸丰出逃的伏笔。
条约订完了，咸丰皇帝却引用他十分熟稔的儒家政治原则，对大臣们说："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对于原来一向玩手腕的俄国，咸丰却没这个打算。其实，在与英法两国签订各自的《天津条约》之约，俄国早抢先一步签了同名条约。没这个好处，俄国是不会充当调停人的！
美国人呢，也抢在英法之前，与清廷订了条约。
英法在拿到条约后，又继续加码，美国也趁势而行，三国先后与清廷搞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至此，鸦片贸易完全合法化了，有条款称："准许鸦片进口贸易，每百斤纳进口税银三十两。"
一个不能自省的皇室，只能在内政务与外交方面越来越习惯于犯错误，而且纠错成本越来越高。
到了《天津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即咸丰九年（1859），年换约与正式派遣使节时，咸丰皇帝又玩起了叶名琛式的下策。结果战端再起，英法联军用两万五千人的兵力，调舰两百艘，攻击清军驻防要塞新河。清军老式大刀长矛还有弓箭，拼不过对方的火枪与大炮，三千精锐马军，只有七人逃生。
大清名将僧格林泌退守通州。
英军把公使普鲁斯送进北京的决心已定，就由英国原驻广州总领事巴夏礼带一小队，从天津往北京去，打前站。此时浑浑噩噩的咸丰皇帝真的没了主心骨儿，一会儿说让僧格林沁在通州拦截逮捕巴夏礼等人；一会儿又说，派怡亲王载垣等人前往通州议和。
稍后，谈判表面进行，草草谈判之后，突然逮捕了巴夏礼一行计三十九名英法外交人员。此举铸成大错，等于放弃任何的谈判机会。
英法联军再与清军激战，清军的核心主力僧格林沁部不敌，退守八里桥。清军在八里桥再作抵抗，但力不从心，八里桥失守。北京的东部外围防线崩溃。
咸丰皇帝带上一干重臣，逃出北京城，往热河（今承德）而去。那时说得好听，叫什么"木兰秋狝"。反正不管怎么称呼此行，北京是守不住了。清廷议和全权大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也如前年的耆英一样，不履使命，跑了，跑到了卢沟桥。
没辙了！北京留守大臣恒祺把巴夏礼一行交还，但是三十九人只剩了十八人，那二十一个死在了狱中。后来的事情又琐碎起来，什么最后通牒了，什么换约安排了，什么联军拒绝议谈了，无法细说。
第8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6)
英法联军为了报复清廷不守外交规矩，也丢下文明的辞令，在照会答复到期三天之前，兵进圆明园，非抢即烧。一座代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艺术杰作、经营了两百年的皇家园林，化成了一片废墟。
此后，又是赔钱、开放口岸等一系列条件的条约签署了。称为《北京条约》的最终文件是大清帝国一家对英法两家的，按现在的说法是同时签了《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单单是烧了一座园林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俄国人伸手了，又在《瑷珲条约》的基础上，逼清廷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两条约合计从大清拿走了一百零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片土地相当于当时德国与法国两个国家面积的合计。稍后的1864年，中俄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划给俄罗斯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林则徐的警告终于变成了不幸的预言。
对于咸丰帝来论，林则徐的预言不是对自己说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正值"三十如狼"的年龄，国家再乱，自己的青春也不能白白度过呀。所以，在承德逃难或曰秋猎之时，他要尽情享受。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要到湖上玩一圈，于是乎，贵妃那拉氏亲自操篙，当起"船妇"来。不料好事变成坏事，大病刚好的咸丰皇帝脚下不稳，一头栽到水中。太监们手疾眼快，将落水皇帝捞将起来。可是，凉水一激，咸丰皇帝不但没恢复到正常状态，还病上加病了。
第二年，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一命呜呼。
他一呜呼，大清帝国的慈禧时代就开始了。咸丰皇帝与那拉氏的儿子载淳成了同治皇帝。
不管是母后与儿子"共同治理"也好，还是幼年皇帝与肃顺等八大辅臣"共同治理"也罢，真实的情况就是：同治皇帝即位时才六岁，而且不久八大辅臣就被同治的亲娘慈禧给收拾了。
慈禧玩得既狠又毒，利用儿子的口气公开宣布八大臣辅助幼主的咸丰皇帝遗嘱是伪造，说是咸丰帝只托八大臣立太子而没说辅佐幼主之托。
如此一来，不但八大臣辅政没有合法依据，而且还涉嫌伪造皇帝遗命。一下子，八个人全成了阶下囚。
在这场被称为"辛酉政变"的权争之前，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也正是这个细节，让那拉氏恨肃顺，"恨得牙根发痒"。当咸丰帝落水事故发生之后，肃顺借此挑拨人家的夫妻关系，他对浑噩的咸丰皇帝说："那拉氏是故意让您落水的，淹死您，她就可控制大清王朝了。"
咸丰皇帝闻此大怒，也不顾什么夫妻情意了，手书一道上谕："朕死归天日，令那拉氏殉葬，免得其倾我大清基业。"
不知后来是什么原因，这首手谕并未得执行，反而是肃顺掉了脑袋。
当然，除了这个微妙的细节之外，还在于八大臣中肃顺与端华是亲兄弟。端华位袭郑亲王。那拉氏明白：不拼个鱼死网破不行，若让郑亲王家族控制了局面，她与小皇帝载淳早晚会让他们给废了。
煌煌大清，道德侏儒的天堂
无论是林则徐的风派政治，还是叶名琛的算卦战略，乃至于咸丰皇帝的腐儒治术，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里面有大历史的宿命，又有着小历史的现实影响。清朝武功集团入关进京后，对汉族高级知识分子采取的杀头与收买的双重政策。杀头之策自不必细论，而在收买之策中除了迅速承接科举制以遴选高级人才外，还特开博学鸿词科吸收在文学方面有突出才干的人，如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皇帝亲自在体仁阁面试各地举荐的学者一百四十三人，选中一等人才二十人、二等人才三十人，让他们出任翰林官职，编纂《明史》。在博学鸿词科之外，康熙皇帝还以随机恩赐方式给久供吏事的低微文人上升的机会。如一代闻人高士奇（号江村）就是在康熙十九年（1680）被授"额外翰林侍讲"。
高士奇是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据《清史稿》本传讲："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这样看来，与其说他是一位学者，毋宁说是位书法家。因为这位年轻的书法家工作异常勤奋，康熙皇帝曾在十七年（1678）给予重大赏赐，诏曰："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联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
第9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7)
高士奇对皇帝的恩赐自然感激不尽，更加勤奋地工作。但是，在以文化侍从身份与皇帝结成文友的同时，他的妒心与权欲也开始膨胀。康熙十八年，征召博学鸿词人才一百四十三人时，三十五岁的高士奇对诸位学者的进位，大为不满，发表"三不如论"。至于"三不如论"的具体内容，清史及民国史料没具体记载，但是此论影响了康熙厚待民间学者的政策，民国初年学者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写道："高江村进三不如之说，以毁百四十三征士。在上者，虚意始倦。一时哗然，以为与李林甫表贺野无遗贤无异，在朝在野疾之甚。"
公平而论，高士奇靠勤奋的实务起家并与皇帝结成文友，其过程之艰辛非外人所能窥知。但是，他内心中不愿别人再成为"第二个高江村"的提防心理，则是一定的了。此前，他多么得意？对皇帝的赐予，写下"自笑功名薄，谁知雨露深"的诗句。用现在的白话来说：别看我没学历，但皇帝他老人家偏偏喜欢我，这怎么办？
高士奇的权欲汹涌难止，但他追求的不是出将入相或一任封疆大吏，而是让外廷官员从他这里购买信息。因为在皇帝身边，皇帝的动静好恶，他都知道，这成了他滚滚不尽的财源。仍是《栖霞阁野乘》记曰："探宫内起居，报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满荷囊，日暮，率倾囊而出。"原来推荐他得到起步职务的明珠，现也不得不向他来探求信息了。当然，等他值班完后回家的朝廷官员非止明珠一个人，多着呢。高江村全然不在乎，"踏步入门，若弗知焉"。就这样，高士奇的住宅成了情报站，成了第二朝廷。朝中大员们见不着高江村，就派能干的仆人到高府里面打探消息，连什么时候洗脸，什么时候吃晚饭，都报出来。对于旧日的恩人，高士奇还是忘不了的，把已经官级到了相爷的明珠叫进去，两人大侃一番而散。其余的级别低于相爷的，则难了，里面传出话来："天色已晚，不再会客，改天再说吧！"
如此作为终于激怒正直之士，身任左都御史的郭琇经过详细调查，给皇帝写一封揭发信。信中除了指责高士奇背负君恩外，更具体指出他"结（前左都御史）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的帮派行为。
郭琇揭发的重点是高士奇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涉黑的巨额财产来历问题："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八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四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给取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康熙皇帝见郭琇所奏理据充分，不得不过问一下，聪明的高士奇立马跪下，说："督抚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与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由遇中来。"康熙皇帝听了高士奇忠心表白，也不再问。但是，有了郭琇开头的弹劾，受过高奇士轻视、排挤的人也都跟进，告状的越来越多。再加上地方上出了赴京行贿窝案犯人、山东巡抚张汧的供词中牵涉到高士奇，高士奇只好自己请辞，回归田里。
就高士奇整个人生经历来看，要比以上简要的介绍要复杂得多。所要点明的是，郭琇的责问实际是重笔勾画了大清帝国的政治道德生态，即"金从何来？"与"官从何来？"背后，一大批文人与能士不过是一个国家陷入道德侏儒状态的代表而已！
与高士奇这个名姓俱全的故事不同，《栖霞阁野乘》也以"不记名"方式记述了一位学者型官员谄事高官的官场丑闻：乾隆年间，一位身为翰林院文官的某人，为了高升，让其妻拜一位于姓宰相的妾为干娘。等于宰相势衰后，又拜户部尚书梁阶平为义父，两家来往十分热络。时值严冬，梁尚书每将去早朝，住在梁家的翰林文官之妻，就把梁尚书的朝珠放在自己胸前暖至温热，而后再给梁尚书挂到脖子上。梁尚书能够接受如此体贴的长期关照，不是一下子就自然适应的。此前，曾经历一个"实习"过程。当初，翰林文官之妻拜梁尚书为义父，要按规定的礼数行礼，拜礼毕，义女从怀中掏出珊瑚念珠，"双手奉之"。梁尚书哪里见过这么热情奔放的妇女礼节，一下子羞得满脸通红，赶忙避开，往后堂走。翰林之妻不是等闲之辈，手持念球，追上还未走出大厅的老家伙，硬是套在老家伙的脖子上。当时在座的私家姻亲、达官贵人险些被惊下座来，以至于被弄得手足无措。对于这个尚书如此无人格地投靠高官的行为，稍有些正义感的文人都觉得脸红，于是有人写了讽刺诗曰："才从于第拜干娘，今拜干爷又姓梁。热闹门墙新户部，凄凉庭院旧中堂。翁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情意重，临风几阵乳花香。"此丑闻并非谣传，因为后来的一个官场误会不仅证明了此事存在，还证明该翰林文官姓汪。
第10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8)
仍是《栖霞阁野乘》记载：原籍泰州、在北京做记名章京小官的王某，受所在衙门指派到早朝上递奏折。因为家在城外住，要半夜起来进城，以便参与早朝。等车马赶到离皇宫很近的东华门时，忽然发现朝珠遗落在家中。如果回去取，肯定赶不上早朝，会误了重大公事。急中生智，他想起有一位旧交汪某就住在附近，赶忙登门索借朝珠。时在凌晨，江某披衣接待旧交，对王某说："我身材比你高大，朝珠恐怕不合你身，就用我太太的吧！"匆忙间取来太太的珠串，挂在王某项上。王某高兴随口出了一句诗文，称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听到这一句，旧交江某"面色大变，怒气勃勃，返身入内"。王某不明白其中因由，为赶早朝，扬鞭催马，奔紫禁城而去。此时汪某已返宅内，穿好衣，拿了刀，追赶王某而来，口中大骂："尔糟蹋人太甚，不杀尔，誓不干休！"王某更加疑惑，惊恐之中给马车加速，而汪某只是砍了车尾一刀。等到早朝完后，王某急忙去汪某处还珠，并想问个究竟，但是汪某持刀，怒立门外，王某只好驾车快速逃走。汪某追到大街上，没追上王某，才免了出人命的血案。稍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汪某的曾祖父就是当年那位让妻子给梁尚书暖朝珠的人。汪某把王某的一时误言当成了故意的揭短，所以"恨入骨髓"。王某没了办法，只好辞职不干，回泰州原籍去了。
推算起来，汪某曾祖与祖母的丑闻发生在乾隆年间（其谄事对象梁阶平为乾隆朝后期宰相之一），到其曾孙成家立业之时，相隔总有七十余年，此时应为道光末、咸丰初的样子。时至此季，大清官场的道德风节几乎全为负值了，帝国进入迅速衰败时期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康乾盛世"之后，也即大衰败之前，更远一点的嘉庆朝更出了"和尚太守（知府）"的官场丑闻。民国初年绍兴文人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一书中写了《舒铁云太守和尚谣》一则，记述如下：
和尚叫王树勋，山西人。王树勋不像一般和尚那样求生无路才入了空门，相反，他的家系为大牌头盐商的世仆。这样的家庭虽然社会地位低一些，但总是不愁吃喝用度的。王树勋的母亲又给某官僚家庭当乳母，也算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方面的资源。但是，王树勋似乎看不起这些，决心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他先到木兰院当道士，而后又到北京有名的广惠寺当和尚，法号明心。
明心和尚经过刻苦修炼与勤奋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应对社会的知识基础，因此一出手就产生了轰动效应："有口辩，多技能，兼挟异术，一时名动公卿，下而士庶商贾，上而达官勋卫，皆有皈依者。"等他靠众多的皈依者贡献的钱财达到巨额数量后，忽然说自己当到尘世经历劫难，就还俗并娶妻生子。此后，他迅速打入官场，给京外一位中级官员当幕僚。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他又返回京城，按当时朝廷卖官的价码，花钱买了个通判官衔，到湖北去任职。明心和尚做官也非同寻常，以自己当和尚时的弟子为左右助手即智囊团兼帮办，把政务弄得有声有色，很快晋升为襄阳知府（按古称为"太守"）。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腐败官场定例，明心和尚做得更是到位：他家为仆时的原主人将孩子介绍过来，他就让本是其家幼主的这孩子叫他"叔父"，而后留在襄阳府当办事员。不久，他的幼主让他以"卓异"的名义推荐到北京去，到中央部门任职。和尚在官场大出风头、过抢先机的行为激怒了正常仕途出身的官员，有位叫石承藻的御史经过暗中调查，掌握了明心和尚的全部材料，一状告到嘉庆皇帝那里。嘉庆皇帝虽然昏聩有余，但对和尚混成太守的丑闻也表示"震怒"，给刑部批文"命发黑龙江编管"。和尚太守成了流刑犯，一时间传为奇闻。
当时有名的文人舒位（号铁云）就借此事写长诗一篇《和尚太守谣》，舒铁云之诗多引典故，要详加考证，恐怕偏离本书主题，不妨将诗节录于下，其诗（部分）曰：
第11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9)
弃民为僧如秃鹫，弃僧为官如沐猴，宦成黄鹤楼中住，事败黑龙江上去。南来初寂寞，骑上扬州鹤，北去尤萧条，冻死纥干雀。无端忽慕竺法深，有时化为支道林，碧沙笼边钟悄悄，青莲钵底花沉沉。石塔寺，无一缝，金轮会，有万众，吴国铜瓶五花坚，赵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行，放下笤帚柄，或现宰官身，或佩国公印。两眼看天隽不疑，五体投地霍去病。岂知襄阳节度，乃有叙勋僧正。聚处禅师之斗场，住处终南之捷径。……恒星不见官星见，不看僧面看佛面。匆匆一曲雉朝飞，哑哑三更乌啼夜。……青史十七部，白发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进治状，君不见襄阳太守王和尚。"
舒铁云因世道艰难、仕途坎坷对社会颇有不满情绪，此诗（谣）为借和尚太守事件发泄不满。发泄得痛快淋漓，故后世大诗人龚自珍评价他的诗文为"郁怒横逸"。然而，发泄总归发泄，再好的辞藻也改变不了大清官场的道德侏儒状态。
既然嘉庆朝出了和尚当太守（知府）的丑闻，而且官风每况愈下，那么就不能深怪咸丰朝的叶名琛靠算卦决定战事的愚行了。
嘉庆与咸丰两朝之间是道光，道光一朝统治三十一年，到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林则徐禁烟事件发生，道光朝的政治道德状况又是个什么样子呢？仍在《栖霞阁野乘》中有记：一位道光朝的翰林文官，早年师从潍县学者陈官俊门下。陈官俊的太太去世，翰林深感旧日恩遇，作祭文，有句"丧我师母，如丧我妣"。
如果说仅限于感激恩师而作诚痛悼文，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认为该翰林是因为陈官俊显赫的权位，才有此语。（按，《清史稿·陈官俊传》所记，此事当为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间的事情，即林则徐虎门销烟被革职四年以后的事情，也在叶名琛因剿匪有功而崛起之前。）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并没提该翰林文官的名字，只说该事"为言官登白简"。校以《清史稿》陈本传看，此翰林文官应该是童福承。时当陈官俊以吏部尚书本职兼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宰相或国务委员），又兼任上书房总师傅之教职。由于陈童二人的师徒关系，陈将童以翰林编修本职调到上书房，"授皇子读"。换句话说，等日后皇权交接之际，童福承就有可能成为帝师或出任宰相。
有一位叫陈坛的给事中上书揭发师徒二人假公济私的行为，奏书中"语及福承为官俊妻作祭文，措辞过当"。清朝中期以后虽对文人特别优待，但对文人结成团伙，哪怕私交过密，都保持着高度警惕。结果呢，"福承谴黜，诏斥官俊容隐不奏，罢总师傅，议降三级留任。"
此中固然有派系倾轧的因素，但是身为翰林编修的童福承确实有品行问题。他与嘉庆朝的那位汪姓翰林编修一样，大搞"夫人外交"，让妻子认权臣许乃普为义父。
许乃普是权势不亚于陈官俊的道光朝大臣，到咸丰朝仍是重臣，咸丰十年以太子太保衔退休。看来，童福承的政治投资行为还是很有远见的。
童承福的妻子伺候干爹比暖朝珠的汪翰林之妻更胜一筹。时人传说：童妻如同陈妾，伺候陈的起居，抱衣服、铺床被，不一而足。论起来童承福绝不是好人，而他的老师、道光朝权臣陈官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先是于道光朝前期任山西学政时"殴差买妾，妾作威福，大开奔竞"。身为地方教育长官而干卖官的勾当，可见大清教育质量（学问与人品）该如何了！后来，陈官俊进朝得为工部尚书，在权力中心获得的机密信息就多。在一位地方财政官员违法将遭没收财产处罚时，他有意无意地把消息透露给部里下属，结果案犯得消息转移了大部分非法收入。
在道光与咸丰间颇受重用的许乃普虽不及陈官俊猖狂与狡猾，但其品行也颇成问题。比如咸丰四年（1854），他的学生、刑部主事王式言犯下受贿枉法裁决大罪，咸丰皇帝命令许乃普会同裕诚等人查处。先是，许乃普称王式言是自己的门生，自己应当回避。咸丰皇帝不允许。他见机会可用，就在办案中力求给王式言减轻罪恶。裕诚等其他办案官员却不理会他这一套，并把案件挖到王式言仆人索贿的程度。咸丰皇帝大怒，不仅判王式言绞刑，而且免了许乃普的刑部尚书的职务，罢去"直南书房"的教职，降为"补办内阁学士"。
第12节：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10)
许乃普在王式言案中的回护是否属实或有没有其他官员所报的那么严重，并不重要，因为他接受品行大有问题的童福承之妻拜为干爹的行为已经成为一件"准丑闻"。官场上借此事报彼事的倾轧方法，也早成了潜规则。至于究为哪端，只有他许乃普心里最明白。
大清官场腐臭冲天，皇帝有时的"震怒"也不过做个姿态而已，过后他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补偿这些权臣的。比如陈官俊，虽降三级、留原任，但到他于道光二十九年（1848）去世时，道光皇帝下诏说了他一番好话，"称其心田坦白"，同时赠太子太保荣衔，名号入贤良祠受祭，"谥文懿"，又把他的两个孙子赏为举人，免试成为国家储备人才。
至于许乃普，也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年内就被改任礼部侍郎，很快转任左都御史。隔了一年，又正式升为工部尚书。
他退休之前得到太子太保荣衔，死后被同治皇帝谥为"文恪"。
1861年，刘玉渊率黑、花、白三旗捻军到商丘给金家楼的离卦教反政府武装壮声威，两股力量联合进攻马牧集。清朝政府军会剿，未得实际战果，捻军反而转袭击河南更多地方。
1865年，大清第一名将、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追击捻军时，陷入重围，被乱军打死。两宫太后带小皇帝亲致祭奠，并将其画像挂在紫光阁。
第13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1)
第二章
1861-1865：
民乱打死名将
现实的压迫，末世的宣泄
清朝军事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后，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更重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尤其以防止秘密宗教成为反抗力量为要务。这大概是接受了元朝亡在了朱元璋明教手中的教训之故。顺治三年（1646），明确宣布禁绝白莲教。
当时新科进士、吏科给事中林起龙考察了民情，上奏说："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烧香、忏悔以煽惑人心，将有不轨行为。奏请严厉搜捕，处以重罪。"而后，过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又专门针对江南的士大夫结社之风，宣布：严禁士大夫结社集会，个人名片上不得印有"同社"、"同盟"字样。
但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上，政权再强大也无法禁绝民间社会的团体活动。相反，高压政策只能导致长久的对抗情绪，一旦国家有警或面临巨大的社会问题，那种现实压迫所积累的怨恨就会寻找突破口，而利用宗教宣泄末世情结，双方一起灭亡的公共情绪就会高峰化。
顺治一朝结束后，康熙时代里，民间秘密宗教八卦教在山东单县一带就发展成了相当规模，而后它的一个称为离卦教的分支在咸丰与同治时代发展为松散的军事组织。乾隆时代在四川形成的啯噜会，则在后来发展成了大名鼎鼎的哥老会。洪秀全等人所借助的拜上帝会虽然在后来与大清的政治博弈中，几乎把清朝拖垮，但要"论资排辈"，它确实是个后来者。
离卦教是道教性质的民间秘密社团，咸丰十一年（1861）因为主要领导人与政府官员发生法律纠纷，愤而发动武装叛乱。当时，清朝的管制危机颇发，本身又腐败不堪，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非旱即涝，人民不满情绪空前膨胀。而就在此种险境之下，国家政策在总体上又无温和变革的倾向，地方官员还以抓拿"教匪"为治绩。该年二月，山东邱县知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抓捕离卦教领袖张全仁并其他一些信徒。另一位领袖人物张善继在弟子杨太雄推举下，聚三四万人，立五色旗兵（有仿政府八旗之意），聚众造反。从反叛的宣传资料看，其政治诉求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其五帅之一黑旗军大元帅宋景诗谴责清廷，说：
"北地胡儿稳居中原之天下二百余年。要结群黎，并无仁义忠信之理，又无孝悌廉耻之心。苦害黎民，不能各守其业，竟以旗人而居高官，以银钱而为世界，敬佛教而灭吾道，以吾道而为邪教，加以重罪，残不可言。"
到同治二年（1863）叛乱活动基本失败，历时两年多一点，但是比照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看一下，不难发现整个大清王朝的宗教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广义而言，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管制能力已经下降到最低点或称社会政策全面失败。一向以正直谨慎而著称的大臣倭仁在离卦教事件之前就针对河南捻军叛乱情况，给咸丰皇帝写了一道奏章，他说（今译）：
"河南自咸丰三年之后，遭受洪秀全反叛力量及本地的捻军的焚烧与抢掠，民间已经没什么财富积累可言了，但是州府县衙还苛求百姓，不满足官府贪欲，就要受到刑罚。中央没权全部选择州县两级官员，但一定要选择好的总督与巡抚。如果督抚两级高官不向属员勒索，那么属员自然也就没了随便勒索所在地人民的理由。今天，河南官场已成积习，只说人民刁诈难治，却不说地方官昏庸与腐败；只是一味地打击愚民抗官的行为，却不深省人民抗官的深层原因。所以，现在中央一定要选择好督抚两级大员，抗住河南官场由来已久的恶习，才能在不久的将来，消除造反的根源。"
倭仁的话，皇帝听得进去，但要转化为新政策实在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他写这道奏折的时间是咸丰四年（1854），而河南的离卦教分支在河南商丘于咸丰末年再掀反抗风潮。换言之，河南的民乱无论是捻军还是离卦教体系，在倭仁上书之后都没见好转，反而是愈加严重。
河南商丘马牧集附近的金家楼有一支在离卦教大五旗之外的松散军事力量。教会领袖是郜永清，他的祖父与父亲因传教被官方判处死刑后，他继续传教。他的徒弟有的甚至成了安徽捻军的主要领袖人物，其中以刘玉渊（又名刘狗）最为著名，是为江苏与安徽一带的捻军重要领袖人物即八大旗首领之一。
郜永清与宋景诗一样，也是个宣传高手，并且比宋更为高明，他趁清军与太平军混战的时机，在金家楼建立了一座小的城堡（军事要塞或兵寨）公开宣称："大劫将至，欲免者入吾寨。"
虽然只这么一句简单的宣示，对那些仇恨官府又无出路的人民来说，却是一条通向理想之国的大好机会，于是，"信其为乐土，归之者如市"。也就是说，人民像赶大集一样地往金家楼城堡拥去。
从宗教根源上看，离卦教名为道教体系，但又和佛教与摩尼教混合体的白莲教有共通之处，故而，清朝嘉庆时代后期将作为离卦教本源的八卦教与白莲教同归一类，称为"至白阳教即系白莲教与八卦之别名，最足为害"。如此定论，乃在于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了天理教袭击紫禁城的重大政治事件。天理教的另一个名号就叫白阳教，而白阳教又通常被认为是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尽管清朝中央政府在对民间秘密宗教的定性及概念使用方面，有失逻辑混乱，但是，以白阳教为代表的"末世论"，确实已成为底层社会人民摆脱腐败压抑所产生的精神苦难的一个宣泄口。
这个教义称：人类是被一个称为"无生老母"的原始神创造出来的；有此创造，也得经历毁灭，即青阳、红阳、白阳三期；当今世界正处红阳末期，是为人类最大和最后一次劫难；劫难来临时，信徒们将会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而不信者将归于毁灭；在此劫难过后，将有弥勒佛降生尘世，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已获救的信徒将进入幸福美满的白阳劫期。
可以想见，白阳劫期的"劫"与红阳劫期的"劫"，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了：前者是灾难，后者是幸福。
结合基督教的末世论观点，再抄袭白阳教的一些教义，也宣称末世将现，洪秀全的点睛之笔就是将"白阳劫期"完全清晰化--我这里叫太平天国，就是一个世上的天国。洪秀全起事之前，"诡云病死七月而苏，能知未来事"。并借此人造奇迹倡言："上帝召我，有大劫，惟拜上帝者可免死。"
捻军系统早在咸丰三年（1853）就接受了太平军的领导，公开武装反清，何况刘玉渊又身兼捻军与离卦教的两重身份呢？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刘玉渊率黑、花、白三旗捻军到商丘给郜永清壮声威，两家合股进攻马牧集。清朝政府军会剿金家楼，未得实际战果，反而是捻军转而袭击河南更多地方。为了在河南发展势力，刘玉渊返回安徽纠集力量，再返商丘，在马牧集扎营，与郜永清的金家楼城堡互为奥援。
政府军战斗力不及，改为用水源投毒的办法消耗刘玉渊部队的战斗力。一向凶狠的刘玉渊没了办法，只好退回安徽。刘玉渊退回的安徽涡阳并不是他的原籍而是第二故乡，他原籍是山东滕州，因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水患，兄弟四人南逃至安徽地面。由于身无分文又乏养家之技，只好栖身桥洞栖身，更严重的时候只有在河岸上挖个洞临时居住。向人乞讨之时的屈辱，更让他们体验到人生的残酷。后来，刘氏兄弟跑到义门集码头，靠帮人扛脚力，才得到糊口的收入。由于残酷的生活经历，兄弟四人不但紧紧抓住每一次可能机会，而且聪明的刘玉渊还找到了宗教信仰。刘氏兄弟在世俗混成了"腿子头"，即搬运工的头领，这也为日后的捻军组织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刘玉渊成了郜永清的离卦教的信徒，把师父的末世情结传给他的捻内的弟兄。
第14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2)
像刘玉渊这样"穷疯了"而造反（实以抢掠为主）的人，在当时实在不少，但是能干到领袖级别的却不多。在捻军重要领袖人物三十人中，无地及赤贫者仅有八人。干到一级领袖总旗主的，一个没有，大多为旗主级二级领袖，乃至趟主级的三级领袖。（详见附录二"捻军主要领袖人物起事前社会地位表"）
与他起事前在社会上混得差不多少的，还有后来同在黑旗系的邓作仁与倪中平。邓倪二人作为好友，"同穿一条裤"。也就是说，两个人谁要到人前街面上去办事、行走，就穿那条共有的裤子，另一个只好光着腚、待在洞穴里。倪中平有没有家，无史料证明，但邓作仁也如刘玉渊一样在河岸上挖了洞口穴居是确凿之事。所以，作为集市混混的邓倪二人在起事后，很默契地成了该旗的正副旗主，而无权力之争。倒是二人不知为什么，曾经与同一起跑线上的刘玉渊发生过激战。
穷人之间好斗！无以详解。
另外一个能真正地与刘玉渊齐名的人，也姓刘，名永敬。他的外号比刘玉渊的外号"刘狗"更厉害，叫刘饿狼。不但是"狼"，而且常在饥饿状态，确实够可怕的。他是个恶霸，好杀人也好女色，时称他"抢人的，拿人的，见了女人就不行"。所谓不行，就是不能自持，一定要占有女人。他好色，却不允许别人因好色而误了捻中的事。他的心腹刘山猫，和他是同旗，弄了几个女人后，不愿干了，他就毫不犹豫地除掉了刘山猫。所以，刘永敬能够稳稳地掌握蓝旗中的一支。
比"狗"和"狼"初期情况稍好一点的人物是李允，他以赤贫之身，到处偷摸。族长嫌他丢人现眼，就命人找绳子勒死他，抬出埋掉。时值严冬，负责埋人的族人发懒，找机会烤火取暖。趁族人烤火之机，有同情他的人把他七折八掐给弄活了。也不知哪来的邪劲，他一溜烟地飞奔而去，投了白旗总旗主龚德，一直当到第二级领袖。
现在看来，捻军当时的组织结构与今天的传销差不多少，每级领袖都有自己的团队。或者说，"老鼠会"式的传销组织方式就是从捻军那里学来的。
扯远了，话归正题。
咸丰十一年（1861）末，郜永清病故，其弟媳郜姚氏继续带领离教教徒抵抗政府军。同治元年（1862），清朝中央政府专派时称"僧王"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到河南剿匪，才在数战之后平息了这场叛乱。
捻军组织与秘密会党是有区别的，前者基本上是一个色彩鲜明的以宗教为核心的自保团体，也多有违法行为如贩私盐乃至于抢劫；后者，基本上以秘密信众为主体，并不主动从事违法活动，但是在日常事务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官方的强硬管制发生冲突。
捻军中虽有秘密信众，但其真正得到信仰集团的支持，却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天京）之后的事情。并且，这些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社团起初也不是真正的武装团伙，只是得到太平军强大军事存在之支持，方才有军事组织的雏形。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部队开进安徽亳州雉河集，大力支持捻军各部联合，举行十八个方面军的首领大聚会，建立军事同盟，捻军正式公开反清目标。此次联盟会议，在捻军内称为"十八铺聚义"。铺，是苏皖方言，即"方面"或"一方"之意。
大名鼎鼎的农村富人张洛行（又称张乐行）被推为捻军首领。张乐行与刘玉渊不同，不但衣食无忧，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可以说是民间领袖，时称"仁义光棍"。所谓光棍，不是"单身汉"的意思，而是"不怕事的人"的美称。既仁义又不怕事，张乐行自然可将腐败的政府力量赶出他那一带的农村社会。所以，当地民间纠纷一般不到官府解决而是去找张乐行，并且越是难以解决的纠纷就越得由他来裁决。张乐行成了《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的化身，谁有难处，他就义无反顾地去帮，尽管有时只是给些烙馍（饼）那样的食物。时有民谣歌颂这位民间领袖，歌曰："张老乐，会说做，四面八方送烙馍。"
后人不能责怪人民的要求太低了，只是几个烙馍就能被收买为叛乱分子，而应看到，是政府腐败、国家救济力缺位给张乐行们提供了俯拾皆是的机会。想想看，夜里躲在桥洞下甚至挖洞而居的刘玉渊们，能不需要烙馍吗？
第15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3)
以张乐行为首的捻军体系，与太平军密切合作，但总未归为一体。咸丰六年（1856）洪秀全在"天京事变"后，更要依赖捻军为长江北部的同盟，于次年给捻军领袖们加封名号，张乐行被封为"征北将军"。而后，洪秀全又手书对联，联曰："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是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
然而，毕竟捻军是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民间军事团体，甚至说一旦他们脱离了末世压迫的状态，由战斗或抢掠获得一定财富之后，他们就想到回家消费。就在太平天国发行"天京事变"之后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捻军在安徽六安也发生了自相残杀事件。
外号"饿狼"的刘永敬与外号"小白龙"的刘天台声称要率自己所部捻军蓝旗一支回淮北过年，并且认为留在淮南抗击清军是给太平天国"白打工"。计划未施之前，已有小股部队自行回了淮北。张乐行见二刘自恃实力不服调遣，默许另一位重要捻军领袖龚得树处死二刘。蓝旗余部顿时溃散，捻军也从此分为淮南、淮北两部。前者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抵抗政府军对南京的进攻，后者在淮北往河南、山东袭扰政府军。
张乐行作为地方实力派与殷实大户起来造反，似乎有点不或理喻：他为什么不做个自卫的寨主而非要当个以抢掠为生的土匪头子呢？现在看来，一方面是末世论深入人心，无论穷人如刘狗、刘饿狼者，富人如张乐行（虽不算巨富）以及红旗总旗主侯士维之流，都认为这个世界没什么意义了。"死活一样价"，"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可算是普遍心理了。另一方面，历史上农民阶层富豪反抗的文学传播，也促使这些人去实现英雄之梦，比如《水浒传》上的晁盖，不就是张乐行这样的颇有资产且能影响一方的庄主吗？
以捻军主要领袖人物的财产状况来看，除有"沃田千余亩"的黄旗后期总旗主张宗禹之外，其他有产者至少是个自耕，土地从十余亩到五六十亩不等。再有就是如侯士维及蓝旗总旗主韩老万那样的人，财富与影响绝不亚于张乐行。
有产阶级对社会前途也失望了，确实是大清社会晚期的一个奇特现象。
那是一个底层社会受剧烈冲击的时代，人生无常，也就更突显出传统道德的失血与苍白。如白旗总旗主龚德不仅自身是个能与地方大户抗衡的人物，而且他背后还有非法势力支持，其干爹邓老金是当地大名鼎鼎的私盐贩子，其干爷邓老冠则是应付公私两面的乡村活动家兼讼棍。就是捻军的第三级领袖的名号，也是从私盐贩子组织那里现套来的。私盐贩子组织的首领，叫趟主。也就是说龚德的干爹邓老金是地道的"盐趟主"。
捻军红旗派系的侯士维更是地方的风云人物，不但家资颇丰，还有坐过牢的硬底子。当时官方严禁贩私盐，但官方专卖的盐又缺斤短两，并欺压百姓，比方诬赖无偿为官方运盐的农民偷盐，扣押农民的牛车"抵赔"。百姓自然不服，就要报复。第一个敢出头打官方盐巡的风云人物，就是侯士维。他打顺了手，打出了威风，有一次竟把盐巡给打死了，被投进监狱。侯士维进监狱的说法尚有多种，至于他怎么从监狱出来了，更远一点地说为什么"杀人而不偿命"，就无从考证了。
与张乐行相比较，他更像庄主晁盖，而张乐行则以"仁义光棍"的名号与"及时雨"宋江更接近。也不怪乎大清王朝曾经几次查禁《水浒传》了！
乱民挟平民，不反没出路
由于有太平军的支持，清朝的政府军一直没法肃清捻军；另一方面，英法联军逼压津京两地，清政府穷于应付，拿不出专门军力与专职将领来对付行动迅速、忽聚忽散的捻军。
咸丰十年（1860）九月，清廷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议，开始着手扑灭太平天国以外的各种民间军事反叛组织。该年十一月，曾因活捉太平军北伐主帅林凤祥而闻名的蒙古族大将僧格林沁，给皇帝写长信，分析捻军问题并提出征剿战略。他写道（今译）：
"捻军的首领张乐行、龚瞎子、孙葵心等人，各自为一支，聚集了无数的匪党。在这三人之外，大小头目又有不少。他们每年数次出动劫粮，往往向国家没有屯兵的地方出击。等到官兵赶到，他们早已抢够财物，逃离被袭地。捻军队伍所到之处，即行抢掠财物与粮食；抢光之后即行烧光放火烧毁村舍，所到之地，焦土一片；烧光之后又行杀光，将老人和儿童统统杀掉，把青壮年裹挟入他们的队伍。即便那青壮年不参加捻军，他们也无家可归。所以，捻军每出动一次，人数就增加一大部分。以上就是捻军为匪的基本情形。
第16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4)
捻军驻扎的地方，四面一二百里开外，村庄焚烧已尽，水井也被填死。政府军进剿，要自己带水和干粮，怎么能坚持长久呢？一旦撤退，捻军跟踪而至，实施扰袭战术且每每得手。所以，各路官军只能以围堵之法为防御之策，不可能生成进攻能力。
捻军每次出巢，骑兵和步兵总计有数十万人，队伍拉开就有百里地长。这样的气势就把官军吓垮了，再说官军本来人少，只好任捻军猖狂作为，无奈何地等其退走。
从前，捻军和太平军各树旗帜，互不统辖；现在，他们互相支援，联成一气。政府军在国家的北方，太平军在国家的南部，捻军居于中间，成了太平军的北部屏障。政府军如果投入重兵，汇剿捻军，太平军则出动，或是死力助捻，或是选择适当路线北攻。这样，一下子就牵扯住了政府剿捻的兵力。
如此军事犄角格局，就是捻军不易剿灭的原因。
我现在有骑兵与步兵共六千人，再调陕西、甘肃、山东之地绿营兵及山东青州地方驻屯的旗兵，汇合兵合计一万二千人。等兵力集齐，我就再合傅振邦、德椤额二军兵力，直扑淮北捻军老巢。"
咸丰皇帝生怕这位大清第一名将栽了跟头，使剿匪大计完全失败，马上批示："捻匪正图北犯，应坐镇山东，以杜窥伺，毋轻举以误全局。"
浑浑噩噩的咸丰皇帝这次算准了。批示下达不久，捻军就从徐州北进，图谋占据山东南部。僧格林沁分兵两支，在山东巨野县的羊山狙击捻军。他本人亲自督率东翼一支，奔赴前线。经过激战，以政府军一位叫格绷额的副都统阵亡为代价，击溃了捻军。捻军也死伤不少兵员，但未折损将领级人物。
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不甘受挫，五大旗主力合成一股，出击山东。僧格林沁誓死迎战，经过七个月互有胜负的血战，捻军试图北上袭拢直隶与北京的战略受到重挫，几无希望。僧格林沁虽然损失伊什旺布等三名战将，但是清廷还是大为高兴，给他恢复了曾被削夺的王爵。
僧格林沁是个有心计的猛将，可谓勇谋兼济。他在与捻军两次交手后，找到了剿灭捻军的基本路子（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所以就极力排除来自内部的干扰，一口回绝了中央派胜保协助他军事行动的意见，他说："黄河以北的白莲教与捻军势力，本年闹了两次，声势虽大，实际兵力不超过两万人。我派出得力部将西凌阿与国瑞两次出击后，胜保才有些收获。胜保连一两万匪徒都制不住，到我这里来，怎么抗得住敌人的十多万大军呢？山东寿张及曹州一带，我已基本荡平，不用胜保前来帮助。"咸丰皇帝闻报，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胜保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仅出身高贵（为满洲镶白旗出身的高官），而且还因上谏皇帝的奏章写得好而有文名。作为文武兼备的贵族，胜保在剿灭太平天国陈玉成一支时，立了大功。但是，后来他骄傲过分，又在战场上出现诸多失误，被逮捕问罪。尽管他仅承认"携妾随营"一项罪名，同治皇帝还是没放过他，赐他自尽。
仅凭僧格林沁对胜保的"相面"之准，就足见他心机之深，他的心机还用在了收买、分化敌手方面。在剿捻的同时，僧格林沁主力还要打击时隐时发的"教匪"，如商丘金家楼的离卦教武装力量。金家楼的原头领郜永清虽然已死，但其儿媳郜姚氏手下仍有尤本立与常立身两员悍将，官军奈何不得。僧格林沁一改往日硬攻之法，派遣间谍进行瓦解。金家楼离卦教军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金鸣亭被说动，暗中答应投城，但迟迟不履行诺言。僧格林沁下令逮捕金鸣亭在金家楼之外某处居所的儿子，以相要挟。这个动作实际上是给金家楼的人送信，说明双方有交易，恰好有捻军谍报人员侦知此事，便将情况通知了金家楼方面。
金鸣亭无法自辩，常立身处死金鸣亭。由于这个事件，金家楼内部互相猜忌，无法专心应对政府军。僧格林沁借机利用投降过来的金家楼所部士兵当向导，以小股尖刀队突击，随后大军掩至。巷战中，郜姚氏与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格斗中丧命，而后，抓捕了常立身、尤本立二人及另一名干将杨玉聪。三人同时被杀。僧格林沁又大开杀戒，将金家楼武装人员统统杀光，而后用大炮轰平了金家楼的军事防御工程。
第17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5)
同治二年（1863），僧格林沁猛攻张乐行捻军的大本营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县），将张乐行集结的二十万捻军击溃。
此时，太平军已经无力帮助捻军，因为其长江以北的原占地盘及主要城市，均被政府军收复。况且，陈玉成已经被胜保部队擒杀，更是无力经营江北了。
张乐行在慌忙出逃中与儿子张闹（又名张喜）投到捻军蓝旗将李四一的军寨。李四一早为僧格林沁的部下收买，在殷勤招待最高首长父子的同时，通报政府军前来接应献俘。被拿获的张氏父子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僧格林沁下令将二张处以磔刑，也就是那种一寸一刀地剁肉的刑罚。
张乐行一死，意味着历时十年的捻军武装抗争彻底走向了低谷。虽然捻军的复起力量不可低估，但杀了张乐行毕竟算是给了半死不活的清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两宫太后能不高兴吗？于是她们下诏表彰僧格林沁：先是说他谋勇兼备，而后重复咸丰皇帝八年前的封爵"加恩世袭亲王罔替"。后者表示这个王爵可以与大清朝此后的命运相伴，永远在僧格林沁家族传下去。
僧格林沁当然感恩，不过对"罔替"二字似乎不太热衷。因为三年前，他遭受过一次夺爵、免职的处分。还好，当时还给留了个钦差大臣的职务，当是"以观后效"的意思。
杀了张乐行以后，僧格林沁追剿捻军余部及消灭随时遇到的各教派的叛乱，已觉得易如反掌。这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在连折数员大将之后，他仍坚持独力支撑，不愿让"胜保那类的人"与他合作或在他手下听命。朝廷曾试图调李鸿章的淮军精兵强将支援僧格林沁，淮军嫉其功勋，迟迟不动，而僧格林沁也"不愿用之。"
剩下的事还是他一人独挑。何况曾国藩的湘军建立了盖世的奇功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攻克了南京呢！
同治四年（1865）四月，一股有数万人的捻军由山东汶上窜入郓城的水套地带，僧格林沁亲自率军追剿。此次出击，连连得手，但当在曹州发生遭遇战时，僧格林沁的"军分三路合击"的战术失败了。他的三路部队全部撤往已被捻军抢光、烧光、杀光的"荒庄"地带。捻军反击，一下子将僧格林沁的部队死死围住。"荒庄"地带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因为水井被填死了。僧格林沁对捻军作战略性分析时早就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地突围。
大清第一名将在突围的混战中，也被打蒙了头，跌跌撞撞地窜到一个叫吴家店的地方。稍顿脚步，再看亲兵马队，已经消耗了一半。军队呢，也不知死伤了多少。要命的是，原来已经投诚归入僧格林沁部队的旧捻军，又叛变了，随他们的新部队一起围攻政府军，这就叫兵败如山倒吗？
僧格林沁还没能喘匀气息，捻军追击大队蜂拥而至，他抽出佩刀，乱剁一气。也许是战马的腿部被砍（扎）伤了，或是战马太累了，它"扑通"一声倒地。捻军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一通乱扎乱砍，就要了他的命。这一天，是大清皇历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
与僧格林沁一起丢了命的高级官员，还有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
僧格林沁所部全军覆没，只有他的亲信将领陈国瑞一人单骑得脱。
两宫太后且悲且惊，下令宫廷侍卫派出马队驰迎僧格林沁的灵柩，护送进京。灵柩到京后，两宫太后带小皇帝亲至灵前吊丧，并给了大量的荣誉。最高的荣誉就是他的画像挂进了大清帝国专门荣崇顶尖级功臣的紫光阁。
僧格林沁之死对于大清帝国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本质上一如"末世论"对乱民们的影响一样。僧格林沁的蒙古贵族身份，也决定了他对处于乱世与衰世的帝国皇权的影响。他出身蒙古科尔沁旗，姓博尔济吉特。博尔济吉特家族中有一位叫索特纳木多布齐的人，娶了嘉庆皇帝的女儿。
索特纳木多布齐与僧格林沁的父亲毕启，是同族弟兄。
公主不能生孩子，道光皇帝继位后，就给姐姐从博尔济吉特家族中挑选过继的儿子。僧格林沁因"仪表非常"，有幸成为公主的儿子。以后的日子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好上加好，袭封郡王爵、任正蓝旗蒙古都统，等等。《清史稿·僧格林沁传》称他："出入禁闱，最被恩宠。"
第18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6)
按外戚辈分，他是道光皇帝的外甥、咸丰皇帝的表弟、同治皇帝的表叔。慈禧太后是他的表嫂。
大清帝国之所以能入主中原并维持至僧格林沁死时的二百多年统治，蒙古贵族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满蒙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就成了政治同盟的一个表征。而在满蒙关系中，蒙古贵族一方又以科尔沁部落最为优先。且不说嘉庆皇帝嫁女、道光皇帝为蒙古郡王选嗣，回溯清朝初入中原之际的关系，即可证明。
顺治二年（1645）是清朝入关的第二年，此年内满蒙重要亲善礼仪竟有三十次之多，其中科尔沁部落占了五次，五月十六日，科尔沁部土谢巴图亲王巴达礼离开北京、返回科尔沁之际，摄政王多尔衮特派亲信大臣二员（刚林与宁完我）向巴达礼传话，表示依托之意（今译）：
"大清统一天下的大业已经完成，应当给黎民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担心蒙古诸部会有叛乱的图谋，若是遇到不太重大的反叛，你就密奏上来，等候中央的决策；如果情况紧急，无法上报，你就当机立断，自行其是。我多尔衮只信任你！"
巴达礼闻言，十分激动，称言："臣下我已蒙太祖皇帝（皇太极）的恩宠，今天又得摄政王您的特殊信任，一定不惜性命，回报朝廷。"
巴达礼的誓言在二百二十年后实现了，科尔沁蒙古的英雄僧格林沁以死报效了大清。然而，在另一方面讲，他并不单纯地死于民乱，也死在了清朝贵族无能（如胜保之不可用），以及新兴的汉族军事贵族（如李鸿章的淮军）的嫉妒上。
僧格林沁虽然立下了擒拿张乐行父子的大功，但是他的死又等于给捻军打了强心针，所以，不管朝廷搞多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都不足以震慑乱民之心了。《清史稿·僧格林沁传》的评论（"论曰"部分）说得好，其曰："剿捻凡五年，扫穴擒渠（匪首），余孽遂为流寇，困兽之斗，势更棘焉。"
形势更加棘手，只好让手腕更高的人出场，刚刚因所率湘军攻克了南京被封侯的曾国藩被朝廷调往山东剿匪。曾国藩因剿灭太平天国，被加衔太子太傅，封为"一等毅勇侯"，是大清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个被封侯的文人。同时，这也标志着汉族文人与军事力量全面上升局面的开始。
曾国藩与僧格林沁同岁，均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他的出身与僧格林沁没法比，家世为农，他父亲终身不过是个秀才，所谓县学生是也。曾国藩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在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此年他二十八岁。以后，在仕途上他十分尽责，甚至向皇帝上书，指责过皇帝的缺点。此种举动在半死不活的王朝里实属罕见，史称"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
他不但深知帝王的缺点，也更知道朋友交往中的弊病。所以，在湘军遭遇湘潭大败，他投水自杀而被救之后，拉下了脸，对朋友们说："当今是个乱世，有才干有品德的人大多隐藏起来以避身家之祸，我出来以卫道的名义倡导救亡。诸位跟从我，起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利益，所以我就无法用法律要约束你们。这就是目前败局的根本原因！"他的追随者们听了此番直言，无不叹服。
不唯对追随者了如指掌，而且对与他相肩比的时代名人也是如此。比如，他听到僧格林沁采用轻骑兵日夜兼行三百里追剿捻军的方法后，预言："此兵法所忌，必以折上将军为代价。"果然，不多日子，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吴家庄为捻军所杀。
朝廷让曾国藩卸去两江总督之职，而命之去山东督师并节制河南、山东、直隶三省，大多是为了消除本身的恐惧感。所以，在任命之后，一道又一道地发去圣旨，催促出兵实战。但是，他一改僧格林沁追剿之策，改为坐守大镇、互相支援的围堵方法。方略既定，他就写信回复朝廷，称曰（今译）：
"我已布置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稳住这四个军事重镇。一处有急三处援助。现在捻军已经成了流寇，若是我们尾随追剿，必然导致疲于奔命的结果而无所收获。所以，臣下我坚持初议，以驻扎之兵对付无驻扎的流寇。重视迎剿来犯之敌，而不重视尾随追剿。"
第19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7)
如此之策，几年过去了，并没能剿灭捻军，但是也把对方突驰自由的优势给消耗掉了不少。由于手下兵将皆赞成他的这一屯防政策，称为"不苦战而苦奔逐"，他就试图修一道从山东张秋到江苏淮阴清江浦的长墙，借运河地理，加大围困力度。工程正实施间，捻军突然大规模向河南西部与湖北东部迅速转移。曾国藩则将主力稍稍西移，以沙河、贾鲁河为势，开挖壕沟以破坏对方的游击优势。不期，此计刚施，又有一股捻军杀回黄泛区。曾国藩面对此局，仍不改围困之策。
当时批评之声四起，称"国藩计迂阔"。迂阔归迂阔，但别人也拿不出什么更高的招数来。
对于朝野上下的批评，曾国藩也玩起了手腕：先是装病请假，而后又申请以病身退休，声称"以散员留军中效力"。朝廷知道他是耍态度，绝不批准其退休申请。为了让朝廷彻底委他以全权处置的权力，他又申请削封爵，即不当"一等毅侯"了，朝廷当然是更不批准了。
同治五年（1866）冬天，朝廷考虑曾国藩的精力不济，乃命回任两江总督，由在他门下发迹的李鸿章代他剿匪。李鸿章虽有朝廷各路援军为助，但其基本战略仍未改曾氏之法，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平定了东捻军，在扬州杀了太平军遗将（封遵王）、东捻领袖赖文光。
对于剿灭西捻，李鸿章一如师法，设堵重围，他称：以前东捻在黄河以南，所以扼守黄河以北的重镇，运河以西的防线，有可能将捻军逼入大海；现在，西捻在黄河以北，若守不住张秋，就无法形成合围之势。
张秋到临清的运河河岸有二百四十多华里的距离，地形为黄河水倒灌冲积成的平原。因此，李鸿章下令在平原上开挖专渠，将黄河水引入运河，以防止西捻东犯山东以及北攻天津的企图。与此同时，又下令在沧州南面沿减河（今名南排河）筑土墙，作为羁绊西捻骑兵北上的第二手准备。
西捻军在重重封锁之下，终于失去了东奔西突、南攻北蹿的优势，同治六年（1867）五月，其主力被政府军压缩在了山东荏平境内的广平镇附近的低洼地带。此处系黄河九大分支故道之一的徒骇河、黄河及运河交错地形，河汊多、水浅又流急、淤泥较深，不利于展开骑兵作战。捻军步骑合同的战术优势全部丧失，政府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围，将西捻军一举歼灭。
西捻军领袖张宗禹杀出重围，但已经没再起的本钱。他是张乐行的侄子，经过十五年的反抗，终至销声匿迹，或云投河自杀，或云投匿民间而不知所终。但是，无论起初的"十八辅"捻军还是后来两分的东西捻军，都大大地消耗了大清帝国的国力。似乎它就是僧格林沁那匹跑疲之后又陷入重围的宝马良驹，死期将至。
捻军，只是帝国内乱的一部分。它久被历史所忽视，盖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声势盖过了它。而与此同时，贵州的苗民、陕甘地区的回民此起彼伏的反政府活动也在进行着。
就在西捻军被平定后的两年半之后，同治九年（1870）春正月，以破捻有功而升任广东陆路（军）提督的刘松山阵亡了。
刘松山于同治八年（1869）奉左宗棠之调去甘肃平定回民武装叛乱，颇有功劳。第二年，又往陕西去围攻金积堡的叛乱武装。当地回民武装首领马化隆迫于政府军压力，表面替各支地方武装与政府军讲和，暗中却挖开秦堤，水淹政府军。刘松山早有准备，因为当初马化隆缴枪缴马时，上交的全是破枪废马。在刘松山亲临战场督阵时，一颗炮弹飞来，打中了左胸，刘松山当场毙命。其实，即使刘松山不死于该次战斗，也说不定哪天也会死于部队的哗变。不是吗？一年前，他的部队中就发生了哥老会成员叛乱的事件，另一位提督高连升（一作"高连生"）还有几位部将被叛乱分子杀了。
弱者为乞丐，强者入伙党
刘松山所部的高连升被哗变的士兵杀死，已是以老湘军为骨干的驻防陕西绥德政府军的第二次叛乱。两次发动兵变的核心分子都湘军中的哥老会成员。他们之所以发动兵变，主要原因是政府入拨给的军粮和工资迟迟不能到位。且不说家有妻儿老小的士兵惦念家里揭不开锅，就是明天的前景也未可卜料，所以恨不能每天都能拿到该拿的粮饷。另一个重大因素是兵丁与军官的收入差距太大。据当代清史学者彭先国引述日本学者资料，表明：兵丁与军官收入的差距表面是十七倍，实际上能达到六十七倍的样子。悬殊的收入差距，政府方面的财政困难被夸大，再加上军中腐败传统未绝，兵丁们心中有气难消，总得找机会发泄。
第20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8)
一般的小规模或者未造成流血的事件，可称为"闹饷"；而大规模或造成流血的事件，则为哗变。
同治八年（1869）二月十三日，刘松山部在陕西绥德的驻军中，有湘军老兵谢永青等五人结拜成哥老会，被营官察觉，予以逮捕。军方高级将领对此类事情非常警惕，因为同治四年（1865），湘军名将鲍超的霆字营（鲍超字春霆，故命该营以名"霆字营"）发生哥老会发动的兵变，哗变士兵在武昌附近金口闹事，又攻入湖南，而后入广东，以二三万人的力量加入反叛武装花旗军。同治六年（1867）年，甘肃军营也发生过哥老会千人闹饷的事件。
刘松山部的巡营军官的迅速逮捕手段看上去很有效，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谢永青所在后旗营的兵丁找到了闹事的借口，他们"蜂起夺犯"，随后，左右后三旗及马队共四营同时起哄闹事。哗变的士兵抢劫了绥德城内的粮局，抢走军饷数万两银子。在叛乱中，提督、总兵两级将领，有的吓得扔下部队逃走，有的被裹挟着去抢粮局。
事件很快被平息，处决了一位参将衔军官并一百二十七名士兵。但是"按倒葫芦，起来瓢"，仅七天后，甘肃提督高连升部下在庆阳的杨店兵营闹出事端来。带头闹事的仍是哥老会分子，军中哥老会领袖人物丁玉龙预谋起事。高连升察觉其谋，着手侦查。丁玉龙改变原计划于农历二十日夜提前发难。丁玉龙带数百名有哥老会身份的士兵去高连升办公所在地索要欠饷，卫兵阻拦，双方交战，乱兵杀死了提督高连升及提督衔总兵黄毓馥、总兵衔副将杨茂林等人。此次兵变也很快被镇压，战斗中有一千五百多名叛乱士兵战死，事后政府军又抓捕一百八十余人，其中包括已经职任"补用总兵"的将领唐毕贤。唐毕贤是哥老会内的"香长"，是级别不低的领袖人物。由此可见哥老会对大清主力军队的渗透。
杨店兵变之后又发生三起兵变，对清朝军方及中央文官政府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慑效果，军中的会党问题也成了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反清运动的巨大资源。也正是由于孙中山反清革命利用了哥老会力量，"哥老会从何而来？"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一大迷津。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利用哥老会，给了它一个文化合法性身份，说是郑成功为反清复明在台湾创立了哥老会。为了与革命党人反清复明的初期宣传调门相配合，革命党中的理论家（如陶成章）发表"洪门论"，其论要点有三：
（一）哥老会出自晚清以来壮大的另一个民间秘密组织天地会，两者皆为洪门，或曰洪帮。
（二）洪门取明太祖开国年号洪武中的"洪"字，又其指天为父，故名天地会。郑成功始创，陈近南继之。
（三）太平天国大将李秀成等人预知天国难存，又预见湘军必见重于清朝中央，故让洪门弟兄投于湘军。因投军首领称为老大，所以洪门又称哥老会。
其中后两项存在内在矛盾，又不能说明郑成功之创与李秀成之用近二百年间有何种关系，显系"捏造之说"。然而，革命之为革命是为了政权转移之目的，至于理论是否粗糙不在革命家的考虑之列。时过境迁，至当代史学特别是晚清历史研究鼎盛之际，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秦宝琦教授终于给出了一个答案：（一）哥老会出自四川，是典型的武装游民集团；（二）其初始发音"啯噜"乃福建流入四川游民的土语，标准音是"哥老"。
虽然关于发音的来源在学界仍有争议，但"啯噜"作为游民武装集团是可信的。"啯噜"乃四川人称呼恶棍的俗语。这些人，"给党成群，暗藏刀斧，白昼抢夺，夜间行劫"。并且，这样的武装集团在乾隆朝初年就出现了，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流民入川数量的增多以及这个特定阶层的自身生育，作为一种松散的民间秘密组织其势力越发壮大。尽管它不像中原地区的捻军力量那样有宗教信仰，也不像初期洪秀全教派那样有能迅速整合的准军事组织，但是分散作案、行恶之多成为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头疼的重大社会问题。
第21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9)
由"啯噜"而哥老会，这个阶层分散作案的方式有较大变化，渐渐形成了有一定政治共识的庞大组织。晚清以来，清朝政府屡败于西洋，不得不在工商业方面进行开放。本来此时中国人口问题就已经十分突出，就业形势严峻，西方工商业的进入更进一步地导致失业人数的激增和就业结构的变型。在这种背景下，旧日繁华的四川航运业一落千丈，原来的小手、纤夫群体只好"群居为匪"。
观察道光咸丰间四川水手状况的学者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述道：
"荆宜所来拉手（即纤夫），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即顺流）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即逆流）为少，每只多只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以十日总计，河岸尚逗留下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矣。弱者为乞丐，强者入伙党。"
什么叫"精膊溜"呢？张集馨在书中解释道："山中恶少无衣履者，谓之精膊溜。"这些"精膊溜"们也要找出路，在谋求人生出路的过程中能有机会"入伙党"也成了人生幸事，总比那些不知哪会儿饿死的乞丐要强许多。成为伙党，变成正式组织化的非法社团必然会受到政府方面的严厉打击，于是，这些伙党分子就由一般刑事（如抢劫）犯罪分子变成政治反抗集团，尽管他们的一般刑事犯罪行为始终没法避免。在另一面讲，他们这些人只有把组织做紧密、做庞大，才能有效地对抗政府武装的追剿，即所谓"希图人众难拿"。随着晚清以来国家内乱的加剧，哥老会分子也成为地方实力派的兵源之一。如湘军募勇，他们就去参加，当兵吃粮也算一条出路。这些人以小团伙方式加入地方军队，仍保留着"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的习惯。能够发动哗变，正是这种组织力量的表现。等地方军的重要将领发现这一趋势后，为时已晚。左宗棠曾无奈地说："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
饱受哥老会分子闹饷困扰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同治六年（1867）写给皇帝的军情汇报中也称："各营弁勇有不遵营规者，烧香聚众，挟制将领，相率哗然。"
作为一种强力的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虽无宗教信仰色彩，但是关注民间的宗教状况成了它的一项使命。因为晚清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都高度政治化，宗教问题概莫能外。这个问题首先是传统集权的中央政府近乎失效引起的。当初一切处于社会极度弱势的人们，面对政府失效特别是司法不公，怀着获得救济的目的加入外来宗教基督教。但是，当他们加入之后，立刻发现这个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社会具有十分强势的政治作用，甚至可以影响到司法判决。于是，不唯最弱势群体把外来宗教当做利益斗争工具，就是社会上一些不良分子也趁机加入。于是，就出了广东陆丰县署理知县（代县长）所说的社会情况："莠民以教士为逋逃渊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俗谚有曰：'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
民间社会无法直接对抗外来宗教的政治强势，秘密社团就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中国南方，哥老会采取了最传统的民间方式即利用谣言制造事件，嫁祸外来宗教，并给后者以沉重的打击，如光绪二年（1876）发生的剪辫子事件即是如此。
该年春天南京一带传出谣言，说有妖僧剪人辫子，还剪女人衣襟，被剪者百日之内必死。谣言越快越离谱儿，起初说是妖僧，而后又说成飞着的小纸人儿。很快，谣言越界，同时传到了安徽与浙江。
事情越闹越大，以至于安徽巡抚裕禄亲自出面督办破案，每个剪辫案件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加入天主教的人不受伤害，被剪的人全是非教民。
这就怪了，于是，百姓议论纷纷，怀疑天主教在行邪术。到了夏初，平常百姓几乎一致地认为是天主教在为害。在安徽建平县（今为朗溪县），一位在该地打工的河南农民阮光福被剪了辫子，他们在田间边干活边议论，按当时的流行看法说是天主教堂干的。恰好这时传教士杨锡琴路过，听到此议，便进行责问与质对，双方发生了激烈口角。晚上，杨锡琴与神甫黄之坤将阮光福等几个在田议论天主教的农民抓进教堂。当地还有河南农民工，其首领何渚平日里就看不惯教堂的做派，隔天清晨组织七八百人手持棍棒冲进教堂，打死了杨锡琴与黄之坤。更兼外界传说教堂办的女校是教士奸淫当地妇女的场所，愤怒的人群一把火烧了女校，也烧了教堂。而后，拆教堂、烧学校的浪潮遍及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第22节：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10)
安徽地方政府不得不全面调查谣言的来源，最后发现造谣者是当地哥老会小头目张龙虎与僧普清。安徽方面上报中央的结论是："（剪辫者）其宗派大抵出自白莲教，其头目大抵出自哥老会，与天主教并无干涉。"
谣言，也传过了；教堂，也拆烧了；民众，也乏兴了。整个事件不过给国家带来了一些外交麻烦而已，只是中央政府到光绪皇帝亲政之后才彻底认识到哥老会煽动宗教事件的危害。光绪皇帝于光绪十七年（1891）春，曾发出上谕，说："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匪徒行踪诡秘，往往与游勇、地痞暗相勾结，动辄纠集党羽，乘机煽乱，造谣惑众，潜谋不轨。"
哥老会的秘密结社性质与武装斗争的能力，也被官方的权力斗争及个人恩怨所利用。如捻军降清将领（也是天地会成员）李昭寿被清政府严令于安徽处死后，其子李显谋改名李洪，加入哥老会。
对李昭寿一案，几乎所有知情人都知道是一起冤案。只是因为政府方面拿不准他忽反忽降的性格，再加上太平军已灭，原来所收买的叛乱首领已经成了潜在威胁，所以要找个理由处死。李昭寿先是被诬在扬州府滋事的罪名，革去江南提督的要职，"交地方管束"。李昭寿忍不住，就拿地方文人出气，抓了贡生吴廷鉴。朝廷找个借口还找不到，马上下令，责成安徽巡抚将李昭寿就地正法。
李洪决心为父报仇，又以哥老会成员身份广交安徽、江苏等地的青洪帮首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颇有影响的哥老会首领匡世明表态支持李洪的复仇计划。
哥老会活动能力非凡，打通了镇江海关的外籍帮办梅生，托其到香港购买军火。从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到六月，短短两个月梅生就为李洪采购齐了军火。于八月初装船由香港运往上海，准备经上海再转往安徽。有趣的是送军火的二十名洋人，早有六人已经加入哥老会。
英国情报部门从这伙人在香港采购军火时就进行了跟踪，事先通知上海海关与英国海军。这样，梅生等人被捕在所难免。清朝地方大员对此事高度重视，迅速展开以镇江为中心的大搜捕，结果拿获了李洪、匡世明等一大批哥老会和青洪帮分子。虽然李洪等人被捕，暴动计划破产，但其整个力量并没被破坏，其部属很快卷入长江下游地区的以反洋教为名的地方骚乱。
哥老会由四川流出，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广义化地印证了明末清初流行的一句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1861年，三十一岁的咸丰皇帝死在了热河行宫，肃顺等八大臣辅政。由于肃顺与慈禧关系一直紧张并排挤恭亲王奕?，促成后两方迅速联合，以伪造咸丰皇帝遗诏罪名逮捕肃顺等人，并很快处死八大臣中的三人。
1884年，慈禧太后与醇亲王奕联手，罢黜出旧日政治盟友奕?，称他"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最后，给予"开去一切差使"、责令"居家养疾"的处分。比之于辛酉杀人的政变，此次政变可称为"软性政变"。
第23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1)
第三章
1861-1884：
帝国的政变习惯
文攻武卫，八臣获罪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的咸丰皇帝因游玩中不慎落水，得了重病。三十一岁的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自行安排身后的政治格局。一向昏庸的咸丰皇帝似乎变得绝顶聪明了，他要安排一下"两派三方"的权力格局，以保证六岁继位的儿子载淳的皇位稳固。
所指两派，一派是他的两位妻子，即皇后钮祜禄氏与贵妃那拉氏，另一派则是他亲自选定的肃顺、端华、载垣等共八位辅政大臣。两位妻子看顾一个儿子，占据核心权力优势，随时可否决八位大臣的政治决策；八位大臣在日常政务中有较大权限相机处理，称为"赞襄一切政务"，可防止核心权力全被两位女人垄断。
实际上，两派是以三方形式存在的。因为咸丰皇帝要对为他生了儿子的那拉氏有足够的尊重，令她好好看顾小皇帝。又怕她母子受排挤，给了"同道堂"印章一枚。稍早一点，他也给那拉氏设定了底线，即让皇后钮祜禄氏在那拉氏"失行彰著"之时，会同廷臣处死她。这个安排也写成秘密文件，由钮祜禄氏保存。另外，对于八大臣草拟的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文件，得由钮祜禄氏在开头处盖"御赏"印，由那拉氏在结尾处盖"同道堂"印，才正式生效。
但是，咸丰皇帝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把聪明能干的异母弟、恭亲王奕?给甩在了一边。他生前对这位弟弟一直没好感，生怕弟弟在适当的时机夺了江山。更要命的是，肃顺屡以勒法治国的方式在政治舞台上招摇，为了自己的政治市场，他也打压奕?。对于咸丰皇帝的治丧事务，奕?作为弟弟与亲王是有发言权的人。八位大臣本来就顾忌恭亲王的权势，玩了一手名义上托以重任而实际限制奕?活动的花招，以小皇帝的名义发旨，让他守在京师"著理丧仪"，也就是为北京方面的正式场面组织料理一番。
八大臣自作聪明的草率决定，大大违背礼法，引来一大批权臣及贵族的不满。而奕?呢，不仅有了八大臣政治强势下的受害者的道义资源，而且由于主持总理衙门的工作，与外国人接触颇多，更得外国势力支持。外国势力对于肃顺一派的判断则是消极的，他们认为：大清的中央权力偏居热河而不是由奕?这样的人在北京控制，那么在肃顺等人的掌握下，就不能证明中国人民实质上接受了有关条约。
在对相关力量格局进行了分析以后，奕?决定硬闯热河，以哭丧为名观察动静。恰好此时，有意与他搞政治联合的那拉氏发来密信，约他去热河共商大计。八月初一，奕?赴抵热河，在咸丰皇帝停尸的梓宫，伏地大哭，声音之响亮，充彻大殿；哀状之真诚，让旁观的人无不陪他垂泪。再加上他假装对八大臣恭顺、服帖，便得以与两宫太后见面。两太后见了这位小叔子，也不在避什么"叔嫂之嫌"而是泣涕不止，诉说八大臣的猖狂之状。随后，就密谋除掉八大臣的计划，商定回京后动手。那拉氏不知外国人的底牌，怕引起干预，但恭亲王一口打了保票："外国人不会反对我们除掉八大臣的。如果有人发难责问，一切由我抵挡。"就这样，八位辅政大臣的命运就被捏在了奕?的手心儿。奕?与那拉氏的这单政治生意是做定了，在与两宫太后会晤完后，他匆匆赶回北京，为肃顺等人安排罪名去了。
奕?敢作如此大胆推测，不唯有外国人"无异议"为恃，而且一直在河南与安徽剿匪（捻）的军方强人胜保也对八大臣怀有强烈的不满，他声称要带兵进京或是到热河去"清君侧"。"清君侧"一直是古代地方力量对抗或推翻中央的政治口号，如西汉的七国之乱，明代的靖难之变（即朱棣夺位）。
胜保"清君侧"的威胁，也不全然是一时性起，而是肃顺等人在咸丰皇帝在世时就权倾天下，更何况近期又给了两宫太后以难堪呢？
当时有一位叫董元醇的御史，他是支持慈禧的大学士周祖培的学生，在小皇帝刚即位时，他就上书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别外拣选亲王辅政。他的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恰恰刺伤了郑亲王端华与其弟肃顺。因为他们的祖先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亲弟弟，在清朝没有入关以前就立有赫赫战功，终因与兄长分庭抗礼并欲取代兄长而被囚禁致死。虽然后来舒尔哈齐的后代被封为王，但终究是带着不好的家庭背景的。也就是说，董元醇的话外音是肃顺与端华兄弟二人继承了祖上"反叛基因"。
肃顺代皇帝拟好的圣旨，要下诏驳斥董元醇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及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到两宫太后那里去盖章。两宫太后扣下这道"圣旨"，不往下发，拒不盖章。肃顺与端华哥俩气急败坏，干脆罢工，什么公务也不处理了。此一非常之举给了两宫太后以沉重的打击，为了不担扰乱国政的罪名，两位寡妇作出妥协，盖章了事。
胜保闻听此事，所以扬言要"清君侧"。就在声扬完"清君侧"的口号之后，胜保写了专门奏折，表明力挺两宫太后，坚决反对皇族的远支郑亲王的端华与肃顺及载垣辅政，他说（今译）：
"政治的权柄要由中央最高层操纵，臣下不得全部占据。现在，皇上幼年继位，只有合适的人辅佐，才能对治理国家有益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已经有几年不忠心为朝廷效力了，还冒充帝王之师。让老百姓服从他们。现在，他们以臣仆的身份代替皇上的发言，挟持皇上来号令天下，实在没有能承担先皇托予的希望而让四海之人民放心。"
第24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2)
在利用了"四海之心"这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后，胜保不惜自相矛盾，一口咬定肃顺等人在咸丰皇帝临终时所记录的遗诏不合法："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待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
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测。实际情况是，当时咸丰皇帝已经无法拿笔写字，只能口授，由八大臣记录。也正是这个想当然的猜测，启发了那拉氏，不到半月后，她就给这个版本升了级，声称八大臣伪造遗诏。
身在疆场的胜保关心国事，实在也是为了自己。因为肃顺一帮人积极努力地整顿朝政，连办了几件用法严厉的大案，连当时活着的咸丰皇帝也没办法，所以呢，除掉政治强人，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等于增加了他这类人的政治安全系数。在奏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一条权宜之计，称曰："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云云。
比较而言，胜保的学历还低了一些，他是举人出身，只不过是身边有十万军队而已。别看这些军队剿灭捻匪无所作为，且一败再败，但要杀回北京或闯到热河行宫，搞"窝里斗"，还是十分容易的。肃顺等人听到了胜保的言论，确实有些胆怯，但很快，八位大臣又恢复了常态。不是吗？那俩娘儿们，不盖章也得盖章，试过一回啦！还有，他胜保胡说遗诏不合法，他又没来现场，不光我们八个人，其他大臣也是清楚的。再说，他一个武夫只会胡说八道，一会儿说皇帝有"顾命苦衷"，一会儿说诏书非亲手写，讨论来，讨论去，顾命的事儿还是存在的嘛！尤其是，两宫太后是没法在这个事上装糊涂的！
肃顺确实在咸丰时代大大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除了众人皆知的抗旨处分耆英案及柏葰案，他还有顺应民情，两次整顿金融秩序的作为。第一次是针对户部发行当十、当五十、当百与当千之"四项大钱"而发的。当时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糟糕，剿匪军需又高，就得搞通货膨胀政策。户部不唯发行了"四项大钱"，还试行纸币即发钞。一时间民怨载道，而官局的经办人员又借机捞取好处。肃顺决定利用这个契机，增加政治资本。
可巧官局之一的"宇字号"五处的账目与官钱总局对不起来。肃顺上奏要求追究，"宇字号"就打马虎眼，应付检查。肃顺大力发挥左都御史的纠察职能，一查到底，不仅把主司官员斐音革了职，而且还没收了数十家涉案官员与商人的全部财产。
第二次，如法炮制，把官票所给查了个"底儿掉"，将主司景雯等人革了职，将数十分官吏抄家，财产充公。
公平而论，肃顺对"四项大钱"发行中官方犯罪的打击是深得民心的。当时（咸丰五年，1855）民间有笑话，证明了人民对"四项大钱"发行带来的币制混乱之厌恶。笑话说：一位学者问一个拉钱的车队，为什么要化已有的铸钱去铸新钱。对方答曰："现在官府存的钱不多，经费见紧张，现在毁了原来的制钱改为当十大钱，剔除费用，十个大钱出来，能够有四到五个的赚头，为什么不毁小钱而制大钱呢？"也就是说，发行新钱币的利润在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之间。到了该年冬天，这位学者又碰见了这一队送钱的人。他们又将大钱回炉，转回小钱。学者问这还有赚头否，对方回答："现在大钱贬值，只有面值十分之一二的实价。现在毁了它，改成小钱，掺上些铅沙，不算工费在内，一个出三到四个，为什么不干？"也就是说，这次回归旧币制，发行者们又赚了百分之百的利润。
肃顺的铁腕行动，肯定会引官场上大规模的不满。百姓乐了，官吏烦了！当然，肃顺毕竟是久经官场的老手，他有意延揽一时名人，如郭嵩焘、王耕云等人均与其交往密切。肃顺与这些名流在家座谈，了解社会情况。了解完后，再把谈话的核心内容改造成自己的意见，上奏给皇帝。因此，一般情况下，肃顺的奏论要比其他大臣实际、有效得多。
有文人出谋划策，还得有武将作外援，他的目标是与湘军结成政治同盟。除了主张大力使用湘军剿匪外，肃顺对曾国藩与胡林翼上报的奏折，多加赞张，支持皇帝迅速批复。
第25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3)
在权力场上的人看来，这不就是为控制内外大政甚至自己当皇帝作准备吗？肃顺可能的心理是，要皇帝的实权而不用皇帝的名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产生过当皇帝的念头，因为后来他招供的罪行中就有"擅坐御位"即上龙椅坐了坐一条，至于"擅用行宫御用器物"就更不用说了。
肃顺拉拢军方的最令人害怕的举动，是他在与曾国藩湘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又与左宗棠挂上了钩，甚至可以说，没有肃顺利用咸丰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力保左宗棠，就不会有楚军的出现。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收复武昌，表奏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有济师、筹饷之功。朝廷赏以兵部郎中之职与四品卿衔。但由于骆秉章劾免总兵樊燮，樊燮就拿骆秉章的好友加幕僚左宗棠"找齐"，向湖广总督官文诬告左宗棠之功劳不实。官文在未查实情的情况下，就向皇帝汇报。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在武昌面对面辩论。最后，由于肃顺在北京向咸丰皇帝递话，说明官文是受了骗，才了此公案。而后，左宗棠正式加入湘军，朝廷又给了四品京堂的身份。稍后，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到安徽募兵，成立了"淮军"。间接而论，淮军能立，也多亏肃顺之力。
在肃顺看来，有曾家势力、左系军队为盟友，胜保之类的还奈何不了他。可惜，他想错了。汉族军方强人，都将他与奕?及那拉氏的权争看成是皇族家务，谁败谁胜，无关宏旨。并且，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奕?主办外交事务，提倡洋务和汉族军方强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八大臣中的肃顺、载垣、端华都有兵权，虽然不如湘淮二军有实力，但发动政变，逮捕在京要员还是绰绰有余的。那拉氏在表面上与八大臣缓和的背景下，答应了给他们减轻政务负担的请求，迅速解除了三人分别在步兵中、京城警备、大内侍卫方面的"兵差"。
仍是在表面的妥协下，肃顺得到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重托"，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得以先行回京。八大臣中的其他七人也先期回京。
咸丰皇帝的灵柩很沉重，要一百二十八个人肩抬，加之热河行宫到北京之间多为山路，走得较慢。计算起来，灵柩与小皇帝的车队相比，足足晚到四天。小皇帝及两宫太后回京后，那拉氏立刻表现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在王公贵戚及朝廷要员前散布对八大臣的不满意见。先期到达的七位大臣以为她这不过是"娘儿们作风"，并未在意。
这时一位比胜保更有能量，当然也是学历更高的人出场了。他叫贾桢，是有备而来的。他立刻上奏，委婉表明让两宫太后听政的意见。
干脆说，贾桢建议那才叫"文攻"，胜保的喊叫只能算"武卫"。
武卫在先，文攻在后。可这文攻者的身份很是了得：贾桢，道光六年（1826）进士，第二名，即"一甲二名"，恐怕一万个举人换不了这么一个"一甲二名"；贾桢官坐得稳、升得快，曾任上书房总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至于管理兵部（在尚书之上，监督之）那样的头衔就不用说了，关键他是个有学问也有胆量的人，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他一人独守紫禁城，每天坐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呵斥洋兵；洋兵还真怕他，没敢迈进紫禁城，咸丰皇帝闻听贾桢的举动，马上又把贾桢旧日曾担任的一个荣衔"复武英殿大学士"给了他。如此雄厚的政治资本恐怕连肃顺这样的宗室大臣都无法比，更何况贾桢还不是一个人上奏呢！在奏折上署名的还有大学士周祖培，以及两位尚书（名曰沈兆霖、赵光）。他们说："我大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不久前，御史董元醇的上奏，已由圣旨回复，我们几个人也没什么更多的说法了。"
这分明是耍滑头，即称"复有何异词"，又接着说什么？不过，这四个家伙确实比胜保聪明多了，不以攻击八大臣为突破口，只是委婉地表明让皇太后从八大臣手中分权的愿望："若事无巨细，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议，是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沿，中外能无疑虑？为今日计，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庶臣工有所秉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紧接着，他们又罗列了历史上八位女主干政的事例，从东汉说到明代，甚至将辽国的萧皇后也列了进去。为了增加说服力，他们特别以明神宗为例："惟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抉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
第26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4)
很明显，整个朝廷上下的舆论对肃顺这一方严重不利。剩下的问题，就是两宫太后特别是那拉氏与奕?给肃顺安排多少罪名的问题了。
九月三十日早晨，肃顺还在路上，北京就闹翻了天。那拉氏和奕?将早已准备好的八大臣的一系列罪名公布出来，核心问题就是八大臣"朋比为奸"、"矫旨揽权"以及阻挠两宫太后听政。由于宣布得太仓促，以致于载垣与端华二位亲王并没能听得到。没听见，不等于不逮捕。迟到早朝朝堂的二位亲王，被恭亲王一声令下，由大内侍卫夺去冠带，交给宗人府圈禁。当天晚上，肃顺护灵的队伍走到了密云，两宫太后命睿亲王仁寿与醇郡王奕 前往，宣布将他逮捕。
打死肃顺，他也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发生，所以，当奉差而来的大内侍卫给他戴枷具时，他"咆哮不服"。当天晚上，肃顺也被投进了宗人府的专门监狱。他见了已事先被抓来的载垣与端华二王，厉声指责："你们这俩废物呀！要早听我的话，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载垣反驳他说："我们今天的结局，不正是听你的话所导致的吗？"
内讧，还有何用？！
为彻底从政治上搞臭八大臣，经过一番赏功之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借小皇帝之口，公开宣布遗诏是八大臣伪造的。有此一点，不死也得脱层皮了。诏书大意说："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我父亲升天那一刻开始，即以赞襄政务大臣自居。实际上呢，我父亲在弥留之际，只是让载垣宣布我为皇太子，并没有留下要他们辅政的口谕。载垣是自己造了'赞襄'的名目，而后，就所有政事也不请旨，自作主张了。"
这又是一个类似于胜保"武卫"文件式的矛盾。既然载垣是首犯，怎么反倒是肃顺最后成了首犯呢？最初，三人的刑罚全是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地剐了。稍后，载垣与端华从轻处分，"赐自尽"；相对地，肃顺也免了挨一刀一刀的剐了，改成了"斩于市"，即通常听说的"弃市"。
最后的判词说："（肃顺）悖逆狂谬，较载垣、端华罪尤重。"
肃顺呀肃顺，确实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他不但曾在朝廷内"数兴大狱"，而且还因大大地触动了八旗旗人的利益。还因主持过减少八旗俸饷的工资改革，所以，在他被押赴刑场时，旁观的人们纷纷向他投掷石头、瓦块，以泄积愤。打上没打上，都不重要，关键是群众让他明白侵害群众利益的结果。其他五位大臣保住的性命，仅落了个充军的轻刑。至于那些受八大臣胁迫的人，一概不再追究。当然，少数接近肃顺集团核心的人物如陈孚恩，还是要处分的。
这一手更厉害，至少让左宗棠明白：好好效力，杀肃顺跟你没关系。
慈禧太后要把人情用尽，正当其余五位罪臣将踏上西去新疆之路时，她又发了一道懿旨：即行革职，免其遣发。也就是说，让你哥儿几个待在北京，走完余生，不必大老远地跑新疆去了。
叩头谢恩，叩头谢恩！
在几乎不算清算的政变扫尾中，陈孚恩的经历最具戏剧性色彩。
陈孚恩如同胜保一样，学历不算硬，没拿到进士文凭，靠拔贡（特别考察而任用）进的中央。但他比有硬学历的贾桢更牛气，官运亨通，道光皇帝赐他紫禁城里骑马并给一块大匾，匾上写着"清正良臣"四个大字。到道光皇帝死之前，他已干到刑部尚书的职位。
道光皇帝死前留下一句遗言，说是不要把他的牌位往郊祭的庙里放了，不再跟祖先人的神灵去混饭吃。这项决定太突然了，也有违礼制，执行与否，对于新皇帝文宗（即咸丰）来说，成了大问题。陈孚恩坚持说，要遵从宣宗（即道光）遗命；怡亲王载垣说，祖宗礼法不可废。两人在咸丰皇帝面前吵了起来，几乎失态。载垣先向皇帝道歉，"以失仪自劾"，咸丰皇帝说，这是个小节，但你以后要注意。对于陈孚恩，则不但降旨说他不通情理，而且还给了"降三级留用"的实质处分。
这个处分对昔日的反腐败英雄即前代的"清正良臣"，打击太大了。陈孚恩可是曾查办过山东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案，也查办过山西巡抚王兆琛索贿受贿案的功臣，这些资历都不管用了？
第27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5)
不是不管用，而是你陈尚书不识时务。一旦宣宗的遗命执行，文宗将来不也就没法与列祖列宗一起享受效祭大礼了吗？
降了三级，太没面子，干脆申请回老家给老母亲养老送终吧。咸丰皇帝巴不得他快滚蛋，连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就答应了。后来，陈孚恩沾了天下大乱的光，在乡下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有功，又回了中央，任代理礼部尚书。不巧的是，他儿子卷进了顺天乡试的科场舞弊大案，他又被降了一级。多亏他在任代理礼部尚书时，有一个"头品顶戴"的荣衔，按当时的规定可从中抵消。
昔日的反腐败英雄被自己家门里的腐败行为给抹了黑，实在不光彩。从此，他不想再"耍耿直"，也不想再犯与载垣御前激争的傻气了。转过头来，他开始以绝对谦卑的姿态捧载坦与肃顺等人的臭脚。只有这样才能稳住权位。
陈孚恩已有的老资格加上当下的谦卑，使他很快得到肃顺集团的信任。在咸丰皇帝死后的丧礼处理方面，肃顺对在京的大臣只召一个人赴热河行宫吊丧、商量丧事，叫的人就是陈孚恩。
陈孚恩挤掉了该属于恭亲王奕?的名额。这注定了他在不久翻天覆地的政变中要成为替罪羊的，何况，他的文学功底又不扎实，还犯了禁忌呢！在肃顺集团失败后，有人举报说：陈孚恩在回答皇上北狩热河行宫可否之闲时，竟然以"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的不敬之语。
有这些证据足以致死，关键的是看奕?有没有弄死他的想法。没有，真没有，因为肃顺集团的主要成员还留下五个人，他陈孚恩也命得保全，只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另加的处罚则是：一要到新疆去劳改，二要交回道光皇帝赐给的大匾。当然啦，还得没收全部财产。
在新疆劳改的日子里，他克勤恪守，并帮助伊犁将军常清筹措军饷。常清也不错，把他的良好表现汇报给中央，得批复"命免戍，留助理兵饷"。
这次命运转机，对于陈孚恩来说，没有选择权。倘使有一点机会，他也会回江西老家的。
灾难，塌天的大祸，发生在了同治五年（1866），也就是他被判刑的五年后，俄国进攻伊犁。在战斗中，他本人及太太之一（黄姓妾），儿子陈景和与儿媳徐氏、孙子陈小连，一门遇难。
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如同他曾"筹饷有劳"的情节一样，被上报中央。中央掌握的政策十分精确：抚恤他的家人，但不抚恤陈孚恩本人。
抚恤，首先是一种荣誉，而后是经济补助。这补助最后落在了陈孚恩的正位太太或某个儿子口袋里，因为一般情况下，他这种犯罪情形，是要把家人分开的，一部分跟老爹到新疆（大多是次子去）；一部分跟老妈回乡下，大多是长子去，以便在父亲起步的地方重振家业。
对于一向讲名节的儒家来说，死后辱之不如生而杀之，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是也。然而，陈孚恩能算个"士"吗？
不能算！并且他生处的时代根本就不再生产道德，皇权作为道德的批发中心，业务也萎缩了！
叔嫂共和，如履薄冰
中国历史上以帝王近支两大权力家族共同辅佐幼主的政治形式，皆可称为"共和"。最初的"共和"称法，发生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时代。周厉王叫姬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厉王止谤"，即不让百姓议论国事的那位国王。在西周十二主中，他是倒数第三位。他被百姓流放以后，周公与召公二人（也即两大家族）主持国家政治事务，史称"周召共和"。
两千七百多年后，中国的"共和"形式变成了奕?和慈禧的"叔嫂共和"。不过，叔嫂共和的基础远没有周召共和那样牢靠。虽然说除掉了得不到朝廷官员多数支持的肃顺集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叔嫂共和就有天然的合法性，一句话：它远没西周的共和那么经典，况且它还是"一叔两嫂"制呢？其次，慈禧脑袋里充满了"奕?并不可靠"的印象，她与慈安太后联合奕?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想"共和"多久。
不用慈禧本人表示什么，首先是奕?自己心中有数，他要把话说到明处。一者，家族关系上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方才二十六岁，比他还小三岁呢！火气正旺，一个不到三十岁就寡居的女人的脾气肯定不会温顺得像一头驯鹿，她随时会像一只饥饿的母狮那样，要吃人的。第二呢，自己这一支在皇族"奕"字辈最厉害，树大招风，也不知道七弟醇郡王是怎么想的。所以，在他获得议政王（领双王俸禄）、军机大臣、右宗正（仍主管总理衙门），以及负责神机营等重大职位之后，即政变的八天后，他立刻上奏，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因位高权重而"挟天子令诸侯"。正如他在热河行宫哭亡兄的高超表演一样，这时说得更真诚。应当说，这份真诚几乎少有表演意义，而是真的要让朝臣对他全力支持，让慈禧太后这个年轻的寡妇对他放弃戒心。
第28节：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6)
人到了权力核心，其实也等于进了权力旋涡，弄不好，会连命都丢了。难呐！
他在上奏中说（今译）：
"臣我本是不中用的材料，只不过是在血缘关系上同先皇最近而已。又蒙皇上您和两宫太后的信任，才不得不担起重任。在政治事务中，凡有安国家利社稷的事情，我一定竭尽全力、秉持公心，与诸大臣一起办理，以对先帝在天之灵有告慰，回报两宫太后信任我的深恩大德。但是，官职高了，责任就重大，并且朝廷内外正值多事之秋，我也很担心自己的见识偶然有达不到的地方，导致贻误国家的严重后果。臣我虽然不敢贸然谦卑回避，但又怎么能认为自己在重要职位就一定胜任呢！经过再四（而不是再三）的思考，我只好呼求皇帝，俯察受朝廷重任给我带来的惊惧之情，下一道明诏，让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对于目前中央在用人是否贤明、行政是否公正，一定要发表各自的看法，据实汇报，以使我能够折衷而采用。"
慈禧太后看得清楚，她知道小叔子的心思，在目前必须利用他的格局下，也必须稳住他。所以，她马上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安抚奕?，并借此向朝廷内外宣传（今译）：
"恭亲王的贤能及与皇帝的亲属关系，没有哪一个大臣比得了，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情。我父亲在位时，就曾经特别拣选他办理国务大事，深为信重。去年，首都及附近发生变乱，也是依赖恭亲王留京处理，使事情得以妥善而无后患。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谨循家法，给恭亲王以议政王头衔，并赋予管理朝政的重任，实在是体现了我父亲的深谋远虑。"
真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会说的不跟会听的"。你想啊，咸丰皇帝对异母弟恭亲王是十分有戒心的，曾在咸丰四年（1854）借故给过老六以"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的处分，何来"深资倚畀"（深为信重）？还有，咸丰皇帝临死时口授八大臣辅政名单，其中没有恭亲王，何来"贻谋"之说？如果确实有此"贻谋"，那就恰恰相反，即用八大臣的联合力量压制老六，免得他篡了自己儿子的江山。
政治，这东西不靠说谎是一天也生存不下去的。在另一端，为了防止一些迂腐的大臣顺杆爬，以至于盲从于恭亲王，很快，慈禧太后又以小皇帝的名义发诏，明确了双方的权力边界："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这里的"中外"不是中国和外国，是指朝廷内外，即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