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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也许最好还是说明一下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不了解的人似乎对手语有些困惑。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的字母。同我谈话的人由于手指经常运动，因而手指运用得灵活自如，我有些朋友拼写字母非常快，就像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机上打字一样。当然，拼写的那种感觉就和普通人写字一样。
当我能用嘴说话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我还没反应过来火车已经到站了，家里人全都到站台上来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激动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一字音。小妹妹米尔德丽德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则站在旁边用沉默来表达他的喜悦。那种情景，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霜王》风波
1892年冬天，我童年的万里晴空被一朵乌云所遮盖。我闷闷不乐，长时间沉浸在疑虑、忧伤和恐惧之中。我对书本丧失了兴趣。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依然不寒而栗。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格诺斯先生，结果却惹了麻烦。为了澄清此事，我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为我和莎莉文小姐讨回公道。
我是学会说话的那年秋天在家写的这篇小说。那年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时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的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应该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思绪如泉涌，下笔如有神，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着，一字一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现在，如果有什么文思毫不费劲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是，我那时急切地吸收任何东西从未考虑过版权的事，即使现在对于自己的东西以及书本之中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即便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从别人写的书里看到的。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事物的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
故事写完之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以及被莎莉文老师给我纠正发音而打断时的不悦。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我写得这么好，大家都惊讶不已，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格诺斯先生。”
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家人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安那格诺斯先生。我带着那小故事亲自跑到邮局，跑得非常快，简直脚下生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生日礼物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麻烦。
安那格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一本刊物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巅峰，但是不久我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低谷。我到波士顿没多久，有人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坎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坎比小姐的文章，说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起初我并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当我了解以后，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我遭到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的痛苦。我感到羞耻，我最爱戴的那些人也对我猜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我冥思苦想自己在写《霜王》之前都读过些什么书，是否看过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但我只是隐约记得有谁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人，只记得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我在文章中并没有引用它们。
最初，虽然安那格诺斯先生也深受此事的困扰，但他仍然相信我，对我很宽厚。然而事态却继续恶化，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尽量表现出一副庆祝国庆的愉快神情。
庆祝国庆时，在同学们演出的一场戏剧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衣服，头戴一个用秋叶扎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但在这张快乐的面具下藏着我忧郁的心。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他，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说的某些话却使她认为我记得坎比小姐的《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格诺斯先生。
一向对我照顾有加的安那格诺斯先生认为我欺骗了他，我申辩说我是无辜的，他却充耳不闻。他认为或至少是在怀疑，莎莉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领导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他们支开了莎莉文小姐。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我感到他们是在迫使我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坎比小姐的《霜仙》。我对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表示怀疑，同时我也感到安那格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看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全部表达出来的。我的心怦怦乱跳，语无伦次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最后盘问结束，我可以离开时，我觉得头昏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也不知道谁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小女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痛哭，觉得几乎没有哪个孩子会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觉得浑身发冷，好像感觉天亮之前就要死了。这种想法倒使我心安了许多。现在想起来，如果年龄大些再发生这样的事，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天使带走了我大部分的哀伤与忧虑。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也没有听说过坎比小姐的那本书。于是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调查了这件事。最后发现，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坎比小姐的书《小鸟和它的朋友》，正是那年夏天，我们和她正好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霍布金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在度假中莎莉文小姐出去的时候，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确信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小说给我念过。霍布金夫人解释说，她在把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掉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儿童读物，诸如小学课本、童话故事之类，《小鸟和它的朋友》或许也在那时被处理掉了。
那时候，故事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方式的孩子，故事中那些希奇古怪的拼词引起我的兴趣。虽然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当时讲故事时的情形了，但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曾极力想记住那些生词，等老师回来之后讲解给我听。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虽然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那些语言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印记当中了。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没有跟她说《霜仙》这篇小说，或许是因为她一回来就开始读《方德诺小爵士》，使我脑子里没有多余的空间来想及其他事。但霍布金夫人的确曾给我念了坎比小姐的那篇小说。经过很长时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它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以致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我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除了一个人之外剩下的人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坎比小姐更是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但这个美好的预言却一直未曾实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玩弄文字了，总害怕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侵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确实不是从书中读到的句子。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予我鼓励，我想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写些什么东西了。
后来，我读了一遍《霜仙》，又重新看了一下我那时写的一些信。我发现在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格诺斯先生的信中，有很多句子和观点，确实与那本书有雷同之处。从我写的小说《霜王》以及其他一些信件中的某些措词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是深受那则故事影响的。在信中，我像莎莉文小姐向我描述的那样抒写着金色的秋叶：“呵，逝者如斯，只有绚丽多彩的秋叶，才足以抚慰我心中的失落。”而这都是坎比小姐的原句。
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常有好多句子是我看到的许多优美句子的演绎。在写关于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文章时，我常会借用一些已经忘记出处的生动描述。我知道安那格诺斯先生对于古迹情有独钟，对希腊和意大利古城尤为如此。因而我在读书时，便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一些，来取悦他。安那格诺斯先生在评论我的这些描写古城的文章时，说：“好多描述都颇有诗意。”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相信一个11岁的又盲又聋的孩子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认为仅仅因为文章中有别人的词句，而被看成一文不值是不公平的。它表明我已能够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以及对富有诗意的思想的欣赏了。
早期的创作只是一种智力训练。像所有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通过借鉴和吸收，然后把我的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对书中感兴趣的东西，我便会有意无意地记在脑子里，变为自己的东西。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去摹仿自己欣赏的作品，然后在各种场合灵活运用。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也要这样训练多年，才能对拥塞在思想道路旁的文字驾轻就熟。
恐怕直到现在，我仍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我常常不能肯定哪些是自己的思想，哪些又是我从书上看来的，我觉得书上的东西已经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最后我发现，几乎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有我的一些新的东西。就像我初学缝纫时，用破碎布拼凑衣服一样，它用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虽然也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着绝大部分。同样，我的作品由我自己的一些思想组成，但其间也夹杂着我读过的一些别人闪光的见解。我认为写作的最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怎样把它们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有个样图，想把它用语言描绘出来，但我们总想不出合适的词，即使偶尔想到一个却发现它与原图仍有些出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反复尝试，因为我们知道有人成功了，我们不甘心失败。
史蒂文森说：“创作才能是天生的，没有人能学会创作。”虽然我或许不是天生便能创作，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通过后天的教育，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不让《霜王》事件的痛楚给我带来阻碍。
换个角度说，这些辛酸的经历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好处，它使我去思考一些有关写作的问题。惟一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那就是安那格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生命的故事》以后，安那格诺斯先生给梅西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 由8人组成：4个盲人，4个正常人。其中4人认为当时有人给我念过坎比小姐的那篇小说，另外四人则认为没有。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认为没人给我读过。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事情是怎么样的，不管安那格诺斯先生站在哪一边，当我走进那间安那格诺斯先生常把我抱在他膝上的那间屋子时，我发觉里面的人仍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而安那格诺斯先生也已沉浸其中。后来发生的事印证了我的那种感觉。在发生那件事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我也不知道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对所谓“法庭”的详细情况，甚至连组成人员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当时我由于激动没有注意到这些，由于紧张我也没有问与此相关的问题。的确，我几乎想不起当时他们问了些什么，而我又说了些什么。
我详细描述《霜王》这件事，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很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没有为自己辩解或者埋怨别人的意思。
世界博览会
发生《霜王》事件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是和家人一起在阿拉巴马度过的。能与家人团聚我很快乐，万物复苏，花柳绿，《霜王》的事早已被我抛到脑后。
秋天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的一串串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酱紫色。我开始写我的生活经历，这离我写《霜王》刚好一年。
当时我写任何东西仍然极为审慎,担心所写的东西不完全属于自己。除了莎莉文小姐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一种强烈的意识总使我尽量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想法闪过我的脑海时，我便会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作时，会自言自语：“我写的这些东西是否会跟很久以前别人写的作品一样。”想到这些，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便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使现在，时不时地仍会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莎莉文老师用她能想到的一切方法来安慰我，帮助我。可是那次可怕的经历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创伤，直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它对我的伤害。为了使我能恢复自信，她鼓励我给《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现在想想，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那次写作会给我带来帮助，否则我是不会写的。
在莎莉文小姐的鼓励下，我谨小慎微，但却坚持着写了下去。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我就能恢复自信，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一样，和其他孩子一块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现在我变得多疑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逐渐地，我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灵敏了，更加懂得了生活的真谛。
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去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这样，我的学习常常被打断，一停就是几个星期，我也就不可能对它们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描述。
我们是在1893年3月份去尼亚加拉的。我很难形容我那时候的心情，站在瀑布边的高崖上，只觉得空气震动，大地颤抖。
许多人都对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奇观胜景能给像我这样又盲又聋的人以深刻的印象感到很惊奇。他们问：“你既看不见波涛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它们便意味着一切。就如“真、善、美”一样，它们的意义是无法衡量的。
1893年的夏季，我和莎莉文小姐以及贝尔博士一起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许多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美妙的现实，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每天都在想象着周游世界，在这里，我见到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我用手指触摸到了工业以及人类活动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万国馆，那里就像是《天方夜谭》，充满了各种新奇有趣的事物：有陈列着印度欢乐神和象神的奇特市场；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列队而行的骆驼。再过去是威尼斯的环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喷泉灯光的照耀下，我们泛舟湖上。我还上过一艘北欧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时，我曾登上一艘兵舰，不过使我感兴趣的是这只海盗船，因为这只船上只有一个水手，他总管一切，无论风晴日丽还是刮风下雨，他都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一面高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面与大海斗智斗勇，表现出无比的自信和高昂的斗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或许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人永远只对人感兴趣！”
离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圣玛利亚”船的模型，我仔细参观了一通。船长带我参观了当年哥伦布住的船舱，舱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沙漏。我对这个小小的仪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它勾起了我一连串的想象：当同伴们绝望失落的时候，这位英勇无畏的航海家看着一粒粒沙子往下漏，一定也感到焦躁不安吧？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金博特姆先生非常友善，他允许我抚摸展品。我就像当年皮萨罗在秘鲁寻宝那样，迫不及待地用手指去触摸。这是一个可触摸到的西方白色世界。每件展品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尤其是那些法国铜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怀疑他们都是天使下凡，被艺术家们捕捉后塑造出来的。
在好望角展览厅，我知道了整个开采钻石的过程。一有机会，我便去摸正在开动着的机器，这样我就能清楚地了解到人们是怎样称重、切削和磨光宝石的。我在淘洗槽中摸着了一块钻石。他们说这是在本次美国展览中惟一的一块真钻石。
贝尔博士陪我们到处逛，非常高兴地向我们描述那些有趣的事物。在电器展览大厅，我们观看了电话机、留声机及其它一些发明。通过贝尔博士的讲解，我了解了信息为什么能通过金属线传递而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懂得了为什么它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人类从天上偷来火种。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厅，我对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粗糙的石器——或许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惟一记录——最感兴趣。它们是人类还没有文字可考时的永久纪念。我对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也很感兴趣，不过，我不敢用手去碰。从这些遗物上，我了解到了有关人类发展的很多知识，远比我从书本上学到或从别处听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这些经历大大增长了我的知识。在博览会上度过3个星期之后，我已从对童话故事和玩具的热爱转变到了一种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而平凡事物的热爱。
语言的魅力
1893年10月以前，我漫无目的地学了许多东西，读了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我有一本凸字版的法语语法书，因此我也学了一点点法语，常常在脑海里用所学到的新词造句，完全不顾语法规则和其他的写作技巧。我发现那本语法书对所有的词注了音，因此我甚至试着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去掌握发音。当然，这对我来说非常地困难，就像是以微弱的力量去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雨天时，它至少让我有了点事可做。而且在我兴趣盎然地读拉方丹的《寓言》和拉昔姆的《被强迫的医生》时，也的确学会了不少法语。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提高说话能力。我给莎莉文小姐朗读，有时也背诵几段我最喜欢的诗篇。她纠正我的发音，教我如何断句和转调。然而，直到1893年10月，从参观世博会的疲劳和兴奋中平静下来之后，我才开始了正常的上课：在固定的时间，学习专门的课程。
那时，我和莎莉文老师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市，探访韦德先生一家。他们的邻居艾恩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拉丁语言学家。我被安排跟他学习拉丁文。我记得他是一位温和且博学的人，他主要教我拉丁语语法，但是他常常教我最不喜欢的算术。艾恩先生和我一起阅读丁尼生的《回忆》，我虽然以前也读过很多书，但是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还是头一次。我第一次学会去了解一位作者，认识他的写作风格，这种感觉就像握着老朋友的手一样。
起初，我十分不愿意学拉丁语语法。我认为当句子意思很简单时，浪费时间去分析每一个字，什么名词、所有格、单数、阴性等等，似乎非常地荒谬。为了清楚地了解这些，我以我所养的那只猫为例。目：脊椎动物；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种：猫；具体到我那只，它名叫塔比。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它的兴趣越来越浓，拉丁文的优美使我陶醉了。我常常读一些拉丁文的文章来消遣，用认识的词造句。至今，我从未放弃过这种消遣方式。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用一种刚学会的语言来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和感情更美的了，它就好比用变化多端的幻想去塑造那些掠过思想圣堂的观念。艾恩先生给我上课时，莎莉文小姐便坐在旁边在我手上写艾恩先生说过的每句话，她还给我查一些生词。当我返回亚拉巴马州的时候，刚好用所学的拉丁文来阅读凯撒的《高卢战记》。
纽约岁月
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在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会议。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 赫马森聋人学校上学。1894年10月，莎莉文小姐陪同我前去就读。这所学校是语音和唇读能力特长校。在学校的两年中，我除了学习这些内容外，还学习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会使用手语。我学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和她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便差不多能明白她所说的每件事了。快到一年时，我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威廉?泰尔》这部小说。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我觉得法语要较难些。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一位不懂手语的法国妇女，只能以语言来教我。我不能很容易地掌握她的唇语，因此我的法语便不如德语进步快。不过，我努力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虽然很有意思，但我却更喜欢《威廉?泰尔》。
我在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期望的那么大。我相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说话，我的老师也相信我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尽管我们都十分努力，却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免不了要失望。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去推理。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令人失望的事常常使我情绪低落，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很大的兴趣。揭开大自然的奥秘是一大乐事，它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着：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在纽约的那两年十分愉快，每次回想时都带给人无限乐趣。
我还清晰地记得，莎莉文老师和我每天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这座公园是惟一和我意气相投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总是很快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都喜欢人们为我描述它。因为公园的方方面面都十分迷人，每个方面都变化多端，因此我在纽约的9个月每天都能领略到它不同的乐趣。
春天，我们游览各种景观。我们在赫德森河上泛舟，在布赖恩特曾经吟咏的绿草如茵的河岸上徘徊。我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去了华盛顿?欧文的故乡——西点的塔里镇。在那里，我们从“睡谷"中穿行而过。
莱特 赫马森聋人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很小的学生，也充分发挥他们的机械记忆能力来克服先天性缺陷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我的所有欢乐被一种极大的悲哀所湮没。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P?斯波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多么重要。他默默无闻地帮助每一个人，和蔼待人并给人快乐，对我和莎莉文小姐尤其如此。一想起他对我们的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形成了一个永远都填充不满的真空带。
剑桥女子中学
1896年10月，我到剑桥女子中学求学，为进入哈佛大学雷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我小时候，曾到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过。那时，我对朋友说：“总有一天我要去读大学，而且要上哈佛大学。”他们都很震惊，问我为什么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学院，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上大学的念头在我心底深深扎根，并且成为我最迫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聪慧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竞争一番。离开纽约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到哈佛大学求学去实现我童年时的梦想，我最好的捷径就是首先进入剑桥中学。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随堂伴读，把老师讲授的所有内容翻译给我。
当然了，老师们对教授聋哑孩子毫无经验。我只能摸他们的嘴唇和他们交流。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语、数学、拉丁文写作和其它一些科目。在这以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心研习过某种课程，但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我的英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教员们不久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就不需要专门上英语课了。另外，我的法语有较好的基础，我也曾学习过6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德文的时间是最多的。
尽管有这些优势，我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必读书本的内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虽然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很愿意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的使用，但也没有办法轻易而及时地做到。有时候，我得把拉丁文用盲文抄写下来，以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老师们对我不完整的语言很快就习惯了，并且能及时回答我的问题，纠正我的错误。我无法在课堂上记笔记或做练习，只能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非常耐心，不厌其烦地把老师们讲的都写在我手上。自修时间，她从字典上查出生字，给我反复阅读没有凸版的笔记和课本。其间的单调枯燥是难以想象的。德语老师格罗特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仅有的学过手语并可以来指导我的两位老师。虽然格罗特小姐的拼字非常缓慢断续，然而她用心良苦，每星期都为我上两节特别课程，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这样也可以让莎莉文老师稍做休息。虽然每个人都非常好心地想来帮助我，可是，能够把如此辛苦乏味的事情变得有趣的只有一个人。
那年，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了凯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学习德语的时候，我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菲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一些书我是用手摸着读的，另有一些则是莎莉文老师读给我的。这些德文书给了我无比的愉悦，特别是席勒那些优美绝伦的抒情诗，菲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人回味无穷，它用幽默诙谐、引人入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爬满蔓藤的山岗，阳光下淙淙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荒蛮之地，还有童话中出现的灰姑娘——只有充满爱心、思维纤细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美文。
吉尔曼先生花了好几个月来教我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他在历史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讲解深入浅出，入木三分，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这些是靠在课堂上记笔记和听那些简短的解释无法做到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性书籍中，伯克的演说最具启发意义。阅读时，我的心随着岁月的流动而起伏。围绕英美这两个敌对国家，书中刻画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个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伯克滔滔不绝地雄辩，声称如果坚持敌对，受益的将是美国，而英国只会蒙受屈辱。当读到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为国家为人民拍案而起而无人响应时，我黯然神伤。我百思不解英王和大臣们何以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人悲哀。
与之相比，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则情趣迥异，不过二者各有千秋。在克鲁勃大街上，这个孤独者忍受着苦难，在灵魂与肉身的双重折磨下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之手。我对他的一切成功都很欣喜，对其过失则不忍去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尽管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能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人厌烦。我对他那为了实用便可以牺牲真理的做法，也持怀疑的态度。这与我聆听被喻为英国的德摩斯梯尼(古希腊的著名演说家)的演说时的崇敬心情是截然不同的。
在剑桥中学，我第一次享受到和视听正常的同龄女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与同学合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间房子里。豪厄尔先生曾在那里住过，我们在那就像在家里一样舒适。我们一起做游戏，玩捉迷藏、打雪仗，也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诵美妙的诗文。有些女孩还学会了手语，这样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就不必再麻烦莎莉文老师翻译了。
到了圣诞节时，母亲和妹妹来到学校，和我一起共度节日。在吉尔曼先生的关照下，妹妹米尔德丽德也进了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个月快乐的时光。每每忆起我俩共同学习一起嬉闹的那段日子，我就感到幸福无比。
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参加了雷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我考了九个小时，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
我想在这里描述一下我当时考试的那种考试方式。考试共有16个小时——基本考试时间12小时，附加时间4小时。考试时间五个小时以上的才计入考试数。试卷于早上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雷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考号，我的考号是233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密封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搅扰别人，我被安排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同时在门口有人把守，以防有人打扰。
第一天考德语。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为确保其准确性，我又逐句跟着复述一遍。考题非常难，我在打字机上答着题，心里却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我再让他修改我觉得应改动的地方。这里要说的是，在以后的考试中，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进了雷德克利夫学院以后，我考试时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尾。若是我初试优于复试，那也只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没有人帮我读答案，二是初试的科目在进剑桥以前就有些基础。因为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以及德语的考试，考的全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往年的试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附一证明，说明是我——233号考生——的答卷。
接下来的几科考试，情况基本一样，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发拉丁语卷子时，席林教授走来告诉我，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使我信心倍增，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冲破逆境
我满怀憧憬地升入剑桥中学二年级。虽然我立志要取得成功，但是，最初的几个星期就很不顺。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同时还得完成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不幸的是，已经开始上课了，我却没有凸字版的书籍，也没有某些课程要用的器具。加上我所在的班级人数很多，所以老师无法给我个别讲解，莎莉文小姐就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课本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那灵巧的双手也似乎有些不堪重负，这还是11年来的头一次。
按规定，代数、几何和物理的很多作业必须在课堂上完成，但我无法做到。直到买了台盲文打字机，我才能借助它“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我看不见黑板上的几何图形,只能在坐垫上用直的和弯的铅丝自己动手做，这是我弄懂几何概念的惟一方法。至于凯斯先生所讲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论证的每个步骤，则完全凭脑子记。总之，学习中处处遇到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时会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尤其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就格外羞愧。因为她是帮我克服一切困难的人，是我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
我的这些困难逐渐一点点地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资料都陆续找到了，我又恢复了信心，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我加倍努力学习代数和几何。前面提过，我没有数学天赋，许多要点也无法如愿以偿地得到满意的解释，使得难上加难。几何图形更是令人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摆弄了许久，我还是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凯斯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些许进展。
谁知道，困境刚有点转机，又出了意外，改变了一切。
在我还没有课本时，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强烈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优秀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再学两年我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吉尔曼先生开始也挺赞同，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说我负担太重，必须再读3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还是希望能和同学们一起上大学。
11月17号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毛病，但他却认为我不堪重负，改变了我的学习计划，使我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期末考试。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之间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母亲的决定：让我同妹妹米尔德丽德一起从剑桥退了学。
几经周折后，母亲请了剑桥中学的凯斯先生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随后，我、莎莉文小姐以及尚贝兰一家在离波士顿25英里远的伦萨姆度过了余冬。
1898年2月至7月，凯斯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给我翻译。
同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个月，凯斯先生每周给我上5次课，每节课1小时。他每次上课时先给我讲解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布置新的作业，并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返还给我。
大学入学考试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展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集体上课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我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答疑解惑，因此比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与其它课程相比，数学依然令我头痛。代数和几何哪怕只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啊。但即使这样，凯斯先生也教得趣味盎然，并且深入浅出，让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猜。即使我笨得连约伯也失去了耐心，他却总是那样温和，那么有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雷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复试。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校方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于是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教师尤金?C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用美式盲文抄了出来。文尼先生与我毫不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流。监考人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更别提沟通了。
盲文适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的话，就有点困难了。我被搞得灰心丧气，精疲力竭，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代数上的时间尤其多。我的确很熟悉常用的3种盲文：英式、美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种盲文里截然不同，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式盲文。
考前两天，文尼先生把一份哈佛大学往年的代数盲文本试题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式盲文。我非常急，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给我说明一下。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开始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头天夜里我忙于运算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凯斯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担心起第二天的考试。考试那天，我们提前赶到学校，又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给我讲了一遍美式盲文的符号。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一行一行的印刷体，或是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回事，尽管命题正确，但用盲文读起来感觉却很混乱，头脑中没有清晰的表象。考代数时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自以为弄懂了刚学过的符号，到考试时却又犯了糊涂。更糟的是，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凯斯先生过于着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答卷。因此我做得非常缓慢，考试题目我要重复地读才能理清答题思路。到现在，我也没有把握说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地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难了。
但我不怨天尤人。雷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试有多么难，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情况。不过，如果说他们是故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足以欣慰的是我终于全都克服了它们。
入学
考大学的所有艰辛总算结束了，我随时都可以进入雷德克利夫学院。然而，家人和朋友都建议，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凯斯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的秋天，我才实现我的大学梦。
进雷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天之一。对于这一天我曾经怀抱着无限的期望。我感觉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我誓与正常人一比高低。这股力量远比亲友的劝服有力，也胜过谨小慎微的揣测。我也知道，前进的路上会有许多障碍，但我决心要克服重重困难。罗马的智者曾说：“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我不就是走不了寻求知识的康庄大道，而被迫去走那条荒无人迹的崎岖小路吗？我知道，在大学里，我将有许多的机会同那些像我一样勤于思考、爱憎分明和奋斗不息的姑娘们一起前进。
我热切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敞开着大门的美丽光明的新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在想象的世界里，我应该和别人一样自由。想象中的各色人物及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具体的反映。在我看来，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着先贤先哲的精神和思想，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如果现实与此差别巨大的话，我将不告诉任何人。
但不久我就发现，大学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浪漫。许多幼时的梦想也渐渐变得不那么美丽动人了，并且“在一天天普通的时日里消失殆尽”。我逐渐发现上大学也有其不利之处。
首先也是最大的感触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以前有时间来沉思，进行自我反省；以前某个晚上我们会坐在一起，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天籁，那是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而这只有处于安静平和的心态中才能听到。可是现在，身处大学已无暇与心灵对话，上大学似乎仅仅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许多宝贵的乐趣——阅读、游玩和想像——连同那窃窃私语的松树一起弃于大学的门外了。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将来的享受，或许我应该这样来安慰自己。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缪。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法语、德语、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米塞和圣?贝夫等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拜读了歌德和席勒的著作。我也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从罗马帝国的覆灭到18世纪的历史整个看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第卡》。
我常问自己，进入大学后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的。上课时我实际上是单独一人。教授好像遥不可及，讲课似乎是从电话那端传来的缥缈之音。莎莉文小姐尽可能快地将教授的讲义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在匆忙之中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相比起来，那些记笔记的女生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人一边忙于机械地听讲，一边又要急匆匆地记笔记，是不可能把多少心思用在考虑讲课的主题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的。我的手正忙于听讲，因而也无法记笔记。通常是回家后，把脑子里所记得的东西写下来。各种练习和每天的短篇作文、评论、小测验、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等等，我都在打字机上来完成。这样老师就会很清楚地知道我到底学会了多少。在我开始学习拉丁文韵律时，我自己还设计了一套能说明诗歌的音韵格律的符号，并详细解释给老师听。
我使用的打字机是汉蒙德牌的，我曾尝试过多种类型的打字机，但这是最能适应我特殊需要的一个牌子。这种打字机可以使用多个活动字板，有希腊文、法文以及数学符号的。每个人可据其需要而决定使用哪个版本。这种打字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它，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考上大学。
我所学习的各种教材很少有盲文版本，因此我不得不请别人将内容拼写在我手上，于是我便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预习功课。我在手上划字，而别人是阅读，相比费事不少，也常遇到弄不懂的地方。有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得到的却很少，心中不免烦躁。一想到自己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几个章节，而同学们都在外面唱歌跳舞，谈笑风生，更觉得难以忍受。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重振精神，对这些愤懑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亲自去攀登科学的高峰。既然无捷径可走，我就得走自己那条崎岖的山路，一直走下去。我跌倒过好多次，爬不上去，撞着障碍时就发脾气，但接着又说服自己，继续向上攀爬。每一点进步对我都是一种鼓舞。每次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努一把力，我就能到达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和那希望的顶峰。我的心越来越热切，奋勇攀登，慢慢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人学院的院长艾伦先生，尽力为我提供所需要的凸版书籍，使我感到奋斗中的我并非永远孤独。他们的关怀帮助，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在雷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英国文学、圣经、美洲和欧洲的政府制度、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写作课上得十分轻松愉快，生动风趣，我最钦佩科普兰讲师，他能把文学作品的风韵情趣完全表述出来，却不揉进一点点多余的藻饰。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沉醉于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永恒的美当中，感受他们的高尚情操；他能使你全情投入进《旧约圣经》的庄严宏伟，以至忘了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形式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
这一年是我最快乐的一年，我对所学的功课都特别感兴趣：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乔治?L基特里奇教授开设的莎士比亚作品赏析、乔赛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透过哲学，一个人可以与那些远古时代朴素的思想家产生共鸣，而在他们当时的年代，他们的思想及其思考模式却被认为是荒谬怪诞的。
但是，大学也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雅典，那个全能的文化古都。在这儿，我无法遇见那些智者圣贤，无法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的确是在那儿，但他们似乎都成了木乃伊。或许只能从他们学问的缝隙之中一点一滴地汲取，加以解剖和分析，然后才能肯定他们是弥尔顿或者是以赛亚，而不只是简单的模仿。领悟应该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许多学者往往费了很大功夫进行讲解，学生们却没有在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他们似乎忘记了应该如何来领略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那种分析讲解往往很快从我们心头划过，就像成熟的果实从枝头坠落。即使我们了解了一朵花，了解了它的根枝叶，甚至它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或许仍然不懂得如何欣赏一朵带着上天赐予的露水的鲜花。我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些说明和假设而费尽心思呢？”许多看似理性的说明和假设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好像一群失去眼睛的鸟徒劳地扇动它们的双翼。我并不否定对名著作透彻的理解，只是反对那些无休止的令人费解的评论和批判，因为它们只能给人一种印象：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但是像基特里奇教授这样的大师讲授伟大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则简直使人茅塞顿开，就如“让盲人重见光明”。
书中许多内容只让人心灵超载，不堪重负，而不能容纳那些真正宝贵的精髓，因而有好多次我都想将所学的东西清除一半。要在一天之内读四五种不同文字、内容迥异的书，而不失去细枝末节，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人匆忙紧张地读书，就会在脑子里堆满各种杂乱的小玩意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目前，我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自己却无法整理出个头绪。当我进入自己心灵的王国时，就好像是闯进了瓷器店里的公牛，各种知识的碎片犹如冰雹一样朝我头上打来。当我设法躲过它们时，各种论文的鬼怪和大学的精灵就紧紧追赶上来。对这些特地前来膜拜的偶像，我真想把它们砸个粉碎。
大学生活中最恐怖的事要数各种各样的考试了。虽然我已顺利通过了许多次，把它们灰头土脸地打翻在地，但它们又爬了起来，面目狰狞地扑向我，吓得我灵魂出窍。考试的前几天我拼命地往脑子里塞各种古怪的公式和枯燥的年代资料——犹如强行塞入那些难以下咽的食物，真想同书本和知识一起沉入深深的海底，什么都不管了。
最后，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如果你看了试卷以后，觉得成竹在胸，并能随心所欲地支使你掌握的东西，那你就太幸运了。但情况常常是，你的军号吹得再响也无人回应。在你最需要它们的时候，精确的分辨能力和记忆力偏偏张开翅膀飞得无影无踪，真叫人狂躁不安。在这紧要关头，你千辛万苦塞到脑子里的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略述赫斯及其事迹。”赫斯？谁是赫斯？他是干什么的？这名字听起来很熟，你搜肠刮肚，就像要在碎布包里找出一小块绸子来。这个问题肯定曾经背过，而且那天当你复习宗教改革的缘起时，还曾碰到过它，但现在它似乎就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你把脑子里记的零零碎碎都翻了出来——历次革命、教会分裂、大屠杀、各种政治制度等等。但是赫斯又在哪里？你记得的东西，考卷上一个也没有，真是奇怪。你气急败坏地把脑子里百宝箱中的东西都倒了出来。他却藏在那个破落的角落里，独自低头冥想，根本就没有理会到他给你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就在这时，监考人走过来通知你考试时间结束。你满怀厌恶地把这堆垃圾一脚踢到角落里去，起身就走。脑子里不禁浮起一个革新的想法：废除教授不事先征求同意就提问的这种神圣权利。
记得在本章的最后两三页，我使用了一些比喻，可能引起人们的嘲笑。那闯进瓷器店里受到冰雹袭击的公牛，还有那面目狰狞的鬼怪都似乎不伦不类。现在它们都在嘲笑我，似乎我就是我所比喻的那头公牛。就让他们继续嘲笑吧，总之，那些言词确切地描绘了我举步维艰的心境。我对大学的看法已经改变。
在进入雷德克利夫学院以前，我把大学生活想象得十分浪漫，但如今这浪漫主义的光环已经消失。在这从浪漫走向现实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是根本不会懂得的。耐心是我所学到的宝贵经验之一，我们接受教育，要像在乡间漫步一样，悠闲从容，胸怀宽广，兼容并包。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冲到了我们的心田。诚然，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更应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渊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分辨真伪、去粗取精。掌握了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行为，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种脉搏中体会到人类崇高向上的精神，那他就不懂得人类生命的真谛。
思想的乌托邦
至此，我已把自己的生平作了一个简略的描述。但我还没有告诉大家我是何等地嗜书如命。书籍带给人们欢乐、知识和智慧。其他人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得的知识，我则全靠书籍，可见我对书籍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因此，我要从我开始读书时说起。
1887年的5月，我7岁的时候，第一次读了篇完整的小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仍如饥似渴地阅读我能接触到的一切书籍。就如我前面所说，在启蒙时期，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早期教育，也没有按部就班地训练过阅读技巧。
起初，我只有几本凸字书，一套启蒙读本，一套儿童故事和一本介绍地球的名为《我们的世界》的书。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上面的字磨损得无法辨认。有时候，莎莉文小姐把她认为我能理解的故事和诗歌写在我手上，读给我“听”。但我宁愿自己读，因为我喜欢反复地回味有趣的作品。
实际上，我真正开始认真地读书是在第一次波士顿之行时期。学校的老师允许我每天花一些时间泡在图书馆，在书架前摸索着走来走去，随便取阅图书。我信手浏览，不管书中的文字我能认识多少，也不管能否看懂。内容是次要的，文字本身就使我入迷。那段时期我的记忆力很好，许多字句涵义虽然一点儿也不懂，但都能记住。后来当我开始学会说和写的时候，这些字句很自然地就冒了出来，朋友们都很惊奇我的词汇竟如此丰富。我准是不求甚解地读过很多书的片断(那段时期我从未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以及大量的诗歌，直到发现《方德诺小伯爵》这本书，我才算第一次把一本有价值的书读懂、读完。
8岁那年，莎莉文老师发现我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翻阅小说《红字》。于是她问我喜不喜欢书中的珠儿，给我讲解了几个生字，还说她有本写一个小男孩的书，非常精彩，我读了一定会觉得比《红字》更有意思。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叫《方德诺小伯爵》，她答应到夏天时一定读给我听。但夏季我们刚到海边时的几个星期，我脑子里全是有趣的新鲜事儿，压根就忘了那本小说。随后又有一段时间，老师离开了我去波士顿看望朋友。因此，我们直到8月才开始读这本书。
她返回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方德诺小伯爵》。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翻读那本迷人小说第一章时的时间和地点。那是8月里一个暖暖的下午，我们同坐在屋外不远处，两棵巍巍松树之间的吊床上。那天我们午饭后匆匆刷过餐盘，便于空出一个更悠长的下午进行阅读。当我们穿过草地时，许多蚱蜢在我们身边跳跃逃窜，有些还跳到衣服上，老师一定要把这些小虫子从衣服上弄干净再坐下，而我认为这不必要，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吊床上面落满了一层松针，那是莎莉文老师不在时无人使用的结果。在灼热太阳的映照下，空气中充满了阵阵松香。莎莉文老师在故事开始前先给我介绍了一些背景知识，并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讲解生字。起初生字很多，读一会就会停顿下来，一旦我了解了故事情节后，就急于想跟上故事的发展，根本顾不上那些生字了，对莎莉文老师认为必要的解释也听得有些不耐烦。当她的手指拼写得太累不得不停下来时，我就焦急万分，把书抢来用手去摸上面的字。当时急切的心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之后，安那格诺斯先生被我的热情所打动，把这部小说印成了凸版。这本书成了我童年时代最亲密的伙伴，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能把它背下来。我之所以如此不嫌罗嗦地讲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比起以前记忆中早期那些模糊难懂、一知半解读的书，它是那么地生动有趣。
从《方德诺小伯爵》一书开始，我真正对阅读有了兴趣。随后的两年，我读了很多的书，或在家，或是在波士顿之行中。我已经忘记那些书的书名和作者，也想不起哪本是先读的，哪本是后读的。现在记得的只有《希腊英雄》、拉方丹的《寓言》、霍桑的《神奇的书》和《圣经故事》、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狄更斯的《儿童本英国历史》，还有《天方夜谭》、《瑞士家庭鲁滨逊》、《天路历程》、《鲁滨逊飘流记》、《小妇人》和《海蒂》。《海蒂》是篇美丽的小故事，后来我又读过它的德文本。我在学习、游戏之余读这些书，兴趣日益增加。我从不对这些书做什么研究分析——不管究竟写得好坏，也不管文体和作者情况。作家们将自己的思想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我接受了这些珍宝，就像领受阳光和友爱一样。我喜欢《小妇人》，因为它让我感到我同样具备那些耳目正常的孩子拥有的情感。既然有缺陷，我只好从书海里探寻外部世界的信息。
我不怎么喜欢《天路历程》，或许当时都没有读完，也不喜欢《寓言》。最初读拉方丹的《寓言》用的是英文译本，只是简略地浏览了一下。后来读了法文的原本，虽然语言精炼，故事生动，但仍然不感兴趣。我说不清其中的原因，或许是我根本就不喜欢动物拟人化的表达方式。一旦那种荒唐的卡通化动物占据了我的思想，也就无心去领会其中的寓意了。
而且，拉方丹的作品不能激发人类高尚的情操。在他看来人最重要的东西是自爱和理性。个人的道德完全来源于自爱，用理性来驾驭和控制自爱，就能产生真正的幸福，这是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的一个思想内涵。我则认为,自私的爱乃万恶之源。当然，也许我是错的，对人类的了解和观察，拉方丹要比我丰富得多。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反对讽刺寓言，而是在我看来，伟大的真理没有必要由猴子和狐狸出面宣扬。
相比较卡通动物的寓言故事，我更喜欢《丛林之书》和《我所了解的野生动物》，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动物，而不是拟人化的。我爱它们之所爱，恨它们之所恨。它们的滑稽有趣逗得我笑不可支，其悲惨遭遇有时也使我黯然泪下。若说其中包含了什么寓意，那是极为含蓄隐晦的，很难意识到。
我对古老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好。古希腊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一直吸引着我。在想象空间里，希腊的天神依然在地上行走，与人类面对面的交流。在我心灵深处的神殿里，仍然供奉着我最敬爱的神灵。我不但熟悉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英雄和半神半人，而且喜爱——不，不完全如此，美狄亚和伊阿宋太残忍、太贪婪，简直不可饶恕。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后，上帝才来惩罚他们。直到如今我仍然疑惑不解：
妖魔狞笑着爬出殿堂，上帝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伊利亚特》史诗让我把古希腊当成了天堂。在阅读原文前，我就非常熟悉特洛伊的故事。在掌握了古希腊文语法以后，我便可以尽情饱览古希腊文宝藏了。不论是英文还是古希腊文，一部伟大的诗篇，只要同你的心息息相通，是不需要别人翻译的。相反，人们常常用他们牵强附会的分析和评论扭曲了伟大作品的意义。欣赏一首好诗词，根本不需要清楚其中每一个字，也无须弄清其词法和句法的属性。他们要是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该有多好!那些有学问的教授们，从《伊利亚特》史诗中挖掘出的东西比我多得多，但我从不嫉妒。我并不在意别人比我聪明，他们纵有广博的知识，但也无法表达出对这首光辉的史诗究竟欣赏到了什么程度。当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达出来。每当我读到《伊利亚特》最精彩的篇章时，就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升华，将我从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解脱出来，游荡于形骸之外，飘然于广阔无垠的天上人间。
《伊索德》稍逊于《伊利亚特》，我也非常喜爱。我努力不依靠词典注释，独自来领会这部史诗，并试图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些篇章翻译出来。维尔吉尔描绘人物的本领如此惊人，他笔下喜怒哀乐的天神和凡人好像蒙上了一层伊丽莎白时代的面纱。《伊利亚特》中的天神和凡人欢快地又跳又唱的，维尔吉尔笔下的人物柔美静谧，好似月光下的阿波罗大理石像，而荷马则是阳光下秀发飘逸的英俊少年。
乘着书本的翅膀任意翱翔是多么便捷啊！不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希腊英雄》到《伊利亚特》。但对我来说，其中的路程也不是一路无阻。当其他人已经周游世界几遍时，我也许还在语法和词典的迷宫里踯躅得筋疲力尽，或者正掉进恐怖的陷阱而难以自拔。这陷阱就是考试，是学校专门用来同那些寻求知识的学生作对的。至于如《天路历程》一类的作品可能结尾很精彩，尽管途中也偶尔出人意外地出现几处引人入胜的佳境，但终究太漫长了，似乎永远走不到头。
我很小就开始接触《圣经》，但那时并不能充分理解其涵义。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心灵无法接受它奇妙的和谐。记得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早上，我闲暇无事，就求表姐为我读一段《圣经》故事。于是她就在我手上拼写约瑟兄弟的故事，虽然她知道我听不懂。我听了确实一点兴趣也没有，奇怪的语言和不断的重复，使故事听起来显得很不真实，何况那更是天国里的事情。还没有讲到约瑟兄弟穿着五彩的衣服进入雅各的帐篷里去说谎，我就呼呼地睡着了。我至今也还不懂得希腊故事为什么如此引人入胜，而《圣经》里的故事却了无生趣。难道是因为我在波士顿时被几个希腊人讲述的故事所感染，而相反的，我从来也没有遇到一个希伯莱人或埃及人，由此推断他们就是一群野蛮人，其故事也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因此，我觉得《圣经》故事中的名字和重复的叙述方式十分古怪，相反，却从未觉得希腊人的姓名古怪。
那么，我又是怎样发现了《圣经》的光辉的呢？数年来，《圣经》逐渐变成了我最珍爱的书。每读一次《圣经》，心中的喜悦便越强烈，给我的启发也越多。不过我也并非全盘接受它，因此也从未能把它从头到尾读完。后来，我了解了《圣经》产生的历史渊源后，这种感觉依然未减。我和豪威斯先生都希望应该从《圣经》中清除掉一切丑恶和野蛮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反对把这部伟大的作品改得毫无生气，面目全非。
《旧约圣经》中《以斯帖书》篇章的简洁明快，十分吸引人，尤其是以斯面对自己邪恶的丈夫时的场景，十分富有戏剧性。尽管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系于对方之手，没有人能够拯救她。然而她克服了女性的懦弱，勇敢地走向她的丈夫。高尚的责任感鼓舞着她，在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死，我就死吧！如果我生，我的人民都生。”
路德的故事则富有东方的神奇色彩，朴实的乡村生活同繁华的波斯首都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路德忠贞而柔情满怀，读到她与那些正在收割庄稼的农民一起站在翻滚麦浪之中的情形时，真叫人怜爱。在那黑暗残暴的时代里，她的无私高尚的情操，如同暗夜里闪耀的星星照亮了黑暗中苦难的芸芸众生。路德那无私的爱，是一种超然于不同信仰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之上的博爱，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独一无二的。
《圣经》给了我深远的慰藉：“有形的东西是短暂的，无形的才能永垂不朽。”
从我开始读书，我就一直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何时开始读兰姆《莎氏乐府本事》，但却记得第一次是带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和理解力阅读的。印象最深的是《麦克白》，虽然仅读过一遍，但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却永远印在我的记忆里。很长一段时间，书中的鬼魂和女巫总是跑到睡梦中纠缠我。我仿佛看见了那把剑和麦克白夫人纤细的手——可怕的血迹在我眼前出现，就像那忧伤的王后亲眼见到的一样。
阅读完《麦克白》后，我紧接着读《李尔王》。在读到格洛赛斯特的眼睛被挖出的情节时，我紧张的全身发抖，心中充满了恐怖。我无比愤怒，以致于根本就读不下去，心扑通扑通地跳，太阳穴青筋爆裂。我呆呆地坐了好长时间，一颗稚嫩的童心淤积满所有的厌恶憎恨之情。
夏洛克和撒旦大概是我同时接触到的两个人物，这两个形象经常在我心目中混为一体。我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依稀觉得，由于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或是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即使他们希望变好，也无法成为好人。直至今天，我仍然不认为他们是十恶不赦的，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像夏洛克、犹大，甚至魔鬼这样一类人，也都是好端端的车轮上一根断了的车轴，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似乎很奇怪，最初阅读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时给我留下的往往都是一些并不惬意的印象。然而，现在它们却成为我的最爱。那些欢快、温和而又富于想像的剧作最初并不怎么吸引我，也许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儿童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阳光与欢乐。然而“世上最变幻莫测的就是儿童的想像了。保留什么，丢掉什么，都很难预料”。
莎士比亚的剧本我重复读过多遍，其中一些片断我甚至能够背诵，但是我不知道哪一本才是我的最爱。对它们的喜好的变化，就像心情变化一样快。他的诗歌和十四行诗就如戏剧一样生动精彩。尽管我喜欢莎士比亚，但我却讨厌按评论家们的观点来读莎氏的作品。我曾经努力地按评论家们的解释来理解作品，但常常失望而止，甚至暗暗发誓不再这样读书了。一直到后来跟随基特里奇教授赏析莎士比亚，我才逐渐改变了这个想法。今天，我终于懂得，不但在莎氏著作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而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一层又一层的帷幕逐渐被拉起，露出思想和美的新境界。
除了诗歌以外，我还特别喜欢历史。我阅读了能接触到的所有历史著作。我涉猎的范围很广，从单调枯燥的各种大事记，更单调更枯燥的年表到格林所著公正而又生动的《英国民族史》，从弗里曼的《欧洲史》到埃默顿的《中世纪》等等。而第一本使我体会到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书是我13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斯温顿的《世界史》。尽管这本书不再像以前所想的那么有价值，但我依然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它。
从书中我认识到各民族如何散布到地球上各个不同的大陆，逐步发展起来并建立起一个个宏伟的都市；少数伟大的统治者——那人世间的坦泰——是如何把一切置于脚下，把千百万人系于一人之手；人类文明如何在文化艺术上为历史的发展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人类文明又是如何经历腐朽堕落的浩劫，然后又像凤凰一样重生；伟大的圣贤又如何提倡自由、宽容和教育，为拯救全世界而披荆斩棘，在所不惜。
大学时读过一些书后，我对法国和德国的文学作品有了较为熟悉的了解。德国人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上，将力量置于美之上，他们探求真理胜于保持传统观念。德国人做任何事都有一股活力，他们张口说话不是为了影响别人，而是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同时，德国文学中还有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它对妇女自我牺牲的伟大爱情力量的承认。这种思想几乎渗透到所有的德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歌德的《浮士德》中表现得最为显著：
那昙花一现，不过是象征而已。
人间的缺憾，
也会成为圆满。
那无法形容的，
这里已经完成。
妇女的灵魂引导我们永远向上。
在我所拜读过的法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莫里哀和拉辛。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风格清新，犹如阵阵海风袭人。阿尔弗雷德?缪塞简直妙不可言！尽管雨果不是我崇拜的文学偶像，但我却十分敬佩他的才华，他的卓越和他的浪漫主义。雨果、歌德、席勒这些人，以及全世界所有伟大的诗人、作家，他们都是人类永恒主题的宣扬者，是他们用自己非凡的作品把景仰的我引入了真善美的境界。
恐怕关于书中的人物我写的有点多了，但是实际上我只说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作家而已。也许你会认为我阅读面狭窄而失之偏颇，这样想的话就错了。其实，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欣赏，比如卡莱的粗犷以及对虚伪的憎厌，华尔斯华绥天人一体的观点，以及胡德怪异惊人之笔，赫里克的典雅还有他诗歌中饱含的百合和玫瑰的馥郁芬芳，都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同样的，我也喜欢惠蒂尔的热情正直。我认识惠蒂尔，因此也可能是我们良好的关系使我先入为主，对他的诗作产生了好感。马克?吐温——谁能不喜欢他呢！天神们也喜欢他并赋予他全能的智慧，为了不使他陷落于悲观主义，又在他的心田上织起一道爱和信仰的彩虹。我爱司各特的不落俗套、直爽干脆和诚实忠贞。我爱所有像洛厄那样的作家，他们的心池在乐观主义的阳光下泛起阵阵涟漪，成为欢乐仁慈的源泉，有时带点愤怒，有时又有同情与怜悯。
总而言之，文学是我理想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我享有一切权利。没有任何感觉上的障碍能够阻止我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愉快真诚的交流。我们坦诚交谈，毫无芥蒂。较之他们本身具有的“伟大的爱和上天的仁慈”，我从中学到的或是说他们教给我的，是微乎其微的。
享受生活
我相信读者不会从前面章节的叙述中得出我惟一的乐趣就是阅读的结论。实际上，我的乐趣和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在我的叙述中多次提到，我非常喜爱田野漫步和户外运动。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划船和游泳。夏天，在马萨诸塞州的伦萨姆时，我几乎都是在船上度过的。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朋友来访时，一起出去划船更有乐趣了。的确，我并不能平稳地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