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不知道她对我没有丝毫感情？”柳若晨再次打断阎鸿唤的话，压低了声音。
阎鸿唤对柳若晨的话感到吃惊。他一直认为徐力里会恨他，而把这种恨转化成对柳若晨的爱。她和柳若晨的气质更相近，他们的生活会更和谐，这种想象中的和谐常折磨着他。
“你是不是对她要求太高了？”阎鸿唤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女同志往往感情内向。”
“不！……”柳若晨第三次打断了阎鸿唤的话，他抑制不住地提高了嗓门儿，“她……她是爱着你，她一直在爱着你。”
柳若晨的话把阎鸿唤惊呆了。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和莫名其妙的惊慌，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你胡说些什么？！”他冲动地站起身，对柳若晨喊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起这些？无聊！这是什么时候，正副市长难道是在情场上打交道吗？”
“我不是胡说，这是真的。我是为了她才把这些告诉你的。我不忍让她爱了一辈子，到死还一无所得。我也不能让那个折磨她的人，就这样心安理得，一无所知……或许，装作不知。”
阎鸿唤颓然地倒在沙发上，仿佛被击垮了，捧住头，把手指插进已经长出白发的头发里。
“你告诉我，让我怎么办？”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人闷在心里受不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一阵疾风暴雨式的喧嚣吵闹声平静了，两个人的心同时堕入茫茫雾海。
足足二十分钟后，阎鸿唤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柳若晨的手：“现在我不能再去想了，一切全交给你了。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一夜就决定了整个历史的进程，或向前推进一个世纪，或向后推迟百年。现在这个夜属于我们，属于这座城市。”
堵塞在柳若晨轿车旁边的自行车队伍越来越密。行人看出轿车和轿车里坐着的人，不是一般市民。反正堵在这儿了，前进不了半步，也后退不了半步，干脆拿憋在这儿的“官儿”们找找乐，撒撒气，堵在一条路上，就没有上下贵贱的区分了。
“别挤，别挤，哥们儿别挤呀，看挤坏了汽车，这可是进口货。”
“车是进口的，里边的人是出口的吧？”
“他妈的，就是这种乌龟壳太多，把路堵的。一个人坐辆车，占着几个人的道。”
“他妈的，道天天堵，奖金月月拿不到，算谁的？喂！你们当头儿的迟到扣不扣奖金？”
“扣个屁，这些人凑这热闹上班都多余，反正不干活，在办公室坐着，不如在家坐着。”
“别瞎说。”一个女青年推了一把身边骂街的小伙子，“就你嘴能，小心人家记住你。”
“记住呗，我说的是大实话，道堵了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们当官的要干事，早解决了，我说他们就会坐着，还冤了他们。”
“哈哈哈……”
群众的叫骂和哄声直冲站在车边的康克俭的脑门，他不能发火。向群众发火是没有道理的，他也不能解释，群众不接触他们的工作，是不了解他们的苦衷的。一年前，他还是个没吃过药片的硬汉，当了区长，一年里累病了两次，两次都是病未好就“开小差”擅离了医院。他爱人发牢骚：“咱不当这破区长了，挣得还不如我这日用化工厂的工人多，操这么多心，费那么大力，损寿一二十年，犯得着吗？当官图个什么？”他什么也不图，就图为全区的人民办点事。他觉得一个人活一生，倘能做成几件实实在在对人们有益的事也不枉一生了。这一年，东市区在全市各项工作上都是走在前面的，东湖区居民楼群落成，他们由一个荒僻的区成为全市绿化标杆区。新建了七所幼儿园，成立了十个家庭服务队，办了中小学学生食堂，解决了蔬菜、肉蛋供应断路问题……他的足迹遍及全区每个机关、学校、街道、工厂，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这块土地。然而，他无力解决道路问题，照样得在这儿听骂。
柳若晨这一路的几位区局长们是在八点四十五分赶到北郊区区委的。他们懊丧地推开会议室的门时，才发现会议尚未进行。另一支比他们早来不到十分钟的队伍正围着阎鸿唤在诉苦。康克俭走过去，一听就笑了，原来他们也挨了骂，而且骂得更狠。他环视了一下会议室，数数还有两位副市长没到，这么说，起码还有一支队伍堵在路上。
柳若晨走到阎鸿唤身边：“看来，今天的会议得推迟了。”
“为什么要推迟？我们的会议已经进行了。”阎鸿唤望望大家，“一路上，群众给我们致了开幕词呢。”
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市长选择北郊区开会的真实用意。
会议在九点一刻开始。
阎鸿唤笑吟吟地坐到主持者的讲桌前。
“今天的会主要是布置环线工程的任务，我算了算，一条线直接间接涉及到市区所有的区和局，所以请大家都来领任务。本来会议要有个开场白，可我阎鸿唤的嘴太笨，讲不清楚花那么多钱，动用那么多工，牵涉你们区、局长们那么大精力，去修这条路，意义何在，价值多大。说不服诸位，我们为什么必须先于一切地解决道路问题。于是我请道路帮帮忙，替我来了个开场白。让我们这些住在市里，往来于市中心的同志们掌握些第一手的情况。我想，大家都对‘堵塞’有着深切的体会。我们市民就是这样天天挤着、挨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们还应该到公共汽车站去看看，看看那些怀孕的女工，抱着孩子的母亲，是怎样在天天拼搏，参加这挤车大战的。群众当然要骂，我们挨挨骂就知道群众想什么了，就知道群众需要什么了，就清楚我们该去做什么了。
“在今天之前，我曾在一些区、局听取意见，也可以说是去化缘。有的区说，交通问题主要是工业系统受益，应该他们掏钱；工业系统的各大局长们说，道路问题是市政问题，市政部门应该想法解决。总而言之，互相推诿踢皮球，都想把交通问题说得与己无关，都想把公共的事业说成是哪一家的事。今天我们的区、局长们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在我们的道路上，受苦的有工人、干部、医生、教师、学生、服务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哪个区长、局长敢说没有你们的人？听到群众的骂声，那些推诿责任的区长、局长们就不觉得惭愧？
“当然，城市交通的现状，责任不在你们身上，我们各区、局的领导大都是近几年才任职的，但城市交通的明天属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去年，我们打击了经济犯罪，但我们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想想经济浪费问题，请大家看看，所发材料的数字，一目了然。”
大家开始低头看发的材料，材料上清楚地印着全市机动车、自行车的数量，每日交通道路的流量；按单位时间计算出的，因道路不畅、堵塞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字惊人，每一个比较差都令人不可置信。
阎鸿唤接着说：
“我们的局长们天天抓生产、抓效益，我们的市财政一笔笔、一分一分地抠钱，但每年我们起码有一个亿毫不吝惜地扔在马路上，多么大手大脚的城市，多么昂贵的马路。这种浪费该不该治理一下？这种因交通造成的浪费，哪一个局不存在？”
没有一个区长、局长表示异议。他们由衷地表示赞同市长的话。
“好，下面就请工程指挥部，把任务具体地布置下去，既然是大家的事，就大家办，人民的城市，人民建。这项工程分段进行，限期完成，沿线拆迁，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属哪个局，归哪个区的房子，哪个区局负责迁。一个原则，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出钱，文化事业单位无钱无力，就搞后勤，搞慰问，搞服务，总而言之，来个全市总动员，全民齐上阵。一鼓作气，七月一日正式开工，明年‘五一’，让我们的城市出现一条畅通无阻的光环。”
大家议论纷纷。
柳若晨注视着会场，注视着会议的每一个过程。
他深深佩服阎鸿唤。他知道市长之所以胸有成竹，是因为他手握金山，有一支他自己锻造出来的，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干部队伍。然而并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能发现和挖掘使用这潜在的力量，这需要胆略，需要高人一等的运筹帷幄的能力和气魄。
阎鸿唤凑近他，小声问：“老柳，下边该公布指挥人员名单了，拆迁指挥问题……你看，需不需要换一下？”
柳若晨想想：“不，还是我吧，我是主管副市长。”
柳若晨不由自主地按徐力里说的话做了，先助市长搞环线建设，之后再想专业的事。
“好！”阎鸿唤一拍柳若晨的肩膀。而后转过头去，拿过话筒：
“……我们进行以环线为主体的城市道路改造工程，是我市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将改变我市原有的布局，一个焕然一新的美丽城市将伴随着这条环形线出现。不可小瞧这条环线，它不仅改造了城市的外观，方便了人民生活。采用综合治理的手段，彻底解决我市交通问题，就为今后把我市建设成一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打下了基础。环形线一旦交付使用，全线通车，我们就会通过它产生巨额的静效益，看到它的经济价值。所以今天各局长、区长慷慨解囊，掏点钱，或损失一些企业、单位利益，不要心疼，这是大企业家的风度，是干大买卖、赚大钱的明智之举。我们修筑的，是一条城市繁荣致富之路……”
第 十 章
一
杨元珍一大早就把炉子捅开，然后到旁边的早点铺买来豆浆、油条，又给儿子摊了个鸡蛋，伺候建华吃完，走了，才坐在床沿上喘口气，星期天建华还得去公司开会，说是去领任务，准是又有新工程了，这下，他又该忙了，一天到晚着不了家了。每次一个工程干完，建华就像剥了层皮。她轻轻给孙子正了正枕头，小蒙正睡得香。
建华离婚后，一直不愿再成家。哪一天她身体顶不住，死了，他能照顾好这孩子吗？可是，娶个后妈，又能对小蒙蒙好吗？杨元珍一阵心酸，爱怜地摸着孙子的小手。
这孩子自小懂事，像他爸爸。眉眼像谁呢？她端详着孙子细嫩稚气的脸，小时候人家都说他像他妈，现在，她却在小蒙蒙的脸上看到了另一个人，那个抛弃了他们的人。
“奶奶，我爷爷呢？”小蒙问过她。
“死了。”她骗孩子。
“怎么死的？”
“打仗牺牲了。”
建华看了母亲一眼。他知道父亲并没有牺牲，而是和母亲离了婚。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没有人告诉他。他懂事，也从不打听，抛弃了母亲的人，他不想知道。
“妈，您跟小蒙蒙瞎说些什么？”建华小声埋怨母亲。
杨元珍平静地看着孙子：“小蒙，奶奶没瞎说，你爷爷是英雄，奶奶佩服他。”
她对孙子说的是真心话。
她想着，眼睛模糊了。没想到她还能见到他。除了六三年普店街闹大水，她躲在人群里偷偷看见他一回之后，这次又见到他。这次她看得那么清楚。他老了，脸比过去细润了，她惦记着他的病，但又不能去看他，她不愿去难为他，老杨当年就说过，他那个女人好恶。
她不是没有后悔过。那年送高原来，她就不该回去，是自己那会儿眼界太窄，死心眼儿，惦记着公婆，惦记着家里刚分到的几亩地。
临走那天晚上，她问他：“我走，你想我不？”
“净说些没用的话，怎么会不想！”
“那你还放我走？”
“是你要走，又不是我赶你。你走也好，家里没人照顾，我这儿又忙，顾不上安个家，你住在机关里，出来进去也不方便。”
“我可不兴你跟城里的大姑娘拉拉扯扯的，把我甩了。”
“你呀，还是个党员村干部呢，说话没个水平，像个没觉悟的妇女，胡乱猜疑个啥！”
她拖住他的胳膊，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我看出，你在人面前不愿意理我。去看戏时也不和我坐一块，嫌我太土气对不？”
“瞧你这个婆婆妈妈的劲儿。我这是在工作，能没事儿光跟你穷聊，再说，头排座是发给领导的，你一个家属，也能一块坐到头排去吗？”
她不再吭声。
然而，让她说中了，他果真找了个城里的大姑娘。那一次，竟是她与他的最后一夜……
一滴泪水掉在孙子小蒙蒙的脸上，他睁开了眼睛。
“奶奶，你哭了？”小蒙爬起身。
杨元珍慌忙用衣襟擦擦眼：“傻孩子，奶奶眯眼了。”她拍拍孙子的屁股，“快起来，奶奶给你弄早点去。”
“杨大娘。”是张义兰在窗外喊她。这些日子，这姑娘跑得勤，几乎每天来一趟，每次都给大娘捎些新鲜菜、瘦肉、排骨什么的，还不肯收钱。她在副食店卖菜，买的便宜，可义兰这些举动，她明白，全都是冲建华来的。这可让她犯难了。要说义兰这孩子不错，长得挺俊，人也勤快，爹是个瘸子，哥是个“十指不沾香”的主儿，家里的活儿，全是义兰包了，干起活来泼泼辣辣，麻麻利利，当家过日子，里里外外都拿得起，是把好手。而且义兰还有一副热肠子，嘴上厉害，心里没啥，要是对谁好，割她身上一块肉，她也干。偏偏建华对义兰一点心思也没有。杨元珍不时在儿子耳边叨叨义兰的好处，建华毫不动心，听见这姑娘的名字就心烦。杨元珍不知儿子到底是什么打算。每次见了义兰，就觉得对不住这姑娘。
“啊，刚起床呀？”张义兰话音刚落就径直进了屋，见小蒙蒙正在穿衣服，慌忙过来帮他穿。
“我自己会。”小蒙害羞地夺过自己的裤子套上。
“你爸爸呢？”
“不知道，我刚醒。”
“杨大娘，建华哥呢？大星期天的还上班呀？”张义兰冲窗外问。
“谁知道，说是到公司领任务，不知又要来啥工程了。”杨大娘给孙子摊上了鸡蛋。
张义兰一挑门帘走出来：“我知道是什么任务，我就是来告信儿的。”她脸上喜气洋洋，“咱普店街要拆了，在这修环形线。”
“拆？啥环形线？你们年轻人的名词，我越来越听不懂。”
“就是修大马路，在咱们这儿修条大马路，顶咱们前那条路十个宽，把咱普店街的房全扒了，搬到新楼房里去住。”
“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信儿？这么大的事儿，街里也没说呀。”杨元珍不敢相信。
“没错，我哥是工程指挥部的，市长让他负责拆迁，他说这个月底，咱们的房就得全扒净，建华哥准是领活儿去了。”
这月底？杨元珍吃惊地瞧着张义兰，义民在市里工作，说的事不会有假。普店街的住户们早就住腻了这大凹地、小黑屋，平时总嚷嚷着别人住的楼房好，恨不得把普店街早一天“规划”了。可过去从街里听到的信，总是说这儿地方太大，住房太多，不好改造，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现在，突然，真的要拆了？
“往哪儿搬？”她问。
“还没定呢，我跟我哥说了，别人家我不管，杨大娘家，他可得给找个好地点，好楼层，高质量的房子。”
“那哪儿成？怪麻烦的，大娘是居委会的，就是搬也得随着大伙，别难为你哥。”
“哎呀，大娘，居委会算个什么芝麻绿豆？您还当回子事！我哥正管这事儿，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好房子不留给自己给谁？”
“先还说不上这话呢，到时候再说吧。”杨元珍急忙转移话题。“义兰，在这儿吃点吧。”
“我吃过了……”义兰替大娘掀起门帘，跟她进了屋，“一住进楼房，咱们来来往往的就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
“要说也是，住平房有住平房的好处，住惯了平房也许住不惯楼房呢。来，义兰你再在这儿吃点，大娘给你盛碗豆浆。”
小蒙蒙坐在桌边：“咱们要搬楼房了？太好了，搬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义兰搂搂小蒙蒙的肩膀。
“我不愿意住普店街，我们老师说普店街的学生就是野，坏。”
“这话可不对，你爸爸不是普店街的，在学校学习最拔尖。你义民叔叔不住普店街，人家不是都当了市政府的干部？我回头去给你们老师提意见。”杨元珍真的生这个老师的气。
“小蒙，你跟姑姑住一起好吗？姑姑搬哪儿，你搬哪儿。”
“行，还有春生叔叔，家福叔叔；……不要宝柱叔叔。”小蒙稚气地说。
张义兰见小蒙蒙没答出自己想听到的话，不免有些泄气。义民说了，想法给家里找个近处的房子，而其他住户还说不定迁到哪儿去呢。真要和建华家不住在一块儿，那她和建华的事儿还有希望吗？她无论如何应该在搬迁之前弄清建华的打算，单等他主动求婚，怕是连门儿也没有了。瞧那天晚上他的态度，真把她气哭了。可建华转天见面连个歉也不道，一个离婚的单身汉在姑娘面前还这么傲，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重。她想下狠心，不再去理他，非得巴结他？张义兰还没到了找不到对象的时候，不少小伙子都向她套近乎呢。像万家福，人家是万元户，财大气粗，还黏黏糊糊地想跟她好呢。可她就是没志气，下了狠心也没恒心，不出三天没见着建华就又想去见他，主动去找他说话，建华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爱理不理的劲儿。这个人太傲了，可她偏就喜欢他这股子傲劲儿，越傲越对她有股子吸引力。是自个儿太贱骨头了吗？不，建华对女性的确有魅力，这不仅是他身材魁梧，人长得英俊，更主要的是他有股子精神儿，这种精神儿就像一种任何东西也压不垮的力量。义兰总觉着若能得到这种力量的保护，生命是安全的。她身边天天围着转的都是些留着长发鬈毛发或蓄着小胡子的家伙，她一个也看不上。
杨元珍听出了张义兰的意思，看她发窘的样子，忙把荷包蛋盛给她：“义兰，来，吃个荷包蛋。”
“不了，我回去了，回头您告建华哥个信儿。”张义兰起身走了。
杨元珍觉着一阵心乱。真的要搬家了吗？这儿地方凹是凹，乱是乱，可住了三十来年，真要搬走了，也还舍不得。
搬到普店街来的时候，建华还走不稳路，杨德和抱着他，领着她走进这间平房。现在一晃建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她忘不了那年的冬天，天格外地冷，公公背着筐去拾粪，婆婆背一口袋粮食去集上换鸡蛋。两个老的不准她动，马上要生孩子，怕她累出毛病来，她就腆着肚子坐在炕上搓麻绳。
村长等着两个县政府的干部进了门，一脸尴尬的笑，坐在炕沿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又没了话儿。
“说吧，啥事？别看我怀着孩子，没事儿。”
那个干部吭吭唧唧说不出话来，老村长也只顾闷着头抽烟袋锅。
“出了啥事？你是个爽快人，咋这黏糊糊的？”她对村长说。
“伯年最近来信了不？”村长问。
“有几个月没接到信了，咋的，他出事了？”她慌了神，心格登一下跳到嗓子眼儿。
“没……没……他在城里当干部能有啥事儿。”村长低头抽着旱烟，对县干部说，“你说吧，她经得住事儿。”
县干部清清嗓子：“头一回跟你见面，但大妹子的名字在县里响着呢，全知道你是个英雄，为新中国挂过花，在村里处处带头，很坚强的。”
“同志，啥事你直说了吧，我全经得住。”
“伯年给县里来了信，想着和你办离婚，这不，组织上让我征求你个意见。”
她脑子里刚才转悠了几个个儿，男人病了？小原出事了？……独没想到他的嘴里说出的是这么一句话。
顿时，她只觉着天旋地转，悬着的心空了，变成啥也不知道的东西。
县里干部嘴还在说着什么，村长抽抽鼻子，抹把泪出了门。她直愣愣地坐着，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着。
“……如果你没啥意见，同意了，就在上面摁个印儿。”
她看着前面一张印着字的纸，她知道那是离婚书。张柱家和她男人离婚，就用的这样一张纸。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和自己男人离了？她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也不像张柱家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她嫌丢人，离婚是找婆家。自己的男人可是个硬邦邦的共产党员。
她天天盼胜利，盼解放，盼着和他团圆，胜利了，解放了，他又活着，她咋能和他离？
县里干部又说了一簸箩话，她一句听不进，就是摇着头不肯摁那印儿。县里干部走了。
那天晚上，她生了。孩子像是知道了她的苦楚，早了几天跟妈做伴来了。
月子里没人跟她提这事儿。公公婆婆整天价唉声叹气，家里能弄到的好东西，可着劲儿地给她吃。她吃不下，不想吃，冷的端走了，热的又端来，看得出婆婆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她。公公在院子里气哼哼地骂，骂野猫馋嘴忘恩负义，没良心，到处偷吃油腥；骂自己祖上没积德，养活出个牲口蛋子。她明白，公公这是在替她出气，骂自己的儿子，那个曾给全村带来荣耀的男人。
出了月子，她叫来村长，让他把县里干部找来摁手印儿。
“大妹子，你可要想好喽，摁了手印儿，后悔不得了。”村长提醒她。
“我想通了。他要离，你将就着，他心也早不跟你了，在一起过日子还有啥过头？咱是党员，还能学那些没出息的媳妇，死赖着人家？再说，他要离，有他的道理，他在城里当干部，咱在乡下种地，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就是找去了，连个文化也没有，能帮他干点啥？他要是找上个能写会说的，不比我这个乡巴佬强？他有功，现在又管着大事儿，我不愿让他落个不好听的名声，我想，离就离吧！……”
她摁了手印。婆婆知道后，哭得一天吃不下一碗粥，死活不让她走。公公像头碾磨的驴，急得在屋当中打转转，这些年，多亏了这个媳妇伺候老人，家里地里一天忙到晚，还给高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的媳妇，哪找？让她走，天理不容呀。
县里考虑到她是老支前模范，村干部，也为着照顾她的生活和高伯年的名誉，很快就把她调到县妇联工作，刚安顿下来，杨德和就来了。
“嫂子，我知道信儿晚了，要不，咋也不能让他这样干。”
“别怪他，我自个儿同意的。”
“唉……”杨德和眼圈红红的。
“往后，你得替我照看我的小原，我不疑他爹对他不好，就是怕后娘不疼他。”想到儿子，她落了泪，不知儿子是跟着在城里当干部的爹好呢，还是跟娘在乡下过好。
“我接你进城住，找个事儿干，住着城里守着自己孩子就近了，想见了，就去一趟看看，以后，孩子大了，懂事了，不能不认自己的亲娘。”
她心动了，她想念儿子。而且，村里人总是为了安慰她，骂上几句高伯年，这让她受不了。索性离开这儿，离得远远的，让人忘了她，也忘了他。
她悄悄地随杨德和进了城。
乡下人不知她到哪儿去了，久而久之，果真不再提她。而她在普店街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住白了头发，住掉了牙，也对普店街这小屋、小院住出了感情。
杨元珍走进自己门口的小厨房。这厨房是老杨亲自推砖、和泥砌的。三十多年了，砖都糟了，顶上的木梁让长年的雨水淋得朽了。建华几次想翻盖，她总不让，还有老杨给买的那个腌菜坛子，宝贝似的放在柜顶上，怕让小蒙给打了。
到城里，一个乡下的妇女，抱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孩子，又没了经济来源。她隐匿下落走了，高伯年应给的钱也拿不到了。那段日子，全靠老杨接济。后来，他又帮她安排在小被服厂工作。生活上的难事，老杨全包了下来，修房，买煤，送粮，砌墙，……进了家就不歇手地干这干那。都姓杨，街坊四邻们都以为老杨是建华的亲舅舅。
“德和，你也应该成个家了，老这样照顾我们娘儿俩，耽误了你。”杨元珍心里不忍，瞅个机会就劝他。
“我成家干啥？现在国内敌情这么多，干我这行的，还是单身方便。再说，你这儿不也是个家嘛。”
她听了心里有点打鼓，又没敢往深里领会。
在老杨的安排下，她见过几次大儿子小原，远远地，悄悄地，像做贼一样。每次从小原的幼儿园门口回到家，她就一阵阵心疼。
“去见见老高，让他以后安排个时间，你们娘儿俩好好见个面。”杨德和劝她。
她摇摇头，她想儿子却不愿见到儿子的父亲，离了婚，再见面就没啥意思了。见面让他为难，儿子如今认了别人为娘，再见到她，儿子小小的心里会怎么想？
她一个人默默咽下这口苦水。
年三十，她备了一桌酒菜，杨德和坐下，一杯接着一杯，闷着头不住地喝。
她把住他的酒杯，不让他喝了。他是公安分局局长，贪杯是要误事儿的。平时，他顶多喝一杯，今儿虽说是年根儿下，也不能这样可劲儿地喝呀。
“没，没事儿……在部队时一斤酒也喝过，不该干公安，好多年不敢痛快地喝……个够。”他还是把一杯酒灌进了肚子。
“你今天咋了，像是心里有事儿？”她问。
“大姐……”杨德和其实大她一岁，因为高伯年的缘故，一直称她“嫂子”，后来，嫂子无从叫起了，进城后，便改称“大姐”，“你说心里话，是不是我接你来，反倒叫你心里更难受？”他眼里似乎有许多血丝。
“哪儿的话？你还不是为我们娘俩好。”她心里发酸，泪水涌上了眼眶。
“可你过的这叫啥日子，离他倒是近了，可又不是自己男人。还不如留在老家，心慢慢静了，日子还可以重新开始。”
她低下头，悄悄抹了抹泪。
“大姐……我们再改改称呼吧，我和你一起过。”杨德和突然站起身，紧紧攥住她的手。
“不，不行……”她惊恐得下意识地挣脱了手，“他大舅，这万万使不得。”
一时屋里显得好冷，她觉得上下牙都在不停地打颤。她愣了好一会儿，便转身给歪在被垛上睡着了的小华脱衣盖被。
“大姐，你觉着我这个人不好，有歹心，是吧？”杨德和抽了一堆烟灰后，闷声说。
“不，你的心我看得真真的，我一辈子感激你。”
“那我刚才的话，又咋不行？”
“他舅，你知道我的心思，又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不再嫁人了。过去，我老嘀咕你不成家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我怕就怕这个，怕你糊涂。今天咱就把话说明了吧。他高伯年不认我，我认他，这辈子是他的人。再说，我是个乡下妇女，城里有的是会说会写，长得又俊的闺女，你也该找个像模像样儿的。”
杨德和霍地站起身：“说心里话，我羡慕过我们高营长。自打那次见到你，看到一个女人敢去抱敌人机枪，负那么重的伤，爬五十里路去找自个儿的丈夫。我就佩服你，认准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我也想找一个，又哪儿去找，城里这些酸文假醋的女人，我一个也看不上！”
他穿衣戴帽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大姐，刚才算我说的混话，就算没说，以后我们还照过去的关系处。”
下个星期天，他又来了，没事人一样，笑呵呵地抱住小华，用胡子扎他的脸。
可杨德和始终不成家。
一九五六年，杨德和突然病倒了，躺在病床上，不住地咳血，医生说，是肺结核晚期。
杨元珍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知道这是啥病。
她每天到医院去守着他，伺候他。杨德和对她一生有报不完的恩。她这条命是他给的。还有进城后的一切全靠他支撑着。她觉得对不住他。他给了她这么多，但他又从她这儿得到了啥？啥也没有。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人走了吗？
“我接你到家去住吧。”她对他说。
他摇摇头：“这病还是死在医院吧，到哪去也是腻歪人的。”
“不怕。”她轻声说，“住到家里，你想干啥都依你。”她抓住他干枯的手，泪水滴在那手上。
杨德和睁大眼睛，用灼热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她。
“有你这句话，我啥也不需要了。今后，你自个儿带着孩子更难了，我关照了区里，尽量照顾你。遇事依靠党和政府，也可以去找老高。……大姐，我佩服你，你对得起老高，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跟着老高干，闭眼的时候，总算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杨德和去世了。
建华长大了。他依稀记得小时候，生活中曾有一个用胡子扎他的脸、很威风的、当公安局长的舅舅。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不寻常的舅舅。
杨元珍呆呆地站在小厨房里，看着那一砖一木。住进楼房，这厨房就得拆了，但她实在舍不得拆它。
二
肖玲坐在局宣传部的办公室里，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隔壁是局会议室，局长们正向局属各单位的领导们传达市政府准备修筑环线路的决定，具体布置有关工程的准备工作。
她看到杨建华也来了，并且知道杨建华之所以能参加这种会议，不单因为他是基层工程队的副队长，更主要的他是市政工程二公司的经理候选人。前天，在局党委书记办公室，她无意中在一份公司领导班子调整名单中看到了杨建华的名字。
过去肖玲对人事上的事情毫不关心，她觉得这些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她一辈子也不会去负什么责任，她连自己都驾驭不了，还能去管别人？她天生单纯，复杂的人事关系听起来常使她毛骨悚然。她完全凭表面直觉去判断人的好、坏、真、伪。别人对她热情，她也就对别人热情，很少去想别人热情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因为她对任何人所持的态度都很少含着目的性。她对领导班子的变更也不像有些干部那样敏感，谁上谁下，有谁无谁，她从不走这份心思。
但这次她却对这份上报名单发生了兴趣，杨建华的名字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
“是二公司三队的那个杨建华吗？”她问书记。
“对。”
肖玲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高兴，为领导终于承认了杨建华的才能而高兴？她候在会议室旁的办公室里，希望散会时能遇见杨建华。
门开了，局党委副书记和一个中年人走进办公室，副书记对她笑笑：“小肖，我们借你这屋随便聊聊。不碍事吧？”
肖玲：“没事儿，我碍事儿吗？”
“没事儿，哪儿有客赶主人的道理。”副书记笑笑转头对中年人，“你接着说。”然后坐在沙发上。
中年人也在沙发上坐下：“我已经在公司会议上批评了杨建华包庇纵容流氓分子，袒护‘三种人’子弟的做法。您想想，陈宝柱算什么人？他父亲是市里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头头，这次打老队长，明显是一种报复行为。可杨建华却对他如此包庇，这是极端错误的，所以我准备在全公司范围开展一个整顿组织纪律的教育活动。另外再办一个学习班，请各基层队的副队长参加，咱们系统基层队的干部文化水平太低，政治素养也差。三队发生的事就是个典型例子。一方面纵容有劣迹的劳改释放犯，另一方面教育方式是副队长动手打人。确实看出了基层队的素质。”
肖玲本想离开办公室，她觉得这种交涉场合，自己在场是不合适的，可听到“杨建华”的名字，又禁不住留下了。“你对杨建华的分析是错误的，他是为了教育陈宝柱才动手的。”
中年人转过身：“哦，看来你很了解情况？”
“当然，当时我看见了。你是谁？我比你有发言权。”
副书记笑了：“小肖，你不认识他？这是二公司副经理严克强。”
严克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做领导的要循循善诱，不能以拳头施教，而且，打了人后又不肯处理，弄得老队长至今不肯上班，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后果太严重。”
“可是……”肖玲还想替杨建华辩解。
副书记向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往下讲了，然后，对严克强说：“关键要做通老队长的工作，让他上班。几十年的老工人、老队长了，要有点觉悟。另外，办学习班的事，我看也可以，但为期要短。环线要开工了，不要影响了工程。”
“那我回去做个计划，列个学习书目和讲课题目，书记您可得给我们上一课呀，上次您给公司讲的党课，群众反映深入浅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副书记站起身，露出微笑：“我看时间是否允许吧，这件事，我再与书记碰一下。”
严克强也站起来，握住副书记的手：“那么，一言为定。您要是能来，学习班肯定会大有收效。”
两人离开了办公室。
肖玲坐不住了。她心急如焚，真想立刻见到杨建华，告诉他，她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担心过。
时间近中午，会议才散。肖玲跑出办公室望着从会议室走出来的人群。
“杨……”终于看见杨建华露了面，便急忙喊住他。
杨建华站住了，惊奇地望着肖玲：“星期天你还加班吗？”
肖玲觉得自己忽然间心慌得不行。她从来在建华面前不敢随便逗笑，建华对她也向来没有微笑。
她镇定了一下自己：“我想问问你，散会后有事没有，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建华看看表：“我得去老队长家里一趟，咱们另找时间。”
肖玲赶紧接口：“不，我跟你一同去老队长那里。”她有点紧张地望着建华，生怕他不同意。
“也好。”
他们一同走下楼梯。
“老队长为什么不上班？”她问。
“他对陈宝柱的警告处分不满意，要求开除宝柱。”
“那你就舍卒保帅吧。”她说。
“为什么？”他看看她。“开除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关系到那个人的前途。我们不能对人这样不负责。”
“可是……”她的话几乎要冲口而出。
建华帮她把自行车从车棚中推出，自己也推出车。两人翻身上车。
“建华，”她不自觉地采用了亲昵的口吻，“该狠心的时候也得狠狠心，否则，影响太大了。”
“我们办事要将心比心。你看到陈宝柱家房子漏雨的情况，也看到了陈宝柱母亲的病情，怎么能不顾原因，随便处分一个人。处分可不能分什么‘卒’和‘帅’，看人下菜碟。”
肖玲沉默了，那天她随着三队一块去普店街，给陈宝柱家修房顶，陈家的情况她看见了。但那时，她的注意力全在建华身上，根本没有细想想陈宝柱的窘状。
“而且，虽然对陈宝柱谁也不能打保票，可我们总不能把他甩给社会，我要尽最大努力改变他，我就不信我们就这么无能。”
“可公司里有人反映你不讲原则……”
“这种原则谁也会讲。”杨建华有点动气，“开除了他，他在工程队不捣乱了，难道让他到社会上去捣乱？”
“你在最近一个时期处理问题时千万要慎重。”
“为什么？”
肖玲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要冒出的话咽了回去：“我觉得是这样。为陈宝柱老队长不肯上班，容易让人说闲话。”
杨建华笑笑：“老队长那里，今天你就看我的，保证说服他。可气的是那些想专靠整别人表现自己原则性强的家伙。”
杨建华知道有人在老队长那里煽风，而且这个人就是副经理严克强。他比建华长一岁，中学毕业分到市政工程二公司当了两天工人，由于能写两笔，很快调到公司宣传科当干部。“四人帮”粉碎后，宣传科长因是造反派头头而被免职，严克强便当了科长。三年前公司班子调整，严克强作为年轻干部，选拔到公司领导岗位上来，成了年轻的公司副经理。不知为什么严克强专找三队的毛病，公司里艰巨的任务历来交三队去干，但表彰的时候，又千方百计贬低三队，老队长为此火透了。严克强在中学时就好嫉妒人，和建华关系也不好。这次严克强听到三队发生打队长事件，而且建华也动了手，顿时来了情绪，亲自看望了老队长三次，每去一次，老队长的态度就变得更加强硬，他这样哪里是做工作，分明是给老队长加温，给建华施加压力。
杨建华很生气。但他不知道，严克强之所以在三队打人事件上大做文章，恰恰是因为他与严克强成了经理人选的竞争对手。他在基层工程队，对上面人事安排的酝酿一无所知。
老队长住在北市的一片平房区，这是刚解放时盖的第一批工人新村，当年红砖灰瓦，煞是气派。三十年一晃，这儿东盖西搭，一副脏乱不堪的样子。
建华敲了半天门，老队长灰白的头发才乱糟糟地从门缝中露出来。他望望门外这两个人，连招呼都不打，背转身，一步步蹭回屋里，躺了下来。
建华和肖玲两人各自找了一张凳子坐下。
“老队长，您好点了吗？”肖玲见建华不吭声，便主动问候。“大家都盼着您早点上班。”
“那混蛋开除了？”老队长脊梁对着他俩。
“这……”肖玲语塞了。
“不开除他，别来找我。”老队长闷声闷气。
杨建华没有接腔，不动声色地递去一个纸袋：“这个月的工资，您点点。”
听到这话，老头儿立刻起身接过了工资袋。他仔细看看工资条，然后用拇指蘸口唾沫，认真数起来。建华非常熟悉他这个动作，每次发工资，他都这么认真地一张张捻动着，生怕发错了数。数完又仔细与工资条一笔笔核对，直到确信无误时，才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口袋。那神态和他检查工程质量时一样一丝不苟。
他数完钱，脸上皱纹似乎舒展了一些。这么多天不上班，他一直担心扣他的工资，没灾没病的，这不是旷工吗？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可不处分陈宝柱这小子，叫他老脸往哪搁？严副经理说得对，这样下去，队里这帮浑小子还不都登脖子上脸了。有公司撑腰，他便硬撑着在家闲呆，心却像火烧似的，恨不得能跑回队上看看，几十年来，他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自己那个乱哄哄、热腾腾的工棚过。
他把钱压在枕头下面，坐直腰板：“就这事儿？办完了就走吧，师傅用不着你往这儿跑，你小子没良心，看我是假，护着陈宝柱是真。你凭啥不让开除他？”
“师傅，陈宝柱已经认了错，那天他一时性急，犯了性子，您要同意，明儿我带他向您赔礼道歉。他知道错了，您该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我不见他！”老队长暴躁地嚷着，“原谅他一次，就有两次，这号人都是这个德性。我有伤，是他打的，你要他，我就不干。你没扣我钱，别以为我会感激你，这是工伤。”
建华温和地笑笑：“师傅，你不上班可别后悔。”
“怎么，你真敢扣我钱？”
“那不会。我们全队出满勤的就您一个，平时，您连迟到早退都没有过，光加的班，也早够歇半年的了，何况您真有病。我是说，你不上班，马上要开始的一项大工程，可就参加不上了。”建华说着，站起身，用眼睛示意肖玲也随之站起身。
“我不稀罕，我也不缺那几块外勤补助！”老头儿毫不退让。
杨建华笑着说：“是呵，要说也没有什么，就是架座桥呗，师傅，我们走了。”说着，他拉拉肖玲的袖子，朝门外走去。
“等等。”老队长站起身。“架啥桥？”
肖玲转过身：“老队长，市里决定建立交桥。”
杨建华补充一句：“您过去不常叨叨要建立体交叉旱桥吗，这回任务下来了。”
“你别诳我，那我不过是看挂历上印着人家外国有那桥，挺稀罕，随口一说。咱们修，到哪儿架去？挤挤巴巴的马路，巴掌大的路口，架得了那样大的桥？要架得拆多少房？”老队长将信将疑，琢磨着是不是建华哄他。
队长从十六岁就当道桥工。横架在普运河和北洋河上的四座桥，他都参加建了。平日里，他常向徒弟们炫耀自己这段光荣历史。他觉着架桥工程才学得着技术，含糊不得半点儿，不像修马路，宽几公分，窄几公分，这鼓点那瘪点没关系。这三十年来，虽说哪天也没闲着，可也没搞几项大工程，整天就是给马路修修补补，今天刨开下管子，明天刨开装电缆。刨了修补，补了又刨。人干这种活儿，越干越疲沓。前年，公司发了本挂历，一月份的画页上是一张美国立体交叉桥，他喜欢得要命，没事儿就站到挂历前端详，念叨：“啥时，咱也像人家美国在马路上架座桥，这辈子能修这么座桥也就算没白活。”他总觉着，一座桥立在那儿，世代能传下去，将来就是一座碑。就像城北的那个舍利塔，传了十几代，后人啥时候瞧见都得佩服先人的手艺。自个儿快退休了，退休前还图个啥？他只有两件心事：儿子结婚还没房子；自己还没架座像模像样的大桥。
“这是真的。”肖玲赶紧帮腔。
杨建华认真地说：“局里布置修八座立交桥，可咱局有四十多个工程队，咱们队得抢，才能把活揽到手。”
老队长一激动，想在身上摸支烟，一摸口袋才记起老伴这几天借机把烟钱给卡了，他有一天半没烟抽了，一个烟头也不知放在哪儿了。
建华掏出自己的烟递给老队长，他犹豫了一下，抽出一支叼在嘴上。
“得抢，我不是吹牛，建华，架桥还得是我这老头子，四十多个工程队，我敢说没谁干过这活。”老头儿吸着烟，口气一下变了。
“可您这病……”
“我没事，是心病，让那坏小子打了，心里窝屈。”
“公司说您是重伤。”
“我是为了整治那小子。严经理的主意。”
“给陈宝柱个处分，叫他当着大伙的面，给您赔不是、认错检讨。就别开除了，让他在这项工程中立功改过。您看行不？陈宝柱打了您，我不也打了他？要是开除他，那我也该受个处分才对。”
“那可不一样，严经理也是这么说，开除他，给你个处分，我没应，他挨打是活该，你是为着给师傅出气。”
“您的气都让我替您出了，还窝屈什么？”
“……光给处分不行，还得扣他这季度奖金。”
“我看该扣。”
“再当着我的面打自己几个耳光。”老头仍不解气。
“这条我看就算啦。他自己打自己，脸痛心不痛，几个耳光把事儿了了，不如让他心里欠笔账，这样更能促使他往好处变，您说呢？”建华笑着说。
老头儿后面这句话本来是句气话，听建华这么一劝，也就顺坡下了：“好，娘的，为了修桥，全依你。”
老队长转转身子，把趿拉着的鞋穿上：“这些天他娘的憋屈坏我了，像女人坐月子。嘿，你们俩别走，我给你们沏壶茶，先喝着。师傅今天管饭。”
建桥对老队长的吸引力竟是如此之大，肖玲惊异地望望杨建华。
“师傅，要说吃饭，我们请您去饭馆来一顿，算是庆贺老将挂帅怎样？”他知道师傅在家做不了师娘的主。师傅思想通了，他宁可请老头儿一顿，让师傅心里痛快点儿。老队长一生求个什么？一是想干点漂亮的活儿，二是让人尊敬他，有了这两条，他就知足。然而，仅就这两条，他又得到过多少满足？杨建华说着，朝肖玲丢个眼神，想让她帮着说一句。
他丢给肖玲的眼色，让老队长全看在眼里。老队长左右打量着建华和肖玲，恍然大悟地说：
“我说你们俩怎么会一起来的，别是还有别的意思吧？”
老队长的话把他俩问愣了。
老队长拍拍脑门儿：“瞧我老糊涂了，你们俩为啥想起请我的客？”
“想让您高兴高兴。再说您要上班了，我们心里也高兴。”
“别唬我老头儿，当我看不出来，你俩这是对上象了吧？”
老队长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立刻把杨建华和肖玲说得面红耳赤。
“师傅，怎么能乱说呢。”建华愣了一下，赶紧责怪老队长。
“嘿嘿，你们瞒着就瞒着，我早就瞧你俩合适，‘铃铛’人小心大，工程队这帮浑小子，没有能配得上你的，只有建华。建华可是个有本事的，这事儿我赞成。今儿，师傅不跟你们去吃了，单等着哪天喝你们的喜酒呢。”
老头儿高兴得真像喝醉了酒。建华还想解释，老队长一句也听不入耳：“就当师傅没说，你在这儿嗦个啥？”
他们只好告辞了走出小院门。
杨建华低着头，觉得自己的心发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身边这个年轻姑娘，他常常有一种不自觉的保护人的心理，不愿意她受到伤害。今天，老队长的话是自己无意造成的误会，他怕肖玲受不了这种过分的玩笑。同时，又隐隐希望，肖玲不会在意。
肖玲低头推着车，刚才老队长一席话出乎意外，又使她感到惊喜；有人把她和建华连在一起了！杨建华，这个在她眼中几乎是高不可攀的男子汉，居然也会发窘。她看见杨建华脸红了，往常威严、认真，居高临下的脸色现出一副窘态，一米八的大个子像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学生。这情景使她感到幸福、陶醉。她真希望就这样和这个心爱的男子一同并肩推着车，就这么走下去。她不愿打破这个宝贵的沉默。
这个沉默还是让建华打破了。
“老队长从来说话都是这样，队里工人都知道他这毛病，开玩笑出圈儿，你可能不习惯，不过别在意。”
肖玲抬起眼，勇敢地望着建华：“我倒愿意他的话不是玩笑。”
建华又一次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一定觉得我很幼稚吧？”肖玲一双眼睛闪着光，“可我是认真的。”
“你怎么也开起玩笑了。”杨建华佯作不解，故意岔开肖玲的话。肖玲和他不是一代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还不了解他，不了解生活，他应该打消她对自己的好感。
肖玲默不作声。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好啦，我该拐弯了，再见，我母亲和儿子还在等我。”建华故意把“儿子”两个字音咬得很重。
肖玲凝视着他的背影好半天，深深地吸了口气，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是失意，是迷惘，还是惆怅，她搞不清楚。
三
杨建华推开家门，桌上用饭罩罩着一大盘凉粉，几张薄饼，两盘炒菜，红的西红柿炒鸡蛋，绿的青椒炒肉丝，非常好看。妈和小蒙蒙坐在桌边。
小蒙蒙见爸爸坐下来，就攀着建华的肩头：“爸爸，听义兰姑姑说，咱们要搬家了。”
杨大娘赶紧制止住孙子：“小蒙，别瞎说，街里没通知的事儿，可不能乱讲。”
小蒙做了个怪相，从爸爸衣袋中翻出两毛钱，出去买冰糕。
“妈，怎么回事？”建华擦擦脸，问母亲。
“上午义兰来说，她哥讲的这普店街要修成大马路，咱们都得搬走。”
“对，可能。”建华听局里布置修环线的任务就想到了普店街一准拆迁。
杨元珍叹口气，给儿子递过筷子。“妈住在这儿几十年了，还真舍不得走。咋，你开会和这事儿有关？”
“嗯。”建华心不在焉地答着，跟肖玲分手后，他心里一阵迷茫，仿佛肖玲那双真挚深情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杨元珍自然不晓得儿子的心事，她只当儿子累了，便不再说话，坐在一边看建华吃饭，心里盘算着如何跟儿子提提张义兰的事儿。
义兰走后，整整一上午，她就琢磨着这件事。义兰这姑娘的心事，她看出来了，今儿又半隐半露地说了出来。可是，她知道义兰的哥哥张义民跟高家的闺女好上了，现在建华若再跟义兰成了亲，不等于高家又与张家结了一门亲？杨元珍不愿建华跟同父异母的妹妹成为这么一种关系。可又一想，这样，建华也许能跟他亲哥哥见上面了，她也许就能见到小原了。三十多年了，小原该成了个壮汉子了，她真想见见他。
建华吃完了饭，顺手洗了碗筷，便往被垛上一靠：“妈，我累了，想睡会儿。”
“等会儿再睡，妈想先跟你说个事儿。”
杨元珍把义兰上午的话和神态学给了建华。
“我看义兰这孩子真心实意的，对小蒙蒙也好，差不离就成了吧。人家还要帮咱们多要间房呢。”
“妈，您别操心了，我看不上她们家。以后您得明告她，我不想结婚。”建华烦躁地说。
“这叫什么话？她们家怎么了？人家市委书记的闺女都能看上她们家的人，你就看不上了？再说，你又不跟她们家过，义兰人好就行了呗。”
“她们一家子人身上都有那么股子酸劲儿，义兰也不例外，我讨厌。”
“你这也讨厌，那也讨厌，就这么一辈子过下去？你好说，小蒙靠着你行吗？我将来一蹬腿，可怜的是孩子。你主意大，妈的话你一点听不进去。”杨元珍说到这儿，真的伤心了。
建华知道自己刚才对母亲的态度太硬了，便放缓口气：“妈，您别说了，以后我自己找就是了。离过一次婚了，再结婚就得看准了。”
杨元珍说服不了儿子，不再讲什么，她其实也不喜欢张家的人，只有义兰一个让她动心。她叹口气，出去找小蒙。
建华其实哪里睡得着，他只不过想自己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他喜欢肖玲，但她太年轻了，冲动的感情，发热的神经，天真的同情。而这些情绪，对于他，早已成为过去。
他与她是两代人。当初，他爱柳若菲，最初萌生的不也是同情吗？她对他的爱不也是一种感激吗？同情和感激不是爱情。然而无数个爱情却从这里起航，尽管这些爱情的归宿不尽相同，起点却都有着最初的理解、沟通和友情。
过去，是那么的遥远又是这样的贴近。
他，兵团连队的副连长。一张胡子拉碴的黑脸，剃一个又短又粗的平头，穿一身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旧军装，一脑门子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连队建设成一流的过得硬的革命化连队占据了他的全部脑海。
他很少接触连队里的女生，即使接触，他也是神态严肃，从不像别的小伙子那样和女生说说笑笑。连里的女孩子们敬重，甚至可以说敬畏他，也从不敢跟他说笑。而背地里，他却成了全连女生心目中的偶像。尽管他严格遵守着兵团“三年之内不准谈恋爱”的禁令，却有许多女生，悄悄地向他展开了爱的“攻势”。他丝毫没有动心。
作为一个副连长，他早就知道柳若菲，她是连里政治思想分析会的主要分析对象。但他从没跟她正面接触过。
柳若菲与众不同。在转运站分连队时，他一眼就注意到她。在无数个绿军装、绿军帽的人海中，她像一朵白芙蓉，亭亭玉立，格外引人注目。她的头发、眉毛、睫毛、眼球很黑很黑，而皮肤又很细很白，这种黑白对比使得她的脸格外富有光彩。她的眼睛很深很大，鼻梁笔直，像个“混血儿”，可怜巴巴地埋着头，跟在队伍的后面，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
可到了连队不久，他发现柳若菲表现得太恶劣了。
第一个星期的劳动任务是脱坯。大家都拼了命地干，有的女生白天干不完，夜里悄悄爬起来干，谁都希望在到边疆的第一周来个“开门红”。三天结束后，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定额，或者超额。只是除了一个人，那就是柳若菲。她只完成了一半儿，连长点名批评她，让她站起来，接受批评，她不站。连长大发其火，她仍无动于衷，结果遭致全连第一次大批判会，她一下子在连里“臭”了。仅仅半年，女生排又开了她第二次批判会，因为她打了排长吕爱红。原来，柳若菲脸上天天都要抹雪花膏，而吕爱红认为革命战士，只需抹点“凡士林”即可，雪花膏纯属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便把柳若菲箱子里的雪花膏、洗头膏、花露水统统扔到了茅坑里。柳若菲知道了，找到排长，便与她揪打起来，身为一排之长的吕爱红在指导员的支持下，便召开了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阶级报复”的批判会。柳若菲不服气，批判会便几乎升级为斗争会。
连长闻讯赶来，制止住几个女生揪打柳若菲想把她拖到台上的举动，决定把柳若菲带到连队去批评教育。吕爱红想不通。奇怪的是柳若菲反倒停止挣扎，主动站到了台上。她在示威，向排长示威，也向曾经第一个批判过她的连长示威。
谁也没想到，这次批判会，竟成了指导员和连长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指导员在党支部会上支持吕爱红，批评连长干涉制止批判会的行为是错误的。连长自恃是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坚持连队是连长说了算，排里干什么事儿要经过连长的批准。这次暴发的矛盾，一直延续下去形成连队领导层的两大派。
而柳若菲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两大派夹击的对象。她依旧我行我素，对连队的一切都似乎很冷漠，甚至充满敌意。她成了连队里一个孤独的、落后的“个别分子”。作为连长的副手，一个尊敬、敬佩英雄连长的杨建华，对这个懒惰、思想“灰色”的女生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然而，当他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她时，他觉得她与自己原来的印象并不一样。
冬天，锡林郭勒草原是一片白雪茫茫的世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把大地冻得结结实实。井边上，被水桶洒出的水，泼出一个一米多高的冰坡，井口越冻越小，成了只能穿过一只水桶的洞。
建华到井边打水，只见一个女生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脸捂得严严实实，站在井台上，拼命地左右摇晃着绳子，可只听见水桶在井底乒乓乱响，就是打不上水来。
杨建华拿过她手中的绳子，把水桶向上提提，然后猛地一抖绳子，扑通一声沉入水底，提上满满一桶水。他解开桶上的绳子，把水桶提下冰坡，然后把绳子系在自己的桶上。
那女生默默地看着他做完这一切，小心翼翼地滑下冰坡，把那桶水毫不吝惜地倒掉，又爬上冰坡。
“为什么倒了？”他不解地问。
“我想自己学会。”她站在他身边，看他打水。
“快两年了，还没学会？”
她不吭声，只是学着他的样子，一次次地试着，终于提了满满一桶水。他帮助她把水桶提下冰坡。她又倒掉了一半儿。
“提不动？”他善意地嘲笑说。
“不，用不了。”
“那么多人怎么会用不了？”
“别人不管我，我何必管别人？”她冷冷地说。然后抬起头来，口罩上一双漆黑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你是连里惟一帮助过我的人。”
她的语气很硬很冷，却有一种凄楚的味道。
杨建华这才认出她是柳若菲。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对待你？”他这样问她，只是出于副连长对战士教育的职责。
“不知道，也许我是个瘟神。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谁，可这里根本就没有公理、正义和人性，只有阴谋、嫉妒和虚伪。大家都是势利眼，只要不触犯自己，谁又肯为一个弱者说话，谁都不肯触犯权势，讲句真话！……”她一口气说着，眼圈发红了。
“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你也该想想自己的主观原因。大家都是一起来的知青，怎么偏对你一个人这样？”
“主观原因？我心里当然清楚，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这没办法，天生的，我既不想妨碍谁，也不想让谁把我吃掉。”
她提着水桶，艰难地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女生排的土坯房走去。雪地上留下一条零乱的、不规则的脚印。
那脚印像印在他的心上，引起他心上的颤动。
冬天，天寒地冻，连里除了炊事班，别的排都没有活干，便利用冬闲，办学习班。围着烧着牛粪的土坯灶，以班为单位学习“毛选”和“马列”六本书。牛粪是这儿取暖做饭的惟一燃料。可是女生排秋天只拾回十车牛粪，无论如何抵挡不住漫长的冬天。于是要派人去四十里之外的弱畜点去起牛粪。女生排的活儿，还要女生排出人，吕爱红点名让柳若菲去，任务交代得很明确，每星期起出三车牛粪，周六连里派车去拉。
远离连队的弱畜点，是连队的“西伯利亚流放地”。每年冬天都要把原农场的几个四类分子遣到那儿去服苦役。派一个纤弱的女生去，未免有点过狠了，不少女生都动了恻隐之心，主张多派几个人去。男生听了也引起了一番骚动，有几个人主动要求一起去。但连里还是决定了。连长提的名，指导员出自对吕爱红的支持，也想用这个法子给吕爱红出气。杨建华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没有表态。
一个白毛风漫卷天地的日子，杨建华从师部回来，路经弱畜点，他突然觉得应该去关照一下这个被流放的女兵，这么冷的天气，她不可能如期按量完成任务，自己或许可以帮帮她。他骑马驰过一座座牛盘时，发现一垛垛的牛粪已经起好堆在地上，足足够装十大车。这太使人惊奇了，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很高兴。
他钻进干打垒墙的小屋。一个带队的老职工正和几个四类分子喝酒，吃肉。
杨建华接过老职工递过的大茶缸，喝了两口酒，顿时觉得身子暖和多了，便问：“柳若菲呢？”
“她住在对面的小屋，现在给弱畜挑草去了。”
“她在这里表现还可以吧？”建华随口问道。
“蛮好，蛮好。吕爱红说她又娇气，又懒，我看不然，她干得蛮不赖。”老职工环视着几个四类分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几个人一起点头附和：“不赖，的确不赖。”
老职工站起身：“这冷的天，牛粪都冻死在地上，你们让她两天刨一车粪，吭！你这小伙子干个试试，你们大家都是城里一起来的，整治她干啥？”
“这不是整她。知识青年是接受再教育来的，劳动是锻炼。”他看看屋里几个人，“这么说，牛粪是你们起的？”
“小柳这孩子可怜呀，力气小可好强着呢，一天到晚地干。我们看不过眼，帮帮她。可她一时不闲着，这不，有点空，又帮我们挑草去了。”
建华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与职工聊了几句，就来到柳若菲的小屋。她还没回来。他环视着她的“窝儿”，干打垒的墙很薄，四角结着一层厚厚的霜。中间垒着个大灶，里面熄着火。几捆苇子铺成个地铺，上面铺着条羊毛毯，旁边整齐地放着四只大玻璃瓶，想是装热水焐被窝用的。灰暗的屋里只有羊毛毯上的那床兰花被，可以证实主人是个女孩子。
门帘掀起，像个宇航员似的柳若菲穿着厚厚的皮大衣、毡靴，走进屋来。看到他，她指指地铺：“坐吧。”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放下手中的桶，脱下大衣，摘掉皮帽，坐在土灶前。
“听老职工说你干得不错，特地来看看你。”建华坐下说。
“谈不上，总比坐在屋里什么活儿都不干的人强点。”她边说边脱掉厚毡靴，把脚伸到炉边去烤。
“你这次表现很好，这是一个进步，长期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
她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一贯如此。我不乞求别人改变什么看法。我不为别人的看法活着。”
“可你刚来时，干活为什么那样消极？”
“那时我有病，劳动是锻炼，可不是玩命，对吧？”
“病？”
柳若菲望望他，勉强地笑笑：“是的。女生们都有的正常生理现象。吕爱红不懂吗？偏不准我假，让我在全连亮相。”
“你当时应该向吕爱红解释一下，和她谈一谈……”
“解释？”她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一个人要是嫉妒上你，她就会千方百计损害你。”
“你多心了，吕爱红不会那样。”杨建华认为她的感觉和判断是错误的，在这个革命化的时代，吕爱红怎么会嫉妒她？
“你当然不会理解，可我的直觉早告诉了我，在来兵团的火车上，就开始了。心里感觉，只有女生之间才能感觉出来。”
“不，她也许是看不惯你。她希望每一个知青都像她那样，拿出接受再教育的样子来。”
“接受再教育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们穿一样的兵团服、干一样的活儿，睡一样的铺……”
“问题不在形式，而在追求。比如……你总在脸上抹点什么，而她是脸黑心红。”
“哈哈……”柳若菲忽然笑起来，“看来副连长的逻辑是脸黑才能心红了？”她把一只脚伸进毡靴，又脱掉另一只靴子，换了脚来烤。袜子破了个洞，柳若菲却毫不介意。
“看来脸和心必须是对立色。因为老职工的脸是粗糙的，所以我们的脸也必须弄成干树皮。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所以我们就不应该生产粮食而应该和他们一样饿肚皮。”她看看袜子上的破洞，索性脱掉袜子，露出一只雪白的脚，又瞧瞧建华，“无产阶级追求的应该是这种生活方式吧？不，还不够彻底，应该像原始人那样，用树叶和兽皮裹着身子。”
不知怎的，建华看见她的动作，她的脚，生理某部位突然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心里慌慌的，他克制着自己转过头去。
“我不明白，那天连长让你去连部你为什么不去？”
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眉梢微微一颤，身子轻轻一震，咬住嘴唇，乜斜着一闪一闪的灶火，神情古怪。
杨建华觉得不对劲儿。她的表情不对劲儿，连长对她的种种矛盾态度也似乎不对劲儿。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她咬紧牙关，眼光阴郁、凄楚，还有一种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