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赖账的父亲，设法收取抚养费。家庭纠纷案子，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挺危险的嘛。”
“这可是一个职位呀。”
“那么我在8月以前干什么呢？”
“为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
“说得对。我应该拼命苦读，通过资格考试，然后就会福利处工作，拿那么一丁点儿工资。”
“瞧你，鲁迪——”
“对不起。我今天过得实在太糟了。”
我向她保证明天一定再来看看。明天我们的谈话，毫无疑问会和今天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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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克在香克尔事务所深处的一个地方，找到了破产申请表格。他说事务所里有位律师，常年藏在地下室里工作，偶尔处理一点破产案件，所以他可以弄来必要的表格。
表格上面写得相当直接明了。将资产列在某一页上，这对我来说十分简单，可以一挥而就。将负债列在另一页上。其他地方填入就业情况，尚未判决的诉讼案件，等等，等等。这是教科书第七章讲述的内容：无债破产，亦即将全部财产一笔勾销以偿还债务，而债务也同时一笔勾销。
我现在已不再受雇于尤吉酒家。我干活，但拿的是现钞，不留任何记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扣押，也没有任何义务与税务局分享我那勉强可以糊口的工资。我曾和普林斯讨论过我所处的困境，告诉他情况是多么糟糕。我责怪昂贵的学费和信用卡是罪魁祸首。而他对给我支付现金、让政府吃亏的主意很赞赏。他是现金交易无需交税经济学的一个坚定的信徒。
普林斯提议给我一笔贷款，以便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但被我婉言谢绝。他以为我不久就会成为一个大把大把挣钱的富裕的青年律师，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可能还要为他打工，而且要打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也没有告诉他假如给我贷款，数目将需要多大。税务局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612．88美元，其中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房东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809美元，同样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但真正的恶狼却在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他们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让我难过的信件，不断地威胁要派律师来。
我有一张万事达和一张威世信用卡。两种信用卡是在孟菲斯的两家银行分别购买的。在去年感恩节至圣诞节期间，由于确信几个月后就可以有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同时又正狂热自负地爱着莎拉，乐而忘忧的我便想为她买几件令人着迷的节日礼物。要买当然就得买质量耐久价格昂贵的礼品。我用万事达卡，化了1700块，买了一只打网球时戴的镶嵌着宝石的金手镯；又用威世卡，化了1100美元，给我最亲爱的人儿买了一副古色古香的银耳环。就在她对我说永远不想再见到我的前一天，我还在一家标名食品店买了一瓶多姆佩里诺香槟、半磅肥鹅肝、鱼子酱、优质奶酪和别的几样佳肴，准备和她痛饮一番，共庆圣诞佳节。这些美酒佳肴又花了我300美元。可是管他呢。生命是短促的呀。
早在离节日还有几星期的时候，发行信用卡的那两家笑里藏刀的银行，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提高了我可以使用的钱款的额度。我突然变得可以随心所欲地化钱，又加上不久就要毕业和就业，我确信可以赚点小钱支付每个月的账单，辛辛苦苦地维持到夏天，所以才花钱如流水，做着与莎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美梦。
我现在真为这样的浪费憎恨自己，但当时我却是一笔一笔算过细账，而且认为计算的结果是完全可行的。
一天晚上，在猛灌了大量的廉价啤酒之后，我把肥鹅肝随手搁在冰箱顶上，任它在那儿霉烂变质。圣诞节这一天中午，我独个儿呆在变得灰暗的公寓房间里，吃着奶酪，喝着香槟，鱼子酱碰也没有碰。我坐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目光呆滞地瞪着丢在面前地板上的首饰。我一点一点地啃着大块的布里奶酪。一口一口地啜着多姆香槟，眼睛望着给我亲爱的人儿买的圣诞礼物，泪水一串一串地往下淌。
在圣诞与新年之间某一个说不清楚的时刻，我打起精神，作出安排，准备将那些珍贵的礼品加以处理，让它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我也曾漫不经心地想过，是否像比莱·乔那样，从桥上把它扔下去，或者玩一个类似的戏剧性的花招。但是，考虑到我目前的感情状态，我知道我还是离桥远一点为妙。
新年第二天，我在户外散步和慢跑了很久。回到公寓时，发现已有小偷光顾过。他们撬开了房门，偷走了我的旧电视和立体声收录机、放在碗橱上的一罐后腿肉，当然还有我为莎拉买的珠宝首饰。
我叫来了警察，填写了报告，并且给他们看了用信用卡购物时店家开的发票。警官听了却只是摇头，叫我去找我投保的保险公司。
我用信用卡购物化掉的3000多块钱，现在到了和我结清的时候了。
对我的破产申请裁决定于明天举行。破产法里有一妙不可言的条款，准许不利于债务人的所有法律程序自动中止。这就是有些富可敌国的大公司，包括我的伙伴德士古，在需要获得暂时性的保护时，匆匆忙忙奔向破产法庭的原故。我的房东明天无法与我接触，甚至连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上痛骂我一顿也不成。
我跨出电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过道上挤满了律师。法院有3位专职破产法官，他们的法庭都在这一层楼。他们的日程表上每天都有几十次听证会，而每次听证会都涉及一组律师；一位为负债人服务，几位为债权人效力。这里就像个动物园。我拖着沉重的双腿慢慢向前走时，听到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谈话，律师们在为未付的医疗账单和轻便汽车的价格争论不休。我走进办事员的办公室，在那儿等了10分钟，冷眼旁观排在我前面的律师们办理诉讼申请的手续。他们与办事员助理们非常熟悉，肆无忌惮地和她们调情，漫无边际地闲聊。嘻嘻，我倒愿意做一个重要的破产律师，那时这里的姑娘们就会亲密地叫我弗雷德或者森尼啦。
去年有位教授告诉我们说，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就业机会减少和公司规模缩小等等原因，破产在今后将会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他算是看准了。此人在私人开业时从未按小时收过委托人的钱。
但是，看来破产法庭今天真可以大赚其钱了。前后左右都在申请破产。好像人人都要破产了。
我把申请表格交给一位已经备受折磨的办事员，一位嚼着口香糖的漂亮姑娘。她瞟了一眼申请表，接着就仔细地对我上下打量。我穿的是劳动布衬衫和卡其裤。
“你是律师吗？”她嗓门颇高地问。我发现人们都在望着我。
“不是。”
“那么你是负债人？”她嗓门更高，口香糖嚼得津津有味。
“是的。”我迅速答道。负债人尽管本人并非律师，也可以提出破产申请，虽然你在哪里也永远看不到有这样一条公开的规定。
她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在表上盖了章。“申请费80美元。”
我交给她4张20美元的钞票。她接过现钞，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的申请表上没有列出我的银行账号，因为我昨天已经把它取消，从而有效地销去了一笔价值11．84元的财产。我开列的其他资产是：一辆用得很旧的丰田小汽车——500美元；各种家具和装饰品——150美元；激光唱片——200美元；法律书籍——125美元；衣服——150美元。这些资产全是个人用品，因而都可以根据我前面提到的条款，免于抵债。我依然可以拥有，但必须继续为丰田付款。
“现金，呃？”她说，接着就开始为我写收条。
“我没有银行账号。”我差不多是在对她吼叫，以便让那些一直在听我们谈话，而且可能很想了解这个故事其余情节的人听得更加清楚。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重新着手她那繁忙的工作，一会儿以后，推给我一份申请表的复印件和一张收据。我注意到了第一次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我几乎就要走到门口时，有人挡住了我。一个脸上冒着汗、留着黑色山羊胡子、身材肥胖的年轻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对不起，先生，”他说。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他把一张名片塞到我手上。“罗比·摩尔克，律师。无意中听到你刚才的谈话。我想你办理BK或许需要有人帮帮忙。”
BK的意思是破产，是律师界绝妙的行话。
我看看名片，又看看他那张麻脸。我确实听人说起过摩尔克。我在报纸的分项广告栏中也见到过他的广告。他在广告中标出办理破产的手续费是150美元，而现在他却像个贪婪成性的家伙一样在办事员办公室逛来逛去，等待机会朝一个或许有能力支付150美元的破了产的笨蛋猛扑过去。
我客客气气地接过名片。“谢谢你，不需要。”我尽量和气地说。“我自己可以对付。”
“你会搞糟的！”他立即接口说。我相信他这样说过上千次了。“办破产案子是很棘手的！我一年要办上千件。你只要现付200美元，我立马替你办妥。我有一个事务所，人马齐全。”
现在价钱抬到200美元啦！如果你主动找他的话，我猜他还要再敲你50美元。此刻若是教训他一顿，自然顺理成章，十分容易，但我感到摩尔克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羞辱的人。
“谢谢，不用了。”我边说边从他身旁挤了过去。
挤在下行的电梯里，我简直像在受罪。电梯走得很慢，里面塞满了律师，全部衣衫不整，夹着破皮包，穿着旧鞋子。他们依旧在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什么可以豁免，什么是无抵押的，什么是有抵押的。律师的交谈令人难以忍受，讨论的问题却重要得要命。他们看来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下去。
在电梯就要下到底层的那一瞬间，有一个问题突然闪过我的脑际。一年后的现在我将会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但不仅仅是也许，而且极有可能我正乘着这同一部电梯，和现在在场的这些人进行同样无聊的辩论。我极有可能跟他们完全一模一样，在街头漂泊，千方百计想从那些身无分文的人的口袋里抠出手续费，或者在法庭周围游荡寻找办案的机会。
这种可怕的想法使我头晕目眩。电梯里又热又闷。我怕是要生病了。电梯终于停了。他们涌进休息厅，四处散开，仍旧在争论，仍旧在谈着交易。
我沿着中美商业大街溜达。新鲜的空气使我精神振作。这条街道从前叫做大街，是一条不准车辆通过的行人街，街上有辆手推车载着喝醉了的酒鬼来来去去。法院大楼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因而许多律师依然常常在此闲逛。我从市中心区一幢幢高楼前面走过，心里捉摸着设在这些大楼里的无数个律师事务所此刻内部的情景：律师们手里正忙个不停，他们每天不得不工作18小时，因为旁边的那位伙计每天都干到20小时；资历较浅的合伙人正在相互商讨事务所的战略战术；资深合伙人正坐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转角处的办公室里，对一群俯首贴耳的年轻律师滔滔不绝地下达指示。
老实说，我刚进法学院时，梦想的就是这种场景。我想和精明过人、士气高昂的人们一起工作，所有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超负荷的任务。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压力和权力。去年夏天，我去打工的那家事务所规模很小，只有12位律师，但却有许多秘书、律师帮办和办事员，有时候我觉得那种忙乱的景象倒颇为令人振奋。我在那个工作班子里仅仅是小小的一员，但我渴望将来有一天能成为它的头领。
我从街头小贩手上买了一个冰淇淋，在法院广场找了一张凳子坐下。地上的鸽子抬头望着我。第一联邦大厦低头俯视着我。这是孟菲斯最高的大楼，也是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办公之处。我要是想进这家事务所工作，那真比登天还难。但我和我的伙伴们要诅咒它却十分容易。我们诅咒它，是因为我们不符合它的标准。我们憎恨它，是因为它对我们看都不看一眼，连给我们一个面试的机会也不屑。
我估计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在每一个领域里也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我既然无门可入，我既然与它无涉，那我就一辈子这样憎恨它。
说起了事务所，我想既然我现在就在市中心，倒不如化几个小时，敲开它们的大门碰碰运气。我手头有一张律师名单，他们或者单独开业，或者和其他一两个人凑在一起。想进入人满为患到这般田地的律师界，唯一令人鼓舞的因素是，有那么多大门可以让我一个一个地敲。我一直不断地鼓励自己，在某一个美满的时刻，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家以前谁都没有光顾过的事务所，抓住一个忙得晕头转向因而迫切需要找个新手来替他或者她打杂的律师。究竟是他，还是她，我都无所谓。
我走了几个街区，来到斯蒂里克大楼。这是孟菲斯市建成的第一座高楼，如今成了数百名律师办公的场所。我和几位秘书分别聊了聊，递上我的个人简历。有那么多的律师事务所居然会雇用性格阴郁，甚至粗鲁的女人当接待员，使我大为惊讶。我往往还没有来得及谈到求职的事，她们早就把我当成乞丐一样对待。有两个女人像抢一样接过我的简历，立刻就塞进了抽屉。我真想装成一个潜在的委托人在她们面前出现：一个悲恸欲绝的丈夫，妻子刚被一辆大卡车压死，这辆卡车保险的金额又大得不能再大，而且司机又是醉后开车。也许是埃克森公司的卡车。那时，这些穿着时髦的母狗肯定会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出来，满面堆笑，奔过去为我倒咖啡。瞧那模样，才真令人喷饭呢。
我出了一个事务所又走进另一个事务所。尽管直想大吼大叫，但仍是面带微笑，对同样货色的女人们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话。“是的。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我想见一见某某先生，谈谈工作的事。”
“谈谈什么？”她们总是这样问。而我总是一边继续微笑着，一边把简历递过去，并且再一次请求见一见大人物先生。但大人物先生总是太忙，所以她们也总是挥手让我离去，同时保证随后有人会跟我联系。
孟菲斯的格兰其小区在商业区的北面。林荫遮盖下的街道两侧，那一排排狭窄的砖房，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一个位于市郊的住宅区，是二战结束时流入新兴地区的工人们拼拼凑凑修建起来的。这些工人在附近工厂里干着报酬不菲的工作。他们在屋前草坪上植树，在屋后草坪上修建庭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喜欢流动的工人向东部迁移，在那儿修建更加漂亮的房屋，而格兰其也就逐渐变成了靠养老金过活的退休老人和下层白人与黑人的混合居住地。
布莱克夫妇居住的房屋，外表与别的房屋一模一样，建在一块80×100英尺的平地上。前面院子里那棵本该遮荫的大树出了点儿毛病。在只能容纳一辆汽车的车库里，停着一辆旧雪佛莱。院子里的草木修剪得整整齐齐。
在他家的左侧，邻居正在改装高速汽车，零件和车胎一直撒到大街边。右侧的邻居已将整个前院用钢丝网眼篱笆团团围住，里面长的杂草高达1英尺。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在篱笆内的土路上来回巡逻。
我在雪佛莱后面的车道上停好车。离我不到5英尺的那两条猎犬，朝我嗥叫起来。
我并不乐意来此，因为我不愿看到唐尼·雷·布莱克。我怕他病情严重，消瘦得像他母亲描绘的那样皮包骨头，而我的个性却十分软弱。
她来到门口，手上拿着一支薄荷香烟，隔着栅栏瞪着我。
“是我呀，布莱克太太，鲁迪·贝勒。我们上星期在柏树花园见过面的。”
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货物的推销员，在格兰其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望着我时面部毫无表情。她向前跨了一步，把香烟塞到嘴里。
“不记得啦？我在准备帮你跟大利保险公司索赔呢。”
“我还以为你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呢。”
“嘿，我不是的，布莱克太太。”
“咱叫多特。咱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对，多特。”
“那些该死的家伙真要把咱逼疯了。他们，还有那些摩门教徒。叫那些童子军星期六早上还没有出太阳就来卖糖纳子！你要干什么？”
“呃，假如你有空的话，我想谈谈你的案子。”
“案子咋啦？”
“我想和你研究几个问题。”
“我还以为你已经谈完了呢。”
“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
她喷出的烟透过栅栏朝我飘来。她慢慢地开了门，我走进了一间小小的起居室，跟着她跨入厨房。屋里的空气湿热，到处弥漫着走了味的烟草味。
“要不要喝点什么？”
“谢谢，不啦。”我在桌旁坐下。多特倒了一杯可乐，加了冰块，然后背靠橱柜站着。屋里看不见巴迪的人影。唐尼·雷大概是在卧室里。
“巴迪哪去啦？”我用愉快的声音问，仿佛他是我非常想念的一位老朋友。
她用头指指对着后院的窗户。“瞧见外边那部老爷车了吗？”
在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在破破烂烂的堆放杂物的棚子边上，一辆旧福特停在一棵枫树下面。两扇白色的车门全都敞开着，车头上蜷缩着一只老猫，正在那里闭目养神。
“他坐在他那辆车里呢。”她解释道。
车的四周长满杂草，四个轮子已不知去向。似乎几十年来，它周围的一切都未曾有人打扰过。
“他要到哪儿去？”我问。这时，她脸上倒是确确实实露出了微笑。
她大声地喝着可乐。“巴迪，他哪都不去。咱1964年买的那辆车，全新的。他每天坐在车里，整天坐，就巴迪和猫。”
这倒是颇为符合逻辑的。巴迪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没有香烟的烟雾来损害他的呼吸系统，也不必为唐尼·雷担忧烦心。“为什么呢？”我问。很明显，谈论巴迪，她并不在乎。
“巴迪不正常。咱告诉过你了，上星期。”
我怎么居然会忘了呢！
“唐尼·雷还好吧？”
她耸耸肩，走到那张做工粗糙的餐桌边，在我对面坐下。“好好坏坏。你想看看他？”
“以后再说吧。”
“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不过还能走几步。也许咱在你走之前会把他叫起来。”
“嗯。也许。呃，你这案子我已做了很多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已化了许许多多小时，研究了你所有的文件。而且还化了好几天时间在图书馆研究有关的法律。嗯，坦白地说，我觉得你们绝对应该告那个大利公司。”
“咱们不是早就决定要告了嘛。”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女人。毫无疑问，这是她和坐在外面福特汽车上的那个怪人共同度过的艰苦生活造成的。
“也许是的，不过我仍旧要研究研究。我的建议是：你去告他们，而且立刻就去告。”
“那你还在等什么？”
“可是你不能指望很快就会有结果。你要告的是一个大公司。他们有许多律师，而律师可以让案子拖下去。他们就是靠这个过日子的。”
“那要多久才有结果？”
“可能要几个月，也许要几年。我们可以提出诉讼，并且迫使他们迅速庭外解决。但他们也可能先迫使我们接受法庭审理，然后再提出上诉。这是无法预料的。”
“可他活不了几个月啦。”
“我可以问你点事吗？”
她喷了一口烟，点了一下头，两个动作和谐一致，无比完美。
“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索赔的要求是去年8月，就在唐尼·雷确诊之后。你为何一直等到现在才找律师呢？”我使用“律师”这个术语，不是十分严谨。
“这件事咱做得不高明，行了吗？咱当时以为保险公司会照办的。会赔咱的钱，你知道，支付咱小子的账单和医疗费。咱给他们不断地写信，他们也不断地回。咱不知道因为啥，硬是脑瓜子笨呗。咱按期交保险费，几年从来没迟交过一次，总以为保险单他们总不会不认嘛。再说呢，咱也从来没有用过律师，你知道吧，没离过婚，或者干过跟离婚差不多的事。老天哪，咱早知道用律师就好啦！”她伤心地转过身，朝窗外望去，凄凉的目光射向那辆破旧的福特，射向车里那令她悲哀的人。“他早上喝一品脱杜松子酒，下半天再喝一品脱。咱不把这放在心上。喝酒能让他开心就成啦。能让他不呆在屋里就成啦。再说，也不是因为喝酒，他才不能有所作为的嘛。明白咱意思啦？”
我们俩都在望着低头缩在汽车前座上的巴迪。生长过猛的杂草和枫树在车身上投下了稀疏的阴影。“你替他买酒吗？”我问，仿佛这很重要似的。
“哦，不。他雇了邻居的一个孩子替他买酒，买回来再偷偷塞给他。还以为咱不知道呢。”
从屋子后面传来了走动的声音。屋内没有空调机，声音听得很清楚。有人在咳嗽。“哎，多特，我挺乐意为你办这个案子。我知道自己还是个新手，一个就要跨出法学院大门的毛头小伙子。可是我已经在上面化了许多时间，对这个案子比谁都熟悉呀。”
她面无表情，脸上是几乎绝望的神色。律师就是律师，这个和那个又有什么两样？把案子交给我，还不是和交给别人一样？说来也真怪。尽管律师先生们在竞争激烈的广告行业化了那么多的金钱，在电视上插播了那么多愚不可及的低预算的广告片，在户外摆出那么多破破烂烂的广告牌，在报纸上登了那么多像大拍卖一样价格低廉的分类广告，世界上还是有多特·布莱克这样的一类人，不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出庭辩护律师和一个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就是把宝押在她的这种幼稚无知上。“我或许得再找一个律师帮衬帮衬。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在我通过资格考试拿到律师执照之前，打打他的牌子。”
这句话对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要化多少钱？”她问，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疑心。
我向她送去一个货真价实的热情的微笑。“一个子儿也不要。官司打赢了我才收费。在咱们将来拿到的赔偿费里，我取三分之一。拿不到赔偿费，我分文不收。你一个子儿也不用现付。”她肯定在哪一个广告中见到过这种常规的收费方式，但却显得一无所知。
“赔多少？”
“我们将要求保险公司赔个几百万。”我夸张地说，而她显然是上钩了。我不认为在这个受尽折磨的女人身上还有贪婪的个性。她曾经有过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梦想，不知多少年前早已经破灭了。但是，狠狠地把大利保险公司敲一下，让他们受点儿罪，这一想法却很对她的胃口。
“你拿三分之一？”
“我并不指望赔偿费真会有几百万。但不管是多是少，我都只取三分之一。而且，是在付清了唐尼·雷的医疗费之后余额的三分之一。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她的左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那就干！你拿多少咱不在乎，咱就是要干。咱现在就干呢，还是明天？”
我的口袋里有一份折叠得齐齐整整的律师业务合同，是我从图书馆一本表格簿里取来的。此刻，我本应把它亮出来，让她签上大名，但我却无法让自己这么干。就职业道德而言，我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开业执照之前，我不能签署任何接受委托的协定。我想，多特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我像一个真正的律师那样，开始不断地看表。“我得回去工作了。”我说。
“不想看看唐尼·雷啦？”
“下次吧。”
“咱不怪你。只剩下皮包骨啦。”
“我过几天再来，可以多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谈，而且我还得问他几个问题。”
“抓紧点，好吗？”
我们又扯了几分钟，聊着柏树花园和那里的喜庆活动。她和巴迪一周去一次，假如当天她能让他上午不喝醉的话。这是他们夫妇俩一齐外出的唯一时机。
她还想谈下去，而我却想走人。她陪我走到门外，仔细瞧了瞧我那辆破旧而又肮脏的丰田，叽里哈噜地咒骂着进口货，特别是那些日本的产品，间或朝那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发出大声的训斥。
她站在信箱边，抽着烟，目送着我的车在远处消失。
尽管刚刚申请破产，我却照样胡乱花钱。我化了8美元，买了一盆天竺葵，准备送给包娣小姐。她喜欢鲜花，这她说过的；而且十分孤独，那是当然的。所以我想给她送盆鲜花，是一种很好的表示。给这位老人的生活里增加一缕阳光罢了。
我到达那儿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她正趴在屋子旁边的花圃里。花圃旁边就是车道，通向后院四面不靠的汽车库。车道两侧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花草、灌木藤蔓和装饰用的幼树。和她同年龄的大树的浓荫遮盖着屋后的草坪。在砖砌的后院里，花棚开满了灿烂夺目、五颜六色的鲜花。
在我向她献上那小小的礼物时，她结结实实地拥抱了我。她扯掉手套，随便朝花丛里一扔，把我领到屋子后面。她刚好有个地方可以安置我送的天竺葵。明儿一早她就把它栽上。你想不想喝杯咖啡？
“喝点儿水就成，”我说。她那淡而无味的速溶咖啡的美妙滋味，我还记忆犹新呢。她一边拍打着围裙上的泥土，一边让我在露天平台一张装饰华丽的椅子上坐下。
“冰水？”她问。能让我喝上一杯，显然使她高兴万分。
“好的。”我说。她蹦蹦跳跳地跨进门，朝厨房走去。后院里的花草树木虽然生长得过于兴旺，但院子很大，屋子与茂密灌木树篱之间的距离，至少有50码之遥，因而反倒给人一种奇特的匀称感。穿过树丛，我可以看见远处的屋顶。院子里有几块小小的花坛，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显然是她或别的什么人不惜精力精心养护的结果。篱边砖砌的平台上有一个喷泉，但却没有喷水。在两棵树之间，挂着一张旧吊床，撕破了的帆布和吊绳在微风中转动。草坪里没有杂草，但却急需修剪。
车库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关着的两扇门，可以向上收起。车库一侧是一个窗户封着的储藏室，储藏室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套房，一架木板楼梯弯弯曲曲绕过转角，通到套房的后部。套房有两扇很大的窗户面对正屋，其中一扇的玻璃已破。蜿蜒而上的常春藤正侵蚀着外墙，并将奋力穿过破裂的窗户进入室内。
这个地方给我一种古怪的感觉。
包娣小姐拿着两杯冰水，跨过落地窗，一颠一颠地跑到我面前。“你觉得我的花园怎么样？”她在我身边坐下后问道。
“很漂亮，包娣小姐。真宁静！”
“它是我的生命嘛！”她豪放地挥舞着双手。杯中的水溅到我的脚上，她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我把时间全化在这里了。我可爱它呢。”
“确实很美。所有的活你一个人干？”
“哦，大部分。我雇了一个小伙子割草，每周割一次，30美元。这么贵你信吗？从前5美元就成啦。”她咕嘟一声喝了一口水，咂咂嘴。
“那上面是不是有个套房？”我指着车库上面问道。
“从前是。我的一个孙子在那儿住过一阵子。我把它整修了一下，加了一个洗手间，一个小厨房，弄得漂漂亮亮的挺不坏。他当时在孟菲斯州大学念书。”
“他住了多久？”
“不久。我实在不想再谈起他。”
这个孙子，一定是那几个名字从她遗嘱里勾销掉的儿孙中的一个。
在你化了许多时间敲开一个又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乞求一份工作，而又屡屡遭受到那些厉声粗气的女秘书的白眼之后，你就会抛开一切顾忌。你的脸皮就会变得越来越厚。你被人拒绝就会毫不在意，因为你很快就会明白：即使再糟糕，也不过是听对方说一个“不”字而已。
“我揣摸，你大概现在不会乐意把它出租吧？”我大胆地问，没有丝毫的迟疑，更不担心被她拒绝。
她手中的杯子正举到半空，这时她盯着那套小屋，仿佛刚刚才发现它。“租给谁？”她问。
“我很乐意住在这儿。这地方很迷人，而且一定十分安静。”
“像死一般的静。”
“不过，我并不想久住。你知道，等开始工作，我就抬脚走路。”
“租给你，鲁迪？”她不信地问。
“我喜欢这儿，”我半真半假地笑着说。“这里对我非常合适。我单身一人，不喜欢吵吵闹闹，也付不起太贵的房租。这里对我太适合啦。”
“你能付多少？”她直截了当地问，突然变得很像一个律师，正在盘问破了产的委托人。
我猝不及防。“哦，我不知道。你是房东，该你告诉我房租是多少嘛。”
她转过头，激动地望着树丛。“400，不，一个月300美元如何？”
包娣小姐以前显然没有当过房东，所以才这样漫天要价。幸运的是，她没有一上来就开出每月800美元。“我想最好先看一下房子再说。”我谨慎地说。
她站了起来。“房子不怎么好，你知道，做了10年的储藏室。不过可以修好，主要是水暖管道，我猜。”她拉着我的手，走过草坪。“我们得把水管接通。暖气和通风的情况，还不清楚。里面家具有是有几样，但是不多。旧家具都给我扔掉啦。”
她踏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你需要家具吗？”
“要得不多。”楼梯的扶手摇摇晃晃，整座房屋似乎都在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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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学院把同窗变成敌人。竞争非常激烈。学生们学会了欺骗，学会了在背后捅人一刀。这是在为进入现实世界作培训。我念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三年级学生在模拟审判比赛时相互高声叫骂，随后就拳打脚踢，发生了一场武斗。校方先是把他们开除，接着又让他们复了学。学校需要学费。
学校里有许多人我确实不喜欢，有一两个则令我讨厌，我尽量不去憎恨别人。
但此时此刻，我却憎恨那个对我如此不仁不义的卑鄙下流的小人。孟菲斯有个名叫《每日报导》的刊物，专门登载各种各样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业务情况。除了离婚申请和其他十几种重要的项目外，还列出前一天申请破产的案件。我的朋友或者朋友们认为，假如把我的大名从前天那些不幸者当中挑出来示众，从教科书第七章《破产申请》剪下一块并加以放大，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趣闻贴满法学院的角落，那一定是挺有趣的。他或他们贴的趣闻全文如下：“鲁迪·贝勒，学生；资产：1125美元（免税）；有保债务：欠独断专行财务公司285美元；无保债务：5136．88美元；未决诉讼：（1）税务局托收过期赊欠，（2）由汉普敦申请之裁决；雇主：无；律师：波罗西。”
波罗西的意思是我请不起律师，由自己担任自己的律师。今天上午我一走进图书馆，前台的学生办事员就给了我一份“趣闻”，说是整个法学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玩意。他说：“真不知道谁会觉得这玩意儿有趣！”
我谢了谢他，然后便快步跑到地下室我那个角落，再次钻进书堆，躲开熟悉的面孔。课程不久就要结束，我将离开校园，离开我无法忍受的那些家伙。
根据我预先的安排，今天上午我应该去见斯穆特教授。我迟到了10分钟，好在他并不计较。他的办公室有一种学者特有的凌乱，他们过于才华横溢，反倒不能把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序。他脖子上的蝶式领结歪歪扭扭，脸上的微笑却是出自内心，真诚而友好。
我们首先谈论布莱克一家，以及他们与大利保险公司的纠纷。我给了他一份3页的案情提要，以及我本人独具创见的结论和建议采取的行动方式。在他仔细阅读的当儿，我就研究他书桌下的一个个纸团。他读后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许多遍。我对布莱克家提出的建议是：找一位出庭辩护律师，以欺诈罪起诉大利公司。斯穆特对此表示毫无保留的同意，尽管他对案情知之不多。
我想从他那儿得到的仅是一个及格分数，别无其他。接着我们又开始谈论包娣·伯德桑小姐。我告诉他说，她过得相当舒服，想重新立一份遗嘱。我没有详谈，便把一份5页长的文件，亦即修改过的包娣小姐最终遗嘱交给了他。他迅速浏览了一遍，尽管什么也没有看进去，却随口评论说：看来挺不错。《老年人法律问题》这门课没有期末考试，也不需要交论文。只要你去听课，访问那些老头老太，写出案情提要，那么斯穆特就会给你一个A。
斯穆特认识包娣小姐已有数年之久。她充当柏树花园的女皇显然已有一段时间，斯穆特每年两次带学生到那儿实习时都可以见到她。但她以前从未想过利用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停地拉着蝶式领结，陷入沉思。她很富有，他说他听了大吃一惊。
要是听说她即将成为我的房东，他才真的会大吃一惊呢。
马克斯·勒伯格的办公室就在斯穆特那层楼的转角处。他在图书馆前台给我留了张字条，要我去见他。课程一结束，他就要离开法学院。他是从威斯康星借来的客座教授，如今两年期满，他即将离去。在我们俩都离开这儿以后，有一阵子我或许会想念马克斯的，但此刻我却难以想象，对于和这个法学院有关的任何事或者任何人，我会怀有任何留恋的心情。
马克斯的办公室塞满了装酒瓶的纸箱。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起程，我从未见过这样凌乱的情景。在令人尴尬的最初几分钟里，我们聊着过去两年里遇见的人和发生的事，拼命想把法学院描绘成令人激动的好地方。我从未见过他的情绪如此压抑，仿佛是真的在为即将离去而伤感。他指着装在一只“野火鸡”鸡箱中的一堆文件说：“那是给你的。是我在欺诈案中用过的最新材料。你留着，也许用得上。”
他上次给我的一批研究材料，我还没有读完呢。“谢谢，马克斯。”我望着纸箱上印的红火鸡说。
“你起诉了吗？”他问。
“呃，没，还没有。”
“你应该起诉。在市中心区找一个有良好出庭记录的律师。一个办理欺诈案件富有经验的人。我最近对这起案子考虑得很多，越考虑越喜欢它。很能打动陪审团。我可以想象陪审员会多么震怒，会多么严厉地惩罚那家保险公司。必须有人把这个案子接过去，并且一直干到底。”
我在拼命干呢！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朝我伸出双手。“你要去工作的事务所是什么样儿的？”他跟着脚尖，两条腿的腿肚像练瑜伽功一样朝后面凸出。“你手头的这件案子是个大案。我在考虑，你知道，你该把它带到你那家事务所去。让他们与客户签协议，而杂七杂八的活则由你自个儿干。你那个事务所里肯定有出庭经验丰富的人。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找我。整个夏天我都将呆在底特律，跟奥尔斯台德公司打一场恶仗。我对你的案子很感兴趣，知道吗？我想这很可能是个大案。你要是把那些家伙狠狠地教训教训，我才高兴呢。”
“奥尔斯台德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我问，想把话题从我的事务所移开。
他嘴巴咧得老大，边笑边用双手抱住头顶。那模样使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接着就喋喋不休、漫无边际地叙述那个了不起的案子的案情。我真后悔问了他那么一句。
在我和律师交往的有限经历中，我早已发现他们都受到同样一些毛病的折磨。他们最令人不快的爱好之一，就是热衷于讲述他们辉煌的战斗故事。如果正在承办大案，他们就非要让你知道不可。如果这个大案肯定能让他们发财致富，那他们一定要让人人明白，个个皆知。奥尔斯台德公司破产的前景，肯定会使马克斯无法入眠的。
“但是尽管如此，”他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我还是可以帮你一把，办好这个案子。秋天我虽然不来孟菲斯，但这个纸箱里有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捧起那只“野火鸡”纸箱，箱子很重，底部外凸。
“谢谢，”我望着他说，“实在是非常感谢。”
“我愿意帮助你，鲁迪。相信我，再没有比揪住保险公司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我一定尽力而为。谢谢。”
铃声响起，他忙着接电话。我捧着沉重的纸箱，悄悄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包娣小姐和我做成了一笔奇特的交易。她不那么擅长谈判，而且显然也不少那几块钱。我把房租砍到每月150美元，公用设备费用包括在内。她还投入足够的家具塞满了4个房问。
除了交纳房租，我还得保证帮她干点家务杂活。主要是草坪和花园里的活。我负责用割草机割草，这样她每周可节省30美元。我还将修剪树篱，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如此等等。有关拔草的事，谈得比较含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不过我对此并不怎么计较。
对我来说，这笔交易很是合算，我为自己商人一般精明的谈判技巧感到自豪。这套房间起码值每月350美元，所以我节约了200块现钞。我估计，一周只要打5小时工，每月20小时，就可以对付过去，在目前情况下，这实在是一笔不坏的交易。在图书馆里苦读了3年之后，我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当园丁。而且，这还会使我接近包娣小姐，我的委托人。
这是个口头协议，每月都要续订，所以如果将来不合意，那我就拔腿开路。
不太久以前，我曾看过几处漂亮的公寓。那些地方对崭露头角的律师倒很合适，面积不到1000平方英尺，有两个卧室，房租每月700美元。当时我是非常乐意租下的，可如今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将在这选中的套房中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这套房间当年由包娣小姐亲手设计，以后又被她搁置不用长达10年之久。但里面的设施尚能差强人意，橘黄色的粗地毯，淡绿色的四壁，一个卧室，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厨房，还有一个与厨房分开的小餐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呈拱形，给我这小小的阁楼增添了一种恐惧幽闭症的气氛。
我对这一切十分满意。只要包娣小姐不来找麻烦，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她要我保证不在这里举行疯狂的派对，不放震耳欲聋的音乐，不容留风骚女人，不狂饮不吸毒，不养狗养猫。她亲自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亲自擦洗地板和墙壁，并且搬走了她能搬动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我拎着少得可怜的家当踏上楼梯时，她黏在我的身边紧得不能再紧。我确信，她为我感到可怜。
我刚把最后一个纸箱拖上楼，还没有来得及把任何一件行李打开，她就坚持要我到院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大约10分钟，我身上的汗水刚刚停止往外流，她突然宣布说，咱们该把花坛收拾收拾了。拔草拔得我腰酸背痛，她倒也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不到几分钟，她就住了手，往我背后一站，开始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我只有撤退到尤吉酒家这一安全地带，才能逃避园子里的苦差。我今晚在酒吧当班，一直要干到酒店打烊，凌晨1点以后。
酒家挤满了顾客。令我很不痛快的是，在前面一个角落里，两张长桌边聚着我们一批同窗。法学院的一个学生组织，正在这里举行最后一次聚会。这个组织名叫“专门律师团”，鄙人没有参加的荣幸，其成员都是那些在《法律评论》社耍笔杆子、自命不凡的重要人物。他们用拉丁语和其他谁也听不懂的愚蠢语言，唱着含糊不清的会歌，装出一副神秘兮兮、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他们几乎全都会加盟大的法律事务所，或者到联邦法院担任文书工作。有两个已经接到了纽约大学税务学院的聘书。这是一个傲慢浮夸的小集团。
我为他们上了一罐又一罐啤酒，他们很快就喝得醉醺醺的了。嗓门最高的那个小松鼠，名叫雅各·斯特普尔斯，是一位前程似锦的青年律师。3年前进法学院时，他已经精通各种各样的卑鄙伎俩了。他耍的骗人把戏，比这所法学院整个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他考试作弊，藏过研究资料，偷过其他学生写的摘要，而且经常对教授撒谎，为自己迟交作业辩解。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要挣到100万美元。我怀疑从《每日报导》上剪下关于我的那段趣闻，并且在法学院里到处张贴的就是这个家伙。这太符合他的性格了。
我虽然对他们视若无睹，但偶尔仍会碰上他们投过来的目光。“破产”这个词也听到了好几次。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忙忙碌碌，不时地端起咖啡杯呷上一口啤酒。普林斯在对面角落里看着电视，并且警惕地留意着“专门律师团”。今晚他看的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赛狗，每一场他都要与人打赌。和他一边对饮一边打赌的是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斯通肩宽体胖硕大无比，体重至少有350磅。花白的头发既长又密，一大把山羊胡像袋子一样挂在下巴下面。他们活像坐在岩石上嚼着花生的两头公熊。
布鲁索·斯通是一位职业道德很令人怀疑的律师。他和普林斯来往已久，都是在南孟菲斯长大，在高中就是很铁的朋友，在一起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背着别人计算手中的现金。他们贿赂政客和警察。普林斯在前台出头露面，布鲁索在幕后策划。一当普林斯被人逮住，布鲁索便在报纸头版上大叫大嚷，对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布鲁索在法庭上的战果十分辉煌，主要是因为他给陪审员们进贡大把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所以普林斯对有罪裁决毫不畏惧。
布鲁索事务所里有四五名律师。我无法想象要绝望到何等地步，我才会开口请他给我一份工作。假如告诉别人我在布鲁索·斯通手下干活，我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普林斯会替我做好安排的。他喜欢帮忙，喜欢炫耀自己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居然在考虑投到布鲁索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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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我们这4位的压力下，斯穆特终于慈悲为怀，答应我们可以各自分头去柏树花园，而不必集体前往，也无需忍受那顿午餐的折磨。一天，布克和我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声中溜了进去，坐在后面。包娣小姐在精力充沛地给大伙儿讲维他命和适当锻炼的事。最后她看见了我们，并且坚持要我们走上讲台向听众们做一正式介绍。
节目结束以后，布克溜到远远的角落里去会见他的委托人，提出他不希望别人听到的建议。由于我已经和多特见过面，和包娣小姐就她的遗嘱争论过几小时，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上次在此接待的第三位委托人迪温·迪维斯先生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我已把我那完全没用的建议写成摘要邮寄给了他，以便在他个人针对退伍军人部的小小战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包娣小姐的遗嘱尚未完成，没有签字。她的神经近来过于敏感。我拿不准她是否想改变遗嘱。但她说她好久都没有听到可敬的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消息，所以她可能不把财产留给他了。她的这种想法，我当然是全力予以鼓励。
我们谈她的钱也谈过几次。她喜欢等到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汗水从黏着泥炭的鼻子上一串一串往下滴的当儿，才突然提出一个古里古怪的问题：“假如我什么都不留给德尔伯特，他的老婆会不会起诉争夺我的财产？”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钱给掉？”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会放下手中活计，钻出花丛，抹一抹脸，竭力想做出聪明的回答。可是到了这时，她往往已经改变了谈话的题目，想要知道那边的杜鹃花怎么老是不长了。
在后院喝咖啡的时候，有几次我也曾提出这个题目，可她马上就会全身紧张，急躁不安。她对律师持有一种严重的怀疑态度。
不过我还是设法弄清了几个事实。实际上，她是在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一位名叫安东尼·默丁的先生。此人4年前在亚特兰大去世，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5年。很明显，默丁先生归天的时候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同样明显的是，对这笔财产的归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因为佐治亚州德卡伯县法院下令把有关的档案加以封存。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准备与和他的财产有关的律师谈谈。
包娣小姐想和我交谈。这可以使她在众人面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坐在钢琴附近，远离人群。我们挤在一起。两个人的头相距不过几英寸。别人还会以为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呢。
“我需要知道你的遗嘱该怎么办，包娣小姐，”我说。“而且我需要先对钱的事有所了解，才能把遗嘱写好。”
她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扫了扫，好像人人都在偷听我们谈话。事实上，即使我们大声吼叫，这些可怜人中有一大半也不会听见。她身体向下一缩，手捂住嘴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投在房地产上，而是投在其他方面，如金融市场啦，互助基金啦，城市股票啦。”
听她如数家珍似的念叨着这些投资的类型，我感到十分惊讶。她的钱一定真的是投在这些地方。
“谁负责管理？”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并无必要。谁在管理她的钱，无论是对遗嘱还是对她的资产，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问只是出于好奇罢了。
“亚特兰大的一家事务所。”
“法律事务所？”我提心吊胆地问。
“哦，不是。我不会把钱交给律师去管的。是一家信托公司。我把钱给他们托管。我死以前收益归我，然后我就把它遗赠给别人。法官当时就是这么判的。”
“那么收益有多少呢？”我已经完全不能自控了。
“嗯，这可不关你的事呀，对吗，鲁迪？”
对，是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受到她轻微的责备，可是遵循律师界最优秀的传统，我还要设法把自己的过错掩盖起来。“嗯，这可能会很重要呢，包娣小姐。譬如，对于交税。”
“我要你替我交税吗？交税我有专门的会计师嘛。我只是叫你替我把遗嘱重新写一下嘛。天哪，你肯定是没有弄明白。”
博斯科走到了我们这张桌子的另一头，咧开嘴巴望着我们微笑。嘴里的牙齿多半已经掉落。她客客气气地叫他去玩一会巴棋游戏。对这些老人她特别和蔼温存。
“你的遗嘱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板着脸说。“不过，你得拿定主意。”
她坐得笔挺，夸张地深深呼吸，紧紧地咬着口中的假牙。“我想一想再说吧。”
“行。但是请你记住，现在的这份遗嘱里，有许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万一你突然出了什么事，那就——”
“我知道，我知道，”她乱舞着双手，打断我说。“你别教训我。过去20年，我已写过20份遗嘱啦。我什么都懂。”
博斯科在厨房边大声哭泣，她快步跑过去安慰他。这时布克恰巧结束了咨询。他的最后一个委托人，就是上次在这儿时跟他磨了半天的那个老头。对布克提供的帮他摆脱困境的建议，老头显然不是那么高兴；我听见布克在尽力摆脱他时说的一句话：“哎，我又不收你的费，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向包娣小姐致谢后，便迅速离开了柏树花园。《老年人法律问题》现在已成为历史。再过几天，课程就将全部结束。
恨法学院恨了3年之后，我们突然面临解放。我曾听一位律师说过，要把在法学院经受的痛苦和辛酸慢慢遗忘，得化几年时间；但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此后给你留下的将只有美好的记忆。然而当他追忆起法学院中那些光辉的日子时，他似乎充满了忧伤。
我无法想象，将来某个时刻我在回顾过去这3年法学院生活时，会宣称这种生活毕竟是令人愉快的。但将来某一天，我也许会把一些欢快的记忆片断拼拢起来。因为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布克欢聚，在尤吉酒家当差，以及一些其他我目前想不起来的人和事，的确曾带给我愉悦。而且我毫不怀疑，一想到柏树花园这些亲爱的老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布克和我将来定会捧腹大笑。
将来有一天，这可能会很有趣的。
我提出请他在尤古酒家喝杯啤酒。时间已是2点，天又下雨，是凑在桌边吹它一个下午的大好时机。这也许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布克很有同感，但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去办公室上班。马尔文·香克尔要他写一份辩护状，下周一提交法庭。整个周末，他都将把自己埋在图书馆。
香克尔每周工作7天。在孟菲斯，在民权诉讼领域，他的事务所成绩遥遥领先，现在正在获得丰富的回报。事务所有22位律师，全是黑人，一半是女性，全都按照马尔文·香克尔苛刻的工作日程办事。秘书们的工作3班倒，所以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至少有3个24小时。布克把香克尔看成自己崇拜的偶像，所以我料定，过不了几个星期，他也要在星期天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抢劫银行的强盗，开着车在郊区转悠，对一家家分行进行侦察，以便决定哪一处最便于下手。在一座用玻璃和石头砌成的现代化四层大楼里，我找到了想找的那家事务所。它位于东孟菲斯，门前有一条狭窄而又繁忙的马路，向西通往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这就是当年市区的白人向郊区迁移时聚居的地方。
这家事务所有4位律师，都是三十五六岁，也都是孟菲斯州大的校友。我听说他们在法学院读书时就是朋友，毕业后分别到市内几家大事务所工作，对那些地方的压力渐渐产生不满，于是又重新聚集一起，从事比大事务所要轻松一点的业务。我看过他们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广告占了整整一页，据说广告费每月高达4000美元。他们什么业务都接，从离婚到房地产到划区纠纷，但是他们在广告上用黑体字标出的特长，当然是人身伤害这一项。
不管一位律师从事什么方面的业务，他或她多半都要吹嘘自己是人身伤害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律师永远也不会拥有可以按小时收费的客户，他们捞大钱的唯一希望，就是做那些受了伤或者送了命的人的代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钱来得相当容易。假定有一个人在车祸中受了伤，肇事的开车人事前保过险；受伤的这一位进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断了胳臂或者断了腿，工资也受到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律师赶在保险公司理赔员之前找到他，那么他的赔偿要求就可以私下了结，获得5万美元。律师化了点儿时间翻翻文件，但却不一定需要提出诉讼。他最多化30小时，却拿回15000美元左右的手续费。这就等于每小时500美元。
这样的肥肉，哪个不垂涎三尺！所以孟菲斯黄页上的律师们，无不大喊大叫，热情召唤受到人身伤害的客户。不需要任何出庭辩护的经验，99％的案子都是私了。唯一需要的技巧就是让双方在文件上签字。
我不在乎他们怎样做广告。我唯一关心的是能否说服他们雇用我。我在车里坐了几分钟，望着雨水敲打车窗。我宁愿被人用牛鞭抽打，也不想走进这家事务所，热情地望着接待员微笑，像挨家挨户兜售的推销员那样和她闲聊，然后拿出最后的招数混过她的关卡，去见她的某一位上司。
我无法相信我正在下车走向这家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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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不参加毕业典礼的理由是，我得去几家律帅事务所面试。大有希望的面试，我信誓旦旦地对布克说，可他心里完全明白。他明白我现在只是在一家一家地叩开门，把我的个人简历撒遍全城而已。
布克是唯一一个关心我是否会带着方帽穿着长袍参加毕业典礼的人。我不参加使他大为失望。我的老妈和汉克正在缅因州某地露营，目视着树叶转青。一个月之前，我和她谈过一次。我何时毕业，她毫无所知。
我听说毕业典礼十分枯燥无味。白发苍苍的法官们换个不停地致词，喋喋不休地要求毕业生们热爱法律事业，把它看作一个无限光荣的职业，要像尊重一个好吃醋的情妇那样尊重它，从而重塑被我们的学长玷污了的形象。全是令人恶心的广告词。我还不如坐在尤吉酒家里看普林斯赌赛羊呢。
布克将和全家一起出席毕业典礼。查莲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的父母，她的父母，几位祖父母，姑姑姨妈，叔叔舅舅，堂兄表弟。这么一大家子真令人望而生畏。他们会流下大量的眼泪，拍下大量的照片。在这个家族里，布克是第一位大学毕业生，他马上就要从法学院毕业，这使他们自豪无比。我真想躲在观众之中，在他接受学位证书时，仔细观察他双亲的反应。我很可能会和他们一起哭泣的。
我不知道莎拉·普兰克莫尔一家是否会来参加典礼，但我不敢冒那个险。一想到她微笑着和她的未婚夫托德·威尔柯克斯面对照相机拥抱在一起，我就无法忍受。她将会穿一件又肥又大的长袍，因而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她是否已经有孕在身。我没法不死盯住她。无论我如何挣扎，我的目光都将无法从她的腰部移开的。
不去参加典礼是最好的办法。两天前马德琳·史金纳告诉我，每两个学生中有一个已经找到了工作。许多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的期望。至少有15人独自在街上游荡，开办小的事务所，宣称已为打官司做好一切准备。他们向父母和叔叔阿姨借了钱，租下了带有廉价家具的小房子。她有统计数字。她知道每人的去处。如今我的120位同窗，全都知道我鲁迪·贝勒是全班唯一没有找到工作的笨蛋，我怎么能穿着黑袍带着黑帽去和他们坐在一起呢？我还不如穿一件粉红色的袍子，带一顶装着霓虹灯的帽子呢。去它的吧。
我昨天就领了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两点钟开始，而我就在两点整走进乔纳森·莱克律师事务所。这是我第二次拜访这家事务所；就我而言，可谓史无前例。一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把一份简历畏畏怯怯地交给了接待员。这一次情况将大为不同。现在我是成竹在胸。
这家事务所被人们简称为莱克事务所，我对它已略微做了点研究。由于莱克先生不愿与人共享财富，他是这事务所唯一的主人。他手下有12位律师，7位是出庭辩护律师，另外的5位则资格较嫩，是所谓的普通律师。那7位出庭辩护律师都是经验丰富出类拔萃之辈，每人都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律师帮办，甚至那个律师帮办还有一个自己的秘书。这几个人构成一个小组，叫做出庭单元。每个出庭单元都是独立工作，不与他人发生关系，只有乔纳森·莱克偶尔过来了解情况发号施令。莱克只接他想接的案子，通常是那些最有可能得到巨额赔款的案件。他特别喜欢在婴儿医疗事故案中状告产科医生，最近就在一起有关婴儿石棉症的官司当中发了一笔财。
每一位出庭辩护律师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套工作班子。他有权聘用，也有权解雇，并且负责承接新的案件。我听说，这家事务所80％的业务，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介绍的人有别的律师，有出租车司机，也有偶尔碰到受了伤的客户的房地产经纪人。出庭辩护律师的收入，由几个因素决定，其中之一是他弄来了多少新的业务。
巴里·X．兰开斯特在这家事务所里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前不久刚被指定担任出庭辩护律师。去年圣诞期间，他敲了阿肯色州一位医生200万。他现年34岁，离异，住在事务所，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这是我调查研究的成果。他正刊登广告，招聘一位律师帮办。我在《每日报导》上看到了这个广告。我既然不能从律师开始我的事业，当一个律师帮办又有什么错？等我将来混出个人模人样，有一家自己的规模庞大的事务所，这将成为一个动人的故事：年轻的鲁迪无力买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就从乔纳森·莱克事务所的收发室开始起步。可你瞧他现在！
我在巴里·X约定的见面时间是两点整。接待员朝我看了看，可是却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我不相信我以前来过一次，她就能认出我。从那以后，毕竟有成千人在这里来来去去。我坐在一张皮沙发上，用一本杂志遮住脸，欣赏着硬木地板和上面铺的波斯地毯，以及头顶上裸露的12英寸直径的大梁。这家事务所设在孟菲斯医院区附近的一座旧仓库中，据报导，莱克化了300万美元，把他自己的这座纪念碑翻修装潢一新。我在两家杂志上都看到了这一报道。
几分钟以后，在一个秘书的带领下，我穿过曲曲折折的门厅和走廊，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一进门就是一个开敞的资料室，没有墙壁或隔板，有的只是一排排书籍。一位孤独的学者坐在一张长桌边，身旁放着一堆堆的文件，他正陷在相互矛盾的理论洪流中无法自拔。
巴里·X的这个办公室又长又狭。砖砌的墙壁，吱嘎吱嘎作响的地板。放着几件古玩和摆设。我们握手后各自坐下。他身材瘦削，但很结实，这使我想起杂志上刊登的莱克先生为事务所修建的健身房照片。还有一个桑拿浴室和一个蒸气浴室。
巴里很忙，要和他的工作班子讨论办理一个大案的策略。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电话的位置使我可以看见指示灯在疯狂地闪烁。他的双手虽然一动也不动地掏着，但他无法不时时朝手表瞟上一眼。
“谈谈你那个案子的情况吧，”在寒暄一阵之后，他说。“跟保险索赔被拒绝有关？”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因为我穿着上装打着领带，跟穿着打扮普普通通的委托人不同。
“嗯，实际上我是来找工作的。”我勇敢地说。大不了他叫我走人。我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他不屑地做了个鬼脸，抓过一张纸。该死的秘书，又把事情搞糟了！
“我在《每日报导》上看到了你招聘律师帮办的广告。”
“那你是律师帮办？”他不客气地问道。
“我可以是。”
“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嘛！”
“我已经读了3年法学院。”
他对我打量了5秒钟，然后摇摇头，看看表。“我实在很忙。我的秘书会收下你的申请。”
我猛地站了起来，身子向前俯在他的桌子上。“嗨，这儿有笔交易。”我像演戏似地说。他吃了一惊，抬头望着我。我接着就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我那千篇一律的标准的自我介绍。我聪明，有干劲，在班上名列前茅。如何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找到了工作，又是如何受骗上当。我双管齐下。说到廷利·布里特，我大谈对大事务所的仇恨。说到工资，我则解释我的劳动是如何物美价廉。只要能活下去就成。我确实需要有份工作，先生。我连珠炮似地说了一两分钟，然后又回到了座位上。
他有点儿心神不定，咬着一只指甲。我说不清他是生气还是激动。
“你知道什么事情使我恼火吗？”过了一会他开口问道。那样子显然说不上是激动。
“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能进来推销自己，而对接待处的人撒谎。这肯定就是让你恼火的原因。我不怪你。换了我，也会恼火的。但是我接着就会把火气平息下来，真的。我会说，喏，这个家伙马上就可以当律师了，我无需付他4万，而只要付，比如说，2万4，就可以雇他来于那些乱七八糟的活啦。”
“2万1。”
“我接受，”我说。“一年2万1，我明天就来上班。而且拿这份年薪，我将干完一整年。我向你保证，无论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与否，12个月之内我决不会离开。12个月之内，我将每周干60个小时，70个小时。我不要休假。我决不食言。我愿意签份合同。”
“我们要求律师帮办有5年工作经验，否则不予考虑。我这套班子的阵容是很强大的。”
“我很快就可以学会。我去年夏天在市区一家辩护律师事务所当过办事员。不过是诉讼而已。”
在我们之间，有点儿不太公平，而他已经察觉。我进来的时候，我枪里的子弹已经上了膛，而他却是挨了一次伏击。而且我这样干显然已有好几次，无论他说什么，我才如此对答如流。
但我并不因此对他感到内疚。他随时都可以把我赶走。
“我要和莱克先生谈一谈，”他稍有松动地说。“他在人事方面的规定相当严格。我无权雇用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律师帮办。”
“那当然，”我悲哀地说。脸上又被人踢了一脚。对此我已变得相当习惯了。曾经听人说过，无论是多忙的律师，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总是有一种天生的同情。有限的同情。
“他也许会同意。如果同意的话，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啦。”他想以此来减轻我的不快。
“还有一件事，”我重新打起精神说。“我手头有个案子。非常好的案子。”
这使他极为怀疑。“什么样的案子？”
“保险欺诈。”
“你是委托人？”
“不，不。我是律师。可以说是我碰到的。”
“值多少？”
我交给他一份两页的布莱克案子的案情提要，是做过重大修改颇有轰动效应的一份。我在这份提要上已化了若干时间，在每一位律师看完并且拒绝了我的求职请求之后，我都要对它做些修改。
巴里·X仔细地看着这份提要，专注的程度超过了以前看过它的任何一位律师。在我欣赏办公室年代已久的砖墙，并且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个办公室的当儿，他看了第二遍。
“不坏，”他读完后立刻说，眼睛里闪着光。我觉得他的心情比脸上流露的还要兴奋。“我来猜猜。你想有一份工作，并且承办这案子。”
“不是。只要一份工作，案子是你的。我愿意办这个案子，而且案子的委托人也要我来打交道。但将来拿到的手续费归你。”
“仅仅一部分。莱克先生拿大头。”他微微一笑说。
随你拿多少。他们将怎么瓜分，我才不管呢，我只想要一份工作。想到将在这家豪华的环境里在乔纳森·莱克手下工作，我不禁有点头晕。
我已经拿定主意，把包娣小姐的案子留给我自己。作为委托人，她并没有布莱克那样的吸引力，因为她不会给律师一分一文。她可能会活到120岁，因而把她当做王牌打出去，于我并无裨益。我可以肯定，手段高明的律师，可以想出种种理由，让她掏点腰包，可是这对莱克事务所并不合适。这里的律师专干诉讼，对于起草遗嘱和检验不动产不感兴趣。
我再次站了起来。我已经占用了巴里足够多的时间。“呃，我知道你很忙，”我尽量真诚地说。“我讲的情况没有半点虚假，你可以跟法学院核实。假如你想核实的话，可以给马德琳·史金纳打电话。”
“马德琳夫人，她还在法学院？”
“是的，而且目前她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可以为我担保。”
“好。我一定尽快给你回音。”
你肯定会。
我走错了两次，才找到大门。谁也不在注意我，我可以不急不忙地欣赏楼里那些宽敞的办公室。我走到一个地方，在图书室边上停住，凝望着那三层的走廊和狭窄的过道。各个办公室的装饰布置，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会议室到处都是。秘书、办事员和跟班们，在松木地板上不声不响地匆匆来来去去。
即使给我的年薪比2万1少一大截，我也愿意在此卖命。
我在那辆长长的凯迪拉克后面悄悄地停好了车，一声不出地钻出我那部老爷车。我没有惊动那位老太的丝毫欲望。我在屋后脚步轻轻地走着，迎面见到的却是老高一堆巨大的白色塑料袋。总数有好几十个。成吨的松树皮覆盖上料。每只袋子重100磅。我现在记起来了，几天前包娣小姐曾经谈过要把所有花坛重新铺上新的土料，可我当时没有在意。
我大步冲向通往我那套房间的楼梯。快要奔到顶时，突然听见她的喊声：“鲁迪，亲爱的鲁迪，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好吗？”她正站在松树皮堆成的纪念碑旁，咧着嘴巴，露出灰黄的牙齿，朝我微笑呢。我回来了，她确实感到高兴。天就要黑了，而她喜欢在太阳落山的时分，坐在后院里慢慢地品尝咖啡。
“当然好啰。”我说着把上装搭在楼梯扶手上，一把扯下了领带。
“你好吗，亲爱的？”她用升调像唱一般地说。大约在一周以前，她开始了这种“亲爱的”把戏。满口是亲爱的这个，亲爱的那个。
“还好，累了。我的背有点麻烦。”这几天我一直在向她暗示我的背痛，可她迄今还未上钩。
我在常坐的那张椅子上坐下，她在厨房里冲她那难以入口的咖啡。时已傍晚，后院的草坪上撒满阴影。我数了数装覆盖土料的塑料袋。每排8袋，4排，堆了8袋高，总共256袋。每袋重100磅，因而总计达25600磅。这么多土料！要全部铺好！要我来铺！
我们喝着咖啡。我喝得很慢，一口啜一点。她很想知道我今天的活动。我撒了谎，对她说我为几件诉讼案一直在和几位律师谈话，后来就翻开书本准备律师资格考试。明天还是如此。很忙，你知道，忙于律师事务。确实抽不出时间来搬一吨重的覆盖土料。
我们俩都多多少少面向着那堆白色塑料袋，可是谁都不愿正眼对它看。我竭力避开她的目光。
“你什么时候开始当律师呢？”她问。
“说个准，”我说，接着又第十次向她解释，在今后几个星期中我将如何发奋苦读，成天钻在法学院的书堆里，希望能顺利通过资格考试。在通过资格考试前，不能从事律师业务。
“妙极了，”她说着沉默了一会。“我们确实需要开始把覆盖土料铺上去了。”她点着头说，眼睛望着塑料袋不停地转动。
我实在想不出如何回答。过了一会，才说：“数量真不少呐。”
“哦，那不要紧的，我会帮你忙。”
这意味着她会用铲子指指点点，而且没完没了地在我身边唠叨。
“是的，嗯，也许明天吧。今天晚了，而且这一天我过得很辛苦。”
她考虑了一秒钟。“我希望最好现在就开始，”她说。“我帮你干。”
“嗯——我还没有吃饭呢。”我说。
“我给你做一个三明治，”她马上提议说。对包娣小姐来说，一个三明治就是一片薄得透明的煮熟了的火鸡肉，外加两片很薄的去脂白面包。没有一滴芥末或者橄榄油，更别提生菜或奶酪。至少要吃4块，才能消除最最轻微的饥饿。
随着响起的电话铃声，她站起身向厨房走去。她虽然已经答应了两个星期，我的房间里还没有装上电话机。目前我用的电话和她的并联在一起，这意味着我打的电话毫无保密可言。她曾要我限制通话的次数，说是得保证她的电话线路时刻通畅，可是她的电话铃却难得才响一次。
“是找你的，鲁迪，”她在厨房里喊道。“是个律师。”
是巴里·X。他说已经和乔纳森·莱克谈过，最好我们能再谈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去他办公室，立刻就去，他说他反正是通宵达旦干活。他还要我带着档案，他想把我这个欺诈案的全部材料从头到尾看一遍。
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望着包娣小姐在十分认真地做着火鸡三明治。在她把三明治切成两半时，我挂断了电话。
“找得出去一下，包娣小姐，”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发生了一点事。得去会一会这位律师，谈一个很大的案子。”
“可是那些——”
“很抱歉。我明天来干。”说完我拔脚就跑，她站在那儿，两只手上各拿着半个三明治，脸拉得老长，仿佛硬是无法相信我居然不和她共进晚餐。
巴里在大门口等着我。虽然还有许多人在里面忙碌，大门却已关闭。我跟着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多少天来我的脚步第一次这么轻快。我在欣赏那些地毯、书架和艺术品的同时，不禁想起我本人即将成为这里的一分子。我，这儿最大的出庭辩护律师事务所——莱克事务所的成员！
他请我吃了一个蛋卷，这是他晚饭剩余的。他说他每日三餐都在办公室吃。我记起他已经离婚，现在终于明白个中的原因了。我不饿。
他打开了录音电话，把话筒放在写字台边高我最近的地方。“我们把谈话录下来，明天让秘书打一打。可以吗？”
“行，”我说。怎么都行。
“我将雇用你做律师帮办，为期12个月。年薪2万1，分12次在每月15日付给同样的数目。你在本事务所服务满一年之前，将不享受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我们将在第12个月末，对双方的关系做出评估，并对聘用你作为律师而非律师帮办的可能性做一探讨。”
“行。很好。”
“你将有一间办公室，我们正在为你招聘一位秘书。一周最少工作60小时，上午8点上班，何时下班视工作需要而定。本事务所没有哪位律师一周工作少于60小时。”
“没有问题。”叫我一周工作90小时都成。这可以使我躲开包娣小姐和她那些松树皮覆盖土料。
他仔细看了看手上的笔记。“我们将作为辩护律师代理你那个，呃，那个案子叫什么来着？”
“布莱克。布莱克起诉大利公司。”
“对。我们将代表布莱克一家起诉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你将负责案头的工作，但是无权获得任何费用，如果有费用可得的话。”
“说得对。”
“你还有别的什么想谈吗？”他对着话筒说。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现在。我想今天晚上就把这个案子的档案过一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成。”
“还有什么吗？”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久前我提出了破产申请。这件事一下子也说不清。”
“彻底破产？根据第7章还是13章？”
“第7章。”
“那就不会对你领取的工薪支票有任何影响。还有一件事，你准备资格考试，得用你自己的业余时间。好吗？”
“好。”
他关掉了录音电话，又要给我一个蛋卷，被我婉言谢绝。我跟在他身后走下一段螺旋形的楼梯，来到一个小资料室。
“在这儿很容易迷路。”他说。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说，对这迷宫般的房间和走道赞叹不已。
我们在一张桌边坐下，把布莱克卷宗在面前摊开。我的文件组织得井井有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要某一份文件，我伸手就取给了他。他想知道日期和姓名，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把每一文件都复制了两份，一份交给他，一份留给我自己。
我已经万事俱备，只差一份布莱克签字的法律事务代理合同。他对这一切似乎颇为惊讶，我向他解释了取得这个案子代理权的过程。
我们需要把合同搞到手，他不止一次地反复说。
我在10点以后离开了事务所。驱车穿过市区时，我从后视镜中看见自己正春风满面。明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布克，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然后去买一束鲜花送给马德琳·史金纳，向她表达我的谢意。
这个职务可以说很低级，但是此后我的地位只会上升。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挣的钱就会超过莎拉·普兰克莫尔、S．托德、N．伊丽莎白、F．富兰克林以及在过去一个月中我想千方百计躲开的那100多个笨蛋。只要给我一段时间就成。
我在尤吉酒家门口下了车，进去和普林斯喝了一杯。我把这美妙无比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像一只醉熊那样拥抱了我，并且说他真不想让我走。我说我还想在这儿混个把月，也许在周末打打工，一直到通过资格考试为止。跟普林斯说什么，他都是闲话一句。
我坐在酒家里后面的一个火车座中，一面独自喝着一杯冰啤，一面打量着为数不多的顾客。我不再有任何难堪的感觉。几个星期来，我第一次摆脱了屈辱的重负。我如今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准备开始我的事业。我梦想着将来有一天，在法庭上与劳埃德·别克唇枪舌剑，当面较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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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在翻阅马克斯·勒伯格送给我的案卷和材料时，看到那些富可敌国的保险公司对小人物欺诈到了何等地步，往往使我大为震惊。即使区区一美元．他们也要搜刮到手。即使再毒辣的手段，他们也不惜加以使用。而投保者上告人数之少，也使我十分惊疑。大多数人从不找律师咨询。他们在对方出示了保单后面厚厚的密密麻麻的附件之后，便轻易地相信：原来只是他们自己以为索赔的项目属于保险范围而已。根据一项研究所做的估计，在保险欺诈案件当中，曾经找过律师的受害者还不足5％、买保险的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就像害怕保险公司一样害怕律师。走上法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宣誓作证，这个想法本身就足以使他们保持沉默。
巴里·兰开斯特化了两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布莱克案卷中挖掘。在最近几年当中，他承办过几件欺诈案，成功的程度各有不同。他不止一次地说，孟菲斯的陪审团保守得要命，很难做出公正的裁决。这种看法我已经听了3年了。作为一个南方城市，孟菲斯是个顽固的地方。而顽固的地方做出的裁决，通常都对原告有利。但由于一些说不清的原因，孟菲斯却不是如此。乔纳森·莱克虽然已经在此赢得了多起赔偿高达百万美元的裁决，如今却宁愿将案子移到外州去审理。
我尚未见到莱克先生，他正在某地出庭为一件大案辩护，并不急于会见他新来的雇员。
我的临时办公室，设在俯瞰着二楼的一个向外突出的小小阅览室里。里面有3张圆桌，8个书架，上面的书籍全与医生玩忽职守案有关。在我第一天上班时，巴里曾领我看了他楼下的一个漂亮房间，说是两个星期后将作为我的办公室。需要加以粉刷，电线也有点儿毛病。你能对一个仓库抱多大的指望呢？他不止一次这样问道。
我几乎还没有见过事务所里的什么人。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仅仅是个地位低下的律师帮办，而不是律师。我既不新奇，也不特别。律师帮办多的是。
这里的人都非常忙碌，人与人之间没有多少情谊。巴里对别的律师很少说三道四，我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每一个律师的小班子都是在相当独立地运转。我的另一个感觉是：在乔纳森监督下办理诉讼案件，是一种令人紧张烦躁的事。
巴里上午8点到事务所上班，我决定在拿到一把钥匙之前，每天都在门口接他。莱克先生显然对谁能随时进入这幢楼十分当心。因为多年以前，他在和一家保险公司官司正打得非常激烈的当儿，发现了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在找第一次提出钥匙问题的时候，巴里对我讲了这个长长的故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他说，而且还需要使用一架测谎器。
他把我安置在那个突出部位的阅览室里，给了我几条指示，然后就回自己的办公室。最初两天，他两小时来检查我一次。我复制了全套的布莱克案卷，而且背着他给自己留了一份，在第二天结束时塞进我那簇新的豪华公文包里，悄悄带回了家。这个公文包是普林斯送给我的礼物。
根据巴里的指示，我起草了一份口气颇为强硬的致大利公司的公函，在其中列举了有关的事实和大利公司的不当行径。他的秘书打完以后，这封信竟长达4页。他大刀阔斧地对它动大手术，接着就打发我回到我那个角落里。他很认真。能抓住要害，并为此而洋洋得意。
第三天休息的当儿，我终于鼓起勇气找了他的秘书，请问她雇用我的合同是否已经办妥。她很忙，但答应瞧一瞧。
当天结束的时候，巴里和我在9点后才离开他的办公室。我们刚完成了给大利公司的那封信，一份3页的杰作，将用挂号寄出。他在办公室以外从不与人闲聊，我一提出去喝杯啤酒吃块三明治，他马上一口谢绝。
我把车开到尤吉酒家，去吃一顿晚快餐。店里聚满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普林斯亲自在酒吧当班，而且显然为此不快。我接过了他手上的活，叫他去吹牛，他很高兴。
他向经常坐的那张桌子走去，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正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骆驼牌香烟，就电视屏幕上正在进行的拳击比赛与人打赌。他今儿上午又上了报纸，对什么问题都矢口否认。两年前，警察在一家脱衣舞厅后面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地方上的一个恶棍，在城里拥有一家色情娱乐场，他显然是想把脚伸进展览丰乳肥臀的这一行。但他踏错了地盘，做了一笔非法的交易，结果弄得身首异处。布鲁索决不会干这种事，但警方似乎认为，凶手是谁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最近他常到这儿来，酒喝得很猛，而且老和普林斯交头接耳。
感谢上帝，我有了一个真正的职业。我差点儿就要不顾一切乞求布鲁索给我一份工作了。
今天是星期五，是我在莱克事务所上班的第四天。我在莱克事务所工作，这件事我已经告诉过不少人；那几个词滚落舌尖的方式，令人愉快舒心。莱克事务所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种叫人满足的味道。谁都无需多问，只要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在想象中看到那座宏伟的旧仓库，知道那是伟大的乔纳森·莱克和他那帮精悍的律师的家。
昨天，布克高兴得差点儿要哭出声来。他买了牛排和一瓶不含酒精的葡萄酒。查莲烹调。我们一直庆祝到午夜。
我本想今天早晨一觉睡到7点以后，但却一早就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是包娣小姐！她一边把门的把手摇得格格响，一边在大声叫喊：“鲁迪！鲁迪！”
我一打开门，她就冲了进来。“鲁迪，你醒了吗？”她站在小厨房里望着我。我穿着运动短裤和T恤，没什么不雅观。我的眼睛迷迷糊糊，蓬头乱发。我醒了，但还是半睡半醒。
太阳刚刚升出了地平线，她却已是围裙上沾满了土，鞋子上沾满了泥。“早上好。”我说，竭力不流露出心中的不快。
她嘴巴一咧，露出了灰黄色的牙齿。“我把你吵醒了吧？”她像鸟叫一样尖声尖气地问。
“没有。我正想起床。”
“那就好。我们该干活了。”
“干活？可是——”
“是的，鲁迪。你把那堆覆盖土料忘掉得够久啦。该忙起来啦。我们再不忙乎，就要烂掉啦！”
我眨巴着眼睛，想把精神集中起来。“今天是星期五呀。”我咕哝道，心里却有点儿拿不准。
“不对。是星期六！”她厉声说。
我们相互瞪着对方瞪了几秒钟。后来我看了一下手表。虽然在这个圈子里才混了3天，看表的习惯我已经养成。“今天是星期五嘛，包娣小姐。星期五，我得去上班哪。”
“就是星期六。”她厉声说道。
我们又相互瞪了一会。她瞟瞟我的运动短裤，我瞧瞧她沾满泥的鞋。
“你听我说，包娣小姐，”我热情地说。“今天是星期五，这我非常清楚，而且一个半小时以后，我还得在办公室上班呐。覆盖土料我们周末来干。”我这当然只是想平平她的火气。我早已计划好明儿上午坐在写字台前干活了。
“会烂掉的！”
“明天上午以前决不会腐烂的。”覆盖土料真会在塑料袋里腐烂？我看不会。
“明天我要修剪玫瑰。”
“呃，那你就在我上班的时候修剪玫瑰，明天我们再一起弄土料，这样不是很好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