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为你效劳吗？”他低声咆哮道。
“我找劳埃德·别克。”我说，一边想绕过他朝走廊里偷偷瞧一眼。他故意移动了一下，挡住我的视线。
“你是谁？”
“鲁迪·贝勒。”
他侧身从台上拿起一只信封。“把信读一下，立即离开。”他说。信封上用红墨水写着我的姓名，里面是一封短信。我一边读，手一边抖。
劳埃德给我的信只有一段话，用温和的语调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致以美好的祝愿。至于兼并，那是“突然而且出乎意料的”。
我把信朝地板上一摔，举目四顾，还想找点别的什么来出出气。走廊后面声息全无，但我敢肯定他们正蹲在锁着的房门后面，等着我和其他的倒霉蛋由此撤出。门边混凝土底座上安放着一尊布罗德纳克斯的半身青铜雕像，老家伙那肥嘟嘟的脸雕得很糟。我走过时朝它唾了一口，它却丝毫没有畏缩。我因此就在开门时拱了它那么一下，底座一晃，人头随即掉落地上。
“喂！”我的身后响起了洪钟般的声音。就在那座胸像砸开玻璃壁的当儿，我看见那个保安警卫直冲我奔来。
在万分之一秒的瞬间，我心里也曾闪过停下来向他道歉的念头，可飞跑的双脚依然带着我冲过走廊，猛然推开通往楼梯的门。警卫还在后面叫嚷，我脚不点地飞也似地向楼下奔去。他年纪太大，身体太胖，追不着我。
我出了电梯边的一道安全门，走进空荡荡的休息厅，接着就不慌不忙步出大门，踏上人行道。
我在6个街区外一家方便小店门口停了车。时近7点，天几乎已全黑。一幅手书的广告牌上写着：6瓶一盒淡啤，价廉物美，只卖3美元。我需要一盒价廉物美的淡啤酒。
两个月前，劳埃德·别克录用我时说，我的成绩达标，写作能力过硬，面试十分成功，事务所里的伙计们众口一词，无不认为我会胜任。一切都非常好。在信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干活，一定会前程似锦。
但当特伦特与布伦特丢过来几个铜板时，事务所的那些合伙人马上就打开了后门。那些贪婪的混蛋一年挣30万还不满足，他们还想捞得更多。
我跨进方便小店，买了啤酒。付款交税后，我袋里仅剩4美元挂零，而在银行里的存款也不比这数目大很多。
我坐在公用电话亭附近我的车上，喝着第一罐啤酒。自从几小时前和多特、巴迪、博斯科以及包娣小姐一起享受过那顿美味的午餐以来，我还什么都没有下咽。或许我当时本该和博斯科一样，再吃一份黄果冻的。冰冻的啤酒刺激着辘辘饥肠，空着的肚子立刻发出咕咕的哀鸣。
半打啤酒很快就空空如也。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逝去，我驾着破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孟菲斯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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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住的两室公寓套房，十分蹩脚，在一座名叫汉普敦的破旧砖房的二楼，每月房租150美元，但我难得按时交付。一个街区之外，便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与校园也只有1英里之遥。在过去的将近3年中，这里一直是我的家。我最近曾反复盘算，准备在深夜里悄悄从这儿溜走，然后再找一个按月交纳房租的公寓，作为今后12个月的栖身之处。到目前为止，这些打算都无一例外地把我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份工作和每月的工资单，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汉普敦住满了学生，全是像我一样赖账的角色，而房东也已把讨债作为家常便饭。
我在两点钟前到了家。停车场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我停好车，钻出来关好门，突然听见附近有动静。一个家伙正迅速从车里钻出，砰的一声关了门，直冲着我走来。我僵立在人行道上。四周是那么黑，那么静。
“你是鲁迪·贝勒吗？”他对着我的面孔问道。他是个常见的牛仔，穿着尖头皮靴，莱维牌紧身牛仔裤，粗斜棉布衬衫，头发剪得整整齐齐，蓄着络腮胡。他嚼着口香糖，摆出一副要和我过几招的架势。
“你是什么人？”我问。
“你到底是鲁迪·贝勒，还是不是？”
“是。”
他从后面裤袋里抽出几张纸，塞到我眼皮底下。“对不起了。”他口气真诚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
“传票。”
我慢慢地接过传票。天太暗，无法阅读，但我明白其含义。“你是送传票的？”我沮丧地问。
“对。”
“税务局？”
“对，还有汉普敦。他们要把你赶出门。”
要是我头脑清醒，手上捏着一份命我扫地出门的传票，我也许会感到震惊。但这一天之内，我受到的惊骇已经够多了，现在对什么都不会再感到震惊了。我望着草坪上散布着的乱七八糟的杂物、人行道上长着的杂草、灰暗阴沉的汉普敦公寓，心里不停地回想，这个可怜的地方当初怎么居然会吸引了我。
他后退了一步。“全在这儿啦，”他解释道。“开庭的日期，律师的姓名，等等。你或许可以打几个电话，把它私了掉，不过这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这是什么样的职责！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冷不丁地跳出来扑到毫无提防的人面前，把传票塞到他们眼皮底下，提条把无关痛痒的免费建议，然后就脚底擦油去恐吓别的什么人。
他走了几步又站住脚说：“喂，你听着。我以前当过警察，车里现在还装着收话机。几小时前听到了一个古怪的电话，说是一个名叫鲁迪·贝勒的家伙砸了城里一家法律事务所。听他们描述，倒蛮像是你。车子的牌子和型号也跟你的一模一样。我不相信真的是你。”
“如果真的是呢？”
“那也不关我的事，真的。不过，警察正在找你。损坏私人财产。”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逮捕我？”
“嗯。我今晚得另找个地方睡觉了。”
他匆匆钻进汽车。那是一辆宝马。我目送着它消失在夜幕中。
布克在他那整洁的二联式公寓前面门廊上迎我。他在睡衣上面披了一件花呢的浴袍。没有穿拖鞋，干脆赤着脚。除我之外，在学法律的人中，他大概是唯一的穷学生，整天掰着指头计算还得等待多久才能开始上班。但他却很注意穿着打扮。壁橱里挂的东西尽管不多，他的服装却都经过精心挑选。“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他紧张地问，两只眼睛仍有点浮肿。我在转角处青年食品商场的公用电话亭，给他打过电话。
“对不起，”我一边跨进他的窝，一边说。我看见查莲正在小厨房里煮着咖啡。她也穿着花呢浴袍，头发拢在脑后，眼睛红肿。我听见有个孩子在后面喊叫。现在将近凌晨3时，我把他全家都吵醒了。
“坐下，”布克说。他抓住的我手臂，轻轻地把我按到沙发上。“你喝酒啦。”
“我醉了，布克。”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站在我面前，倒更像一个气呼呼的父亲。
“一两句话说不清。”
“你在电话中提到过警察。”
查莲在我旁边的桌上放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你没有事吧，鲁迪？”她问，声音甜美无比。
“棒极了。”我说，口气就像出自一个真正自以为是的家伙。
“你去看看孩子。”布克对她说，而她也就随之消失了。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布克坐在咖啡桌的边上，离我很近，等着我开口。
我没有碰咖啡，头痛欲裂。我把昨天下午分别后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摊在他的面前。由于舌头发硬，转动不灵，我只好打起精神慢慢腾腾地说着。查莲悄没声响地走到最靠近我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极其关心地听着。“我很抱歉。”我低声对她说。
“没关系，鲁迪。没关系的。”
查莲的父亲是田纳西乡下某个地方的牧师，她对于酗酒或其他不良行为，丝毫不能容忍。我和布克在法学院虽然一起喝过几次，可那都是偷偷摸摸干的。
“你真喝了一打？”他怀疑地问。
查莲离开了我们，去照管又在后面开始啼哭的孩子。我以送传票的人、起诉、扫地出门结束了我的叙述。这实在是糟糕透顶的一天。
“我得设法找个工作，布克。”我喝了一大口咖啡后说。
“你惹的麻烦可真大啊。我们3个月后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接着还要面对甄别委员会的审查。要是你因为玩的这些把戏而被逮捕和判刑，那你就完蛋啦。”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的头在开裂，真的在怦怦地跳动。“可以给我一块三明治吗？”我觉得恶心。我喝第二盒6瓶装的啤酒时，虽然吃过一袋椒盐薄脆饼，但那是和博斯科及包娣小姐共进午餐之后，我吃过的唯一的东西。
查莲在厨房里听见了我的话。“来点成肉煎鸡蛋，好吗？”
“好的，查莲。谢谢啦。”
布克想了一阵。“等几个小时我给马尔文·香克尔打个电话。他可以给他兄弟打电话，也许能跟警察通通关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们不抓你。”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坏。”马尔文·香克尔是孟菲斯名声最大的黑人律师，也是布克未来的老板。“打电话的时候，你顺便问问，他那儿有没有位子空着。”
“行。你想进一个维护民权的黑人事务所工作？”
“哪怕是专办离婚案的事务所，我都愿意去。我一点恶意也没有，布克。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眼看就要破产了，伙计。现在恐怕还有别的债权人，正躲在树丛里，等待机会拿着文件朝我扑过来哩。我可不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我慢慢地在沙发上躺下。查莲在煎咸肉，那浓浓的香味在这小窝里飘荡。
“那些文件在哪里？”布克问。
“在车上。”
他走出房间，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坐在椅子里认真读着税务所的起诉书和把我赶出公寓的通知。查莲在厨房里忙着，给我又送来了咖啡和阿斯匹林。时间已是凌晨3点30分，孩子们终于安静入睡。我有一种安全、温暖、甚至被人爱着的感觉。
我的头在慢慢地旋转。我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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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午后很久，我选的两门课早已下课之后，我像一条在灌木丛中爬行的蛇，偷偷摸摸溜进法学院。现在还学什么体育法？还读什么拿破仑法典选读？简直可笑！我钻到图书馆底层无人光顾的那个角落，潜伏在我那个小洞里。
布克把我从沙发上唤醒。他带来了一个蛮有希望的消息：他已经和马尔文·香克尔谈过，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有人在给一个警长之类的人打电话。香克尔先生对问题的解决颇为乐观。他的兄弟是某个刑事庭的法官，万一对我的指控不能撤销，还有别的门路可走。不过，究竟警察是否在追捕我，依然消息全无。布克将再打几个电话，并把情况不断地告诉我。
布克已经在香克尔事务所拥有一间办公室。他在那儿已经当了3年的职员，课余去那里工作，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其余人中随便哪5个加在一起都多。他在课间休息时给秘书打电话，与人们联系约见的时间，并且把这个或那个客户的情况告诉我。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律师的。
由于昨夜酗酒的影响，我无法理清混乱的思绪。于是我便在拍纸簿上把重要的事情写下。例如，我已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成功进入这座大楼，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将在此呆几小时，等法学院的人慢慢走光。现在是周五的下午，是一周内时间过得最慢的时候。然后我要悄悄走到学校就业办公室，拿出浑身解数去和主任纠缠。如果交上好运，也许会有某个清水衙门，由于没有哪个毕业生愿去，现在仍可以向一位聪明能干的法学院高材生提供一个年薪2万美元的职位呢。或者有某家小公司也许突发奇想，要再找一位公司专职律师。事已至此，留给我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在孟菲斯流传着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这个法学院有个毕业生，名叫乔纳森·莱克，他和我一样，在市区大事务所里也找不到工作。事情发生在20年以前。由于得不到声名卓著的事务所的宠幸，莱克自己租了一个地方，挂出了一块小小的律师招牌，宣布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替人打官司。他先是挨了几个月的饿，接着骑的那辆轻骑又在一天晚上闯了祸。他断了一条腿，醒来时已躺在名叫圣彼得的慈善医院里。过了不久，他隔壁那张病床上来了个小伙子，也是在摩托车祸中受的伤。那人从头到脚都是伤，而且烧得很严重。他女朋友的烧伤甚至更重，几天以后便不治而亡。莱克和此人交上了朋友，并且把这两个案子统统接下。后来发现，是一辆豹牌轿车撞着了停车标牌，接着又将莱克那两个委托人骑着的摩托撞翻的，那辆车的驾驶员恰恰就是市里排名第三的大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且6个月前，就是此人主持了对莱克的面试。他醉酒后开车，撞上了停车标牌。
莱克怀着报复心理对他提出了起诉。那位喝醉酒的资深合伙人，在保险公司投保的金额数目巨大，因而公司立刻将大把大把金钱掷向莱克。谁都想把案子迅速了结。通过律师资格考试6个月之后，乔纳森·莱克结案时获得了260万美元赔偿金。而且是现钞，没有一张长期支票，全是明晃晃的现钞。
根据这个传说，两人都还躺在医院里的时候，骑摩托的那位就曾对莱克说过：鉴于莱克那么年轻，刚出校门，不管赔偿金是多是少，他都可以分得一半。莱克认住了这句话，摩托车手也没有食言。因而莱克拿走了130万。传说如是说。
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带着我的130万驾着自备的双桅纵帆船，啜着朗姆烈酒去加勒比海。
可莱克没有这么干。他建了一座写字楼，把里面塞满了秘书、律师帮办、跑腿打杂和调查人员，认认真真地干起了诉讼这一行当。他每天工作18小时，哪个干了坏事他都敢起诉。他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没用多久就成了田纳西州最红的出庭律师。
20年后的今天，乔纳森·莱克依然每天工作18小时。他的事务所有11名律师，但没有合伙人。承接的大案比谁都多，每年的收入据说高达300万左右。
而且他又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300万一年在孟菲斯这样的地方很难不引人注意，因而他总是成为热门话题。关于他的传说也越传越神。每年不知有多少学生，因为他的缘故，才进了这家法学院。他们都做着这个梦。有些毕业生离开法学院时并不找工作，他们只想在市区有一个门上贴着自己名字的狭窄小天地。他们愿意忍饥挨饿，艰难谋生，就像莱克开头那样。
我猜，他们也像他那样骑一辆摩托。也许这就是我注定要走的路。也许这有希望。我和莱克都有希望。
我去找马克斯·勒伯格的时间选得很不合适，他正在打电话，两只手不停地挥动，像喝醉了的水手一样骂着脏话。通话的内容与圣保罗市的一件官司有关，他必须去出庭作证。我假装在写写画画，眼睛看着地板，尽量不听谈话的内容，由他一边在写字台后脚步重重地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拉着电话线。
他挂了电话。“你可是牢牢地卡住他们的喉咙啦。”他一边伸手在乱成一团的桌上摸索，一边飞快地对我说。
“抓住谁？”
“大利公司呀。昨天晚上我把那叠文件全看过了。典型的借方保险欺诈。”他从角落里拿起一个活动文件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知道借方保险欺诈是怎么回事吗？”
我想我是略知一二的，但我怕他会追根究底，于是就说：“不太清楚。”
“黑人称之为‘街头保险’，挨门挨户卖给收入低的人，十分便宜的那种保单。卖保单的经纪人每个礼拜来收保险费，记在投保人交款卡的借方名下。他们靠欺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养活自己，等到投保的人凭保单要求理赔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一口拒绝。对不起，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你的要求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他们编造拒赔的理由，那可是很富有创造性呢。”
“人家不会告他们吗？”
“这很少，研究表明：在拒赔欺诈的纠纷当中，仅有三十分之一是在法庭上解决的。保险公司对此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要记住，他们的对象是下层的人民，是害怕律师和这个法律体制的那些平民百姓。”
“假如被人告了，他们会怎么样呢？”我问。他不知道是朝一只臭虫还是苍蝇打了一巴掌，两张纸从桌子上飞了起来，飘落到地板上。
他把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一般地讲，不会有什么大不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几次保险公司确实曾被判付出巨额惩罚性赔款。我本人就参与过两三次。但是，陪审团是不会乐意让买廉价保险的小百姓成为百万富翁的。譬如说，有这么一位原告，他有一张5000美元的医疗费账单，虽然明显属于保险范围，保险公司却拒绝支付。而该公司的财产，譬如说，却值两个亿。庭审时原告律师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除了5000美元外，让这家公司再赔两三百万，作为对其不良行为的惩罚。这种要求很少会被接受。陪审团会同意给那5000块，外加1万美元罚款，结果赢家还是保险公司。”
“可唐尼·雷·布莱克快要死啦。而这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做骨髓移植手术，可根据保单规定，他是有权做这种移植手术的。我说得对吗？”
勒伯格朝我不屑地笑了笑。“你也真是的。你这是在假定他的父母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了，但假定总是靠不住的。”
“可是，假如这一切都在那上面呢？”我指着保单问道。
他耸耸肩，点点头，又笑了笑。“那么这就是一桩好案子。谈不上了不起，但却是好案子。”
“我不明白。”
“这很简单，鲁迪。这里是田纳西。本州的赔偿裁决不超过5位数。谁也不会得到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陪审团保守至极。人均收入又相当低，所以指望陪审员们会让他们的邻居成为富翁，真是困难之至。想在孟菲斯得到一个像样的裁决，更是难上加难。”
我敢打赌，乔纳森·莱克肯定可以让陪审团作出一个像样的裁决。假如我把这案子交给他，他或许会给我小小的一份。尽管昨夜醉酒的后遗症未尽，我的心情却已在好转。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问。
“起诉那些混蛋。”
“我还没有拿到正式律师执照呢。”
“不是叫你自己去起诉。你在市里找一个大红大紫的出庭律师。代表布莱克家打几个电话，跟那位律师当面谈谈。再写一张两页纸的报告给斯穆特，你的任务就算结束了。”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跳了起来，将文件夹向我面前一推，说道：“这儿是州里几桩欺诈案的名单，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看。”
“谢谢。”我说。
他挥手打发了我。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又已开始对着话筒大声吼叫。
法学院教会我厌恶研究工作。我在这里生活3年了；这痛苦的3年当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化在发黄的故纸堆中，搜寻古代的案例，来论证原始的法律理论，而这些理论却是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律师几十年都不会想到一次的。他们喜欢把你打发到这儿来寻觅宝藏。我们的教授们几乎全都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发挥作用才在这儿教书的，他们认为让我们追踪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案例，写出毫无意义的摘要，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高分，作为训练有素的年轻律师进入法律界。
进入法学院后的最初两年，情况尤其是如此。但现在不那么糟了。或许这种训练有办法使人达到疯狂的地步，因为我听说过许许多多与大事务所有关的故事，它们把新录用的生手派到图书馆去，像奴隶一样在那里写两年案例摘要和审讯备忘录。
一个人在酒醉以后做法律方面的研究时，时间对他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头痛在加剧，手在继续颤抖。布克星期五傍晚在我那个小洞里找到我时，我面前乱七八糟地摊着十几本翻开的书，那是勒伯格开的必读案例。“你感觉怎么样？”
布克穿着上装，打着领带。他显然已去过办公室，像真正的律师那样接电话，使用录音电话机。
“我很好。”
他在我身边跪下，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那一堆书。“看这些干什么？”他问。
“不是准备律师资格考试，是为斯穆特的课做点儿研究。”
“你可是从来没有为他的课做过研究呀。”
“是的。所以我感到很内疚。”
布克站了起来，靠在书架上。“两件事，”他几乎耳语似地说。“香克尔先生觉得发生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桩小纠纷，已经处理完毕了。他打过几个电话，确信所谓的被害人并不想坚持提出指控。”
“好，”我说，“谢谢你，布克。”
“不客气。我想你现在出去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你可抛下你的研究的话。”
“我试试。”
“第二，我跟香克尔先生谈了很久。刚离开他的办公室。不过，呃，此刻他那里没有空缺。他已经雇了3位律师了，我一个，还有两个是华盛顿来的。他正在为没有地方安顿我们而发愁，还在想法找办公室呢。”
“你没有必要和他谈这件事的，布克。”
“是没有必要，可我乐意。这算不了什么。香克尔先生答应把触角伸出去，帮你试探试探。你知道，他认识的人可多哩。”
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24小时以前，我还有获得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的可能，如今我却在让从未谋面的人帮忙找一个微不足道的就业机会。
“谢谢，”我咬紧嘴唇，望着自己的手指说。
他瞧了瞧表。“得走了。你想在明天早晨准备资格考试吗？”
“是的。”
“我给你打电话。”他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出去。
刚好5点差10分时，我上楼梯到了大厅，离开了图书馆。我现在不担心警察会在我面前出现，不害怕面对莎拉·普兰克莫尔，甚至也不为传票送达人会再次光临而犯愁了。我几乎一点儿都不怕会和同学们不愉快地相逢，今天是周五，他们都已离开了学校，法学院空无人迹。
就业咨询处设在离行政大楼正面附近的大厅里。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瞧着走廊上的布告牌。那儿通常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招聘启事，有的来自大中型事务所和政府机构，有的来自个体开业律师或私人公司。我迅速瞧了一眼便已明白：不出所料，布告牌上没有一张招贴；在一年的这种时候，没有人才市场。
马德琳·史金纳在这儿负责就业咨询处已有许多年。有人说她即将退休，又有人说她每年都以退休作威胁，企图从院长手里挤出点儿什么来。她今年60岁，但看上去却有70岁。她骨瘦如柴，花白的短发，眼睛周围的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写字台上的烟缸里总是搁着一支燃着的香烟。据说，她一天要抽4包烟，这听起来未免有点滑稽，因为这座楼里早已正式宣布严禁吸烟，但谁都鼓不起勇气指责马德琳。她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能把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些人带进法学院。而没有工作机会，也就不会有法学院。
再说，她对于自己的工作又十分精通。她在最合适的事务所里认识最合适的人。在正为自己的事务所搜罗人才的那些要人当中，有许多人的工作当初都是由她一手包办的，而且她的手段又很了不起。假如孟菲斯州立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在为一家大事务所负责招聘人员，而这家大事务所偏爱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歧视我们的人。遇到这种事，据说马德琳就给孟菲斯州大校长打电话，向他提出非正式的投诉。而这位校长据说就会去拜访市里各家大事务所，和事务所的合伙人共进午餐，从而把事情摆平。马德琳对孟菲斯的所有职位空缺都了如指掌，而且谁填补了空缺她也了解得清清楚楚。
但她的工作如今越来越难做。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实在太多，而本校又非常春藤联合会中的一员。
她站在水冷却器旁边，注视着门口，仿佛是在等我。“你好，鲁迪。”她用沙哑的声音说。办公室的人全都走光了，她独自一个，一只手端着一杯水，另一只手上夹了支劣质香烟。
“你好。”我边说边很甜地笑着，就像天底下数我最幸福。
她用手中的杯子指了指办公室的门。“我们进去谈吧。”
“好的。”我跟着她走进办公室。她关上门，朝一把椅子点了点头。我遵命坐下后，她也在桌子对面的椅子边上坐下。
“日子很难过，啊？”她好像知道过去24小时当中发生的一切。
“更难过的日子我都过来了。”
“今天上午我和劳埃德·别克谈过了。”她缓慢地说。我巴不得他已经翘了辫子。
“他怎么说？”我尽量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呃，我昨天晚上听说了兼并的事。对你的事我们很关心。你是我们推荐给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唯一毕业生，所以我急于了解你的遭遇。”
“那么他说了什么？”
“说是兼并发生得非常迅速，机不可失，如此等等。”
“这和我听到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废话。”
“后来我问他第一次把兼并的事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他回答非常含糊，说是某个合伙人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未能打通。”
“电话不通有4天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问他能否把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与你鲁迪·贝勒之间，有关这次兼并和兼并发生后你的表现的书面通信传真给我。”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这我知道。他也这样承认了。他说的大意是，在兼并结束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干。”
“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干。”马德琳站在我一边，这使我感到一丝暖意。
“所以我非常详细地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卑劣地欺骗了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结果我们在电话上大干了一仗。”
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赢家是谁。
她继续说道：“别克赌咒发誓说，他本来是想把你留下的。我不知道他的话该信还是不该信，但是我说他们本来早就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你是个快要毕业的学生，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却泡汤了，而且又没有一点财产。我说我知道他开的是血汗工厂，可现在奴隶制早就结束了，他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随心所欲地摆弄你。”
真是个好样儿的老太太！和我的看法一模一样。
“跟他吵完以后，我去找了院长。院长给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唐纳德·赫克打了电话。通过几次话以后，赫克重弹了同样的老调：别克本想留你，可是你不符合廷利·布里特聘用新律师的标准。院长表示怀疑，赫克于是又说他再看看你的简历和成绩单。”
“特伦特与布伦特对我不合适。”我说，口气傲得就像自己现在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赫克也有同感。他说廷利·布里特宁愿这件事就此了结。”
“好嘛。”我说。我想不出比这更聪明的话了。但她看透了我，她知道我现在痛苦得如坐针毡。
“我们对延利·布里特没有什么影响力。过去3年他们才录用了我们5个毕业生。他们事务所这么大，所以谁都不买账。坦白地说，我是不会想到那儿去工作的。”
她是在想法安慰我，让我觉得我碰到的倒好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特伦特与布伦特有啥了不起，他们给的起步年薪不就5万美元嘛！
“那你这儿还剩什么？”我问。
“不怎么多，”她不加思索地答道。“实际上是没有。”她翻了翻笔记。“我给认识的人都打过电话了，原来倒是有个公设辩护律师助理的位置，兼职，12000元年薪，可两天以前我已经让霍尔·帕斯特里尼去了。你认识霍尔吗？真为他高兴，他最后总算是找到一份工作啦！”
我猜，人们此刻也正在为我高兴吧。
“有两家小公司很可能要聘请法律顾问，不过两家都要求首先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在7月份举行。几乎所有事务所都是在法学院学生毕业后便立即把他们招聘进去，付给工资，让他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而他们通过后，便也挤命为事务所干活。
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再想想办法，或许会找到点儿门路的。”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城里有3000名律师，大多数人不是个人独立开业，就是两三个人合伙开一家事务所。他们不和我这个就业咨询处打交道，我不认识他们。找他们去。找那些小事务所，两三个人或者四五个人的小事务所。设法说服他们，使他们给你一份工作。你还要主动表示愿意办那些‘死鱼案’……”
“‘死鱼案’？”我不解地问。
“对。哪个律师都有几桩‘死鱼案’。他们把这种案子甩在角落里，时间越长，就越难办。是律师们接了就会后悔的那种案子。”
这在法学院可没有学过。
“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什么都可以问。”
“你刚才叫我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这样的建议，在过去3个月中，请问你重复过多少遍？”
她淡淡一笑，敲了几个微机的键盘。“我们大约有15名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
“那么就在我们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外面踏马路。”
“有此可能。不过也很难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别有打算，但并不一定就会告诉我们。”
时间已经过了5点，她想要走了。“谢谢你，史金纳夫人。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知道有人关心自己，总是很愉快的。”
“我会继续帮你找的，我保证。下星期你再来看看。”
“我会来的。谢啦。”
我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又回到图书馆地下室那个小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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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伯德桑家住在市中心。这是孟菲斯富人居住的一个老区，离法学院只有二三英里。街道两旁长着高大的老橡树，使它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有几幢房屋十分漂亮，草地修得平平整整，车道上停着的豪华轿车闪闪发亮。有些似乎已无人居住，正透过树叶芜蔓的树丛和茂密的野生灌木提心吊胆地向外窥视。还有些房屋则介于两者之间。包娣小姐的住宅，是一座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用石头砌成的维多利亚式白色建筑。弯曲幅度很大的门廊，一端见不到。房屋需要粉刷，屋顶需要换新，庭院也需要修整。窗户灰暗，阴沟塞满了树叶，但一眼便可看出有人在此居住，而且在尽力加以维护。车道两侧是杂乱的树篱。我把车停在一辆车身很脏的凯迪拉克后面，这部名贵轿车开了大概已有10年。
我踩着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门廊木板，朝前门走去，眼睛四下张望，生怕随时会窜出一条尖牙利齿的大狼狗。时已很晚，天几乎已经全黑，但门廊上却没有灯光。又厚又重的木门敞开着，透过栅门我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门厅。由于找不着门铃的按钮，我轻轻地用手拍了拍栅门，栅门格格响了两声。我屏住呼吸；没有狼犬狂吠着扑出来。
“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地问。
“包娣小姐吗？”
我看见有人慢慢走过门厅，开亮一盏灯。那不是别人，正是包娣小姐自己，身上还穿着昨天在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穿的那身棉套裙。她眯着眼睛望着门外。
“我是鲁迪·贝勒，昨天和你谈话的那个法学院学生。”
“鲁迪！”见到我她居然那么兴高采烈，倒使我有点儿尴尬之感，但瞬间心里却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哀。她孤零零地住在这巨宅大院之中，而且确信儿孙已经将她抛弃。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照顾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老人聚在一起吃顿中饭，唱一两支歌曲。包娣·伯德桑小姐是个非常孤独的老人。
她匆忙打开栅门。“进来，进来。”她不停地反复说，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惊奇。她抓着我的手肘，领着我走过门厅和走廊，把一路的灯逐个开亮。壁上挂满了家人的旧照片，地毯沾满灰尘，露出了线头。室内弥漫着潮湿霉烂的气味。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需要认真打扫，彻底翻新。
“你顺道来看我，我太谢谢了。”她亲密地说，一只手仍捏着我的手臂。“昨天和我们在一起你过得愉快吗？”
“很愉快，小姐。”
“你还会去看望我们吗？”
“迫不及待。”
她把我领到厨房里的桌边坐下。“咖啡还是茶？”她问，一边蹦到橱旁，啪的一下按亮了电灯。
“咖啡。”我打量着厨房说。
“速溶行吗？”
“可以。”念了3年法学院，我已经分不清速溶咖啡和现煮咖啡的不同滋味了。
“加奶还是糖？”她一边把手伸向冰箱，一边问道。
“就清咖啡。”
她把水放到炉子上，摆好两只咖啡杯，在我对面坐下。她笑容满面，我使她打心眼里高兴。
“见到你我真是开心，”她不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说。
“你的家很可爱，包娣小姐。”我吸着带有霉味的空气说。
“哦，谢谢你。这还是汤玛斯和我50年以前买下的。”
厨房里的锅和壶，水池和龙头，炉子和烤箱，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用了至少50年了。那只冰箱大概是60年代初的产品。
“汤玛斯11年前去世了。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不过还是不谈他们吧。”她那张喜滋滋的脸突然沉了下来，但很快又露出了笑意。
“对，当然是不谈为好。”
“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她说。这个题目我倒是宁愿避而不谈。
“行呀。干吗不呢？”我绷紧了神经，准备应付她的发问。
“你是哪里人？”
“我生在孟菲斯，不过是在诺克斯维尔长大的。”
“好极了。那么你是在哪儿念大学的呢？”
“奥斯汀皮依。”
“奥斯汀什么？”
“奥斯汀皮依。学校很小，在克拉克斯维尔。是由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
“好极了。那么你为什么挑中孟菲斯州立大学读法学院呢？”
“因为它确实是个好学校，而且我又喜欢孟菲斯。”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孟菲斯州大录取了我，而这个学校我又上得起。
“好极了。你什么时候毕业呢？”
“再过几星期。”
“那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律师啦。好极了。你打算去哪儿工作呢？”
“嗯，这个我还没拿准。最近我一直想得很多，你知道，想自己挂牌开业。我属于那种独来独往的人，我想我恐怕不能在别人手下干活。我想按自己的路子开展律师业务。”
她睁大眼睛瞪着我。笑容消失了。直视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动也不动。她困惑不解。“那也很妙嘛。”说完，她便跳起来去张罗咖啡。
假如这位矮小而又甜蜜的女士真的拥有千百万美元，那么她为了掩盖真相而玩的把戏，真可谓妙不可言。我仔细打量这个房问。上面搁着我的手肘的这张桌子，四条腿是铝质的，桌面上贴的福米加塑料已经破旧。每一个盘子，每一件厨具，每一样用具，每一种装饰，无不都是购置于几十年之前。她住在一幢疏于收拾整修的老房子里，开着一辆旧车。家里显然没有女佣或男仆，也没有漂亮的小猫或小狗。
“好极了。”她把两只杯子放在桌上，又说了一遍。杯子里没有热气往外冒，我的杯子只有一点微温，咖啡很淡，早已走了味。
“咖啡味道很好。”我咂着嘴说。
“谢谢。这么说你打算自己开一个小事务所？”
“我是有这种考虑。开头，你知道，会很困难；不过，只要我勤奋努力，待人公平，那我是不怕吸引不到客户的。”
她真诚地露齿一笑，接着又慢慢地摇摇头。“嗯，这确实很妙，鲁迪。你很有勇气。我想律师这一行业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这一行业才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哩。我只不过是又一个饿着肚皮、贪婪成性的青年，成天在街上游荡，像捡破烂一样到处搜罗出庭诉讼的机会，千方百计惹是生非，以便从身无分文的客户身上榨出几滴油水。
“你也许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呢，”我啜着咖啡说。
“你来了我就很高兴。”
“嗯，是的，又看到了你，实在是棒。但是，我来是想和你谈谈你的遗嘱。昨儿晚上我睡得不好，我为你的财产担心。”
她的眼睛湿了。这句话使她大为感动。
“有几件事特别让我不安，”我解释道，一面皱着眉，竭力摆出一副律师面孔。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捏在手上，仿佛随时准备投入行动。“首先，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看到你或任何一个委托人对家庭成员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我实在感到不安。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详细地讨论一下。”她闭紧了嘴唇，没有吭声。“其次，我得再次请你原谅，不过要是不说，作为律师我又会感到无地自容。我是想说：让我起草遗嘱或其他文书，把一份财产的主要部分转让给一位电视上的名人，我感到委实难以下笔。”
“他是上帝的仆人，”她立即挺身捍卫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荣誉，加重语气说。
“这我知道。不过为何要把一切都给他呢，包娣小姐？干吗不给25％，或者别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数目？”
“他开销很大。而且他的喷气飞机也旧啦、他把什么都告诉我啦。”
“好。但是上帝总没有叫你资助这位牧师大人的所有同行吧？”
“上帝对我说什么，我不能透露。谢谢你关心。”
“那是当然。我的意思你肯定也明白，包娣小姐，但事实确实是：有很多牧师已经堕落了。他们和别的女人鬼混，他们一掷万金，买房子，买汽车，买漂亮的服装，度假，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骗子。”
“他不是骗子！”
“我并没有说他是呀。”
“那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说，接着便喝了一大口咖啡。她没有光火，但情绪与光火也差不了很多。“我是作为你的律师来的，包棵小姐，此外别无他意。你请我为你准备一份遗嘱，对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加以考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她紧嚼着的嘴松开来了，她的目光又像原先那样柔和了。“好极了，”她说。
我想，许多像包棵小姐这样富有的老人，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吃过苦头、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的那些老人，会牢牢地看紧自己的钱袋，对会计师、律师和不友好的银行家保持高度的警惕。但包棵小姐却不是如此。她像靠养老金维持生计的穷寡妇一样幼稚，一样轻信。“他需要这笔钱，”她说着喝了一口咖啡，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谈谈钱的事好吗？”
“你们当律师的怎么老想谈钱？”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包棵小姐。稍有疏忽，政府就会从你的财产里割走一大块肥肉。现在可以在你的钱上动点脑筋，如果考虑周密，就可以少交一大笔遗产税。”
她听了颇为不快。“那些法律上的废话，说半天我也摸不着头绪。”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呀，包棵小姐。”
“我看你是想让遗嘱里也有你的大名吧，”她说。依然对法律的麻烦感到不悦。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一边竭力装出一副十分震惊的样子，一边又竭力想掩饰被她识破时的惊讶。
“那些律师没有一个不想把名字放到我的遗嘱里去。”
“我很遗憾，包梯小姐，的确有一批骗人的律师。”
“钱德勒牧师正是这么说的。”
“这我相信。啦，我并不想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你能否告诉我你的钱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是房地产，股票证券，现金，还是别的投62资？了解钱如何存放，对于遗产规划极为重要。”
“全在一个地方。”
“好。什么地方？”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是的。这一言难尽哪，鲁迪。”
“告诉我，好吗？”
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托尼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托尼有个有钱的兄弟，那是个疯子，他们全家都是疯子，真的。就在托尼去世之前，他从疯子兄弟那儿继承了一笔钱。我是说，在托尼翘辫子之前两天，他兄弟先在佛罗里达断了气。托尼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个老婆啥也没有留下。而那个老婆就是我。所以他们从亚特兰大跟我联系，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我联系，告诉我说，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我现在值一大笔钱。”
“多少钱？”
“比汤玛斯留给我的要多出老鼻子的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现在才告诉了你。你不会说出来的，对吗，鲁迪？”
“包娣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宣过誓，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绝泄露内情权。”
“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原来的律师？”我问。
“哦，他呀。不相信他。我只告诉他留赠给孩子们的数目，没有说出总数。可他一算出我有钱，就要我把他也放进遗嘱里面去。”
“但是你绝对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绝对没有。”
“你没有告诉他总数？”
“没。”
如果我算得不错，她原来那份遗嘱留赠给儿孙的总数至少有2000万。所以起草遗嘱的那位同行至少知道了这个数。现在问题显然是：这位宝贝小老太究竟总共有多少钱？
“你准备把总数告诉我吗？”
“也许明天，鲁迪。也许明天告诉你。”
我们离开厨房，朝屋后的院子走去。她在玫瑰花丛旁边新装了一套喷灌设备，想让我一饱眼福。我神情专注地仔细观看，并且用热情洋溢的美好语言对它大大赞扬了一番。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包娣小姐是老富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她的家人知道她有钱。她一直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现在作为一个靠绰绰有余的储蓄为生的80高龄的寡妇，她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
我们坐在装饰华丽的铁凳上，在幽暗中啜着毫无热气的咖啡，直到最后我找到了一长串的理由好让自己溜走。
为了维持自己的这种富裕的生活方式，我过去3年中，在距校园不远的尤吉酒家既当酒吧侍者又当跑堂。这个大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以带汁的洋葱汉堡包和圣帕特里克节①供应的生啤而远近闻名。从午餐开始到关门打烊，在冗长的营业时间里，一直吵吵嚷嚷又快快活活的。一罐淡啤在“周一之夜橄榄球大赛”时只卖一美元，其他时间则卖两美元。
①圣帕特里克节是在3月17日，是爱尔兰人过的节日。
店主名叫普林斯·托马斯，是个梳着马尾巴辫子的古怪家伙，长得又粗又大，而他的自负甚至比他的身躯还要厉害。他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喜欢干些标新立异的勾当，让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让自己的尊容在电视晚间新闻中出现。他组织逐店饮酒和湿T恤比赛②。他曾要求市府批准他这样的酒店通宵营业，而市府却对他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种种罪行。他喜欢被人起诉。只要你能说出他的罪名，他就可以组织一批人马，设法使之合法化。
②一种低级趣味的比赛。女孩子们穿着湿透了的T恤，比谁线条最突出，最性感。
普林斯对尤吉酒家的管理颇为松弛。我们这些雇员按自定的时间上下班，自己处理小费，各干各的活，很少有人干涉监督。而且业务也并不复杂。只要柜台上有足够的啤酒，厨房里有足够的碎牛肉，酒店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普林斯喜欢在柜台上忙活，招呼那些漂亮的女学生，把她们领进火车座，和她们打情骂俏，而且往往总是使自己丢人现丑。他喜欢坐在靠近大屏幕的桌子上，对正在播出的体育比赛跟人打赌。他身材魁梧，手臂粗壮，店里发生武斗时偶尔也会出面制止。
普林斯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有人传说他卷入了皮肉行业。在这个城市里，脱衣舞俱乐部十分兴旺发达，而他那些所谓的合伙人都有过前科。这在报纸上时有所闻。他曾经上过两次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在他那儿打了3年工之后，我对两件事已深信不疑。一是尤古酒家收到的现金，他大多不入账。我估计每周至少有2000块，一年高达10万之巨。二是他用尤吉酒家来掩护他那个小小的腐朽王国，通过它洗钱，并且使它显出一种经营不善营业亏损的模样，以便逃避税收。他在地下室里有个办公室，他就在那个没有窗户十分安全的房间里会见他那一帮狐朋狗友。
对这一切我才不管呢。他对我一直不错。我每小时挣5块，一周打工20小时左右。由于顾客全是学生，因而小费不多。考试期间，我可以调班。每天起码有5个学生来找工作。所以能有这份工作，我已经觉得运气不错了。
再说，不管尤吉酒家可能还搞其他什么花样，它却是一个学生常光顾的地方。一年以前，普林斯按照孟菲斯州大校旗的颜色，把它粉刷成蓝灰相间，焕然一新。墙上挂满了球队的锦旗和镶着镜框的体育明星的照片。虎将劲敌的照片比比皆是。它离校园又很近，因而总是挤满了大学生，他们在这儿谈笑调情，一坐就是几小时。
今儿晚上普林斯正在看一场球赛。棒球赛季刚开始不久，但他已经确信布雷弗斯队肯定能进入秋季决赛。只要有球类比赛，他都愿与人打赌，但他最喜欢的却是布雷弗斯队。他们与谁比赛，在哪里比赛，谁投球，谁受了伤，这一切对普林斯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反正都是把宝押在布雷弗斯队上。
我今夜在酒吧当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时刻注意把他杯中的朗姆酒和开胃水斟满。当戴夫·贾斯蒂斯漂亮地打出了本垒打时，他高兴得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从一个学生手上接过了几张钞票。他们赌的是谁将首先打出本垒打，是戴夫·贾斯蒂斯还是巴里·邦兹？我曾见过他用比这更荒唐的题目打赌：在第三局中，投给第二击球手的第一个球是坏球还是好球？
我今天晚上幸好无需在大堂里侍候客人。头仍在痛，我得尽量少走动。而且我可以从冰柜里取出啤酒，偶尔喝它几口。普林斯并不在乎他的侍者间或拐点儿酒。
我将来会怀念这个工作的。或许会的吧？
前面一个火车座里坐的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都是我的同窗，三年级学生，而且可能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你还是个低年级的学生时，当个酒吧侍者或者跑堂并无伤大雅，而且在尤吉打工实际上还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毕业，那时候这种可取之处就会突然消失，我的处境将比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还要糟糕。我将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统计数字，又一个在律师行业的筛选中被淘汰的法学院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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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根据何种标准把奥布里·H．朗法律事务所作为首选的进攻目标，老实说，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想，这与它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多少有点关系。那张广告颇为气派，蛮能吸引人，上面有一张颗粒清晰的朗先生的黑白照。律师如今已变得和按摩师一样下贱，喜欢把自己的尊容到处张贴了。和出现在律师栏里的大多数怪模怪样的面部照片相比，他看起来像个诚实的人，年纪大约40岁，脸上的笑容也颇为动人。他的事务所有4位律师，精通车祸引起的法律诉讼，在人身损害保险索赔等等案件中全方位地伸张正义，为争取委托人的利益全力以赴，而且不打赢官司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管他妈的，我总得从某一家事务所开始嘛。我按照地址在闹市区一幢小小的十分难看的方形砖房里找到这家事务所。砖房隔壁是一个免费停车场，这在黄页广告上曾特别标明。我推开门，随即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在铺得乱七八糟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又矮又壮的女人。她紧皱着眉头用近于嘲讽的口气招呼我。我妨碍她打字啦。
“有何贵干？”她问，肥胖的手指稍稍离开打字机键盘。
妈的，真叫人难堪！我强使自己挤出了一丝笑容。“嗯，我不知道能否见一见朗先生？”
“他在联邦法院出庭呢，”她回答说，两个指头已经在键盘上敲下去，打出了一个短短的词。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法院，而是联邦法院啊！能在联邦法院出庭的都是律师界的佼佼者，所以像奥布里·朗这样微不足道的律师，一旦有机会在联邦法院出庭为人辩护，自然巴不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的秘书当然也会奉命宣传。
“有何贵干？”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事先已打定主意，毫无保留地坦白行事。欺骗和狡诈可以骗人一时，却不能骗人一世。“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不久就要毕业。所以我想，嗯，我想找份工作。”
她毫不掩饰地露出了讥讽的神情，手指离开了键盘，转过椅子面对着我，微微摇着头。“我们不雇人。”她用一种心满意足的口气说，那样子就像个炼油厂的工头。
“明白了。不过，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份简历和一封给朗先生的信？”
她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忙不迭地朝桌上一丢，仿佛这几张纸都是被尿浸透了似的。“我把你的和别人的放在一起。”
我勉强咯咯一笑，咧着嘴巴说：“我们有很多人来过，啊？”
“大约一天一个吧。”
“哦。对不起，打扰啦。”
“没问题。”她咕噜道。话未说完，手已回到打字机上，开始使劲敲打。我转身走出了这家事务所。
我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份简历和许多封信。我把整个周末都用于准备文件，筹划进攻的对象。现在的我有满脑子办法，但却缺少乐观。我打算干一个月，每天进攻两三家小事务所，每周五天，一天也不停，一直干到毕业为止，然后，然后会怎么样，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好在布克已经说通了马尔文·香克尔帮我在司法机关找工作，而且马德琳·史金纳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和某个人通话，要求他聘用我呢。
也许会有点儿结果的。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个三人事务所，与第一个目标只隔两个街区。这是我精打细算的成果，这样我就可以在受到一处拒绝之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接受第二次拒绝。时间就不会白白浪费。
据电话簿黄页律师栏介绍，纽利·罗斯与佩里事务所从事的是一般法律业务，三个合伙人都是40岁出头的年纪，事务所里既无别的律师，也没有律师帮办。他们似乎承接许多房地产方面的案子，这让我受不了，不过现在可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事务所在一座现代化的混凝土大楼的三楼，电梯很慢，而且闷热。
接待室舒适得令人惊讶，人造硬木地板上铺着一条东方地毯。玻璃咖啡桌上散放着几本《人物》和《我们》杂志。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说：“早上好。我能为你效劳吗？”
“是的。我想见纽利先生。”
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瞧了一眼她那张整洁的写字台上放着的一本厚厚的约会簿。“你和他约好了吗？”她问。其实她已非常明白我并非有约。
“没有。”
“明白了。纽利先生现在正忙着呢。”
我去年夏天在一家事务所打过工，我早就清楚会有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标准的答案。世界上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承认，或者会允许他的秘书承认：他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本来还可能会有比这更糟的回答：他今儿上午还可能正在联邦法院出庭呢。
据黄页律师栏介绍，罗德里克·纽利是这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我在制定进攻方案时，曾设法把尽可能多的校友包括在内。
“我很乐意等一会儿。”我说，同时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们都在微微笑着的当儿，短短的走廊头上一扇门开了，一个未穿上装、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眼，看见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面带微笑的秘书。
“早上好，”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声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声音。
她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抢先一步说：“我需要和纽利先生谈一谈。”
“我就是，”他边说边把右手朝我伸了过来。“罗德·纽利。”
“我是鲁迪·贝勒，”我边说边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我们仍旧握着对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时，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显减弱。“哦，”他说，“工作？”他瞟了一下坐着的秘书，仿佛在说：“你怎么能让这种场面出现？”
“是的，先生。我只要10分钟。我知道你很忙。”
“对，嗯，你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得去录一个证词，接着还要出庭。”他看看我，看看她，接着又看了看表，一副要走的样子。但他本质上却是个好人，一个轻信别人的好人。或许在不太久之前的某一天，他也曾处在我目前的境地。我一边用目光向他恳求，一边伸出手去把简历和信递给他。
“好。嗯，当然，进来吧。不过，只能呆一会儿。”
“我10分钟以后按响蜂鸣器。”她迅速接腔道。她打算以此来弥补自己刚才的疏忽。他像所有律师一样，仔细看了看表，严肃地对她说：“对，最多10分钟。你给布兰奇挂个电话，告诉她我可能要晚到几分钟。”
他们俩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巧妙。他们将为我提供方便，但同时却又已做好安排，让我迅速离开。
“跟我来，鲁迪。”他微笑着说。我紧紧跟着他，朝走廊那一头走去。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问。写字台后面，一排书架构成了一道挡壁；正对着门是一道“自我表现墙”。我迅速扫视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证书，这里有出席扶轮国际分社满勤证书，童子军志愿者证书，本月律师先生证书，至少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与红发政客合影的照片，商会会员证书。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用镜框镶起来的。
我们分别在他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两侧坐下。我能清楚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实在抱歉，”我开口说，“但是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毕业？”他手肘搁在桌上，身子前倾。
“下个月。我知道现在找工作为时已晚，不过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着就讲了与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纠葛。谈到与延利·布里特有关的部分时，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厌恶大事务所这一点。因为像我的这位朋友罗德这样的小伙计，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头律师，和市中心高楼大厦里那些穿着丝袜的大讼棍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诉他，廷利·布里传本想找我谈谈聘用的事，接着就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一个向自己脸上贴金的观点：叫我为一家大事务所工作，根本就没门。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独立性太强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这番话讲了不到5分钟。
他听得十分专注，尽管由于对那随时都会响起的蜂鸣器声念念不忘而多少有点分心。他心里明白他决不会雇用我，因而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等着许诺给我的10分钟过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用同情的语气说。
“或许再好不过了，”我说，声音像祭坛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在班上的成绩，在前四名之内。我非常喜欢房地产业，而且已经读过两门有关财产的课程。两门课的成绩都很不错。”
“我们承办的房地产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诉讼。”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补了一句。他或许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许能挣到足够的钱过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个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办案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而已，可他却想在我的心目中，竖起一个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讼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常规，律师们无不都是这么自吹自擂的。我见过的律师虽不太多，但在见到过的当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的。
我的时间快要用尽。“我一直靠工作挣钱念书。整整7年，没有从家里拿到过一分钱。”
“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都干过。目前在尤吉酒家，当酒吧侍者。”
“你当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别的事。”
他手里捏着我的简历。“你是单身。”他慢腾腾地说。这在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认认真真地谈过恋爱吗？”
这跟他实在毫无关系，可我怎敢顶撞他？“没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恋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这两个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恋者的幽然时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这几年没有雇用过一个新律师。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务所，给新雇的律师，开的是什么价？”
他提这个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不管我如何回答，他都会对那些高楼大厦里的高额年薪，装出一副震惊和无法相信的模样。而这当然将是我们进行有关工资的讨论的基础。
撒谎不会有任何益处。他对工资的多少，很可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律师们喜欢说长道短。
“延利·布里特一贯坚持付给雇员最高的工资，这你是知道的。我听说高达5万美元。”
我还未说完，他已经开始摇头。“你开玩笑，”他装出一副震惊得不知所措的模样说，“你开玩笑啦。”
“我不要那么高的价。”我忙不迭地宣布道。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人愿出价，我就把自己廉价出售。我的开销很少，而且只要我能跨进大门，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几年，那么我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
“那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数呀？”他问。那口气好像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小事务所，可以与那些大家伙一比高低，工资哪怕仅仅比他们低一点，也会使他感到掉价一般。
“我只要一半就干。两万五。我愿意每周工作80小时。我愿意处理所有的臭鱼档案。我愿意干任何杂活。你和罗斯先生以及佩里先生，可以把你们但愿从来没有接下的任何案子交给我，我将在6个月之内把它们了结。我保证。我在头一年里就可以赚回自己的工资，不然，我立即走人。”
罗德听了我的一席话，惊讶得张开嘴唇，露出了牙齿。两颗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大概是在动着脑子，想把面前的这堆垃圾从办公室里铲走，抛到别的一个什么人头上去。这时，从他的电话机里传出了蜂鸣器嗞嗞的响声，随之传来了秘书的声音。“纽利先生，他们在等你去取证呢。”
我瞧了一下手表。8分钟。
他看了一下他的表，皱了皱眉，对我说：“你的提议很有意思。我考虑考虑。我得和合伙人商量一下。我们每周四上午碰头研究工作。”他站了起来。“到时候我一定把你的事提出来。我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招聘的事，真的。”他从桌后走了过来，准备送我出来。
“准能成的，纽利先生。两万五实在是便宜呀。”我边说边向门口退去。
他显出一副惊愕的模样。“哦，这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他说，仿佛他和他的合伙人对于付出低于延利·布里特的年薪，想都不敢想似的。“问题只是我们事务所目前运转得相当顺利。赚的钱很多，你知道。每个人都很舒心。没有考虑过扩大规模增加人员的事。”他打开门，等我走人。“保持联系。”
他紧跟着我走到接待处，吩咐秘书记清楚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用力和我握了握手，祝我交上好运，并且保证不久就会给我打电话。几秒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思绪才又集中起来。我刚才试图三文不值二文地廉价出卖我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但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又依然故我地站在人行道上。
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我和罗德里克·纽利的这一短暂会见，在我的外出活动当中，却是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
时间已近10点。再过30分钟，我选的拿破仑法典选读就要开始。我已缺了一周的课。我应该赶去上课。可是，即使在以后的三周中，我一次课也不上，又有谁会管呢，反正这门课没有期终考试。
这些天我已经大摇大摆地在法学院里到处走动，再也不怕碰到熟悉的面孔了。过不了几天，三年级学生大多要离开这个地方。刚进入法学院的时候，紧张的学习和压力沉重的考试，像万炮齐发，铺天盖地向你袭来；但在快要毕业时，却是松松垮垮，只要参加几次微不足道的小测验，写几篇狗屁不值的小论文。大伙儿的时间主要是化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而不是化在最后的几节课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准备进入就业状态。
马德琳·史金纳把我的事一直当成自己的事，而且她受到的折磨几乎也和我一样多。因为，她的运气和我的一样糟。一位孟菲斯的州参议员设在纳希维尔的办公室，倒是需要一个起草法案的专职律师，而且年薪3万，外加奖金，可是却需要有律师执照和两年的工作经验。一家小公司需要聘用一位律师，但规定求职者在大学阶段主修的必须是会计，而我读的却是历史。
“谢尔比县福利处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律师的空缺。”她乱翻着桌上的文件，在手忙脚乱地寻找什么东西。
“要一名福利律师？”我重复着她的话。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年薪多少？”
“18000。”
“工作性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