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部分时间里，我却一直提心吊胆。那无法控制的恐惧感，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它迫使我努力，激励我前进，但假如它有朝一日离我而去，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
我们在10点钟左右熄灯回家。我喝了一瓶啤酒催眠，效果颇佳。11点后的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成功的幻影在我脑海中翩翩起舞。
我睡了不到1小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耳机里传来的是个陌生的年轻女子的声音，口气十分焦急。“你不认识我，我是凯莉的朋友。”她说，声音轻得近乎耳语。
“出了什么事？”我说着立刻清醒过来。
“凯莉遇到了麻烦啦。她需要你的帮助。”
“遇到什么麻烦？”
“他又打她啦。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又跟从前一样啦。”
“什么时候的事？”我站在床边，在黑暗中摸索电灯开关。
“昨儿夜里。她需要你的帮助呢，贝勒先生。”
“她在哪里？”
“她现在就和我在一起。警察把克利夫带走以后，她去一家急诊室看了医生。还好，没有断胳膊断腿的。我把她接回家，先在我这里躲几天。”
“她的伤重不重？”
“伤得不轻，好在没伤着骨头。青一块肿一块的。”
我弄清了她的姓名地址，挂断电话，三下两下穿好了衣服。她住在郊区一幢公寓里，离凯莉家不太远，我七拐八拐开车驶过几条单行道，终于找到了那座楼。
那位朋友名叫鲁宾。她把门开了一条缝，保险链依然挂在上面，我费了好大力气证明是我本人，她才开门把我放进去。并且感谢我能够光临。她其实也还是个大孩子，或许已经离过婚，干的一份活收入略高于最低工资。她的房间很小，摆着租来的家具。凯莉坐在沙发上，头上敷着一只冰袋。
我简直看不出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她的左眼肿得睁不开，眼皮已经发青。眼睛上方裹了一条绷带，上面有一块血斑。两颊红肿，下唇开裂外突，显得十分古怪。她身上只穿了一件长长的T恤衫，膝盖以上大腿以下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
我弯下腰来吻着她的前额，在她对面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她的右眼涌出了一颗泪珠。“谢谢你到这儿来，”她咕哝道，肿起的双颊和开裂的双唇使她吐词有点含含糊糊。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膝头，她用手摩挲着我的手背。
我会宰了他的。
鲁宾坐在她的身旁。“别让她讲话，好吗？”医生叫她尽量少动。这次他用的是拳头。没有找到棒球棍。
“出什么事了？”我问鲁宾，可眼睛依然望着凯莉。
“为一张信用卡。圣诞节买的东西要付账了，可他成天喝酒。其余情况你可想而知。”她三言两语就把故事说完，我猜她准是离现场不远。“他们打了起来。她像以前一样打输了。邻居们给警察打了电话。他进了监牢，她进了医院。你想喝杯可乐什么的吗？”
“不，谢谢。”
“我在昨儿晚上把她带到了这里，今儿上午又陪她去了城里的一个虐待危机中心。她找了一位律师，律师告诉她应该怎么办，还给了她一大堆小册子。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小册子就在那边。说的主要意思就是，她应该提出离婚申诉，逃之夭夭。”
“他们有没有给你拍照？”我边问，边继续揉着她的膝头。她点了点头，泪水不断涌出那浮肿的眼眶，沿着面颊向下流。
“可不是嘛，他们照了一大堆照片呢。不过有些照片，你可不能看噢。给他瞧瞧你身上的伤吧，凯莉。他是你的律师，他得看一看呀。”
在鲁宾的搀扶下，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转身背对着我，把T恤衫撩到腰部以上。她下身什么都没有，只有臀部和腿肚子上的青肿和紫斑。她又把T恤再向上拉了一点，背上更是伤痕累累。她放下T恤衫，重又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下。
“他用皮带抽她，”鲁宾解释说。“强奸了她，又把她揍得半死。”
“你给我一张纸巾好吗？”我一边温存地擦去她的泪水，一边问鲁宾。
“好。”她给了我一大盒纸巾，我轻轻地用纸巾抹着凯莉的面颊。
“你打算怎么办呢，凯莉？”我问。
“你开什么玩笑？”鲁宾说。“她当然要起诉离婚啰。否则，她真会死在他手上的。”
“真的吗？你真要起诉？”
凯莉点着头说：“真的。越快越好。”
“我明天就来办。”
她捏了捏我的手，闭上了右眼。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鲁宾说。“她不能在这里住下去。克利夫今天上午放出来啦，在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呢。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可以后总不能再旷工啊。他中午打来了电话。我对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过了1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威胁。可是，糟糕的是，凯莉又没有多少朋友，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找到她的。而且，我还有个人和我合住这个房间，真是无法可想。”
“我不能呆在这里。”凯莉无可奈何地轻声说。
“那么你去哪里呢？”我问。
鲁宾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今儿早上那位律师提到了一个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那个地方还没有在县里和州里正式注册登记，多少还有点保密性。可以说是个收容所，又不做公开宣传，受虐待的妇女住在那儿很安全，老公怎么也别想找着她。问题是收费太贵，一天要100美元，而且只准呆一个星期。我可是一大赚不到100块呀。”
“你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吗？”我问凯莉。她痛苦地点点头。
“行。我明天送你去。”
鲁宾宽慰地叹了一口长气。她走进厨房，去找写着收容所地址的卡片。
“让我瞧瞧你的牙齿。”我对凯莉说。
她张开嘴巴，让我正好可以看清她的门牙。“骨头没有断吧？”我问。
她摇摇头。我摸摸她左眼上的绷带。“缝了几针？”
“6针。”
我俯下身去，一边捏着她的双手。“我再也不让发生这种事了，明白吗？”
她点点头，轻声轻气地说：“保证？”
“我保证。”
鲁宾把地址卡给了我，重新坐回到凯莉身旁的位置上，又向我提出了一些忠告。“听着，贝勒先生，你不了解克利夫，可我了解他。他是个疯子，一喝醉酒，又卑鄙又野蛮。你千万要当心哪。”
“你放心。”
“很可能他现在就在外面，监视着这个地方呢。”
“我不怕。”我站起来，又亲了亲凯莉的前额。“明天一早我就去为你起诉离婚，然后再来接你。我目前正忙着一件大案，可我一定会把你的事办妥的。”
鲁宾把我送到门口，我们相互感谢了一番。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听着她挂安全链、锁门、插上插销的声音。
时间已近凌晨1点。空气清新，寒气逼人。并没有谁潜伏在暗处。
在这样的时刻睡觉，当然是开玩笑，因而我驱车直接驶往事务所。我在紧靠我窗下的路缘停好车，飞也似的奔到这座楼的大门口。这个地区夜晚并不安全。
我锁好大门，走进办公室。尽管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但提出离婚起诉至少在法律上并无多大困难。我开始打字。干打字这样单调的杂活，我一向很勉强，可此刻目的明确，字打得分外轻松。在这件离婚案中，我是在帮助拯救一条人命哪！我真心诚意地这样想。
7点钟，戴克来到事务所，把我唤醒。原来，4点钟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说我面容憔悴疲倦，睡得又那么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跟他讲了讲，没想到他却大发雷霆。“你开一个通宵的夜车，就为这么一桩莫名其妙的离婚案？再过一个多小时，你就要发表结案辩护词啦！”
“别急，戴克，你别急嘛。我不会出毛病的。”
“你龇牙咧嘴地笑什么？”
“我们不是就要打赢了嘛，戴克。大利公司就要完蛋了嘛。”
“不，才不是呢。你终于要把那个小妞搞到手了，这才是你笑的原因。”
“胡说八道！我的咖啡呢？”
戴克扭来扭去扭了一番。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家伙。“我去拿，”他说着转身出了办公室。
离婚诉状就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只等我送交法院。我那位朋友克利夫行踪不定，很难找到，我要找个送传票的人在他上班的时候把诉状复本当面交给他。这份诉状也要求法院立即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他去骚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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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有个极大的优越性；我怎么紧张不安，心惊胆颤，人们都会觉得不足为奇。在陪审员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无技巧又无才能来发表一篇精彩的结案辩护词。
我若是装腔作势，故作高明和雄辩，那将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或许在未来的岁月，当我的头发已经花白，声音已经变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地和对手较量了数百次之后，我可以面对陪审团，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绝对不行。今天，我只是鲁迪·贝勒，一个惴惴不安地请求坐在陪审席上的朋友们助一臂之力的小伙子而已。
我站在他们面前，竭力克制着那紧张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讲的内容，因为我已反复练过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讲的时候决不能让人察觉到我曾练习过无数次。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们向大利人寿保险公司讨回公道的唯一机会。再不会有明天，再不会有另一次机会，再不会有另一个陪审团在等着准备帮助他们。我请求陪审员们为多特考虑考虑，想一想她经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夸张的言词，谈了谈唐尼·雷·布莱克；我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当你明知你应该进行你有权得到的那种治疗，却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语调缓慢真诚，效果明显。我的眼睛直视着那12位即将采取行动的陪审员的脸。
我扼要地谈了谈保单的基本内容，并就骨髓移植手术做了简短的讨论。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与科德医生的证词相反的证据。这一医疗措施绝不是处于试验阶段，本来很可能会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谈到那些有趣的东西时，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说的谎言。这些事实在庭审时曾经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现在当然不能过于唠叨。庭审仅仅进行了短短的4天，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陪审员们对重要的证词依然记忆犹新。我引用了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词和大利公司的统计数据，并且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数字：1991年的保单数、索赔数，以及那个最重要的拒赔数。我写得整齐清楚。即使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也能一目了然，过目不忘。这几个数字传达出来的信息明确无误，无可辩驳。在幕后控制着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决定执行的是一个在为期12个月内拒绝索赔要求的诡计。用杰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么办呢？人家当然会要我赔偿一切损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惩罚，下次才不会重犯这一过失。而我只有1万美元存款。要我赔多少，才能吸取教训呢？1％是100美元；这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害。我当然不会十分乐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会有多大不快。5％又将如何呢？我打断了人家鼻梁骨，罚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够了呢？我在写那张支票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么，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赔偿1000美元，我敢说肯定会出现两种现象。首先，我会真正感到后悔。其次，我会改变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诸位将如何惩罚大利公司呢？你们肯定会像惩罚我或我的邻居一样惩罚它。你们会看一看银行的报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后决定罚款的数目，罚得我们心疼，却又不致使我们破产。对大利这样富有的公司同样也应该如此，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高出一等。
我对陪审团说，最合适的决定得由他们做出。我们曾经要求赔偿1000万，但他们无需受此约束。他们认为应该减少，那尽可以减少，我不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数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审团致谢，结束了我的结案辩护发言。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他们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违法行径，下一个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有几个陪审员听了直点头，有几个则面带笑容。还有几个则一直盯着黑板上的数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后排的库柏·杰克逊向我跷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边坐下，急切地等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败为胜。
他一开始就为自己在挑选陪审员时的表现向陪审团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很遗憾当时走错了一步，希望陪审团能谅解他信任他。他讲到他的委托人时，又继续不断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险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赔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那几封拒赔的信，恶语伤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呢，这家公司有6000多名员工，要想对全体人员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对来往的每一封信件都进行检查，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寻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认他们所犯的错误。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就这一主题讲了几分钟，为他委托人的错误精心粉饰，说成是纯属偶然，而决非有意为之。小心翼翼地绕开索赔档案、工作手册、隐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谎言。这些事实对他像雷区一样充满危险，他要竭力绕开它们。
他坦率地承认，布莱克太太索赔的要求，本应予以满足，总共20万美元。他这个承认非常重要，陪审员们显然都已牢记在心。他是想以此来软化陪审员们的立场，而且这一着显然十分有效。至于说到赔款的数额，他对我的建议实在是大惑不解，干吗要求陪审员按照大利公司净资产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给多特·布莱克赔款的数额呢？这太令人震惊啦！这样做有什么益处？他已经承认他的委托人确实是错了。应该对这件不公道的事情负责的那些人也已经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经用行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裁定巨额赔偿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都起不到。绝对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开始小心谨慎地对不正当的致富手段进行抨击。他非小心谨慎不可，否则就会触怒多特，而触怒多特也就会触犯陪审团。他谈了布莱克家的一些情况；他们居住的地方，在那儿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个居民区，等等，等等。在这样叙述的过程中，他把这一家描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之家，生活朴素，但幸福快乐。他真是慷慨大方！名闻遐迩的大画家诺尔曼·罗克韦尔也不可能比他描画得更漂亮啦！我简直可以看到那林荫遮盖的街道和那友好的报童啦！他讲得有声有色，陪审员都在洗耳恭听。他描述的不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而是他们渴望享有的那种生活。
你们，陪审团的诸位女士们先生们，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钱拿给这布莱克一家呢？这只会损坏这幅令人愉快的画卷。这只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混乱。这只会使他们处于和邻居及朋友们大不相同的地位。简而言之，这只会毁了他们。而且，难道有谁有这个权利，获得我鲁迪·贝勒提出的那笔钱财吗？当然没有。仅仅因为大利公司有这么一笔钱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746美元这一数字，对陪审团说，这就是布莱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这一数字旁边，写了一个20万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这样一个数字。他接着又对陪审团说，他确实想要做的是，让布莱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这样的结果我们难道有谁还会不喜欢吗？可办到，十分容易。移植手术值20万，那就把这一笔钱付给布莱克家。假若他们把这笔钱投到收益率为6％的免税债券上，那么他们每个月就会获得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负责为多特和巴迪进行投资。
多美的一笔交易啊！
他干得着实不坏，他的论据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审团，他们全都在望着黑板，认真考虑。这看起来是个挺不错的折衷方案。
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不仅希望而且祈祷上苍，让他们不要忘记多特曾经发出的把钱一分不留统统捐给美国白血病协会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对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结束了他的结案辩词。他的声音深沉，语调缓慢，整个儿就是至信至诚的化身。务请诸位秉公裁决啦。他发出这一请求后走回被告席。
由于我是原告律师，我还可以最后再做一次发言。指定给我进行反驳的时间是半小时，但我刚才第一次发言已经省下了10分钟。我微笑着走向陪审团。我对他们说，我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干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刚才那样出色。我赞扬他是位老练的出庭辩护律师，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瞧，我是一个心地多好的小伙子！
我仅发表两点评论。首先，大利公司现在承认自己错了，而且实际上愿意支付20万美元使本案和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一边咬着手指甲，一边热切地祈祷上帝，不要让对他们的惩罚超过20万。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对陪审团致词的时候承认过大利公司犯了错误并表示过愿意赔偿这笔钱了吗？不，他没有。他现在知道的事，他当时同样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不向诸位承认他的委托人错了呢？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希望你们不至于了解事实真相。现在诸位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他们也就变得如此诚惶诚恐，低声下气啦！
我用几乎是挑衅的口吻结束了我的最后发言。我说：“假如你们裁定的数额最多就是20万美元的话，那就干脆免了吧。我们不需要。这20万美元是手术费，可是这个手术是永远也不会做的了。如果你们认为大利公司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那就留下这20万，我们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从陪审团面前走过，凝视着每一位陪审员的眼睛。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
“谢谢诸位，”我说，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对陪审团做最后指示的当儿，一种愉快而又轻松的感觉，突然涌遍我的全身。我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再不需要为证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请或者概要烦恼了，再不需要为听证会或者最后限期或者这个证人那个证人烦恼了。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缩在椅子里。给我几天我也睡不醒。
这种平静的心情仅仅持续了大约5分钟。这时已快到10点30分，陪审员们走出法庭，去开始进行他们对本案的审议。
于是，我又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楼的二楼，递交了赖考离婚案的诉状，接着径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办公室。法官为我的精彩辩护向我表示祝贺，我又再次反复感谢他对我的大力关照。但我心里此刻还在想着另外一桩事。我请他看了离婚诉状的复本，匆匆地谈了谈凯莉·赖考，她经常受到殴打和他那个疯子丈夫的事。我问他是否能采取紧急的强制措施，禁止赖考先生接近赖考太太。基普勒虽然厌恶离婚，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这种措施相当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这时，陪审团尚无消息，他们已经审议了一刻钟。
我们在走廊里找着了布齐，把离婚诉状的复本、基普勒刚刚签发的命令以及传票统统交给了他。他事先已经同意到克利夫·赖考上班的地方把离婚案的文件送给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齐，办事的当儿不要让那个小伙子太难堪。
我们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时。德拉蒙德和他们那帮手下人缩在一边，我、戴克、库柏·杰克逊、赫尔利以及格伦菲尔德则呆在另一侧。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几位穿着黑西服的高级主管和他们的律师们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昂德霍尔、阿尔迪和洛夫金坐在后排，面色阴沉，他们正在等着消防队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饭送进陪审员室。基普勒打发我们出去吃中饭，可以等到一点半再回来。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点儿也不想吃饭，于是我便开车去鲁宾的住处接凯莉。她独自一人。离开家时，她既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化妆品，现在就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运动衫，脚上拖着一双借来的运动鞋。她走路时一跛一拐，痛得厉害。我扶着她上了车，托起她的双腿，让她转身坐正。她咬紧牙关，不叫也不哼。在阳光下，她脸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肿块颜色显得更深。
我们驶离公寓时，我发现她在东张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会突然跳出树丛向她猛扑过来。“这个东西是刚刚才交出去的。”我说着把离婚诉状给了她。她把它凑到眼前看着。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车流中穿行。
“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呢？”她问。
“差不多就是现在。”
“他一定要发疯了。”
“他早就疯啦。”
“他一定会追踪我们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个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别担心，我有一支枪呢。”
收容所房子很旧，上面又没有标记，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并无区别。门前的草坪很宽很深，围着一道浓密的树篱，挡住了邻居们的视线。我在车道尽头刹住车，把车停在另外两辆的后面。我让凯莉留在车上，自己下车敲响了一道边门。从门上装的内部通话的扬声器传出了一个声音，问我姓名，要我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户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后院的木头栅栏足有8英尺高。
门开了一半，一个粗壮的年轻女子瞪着两只眼睛瞧着我。我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可我在法庭上与对手已经较量了5天之久，此刻显得很不耐烦。“我要找贝蒂·诺维尔。”我说。
“我就是。凯莉她人呢？”
我用头指了指车。
“把她带进来。”
我完全可以十分轻松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腿肚上受的伤实在碰不得，只好让她自己慢慢走。我扶着她一寸一寸向前挪，过了走道，跨进门厅。我觉得自己搀扶的好像是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贝蒂微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大概算是办公室。我们和贝蒂在一张桌子两侧分别坐下。早晨我们和她通过电话，她想看看离婚诉状。在她阅读这些文书的当儿，我和凯莉手拉着手。
“你原来是她的律师呀。”贝蒂说，眼睛却望着我们握着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准备何时再去看医生呢？”
“过一个星期。”凯莉说。
“那么目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治疗啰？”
“不。”
“吃药吗？”
“就吃几颗止痛片。”
几份文书她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款和为凯莉交纳的第一天的费用。
“我们不是注册的正式收容所，”贝蒂解释道。“仅仅是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受虐待妇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开的，业主本人也是个受虐待的妇女。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这样下去。你们二位同意保密吗？”
“当然。”我们一起点点头。贝蒂把一张表格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签字。
“这没有什么不合法吧？”凯莉问。考虑到这里颇为神秘的气氛，这是一个问得十分恰当的问题。
“不合法倒说不上。他们最多让我们关门大吉，那我们就搬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4年了，谁也没有来找过麻烦。你们知不知道在这儿最多只能呆7天吗？”
我们知道。
“你们得为以后住的地方，早点儿着手准备呀。”
我希望她以后就住到我那儿去，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呢。
“这里住了几位妇女？”我问。
“今天是5位。凯莉，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里面有独用的卫生间。伙食不坏，一天三餐。你可以在你房间里吃饭，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进餐。我们不提供医疗和法律服务。我们不商量不开会。我们提供的是爱心和庇护。你在这里非常安全。谁也不会找着你。我们还有一名带枪的警卫呆在附近呢。”
“他可以来看我吗？”凯莉用头指着我问。
“我们准许每次一人来访，而且每次来访都必须经过批准。先打个电话来取得同意；来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有人跟踪。不过，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在此过夜。”
“那没有关系。”我说。
“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得领凯莉到处去看一看了。欢迎你今儿晚上来看凯莉。”
我明白她的暗示。于是我向凯莉告辞，并且保证晚上再来看望。她要我买一块比萨饼来，今儿晚上毕竟是周末之夜嘛。
我驱车离开时，我觉得仿佛已将她转入地下。
克利夫兰一家报纸的记者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截住了我，要跟我谈谈大利公司。我知不知道俄亥俄州的首席检察官据说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我无可奉告。他跟着我走进法庭。戴克独自一人坐在律师席，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另外一边谈笑风生。看不见基普勒的人影。人人都在等待陪审团做出裁定。
布齐把离婚诉状送交克利夫·赖考时，他正下班准备去吃中饭。赖考骂骂咧咧，出言不逊，可布齐并没有退缩。正当他拉开架势准备和他大吵一场时，赖考却匆匆开溜了。传票上有我的大名，所以今后我得多多留神。
在将近2点钟的时候，人们陆续走进法庭。布克也大驾光临，和我们一起坐在原告席。库柏·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一顿中饭吃了很久，而且还喝了几杯，如今也已返回。那位记者坐在后排，谁也不想理睬他。
关于陪审团对案子的审议已是议论纷纷。如果迅速做出了裁决，那么在本案这样的情况，裁决该会对原告有利。如果拖延时间迟迟不决，那就意味着陪审团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陷入了僵局。我听着这些无根无据的猜测，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坐在位置上。我走到走廊上喝了几口水，接着走进洗手间，最后又走到快餐部。这样走动要比在法庭里呆坐感觉好得多。我肚子里在猛烈翻腾，心脏像活塞一样激烈跳动。
布克比谁都更了解我，他陪我一起走动。而且他和我一样紧张。我们沿着大理石铺成的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只是在消磨时间。我们只是在等待。在心情骚动不安的时刻，有朋友站在身边，这太重要了。我感谢他的光临，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一时刻的。
到了3点半钟，我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做出这一裁决，可以说像扣篮一样简单。挑出一个百分比，按按计算器，结果不就出来了！也许我是太自信了。我想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数额是低得多么可怜。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统计数字，变成另一个证明孟菲斯的律师应该见好就收，拿到一笔钱就把案子和解了结的例子了。时间在令人痛苦地慢慢地过去。
我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在喊我。那是戴克，正在法庭门口处朝我拼命挥手。“哦，我的上帝！”我叫道。
“沉着点儿，”布克对我说。我们两个几乎是一口气奔到了法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迅速做了一个祷告，一脚跨进法庭。德拉蒙德和他的4个手下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位置上。多特独自坐在原告席。人们已经全部入座。在我走过栅栏门，坐到我的委托人身边的同时，陪审员们也在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陪审席。他们不动声色。他们坐定以后，法官大人开口问道：“陪审团是否已做出裁决？”
陪审团团长、那位年轻的黑人大学毕业生本·查恩斯答道：“我们做出裁决了，大人。”
“是否按我的指示，将结果写在纸上？”
“是的，大人。”
“请起立宣读裁决。”
查恩斯慢慢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的那张纸，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在微微抖动。可我的双手抖得更剧烈。我呼吸急促，头晕目眩，我觉得很快就会昏厥。但多特却很镇静。她在这场较量中已经击败了大利公司，对方已经在法庭上公开认了错。对她来说，别的都无足轻重了。
我打定主意，无论陪审团裁定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板着面孔，不流露出任何感情。我朝左侧飞快瞟了一眼，发现那5位被告律师采取的是同样的战术。
查恩斯清了清嗓门，大声朗读道：“本陪审团兹做出有利于原告之裁决，原告获取实际赔偿金额为20万美元。”停顿。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手上的那张纸。到目前为止，尚无惊人结果。他又清了清嗓门，说道，“同时，本陪审团做出有利于原告之另一裁决，原告获取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为5000万美元。”
有人从我身后发出一声惊叫。被告席上的诸位全都目瞪口呆，无法动弹。全场一片寂静。在炸弹落到地面发生爆炸以后，要等最初的惊吓消逝，人们才会大梦初醒似的迅速寻找伤口。如果发现没有被弹片炸伤，那才有可能继续呼吸。
我确确实实在拍纸簿上记下了这个数字，只是写得歪歪扭扭，字迹无法辨认。我竭力忍住了笑声，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干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纵身跳到桌子上，像一个疯狂的橄榄球运动员在球门区那样旋转扭动。我想冲到陪审团席，去亲吻每个陪审员的脚尖。我想绕着被告席趾高气扬地兜一圈，对他们冷嘲热讽一通。我想跳上审判席，热烈地拥抱狄龙·基普勒。
可我纹丝未动，只是对我的委托人轻轻说了一句：“祝贺你。”她没有吭声。我抬头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检查书记员刚刚呈交的书面裁决。我的目光移向陪审团，陪审员们大多在望着我。此时此刻，我当然再也无法继续板着脸，我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道谢。
我在拍纸簿上画了一个十字，十字下面写下了一个名字：唐尼·雷·布莱克。我闭起了眼睛，在脑海中回想我喜欢的他的那个形象。我仿佛看见他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场内的棒球比赛，一边吃着爆玉米花，一边仅仅因为能来到这里而发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头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湿润。他死得好冤！
“裁决适当，无可挑剔。”基普勒说。非常适当，我要说。他向陪审团致词，感谢他们尽了公民的义务，告诉他们下周将给他们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报酬，请求他们别和人谈论本案，最后说他们现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导下，他们最后一次列队走出法庭。我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此时此刻，我真想给他们每人整整100万。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继续板着面孔。“我们将在大约一星期后，辩论审后申请。我的秘书届时会通知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还能再有什么要求？
列奥坐着没动，低声说：“没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乱起来，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把档案塞进纸箱。他们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在田纳西州的历史上，这是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次裁决，而他们将作为在这次审讯中被打垮的律师而遗笑万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尽，倘若不是惊愕不止，我也许会走上前去和他们拉手致意。那将会是一个漂亮的举动，可我硬是不愿。像现在这样坐在多特身边，眼睛盯着拍纸簿上刚刚写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还没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诉会拖一年，甚至两年。而且裁决的金额又是如此巨大，肯定会遭到刻毒的攻击。所以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过，我此刻对工作已经厌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飞机，飞往一个度假的海滩。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审理正式宣告结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见了夺眶而出的泪水。戴克飞也似的奔了过来向我们祝贺。他脸色苍白，但咧着嘴巴，露出了那4颗闪闪发亮的大门牙。我为多特担心。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难得在人前哭泣，但现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制。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臂，递给她一张纸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颈背，说是下周给我打电话。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对我大加称赞。他们急着要去赶飞机，我们星期一再在电话上详谈。那位记者向我凑过来，但我挥挥手叫他走开。我不想理睬他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为我的委托人担心。她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抽抽泣泣的声音越来越响。
德拉蒙德和他那几位伙计像驴子一样背着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对他们同样不理不睬，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此时此刻，我倒乐意变成一只绿头苍蝇，叮在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雪白的墙壁上。
法庭书记官、法警和办事员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后离开了法庭。室内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无别人。我应该去见基普勒，谢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为现实。可我现在不能。现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泪正像瓢泼大雨一样向下流。戴克坐在我们身旁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我双眼湿润，心在隐隐作痛。她对这笔钱毫不在乎，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死而复生。
有人，或许是那个法警，关掉了靠近陪审员室的那条狭窄走廊上的电灯开关，灯灭了，法庭里骤然暗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挪动。哭声渐渐变弱，她有时用纸巾有时用手指擦着脸上的泪水。
“对不起。”她声音沙哑地说。她想回家，我们起身离开法庭。我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戴克把我们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了3只公文包。
我们走出熄了灯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这是星期五的下午，时间又近5点，法院里没有多少活动。没有摄像机，没有记者，也没有乱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儿抢拍我这位一举成名的律师的镜头，录下我的几句话。
事实上，谁也没有注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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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事务所。我身体太累，震惊过度，不可能去酒吧狂欢庆祝胜利，何况我此刻唯一的伙伴戴克，又向来是滴酒不沾。只要喝上两杯烈酒，我就会躺倒在地不省人事，所以酒吧对我并无诱惑力。应该找个地方开个祝捷晚会狂欢一番，可是当你和陪审员们打交道的时候，事前很难计划周全。
也许明天吧。到了明天，我想感情上的创伤准会平息，我会对这一裁决做出事后的正确反应。到了明天，我又将面对现实。那时，庆祝胜利为时也不晚。
我在法院大楼前和戴克道了再见。我对他说，我已半死不活，明天晚一点儿再碰头。我们两个都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我们都需要有点儿时间考虑考虑，而且是一个人静下来自个儿考虑。我开车回到包娣小姐家，像往常一样把她的房间一个一个检查了一遍。今天不过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眼睛盯着我住的房间，第一次开始盘算如何化这笔钱。要多久以后我才购买或者修建第一幢自己的漂亮的房屋？我将买一辆何等样式的新车？我想把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驱走，但却力不从心。假如你手上有了1600万美元，你会拿它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笔钱到手之前，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本案的判决有可能会被撤消，发回重审；重审做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使我的进账成了零；上诉法院有可能会将惩罚性赔款的金额大幅度砍去，甚至把它彻底勾销。我知道这些可怕的景象完全有可能出现，但目前，这笔钱是属于我的。
在我想入非非的当儿，太阳已经西沉。空气清新，寒意逼人。也许到了明儿，我可以开始意识到我的努力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但目前，大量的毒汁已经从我的灵魂中清除，这使我觉得轻松和温暖。将近一年以来，我几乎一直生活在对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之中。对在这家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对开动机器使一系列事件开始运转从而夺去了一个无辜者宝贵生命的那些人，我一直恨之入骨。唐尼·雷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肯定会有位天使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他的。
他们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有错。我对他们不再仇恨。
凯莉用叉把比萨饼切成薄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她的嘴唇浮肿未消，脸颊和下颌依然酸疼。我们坐在她那张单人床上，背靠着墙壁，腿伸出床外，那只装比萨饼的盒子隔在我们两个中问。对面梳妆台上那架索尼18英寸电视机正在播放约翰·韦恩的西部片。
她还是穿着那件运动衫，赤着双脚。我看见她右脚踝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那是他去年夏天打断她的脚踝留下的纪念。她已经洗过头，头发扎成了一根马尾巴。她也已经搽过指甲油，如今指甲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她在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即使没话也要找话和我谈，可是浑身疼痛，又怎能真正开心得起来？因而我们谈得不多。我生平从未挨过心狠手辣的毒打，想象不出事后心有余悸的滋味。肉体上的创痛较易理解，可是在她心灵上留下了何等的恐怖却难以想象。我不知道他是打到什么程度才决定住手并转而开始欣赏自己这一手绝活的。
我尽量不去想它。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商量过，现在我也不想把它提出来。在把传票和离婚诉状逞交克利夫以后，到目前还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在这个庇护所里见到了另一位女士。那是个有3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成天惊恐万状，神思恍惚，连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说不全。她就住在隔壁。这个地方死一般沉寂。凯莉只离开房间一次，走到后面的门廊上，坐在那儿呼吸新鲜的空气。她也试着看了一会儿书，可是感到很困难。她的左眼实际上还难以睁开，而右眼又常常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不过，医生说她的眼睛并未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她哭过几次，我不断地向她保证她这次受到的殴打将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事再也不可能发生了，哪怕我必须亲手宰了那个混蛋。我这样说绝对当真的。只要他敢走近她，我一定把他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逮捕我好了！起诉我好了！审判我好了！让陪审席上的那12个人对我做出裁定好了！我无所畏惧，我交上好运啦。
我没有告诉她陪审团裁决的事。和她一起坐在这个幽暗的小房间里，看着约翰·韦恩跃马扬鞭，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基普勒的法庭，似乎都是那样的遥远。
而这个小小的幽暗的房间，却正是我想呆的地方。
我们吃完了比萨饼，更紧地依偎到一起，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可是我不得不当心，因为她从头到脚都又青又紫。
电影结束了，电视机里开始播出10点钟新闻。我突然急于要知道，是否会播报对布莱克一案的裁决。在家常便饭式的有关强奸和凶杀的新闻之后，在插播了第一批广告片之后，播音员颇为庄严地宣布：“孟菲斯法院的历史今天已被刷新。在一件民事案中，陪审团裁定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支付创记录的5000万美元惩罚性损害赔款。详细情况请听罗德尼·弗拉蒂由现场发来的报导。”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微笑。我们立刻看到罗德尼·弗拉蒂在寒风中颤抖着站在谢尔比县法院门口，法院人去楼空当然已有好几小时。“阿尼，大约一小时前，我采访了巡回法院办事员波琳·麦克格里高。她证实：今天下午4时左右，在由狄龙·基普勒法官主持的第8民事审判庭上，陪审团的确做出了裁决，命令被告支付数额为20万美元的实际损害赔款，以及500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款。我也找过基普勒法官，但他拒绝接受电视采访。他说本案与大利公司欺诈行为有关，陪审团所做裁决数额之大在田纳西州历史上实属空前。与我交谈过的本市数位出庭辩护律师声称，数额如此巨大的裁决，亦为他们前所未闻。被告律师列奥·F．德拉蒙德，未做任何评论。原告律师鲁迪·贝勒，还无法请来发表评论。待会儿再见，阿尼。”
阿尼将镜头迅速转到55号州际公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上。
“你赢啦？”她问。她并不惊讶，只是觉得没有把握，想问个明白。
“我赢了。”
“5000万美元？”
“嗯。不过，钱还没有到账呢。”
“鲁迪！”
我耸了耸肩，仿佛这算不了多大一回事。“我交上了好运了嘛。”我说。
“可你才从学校毕业啊！”
我能说什么？“也不像你想的那么难。陪审团了不起，事实也过得硬。”
“是吗？好呀，听你说起来就像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似的。”
“但愿如此。”
她拿过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她想继续谈这件事。“你的谦虚骗不了我。是装出来的！”
“你说得对。我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
“这还差不多，”她说着，强忍住痛，勉强一笑。我现在对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几乎已经习惯，不再像今天下午在汽车上那样老是盯着那些伤口。要过一个星期她才会像原先那样迷人，我简直等不及了。
我发誓，我真想宰了他！
“你能得到多少呢？”她问。
“一下子就转入正题了不是？”
“我不过是好奇嘛，”她说，声音带点儿孩子气。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对精神上的情人，相互逗逗乐，说句悄悄话，别有一番情趣。
“三分之一，可是要真正拿到手，还早得很哪。”
她扭动着身体向我贴了过来，可是突然一阵剧痛疼得她差点儿要哭出声来。我扶着她背朝上躺下。她强忍着泪水，身体绷紧得像根拉直了的弹簧。她背上创伤累累，无法仰卧。
我抚摸着她的秀发，在她耳边说着悄悄话，一直到内部通话系统发出的呼唤把我们打断。是贝蒂·诺维尔在楼下呼叫。我该走了。
凯莉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吻着她红肿的脸蛋，保证明天再来。她求我留下别走。
我承办第一个案件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在过去几个小时之中，我能看到的唯一不利之处，就是今后除了走下坡路，我别无他途。我将来的委托人，有谁会不指望发生同样的奇迹？不过，等以后我再为此操心也不为迟。
星期六中午之前，我正独自待在办公室里，等候一位记者和他的摄影师。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是克利夫·赖考，”一个声音嘶哑的人说。我赶忙按下录音机的按钮。
“你有什么事？”
“我老婆在哪里？”
“算你运气好，她没有进停尸所。”
“当心我砸烂你的狗头，臭大亨！”
“你骂吧，老伙计。我的录音机开着呢。”
他立即挂断了电话。我呆呆地瞪着手上的话筒。这不是原来的那部电话，而是从批发超市买来的便宜货。在开庭期间，我们不想让德拉蒙德窃听到谈话的内容时，偶尔换用这一部。
我给布齐家里打了电话，把我和赖考先生之间这场短短的对话告诉了他。他昨天送传票和离婚诉状时，跟克利夫发生过冲突。克利夫对他破口大骂，甚至侮辱了他的母亲。要不是附近停车场上的两个工人奔过来拦住，布齐恐怕少不了要给他放点儿血。昨天晚上布齐对我说，克利夫要是敢来威胁，他决不会袖手旁观。他有个铁哥们名叫石头，是个业余拳击手，两个人一起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布齐这样向我保证说。我要他保证只能吓唬吓唬那个小伙子，绝对不能伤害他。布齐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他准备把克利夫叫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提出他打电话这件事，告诉他，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他若是再对我威胁，他们就要对他不客气。我倒是很欣赏这个主意。我再也不愿在恐惧中生活了。
这就是布齐想的愉快时刻。
《孟菲斯报》的记者于11时来到事务所。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摄影师拍光了整整一卷胶卷。他想了解整个的案情以及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我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耳朵灌满。现在已经无需保守任何秘密了。我为德拉蒙德讲了一些好话，对基普勒做了热情赞扬，向陪审团献上了一曲庄严的颂歌。
在星期日的报纸上这篇报导将是重头戏，记者向我保证道。
我在办公室里混时间，读读邮件，看看本星期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记录。我无法投入工作，更何况我手头本来没有几个案子，没有几个委托人。一半的时间，我用于回忆审讯的情况；一半的时间，则梦想着我和凯莉一起生活的未来岁月。我难道还能交上更大的好运吗？
我拨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向他谈了详细情况。一场暴风雪使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关闭，因而他未能及时赶来孟菲斯旁听审判。我们谈了一小时。
我们在周六夜晚的约会与周五的十分相似，只有吃的饭菜和看的电视片有所不同。她喜欢吃中国菜，我带来了满满一大包。我们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同一张床上，看着一部喜剧片，然而笑的次数却不多。
但这决不是无聊。她正慢慢地走出她那个人生活噩梦的阴影。身上的创口正逐渐愈合。发出笑声时不再那么困难，行动不再那么缓慢。爱抚也已有所增加，但并不多。远远不够。
她讨厌身上穿的运动衫。他们每天给她洗一次，但她实在不愿再穿。她渴望重新显得美丽动人，她想穿自己的衣裙。我们商量着如何溜进她住的公寓，去取出她的衣物。
我们仍然没有讨论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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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现在已经成了既有钱又有时间的富人，星期一上午一直睡到了9点，才起来随随便便地穿上一套卡其牛仔服和一双平底鞋，领带也不打，不急不忙于10点钟到事务所上班。我的合伙人正忙着收拾布莱克一案的文件，撤掉几个月来把我们门口那个办公室塞得满满的几张折叠桌。我们两个咧着嘴巴，周围的一切都在望着我们微笑。压力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心满意足，轻松舒坦。戴克上街去买咖啡，我坐在办公桌前，回味着美好的时光。
戴克已将昨天《孟菲斯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下，他以为我或许还需要一份。我谢谢他道，我可能用得着，其实在我的寓所里我已有了十多份复印件。我上了市内新闻的头版，那篇长文对我的辉煌胜利做了精彩的报导，还配发了一张我坐在写字台前的大幅照片。昨天整个一天，我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自己。《孟菲斯报》发行30万份，金钱也买不到这么露脸的事。
我收到了几份传真。有两份是老同学发来表示祝贺的，顺便还开个玩笑说要借点钱。法学院的马德琳·斯金纳情真意切，充满友情。马克斯·勒伯格传来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芝加哥一家报纸发表的有关裁决的短文。另一篇是克利夫兰一家报纸昨天发的一篇报导，对布莱克案的审理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接着又阐述了大利公司目前遭遇的越来越大的麻烦。包括俄亥俄州在内，至少有7个州正在对它进行调查。全国到处都有投保人在对它进行起诉，而且起诉它的人还会日益增多。可以预期，孟菲斯对它的裁决肯定会引发起一股起诉大利公司的汹涌激流。
哈，哈，哈！我们亲手触发了这场灾难，我们感到无比喜悦。想到基利先生对着财务报表企图从中找出更多现钞的那副焦急的模样，我们不禁放声大笑。他肯定会在哪个缝缝角角里找到现钞的！
花商送来了美丽的插花，这是布克·凯恩和马尔文·香克尔事务所的律师们向我表示祝贺的礼物。
我原本以为今天电话会响个不停，人们会接二连三地来求我做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戴克说10点以前只来过两个电话，而且一次还是对方拨错了号码。我并不担心。
11点，基普勒打来了电话。我怕德拉蒙德仍在窃听，赶忙换上了那部新买的话机。他告诉了我一桩有趣的事，这桩事可能与我有点关系。在上周一开庭之前，我们双方集中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我曾对德拉蒙德说过，我们愿意以120万美元调解将此案了结。他对这一建议嗤之以鼻，结果是我们双方走上了法庭。他显然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他的委托人，现在大利公司声称：它当时如果得知这一消息，是会认真考虑这个解决办法的。它当时是否会接受这一条件虽然是不得而知，但现在回想起来，120万美元当然比5020万美元容易消化得多。不管怎么说，大利公司目前反正是在扬言：它当时本来是会接受这一条件的，只是它的律师、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犯了严重错误，不仅没有而且干脆拒绝把我的提议通知它。
大利公司的专职法律顾问昂德霍尔，整个上午都在与德拉蒙德和基普勒通话。大利公司受到了屈辱和伤害，现在头儿们暴跳如雷，显然正在设法寻找一只替罪羊。德拉蒙德起初坚决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可是基普勒却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法官打电话找我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可能要让我出具一份证明，根据我的记忆把当时的情况讲清。非常乐意，我说，我马上就动笔。
大利公司已经和德拉蒙德与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解约，而且情况还有可能变得更坏。昂德霍尔已经谈到了因为这家事务所失职而向它提出索赔的可能性，其含义可谓深远。像所有律师事务所一样，特伦特与布伦特也有失职保险，但是保险的金额毕竟有限。保险额度高达5000万美元的保单，可是闻所未闻。列奥·F．德拉蒙德犯下的这个5000万美元的错误，将会对事务所的财务状况带来严重的损害。
听了基普勒的这番话，我忍俊不禁。放下电话后，我向戴克复述了一遍。特伦特与布伦特律师事务所将受到一家保险公司起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接着的一个电话是库柏·杰克逊打来的。今天上午，他和他的朋友们向夏洛蒂的联邦法院提出了起诉。他们代表20多位投保人，这些人在1991年，也就是大利公司执行拒赔诡计的那一年，毫无例外地全吃过这家保险公司的亏。他想在我方便的时候，来我的事务所看看我保存的档案。任何时候都行，我说，任何时候。
我和戴克在莫氏饭店吃了中饭。这是位于市区的一家老饭店，离法院不远，律师和法官常常光顾。有几位朝我瞧了几眼。有个人和我拉了手。法学院的一位老同学还拍了拍我的肩。今后我应该常常来此吃饭。
我们的任务定于今天周一之夜执行，因为球场已干，气温大约又有40华氏度。由于天气恶劣，已经取消了3场比赛。什么样的疯子会在冬天玩棒球呢？凯莉没有回答。我们在对付的是什么样的疯子，她知我也知。她认为他们今夜肯定要打比赛，比赛对他们太重要了，更何况他们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摸过球，当然也就没有比赛后的那种啤酒聚合，没有英雄事迹可以吹牛。克利夫是怎么也不会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们在7点钟动手。为安全起见，我们故意开车到棒球场侦察一番。PFX装卸队确实在场。我加大油门，飞速驶离。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心里相当紧张。实际上，我和凯莉都是心惊胆颤，很少开腔。越靠近那幢公寓，我的车开得越快。我在座位下面放了一支0．38口径的手枪；我打定主意要一直随身带着它。
如果他还没有换过锁，凯莉认为我们只要在房间里呆上不到10分钟就可以出来。她想取出大部分衣服和几样别的用品。最多不能超过10分钟，我对她说，因为我们可能会被邻居们发现，而他们又可能会通知克利夫。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会有什么结果，只有天知道啦！
她是5天前受的伤，现在疼痛基本上已经消失，行走还算方便。她说她体力已经有所恢复，取取衣服动作决不会慢。我当然也会帮她一把。
公寓小区离棒球场约有15分钟路程。小区的中央是一个游泳池和两个网球场，周围是五六幢三层的楼房，共有68个单元。幸运的是，她原来住的那个单元就在底楼。我不能把车停在她的大门附近。我们商定先进去把需要的衣物集中到一起，然后我再把车开到门口的草地上，迅速把衣物塞进行李箱，立刻溜之大吉。
我停好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怕？”她问。
“怕。”我把手伸到座位下，取出了手枪。
“别紧张。他在球场上呢。他是说什么也不肯错过比赛的。”
“但愿如此。咱们动手吧。”
我们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偷偷溜到她的寓所门口，一路没有见着任何一个人。她用钥匙打开门，我们走进了房问。厨房和过道里的两盏灯都开着，把室内照得相当明亮。两把椅子上晾着衣服，桌子上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放着空啤酒瓶和炸玉米片纸袋。光棍克利夫是个十足的懒汉。她停住脚步，厌恶地四处望了一会，说道：“我真遗憾。”
“快点动手吧，凯莉，”我说。我把枪放在将小房间和厨房隔开的一张狭窄的点心柜上。我们走进卧室，开亮了一盏小灯。床已经几天没有收拾。同样乱七八糟地散放着空啤酒瓶，还有一只装比萨饼的空盒子。花花公子！她指着一张小小的廉价梳妆台的抽屉说：“我的东西在那里面。”我们声音很轻很轻。
我开始忙不迭地把内衣、袜子、睡衣塞进枕头套，凯莉则从壁橱里把衣服向外拖。我抱着一堆衣裙奔到小房间搁在椅背上，又立即转身跑进卧室。“你不可能把什么都拿走。”我望着塞得满满的壁橱说。她没有吱声，却又给了我一包，我又抱着它奔向小房问。我们不声不响手忙脚乱地干着。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弄出巨大的响声。我抱着衣物一次一次地在小房间和卧室之间往返奔波，我的心在怦怦地激烈跳动。
“够啦，”我最后说道。她捧着一个塞满了衣物的枕头套，我拿着好几套带衣架的套装跟着她走进小房问。“我们快快离开这儿吧。”我无比紧张地说。
从门口传来一个轻微的响声。有人在开门！我们僵在那里，大眼瞪着小眼。她刚向门口迈出一只脚，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打中她的头，疼得她倒退了几步，跌倒在一张椅子上。克利夫·赖考冲进房间，大声嚷道：“凯莉！老子回来啦！”我正站在他的前面，相距不到10英尺。他像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我能看清的只是他穿的那件PFX装卸队球衫、他那双血红的眼睛和他手上那精心挑选的武器。我惊恐万分，全身麻木，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挥舞着那根铝质棒球棍，使出全身力气，打向我的脑袋。“你这个杂种！”他大吼一声，用力一挥，棒球棍已到了我的头顶。我尽管手脚麻木，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倒也本能地把头一缩，避开了这用力的一击。我听到棒球棍从耳旁飞过时发出的呼啸声，我感受到了它巨大的打击力。棍子打在点心柜的边缘上，把一块倒霉的小木块砸得稀巴烂，把一摞没有洗过的脏盘子震翻。凯莉发出恐怖的尖叫。他本想砸碎我的脑壳，虽然没有打中，但他的身体仍在旋转，此刻正背对着我。我立即像疯子一样猛冲上去，将他扑倒在放满了衣架和衣服的那张椅子上。凯莉在我们身后再次发出了尖叫。“快拿枪！”我喊道。
他动作敏捷，身体强壮，我还没来得及恢复平衡，他已经爬了起来。“我要杀了你！”他吼道。他又挥棒打来，我又一次勉强避过了棒球棍。这一次他只打着了空气。“你这个杂种！”他一边大骂，一边又挥动球棍。
我立即下定决心，决不让他打出第三棍子。就在他挥棍向我进攻之前的一刹那，我对准他的脸打出了一个右勾拳。这一拳打中他的下巴，趁他还在发愣的当儿，我又飞起一脚，朝他的下身踢去。这一脚踢得又准又狠。我可以听到而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睾丸噗的一声开了花。他发出一声惨叫，手上的棒球棍顿时垂下，我冲上去一把夺了过来。
我挥动棒球棍猛力打去，打着了他的左耳，发出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这一棍击碎了他的颅骨，他立即趴倒在地，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过了一会才侧转头望着我。他仰起头，开始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怀着对他的刻骨仇恨和无限恐惧，把球棍高高举过头顶，使出全身力气向下猛砸，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天灵盖。
我再次舞动球根时，凯莉一把抓住了我。“住手，鲁迪！”
我住了手，朝她瞪了一眼，又看看克利夫。他直挺挺趴在地上，身体在抖动，嘴里在呻吟。我们满怀恐怖地望着他。他渐渐地停止了抖动，只是偶尔有一阵抽搐。他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话，从喉咙里发出令人恶心的咕咕声。他的头在微微扭动，殷红的鲜血汩汩向外流。
“我要杀死这个混蛋，凯莉。”我气喘吁吁地说，依然愤怒未消，恐惧未尽。
“不！”
“我要！他刚才差点儿没有把我打死。”
“把球棍给我。”她命令道。
“什么？”
“把球棍给我，你赶快走。”
她此刻如此冷静，使我十分惊讶。她完全明白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我瞧瞧她，又看看他，没有问出口。
她从我手上夺过了棒球棍。“我以前就住在这里。你快走，躲起来。今天晚上你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法挪动，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望着正在地板上挣扎的垂死的克利夫。
“我求你快走吧，鲁迪。”她轻轻地把我推向门口。“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好吧。”我跨进厨房，拿起那支0．38口径的手枪，又走回小房问。我们对视了一会，目光又落到了地上。我走到户外，轻轻带上门，目光四处搜索有无爱管闲事的邻人，但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我迟疑了片刻，凝神倾听，室内寂静无声。
我恶心想吐。我在黑暗中偷偷溜走，一瞬间，汗水突然将我全身湿透。
10分钟以后，第一辆警车驶到了现场。接着又开来了第二辆。随后来的是一辆救护车。在拥挤的停车场上，我蜷缩在我那部沃尔沃车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医护人员涌进公寓。又来了一辆警车。不断闪动的红蓝色警灯照亮了黑夜，引来了大批观众。几分钟过去了，克利夫依然没有露面。从门里走出了一个急救人员，不慌不忙地从救护车上取下一件东西。他慢悠悠地一点儿也不急。
惊慌失措的凯莉此刻独自呆在那里，回答着警官提出的问题，而我却突然变成一个胆小鬼，低着头缩在驾驶盘后面，只求不要被人看见。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应该进去救她吗？我觉得头晕目眩，而那疯狂闪烁的红蓝色警灯更使我眼花缭乱。
他是死不了的。可能受了重伤，但决不可能死的。
我想我应该回到那里去。
震惊在慢慢消失，恐惧却在不断增强。但愿他们用一副担架把克利夫抬出来，把他送进医院包扎好。我突然强烈地希望他能活下去。虽然他是个疯子，但只要他还是个活人，我就能够对付。嗨，克利夫！老伙计，振作点儿吧。站起来，从里面走出来。
我肯定是没有杀死过一个大活人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警察在让人群向后退。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开来了一辆验尸官的小面包，这在冷眼围观的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叽叽喳喳骚动的浪潮。克利夫不坐救护车，他将被送进停尸所。
我推开车门，哇地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在旁边一辆汽车的车身上。没有人听见我呕吐的声音。我抹了抹嘴，悄悄走进人丛。“他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听见有人这样说。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站在离公寓50英尺之外的地方，在人群的海洋中毫不显眼。警察在房子的门外用黄色胶带拉了一圈隔离线。每隔几秒钟就从公寓窗户里透出照相机发出的闪光。
我们等着。我必须见她，但又无能为力。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准确无误；他死了。而且他们认为，是她杀的。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因为万一有人在听到大声狂吼和高声尖叫以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出那个公寓，那么我必须心中有数。我耳朵竖得高高的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动，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拉到小面包旁边，装上车开往验尸所。过了几分钟，两名警察押着凯莉出现在门口。她显得瘦小，惊慌，幸好没有带手铐。她已经设法换过衣服，如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派克大衣。
他们把她押上一辆巡逻车，在后排坐定后，警车便疾驰而去。我飞快走向我的沃尔沃，开足马力驶向警察署。
我对坐在前台的警官说，我是一位律师，我的委托人刚才被捕，我坚持要在她接受审问时在场和她在一起。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他不知给谁挂了个电话，从里面走出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凯莉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一位名叫斯莫瑟顿的嗜血成性的侦探，在透过一扇单向玻璃窗监视着她。我递上一张名片，伸出一只手，可他懒得和我握。
“你们这种人脚头真快不是？”他用明显的轻蔑口吻说。
“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她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想问她几个问题，行吗？”
“当然。”我们一道走进审讯室。凯莉看见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装得冷冷的，不动声色。我们像律师和委托人那样礼节性地拥抱了对方。这时又进来一位名叫哈姆雷特的便衣侦探，他带着一只录音机，来协助斯莫瑟顿进行审讯。我当然无从反对。但他一打开录音机，我立即采取主动。“我郑重声明：我叫鲁迪·贝勒，是凯莉·赖考的律师。今天是1993年2月15日，星期一。此刻我们在孟菲斯市区中央警察署。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在今晚7时45分左右，我接到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个电话。她刚刚打过911报警电话，向警方报告说她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
我讲完朝斯莫瑟顿点了点头，意思是说现在该他了。他恶狠狠地望着我，仿佛想要一把将我卡死。警察总是讨厌辩护律师，可此时此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
斯莫瑟顿从凯莉和克利夫的基本情况入手，提了一大堆问题：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有无儿女，等等，等等。她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但回答得十分耐心。她脸上的肿块已经消散，但左眼依然青紫，眉头上还扎着绷带，人已经吓得半死。
她对所受的虐待，描述得十分详尽，足以使我们3个男子汉听了不寒而栗。斯莫瑟顿叫哈姆雷特拿来了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案卷。她谈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记录的那几次毒打，谈着他用棒球棍把她脚踝打裂的暴行。在他不想打断她的骨骼时，有好多次他干脆对她拳打脚踢。
她谈了最后那一次殴打，以及她如何打定主意离家出走，最后又是如何决心提出离婚申诉。她说的全是真话，因而极其可信。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她即将说出的谎言。
“你今晚为何回家？”斯莫瑟顿问。
“取衣服。我确信他不会在家。”
“过去几天你住在何处？”
“住在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里。”
“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在孟菲斯城里吗？”
“是的。”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公寓的？”
这个问题使我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但她已是胸有成竹。“我开自己的车。”她说。
“什么样的车？”
“大众。”
“现在车在何处？”
“在我的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们可以瞧一瞧吗？”
“那必须在我先瞧过以后。”我说。我这时才突然记起，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律师，而不是同谋犯。
斯莫瑟顿摇摇头。满脸杀气。
“你是如何进入公寓的？”
“用我的钥匙开的门。”
“进去后你干了些什么？”
“走进卧室收拾衣服。我装了三四个枕头套，搬进小房问。”
“在赖考先生到家以前，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10分钟左右。”
“他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我插嘴道：“这个问题她现在不能回答。我必须先和她谈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你的盘问到此为止吧。”我伸过手去，关掉了录音机。斯莫瑟顿翻阅着笔记，强行压下那随时都可以爆发的火气。哈姆雷特这时已取来了打印机打出的资料，两人一起开始研究。我和凯莉相互不理不睬，可在桌子底下，我们的脚却在交流着感情。
斯莫瑟顿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它交给我。“本案是一件杀人案，但我们将移交检察署家庭虐待科处理。那里的负责人是摩根·威尔逊女士。她负责办理我们移交的案子。”
“可你们拘留她有这个必要吗？”
“我别无选择。我决不能放她走。”
“什么罪名？”
“过失杀人。”
“你可以把她交给我监管嘛。”
“不行，”他愤怒地说。“你是哪一门的律师？”
“那么就让她具结释放。”
“不行，”他说着，不快地望着哈姆雷特微微一笑。“我们手上有条人命呐。交多少保释金要法官才能决定，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侦探而已。”
“我要进监牢？”凯莉问。
“我们没有办法，太太，”斯莫瑟顿说，一下子突然变得和气了。“如果你的这位律师称职的话，他明儿就可以把你弄出去。当然，你要交得起保释金。我可不能想放你就放你呀。”
我把手伸了过去，握住她的手。“就这样吧，凯莉。我保证明天尽早把你保出来。”她立即点点头，咬紧牙齿，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坚强。
“你能不能让她住个单人监房？”我问斯莫瑟顿。
“嘿，你这个笨蛋，监狱可是我开的？你有更好的法子嘛，你可去找监狱看守谈谈嘛。他们倒是挺乐意听听你这种律师的意见呢。”
别向我挑衅，伙计。我今天晚上可是已经砸碎一个脑壳啦。我们恶狠狠地瞪着对方。“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和哈姆雷特把椅子向后一踢，向门口咔咔地大步走去。“你可再呆5分钟，”他回过头来说。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
“一动都别动，”我小声说。“他们在那个窗子外面监视我们呢。而且这里可能装了窃听器，说话要当心点儿。”
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继续扮演着律师的角色。“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遗憾。”我局促地说。
“过失杀人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复杂，但基本的意思是：杀了人，可不是有意的。”
“我在牢里可能要关多久？”
“那先要判决你有罪呀。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保证？”
“我保证。你吓坏了吧？”
她小心翼翼地擦着眼睛，想了很久。“他家里人很多，而且个个都跟他一样贪杯，一样凶暴。我对他们怕得要命。”
我无言以对。我对他们同样怕得要命。
“他们不会逼我去参加葬礼吧？”
“不会的。”
“好。”
警察在几分钟后回来把她带走，这一次他们给她上了手铐。我注视着他们带着她沿着走廊走去，在一个电梯口停下。凯莉使劲绕开了一个警察，回头向我投来最后的一瞥。我挥挥手，她进了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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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25个错误。如果你能想得出10个，那你就是一位天才。至少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这么说的。克利夫的死，其实并非谋杀，而是行使自卫权利的结果，但我们当时犯下的错误，现在却开始显得越来越多。
我在办公室里绕着写字台踱步，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满了一摞摞标准的黄纸。我已把我记得的一切全部用图绘出：那座公寓、尸体、衣服、手枪、棒球棍、空啤酒罐，等等等等。我还画出了停车场上我的汽车、她的汽车和他的卡车停放的位置。我猜想我在公寓里只待了不到15分钟，可是把这一切写在纸上却像一部薄薄的长篇小说。在房子外面能听到多少声尖叫和狂吼？我想不会超过4声。有几位邻居看见过一个陌生人在尖叫后立即走出公寓？天知道。
这就是天字第一号错误，我想。我不应该那么快就走出公寓。我应该在里面等上10分钟左右，看看邻居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再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也许我当时应该报警，向警方说明真相。凯莉和我完全有权进入那幢公寓。在我们以为他在球场上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刻，他显然是埋伏在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权利对他进行反击，解除他的武装，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陪审员们考虑到他那残暴的个性和他以往的记录，是决不会裁定我有罪的。更何况在场的那唯一证人，又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的一边呢。
所以，我干吗不呆在那里呢？一个原因是，她在催我赶快跑走；而这在当时不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在短短的15秒时间之内，你从一个被人野蛮袭击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杀人者，在这样的关头，你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
第二个错误是与她的那辆车有关的谎言。我离开警察署之后，曾驱车经过停车场。我看到了她那辆大众牌小车和他那辆四轮轻型货车。假如有谁告诉警方她的车已经几天没有动过，那么她说的那个谎就会露馅。
而且，万一克利夫和他的某个球友，乘她待在庇护所的当儿，故意弄坏了她的那辆车，而这个朋友现在跑出来向警察报告，那将会多么糟糕？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我想起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凯莉打电话的那个谎；她在打过911报警电话之后，跟我通过话。我就是以此为借口，那么快就出现在警察署的。但这个谎说得愚蠢至极，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我们手上并无通话的录音，警察若是核查一下电话记录，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错误。幸好大多是惊慌失措造成的结果，在拍纸簿上涂涂画画，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后，大多还能自圆其说。
我让戴克睡到清晨5点，才把他唤醒。1小时后，他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赶到了办公室。我从我的角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后最初的反应使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样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她有罪的。”他毫不怀疑地说。
“判决是一回事，”我说。“把她从监狱里搞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文件：拘捕报告，法庭档案，医疗记录和他们第一次离婚起诉的诉状。戴克满口答应，保证立即去搞到手。7点钟，他出去又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消息登在市内新闻栏的第三版上，只有短短的3段文字，没有配发死者的照片。这件事出在昨天深夜，记者来不及大书特书。标题是：《夫亡妻捕》。这样的事在孟菲斯每月平均有3起，如果我不是有心寻找，这一消息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拨通了布齐的电话，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是个夜游神，离了3次婚的单身汉，酒吧不关门决不归家。我告诉他说他那个朋友克利夫·赖考已经突然归天，这消息似乎使他立刻来了劲。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的事务所，我请他去那幢公寓附近进行侦察，看看是否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情况。同时看看警察是否也在现场执行和他相同的任务。布齐打断了我的话。他是调查员，他明白该干些什么。
我在办公室给布克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的一位办理离婚案件的委托人昨夜杀死了她的丈夫，但她确实是位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想把她从监牢里搞出来。我需要他的帮助。马尔文·香克尔的弟弟是刑庭的法官，我想请他让她具结释放，或者交纳一笔微不足道的保证金出狱。
“你刚刚打赢了一场价值5000万美元的官司。怎么一下子捡起这种不值钱的离婚案子啦？”布克开玩笑问道。
我勉强笑了笑。他要知道事实真相就好了！
马尔文·香克尔此刻不在孟菲斯。但布克保证立即开始给有关人员打电话。我在8点钟离开事务所，驱车向市区驶去。整个夜晚，我一直有意不去想念关在牢中的凯莉。
我踏进谢尔比县司法大楼后，径直朝隆尼·香克尔法官的办公室走去。迎接我的消息是，和他的哥哥一样，香克尔法官也不在城里，要到傍晚才能返回。我打了几个电话，想找到关于凯莉的文件。可是，她仅仅是昨夜拘捕的十几个人中的一个，我想她的案卷肯定还在警察署。
9点半，我在法院大厅里和戴克碰头。他已经拿到了拘捕记录，我叫他去警察署设法查找她的档案。
谢尔比县地区检察署位于司法大楼三层，下设5个部门，共有70多位检察官。家庭虐待科仅有两名检察官，摩根·威尔逊和另一位女士。幸而摩根·威尔逊恰好在办公室，只要能走进去找她就成。我和接待员调情调了半小时，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的这一招居然还算灵。
摩根·威尔逊是个绝色的美人，年纪大约40岁。她握手十分有力，脸上挂着那种仿佛在说“我忙得要命，有事快讲”的微笑。办公室里堆放的案卷已多得无法再多，但仍井井有条。仅仅望着这些待办的文书，我也会觉得厌倦。我们各自坐定后，她突然认出了我。
“你就是打赢那场5000万美元官司的小伙子吧？”她说，脸上的微笑与刚才截然不同了。
“是我。”我耸了耸肩。那只不过是另一天干的活，没啥了不起。
“祝贺你。”可以看出她对那个案子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啊，名誉有着多大的价值呀！我猜，此刻她正像所有其他律师一样，在心里计算着5000万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美元呢。
她的年薪最多4万美元而已，所以她很乐意谈谈我交上的好运气。我简单地谈了谈开庭的情况和我听到裁决时的感受，然后立即刹车，告诉她我来此的目的。
她听得非常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笔记。我把这一次和前一次的离婚诉状，以及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记录统统交给了她，并且保证天黑以前一定把凯莉的医疗记录送到她手上。同时，我还描绘了她在几次最最凶残的毒打中所受的伤害。
其实，我周围的这些卷宗全都和殴打老婆、儿女和女友的男人有关，摩根会站在谁的一边，显然不难预言。“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她说。她指的当然不是克利夫。
“她身材高大吗？”她问。
“5英尺5英寸左右。净重110磅。”
“她怎么居然能把他打死了呢？”她用近乎敬畏的声调问，一点儿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她非常害怕。而他又已经喝醉。她在不知不觉之中抓住了棒球棍。”
“干得好，”她说。我的大腿上顿时布满了鸡皮疙瘩。这是检察官说的话！
“我希望能把她从牢里放出来。”我说。
“我需要在材料到齐后研究一下。我会给办理保释的办事员打电话，通知他我们不反对让她交纳为数不多的保释金。她住在哪里呢？”
“暂时住在庇护所里。你知道，那种没有名称的非公开的庇护所，这里有许多家。”
“我对它们很了解。它们也确实很有用处。”
“她住在那里很安全，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此刻还关在监牢里呢。而且上次挨打留下的伤痕，现在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她用手向周围的案卷一挥。“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
我们同意次日上午9时再碰头。
我、戴克和布齐三人在办公室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筹划着下面的行动步骤。布齐敲开过赖考住处附近每一家的门，只发现有一个人似乎听到过有什么东西砸碎的声音。她就住在他们楼上，我怀疑她可能看见我走出那套公寓。她听到的可能是克利夫第一次挥棍向我打来，失手打在点心柜上发出的声音。警察尚未和她谈过话。布齐在那个公寓小区转悠了3个小时，并没有发现警方活动的迹象。那套房锁着门，贴了封条，吸引着不少人前来围观。有次来了两个魁梧的年轻人，看来认识克利夫。他们和一群刚刚下班的小伙子站在警察布置的隔离线之外，望着套房的门，骂骂咧咧地嚷着要报仇。那伙人样子可凶呢，布齐对我说。
布齐还找着了一个提供保释金的保证人。此人是他的一位朋友，愿意为我们提供优惠，只收取5％的好处费，而不是通常的10％。这可以为我省下一点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