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找律师商量的人在当时的比例是多少吗？”
“一般相信，找律师商量的人与所有投保人之比，不会超过二十五分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才开始搞这个试验的。他们认为这么干不会引起注意。他们把保单卖给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人，他们指望那些人出于无知，在索赔遭到拒绝时会逆来顺受。”
“在收到律师写来的信时，情况怎么样呢？”
“那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索赔金额在5000美元以下，要求又完全合法，我们立即付款，并且发信向投保人表示道歉。用的借口无非是，你知道，公司忙中出错啦，或者计算机出了毛病啦。这种信我寄出过上百封。如果索赔金额超过5000美元，那么我就把材料交给监理。我想，这样的索赔要求几乎总是如愿以偿的、假如律师已经提出诉讼，或者即将提出诉讼，公司就迅速进行谈判，悄悄地私下把案子了结。”
“这样的情况出现得多吗？”
“这我确实不知道。”
我退下讲台，对她说了声“谢谢”。接着，我转身面对德拉蒙德，愉快地微笑着说，“证人是你的啦。”
我在多特身旁坐下。她泪流满面，正无声地哭泣。她以前就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更早地聘请一位律师，如今听到杰基这样的证词，心里更是格外痛苦。无论审讯有什么样的结果，她都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有几位陪审员已经发现她在哭泣，这对案子的结果会有所裨益的。
可怜的德拉蒙德慢慢地走到一个远离陪审团的地方站住。他恨不得离陪审团更远一点，可是再向前迈一步，他就不能诘问证人了。我想不出他能有什么问题好问，但我相信他以前也曾遭到过类似的伏击。
他非常友好地做了自我介绍，对杰基说他们以前当然没有见过面。这是在向陪审团暗示，他对她将会说些什么一无所知。杰基怒容满面，她不仅憎恨大利公司，而且也憎恨不幸代表这家公司的律师。
“莱曼西支克小姐，你由于某些原因，最近曾被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这是真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对问题的答案心中有数，否则就不该提出这个问题。而我有种感觉，杰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列奥毫无所知。他的消息来源，只是过去一刻钟内，那几个想捞救命稻草的人一番窃窃私语而已。
“不！这不是真的！”她气愤地大声说。
“我请你原谅。可是，你是接受过治疗的吧？”
“我不是被人关进去的。我是自己自愿去的，呆了两个星期。而且，我什么时候想离开那儿，我都可以随时离开。治疗费用本应在大利公司的集体保险名下支付；在我离开大利公司以后的12个月内，我本应继续拥有这一保险。可是他们，当然啰，到现在还在拒绝支付这笔医疗费。”
德拉蒙德咬着指甲，眼睛盯着手中的拍纸簿，仿佛并未听见她的话。问第二个问题吧，列奥！
“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吗？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在生大利公司的气？”
“我憎恨大利公司，憎恨在大利公司工作的大多数爬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
“你今天在此作证是出于你对公司的仇恨？”
“不。我在此作证，是因为我知道真相事实，知道他们是如何故意欺诈成千上万的人。我应该说出内情。”
最好还是一边歇着去，列奥。
“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进医院治疗的？”
“我在与酗酒和意志消沉进行斗争。此刻，我一切正常。可下周会怎么样，谁能说得上？在过去6年当中，你的那些委托人，只把我当成一块肉。我像一盒糖果，被他们在办公室里传来传去，谁想吃都可以。他们糟踏我，因为我身无分文，单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身床上功夫。他们剥夺了我的自尊。我现在拼命要夺回来，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我在拼命拯救自己。因此，如果我必须治疗，那么我决不会迟疑。我但愿你的委托人支付那些该死的医疗费。”
“没有别的问题了，大人。”德拉蒙德匆匆溜回被告席。我陪着杰基走过围栏，几乎把她送到门口。我向她谢了又谢，并且保证给她的律师打电话。戴克开车送她去机场。
时间已经快到11时30分。我想让陪审团在午饭时回味她的证词，因而要求法官提前休庭。我正式提出的理由是，我需要有一些时间研究那些计算机打印的材料，以便传唤更多的证人。
那笔1万美元的罚款汇到的时候，正在开庭。德拉蒙德把它交给法官时，附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申请书。他准备就这笔罚款提出上诉，因而这笔钱谁也不能动用，将留在法院的账号上等待上诉结果。我不在乎。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
------------------
45
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啰，”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就目前而言，这就够了。以后做终结辩论的时候，我可以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向陪审团说明钱在何处。
我把一份有关理赔材料的打印材料交给他，他吃了一惊。我吃午饭时就拿定主意要在他作证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又不让他成为洛夫金的翻版。他用目光向德拉蒙德求助，可是列奥也无能为力。这位基利先生是大利公司的总裁，他肯定能帮助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他们以为我会再把洛夫金传上堂，把这些数据讲讲清，可是我尽管十分喜欢洛夫金，但我对他的诘问已经结束，不会再给他机会反驳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言。
“你认识这份打印材料吗，基利先生？这是你们公司今天上午给我的。”
“当然认识。”
“好。你能否告诉陪审团，1991年你们公司生效的保单有多少？”
“嗯，我不知道。我瞧一瞧。”他把材料翻了一阵，翻了一页，停下，又翻另一页。
“9万8这个数目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也许。肯定。哦，我想，对。”
“这些保单的投保人1991年提出索赔的有多少？”
又是老一套。基利一边在打印材料上折腾，一边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地数着数字。那样子颇为难堪。就这样磨了几分钟，我终于问道：“1万1这个数字你觉得如何？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差不多，我想。不过，我需要证实一下，真的。”
“你怎么证实呢？”
“呃，我需要对这份材料再研究研究。”
“这么说这些数字就在这份材料里啰？”
“我想是。”
“你能否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拒绝了多少份索赔申请？”
“呃，这，我还是得对这份材料再做一点研究。”他边说，边用双手拿起打印材料。
“那么这个数字也在你手上这份材料里啰？”
“也许，是的，我想是。”
“好。请看第11页、18页、33页和41页。”他唯命是从，立即执行。只要不是让他作证回答问题，叫他干什么都成。只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9100这个数字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他听到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然大为惊诧。“当然不对。这太荒唐啦。”
“可你说过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呀。”
“可我知道决不会有这么多。”
“谢谢你。”我走到他面前，取回打印材料，又交给他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张大利公司的保单。“你认识这个吗？”
“当然，”他开心地说，只要能让他摆脱那该死的打印材料就行。
“这是什么？”
“是本公司发出的医疗保单。”
“何时发出的？”
他细细看了一下。“1992年9月。也就是5个月以前。”
“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啰？”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完全正确，先生，”我说。“是在7月。你知道不知道是在何时改变了保单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的？”
“不，不知道。我不管这种事。”
“你们的保单是谁起草的呢，是谁负责印制的？”
“法律部。”
“明白啦。可不可以说：这份保单的文字是在本案起诉之后的某一个时间修改的呢？”
他望着我盘算了一会。“不。可能在起诉之前已经修改了。”
“是不是在起诉之后，在1991年8月修改的？”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令人怀疑。他要么是对公司的工作不负责任，要么就是在撒谎。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在辩论中可以向陪审团指出，这文字上的修改是一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以前并未想过要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布莱克保单保险范围之外。他们以前排除在外的是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的一切，而如今则是包括骨髓移植在内的一切。所以，是他们自己修改的文字，让他们被人揪住了辫子。
我对基利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杰基·莱曼西支克在被解雇的当天签的协议，你有复本吗？”
“没有。”
“你见过这一协议吗？”
“没有。”
“你有没有授权付给杰基·莱曼西支克1万美元现金？”
“没有。那是她撒谎。”
“撒谎？”
“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埃夫雷特·洛夫金呢？在理赔部手册的问题上，他对陪审团有没有撒谎？”
基利刚想开口，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此刻无论作何回答，都于事无补。洛夫金撒了谎陪审团看得一清二楚；他总不能硬叫陪审团充耳不闻。可他肯定也不能承认，他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这个问题其实我事先并无准备，而是临时想到的。“基利先生，我刚才请教了你一个问题：埃夫雷特·洛夫金在理赔部工作手册这件事上，有没有对陪审团撒谎？”
“我想我并无回答的必要。”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声色俱厉地命令道。
基利瞪着我，为难得开不了口。法庭里鸦雀无声。陪审员们全都目光炯炯地盯着他，等他回答。由于所有在场的人都已了解事实真相，我决定做一次好好先生。
“你无法回答，是因为你无法承认你们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反对！”
“反对有效。”
“没有别的问题啦。”
“我方目前不打算法问证人，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显然，他希望尘埃迅速落定，然后在辩论时再带上这几位证人。此刻，他只希望时间和距离，能让杰基·莱曼西支克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逐渐淡化。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是我传唤的倒数第二名证人。到了这一地步，我已并不怎么需要他的证词，我只是用他来填补时间的空档。这是开庭第二天2时30分，下午的审理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陪审员们回家时念念不忘两个人，杰基·莱曼西支克和唐尼·雷·布莱克。
阿尔迪惊恐万状，吞吞吐吐，除非绝对必要，决不敢多说一个字。我不知道他是否和杰基睡过觉，但大利公司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嫌疑犯。我觉得陪审团和我有同感。
我们迅速谈完了背景。保险业务枯燥得怕人，阿尔迪又是同样的令人腻味，我不想让陪审团厌烦，因而拿定主意加快速度，不向陪审团提供过多的细枝末节。
接着，有趣的时刻来到了。我把取证时得到的那本保险部工作手册拿给他。这本绿色包皮的手册，外表极像理赔部的那一本。无论是阿尔迪还是德拉蒙德，或者其他任何人，谁都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另外一本保险部的手册，也就是其中有U节的那一本。
他看着手册，仿佛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的面。但我要他确认时，他却又显得十分熟悉。谁都明白我要问的是怎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本完整无缺的手册吗？”
他一页一页慢腾腾地翻过去，有意不急不忙地磨时间。他显然吸取了洛夫金昨天的教训。如果他说这是完整无缺的，我把从库柏·杰克逊那儿借来的那本手册朝他面前一亮，那他就会立即完蛋，但假如承认其中某一节已经不翼而飞，那他又得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敢打赌，德拉蒙德已经为他选择了后者。
“呃，我瞧一瞧。这本手册好像是完完整整的。不过，等一等，后面缺了一小节。”
“缺少的会不会也是U节呀？”我用怀疑的口气问。
“我想是。是U节。”
我装出一副惊诧的神情。“这是怎么回事嘛！为什么有人要把手册中的U节拿掉呀？”
“我不知道。”
“你知道是谁拿掉的吗？”
“不。”
“你当然不知道啰。那么是谁专门把这一本挑出来交给我的呢？”
“我实在记不得啦。”
“但是，这个U节显然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是不是？”
“这里并没有U节，假如这就是你想要问的话。”
“我要的是事实真相，阿尔迪先生。请你协助我。U节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
“你的意思是不是‘是’？”
“是的。这一节是被拿掉的。”
“你是否同意：这本保险手册对你部门的运作非常重要？”
“当然。”
“那么你对它显然非常熟悉啰？”
“是。”
“那么，把U节的基本内容向陪审团概括地讲述一下，对你来说一定很容易啰？”
“哦，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看啦。”
到此刻为止，他依然不知道我有没有保险手册上U节的复本。“干吗不试一试呢？给陪审团讲一讲U节的大意就行。”
他想了一下，接着就解释说，这一节与理赔部和保险部的相互制约有关。要求这两个部门对某些索赔要求进行监督。通过大量的来往文书，保证对索赔要求做出适当的处理。他随口道来，信心似乎有所增加。由于我尚未亮出U节的复印件，我想他开始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了。
“这么说来，这个U节的目的是保证每一索赔要求都能得到合适的处理啰？”
“正是。”
我把手伸到桌下，掏出手册，走到他面前。“那就请你向陪审团解释解释，”我说着把完整无缺的手册交给了他。他的身体立刻向下缩了一点。德拉蒙德竭力摆出信心十足的架势，但却外强中干，难以为继。
保险部工作手册中U节的内容，和理赔部一样卑鄙。在让阿尔迪窘得无地自容整整一小时后，我让他走下了证人席。他们的诡计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怒气冲冲的陪审团面前。
德拉蒙德照例没有问题。基普勒宣布暂时休庭一刻钟，以便我和戴克安装放像的监听设备。
我们最后一位证人是唐尼·雷·布莱克。法警调暗了房间的光线，陪审员们个个头向前伸，急切地等着他在面前20英寸的屏幕上出现。我们已把录像带剪切成31分钟。他说的每一个字，无论声音是多么轻微，都深深震动着陪审员们的心弦。
这盘录像我已看过许许多多遍。我坐在多特身边，注意观察陪审员们的表情。我看到的是无限的同情。多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水。等到录像即将放完，我也已是喉头哽咽。
唐尼·雷的形象从屏幕上消失，法警走去开灯，室内一片寂静。只有原告席上，传出了轻轻的然而谁也不会听错的那位母亲的哭声。
我们已给对方造成了我能想象出来的一切损害。我要打赢这场官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今是对我的挑战。
灯又亮了。我庄严地宣布：“法官大人，原告静候裁决。”
陪审员们走了很久以后，我和多特依旧坐在空荡荡的法庭里，谈论着这两天听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证人们的证词已清楚证明，她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但她的心情并无丝毫的满意感。她将怀着不断自责的心情走向坟墓，因为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她没有更坚决地与保险公司争斗。
她对我说，她对以后的结局并不在乎。在法庭上她已受够了。她要回家，永不再来。我对她说，这不可能。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即使是受罪，还得再熬几天。
------------------
46
德拉蒙德将如何为他的委托人进行辩护，这个问题使我入了迷。他如果从大利公司总部搬来救兵，企图通过花言巧语把他们拒赔的阴谋像水一样抹掉，那他就会有进一步遭殃的危险。我将干脆把两本工作手册中的U节亮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难堪的问题。说不定在某个地方，他们正藏有更多的阴谋，还掩盖着更大的谎言。揭露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大范围的诘问和质询。
他在证人名单上开出了18个人的名字。我无法预测他将传唤谁第一个出庭。在我向我方的证人发问时，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我知道要出庭的证人是谁，我也知道要出示哪一份文件。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要做的是做出反应，而且要迅速。
我在深夜给远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斯·勒伯格挂了个电话，兴致勃勃地把开庭两天的情形告诉了他。他给我出了一点主意，并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谈了一点看法。他非常激动，说是他可能会搭一个航班赶来。
我在8时30分到达法庭时，一眼就看见库柏·杰克逊正坐在那里，我真是又惊又喜。他向我介绍了身旁的两位律师，他们俩也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罗利，专程飞来观看本案的审理。进行得怎么样？他们问。我把情况谨慎地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中的一位星期一曾在这儿当场目睹了关于U节的那个戏剧性场面。目前，他们二个大约有20件案子已在报纸等媒体上发了公告，而且类似的案子到处都有发现。他们准备不久之后就提出诉讼。
库柏给了我一份报纸，问我有没有看过。这是昨天出的《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是一篇关于大利公司的报导。我对他们说，我已经一周没有看报，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他们理解我的这种心情。
我把这篇报导飞快地看了一遍。报导的主要内容是，投保人对大利公司的不满正与日俱增，而公司拒绝索赔要求已成常规。许多州目前正对此进行调查，许多人正进行诉讼，状告大利公司。这篇文章最后一段说，孟菲斯正在审理的一个小案件受到了人们密切的关注，陪审团很可能会做出第一个对大利公司大大不利的裁决。
我在基普勒的办公室把这份报导给了法官，他的反应却很冷漠。他要问问陪审团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他们事前就得到过不得看报的警告，但恐怕许多人如今已看过这份《华尔街日报》，他和我对此都没有太多的怀疑。
被告律师传唤的第一位证人名叫安德烈·威克斯。他是田纳西州保险署副署长，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德拉蒙德以前曾经请他作证。他的任务是让政府毫不含糊地站在被告一边。
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约40岁，穿一套漂亮的高档西装，脸上充满诚意，经常挂着微笑。而且此刻他的身份极为有利：他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德拉蒙德就他的机关的管理职能，问了一大堆平淡无味的问题，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保险署的官员们时时刻刻挥舞着皮鞭，骑在保险公司头上撒尿拉屎。既然大利公司在田纳西州依然是一个名声颇佳的公司，那么它的作为显然是循规蹈矩的。否则，站在这儿作证的这位安德烈和他那帮看家狗早就会揪住它了。
德拉蒙德需要时间。他需要有一堆高得像小山一样的证词，倾泻到我们的陪审员的头上，他们也许才会忘记听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他的动作不慌不忙。他的讲话不慌不忙，活像个年迈的老教授。而且他确实非常能干。假如他掌握的事实与现在不同，他真能置我于死地。
他把布莱克家买的那份保单交给威克斯，接着他们俩一唱一和，化了半小时向陪审员们解释每一份保单，亦即所有的保单，都必须得到保险署的批准。他们特别强调“批准”这个词。
由于我是坐着，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左顾右盼。我研究陪审员们的反应，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对我的目光毫无回避之意。他们和我站在一边。我注意到有几个陌生人，几个穿着整齐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青年。库柏·杰克逊和他的两位朋友坐在后排，离门口很近。在庭上旁听的人还有将近15位。他们为何要来看一个民事案件的审讯呢？
证人就全国范围内保险业细微复杂的管理，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他的作证令人痛苦，使陪审员们个个昏昏欲睡。可是德拉蒙德才不管呢。他拼了老命也想把审讯拖到下星期。快到11点，在把一个上午的时间磨完了以后，他才结束了对证人的问询。休庭一刻钟，接着就轮到我在黑暗中乱放几枪。
威克斯说，目前在田纳西州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开业，他的保险署虽有41名工作人员，但真正从事保单审核业务的却只有18人。根据他勉强做出的估计，这600多家保险公司每家至少发行10种不同种类的保单，因而他的保险署至少需要审核6000种保单。他承认，这些保单经常需要做些修改和修订。
我们又做了几道算术题。根据计算的结果，我传达出一个信息：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无法对保险业制造出来的文字海洋进行有效监管。我把布莱克的保单交给他。他先是声称早已看过，接着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只是在为这次作证进行准备时才看了这份保单。我就“非住院事故周保险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手上拿着的那张保单，突然变得沉重万分，他飞快地一页页翻着保单，巴不得立刻找到那一节，抛出一个答案。可是却没有摸着答案的边。他又眯起眼睛，皱着眉头，迅速翻了一通，最后终于说找到啦。他的答复大体正确，所以我就让他过了关。我接着又问他一个问题：如要更改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该用何种方法？看他那副窘相，我几乎要为他难受。他久久地研究着这份保单，哑口无言。人人都在等着。陪审员乐得挤眉弄眼，基普勒在得意地暗笑。德拉蒙德虽然火冒三丈，却又爱莫能助。
他终于做出了回答，其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又取出那两本绿色封皮的手册放在桌上，好像是想和威克斯一起再对它们研讨一番。人们立即睁大眼睛。我举着理赔部的工作手册，请问他是否对他如此热心地加以管理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内部的理赔程序进行定期审核。他本想回答“是”，可是他显然听说过U节的事，因而说了“不”。我对这样的答复做出的反应，当然是一脸的震惊。我向他抛出几个语中带刺的问题，接着就给他台阶下。他已经威风扫地，并且已经得到相应的记录。
我又问：他是否知道佛罗里达的保险署正在对大利公司进行调查？他不知道。南卡罗来纳呢？又是不知道。对他来说，这是道地的新闻。那么，北卡罗来纳呢？他似乎有所耳闻，但尚未看到任何材料。肯塔基呢？佐治亚呢？没。他郑重声明，别的州正在做什么，他毫无兴趣。我对此向他表示了谢意。
德拉蒙德传唤的第二个证人，也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不过，这样说也有点儿勉强。此人名叫佩顿·赖斯基。他有个很能吓唬人的头衔：全国保险同盟执行主任兼会长，而且长相和风度都像个大人物。我们很快就弄清，他那个同盟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一个政治组织，经费由各家保险公司提供，充当他们在国会上的代言人。全是一帮说客，当然是财源滚滚。我们被告知，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全是为了促进这美好的保险事业。
小小的开场白，化了很长的时间。下午1点半就已经开始，到了2点钟，我们已经完全相信，这个全国保险同盟差不多就是在拯救整个人类。他们是多么出色的人啊！
赖斯基在保险业已经混了30年，德拉蒙德很快就把他的经历和背景披露给我们。他想以此来确定赖斯基作为保险理赔专家的地位。我不反对。我研究过他在另一案件中作证时的证词，我认为我完全能对付他。为了使U节让人听起来妙趣横生，我正需要有个非同寻常的天才专家呢。
他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催问的情况下，滔滔不绝地主动向我们讲述这样的索赔申请应该如何处理。德拉蒙德严肃地点着头，似乎他们现在已经击中了某个人的痛处。你猜他说的是什么？大利公司处理这件索赔申请，是严格地按章办事的。当然也可能犯了一两个小错误，不过呢，嘿，公司那么大，有那么多申请要处理嘛。总的说来，没有大的偏差，处理得还是合情合理的嘛。
赖斯基证词的实质是，由于这一索赔要求的金额太大，大利公司完全有理由予以拒绝。他非常认真地向陪审团解释，一份每周只交18美元保险金的保单，自然没有理由指望它支付高达20万美元的移植手术费。借方保单的目的本来就是提供最最基本的保险，而不是为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提供费用嘛。
德拉蒙德提出了工作手册以及其中失踪了的U节的问题。这是不好的，赖斯基说，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手册这种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一直不停地修改的。有经验的理赔员对工作手册往往并不在意，事情该怎么办，他们心里有数。但是，目前既然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争论，那咱们就来谈点儿意见。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理赔部工作手册，一节一节地向陪审员们解释。一切都用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嘛，一切都进行得无比顺利。
他们谈了手册，接着又讨论那几个数字。德拉蒙德问他，是否有机会研究与保单、索赔和拒赔数字有关的资料。赖斯基严肃地点点头，从德拉蒙德手上接过那份打印材料。
大利公司1991年拒赔率确实比较高，不过这可能有几个原因。这样的拒赔率过去在保险行业也不是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数字过于相信。如果看一看过去10年的情况，大利公司的平均拒赔率实际上略低于12％。这肯定没有超出全行业的平均拒赔率。接着他就列举了一批又一批数字，我们一下子全都给他搞得晕头转向，稀里糊涂，而这正是德拉蒙德的目的。
赖斯基走下证人席，开始在一张彩色图表上指指点点，像经验丰富的教师一样对着陪审团讲个没完。我真想知道他这样表演的次数一年有多少。大利公司的这些数字大大低于同业。
基普勒在3点半大发善心，宣布休息。我和库柏·杰克逊以及他的朋友们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他们都是富有经验的出庭辩护律师，马上向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们一致认为，德拉蒙德在打疲劳战，他想磨磨蹭蹭拖到周末。
我整个下午在庭上没有吭过一声。赖斯基一直拖到很晚。临结束前还大谈特谈大利公司的处理是多么公正。从陪审员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此人作证终于结束，他们为此十分高兴。而我也因为可以多几个小时准备对他反诘而感激不尽。
我和戴克陪同库柏·杰克逊以及其他3位律师，在名叫格里桑蒂的一家意大利老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老板名叫大约翰·格里桑蒂，为人十分风趣，把我们领进一个包厢，给我们拿来一瓶我们并未点过的美酒，而且实际上是他为我们点了菜。
几杯酒下肚，我感到轻松和平静。多少天来，这是第一次。也许今夜可以安眠。
这顿饭吃了400多美元，账单一到，库柏·杰克逊立刻一把抓了过去。感谢上帝！鲁迪·贝勒事务所也许很快就会赚到大钱，可此刻它仍旧是穷得可怜。
------------------
47
星期四上午天气晴朗。佩顿·赖斯基一踏上证人席，我立刻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交给他，请他大声朗读。他读完后我问道：“赖斯基先生，在你这位专家看来，大利公司的这种反应是公正合理的吗？”
他事先已有准备。“当然不是。这是骇人听闻。”
“是令人震惊的，不是吗？”
“是。不过，我听说这封信的作者已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啦。”
“谁告诉你的？”我惊疑地问。
“嗯，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公司里的什么人吧。”
“这位公司里的什么人也告诉过你克罗基特不再在公司工作的原因吗？”
“我记不清了。可能与这封信有关吧。”
“可能？你对自己的话有无把握？或者仅仅是猜测？”
“我真的记不清啦。”
“谢谢你。这一位公司里的什么人，有没有告诉你：克罗基特先生是在他将为本案提供证词两天前离开公司的？”
“没有。”
“你不知道他离开的原因？”
“不知道。”
“好。我本以为你是想向陪审团暗示，他离开公司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呢。你没有想做这样的暗示吗？”
“没有。”
“谢谢你。”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想用工作手册的问题扳倒赖斯基将是个错误。这样的想法有好几个道理。第一，这一证据早已在陪审团面前亮过。第二，这一证据第一次出现时场面极富戏剧性，方式极为有力，亦即：洛夫金撒谎时当场被拆穿。第三，赖斯基能言善辩，难以制服。第四，他已为这一袭击做好准备，守住自己的阵地较易。第五，他将抓住这一机会把陪审员们搞得更加糊涂。而最重要的是，这要花许多时间。就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与赖斯基争论不休，一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结果是我会白白浪费一天，毫无进展。
“谁为你支付工资，赖斯基先生？”
“我的雇主，全国保险同盟。”
“谁为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
“保险业。”
“大利公司对全国保险同盟有捐赠吗？”
“有。”
“捐赠多少？”
他朝德拉蒙德瞧了瞧，德拉蒙德早已立起。“反对，大人，这与本案无关。”
“反对驳回。本庭认为大有关系。”
“捐赠多少，赖斯基先生？”我又追问道。
他显然不想作答，因而显得十分拘谨。“每年1万美元。”
“原来他们给你的钱比给唐尼·雷·布莱克的多哇。”
“反对！”
“反对有效。”
“大人，我很遗憾。刚才这句话我收回。”
“我方强烈要求把这句话从记录中取消，大人。”德拉蒙德怒气冲冲地说。
“同意取消。”
我停了一下，让对方平平火气。“我很抱歉，赖斯基先生。”我谦卑地说，满脸是悔恨的表情。
“你们所有的钱都是保险公司提供的吗？”
“我们没有其他经费来源。”
“向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的保险公司总共有多少家？”
“220家。”
“那么去年捐赠的总数是多少呢？”
“600万美元。”
“你们就是用这笔钱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的？”
“是的，我们做一点儿游说。”
“你在本案中作证，是不是另有报酬呢？”
“没有。”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大利公司和我联系，请我前来作证。”
我很慢很慢地转过身，指着多特·布莱克说：“赖斯基先生，你能看看布莱克太太，直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大利公司对她儿子索赔要求的处理，是公平合理的？”
他迟疑了一两秒钟，才把目光投向多特，他别无选择。他点了点头，干干脆脆地说：“是的，确实是公平合理的。”
我当然早已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只是想用这富于戏剧性的方式，迅速结束赖斯基的作证，但我并未指望这会产生喜剧效果。然而，坐在前排中间的三号陪审员，那位壮壮实实的51岁的黑人妇女比维蒂·哈德威太太，听到他这荒谬的回答以后，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非常突然，显然不是出于故意，因为笑声一出；她又同样突然地迅速把它刹住。她双手捂着嘴，紧紧地咬着牙齿，缩着下巴，目光慌乱地左看右看，看看究竟造成了多大危害。可她的整个身体仍在不停地轻轻抖动。
对哈德威太太十分不利而对我们却十分有益的是，她的笑声具有很强的传染力。坐在她身后的兰森·佩尔克先生，像是被什么东西触着了痒处，顿时也咯咯地笑了起来。坐在她邻座的伊拉·费伊·索尔特太太同样在捧着肚皮。不到几秒钟，整个陪审席上笑声响成一片。有几位陪审员瞟着哈德威太太，似乎在默默地责怪她这个恶作剧的罪魁祸首。其他陪审员则直视着赖斯基，又好笑又好气地摇着头。
赖斯基成了众人的笑柄，当然非常不快。他低垂着头，一门心思地研究地板。德拉蒙德此刻可能也很痛苦，但他干脆摆出一副置之不理的架势。他手下那几个聪明伶俐的年轻雄鹰，一个个都把鼻子埋在材料和书籍堆里，谁也不肯露出漂亮的小白脸。阿尔迪和昂德霍尔两位则专心地考察脚上的袜子。
基普勒本人也很想笑。他宽大为怀，让这一小小的喜剧持续了一会，等笑声渐渐停息时，才敲响了他的小木槌，仿佛是以此来正式记录下这一事实：陪审团对佩顿·赖斯基的证词确曾一笑置之。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那可笑的回答，那爆出的哈哈笑声，那对笑声的竭力克制，那咯咯咯咯哧哧哧哧，那表示怀疑的摇头，这一切只不过持续了几秒钟。但我发现这使陪审员们的心情得到了一定的宣泄。他们想纵情大笑，想表达怀疑，并且以哪怕是短短的这一瞬间，却足以向赖斯基和大利公司表明陪审团对自己的所闻的真正感受。
尽管这一切转瞬即逝，这却绝对是一个黄金时刻。我望着他们微笑，他们望着我微笑。他们相信我的证人句句是真，而德拉蒙德的证人句句是假。
“没有别的问题啦，法官大人。”我用厌恶的口吻说着，仿佛再也不愿和这个满口谎言的流氓继续纠缠。
德拉蒙德显然大感惊讶。他还以为我会把全天的时间用来盘问赖斯基，在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上跟他磨蹭呢。他翻了翻手上的材料，和T．皮尔斯咬了一下耳朵，站起来说：“我方下一个证人是理查德·佩洛特。”
佩洛特是领导杰基·莱曼西支克的高级理赔监理。我录取他的证词时，他气势汹汹，是一只地道的好斗公鸡。因而现在他那副恶狠狠的模样，我当然丝毫不以为奇。他是杰基的顶头上司，他们指望由他来朝杰基头上泼一盆脏水。
他46岁，中等身材，挺着个啤酒肚，头上的毛已剩下不多几根，五官歪斜，满脸黄褐斑，带着一副又笨又大的眼镜。在这条可怜虫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但他对此显然不放在心上。要是他说杰基·莱曼西支克不过是个也曾极力想勾引他上床的娼妇，我敢打赌，陪审员们准会再次哄堂大笑。
佩洛特脾气暴躁，对一个在保险公司理赔部工作了多年的人来说，这种性格实属正常。与一般的收账员相比，他对人的态度好不了许多，根本不会向陪审团表示出任何善意或信任。他在公司里不过是个不上档次的老鼠，在同一个立方体的笼子里已经干了多久，大概只有他还记得清楚。
但现在他却是他们手上的王牌！不管是阿尔迪，还是洛夫金，或是基利，都已经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虽然德拉蒙德的证人名单上公司总部的雇员还有五六个，但我怀疑他是否会把他们全部传上庭。他们能说什么呢？那两本手册纯属子虚乌有？他们公司没有撒谎没有隐瞒文件？
德拉蒙德和佩洛特按照排练过多次的脚本，一问一答了半个小时，对理赔部没日没夜的辛勤劳动做了更多的介绍，对大利公司为公平对待投保人而进行的英勇努力做了更多的赞美，而陪审员们则又打了更多的呵欠。
基普勒法官决定制止这种无聊的把戏。他打断了他们的双簧，问道：“律师，你别老在原地踏步行不行？”
德拉蒙德装出吃惊并受到伤害的样子说：“可是，法官大人，我有权对证人进行彻底的盘问嘛。”
“你是有这个权利。可是他说的那些事，陪审团早就听说过啦。别再重复啦。”
德拉蒙德简直无法相信法官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仿佛法官专门有意找他的茬，可装得并不怎么成功。
“我不记得你曾经催促过原告的律师嘛。”
这句话他说得很不妥当。他这是在火上浇油，而且即使他真想比试比试，也是挑错了对象。“那是因为贝勒先生没有让陪审团打瞌睡，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现在继续！”
哈德威太太那阵突然爆发的哈哈笑声，以及随之而起的喜剧场面，已经使陪审员们明显地不像原先那么严肃。他们现在已经苏醒过来，时刻准备再从被告方证人的证词中找点乐。
德拉蒙德狠狠地瞪了基普勒一眼，仿佛是说以后再找他算账，把事情摆摆平。他又继续提问。佩洛特坐在那里活像只癞蛤蟆，歪着秃头，眼睛半睁半闭。错误嘛确实是有的，佩洛特怀着淡淡的悔恨承认道，不过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主要的错误都是那个喜欢乱搞的年轻女人，也就是杰基·莱曼西支克造成的。
在讨论一些无关大局的文件时，佩洛特对布莱克的索赔申请又谈了几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几封拒赔的信，他倒是在与之无关而且并不重要的文书上面化了大量时间。
“德拉蒙德先生，”法官板着面孔打断了他们的二重唱。“我已经跟你说过，要谈实质性的问题。这些文件可以让陪审团作为证据进行研究嘛。这位证人的证词，别的证人早已说过几遍啦。别再磨来磨去啦！”
德拉蒙德的感情因此受到了伤害。他受到了一位偏心的法官的训斥，此人一个劲儿专挑他的刺。他使劲地克制自己，可他的表演却欠点儿水平。
在涉及理赔工作手册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佩洛特说，这只不过是一本平平常常的书而已。他本人已不知有多久没有看过这本该死的东西。由于不断地修改，大多数老资格的理赔员根本连看都不看。德拉蒙德向他展示了U节，可这个流氓居然说，他以前从未见过有这一节。这一节对他毫无意义。对他手下的那些理赔员毫无意义。就他本人而言。他从未听说有哪位理赔员不嫌麻烦翻阅过理赔手册。
那么，索赔要求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呢？佩洛特向我们一一道来。在德拉蒙德的导演下，他以一个假定的索赔申请为例，按照正常的渠道，一步一步演解下去。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备忘录，数不尽的步骤。他的语调一直是那么平淡，直把陪审员们听得厌烦至极。坐在后排的8号陪审员莱斯特·戴斯已经进入了梦乡，其他人则是呵欠不断，眼皮下沉，在拼命地和瞌睡斗争。
这种现象并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
如果说佩洛特由于未能在陪审团面前一鸣惊人而有所不快，他也没有丝毫流露。他的声调没有变化，他的举止依然如故。只是临到末尾，他才对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情况，做了一点令人警觉的披露。大家都知道她有酗酒的毛病。上班的时候常常是一身酒味。她工作中的失误比谁都多。她越来越不负责，被解雇是不可避免的。她那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怎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佩洛特和大利公司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这件事在另一个日子在另一个法庭上将做专门讨论，他们在本案中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列入记录，保留到将来再派用场。所以，他们没有把她说成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人上床的荡妇，而是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策略。
“我对此确实是一无所知，”佩洛特说，从而在陪审团心目中赢得了一分。
他们又磨了一段时间，直到将近中午，才轮到我盘问佩洛特。基普勒本想休庭吃饭，在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之后，他才勉强同意让佩洛特继续作证。
我从他签字的给多特·布莱克的一封拒赔信开始。这是那第四封拒赔信，根据的理由是：唐尼·雷的白血病是保险之前的“先存情况”。我要他向陪审团朗读，并且承认是他写的信。我要他解释发出此信的目的，而他当然是无法解释的。这封信本是佩洛特和多特·布莱克两人之间的交往，从来就没有准备拿出来公开，更没有准备在此法庭上公开。
他谈到了杰基错填的一份表格，又谈到了与克罗基特先生之间的一次误解。唉，真该死，整个地就是个错误。而他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感到遗憾，你不觉得为时过晚了吗？”我问。
“我想是。”
“你发出这封信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还会再发出4封拒赔的信吧？”
“不知道。”
“那么，这封信是作为给布莱克太太的最后一封拒赔信发出的啰？”
这封信里有“最终拒绝”几个字。
“我想是。”
“是什么导致了唐尼·雷·布莱克的死亡？”
他耸耸肩。“白血病。”
“又是什么疾病促使他提出索赔申请？”
“白血病。”
“你在信中提到的‘先存条件’指的是什么？”
“流感。”
“他是什么时候患的流感？”
“我记不起来啦。”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档案拿给你看一看。”
“不，不必啦。”只要我不拿档案，他怎么都成。“我想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么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患过流感，亦即在购买这张保单之前，而在申请投保时没有提到。”
“对。”
“现在请你告诉我，佩洛特先生，根据你从事理赔多年的经验，你有没有见过流感的发作会与5年以后患急性白血病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只可能有一种回答，但他却不想说。“我不这样认为。”
“这是否意味着你没有见过？”
“是。”
“那么，那次流感与后来的白血病无关啰？”
“是。”
“那么你在那封信中说的是谎话啰？”
他在那封信中当然撒了谎。他现在若说当时未撒谎，那他就是在继续撒谎。陪审团会看得一清二楚。他已落入陷阱，但德拉蒙德事前帮他做了准备。
“那封信是个错误。”佩洛特答道。
“是撒谎还是错误？”
“错误。”
“一个帮助杀死了唐尼·雷·布莱克的错误？”
“反对！”德拉蒙德在座位上吼道。
基普勒沉思了一会。我料到德拉蒙德会表示反对，而且我估计法官会判反对有效。可法官大人却另有主意。“反对驳回。回答问题。”
“本律师对这个问题再次表示反对，并要求列入记录。”德拉蒙德愤怒地说。
“知道啦。请回答问题，佩洛特先生。”
“这是一个错误，我只能说到这里。”
“不是撒谎？”
“不。”
“你在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词怎么样？是充满谎言还是错误？”
“既无谎言，也无错误。”
我转身指着多特·布莱克，眼睛望着证人说：“佩洛特先生，作为高级理赔监理，你能直视着布莱克太太的眼睛对她说，你们公司对她儿子的索赔申请处理是公平合理的？你能这样说吗？”
他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望着德拉蒙德求助。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竭力装出一副受人冒犯的样子说：“我想谁也别想强迫我这么干。”
“谢谢你。我问完啦。”
不到5分钟，我已结束了对他的话问，而被告律师们还在低头奋笔疾书。他们本以为我盘问赖斯基要用今天一整天，而把明天用来折磨佩洛特。可我却不想在这些小丑身上浪费时间。我要打动陪审团。
基普勒宣布中午休息两小时。我把列奥拉到一边，交给他一份追加的6位证人的名单。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他问。
“6位医生，全是本市的，全是肿瘤专家。你要是让你那个冒牌医生上场，他们全都愿意随时出庭作证。”德拉蒙德把骨髓移植手术说成仍处于试验阶段，他的这一策略激怒了瓦尔特·科德。他给伙伴和朋友们施加了压力，他们已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
“他可不是冒牌医生呀。”
“他是冒牌医生，这你清楚。一个从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来的疯于。我这儿却是6个本地的伙计。你让他上，那一定很好玩。”
“在审前命令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你这样突然袭击，太不公平了。”
“他们是进行反证的证人。你找法官叫去吧。”我说完转身就走，他独自站在审判席前，呆呆地盯着我的那份名单。
下午开庭之前，我坐在原告席附近，与瓦尔特·科德医生以及他的两位伙伴闲聊。德拉蒙德请来作证的那个冒牌医生密尔顿·杰飞，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后面那一排的座位上。律师们正在为下午的审讯忙着做准备，我把德拉蒙德请到身边，将科德的两位朋友介绍给他。这是一个难堪的时刻，他们的露面显然使德拉蒙德惊慌失措。3位医生在我身后那一排椅子上坐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5位仁兄只好干瞪眼。
陪审团坐定之后，德拉蒙德传唤杰克·昂德霍尔出庭作证。他宣誓后坐下，像个白痴似的咧着嘴巴望着陪审团。在过去3天中，陪审员们一直都在盯着他，德拉蒙德怎么还要把他打出来？难道陪审团还会相信这家伙说的话？我实在不明白。
他的目的很快就露了馅。他们的双簧全与杰基·莱曼西支克有关。她在1万美元现钞的问题上撒了谎。她在签定协议的问题上撒了谎，根本就没有什么协议。她在所谓的拒赔阴谋上撒了谎。她在和上司们睡觉的事件上撒了谎。她甚至在医疗费的问题上也撒了谎，胡说什么公司原先答应后来却又拒付她的治疗费。昂德霍尔的话语起初还带有三分同情，后来却越说越刻毒。谈论这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要求他面带微笑，可他诽谤她的欲望却显得过于急切。
他的表现当然很英勇，但同时却也很危险。这位公司大亨指控别人撒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认为目前本案的审理，比杰基以后采取的任何法律行动都更为重要，因而德拉蒙德甘冒完全失去陪审团信任的风险，在杰基身上打上许多个问号，以便把水搅浑。杰基此刻又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还会得意洋洋地以为，对这样一个年轻妇女进行这种相当恶毒的攻击，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呢。
杰基在工作上的表现十分糟糕，昂德霍尔告诉我们。她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和同事们的关系很糟。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公司主动给她一个辞职的机会，以便不影响她的就业记录。这跟她要提供证词的事毫无关系。跟布莱克索赔要求毫无关系。
他作证的时间奇短。对方希望在没有造成很大损害的情况下，让他尽快走下证人席。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他是律师，我不想和他争辩。我只希望陪审员们像我一样地蔑视他。
“昂德霍尔先生，贵公司是否保存有雇员的人事档案？”我彬彬有礼地问。
“是。”
“你们有没有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档案呢？”
“有。”
“现在在你身边吗？”
“不，先生。”
“那么，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总部，我想。”
“在克利夫兰？”
“是的。在总部。”
“那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啰？”
“我不是说了吗？档案不在我身边。没有谁叫我把它带来。”
“档案里有对表现的考核这样一类东西吧？”
“有。”
“假如一位雇员受到训斥、降职或者调动，这些内容是要记入档案的吧？”
“是。”
“杰基的档案里有这样的内容吗？”
“我想有。”
“她的档案里有她那封辞职信吗？”
“有。”
“昂德霍尔先生，有关档案内容你讲的这些话，我们可是要认真对待的！”
“没有谁叫我把档案带到这里来，贝勒先生。”
我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子。“昂德霍尔先生，你有没有杰基签的那份协议的复本？是在你给她那笔现钞、她保证永远不说出来的时候签的那份协议。”
“你的耳朵一定不太好。”
“什么？”
“刚才作证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协议。”
“你是说不存在这份协议？”
他用力摇摇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她是说谎。”
我假装惊诧，然后慢慢走回散乱地放满了文件的原告席。我找到了想找的那一份，在众人的注视下皱着眉头瞄了一遍，接着又走回讲台边。昂德霍尔顿时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地瞧着德拉蒙德，而德拉蒙德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手里拿着的文件。他们一定是想起了那个U节！贝勒又要要那一套把戏啦！他已经找到了那藏得很深的文件，在我们说谎的当儿揪住我们的尾巴了！
“可是杰基·莱曼西支克在告诉陪审团她被迫签的东西的时候，她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你记得她的证词吗？”我在讲台前晃动着手上的文件。
“是的，我记得她的证词，”他说，声音高了一点，语调紧张了一点。
“她说你交给她1万美元现钞，叫她签了一份协议。你记得吗？”我瞧着文件，仿佛是在阅读。杰基对我说过，协议的第一段明明白白地列着1万美元这一数目。
“我是听她说过，”他眼睛瞟着德拉蒙德。他知道我手上并没有这一份协议，因为是他本人亲自把协议的原件藏起来的。但他又摇摇摆摆，无法肯定。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是出乎人们意料地搞到了那个U节了吗？
他决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份协议，但也不敢否认。如果否认了，而我却把它亮了出来，那么由此会造成多大损害，只有等陪审团宣布裁决后才能估量。他坐立不安，扭来扭去，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那么，你是拿不出这份协议的复本向陪审团展示了？”我挥着手上的文件问。
“我拿不出。没有协议嘛。”
“你肯定？”我边问边用手指捻着文件的边。
“肯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受罪的模样，心里真像猫戏老鼠时一样高兴。陪审员们早就把瞌睡抛到九霄云外，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等着斧头往下劈，等着我呼的一声亮出协议，等着看他瘫倒在地。
但是，我却不能。我把手上那张一文不值的纸揉成一团，用夸张的动作朝桌上一丢。“没有别的问题啦。”我说，昂德霍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病没有发作！他跳下证人席，离开了法庭。
德拉蒙德要求休庭5分钟。基普勒觉得陪审员们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决定休息一刻钟。
被告方面原打算把作证拖成马拉松，从而把陪审员的脑袋里灌满浆糊。但他们的这一伎俩未见效。陪审员们对赖斯基的证词纵声大笑，在佩洛特作证时埋头睡觉。昂德霍尔差点儿造成致命的灾难，德拉蒙德提心吊胆，唯恐我已经搞到了他的委托人向他保证决不存在的那份文件。
德拉蒙德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将充分利用机会，在最后的结案辩论中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而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休息结束之后，他宣布，被告已经陈述完毕。
庭审几乎已经结束。基普勒决定于周五上午9时开始结案辩论。他向陪审员们保证，他们在11时就可以开始讨论本案的裁决。
------------------
48
陪审团退席了，德拉蒙德和他手下的那班人马匆匆赶回事务所，显然又要去艰难地讨论一番问题出在哪里，这些都已过去好久了，我们依然围坐在原告席的旁边，谈着明天的事。库柏·杰克逊和他那两位来自罗利的朋友赫尔利和格伦斯菲尔德，出言都很谨慎，很少主动发表看法，但我倒是很乐意倾听他们的高见。谁都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庭辩护，但我的表现似乎使他们颇感惊异。我已很累，心情依然十分紧张，但对刚刚结束的审讯的估价却很清醒。我掌握了一系列证据确凿的事实；被告虽然卑劣却很富有；审判的法官无与伦比地同情我方；庭审时一次次的休息，都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如此而已。当然，我还有一个精心选择的陪审团，不过他们究竟会有何种表现，咱们还得等着瞧。
今后打官司，我的赚头只会比这次少，他们说。他们认为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将会高达7位数。杰克逊当了12年律师后才第一次赢得了一个100万美元的裁决。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讲述着与对手交火的故事，来坚定我的信心，下午这样度过，倒着实令人愉快。我和戴克今晚夜车将开个通宵，可此时此刻我却宁愿沉浸在这亲切舒服的氛围中。他们是真心实意希望我揭露大利公司的。
佛罗里达传来的消息，使杰克逊多少有点不快。那里的一个律师抢先行动，今天上午起诉了4件案子状告大利公司。杰克逊他们本来以为，那个仁兄会参加他们的集体行动，可结果他却显然过于急功近利。目前，杰克逊他们三人手上总共有19件案子，他们准备下周初起诉大利公司。
他们在为我打气。他们想请我们美美地吃顿饭，可我们无法脱身。今夜我最不需要的就是美酒佳肴了。
我们在办公室里吃着熟食店买来的三明治，喝着软饮料。我让戴克坐在一张椅子上，听我练习要对陪审团发表的结案辩护词。这一辩护词我已经写了几个版本，而且都已全部熟记在心，可结果却弄巧成拙，混到一起，搞得上文不搭下文。我拿来一块小小的黑板，把重要的数字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写在上面。我祈求公道，同时却又在要求巨额赔款。戴克常常插嘴中途把我打断，于是我们就像小学生一样展开激烈争论。
我和戴克谁都没有在陪审团面前发表过结案辩词，但他见的比我多，因而他是专家。有时候我为目前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而显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戴克马上就会发现，对我敲响警钟。他反复提醒我，目前胜负未卜，明天早晨两者都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