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会强国而不知变乎！”
假使相信这段话而否认《左传》，岂不可笑。宋氏虽明说自己所撰，后来凌稚隆辑刻的《史记评林》却已载于篇首了。
另外一个杨慎，博览群书，是一个既辨伪又造伪的人。他非孟子，非郑玄，非朱熹，胆力自是不小。尧授舜天下，孟子说“舜避尧之子”，他批评道：
夫下非私也，何避之有？……至谓益避禹之子，尤为无稽，禹
未尝禅于益。孟子尝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矣”， 何其言
之自相戾乎？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善观孟子者，例是可
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此类之谓乎？
（《升庵先生文集》卷四十五，《舜避尧之子》条）
《周礼 秋官》有屋诛之文，郑玄《注》曰：“夷三族也。”他驳斥说：
第 １９８ 页
古者罪人不孥，岂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诛，盖汉人下
蚕室之类耳。郑玄瞀儒曲见，误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升庵先生文集》卷四十四，《屋诛》条）
朱熹说“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观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他批驳说：
此言殊不公，今试取《伯夷传》读之。始言天道报应差爽，
以世俗共见闻者叹之也；中言各从所好，决择死生轻重，以君子之
正论折之也。一篇之中错综震荡，极文之变，而议论不诡于圣
人，可谓良史矣。宋人不达文体，是以不得迁之意而轻为立论。
（《升庵先生文集》卷四十七，《伯夷传》条）
又说：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愚详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
公是而远人情者，……盖自周、孔以下无一人逃其议，古人谓君子
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文公《语录》论人，
皆无过中求有过者也。或者门人记录之过，朱子无忠臣遂至此欤！
（《升庵先生文集》卷四十六，《文公著书》条）
他的批评虽不一定对，但他敢于发为议论，正可见他胸中自另有识见，可是他自己有时也不实事求是地根据事实说话，而是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升庵集》提要说：
至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
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
第 １９９ 页
又卷一四三《汉杂事秘辛》提要说：
杨慎序称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日：
即慎所伪作也，叙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及册立之事。其与史舛谬
之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详。其文淫艳，亦类传奇，
汉人无是体裁也。
又卷一九二《金石古文》提要说：
是编所采，皆金石之文，上起古初，下迄于汉，然真伪错杂，
殊多疏漏。……《石鼓文》韩愈已云缺画，郑、薛诸家所载，无不
讹缺，慎乃臆为补足，诡称得之李东阳，不知东阳《怀麓堂集》固
明云未见完本也。
杨慎以博洽著称，《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但他所作的《丹铅录》诸书，瑕瑜互见，真伪并陈。于是陈耀文作《正杨》四卷，考正其非，但有意求瑕，语多诟詈。后来，胡应麟、周婴、谢肇淛等继续有所辨难，纠正他的疑误。
再如王世贞，是一个最能摹古的人，在他的集子里什么都拟，拟雅、颂，拟《离骚》，拟汉郊祀歌，拟汉饶歌，拟《琴操》，拟古乐府，拟晋、唐五言诗，只要古人有一种文体，他就拟作一种。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一《说部》中有他的模仿《左传》而作的《左逸》三十条，其序云：
峄阳之梧，爨樵者穷其根，获石箧焉，以为伏藏物也，出之，
有竹简漆书古文，即《左氏传》，读之，中有小抵牾者凡卅五则，
余得而录之。或曰“其指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汉人所
传而托也。”余不能辨，聊以辞而已。
第 ２００ 页
又有《短长 二卷亦在《四部稿说部 内（卷一四二、一四三），是摹仿《战国策》的，序云：
耕于齐之野者 地坟，得大篆竹册一帙，曰《短长》，其文无
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云。按刘向叙《战国策》一名《国
事》，一名《短长》一名《长书》，一名《脩书》，所谓《短长》
者，岂战国遗策欤？然岁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
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徒之称嬴、项，薄炎德，诞而不理，至谓四
皓为建成侯伪饰，淮阴毋反状，乃庶几矣，因录之，以佐稗官。
一种，凡四十则。
王氏的奇遇为什么会得这般多：峄阳的樵者得石箧，他看见；齐野的农夫得竹册，他又看见。这二千年的古物一旦发现，正是学术上的一大宝物，为什么仅“以佐稗官”呢？他自己消遣消遣不打紧，但与他同时的凌稚隆已把他的《短长说》放在《史记评林》卷首了。幸而清朝人不上他的当，倘使他早生了数百年，一班愚人作起史来，信以为真，把他抱不平的念头（淮阴毋反状），与猜想中的事实（四皓为建成侯伪饰）在史书上照改了，岂不大糟！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能辨伪的人。《说部札记内篇》（《四部稿》卷一三九）说：
《诗》之存淫奔也，非小子所敢知，意非其旧也，示戒微而道
欲重。
这疑心 诗经》是有伪造的了，与孟子疑“血流漂杵”一样。他们之疑，以仁义与否为标准。孔子是全仁全义的，他的书不当有几微非仁义的话，而伪迹昭彰的，还是要宽恕对待，如万斯同对待《诗经》和《古文尚书》那样。又《艺苑卮言》卷二说：
第 ２０１ 页
《木兰》……本色，自是梁、陈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
拍》，软语似出闺襜，而中杂唐调，非文姬笔也，与《木兰》
颇类。
此说甚是。又说：
余读《琴操》，所称记舜、禹、孔子诗，咸浅易不足道。《拘
幽》，文王在系也而曰：“殷道圂圂侵浊烦，朱紫相合不别分，
迷乱声色信谗言。”即无论其词已非内文明外柔顺，蒙难者固如是
乎！“瞻天案图殷将亡”，岂三分服事至德人语！“望来羊固”因
“眼如望羊”传也。他如《献玉退怨歌》谓楚怀王子平王，夫平
王，灵王弟也，历数百年而始至怀王；至乃谓玉人为乐正子，何其
俚也！《穷劫曲》言楚王乖劣，任用无忌，诛夷白氏，三战破郢，
王出奔。用无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
胜，后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辞曰“留兵纵骑虏京阙”，时未有骑
战也！《河梁歌》“举兵所伐攻秦王”，句践时，秦未称王也。句
践又无攻秦。
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不通古而传，是岂伪
者之罪哉！
王世贞这人，一面辨伪，一面造伪。他说：“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这是他自己的得意话，而孰知这种的危险远在“不通古”而造伪之上。不通古而造伪，观者虽不去辩驳他，犹将目笑存之，以其造伪迹象太显，不能欺人也。至于通古而伪古，文永传而史也永远被搞乱了。
明代著名的造伪者丰坊，是一个大藏书家，从他的远祖北宋的丰稷就开始藏书，经过十几代不断的积累，收储极富。著名的范氏天一阁藏书，嘉靖以前的刻本，多半是丰氏万卷楼的旧物。丰坊自以家富储 第 ２０２ 页
书，伪造经籍。吴肃公《明语林》卷十二《诈谲门》说：
丰存礼坊，高才吊诡；“十三经”皆钩新索隐，托名古本，或
诈云得之异域。临摹碑刻，撰定法书，以真易赝，人莫能诘。他伪造的《古书世学》，陆元辅说：
“古书”云者，以《今文》、《古文石经》列于前，而后以楷
书释之，且采朝鲜、倭国二本以合于古本，故曰“古书”也。“世
学”云者，丰氏从宋迄明四世学古书，稷为《正音》，庆为《续
音》，熙为《集说》，道生为《考补》，故曰“世学”也。（《经义
考》卷八十九引）
所谓朝鲜、倭国二本，乃丰坊伪托箕子封于朝鲜，传 书 古文 ，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是徐巿传于倭国的本子，他的曾大父丰庆从朝鲜和日本使臣处录得，其实全书都出于丰坊一手所伪撰。
他又伪撰子贡《诗传》及申培《诗说》；自为《鲁诗世学》，而云传自远祖稷；并自恃其能书，以篆隶体伪造正始石经《大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
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二书，明丰坊伪撰。……从未闻
有子贡《诗传》，徒以孔子有“可与言《诗》”一语，遂附会为此，
其诞妄固不必言。若申培者，《汉志》有《鲁故》、《鲁说》；《隋
志》云“《鲁诗》亡于西晋”，则亡佚久矣。坊之作此，名为二
书，实则相辅而行，彼此互证，若合一辙；中多暗袭朱子《集传》以
与《诗序》异者，又袭《诗序》为朱之所不辨者。……嘉靖中，庐
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书，以为得之香山黄佐；佐所得为晋虞喜于秘 第 ２０３ 页
阁石本传摹者，故其书有篆、隶诸体。坊善书，其所优为也。于是
当时人几于一哄之市：张元平刻之成都，李本宁刻之白下，凌濛初
为《传诗适冢》，邹忠彻为《诗传阐》，姚允恭为《传说合参》，使
得以尽售其欺，可叹也夫！坊又自为《鲁诗世学》，专宗《诗说》而
间及于《传》意；以《说》之本于《传》也；又多引黄泰泉说，泰泉
即佐，乃坊之师，有《诗经通解》行世，二书亦多与暗合，故谓出于
佐家，以佐得见此二书 用其义为解也。其狡狯如此。坊又伪造
魏正始《石经大学》。武林张氏订刻陶九成《说郛》，名曰《大学
古本》，列之卷首。
伪《石经大学》受其惑者，除武林张氏刻入《说郛》以外，还有：
管志道为作《章句》、《测义》、《略义》，钱一本、曹胤
儒，俱有刊本，皆为坊所惑，可怪也。（《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引
陆元辅说）
又吴应宾撰《古本大学释论》五卷，其第五卷为《新本辨》，辨伪《石经》云：
唐伯元误信伪本，上言于朝，颁行学官，而又述之为书，与管志
道相倡和。志道撰《古本自释》一卷、《辨古本》一卷、《石经大学
附录》一卷，周从龙撰《大学遵古编》一卷，邹德溥撰《大学宗释》一
卷，吴炯撰《大学古本解》一卷，刘宗周撰《大学古本参疑》一卷，均
误信伪《石经》。
读此可见，丰坊所造伪书，受惑之众。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七也指出了很多受骗的。如明刘元卿《大学新编》条说：
第 ２０４ 页
是书前列《大学正文》一卷，以丰坊伪《石经》为据，殊为
不考。
又明刘斯源《大学古今通考》条说：
至政和石刻出自丰坊伪撰，其政和年号以宋为魏，贾逵姓名以
汉为魏，前人驳之悉矣，斯源犹珍重而信之耶！
又明陈仁锡《四书考》条说：
至丰坊《古本大学》，其伪托可不待辨，而仁锡乃为持疑之
辞，则茫无考证，亦可见矣。
又清邱惠穗《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条说：
其意以丰坊伪《石经》为真，而又未见坊之原本，但据钟惺
《四书聚考》所载。……然其割取《诗》云“邦畿千里”十字，实
用伪《石经》本也。
读此可见，丰坊伪造的《石经大学》，受骗上当者之多，又可见即使出于后世所作的伪书也不可不辨，听任它流传，否则以讹传讹，必然贻误后学。丰坊还有《古易世学》，陆元辅也说是“本坊一人所作而伪托于远祖稷、曾祖庆、父熙，而以己承其学，真狂易者所为也”（《经义考》卷五十四引）。至其《春秋世学》，朱彝尊《经义考》说未见，恐也是他一人所作而伪托承受其先人的。
明代学人撰伪书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到万历间蔚为一种风气，王士祯《居易录》卷六说：
第 ２０５ 页
万历间学士多撰伪书以欺世，如《天禄阁外史》之类，人多知
之。今类书中所刻唐韩鄂《岁华纪丽》，乃海盐胡震亨孝辕所
造。 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
除了学人造伪之外，书贾为了牟利造伪的更多，他们读书少，识见浅陋，伪造的书，大都依托名家如杨慎、王世贞等，掇拾割裂，舛谬百出，此类伪书数量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但明代考辨之学也并未因此而完全绝迹，宋人辨伪之风对明人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仍有一股涓涓的细流在不息地流着。明初宋濂的《诸子辨》里就征引了许多宋人辨伪的话，此书的体裁也与高似孙的《子略》和黄震的《黄氏日抄》相类，明显地承受了宋人辨伪之学。元代马端临把唐、宋人考辨诸子的文字一起编入他所著的《文献通考 经籍考》，这些讨论的材料既被聚集在一块，就使得各种子书的伪迹大明，宋濂因之作《诸子辨》。这本书按着子书的著作年代和伪托时代的顺序，一一作了简单的批判，他的中心观念是把儒家思想作为衡量诸子思想的尺度和取舍的标准。因此他的所谓“辨”，乃是辨其“各奋私知而或戾大道”的殊说，其目的是“罢斥百家”，“使道术咸出于一轨”，他用年代的先后、思想和事实的异同、辞句的体裁三种方法来考辨古书的真伪和时代是比较真切的，所以他这书的篇幅虽属寥寥，但还是发生作用，唤起了胡应麟和姚际恒的两部著作。
另外，梅 继承了宋吴棫、朱熹和宋、元之际吴澄对《尚书》的考辨，撰《尚书考异》和《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造的，结论虽然不正确，但其辨伪求真的精神是不容抹煞的。
胡应麟生于晚明，是个目录学家，他有清楚的头脑、丰富的知识，可是没有深入的研究。他受了宋濂的影响，从许多目录书里，尤其是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里，把历来抉出的伪书或认为著者有疑问的书都摘录下来，编成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四部正讹》。这书比 第 ２０６ 页
起《诸子辨》来有进步的地方。第一，宋氏专论诸子，他则扩充至四部，所论书有一百余种，视宋氏多出了一倍。第二，宋氏的目的在卫道，辨伪则是旁及的，他则以辨伪为主旨，很少卫道的议论，所以他很能把伪书的性质做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他在叙论里把伪书分成二十类： 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 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掇古人之事而伪者； 挟古人之文而伪者； 傅古人之名而伪者；
蹈古书之名而伪者； 惮于自名而伪者； ）耻于自名而伪者；袭取于人而伪者； ）假重于人而伪者； 恶其人，伪以祸之者；
）恶其人，伪以诬之者； ）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 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 伪而非伪者； ）非伪而实伪者； ）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 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 ）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 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这样的从证据方面、心理方面、历史方面种种繁复的事实中寻出伪书的公例，确是一种很细密的工作。倘使他能够用了全力做去，钩稽参互，使若干部分的伪迹悉受约束于此公例之下，他的成功决可与阎若璩相颉颃。可惜明代的学风务博而荒，浅尝辄止，他仅仅立了这些条文也就停工了！
他在卷末还总结了八条审核伪书的方法： 核之《七略》以观其
核之群志以观其绪； 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 核之异世源；
之言以观其述； 核之文以观其体； 核之事以观其时； 核之撰者以观其托； 核之传者以观其人。这些方法，他虽没有充分地使用在这本书里，但他已把作者的环境、文字的本质、传流的事实、书籍的记载……各方面都想过一想了。他论《子华子》一条，就是很显明地使用这个方法的。所以他虽没有对于伪书进行像我们想望中的研究，但他总结的这些方法，实在是驾驭伪书的好方法，有力地启发以后学人的治学途径。
他还统计了伪书的门、目而说：“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璅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 第 ２０７ 页
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别什借名窜匿者甚众。”这也是对伪书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体现了一个目录学家辨伪的特点。
（一八）清代的辨伪
明代中叶以后，王守仁的心学盛行，风靡一时。他们讲良知，言心性，束书不观而从事清谈。到晚明，其末流更耽于游谈，而愈趋空疏。顾炎武首先起来反对这种空虚的学风，而提倡“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读书结合实际的切实学风。于是清代初期又回复到宋人的路上。阎咏刻其父若璩《朱子古文书疑》序云：
家大人征君先生著《尚书古文疏证》若干卷，非之者亦复不
少。征君意不自安 曰：“吾为此书，不过从朱子引而伸之，触类
而书之耳。”因命咏取《语类》四十七条，《大全集》六条，汇次
成编，名《朱子古文书疑》。
固然这是他的手段，让一般人知道他们的新法子就出在大家尊信的圣贤书里，但阎若璩的工作和朱熹一线相承，这就是很清楚的证据。这一时期通考群书真伪的著作有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专辨一书真伪的著作：辨《易》者，有胡渭《易图明辨》、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黄宗羲《图书辨惑》、姚际恒《易传通论》；辨《书》者，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姚际恒《古文尚书通论》、宋鉴《尚书考辨》、惠栋《古文尚书考》；辨《诗》者，有姚际恒《诗经通论》；辨《周礼》者，有姚际恒《周礼通论》、万斯大《周官辨非》、方苞《周官辨》；辨《仪礼》者，有姚际恒《仪礼通论》；辨《礼记》者，有姚际恒的《礼记通论》；辨《春秋》者，有姚际恒的《春秋通论》。
第 ２０８ 页
不幸清代学者实际上虽承受宋学，而因对理学的不满意，所以他们喊的口号，乃是“重兴汉学打倒宋学”。有了这口号之后，就渐渐地从整理古书到迷信汉儒。《月令》也信了，《王制》也信了，淮是真人于江了，并认为《纬书》是孔子作，《太誓》是真了，例如《月令》分明是阴阳家说话，就是郑玄也以为是秦人著，但孙星衍则笃信为周人著作，且云：“汉法疑经，则治以非圣无法之罪。”戴震是一个天才，王昶替他做的《墓志铭》说：
十岁受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
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
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几何
时？”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
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
以知其然？”师无以应。
可见他幼时有这等的怀疑精神，但何以长成之后，他只为汉学的大师，没有一点疑古的成绩呢？实在那时信古的空气已压倒了疑古了，只有不与外方通声气的崔述，才能够超出于这时代之外，以毕生的精力写了一部《考信录》。
到了嘉庆以后，经今文学派兴起，疑古的精神又高涨起来。站在今文学的立场来打破古文学的，这一百多年中，有下列诸人的成绩。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龚自珍，在他的《定庵集》中，疑《左传》、《穀梁》、《周礼》、《孝经》、《尔雅》和《诗序》。魏源作《诗古微》和《书古微》。邵懿辰作《礼经通论》。廖平作《今古学考》和《古学考》。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崔适作《史记探源》。
清人的辨伪方法愈来愈细密，讨论的问题虽不太多，然而所讨论的问题总是接近于解决的地步。下面三件事，可以作为清代辨伪的主要 第 ２０９ 页
收获。
第一，十七世纪的末年，阎若璩用了一生精力写出《尚书古文疏证》一百二十八篇，把晚出的《古文尚书》的来源一一寻出，又把伪作者钞袭古书而钞错了的地方也一一揭破，还把所谓《古文尚书》里的政治制度、历史事实、历法、地理、文法的不合于古代实际的以及它和古本《尚书》、汉代经师解释不合的地方也都一齐检举，暴露了它的种种内在的矛盾。他的这般比较圆满的理论渐渐取得了学术界的公认，虽有毛奇龄等几个人用了大气力来翻案，大家只是一笑置之，发生不出什么影响。但是这部《古文尚书》究竟是谁伪作的呢？他还没有能决定；这个问题留待一百年后的丁晏作了一部《尚书馀论》，才指实是魏代的王肃。《古文尚书》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尤其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是所谓“尧、舜、禹相授之心法”，成为宋、元、明理学的最神圣的信条的，竟给阎氏摧陷廓清，实在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中最突出的一件事。这是清代学者对于三国时代的伪书的研究成绩。
第二，西汉后期，当汉代经学由极盛而蜕化的时候，骤然出来了许多部古文经，表章这些经的是刘歆和王莽。它的出现或托之孔壁所发，或托之中秘所藏，或托之民间所传，实在有许多破绽，两汉学者已有很多怀疑；但因当时还没有精密的考据方法，批评的不得要领。到了清代，为了崇拜汉学，凡是汉代的每一个大派和每一个名家差不多都有人作专门研究，于是把湮没了近两千年的今、古文经学的争论问题重新提出。十九世纪初叶，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从本书的内容和传授系统上证明《左传》和《春秋》确实是不相干的两部书，硬被人们凑在一起。到了那世纪的四十至六十年代，魏源作《诗古微》和《书古微》，又揭破了《毛诗》和汉代的《古文尚书》都是伪古文；邵懿辰作《礼经通论》，又揭破了《逸礼》是伪古文。《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是汉哀帝时刘歆争立的四部经典，他的愿望到王莽执政而实现，想不到过了一千九百年之后竟一齐被人击破。 第 ２１０ 页
再有一种学者是不参加这些论战而是专门整理今、古文问题的资料的，像东汉许慎作《五经异义》，记录今、古两家对于古代政制和礼制的不同说法，到了十九世纪初叶，陈寿祺作《五经异义疏证》，就把两方面的异说加以详尽的阐明；东汉章帝初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班固记录为《白虎通义》一书。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陈立作《白虎通疏证》，又把汉人经说悉数编排进去。同时辑佚之学大盛，凡汉代已佚的著作，几乎全数辑了出来，资料集中，大有助于人们对于那时代的学术作全面的认识。所以到了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廖平作《今古学考》和《古学考》，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便把今、古学家的不同面貌和刘歆伪造古文经的一件事实作了整个的批评。最后，崔适作《史记探源》，揭出《史记》中涉及古文经的各点也出于后人的窜乱。这个研究工作的发展到现在不过一百八十年，已得着一个大体的认识。由于距离问题发生的时代较远，许多古代资料已没法找到，当然不如伪《古文尚书》问题的可以顺利解决。但是有了许多人的研究在先，将来我们把握了正确的方法和新出的资料（例如魏《三体石经》），必可比他们再进一步。这是清代学者对于西汉时代伪书的研究成绩。
第三，战国、秦、汉一段时期的人们最敢大胆说话，他们不根据资料而称说古代，并把自己的意见乱套在古人头上；古人的事情就尽跟着他们的每一张嘴而变化；破绽太多了，所以人们早就知道“百家言不雅驯”，司马迁作《史记》，已经大大地费了一番别择的工夫，然而总是扫除不尽。此后，对于古代，只有人作综合资料的工作，却没有人拿了这些资料来作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到了十八世纪的九十年代，崔述发挥了他的极大的勇气，加上沈潜三十年的功力，作了一部《考信录》，把战国、秦、汉间所说的上古、夏、商、西周以及孔子、孟子的事情全部考证了一下，结果推翻无数伪史，又系统地说明了无数传说的演变。虽是他牵缠于圣道王功的偶像作用，还不能把这个工作做得彻底，究竟他已经斧凿开山，后人就他的基业上进展容易了不少。在崔 第 ２１１ 页
氏同时，梁玉绳作了《史记志疑》和《人表考》两书，对于司马迁以前的历史事迹和人物传说的发展变化作了一回总清理。把梁、崔二家的书合看，无论是古人有意的造作或是无意的传讹，大致可以把握得住，不必再去盲从。这是清代学者对于战国、秦、汉间人口头传说的历史作出的研究成绩。
从这三件事情说来，清代辨伪的主流无疑是要把从战国到三国的许多古籍的真伪和它们的著作时代考辨清楚，还给它们一个本来面目。他们的优点是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他们的缺点是受了时代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摆脱圣道的观念；所用的方法也有武断主观的成分。我们生在他们之后，当然容易接受他们的优点，如能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也容易改正他们的缺点。
（一九）崔述的《考信录》
崔述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里的神话和传说，做成了这部不朽的巨著 《考信录》。他以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信史起自唐、虞，唐、虞以上便不甚可稽考了。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他自述写作此书的经过说：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
别观之也。壮岁以后，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于
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后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
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后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复加检阅， 第 ２１２ 页
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
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后考《论语》源
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
本也。（《考信录提要》卷下）
又说：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
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
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
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考信录
提要》卷上）
可见他做《考信录》，是从少年读书时怀疑传记所载古帝王、圣贤之事引起的，他对“六经”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发现经和传、记所载注、疏所释，很有出入，觉得经文可信，传、记可疑。他又发现经书里面也杂有伪书。因此他不得不做《考信录》来辨明真伪。
崔述少年读书时，为什么能看出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的地方，实由于其父的教育方法。《考信附录》中载有《先君教述读书法》，略云：
先君教述，……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后经、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