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国人 军人篇 军人篇 善阐侯家女将军（1）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单单最后这句话，也不足以使我佩服蒋百里先生，而加上再上面的一段，要我不佩服蒋先生，也难。
友人
蒋百里是大兵学家。又是大国学家。其府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沈雁冰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其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之人物。
写下《再别康桥》的徐志摩与蒋为亲族（金庸讲徐志摩是他的表哥，蒋百里是他的表舅）。蒋对徐的才华极为欣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娶了陆小曼，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1930年唐生智反蒋，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书呆子气大发，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也关系非常，蒋百里于东京拜在梁的门下。有趣的是两人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问于蒋百里，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这种性格的人有时不免出圈。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参考教材。于是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出版，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很少有人知道，蒋百里还有一个知音，就是蔡锷。两人是同年秀才，又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毕业时蒋百里第一名，蔡锷第二名，几百名日本学生都在其后），相交莫逆。蒋百里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至全国。后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才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袁曾任命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然而，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却没有顾及个人的恩情，他和蔡锷、张宗祥、陈仪等十一名将领结成秘密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为已经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百里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作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实际逃离袁的控制）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蔡脱险时，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经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竟然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佐梅夫人和女儿们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着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也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未遂，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林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惜后皆毁于抗战之中。
将军去世时，冯玉祥还从中添过一次乱，差点儿使佐梅夫人蒙受不白之冤。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时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与他们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晚年时，佐梅夫人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余者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接受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着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着穿针引线重要的作用。至今，八十余岁的蒋华女士，依然积极参与反###的活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她的身份而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几七十年也。
那些中国人 军人篇 军人篇 善阐侯家女将军（2）
高升泰站在屋檐角上微微躬身，道：“送客！”钟万仇在屋顶上吐了一口唾沫，忿然道：“假惺惺，装模作样，没一个好人！”一提气，飞身一间屋、一间屋地跃进去，眼见将到围墙，他提气跃起，伸左足踏向墙头。突然之间，眼前多了一个人，站在他本凝落足之处的墙上，宽袍缓带，正是送客的高升泰。此人本在钟万仇身后，不知如何，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抢到了前面，看准了他的落足点抢先占住。
钟万仇人在半空，退后固是不能，转向亦已不得，喝道：“让开！”双掌齐出，向高升泰击去。他想我这双掌之力足可开碑裂石，对方若是硬接，定须将他震下墙去，就算对方和自己功力相若，也可借他之力，转向站上他身旁墙头。眼见双掌便要击上对方胸口，高升泰身子突向后仰，凌空使个“铁板桥”，两足仍牢牢钉在墙头，却已让开了双掌的扑击。
钟万仇一击不中，暗叫：“不好！”身子已从高升泰横卧的身上越过，这一着失了先机，胸腹下肢，尽皆门户大开，变成了听由敌人任意宰割的局面。幸喜高升泰居然并不乘机袭击，钟万仇双足落地，暗叫：“还好！”跟着钟夫人和秦红棉双双越墙而出。
高升泰站直身子，转身一揖，说道：“恕不远送了！”钟万仇哼了一声，突觉裤子向下直坠，急忙伸手抓住，才算没有出丑，一摸之下，裤带已断，才知适才从高升泰身上横越而过时，被人家伸指捏断了裤带。若不是对方手下留情，这一指运力戳中丹田要穴，此刻已然尸横就地了……
这一段《天龙八部》，金庸先生寥寥数笔，就刻画出了高升泰精明干练的形象，让人忍不住赞一声——好一个大理善阐侯！
在《天龙八部》中，善阐侯高升泰是大理王段正明兄弟的忠臣兼好友，历史上高升泰确有其人，不过如果搜一下网上的介绍，就会发现此人形象与《天龙八部》中的描写很不相同。历史上的段正明为人忠厚但无所作为，朝政多委丞相（清平官）高升泰。在群臣拥戴下，段将王位禅让给高升泰。
这整个儿一个大理曹操啊！于是，有网友不无讥讽地写道——“禅位这东西，读中国史的人都晓得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种看法其实是有点儿片面的。原因是不了解这其中前后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大理国内民族主要为白蛮和乌蛮，段、高两氏同为白蛮，相对来说文化比较先进，高氏世代辅佐段氏。上明帝（即《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段延庆之父）当政期间，乌蛮杨义贞反，灭段氏自立，大理国亡。白蛮余众多投奔高升泰，高苦心经营，终于打败杨义贞，重建大理国。此时，高任国主是顺理成章的，高升泰却推举段正明为帝，自己仍任清平官。不过，由于段氏的地位当时类似明灭元时的赵宋后裔，于复国并无功绩，群臣多不买账，以致国家政治动荡，最终在群臣推举下高升泰称帝，稳定了局面。从当时的情况看，确有些大势所趋的意思。
然而，高升泰称帝后始终努力恢复段氏的威信，并在临终前告诫儿子高泰明——“段氏不振，国人推我，我不得已从之，今其子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也”。高泰明遂还皇位于段氏，此时继位的，就是《天龙八部》中的风流镇南王——段正淳，而高泰明自己则甘当臣子。
由这段描述，推断高升泰所说“国人推我，我不得已从之”似乎并非纯粹的托词。
那些中国人 军人篇 军人篇 听台湾朋友说老蒋
对于这段历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高氏是高明的阴谋家，真正的大奸臣，大理的岳不群；也有人认为高秉性正直忠厚，有自己的原则。或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我个人比较推崇后一种观点，至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大理当时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而且高升泰治政轻徭薄赋，是对民众有益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阴谋说，因为这和社会现实比较接近。但是，我总是相信人世间存在着君子、正直和忠诚这类东西的，只是我们把它们抛弃得太久，以至于无法信任它们的存在。
大理段氏复国后不久，乌蛮再反，高泰明率军平叛，高升泰的孙子高明清战死。
自高量成（高升泰侄）起，高氏不干朝政，退居封地，爱护百姓，被人称做“彝中君子”。
蒙古兴起后，高升泰后代高禾率军抵抗，战死灵关，南宋曾派人吊唁。
忽必烈进攻大理,相国高泰祥率军于金沙江与蒙古军相持。元军绕道吐蕃直逼大理国都,高泰祥回军保护国王段兴智,和蒙古军交战失利被俘,坚强不屈,被斩于大理国都五华楼下。传说当时时值正午,风和日丽,突然风雷大作,忽必烈大惊,叹道:“真是忠臣啊!”以厚礼相葬。
高氏世代都可说是对得起段氏，对得起大理的。
当然也会有朋友认为他们是世代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这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
忽然说起了高升泰，有些突兀。原因是有日中午采访两位入缅远征军后人，其中一位女士态度温和，知无不言，其父在远征军期间所作诗词，单凭记忆就可写出。中间吃饭时方知其为少数民族，是云南彝族出身的。新奇之余随口问道：“您的父亲当时也习汉诗吗？”
对方随口吟道：“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接着问道，“您可知道这是谁的诗？”
隐约可以猜出是女子的笔触，但这文字端的不凡，气魄可比辽后萧观音的“灵怪大千俱破胆，哪教猛虎不投降”了。
但谁写的却漫无记忆，只好承认。
“那就是我们彝族人写的啊。”女士微笑。
原来，这首诗写于抗战期间，作诗的是永胜土司高长钦之女高玉柱。永胜高氏就是善阐侯高升泰的后代，在当地担任土司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高玉柱，生于1906年，因排行第二，民间称她“高二小姐”。玉柱美丽多才，自幼智力超群，博览群书，善琵琶洞箫，喜骑马打猎，被称做“滇西才女”。1930年龙云的儿子龙绳武从永胜路过，看到高玉柱惊为天人，请他父亲出面作伐。却不料撞了南墙。玉柱辞以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对龙“未见英雄”。龙绳武出身讲武堂，是武元甲的同学，也是法国圣西尔军校骑兵科的毕业生，这样的人物“未见英雄”，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然而高的确眼界甚高，走遍昆明南京，竟然终生未嫁。
在南京，由于高玉柱精彩的演讲，出色的学识，引起中央政府看重，任命她为彝族驻京代表。
1937年抗战爆发，高玉柱感于亡国之危，主动请缨，前往西南安抚各地土司，鼓励他们出钱出人支持抗日。由于她的才华和土司女儿身份，高玉柱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了表彰她的功绩，国民政府授予她陆军少将的军衔，担任“西南边疆宣慰团”团长。
“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就是在此期间她写下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
1942年，高玉柱不幸因在个旧深入深山险地做抗日动员，患上急病，而当地医疗条件差，竟至瞑目，为国捐躯。
这样一位才华卓绝的少数民族女将军，竟然从不曾耳闻，真令人一叹，因此忍不住写下了这篇文章，纪念一下这位善阐侯的后代。
那些中国人 军人篇 军人篇 孙立人将军轶事
20世纪90年代初，萨在机场工作，当时来了个台湾商人林先生做生意，推销工装夹具，双方很是谈了一段时间。
其实，现在看来林先生是个小商人，他的企业没有多少人，连工具的演示都是他亲自动手。不过因为他是来自台湾，那时上下都挺重视的。倒不是和政治有多大关系，这么说，和今天哈韩一样，那一段国内也颇有一批人哈过“台”的，从台湾回来的朋友带来了一些久违的传统和礼仪，让人深感亲切和新鲜。
和林先生谈判，对萨这样的“棒槌”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开口“兄弟”如何如何，还是闭口管俺们处长叫“大哥”，都使当时还流行“同志”相称的机场同仁间不时发出笑声，有一位外号李大眼的工程师说每次和林先生见面都跟看电影似的，老想起《红日》里面的国军来，特有沧桑感。
今天看到MadeInTaiwan往往感觉是中低档货，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可不这样看，觉得台湾的东西的确很不错，精巧耐用。这样说并不是拍“台湾货”的马屁。咱们有三十来年工业上受苏联影响太大，弄出来的东西粗糙笨重，现在想来挺丢中国人的脸也和中国人细腻的性格很不相符。所以林先生带来的产品，在我们看来，是很有可借鉴的地方的。双方的合作也颇为愉快。
不过，和林先生在一起，更喜欢茶余饭后的闲谈，双方都能把对方侃得目瞪口呆。这里面的典型之一就是谈蒋介石。
可不是吗？好容易来一个在“蒋委员长”治下呆过的标本，我们这些只在书本上见过老蒋的年轻人自然想听听直接的观感，而处长以上的干部们多由陆军转空军，空军转民航的经历，潜意识里还是把林先生当成国军的人，也很想听听对面的人怎么评价——其实林先生祖辈卖甘蔗的，和国军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林先生就说了，虽然是避重就轻，求同存异，依然让当时大陆人觉得这观感真是天壤之别。原来，在很多台湾人眼里，蒋介石是“老总统”，是一个风格朴素富有威望的人。当然，这一点在一帮打过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机场干部看来简直近似“反动”，只是碍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不好说什么罢了。
其实，林先生说的好多后来都证明并不是谎话，比如他说老蒋在台湾搞“土改”，这边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土改不是共产党的活儿吗？国民党怎么会干这个呢？他们要干这个，农民们怎么会用小车推出一个淮海大捷来？事实上老蒋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认为土改是共产党胜利的法宝之一，也是国民党此时收拢民心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在台湾大力推行减租减息和土改。说来也很无奈，国民党在大陆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不能做。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地主是穿一条裤子的，土改，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根本无法贯彻。然而到了台湾它倒能改了，因为台湾的地主和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联系，不怕得罪人了。
要是我们知道台湾具体负责土改的就是这边认定的大战犯陈诚，恐怕还要更加惊讶呢。可陈诚这个在林彪面前完全不会打仗的将军，就是因为做了如此德政，今天还被一些台湾老年人称为“陈诚伯伯”。
但是当时我们的看法，按照从小的教育，老蒋就是一个独夫民贼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一时有些冷场。
林先生也觉察到了这种异样，人家到底是商人，犯不着跟政治较劲的，沉默了半晌，就开始顺着这帮老小###说老蒋腐败、暴虐、无道……反正只要你买我的钳子，大不了回去给老蒋烧炷香客气一下。国军大员变红的那么多，一个比一个名气大，一个比一个本领高，蒋公有灵，也犯不着跟他一个卖钳子的过不去吧。
这边马上来了兴趣，有人就问了——您举个例子好吗？
林先生倒是一愣，想啊想的期期艾艾，忽然眼光一亮，说有啊，我就知道这样一件事。他说，60年代，台北有个理发师傅技术很好，不少当地人排队请他理发。传出了名声，有一次老蒋也去他那里理发了，果然觉得很好。结果，他就把这个理发师带到阳明官邸去了，专门给他理发。
说到这儿，林先生就打住了。
您接着往下说啊。
说完了，就是这样啊。
这……也算腐败、无道？老蒋没有把理发师傅枪毙了或者抢了他老婆？
这个……倒没有听说过。嗯，这当然是腐败、无道啦。他把这个很好的理发师带去给他专门理发，大家就没法找这位先生理发了——说到这儿，看看大家脸色，林先生又补了一句——大家都非常气愤。
奇怪了，我怎么从你的表情一点读不出气愤来呢？林先生的表演颇为失败。
不过，那次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后来，某位干部发了半天愣说——老蒋要是这样的话，简直可以入党了。众人哄笑。
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当时台湾也是在搞个人崇拜，那时很多台湾人对老蒋的看法近乎圣人。其实老蒋在台湾虽然吸取了一些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也绝非完人，白色恐怖也厉害得很，只不过林先生这样的老百姓无从知道。
不过，近些年的台湾人对老蒋又是一种看法，变成了“二·二八”的屠夫，独裁民贼。接着，就是台北的中正堂要改成民主纪念馆。以我的看法这纯粹热昏——今天到台湾旅游，最重要的节目就是看中正堂卫兵换岗。你要换成民主纪念馆，还会不会有这么多旅游者感兴趣，可就不知道了。
有些人，不是被当做鬼，就是被视做神，就是没有当人的机会。
老蒋，或许也是这样吧。
那些中国人 军人篇 军人篇 三个丘八种大树
孙立人在缅北反攻中，极重部下生命，每战不急于求进度，总以猛烈炮火开路，即便史迪威责怪他进展不够快也不改初衷，老部下为孙立人写书，名叫《小兵之父》。孙军中没有死刑（一说只执行过一次死刑），最高刑罚是“记死”。
担任远征军新一军军长的孙立人,将军的书法可以让今天很多学文的人汗颜孙立人其人，中西学贯通，尤其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是史迪威最为器重的中国军官，认为他与一些满脑子封建思想，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但有趣的是，这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将军，与史迪威相处的大多时候却是在吵架。这一点是美军参战军人回忆的，有一次麦支队指挥官麦里尔准将曾迷惑地问孙立人，说你和乔（史迪威的绰号）哪里有这样多的架要吵？
孙立人回答——“如果我不和他讲，他永远不会明白中国人怎样想”。
史迪威虽然坏脾气，但也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而且为人正派，因此，反而很钦佩孙的率直。所以，他和孙立人吵得越厉害，之后的配合只会越好。
这是斯利姆将军在FromDefeattoVictory里面提到的。
有人认为孙立人熟悉美国，想当然认为他唯美是从，这固然不对；也有人夸大孙与史迪威的争吵，认为越吵越体现民族气节，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在缅北反攻中，中美双方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孙、史的争执，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史迪威去重庆开会，代理指挥的美军参谋长柏利诺认定日军在胡康河谷谷口只有少数指导官和缅甸伪军，因此命令以一一二团分散攻击临滨、拉加苏等日军据点，结果进展艰难。孙立人审问俘虏后，发现日军至少有两个大队的番号，认为情况不对，与柏大吵，要求立即派出援军。双方争论使史迪威不得不提前飞回，询问孙立人为何不尊重参谋长，孙道：“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史迪威等美国军人都很恼火，但史迪威自己到拉加苏看过，不得不承认孙立人说的有道理，于是命令孙率新三十八师主力驰援，取得于邦大捷。一仗打下来才明白——面对的日军竟然不是两个大队，而是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完整的步兵联队！一个一一二团竟然顶了日军两个联队且打得平分秋色，这回，感到吃惊的不仅是美国人，连孙立人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
中国军人得到良好后勤后的强大战斗力就此得到承认。
孙立人为人机敏而荣誉感极强。一次在印度，美国记者采访他，可能为了打一打这个年轻将军的傲气，故意说：“加尔各达出了好几次汽车被盗案件，都是中国人干的，孙将军知道吗？”
熟悉美国的孙立人应声答道：“美国各城市丢失汽车的案件都很多，是否也是中国人干的？”
到台湾后，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中，陆军待遇不如空军、海军，孙极为不满，追着蒋介石要求改善，蒋袒护海军、空军。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夫人公馆派）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外号睡虎），情急之下喊道：“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
哭笑不得的蒋介石道——孙立人不懂政治。
孙确实什么事都能做得好。他喜欢运动（在清华曾因运动受伤休学一年），在大学期间打篮球很出色，于是选拔入校队，后来竟然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1921年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击败日本获得冠军，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孙因为此战在场上表现出色，动作迅捷，被冠以绰号——“飞将军”。因为孙喜欢篮球，到台湾后，成了台湾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中国将军做国家队运动员的，一个是孙立人，一个是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后者曾为国家足球队队员。
孙立人修养好，交往的大多是冰心一流文化好友，为军中同僚侧目（侧目？的确是侧目，觉得看不惯这个满口洋文的丘八呗）。他亦爱好文艺，支持军中唱歌提升士气。当时远征军中流行三首歌——孙立人父亲做的新一军军歌、青年军从军歌，还有一首十分特别，竟然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孙很喜欢它的旋律，直到后来发现解放军定其为军歌才停止让部下唱这首歌（注：八路军军歌原始歌词里没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的词）。
但是孙立人情绪激动时也经常骂人，口头禅是“他妈的”三个字，这是长期在一线作战养成的习惯。他的英文秘书黄文美曾责备他这个习惯不好，孙说：“我们当兵的，‘他妈的’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喜怒哀乐。”
孙立人一生廉洁，从没干过贪污军饷喝兵血这类事情，亦不动用公费，自己薪饷常接济阵亡袍泽家属。因此担任陆军总司令后家中清贫如故，菜金都要限制，若来客人添菜，只有咸蛋、皮蛋或炒蛋，家人背后有“三蛋轰炸”之说。家中特别处唯经常举行舞会，也没有固定舞伴，是为了和美军作社交用。孙坐兵变案被软禁后，没有薪水，妻弱子幼，无以为生，只好自己种玫瑰花托人来卖补贴家用，竟然卖得极好，台中人称为“将军玫瑰”。新三十八师老部下回忆，孙喜欢养吊兰，驻军广州时，军务之余常亲自浇水，凝视欣赏，或为后来能养玫瑰来卖的基础。
孙立人晚年说，他最敬仰的两位长官，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郑洞国。
孙立人被无辜囚禁了三十三年。恢复自由后，民进党多次找他联络，让他出来揭露蒋介石的残暴，都被孙拒绝。以将军而言，并非不在意自己遭遇，而因为蒋是长官，不肯言长官之过。实际上他对此耿耿于怀。孙去世时，最后一句话有三个版本：
医生记录的是——我对得起国家。
亲属记得是——还我清白。
部下记得是——我是被冤枉的啊。
时人评价，孙立人被囚禁太久，与社会隔绝，别人早已不当回事的一些东西，他还如金科玉律般看得很重。
那些中国人 军人篇 军人篇 “丘八书生”大楼处长二三事
萨写文章，又是在工作的间歇来写，不免断断续续，于是就有朋友形象地开玩笑称之为“挖坑”。挖坑不是好现象，影响市容呢，挖了不填派出所也会来找。不过认真追究起来，挖坑也可以变废为宝，——有了坑，就可以种树嘛。
这是开玩笑了，古往今来，砍树的多，种树的少，特别是兵火之灾更是无情，生生把个八左公柳水绕长安的关中宝地，变成黄土高坡白鹿原。植树造林的确是功德事情。
不过，种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是所托非人很容易没准儿。比如我认识的一位恩赫大叔，原来是某省林业厅的处长，有一年看完年终报表实在忍不住，找到厅长说——这个数儿稍微有点儿离谱吧？厅长问：你怎么知道离谱？恩赫大叔说：要照这个面积算，咱们这林业厅的房顶上都是树了。
厅长不喜，恩赫大叔被发配日本。
所以，咱要种树，可不能托付给这位厅长一类的人物。要托，我就托给三个丘八，相信他们都会好好照料我的坑。
丘八就是兵，难道大兵还管种树？不可思议。
然也，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看啊。
第一位，是个文化丘八，满族人，名叫多凌。多凌，善巧思，曾做水磨开发原始工业。其生卒年已不可考，任过满清新疆驻军副将，巴里坤协统（按照推算应该是旅长，实际他手下可能没有那样多的军队），民国时巴里坤改为镇西县，他继续治理此地，担任镇协（表面上看官职不小，副师长呢），镇西统领。这个多凌看来是个有抱负的将领，很追思前辈保家卫国的事迹，曾立碑纪念本地守军面对阿古柏军队进攻，殊死守城的壮举。不过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这种抱负，因为他任职此地的时候，正是清朝灭亡之际，风云剧变，据弹丸小城，想有所作为也不大可能，事实上从经历看他也是顺天应人而已。
多凌更令人怀念的是他对自然的爱护保护之情。在他的辖区有两块碑，都是他树立在林区的，记录了如下碑文：
第一块，在黑沟入口地，曰：蒲海瑶岛，山高水长。西河松景，泉源保障。鹿乃仁兽，不可残伤。
第二块，在冰沟入口，曰：水泉山景，禁止打牲。
看来，多凌不但提倡保护野生动植物，而且很理解水土保护的原理（西河松景，泉源保障）。难得的是碑立于1918年，此时满人多凌已经是亡国亡家之人，前途如何根本不可知，依然有如此宏愿，这种树的事，托付给他，自然是合适的人选了。
直到今天，巴里坤的森林面积，还是耕地的十倍。
第二个可以托付的丘八，有点儿文气，就是时时自称“老亮”的左宗棠。
左宗棠本是文人，但有收复新疆之功，时任督办新疆军务，既然是将军，也可称做是个大丘八了。左宗棠可以托付种树，是因为他有经验，从甘肃到新疆，都有“左公柳”的影子。
1872、1880年左宗棠两次出塞，打败阿古柏军，收复新疆，带去了五万湖南湘勇，就地扎根，生下了无数混血儿，留下了“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的咏叹——因达坂城为南北疆天山通道要冲，军事重地，多有驻军，自然也就多漂亮的混血儿了。今天，随着血缘的重新融合，当年的美女已经不多见了，而左公柳依然。
所谓左公柳，就是左宗棠植树造林，从新疆到甘肃栽种的绿色走廊。史称：“在收复边陲城市的同时，左宗棠看到从西安至乌鲁木齐三千余里，特别是从河西走廊到新疆，沿途一片荒凉景象，于是便提出了修建绿色长廊的建议。打完仗尚未班师回朝，左宗棠即组织人员制定了全程施工方案，并确定以杨柳为主，广种树木。在左宗棠的率先示范和带动下，经过军民一年多的共同奋斗，终于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从西安到甘肃，经河西走廊共栽植杨柳一千五百多公里。”
其实，左宗棠不仅种柳树，他还曾派人从浙江采购了将近百万株桑苗，分发给甘肃全省农民栽种，从此之后兰州有了大叶桑树。
不过我看中老左是种树的人才，更是因为他能护得住这些树。
左宗棠种树，当地人并不十分理解，损伤树苗的事时有发生，而此地少数民族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不好大力责罚。怎样保护树苗呢？左公自有办法，在他的驻地酒泉，老头子出门闲逛，一眼看到有头驴在啃咬新栽柳树的树皮，于是“老亮”灵机一动，呼唤从人一起上前，将活驴拿下，一刀斩首，写了告示悬首鼓楼——这就是啃树皮的下场。
一下子吓住了老百姓，大伙儿纷纷传说，驴子啃几口树皮就要砍头，要是偷偷伐树，只怕人命也难保，于是风气大为收敛。
就凭这一手，我就看好老左是个好种树的。
补充一句，老左斩驴头之后，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一段酒泉附近犯罪率骤降，几乎可以夜不闭户——原来老左有军令，抓住马贼之流一律斩首挂鼓楼。河西的刀客们倒是不怕死，但死了还要把脑袋和驴头挂在一起，就太过分了！所以，驴头挂着的时候，弟兄们都很自觉地不作案了。
不过，个人还是更喜欢第三位丘八。
那就是冯玉祥，这位老哥驻防徐州的时候，大力植树，然后发出如下告示——“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他的头！”
还用多说别的吗？
壮哉老冯！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工资比国家主席还高的科学家
日前得到消息，大楼去世了，一直想给他写点儿什么。
大楼处长，是我的老上级也是家中的老朋友，此君本是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最年轻的团长，军中呼为猛将。读书之后从军，从军之后从政，从政之后写书——不是回忆录而是技术专着，娶妻为陆军大尉，生子皆操枪为业，刚正不阿，为总理拍案于“文革”，足智多谋，做大媒硬上弓酬首长，一生皆是传奇。
且记大楼生前几件小事，怀念这位段苏权将军口中的“丘八书生”。
大楼的憋闷事
大楼高兴了爱喝两口，喝完了有时候管不住自己和老婆干仗，情急中喝道：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大楼太太也是女中豪杰，一口闷回去——你什么你，你当兵早可是土八路。
大楼顿时没话。
大楼太太是1955年授衔的陆军大尉，大楼转地方工作早，没机会肩膀上扛杠杠，一直是心中最憋闷的事情，老婆是“正规军”，自己是“土八路”，这差距没法弥补。
恢复军衔制的时候，听说大楼给老上级打过电话，看看有没有机会补一个什么名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回来又喝多了，不过这次没敢和老婆干仗。
大楼住宾馆
20世纪90年代前期随大楼到南方出差，大楼的级别可以住带空调宾馆，虽然不是今天的CentralHeating,但当时依然属于比较少见的享受。然萨不能适应，与大楼住一屋，早上常常伤风，鼻涕眼泪齐流，大楼则浑然未觉。
知道大楼身体好，但萨当时也是机场上晒出来的黑胖子，百思不得其解如何空调也会挑人欺负？走了几个地方，发现大楼睡觉经常换方向，明明酒店把床开好了，他有时候偏偏把枕头换到脚下，调过来睡。
问之，大楼指指正吹冷风的空调，道：“头对风，暖烘烘，脚对风，嗓子疼”——睡觉脑袋冲着风不着凉。原来他是看好空调在哪边再选择怎么睡的。
于是也效仿，果然早上不再流鼻涕。
后来才知道这是八路军行军宿营的老套路，当年国民党说“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看来是不了解土八路。土八路善行军，走到哪儿宿营都带着科学的功夫呢。
大楼考外语
改革开放以后，晋升职称要考外语，大楼也不例外。
但是有规定，如果有国家承认的培训证书之类，可以免考。
大楼在外语栏填的是“日语”，培训证书填的是“遗失，有证明人”。
负责的人找大楼核对，心里奇怪，没记得大楼处长说过日语啊。
问：您的日语是在什么时候培训的？哪个单位培训的？
答：1940年，华北抗日军政大学××分校
一番抓狂之后，问：您的日语……具体达到什么水平？相当于今天什么标准？
答：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统一标准，主要是叫鬼子缴枪，还有审问俘虏什么的，一百多学员里我考第一呢……
问：这个可能不能算数，嗯，您有过实践吗？
答：打炮楼喊话什么的我没干过，都是战士们喊，不过，打完松原部队我给日本俘虏做过动员和阶级教育。
问：嗯，您这个学习谁能给证明？
答：萧克，当时他是我们代理校长。
问：%￥#·#！·！·！·！·
大楼本意可能是开玩笑，但是他这个外语最终却也没有考，人事处给他的结论是：“日语，相当大专程度”。
大楼和日本客人
有一次上面说来了日本客人，那时改革开放初期，什么都缺，有求于他们，让大楼接待一下。
大楼接了任务一点儿磕巴没打，吩咐秘书安排时间，但是——让他们在我的办公室先等十分钟。
第二天日本客人来了，大楼晚了十分钟到，整个接待过程不卑不亢，日本人却毕恭毕敬，鞠躬无数，对大楼客气的不得了。上边主管部门的人跟着一块儿吃饭，受到的礼遇还不如大楼，于是问大楼——你们以前认识？大楼含笑不说话。
后来才知道大楼的办公室没什么特别，就是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大照片——新华社1943年拍的，题目是“歼灭松原部队的我八路军旅团指挥员合影”，七八个灰布军装的青年八路军军官英姿飒爽，大楼挎着驳克壳就在正中间——他是团长嘛。
大楼说——我是给他个下马威。
到日本以后发现日本人对美国人特别尊敬，心中奇怪——不是美国人扔了俩原子弹吗？别人解释说，日本人的特点是打服了就特别恭敬。
看来大楼不愧是当过八路的，对东边这个国家人的性格，的确够熟悉。一直想写这样一个系列。这些话题的材料来自于原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长春光机物理所等地的前辈。
写这份东西，下笔的第一个原因是为了纪念。由于材料获得时间已久，如果不写出来，我会忘记得越来越多，何况，谁也保不准什么时候，心态或生活的变更，就无法写出什么了。
每一个文中提到的名字，都是我所衷心敬重，并视为楷模的。每一个给我提供材料的老先生，今天都依然在世，然而他们都年事已高。昨天，刚有一位老先生和我说起，他把所有的书都卖了，以前的事情准备都忘记。
可是他真能忘记吗？我们聊了整整三个小时，连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罢课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些内容，我担心不下笔会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影子里，而让我们忘记了中国科学界曾有过这样的一批人。
未必是多大的事，都是些名人轶事，甚至有些带点儿八卦。
下笔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祈祷，祈祷上苍给他们这些一生奉献给科学，奉献给真理的人，以特别的恩赐，使他们得平安，得快乐，得健康。若真有上帝，祈求他能听到我的声音。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三角八卦
在我们平常人眼里，科学界的人们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主席还高，萨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荪先生。
老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也会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邓稼先。
数理化学部是科学院当时的第一大部（似乎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部），在这里做秘书，最低，也得是当时全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老先生告诉我，当他毕业的时候，全国只有五万名大学生，今天，有五百万，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为自己是那五万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样子。
因为做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
当时，叶企荪先生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
毛泽东呢，则是肆百零四点八元。
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叶先生比毛公工资还高呢？
因为叶先生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一百元钱的。
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
四百六十元是个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八块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
所以叶企荪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
叶先生还不是最有钱的，当时工资最高的，既不是国家领袖，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梅兰芳——梅先生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比他少一点的是马连良，马先生一个月一千八百元。
所以抗美援朝时梅先生捐就捐飞机，那才是大手笔呢。
不过叶先生却是很简朴的人。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那时候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书自己跑。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是个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像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四个苹果。
当时的情况是全国都在挨饿，先生也很消瘦，却有苹果给自己吃，还能带回家！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
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十次（估计是一年十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四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
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
叶企荪先生何许人也？老实说听到他的工资比毛主席还高的时候，我对先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物理学家。是这两天准备整理这段文字，查找叶企荪先生的情况，恍然才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师的影子。
叶企荪，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在世界上为精确测量巴朗克常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讲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说的是“布莱克常数”，它的内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我知道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