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先生晚年极惨，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犯关押而后接受监督劳动。他的一个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不是事实，而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穷途末路的先生——“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荪弓着背英俊的叶企荪先生有一个谜：才华过人，侠肝义胆，却终生未娶，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哪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荪先生获平反昭雪，重还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
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的叶企荪先生，让我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金岳霖，一样的才子佳人，一样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仿佛雷同。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娶了个“工科美人”
对叶企荪先生的了解，是通过文字才更多一些的。物理知识的贫乏，使我无法理解先生的才华和贡献，然而我记住了叶先生的学生李政道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和许多纸上谈兵的教授不同，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抵抗力量的兵工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不过，叶先生自己的冤案，也正源于他的学生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1986年获平反昭雪）被作为国民党特务冤杀的事情，这却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了。
他在困难时期，利用自己的身份给来送稿件的后辈苹果似非特例，在有关文献上曾经记载他类似的事情——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着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荪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让这学生一定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所以，我相信老先生所说的话，并非虚妄。
但另一件有关叶先生的传说，就让我有些真伪难辨了。
那就是叶先生的终生未娶，缘于在一次恋爱中的失利：在和一名同僚同时钟意于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做了个君子协定。结果女孩子的红绣球打中了他的对手。先生就此淡泊于感情，专心治学一生。
周培源先生和王蒂澂女士的结婚照，郎有才也有貌，女有貌也有才，一度被校内学生称为神仙伴侣，连曹禺也羡慕得很这件事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叶先生是如此优秀——书香门第，哈佛大学的博士，清华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卓越的成就，崇高的气节加上英俊脱俗的外表，如此人中之杰，有谁做得起叶先生的情敌？！又有哪个女孩子会舍得放弃叶先生呢？
据说，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花王蒂澂女士。
而叶先生的情敌，就是被称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的周培源先生。
这段历史，“文革”中曾被红卫兵组织附会到与周先生关系密切，也是终生未婚的陈岱孙先生身上。要是按给我提供这个传说的老先生的说法，假如真是陈岱孙，也许周培源先生会败下阵来呢。
这个说法我最初是不大相信，因为周培源先生是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的，1932年与王蒂澂女士结婚，假如和叶先生有这样一段事情，则当时的叶先生已经三十岁了，以其时社会风俗而言，似乎有些过晚。
然而，和我讲起这件事的那位老先生，却是和周先生、叶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今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在中国今天的物理学家中，可以排在前十位之中，说话一向十分可靠。
更为可靠的是，老先生说起了叶先生败北的原因，看来竟然很合逻辑。
据说叶、周之间有了君子协定之后，就等王蒂澂女士自行选择了。结果虽然叶先生是系主任，薪水也比当教授的周先生高，王蒂澂女士最终还是选中了周先生。其原因，知情者分析有两条。
一条是叶先生略带口吃，因此交往的时候惜字如金，表达的时候不那样清楚明白。叶先生不是教授吗？口吃怎么当教授？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好几位我见过的科学工作者生活中都有一点口吃，但是在讲台上却侃侃而谈，看来无非“不紧张”这三个字。
谈爱情的时候，很少有人不紧张，教授也罢。
另一条是王蒂澂女士一直倾向于找一个身材较为高大的伴侣，周培源先生恰好是又高大又英俊；叶企荪先生虽然英俊却不够高大，于是……
清华三十年代教授们的合影，右边第一人是周培源，第三人是叶企荪，可以看到两人的差距。而陈岱孙先生呢？左边第一个就是，看，比周先生还高，竞争力当然更强这件事的真伪依然不得而知，然而，周先生夫妇，确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模范夫妻，假如叶先生有灵，应该也会为他们而感到欣慰吧。
年龄？年龄对当时的学者来说不是大问题。先成名后成家是他们的传统，周培源开始谈恋爱，也已经二十八岁了。
比如，有红色数学家美誉的关兆直先生，事母至孝，因曾见恶媳欺负婆婆，所以一心想找一个能够真正体贴母亲的媳妇，加上先成名后成家的传统，其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有余。结果却是出人意料，关夫人不但才貌双全，而且比关先生小了二十岁，在当时社会，差二十岁在一些人看来是有些惊讶，颇有些类似对杨振宁先生晚年婚姻的看法。然而关先生夫妇始终相敬如宾，恩爱非常，最后大家也转而羡慕，并为二人祝福。看来爱情没有年龄差别，倒也有些道理。
文学界有金岳霖先生为了林徽因女士终生不娶的典故，理科就算能出一个在两个学部委员之间做选择题的女士，又有什么稀奇？
年纪大了的周培源被人称做老而弥帅，看来王女士的选择，也真可谓“眼光独到”了。
然而，周先生为何被称为当时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呢？
原因是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们都是配汽车待遇的，其中颇有几位风流潇洒，帅气冲霄汉的人物。周培源先生是代表之一，的确很帅，但是还有两位比他更帅的。
排名第二的，是钱三强。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院士与学部委员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数理化学部的第二帅，大约和评价人的立场和审美观有关系。
这里说的“帅”，指的是什么呢？老先生解释说，那叫——气派。
喝过洋墨水的钱学森先生，大家并不觉得他外表有多气派“帅”这个东西，并不是架子，像周培源先生，钱三强先生，走在哪儿都如同鹤立鸡群，这就是气派。
也有的人虽然看来并不气派，但大家都怕他，比如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人，前几年电视里播放国家领导人看望耄耋之年的钱先生，有数理化学部的老人一看就感慨万分。因为钱先生住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关村住的那所老房子。那个年代钱先生的房子很不得了，是国家专门拨给，带警卫的。而今天看来，这所房子虽然有四五间屋，但每个房间都很小，住了五十年，钱先生的房子早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陋室。先生身肩国家要职与民族重任于一身，名扬四海，晚年不过尔尔，这份清白，就足以让人动容了。
不过在数理化学部，钱先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虽然待人和蔼亲切，却有很多人怕他。
怕他的，大体都是后来科技界的栋梁人物。
为何怕他？只因为这位钱先生待人温和，待学术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在数理化学部担任秘书的那位老先生举了个例子。一次，在某个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位副研究员在台前给大家讲自己的成果。
当时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可不是好惹的，比如，新华社1978年2月21日向全国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在函数理论研究中又获得具有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张广厚成功地找到了整函数或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位早已因为张杨定理而蜚声中外的“青年数学家”，当时也不过是个副研究员而已。
所以，现在弄个正教授未必顶得上当时的一个副研，主要还是因为选拔和培养机制的不同，毕竟现在教授的数量比当年副研多了百倍不止。
这位副研究员在黑板上写算式，内容很深奥，总之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长江黄河，密西西比。看得当时大学毕业不久的老先生目眩神迷。
钱学森先生也来了，就坐在后排，静静地听。
听到后来，眼看算式已经快出了黑板，钱先生忽然拍了一下座椅的扶手，站起来，指着那位副研究员的鼻子道：“你啊，这是狗咬尾巴！”
一句话出口，副研究员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等人都散了好久，老先生细细地品味黑板上的算式，才算明白了钱先生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怕钱学森先生，虽然他当时并不像另一位钱先生那样有气派。同样貌似温和但让未来栋梁之材们害怕的还有一位，则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黄昆。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有气派，是因为他长期和军人一起工作，培养了一种独特的军旅与儒雅相结合的风度。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夫人何泽慧虽然是公认的美人，但当时给人的印象却是——“钱三强先生很气派，他太太何泽慧则有些邋遢……”
怕我听错了，再问，回答还是——“邋遢”。
何女士不是美人吗？怎么会邋遢？
老先生苦笑一声，说当时何泽慧女士来部里办事的时候，的确经常头发蓬蓬松松的，一看就没有好好梳理过，再与钱三强先生对比一下，反差就出来了。老先生给何泽慧女士的评价是——“工科美人”。
听到这个评价，忽然想起了王国维评李后主的词——“粗头乱服，不掩国色”。
钱三强先生是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女士是居里实验室出来的才女，从云室中发现了正电子和负电子间几乎全部能量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也是科学院院士。
有趣的是何泽慧女士的姐姐何怡贞女士（门出麻省蒙脱霍育克学院，在中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也是院士，而何怡贞女士的丈夫葛庭燧先生（门出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称做“葛峰”）还是院士。
想来，这一家人若是开个家族科技企业，足以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科研部打得鼻青脸肿。
这几位郎才女貌，才女佳男的婚姻并不是让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学部里面苏步青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昆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
还有就是院长郭沫若，娶了个太太于力群也是才女。郭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文字功底自然过硬，不料于力群女士的字比丈夫更漂亮，这是大家私下公认的，郭先生知道了，也不能否认。老先生也是第一次从郭先生那里知道了原来可以叫太太“内子”，因为郭先生有一次题词，写道“偕内子”如何如何，这个内子，老先生问过才知道原来指的是于力群女士。
郭沫若虽有“薄幸”之谣传，但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工作人员却觉得他对家人蛮有感情的。有一次老先生随郭老到大连出差，郭老有个儿子在大连部队工作，郭老特意绕道去看他，但这个小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居然闭门不纳。郭老因此很惆怅，回北京路上都一直闷闷不乐。
钱三强算是第二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数理化学部的第一帅，是谁呢？
答案是——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罪大恶极”的数学家·潘承彪
吴有训先生，身高一米九○，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曾主持“中央”大学，要从历史上算，或许可算是中国第一个全国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资格比郭沫若还要老。而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则彰示着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吴有训先生担任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中国科学院当时顶级大拿们的称呼，堂堂的吴有训先生不过是“主任”，而它下面的各路诸侯如严济慈之类，则称为学部委员，若对比今天动不动C×O的称呼，显得颇有些小家子气。
这个小家子气，却是周总理当时定下来的。
最初，数理化学部的最高职称，是按照苏联的做法定为“院士”的。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在向周总理进行筹组汇报的时候，周总理说我们的水平现在没有人家那样高，不要招摇，还是不要称院士吧，叫做学部委员好了。
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结果，就是其他学部也按照这种编制处理，大家都没有做成院士。吴有训和恽子强的主任、副主任也一直叫了下去，否则也许可以做院长、副院长的。可是大家都很服气，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科学院的风气，使它在较长时间里能够坚持“名副其实”，踏实严谨的学风。
所以直到20世纪90年代改设院士以前，科学院的学者们都是“学部委员”，好像唯一的特例是个外国人，因为坚持要得到中国授予的院士称号，特别发给他的。
恽子强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化学家。同时还是当时“党的领导”的代表，很有原则性。他是位精干聪颖的行政领导，善于科研管理。这个善于管理可不是说空话，第一，平时要甘于自处助手和服务的地位，恽在后勤方面也是难得的好管家；第二，关键时刻要能够站出来拿主意，承担责任，甚至保护人。也就是说，好事，出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恽代英成绩的事，要躲得远一点在二线；倒霉事，逆龙鳞的事，知识分子搞不定的事，你要出面打先锋。这些方面，恽都做得响当当。科学院颇出了几位这样的优秀领导人物，最出色的大概还有胡耀邦和张劲夫。
恽子强能够戳得住站得直，说句笑话还有一点裙带关系。他是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英何许人也？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
吴有训是数理化学部的当家人，也是最有气派的。这首先是因为吴有训先生学识服众，另一方面吴也确实有气派的本钱——吴的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想想李政道、邓稼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吴老的威风可不是摆出来的。
此外，吴老的气派还表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汽车。
根据回忆，当时一些着名的学者根据国家规定都有配车，而吴有训的车是最漂亮最新型的，他的司机也十分勤快，把吴老的车总是擦得锃光瓦亮。所以吴有训一出门大家看车就都会知道。
然而，没有人有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吴老代表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脸面”。
吴老的威严的确镇得住场。
吴有训先生铜像能够做到数理化学部主任的位置，吴老的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理学院，忽然学生闹起了罢课。
这次罢课应该说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当时闹事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个几十年后大名鼎鼎，就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闹###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有个物理教授上课照本宣科，大家觉得学得没有意义。西南联大的学风活跃，大学生中才华横溢者不少，勇于闹事的更多，顿时不干了，罢课要求换老师。
教授们认为学生过分，无理取闹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位先生的学术水平被公认不错。然而吴有训先生认为错误在老师，因为这位教授虽然会搞科研，但不会讲课。吴有训先生于是给罢课学生亲自讲课，用婚姻关系讲电子学，学生们大为倾倒。那位教授原来有些不服气，这时也心悦诚服。
有很多人记得吴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傲。这个“傲”的含义应该是“傲骨”，比如吴有训先生出席叶企荪先生的追悼会，听到悼词说得轻描淡写，先生不顾满堂宾客，拂袖而去。在学术上先生并没有这种傲气，有人用苏联说法讲“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先生说这主要是康普顿搞的，直接叫康普顿效应就好。
倒是吴先生的弟子中出了一个余瑞璜余先生（后来也成为科学院院士，中国X光事业的开拓者），是真正傲气的。“文革”的时候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余先生被打倒。批斗余先生时，红卫兵拳打脚踢，把先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余先生醒来，听到红卫兵正在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先生挣扎着说——这话不对，不要说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三十个凑在一起，他不学还是不如我一个人懂物理！
余先生的骨头硬，所以吃了不少苦。余先生有个儿子，经常被抓去陪斗。一天批斗完毕，却怎么也找不到余公子。最后，在一座大楼的楼顶上发现了他。
你到这儿来干吗？发现他的人大吃一惊，生怕这孩子想不开。
余公子放下手中一本书，抬头道——整天批斗，我都没个地方念书了……
原来他是躲到这里看书来了。
后来，余公子成了杨振宁教授的高足，因为成就斐然，人称——“金牌研究生”，现在也是物理学界的一位出色学者了。
看来杨振宁先生虽然对老师不满，自己做先生还是很称职的。
倒是有另外一位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差点儿被哄下台，此人就是严济慈。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毕不了业的潘承洞
谈到数学家，有位朋友提起了山东大学老校长潘承洞先生，问我是否了解。老实说，我对潘承洞先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关于潘先生，倒不是完全没的可说，还可以透露一个堪称中国数学界“罪大恶极”的秘密。
不过，这个秘密的主角，并不是潘承洞先生，而是潘承洞先生的弟弟，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与萨爹萨娘交情都不错，萨娘回北京的时候没有接收单位，还曾经想找他帮忙调到中国农业大学。萨上中学的时候吃饱了撑的去撞汽车，恰好萨爹又不在国内，潘承彪先生就急急忙忙赶来看望。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潘先生每次来家都是很淡定的样子，这一回表情却十分紧张，一进门就握住萨娘的手，连声说——你可要挺住，你可要挺住啊！
萨当时神志清醒，看了不禁昏头，心想该挺住的是我啊，你拉俺娘干啥？
后来才明白潘先生是误会了，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到数学所平房宿舍外面，恰好看到不知道谁烧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来就为我家的事情担心，看到风中烧过的纸片乱飞，不禁疑云顿起，心想这孩子完了，完了。但进了门您老先生倒看一眼啊，萨就在床上躺着呢，人家可好，一看萨娘两眼红肿（废话，孩子撞了，萨爹又不在家，一个人又急又忙，这不是正常的吗）马上就开始安慰家属了……
过后，潘先生颇不好意思。
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作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由于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一辈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给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人家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还有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中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能搞，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罪大恶极”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相信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作出“罪大恶极”的事情来呢？
嘿嘿，这就是###的问题了。
###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了。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它就是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做，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是很多教授一起来的，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也还好只是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那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找了牙准备咬出题的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人只有不到1%。
是太难吗？
那倒不是，潘先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吧。
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去求证。勾股定理嘛，简直像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的事嘛。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吗？！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吧……
十年寒窗，苦苦地猜题，弄出来这样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下来以后，学生老师没有不骂的——这谁呀，出这种××题。
那些天，潘先生就总是有些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萨爹，一个劲儿地嘱咐——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啊……
估计他嘱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时而听到有人印象深刻地提起这道“罪大恶极”，坑了全国99%考生的怪题，却从来没听到谁能说得清它的出处。
时隔二十年再揭这个谜底，潘先生应该不会反对了吧？相信当年的学生们也早就想开了——反正……大伙儿都挂了，又不是我一个……
实际上，潘先生当年出这道题，当然不是因为希望出的简单，而是他认为中学教育不能只注意题海和数学竞赛，而是应该在基础方面让学生打得更扎实一些，这是后来他和萨爹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讲的。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严济慈先生的课（1）
星期天，到机场接萨爹，回来路上想起一位朋友的嘱咐，便向萨爹打听数学家潘承洞先生的事情。大概因为萨写东西老出圈，萨爹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有杂志约稿啊？你想问什么？潘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改进？不不不，萨赶紧叫暂停，心说您打住，您讲数学我可是没少吃过苦头，我这儿开车呢您给我讲哥德巴赫猜想？待会儿撞桥墩子算谁的啊？连忙解释，我这朋友是山东大学学数学的，想了解点儿老校长当年在北大的情况，如此而已。
这样，萨爹放心了，说潘承洞啊，那可是好学生。潘承洞、潘承彪当时都在数学力学系，都很有才，所不同处，承洞相貌粗犷些，承彪就秀气些，说起来，兄弟俩都是北大数学系最好的学生呢。
怎么是最好的学生呢？
那当然了，你知道吗？山东有一条“潘承洞路”，搞数学的这么多人，有哪个能命名一条路的？
萨承认，老爷子说的没错，能命名一条路的，要么是张自忠那样的民族英雄，要么是闵子骞那样的大贤，数学家？顶多也就是“杨辉三角”，还怎么听怎么别扭，老让人家对老先生的脸型产生不健康联想。
人不能入错行啊，看看体操里的“佳妮腾跃”，同样的用人名命名，那多好听啊。说起来数学家还不是最惨的，想想假如您要是研究病毒的呢？
萨爹看看窗外，悠然神往的样子，说，就因为他是最好的学生，差点儿毕不了业。
这下子我奇怪了，哪有好学生还毕不了业的？
慢慢解释来，竟然还真有这样的事。
好学生还毕不了业？
真的，按照萨爹的说法，潘承洞先生还真差点儿毕不了业，但这个责任并不在他。
萨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潘承彪和他是同学，潘承洞先生则给他们上课。
那时候的潘承洞先生身份十分特殊，说他是老师吧，他自己还没毕业，说他是学生吧，可他又给学生上课。
而且他还经管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萨爹记得有一年北京三建来维修学生宿舍，施工队有事找负责的老师，问他你找哪个老师？那施工队的负责人非常有灵气，用嘴巴这么一比，大伙儿就明白了，潘承洞先生的门牙有点儿向外凸，这个形象很鲜明。事后才知道，那几个施工的工人里面，居然有一位后来比潘先生还有名。多年以后，这位接见潘先生的时候叙旧，还提起来说那时候就是我给你们抹房顶呢——这位抹房顶的，就是当年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只是当初找潘先生的是不是李主席，可就说不准了。
潘先生那时候在系里年轻有精力，多担一点儿事情是正常的。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大家都有点儿奇怪，这潘先生研究生读了五年，怎么还毕不了业呢？一来二去，学生们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潘先生毕不了业，纯粹是###和北大闹矛盾造成的。
北大数学力学系，培养出不少好学生来，比如丁皓江、高庆狮、王选等等，其中是有一点秘诀的。那就是这个系分配学生的时候很有“私心”。最好的学生，除了科学院面子太大没办法只好给几个，其余的全部留校。因此，它的师资力量特别强。潘承洞先生1956年毕业以后，已经才名远播，也是顺利留校的。不幸的是他的才华太好，闵嗣鹤教授对他爱得不行，又把他收了做自己的研究生。没想到这下子给自己找麻烦了。
大概是1958年，因为学生的分配问题，北大和###较上劲儿了。当时###批了几年北大的留校学生终于觉得不对劲，给北大来文件了——你每年好学生都自己留下了，而且还留这么多？有必要吗？不能搞“儿孙满堂”，“近亲繁殖”啊，都分配下去到各省各部，不能截流！
北大这边也挺横——我培养出来的我不能先挑，还有没有天理了？没有好教师怎么能有好学生呢？你们眼光太肤浅。
官司打下来，自然是北大没有###的拳头大，只好捏着鼻子服从了。比如潘承彪先生，原来也是安排留校的，让这样一折腾，没办法只好改分配到农机学院了。
服从是服从，对潘承洞先生这样的，就实在舍不得。怎么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系里的办法就是——干脆不给潘先生毕业，你没毕业怎么分配啊。就这样把潘先生“扣”在了北大。
1960年萨爹完成学业后，分配去科学院工作，回头一看，给自己讲课的潘承洞先生，咳，潘先生还没毕业呢……
直到1961年，北大才万般不舍地给潘先生办了毕业手续，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去了——总不能让人家念一辈子吧？
一个研究生从1956年读到1961年，潘先生在当时大概也是创了纪录的。
那些中国人 科人篇 科人篇 严济慈先生的课（2）
严济慈先生是1955年数理化学部物理方面的学部委员之一，论水平那是没得说。且不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单从当时一家大报对严先生的采访，就可以让人对先生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报纸要介绍各位科学家，对学部委员们分别进行采访。采访到严济慈先生的时候，那位记者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您做学生的时候，怎样看待比您成绩好的同学？
严先生却瞠目结舌，半晌无法回答。
事后才知道，严先生从上学开始，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就没尝过当第二的滋味，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才好呢？
就是这样厉害的严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上课，却有学生不满，找另一位学部委员施汝为反映问题，要求换老师。
谈起严济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从科大的建校说起。
科大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时候吴有训先生等人应邀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科研发展有关。
这次考察，根据随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20世纪70年代后期，胡老还随另一个中国科学院的考察团再次出访，同样是去考察科技发展方向，这次去的，则是西欧各国，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样，也对中国科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机会先后参加两次这样的考察，胡老可谓幸运。
两次考察团都是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行的，参加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专家和科研领导干部。但是考察团所花的钱很有价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样学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为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第二次，则是根据当时形势，改弦更张，考察了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成为“文革”后重建科研体系的重要依据。
胡老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年轻的随员，第二次，则成了负责管钱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两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国。
第一次，是到东德，胡老印象中东德的人彬彬有礼，素质很高，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颇有不同。到其他国家，对从东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来的客人，总是热情地招待，每天的访问，宴会等如流水不断，多少还有点儿物以稀为贵的意思。到了东德，却发现德国人虽然有礼貌，但并没有安排什么沟通感情的行程。据老先生后来的看法，这大概和德国人骨子里严谨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点有关，他们想不出吃吃喝喝对科技交流有什么好处（我们也想不出）。于是，在东德访问的时候，考察团出现了难得的清静时刻。特别是周末，德国的商场餐厅处处关门，大家就算想出门也无处可去。只能躲在宾馆里。这时候，某位先生带的一套《三国演义》就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
那么，是不是东德之行有点儿乏味呢？胡老说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当时是国际共管，同一条街上也驻扎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服装不同，武器不同，风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时候，他们宾馆门外的路上热闹得很，一会儿是这家的坦克出来了，一会儿是那家的坦克出来了，跟随的部队或正步前进，或军乐悠扬，军服灿烂，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原来，当时占领柏林的各国，都要进行巡逻。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扬国威，结果让胡老他们免费欣赏了国际阅兵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