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前没和任何人说过？”
她轻微地摇了一下头：“刚才我就说了，跟人提起这事今天是头一回。以前想说也找不到人。跟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事可能有什么同感，就是十六楼的事。”
“我？何以见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着我：“倒也说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宾馆，又想了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觉得或许你对我那个经历有同感。”
“怕也谈不上有什么同感。”我思索一下说，“而且我对那家宾馆也并不很了解。只知道是个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小型宾馆。大致4年前在那里住过，认识了里头的老板，所以这次又来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宾馆再普通平常不过，更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因缘。”
其实我并不以为海豚宾馆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话口开大。
“可今天下午我问起海豚宾馆是否地道的时候，你不是表示说起来话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释道，“说起来话很长，我想那话同你现在讲的恐怕没有直接关系。”
听我如此说，她显得有点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着双手的指甲。
“对不起，您特意说一次，我却什么也没帮你解决。”
“不，不，”她说，“这怪不得你。再说我能说出来也好，说完心里畅快一些。如果老是一个人闷在肚里，总觉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说，“总是一个人闷着，对谁也不讲，势必把脑袋涨得满满的。”我张开两手，做出气球膨胀的手势。
她静静点头，继续转动戒指，然后从手指拉下，随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话？相信十六楼的事？”她看着手指说道。
“当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那种话难道不异常？”
“异常也许异常，但那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说的。在某种关系的作用下，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往往突然连结在一起。”
她开动脑筋思考我的话。
“这种事你也有过体验？”
“有过，”我说，“我想有过的。”
“怕吗，当时？”她问。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连结方式。就我来说……”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我喝了口威士忌，“说不明白，”我说，“表达不好。不过这种事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别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话，不骗你。”
她扬脸绽出笑容，笑得同这以前不太一样，而属于私人性质的微笑，我想。由于把话一吐而尽，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放松。
“怎么回事呢，和你谈起话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很踏实。我这人特别怕见生人，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但和你却能心平气和。”
“大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应答，沉吟良久，终究没有开口，只是喟然一声长叹。但那叹声未给人以不快，而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不吃点什么？肚子好像一下子饿了起来。”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样地吃一顿，但她说在这里随便吃点即可。于是我唤来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萨饼和色拉。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她宾馆里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谈到她自己。说她23岁，高中毕业后在专科学校接受了两年宾馆职员专业训练，之后在东京一家宾馆干了两年，看到海豚宾馆的招工广告，报名后被录用，来到札幌。她说札幌对她很合适，因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经营旅馆。
“是一家满不错的旅馆，已经经营很久了。”她说。
“那么说你是到这里见习或锻炼来啰，为了继承家业？”我问道。
“也不是。”她说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镜框，“我压根儿没考虑继承家业那么远的事，仅仅是出于喜欢，喜欢在宾馆里干。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住下，离开——我喜欢这个。在这里边做事，觉得非常坦然，平心静气。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是吧？已经习惯了。”
“倒也是。”我说。
“什么叫倒也是？”
“你往服务台一站，看上去活像宾馆精灵似的。”
“宾馆精灵？”她笑了，“说得真妙。真能当上该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过宾馆里谁也留不下来，这也可以？人们只是来借住一两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说，“可要是真有什么留下来，倒觉得怪怕人的。怎么回事呢？莫非我是胆小鬼？人们来了离开，来了离开，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点怪，这个。一般的女孩儿不至于这样想吧？普通女孩子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对？而我却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有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34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雄狮’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5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10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
于是我再没必要前思后想了，不觉有些如释重负。
车开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说对不起，问我能否陪她到房间门口。并说夜深时分，走廊里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我对司机说自己马上下来，请他等5分钟。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沿着结冰的路走到大门口，顺楼梯往三楼爬去。这是座钢筋水泥公寓，没有任何多余饰物。来到写有306编号的门前，她打开挎包，伸手摸出钥匙，对我不无笨拙地笑笑，道声谢谢，说今晚过得很愉快。
我也说很愉快。
她转动钥匙打开门，重新把钥匙放回挎包，“咔”——皮包金属对接扣相吻合的干涩声响在走廊里荡开。随后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盯视黑板上的几何题。她在迟疑，在困惑，那声再见无法顺利出口。这我看得出来。
我手扶墙壁，等待她做出某种决断，然而她迟迟不做出。
“晚安。问候你的妹妹。”我开口道。
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抿了四五秒钟。“我说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谎话。”她低声说，“实际只我自己。”
“晓得。”
她脸上开始慢慢泛红：“何以晓得？”
“何以？只是晓得。”我说。
“你这人，怪讨人嫌的。”她沉静地说。
“或许，或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做讨人嫌的事，不会趁机强加于人。所以从来没说过谎。”
她思忖良久，随后作罢，笑道：“嗯，怕是没说过谎。”
“不过……”我说。
“不过我是自然而然沾染上的。刚才说过，我也受了不少刺激，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还在胸口别着呢。”
她笑了，说：“不进来喝点茶什么的？想再和你聊一会。”
我摇摇头：“谢谢。我也想和你聊，不过今天这就回去。原因倒说不清，但我想今天还是回去好，还是不要一次同你说得太多为好，我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用俨然看黑板小字时的眼神瞧着我。
“我表述不好，但总有这种感觉。”我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时候，最好还是一点一点地说，我想。或许这样并不对。”
她对我的话想了一会儿，随即作罢，“晚安。”说完，悄然地把门关上。
“喂。”我招呼道。门开了一条15厘米宽的缝，她闪过脸。“最近可以再邀你吗？”我问。
她手扶着门，深深吸了口气，说：“或许。”
门又合上了。
出租车司机正在没心绪似的摊开一张体育报看着。我返回座位，说出宾馆名称，他马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真的这就回去？”他问，“看那气氛，我以为肯定叫我一个人开车回去呢。一般后来都是这样。”
“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长年干这行，眼光大致看不错。”
“长年才有时会看错，就概率来说。”
“那倒是。”司机不无费解地说，“可话说回来，您怕有点不一般吧？”
“也许。”我说。难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回到房间，我开始洗脸，刷牙。边刷牙边有点后悔。但最终我很快睡过去了。我后悔起来往往持续不了很久。
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服务台打电话，要求把房间的原定期限延长3天。结果毫无问题，反正是旅游淡季，客人没那么多。
然后我买了份报纸，走进宾馆旁边的炸饼店，吃了两张黄油甜松饼，喝了两大杯咖啡，宾馆里的早餐吃一天就腻了。还是这炸饼店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换第二杯。
接着，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图书馆。我叫司机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图书馆，便被直接拉了去。在图书馆里，我查阅了眼镜女孩儿告诉我的周刊的过期部分。发现关于海豚宾馆的报道刊登在10月20日号上。我把有关部分复印下来后，进到附近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坛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可谓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在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上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6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这倒是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联合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集团公司、电影公司、食品集团公司、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定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不好，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什么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怅的恶棍不知从何处胃出。庞大的企业集团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去。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细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恓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我将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揣进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宾馆的管理人，想那个生来便笼罩在失败阴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来自时代的挑战。
“一个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语。
正值女侍走过，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
8
我从房间里给过去的合伙人打电话。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电话问我的名字，又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问我的名字，再其次他才好歹出来。想必很忙。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没通话了。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对他一直怀有好感，现在也一如既往。但最终，他对我（或我对他）属于“已经通过的领域”。不是我把他强行推往那里，也并非他自行投身进去。总之我们所走的路不同，且两条路永远不会交叉，如此而已。
活得好吗？他问。
还好，我说。
我说现在札幌，他问冷不冷。
冷，我回答。
工作方面如何，我问。
很忙，他答道。
酒不要喝过头，我说。
近来没怎么喝，他说。
那边现在正下雪吗？他问。
这工夫什么也没下，我回答。
如此接二连三对踢了一阵子礼仪球。
“现有一事相求。”我切入正题，很早以前他欠过我一笔账，他记得，我也记得。况且我又是轻易不开口求人的人。
“好的。”他蛮痛快。
“以前一起做过旅馆行业报纸方面的活计吧，”我说，“大约5年前，记得？”
“记得。”
“那方面的路子还没断？”
他略一沉吟。“没什么往来，断倒是没断。打火升温不是不可能。”
“里边有个记者对产业界内幕了如指掌，是吧？名字想不起来了。瘦瘦的，经常戴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和他还能接上头？”
“我想接得上。想了解什么？”
我把有关海豚宾馆丑闻的那篇报道扼要地说了一遍。他记下周刊名称和发行日期。接着我讲了大海豚宾馆之前那间小海豚宾馆的情况，告诉他想了解下边几件事：首先，新宾馆为什么袭用“海豚宾馆”这一名称？其次，小海豚宾馆经营者的命运如何？再次，那以后丑闻有何进展？
他全部记下，对着听筒复述一遍。
“可以了？”
“可以了。”我说。
“急用吧？”他问。
“是啊。”我说。
“争取今天就联系上，能把你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讲了宾馆的电话号和我的房间号。
“好，回头再说。”言毕，他放下电话。
我在宾馆的自助餐厅简单吃了午饭。下到大厅，眼镜女孩儿正在服务台里。我坐在大厅角落的椅子上，静静地注视她。她看上去很忙，似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许意识到而佯装不知也不一定。但怎么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目睹她的一举一动。一边看，一边心想当时只要有意，早就和她睡到一起了。
我必须这样不时地给自己增加勇气。
看她看了10分钟，然后乘电梯上到十五楼，回房间看书。今天同样阴沉沉的，使人恍若生活在只透进一点光亮的纸笼子里。因随时可能有电话打来，我不想出门，而呆在房间里便只有看书这一桩事可干。杰克·伦敦的传记最后读罢，接着拿起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书。
这一天好像尽是黄昏，无限延长的黄昏。没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蒙，其间开始一点点掺进黑色，很快夜幕降临，但也不过是阴郁的程度略有改变而已。天地间仅有两种色调：灰与黑。变化不外乎二者的定时更迭。
我利用房间服务项目要来三明治。我逐个地、细嚼慢咽地吃着三明治，并从电冰箱中取出啤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味。无事可干的时候，势必在各种琐事上磨磨蹭蹭，打发时间。7点半时，合伙人打来电话。
“联系上了！”他说。
“费不少劲吧？”
“一般一般。”他想了一下答道。恐怕是费了一番周折。“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个问题早已严严实实地盖上了盖子。已经被封盖捆好送到保险柜里去了。再也不会有人去捅它动它，一切都已过去。丑闻已不再存在。政府内部和市机关大楼里也许有两三处非正常变动，但方式隐蔽，再说也不是大的变动，微调罢了。再不可能往上触动任何人物。检察厅倒是有一点动作，但没抓到确凿证据。错综复杂得很。禁区。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
“纯属我个人私事，决不连累任何人。”
“跟对方也是这样交代的。”
我拿着听筒去冰箱取了瓶啤酒，单手启开瓶盖，倒了一杯。
“别嫌我啰嗦——你可别轻举妄动，弄不好会吃大亏。”他说，“这可是庞然大物。什么原因使你盯上它我倒不知道，反正最好别深入。也许你有你的情由，但我想还是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为好，虽然我不是非叫你像我这样。”
“知道。”我说。
他干咳一声，我喝了口啤酒。
“老海豚宾馆直到最后阶段也不肯退让，吃了不少苦头，乖乖退出自然一了百了，但它就是不肯，看不到寡不敌众这步棋。”
“它就是那种类型，”我说，“跟不上潮流。”
“被人整得好苦。例如好几个无赖汉住进去硬是不走，胡作非为——在不触犯法律的限度内。还有满脸横肉的家伙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厅里，谁进来就瞪谁一眼。这你想像得出吧？但宾馆方面横竖不肯就范。”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海豚宾馆的主人早已对人生的诸多不幸处之泰然，轻易不会惊慌失措。
“不过最终，海豚宾馆提出一个奇妙的条件，并且说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它未尝不可让步。你猜那条件是什么？”
“猜不出。”我说。
“想想嘛，稍想想。”他说，“这也是对你一个疑问的答案。”
“莫非要求袭用‘海豚宾馆’这个名称？”
“就是，”他说，“就这个条件。收买一方也应承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名称并不坏，是吧？‘海豚宾馆’，蛮不错的名称嘛。”
“算是吧。”我说。
“也巧，A产业正计划建造新的宾馆系列——最高级系列，超过以往的一级。而且尚未命名。”
“海豚宾馆系列。”我说。
“正是，足以同希尔顿或凯悦分庭抗礼的宾馆系列。”
“海豚宾馆系列。”我重复一遍。一个被继承和扩大的梦。
“那么，老海豚宾馆的主人怎样了呢？”
“天知道！”他说。
我又喝了口啤酒，用圆珠笔搔搔耳轮。
“离开时，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估计用它做什么去了吧。但没办法查，一个过路人一样无足轻重的角色。”
“怕也是的。”我承认。
“大致就这样。”他说，“知道的就这些，再多就不知道了。可以吗？”
“谢谢，帮了大忙。”
“噢。”他又干咳了一声。
“花钱了？”我问。
“哪里，”他说，“请吃顿饭，再领到银座夜总会玩一次，给点车费，也就行了吧！不必介意，反正全部从经费里出，什么都从经费里出。税务顾问叫我只管大大开销。所以这事不用你管。要是你想去银座夜总会的话，也带你去一次就是，也从经费里出。没去过吧？”
“那银座夜总会，里边有什么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