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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时代

_4 伊迪丝·华顿(美)
12
  老派的纽约上流社会一般在7点钟吃晚饭,饭后走访的习惯虽然在阿切尔这伙人中受到嘲笑,但仍然广泛流行。年轻人从韦弗利广场漫步沿第五大街上行,漫长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几辆马车停在里吉·奇弗斯家门前(他家在为公爵举行宴会)。偶尔有一个身穿厚外套、戴着手套的老绅士的身影登上一所棕石住宅的门阶,消失在煤气灯光明亮的门厅里。当阿切尔穿过华盛顿广场的时候,他见到老杜拉克先生正去拜访他的表亲达戈内特夫妇;在西10街转弯处,看见了他事务所的斯基沃思先生,此人显然正要去拜访拉宁小姐。沿第五大街再上行一段,他又看见博福特出现在自家的门阶上,在明亮的灯光下,黑色的身影十分突出。博福特走下台阶进了他的私人马车,朝一个秘密的、很可能是不宜说出的目的地驶去。今晚没有歌剧演出,也没有人举办宴会,所以博福特的外出无疑带有偷偷摸摸的性质。阿切尔在心中把它与列克星顿大街远处的一所小住宅联系起来,那所房子里前不久才出现了饰有缎带的窗帘和花箱,在它新油漆过的门前,经常可以见到范妮·琳的淡黄色马车等在那儿。
  在构成阿切尔太太的圈子的又尖又滑的小金字塔外面,有一个地图上很可能没有标记的区域,里面住着画家、音乐家和“搞写作的人”。人类的这一部分散兵游勇从来没有表示过与上流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的愿望。尽管人们说他们生活方式奇特,但他们大多数人都还品行端正,只不过不喜欢与人往来。梅多拉·曼森在她兴旺时期曾创办过一个“文学沙龙”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联系,,但不久便因为文人们不肯光顾而销声匿迹。
  其他人也做过相同的尝试,其中有个姓布兰克的家庭——一位热情健谈的母亲和三个紧步其后尘的邋遢女儿。在她们家可以见到埃德温·布思、帕蒂和威廉·温特,还有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新演员乔治·里格诺尔德,几个刊物编辑,以及音乐与文学评论家。
  阿切尔太太与她那个小圈子对这些文化人感到有点畏惧:他们为人古怪,捉摸不透,而且在他们生活与思想的背景中有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姓阿切尔的这个阶层对文学与艺术非常看重,阿切尔太太总是不遗余力地告诉孩子们;过去,社交界包括了华盛顿·欧文、费兹一格林·哈勒克及写了《犯罪的小仙女》①的诗人这样的人物,那时候是多么有礼貌、有教养。那一代最有名的作家都是“绅士”,而那些继承他们事业的无名之辈或许也有绅士的情感,但他们的出身,他们的仪表和头发,以及他们与舞台及歌剧的密切关系,使得老纽约的准则对他们统统不适用了。
  ①美国浪漫诗人J.R.德雪克(1795——1820)的诗作。
  “在我做姑娘的时候,”阿切尔太太经常说,“我们认识巴特利与运河街一带的每一个人,而且只有我们认识的人才有马车。那时判断一个人的身份易如反掌,现在可没法说了,我宁愿试都不试。”
  惟独老凯瑟琳·明戈特有可能跨过了这道深渊,因为她没有道德偏见,且对那些敏感的差别持有与新贵们几乎相同的冷漠态度。然而她从未翻过一本书、看过一幅画,而且,她喜欢音乐也只是因为它使她回想起她在意大利时的那些狂欢之夜,她在杜伊勒里宫那段辉煌的日子。与她同样勇敢的博福特本来可能促成融合,但他那豪华住宅与穿丝袜的男仆成了非正式交际的障碍。而且他跟明戈特太太一样目不识丁,他认为“搞写作的人”不过是些拿了钱为富人提供享乐的家伙。而能够对他施加影响的那些富人,没有一个曾怀疑过这种观点。
  纽兰·阿切尔从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些事情,并把它们看作他那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他知道在有些上流社会里,画家。诗人、小说家、科学家、甚至大演员都像公侯一样受到追捧。过去他时常想象,置身于以谈论梅里美(他的《致无名氏的信》使他爱不释手)、萨克雷、布朗宁和威廉·莫里斯等大作家为主要话题的客厅里,会有怎样一种感觉,然而那种事在纽约是不可能的,想起来真令人不安。阿切尔认识很多“搞写作的人”、音乐家和画家。他在“世纪”或另一些刚成立的小型的音乐或戏剧俱乐部里与他们见面。在那儿,他欣赏他们,而在布兰克家中他却厌烦他们,因为他们和一些热情高涨、俗里俗气的女人混在一起,她们像捕获的怪物似的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甚至在他与内德·温赛特最兴奋的交谈之后,他总是觉得,如果说他的天地很小,那么他们的也不大,而要拓展任何一方的空间,惟一的途径是使他们在生活方式上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
  他之所以想到这些事,是因为他想对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曾经生活过、忍受过——或许还品尝过其神秘的快乐的上流社会进行一番设想。他记得她曾怀着怎样的乐趣告诉他,她祖母明戈特和韦兰夫妇反对她住在专供“搞写作的人”居住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街区。令她的家人反感的不是冒险,而是贫穷,但那种阴影她却早已忘记了,她以为他们是认为文学名声不好。
  她本人对文学倒没有什么顾虑,她的客厅里(一般认为最不宜放书的地方)四处散乱的书籍虽然主要是小说作品,但像保罗·布尔热、休斯曼及龚古尔兄弟这些新名字都曾引起阿切尔的兴趣。他一边思考着这些事情一边走到了她的门前,又一次意识到她反转他的价值观的奇妙方式,意识到如果他要在她目前的困境中发挥作用,必须设想自己进入与过去有着惊人差别的境界。
  纳斯塔西娅开了门,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门厅的凳子上放着一件貂皮村里的外套,上面摆着一顶折叠的深色丝制歌剧礼帽,衬里有“J.B。”两个金字,还有一条丝巾。这几件贵重物品一准是朱利叶斯·博福特的财产。
  阿切尔愤怒了:他非常气愤,差一点要在名片上划几个字一走了之。但他随即想起在给奥兰斯卡写便函的时候,由于过于审慎而没有讲希望私下见她的话,因此,如果她已经向别的客人敞开了大门,这只能怪他自己。于是他昂首走进客厅,决心要让博福特感到他在这儿碍手碍脚,从而把他挤走。
  银行家正倚着壁炉架立着,炉架上挂着一块旧的刺绣帷慢,由几个枝形铜烛台压住,烛台里盛着发黄的教堂用的蜡烛。他挺着胸脯,两肩靠在炉架上,身体的重量支撑在一只穿漆皮鞋的大脚上。阿切尔进屋时他正面带笑容低头看着女主人,她坐在一张与烟囱摆成直角的沙发上。一张堆着鲜花的桌子在沙发后面形成一道屏障,年轻人认得出那些兰花与杜鹃是来自博福特家温室的赠品。奥兰斯卡夫人面朝鲜花半倚半坐,一只手托着头,她那宽松的袖筒一直把胳臂露到肘部。
  女士们晚上会客通常都穿一种叫做“晚餐便装”的衣服:一件鲸须丝做的紧身内衣,领口很小,用花边的皱褶填在开口处,贴紧的袖子上带一个荷叶边,刚好露出手腕,以展示金手镯或丝带。而奥兰斯卡夫人却不顾习俗,穿了一件红丝绒的长睡袍,睡袍上端是光滑的黑毛皮镶边,环绕下巴一周并顺着前胸垂下来。阿切尔记起他最近一次访问巴黎时曾见过新画家卡罗勒斯·杜兰——他的轰动了巴黎美术展览会——的一幅画像,上面那位夫人就穿了一件这种像刀鞘一样的浓艳睡袍,下巴偎依在毛皮中。晚上在气氛热烈的客厅里穿戴毛皮,再加上围拢的脖颈和裸露的手臂,给人一种任性与挑逗的感觉。但不可否认,那效果却十分悦人。
  “哎呀,太好了——到斯库特克利夫呆整整3天!”阿切尔进屋时博福特正以嘲笑的口吻大声说。“你最好带上所有的毛皮衣服,外加一个热水瓶。”
  “为什么?那房子很冷吗?”她问道,一面向阿切尔伸出左手,那诡秘的样子仿佛表示期待他去吻它。
  “不是房子冷,而是女主人冷,”博福特说着,一面心不在焉地朝年轻人点点头。
  “可我觉得她很好,是她亲自来邀请我的,奶奶说我当然一定得去。”
  “奶奶当然会那样说。我看,你要是错过下星期天我为你安排的德尔莫尼柯家小型牡蛎晚餐,那真是太可惜了,坎帕尼尼、斯卡尔奇,还有好多有趣的人都会去呢。”
  她疑惑地看看银行家,又看看阿切尔。
  “啊——我真想去!除了在斯特拉瑟斯太太家的那天晚上,我来这儿以后一位艺术家还没见过呢。”
  “你想见什么样的艺术家?我认识两个画家,人都很好,假如你同意,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阿切尔冒昧地说。
  “画家?纽约有画家吗?”博福特问,那口气表示,既然他没有买他们的画,他们就不可能算是画家。奥兰斯卡夫人面带庄重的笑容对阿切尔说:“那太好了。不过我实际上指的是戏剧艺术家。歌唱家、演员、音乐家等。在我丈夫家里老是有很多那种人的。”
  她讲“我丈夫”时,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不祥的东西与这几个字相关,而且那口气几乎是在惋惜已失去的婚姻生活的快乐。阿切尔困惑地看着她,不知她是出于轻松还是故作镇静,才在为解除婚姻而拿自己的名誉冒险时如此轻易地提到了它。
  “我就是认为,”她接下去对着两位男士说,“出乎意料的事才更加令人愉快。天天见同一些人也许是个错误。”
  “不管怎么说,是太沉闷了;纽约真是沉闷得要死,”博福特抱怨说。“而正当我设法为你活跃一下气氛时,你却让我失望。听我说——再好好想一想吧!星期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坎帕尼尼下周就要到巴尔的摩和费城去。我有个幽静的地方,还有一架斯坦韦钢琴,他们会为我唱个通宵。”
  “太妙了!让我考虑考虑,明天上午写信告诉你行吗?”
  她亲切地说,但话音里有一点收场的暗示。博福特显然感觉到了,但由于不习惯遭人拒绝,他仍站在那儿盯着她,两眼之间凝成一道顽固的皱纹。
  “干吗不现在呢?”
  “这个问题太重要啦,时间又这么晚了,我不能仓促决定呀。”
  “你认为时间很晚了吗?”
  她冷冷地回视他一眼说:“是的;因为我还要同阿切尔先生谈一会儿正事。”
  “噢,”博福特生气道。她的语气里没有一点恳求的意味,他轻轻耸了耸肩,恢复了镇静。他拉起她的手,熟练地吻了一下,到了门口又大声喊道:“听我说,纽兰,假如你能说服伯爵夫人留在城里,你当然也可一块儿去吃晚饭。”说完,他迈着傲慢有力的脚步离开了客厅。
  有一会儿功夫,阿切尔以为莱特布赖先生一定已把他来访的事告诉了她;不过她接着说的毫不相干的话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么说,你认识画家?你对他们的环境很熟悉?”她带着好奇的目光问道。
  “哦,不完全是这样。我看艺术家们在这里没有什么环境,哪一个都没有。他们更像一层薄薄的外缘。”
  “可你喜欢这类东西吗?”
  “非常喜欢。我在巴黎和伦敦的时候,从不放过一次展览。我尽量跟上潮流。”
  她低头看着从她那身绸缎长裙底下露出来的缎靴的靴尖。
  “我过去也非常喜欢:我的生活里充满了这些东西。可现在,我想尽量不去喜欢它们。”
  “你想尽量不去喜欢?”
  “不错,我想全部放弃过去的生活,变得跟这里每个人完全一样。”
  阿切尔红了脸说:“你永远也不会跟这里的每个人一样。”
  她抬起端正的眉毛,停了一会儿说:“啊,别这样说。你若是明白我多么讨厌与众不同就好了!”
  她的脸变得像一张悲剧面具那样忧郁。她向前躬了躬身子,用两只纤瘦的手紧紧抱住双膝,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投向了神秘的远方。
  “我想彻底摆脱过去的生活,”她坚决地说。
  他等了一会,清了清喉咙说:“我知道。莱特布赖先生对我讲了。”
  “啊?”
  “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让我来——你知道,我在事务所工作。”
  她看上去有点意外,接着,眼睛里又露出喜色。“你是说你可以为我处理这件事?我可以跟你谈,不用跟莱特布赖先生?啊,这会轻松多了!”
  她的语气感动了他,他的信心也伴随自我满足而倍增。他发觉她对博福特讲有正经事要谈纯粹是为了摆脱他。而赶走博福特不啻是一种胜利。
  “我来这儿就是谈这件事的,”他重复说。
  她坐着沉默不语,脑袋依然由放在沙发背上的一只胳臂支撑着。她的脸看上去苍白、黯淡,仿佛被那身鲜红的衣服比得黯然失色了。他突然想到她是个可悲甚至可怜的人。
  “现在我们要面对严酷的事实了,”他想,同时感到自己心中产生了他经常批评他母亲及其同龄人的那种本能的畏缩情绪。他处理例外情况的实践真是太少了!连其中所用的词汇他都不熟悉,仿佛那些话都是用在小说当中或舞台上的。面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他觉得像个小男孩似的局促不安。
  停了一会儿,奥兰斯卡夫人出乎意料地感情爆发了。“我想获得自由,我想清除过去的一切。”
  “我理解。”
  她脸上露出喜色。“这么说,你愿意帮我了?”
  “首先——”他迟疑地说,“也许我应该了解多一点。”
  她似乎很惊讶。“你了解我丈夫——我跟他的生活吧?”
  他做了个认可的手势。
  “哎——那么——还有什么呢?在这个国家难道可以容忍那种事情吗?我是个新教徒——我们的教会并不禁止在这种情况下离婚。”
  “当然不。”
  两个人又都默不作声了。阿切尔觉得奥兰斯基伯爵那封信像幽灵一样在他俩中间讨厌地做着鬼脸。那封信只有半页,内容正如他同莱特布赖谈到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发怒的恶棍含糊其辞的指责。然而在它背后有多少事实呢?只有奥兰斯基伯爵的妻子能说清楚。
  “你给莱特布赖先生的文件我已经看了一遍,”他终于说道。
  “唔——还有比那更讨厌的东西吗?”
  “没有了。”
  她稍稍改换一下姿势,抬起一只手遮住她的眼睛。
  “当然,你知道,”阿切尔接着说,“假如你丈夫要想打官司——像他威胁的那样——”
  “是吗——?”
  “他可能讲一些——一些可能不愉——对你不利的事情:公开讲出来,被到处传播,伤害你,即使——”
  “即使——怎么样?”
  “我是说:不论那些事情多么没有根据。”
  她停顿了很长一会。他不想眼睛一直盯在她遮住的脸上,因而有充足的时间把她放在膝盖上的另一只手精确的形状铭刻在心里,还有无名指及小指上那3枚戒指的种种细节;他注意到其中没有订婚戒指。
  “那些指责,即便他公之于众,在这里对我能有什么危害呢?”
  他差一点就要大声喊出:“我可怜的孩子——在这儿比任何地方危害都大呀!”然而,他却用他自己听起来都像莱特布赖先生的口气回答说:“与你过去居住的地方相比,纽约社交界是个很小的天地。而且,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它被少数——思想守旧的人统治着。”
  她一语不发,他接着说:“我们关于结婚、离婚的思想特别守旧,我们的立法支持离婚——而我们的社会风俗却不。”
  “决不会支持?”
  “唔——决不会,只要那位女子有一点点不利于她的表面现象,只要她由于任何违背常规的行为而使自己受到——受到含沙射影的攻击——不管她受到怎样的伤害,也不管她多么无可指责。”
  她的头垂得更低了,他又处于等待之中,紧张地期待一阵愤怒的爆发,或至少是短短一声表示抗议的喊叫。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一个小旅行钟得意似地在她近旁嘀嗒直响,一块木柴烧成两半,升腾起一片火星,寂静的客厅仿佛在忧虑地与阿切尔一起默默地等待着。
  “不错,”她终于嗫嚅道,“我的家人对我就是这样说的。”
  他皱起眉头说:“这并不奇怪——”
  “是我们的家人,”她纠正自己的话说;阿切尔红了脸。“因为你不久就是我的表亲了,”她接着温柔地说。
  “我希望如此。”
  “你接受他们的观点吗?”
  听了这话,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步,两眼茫然地盯住一幅衬着旧红锦缎的画像,然后又犹豫不决地回到她身边。他无法对她说:“是的,假如你丈夫暗示的情况是真的,或者你没有办法驳斥它。”
  他正要开口,她却接着说:“你要说真心话——”
  他低头望着炉火说:“好吧,我说真心话——面对一堆可能——不,肯定——会引起的肮脏闲话,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可我的自由——难道就无所谓了吗?”
  这时,他忽然想到,信中的指责是真的,她确曾想嫁给和她一起犯罪的那个人。假如她真有过那么一个计划,国法是不会容许的。可他该怎么告诉她呢?仅仅由于怀疑她有那种想法,就已使他对她严厉、不耐烦起来。“可你现在不是跟空气一样地自由吗?”他回答说。“谁能碰你一下呢?莱特布赖先生对我说,经济问题已经了断——”
  “噢,是的,”她漠然地说。
  “既然如此,再去招惹有可能无穷无尽的痛苦与不快,这值得吗?想一想那些报纸有多么恶毒!那完全是愚蠢的、狭隘的、不公正的——可谁也无法改变社会呀。”
  “不错,”她默认地说。她的声音那样轻、那样凄凉,突然使他对自己那些冷酷的想法感到懊悔。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几乎总是要成为所谓集体利益的牺牲品:人们对维系家庭的任何常规都抱住不放——假如有什么常规,那也就是保护儿童。’他漫无边际地说下去,把跑到嘴边的陈词滥调统统倒出来,极力想掩盖她的沉默似乎已经暴露无遗的丑恶事实。既然她不肯或者不能说出一句澄清事实的话,那么,他的希望就是别让她以为他是想刺探她的秘密。按照老纽约精明老到的习惯,对于不能治愈的伤口,与其冒险揭开,还不如保持原状为好。
  “我的职责是帮助你,使你能像那些最喜爱你的人一样看待这些事情,”他接着说。“像明戈特夫妇、韦兰夫妇、范德卢顿夫妇,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假如我不实事求是地向你说明他们是怎样看待这类问题的,那我就是不公平了,不是吗?”他急于打破那令人惊恐的沉默,几乎是在恳求她似地,滔滔不绝地说着。
  她慢声慢气地说:“是的,那会不公平的。”
  炉火已经暗淡,一盏灯咯咯响着请求关照。奥兰斯卡夫人起身把灯头拧上来,又回到炉火旁,但没有重新就坐。
  她继续站在那儿,似乎表示两个人都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阿切尔也站了起来。
  “很好;我会照你希望的去做,”她突然说。热血涌上了他的额头,被她突然的投降吓了一跳,他笨拙地抓起她的双手。
  “我——我真的想帮助你,”他说。
  “你是在帮助我。晚安,我的表弟。”
  他俯身将嘴唇放在她的手上,那双手冷冰冰地毫无生气。她把手抽开,他转身向门口走去,借着门厅暗淡的灯光找到他的外套和礼帽,然后便走进了冬季的夜色中,心中涌出迟到的滔滔话语。
  
13
  这天晚上华莱剧院十分拥挤。
  上演的剧目是《肖兰》①,戴思·鲍西考尔特担任同名男主角,哈里·蒙塔吉和艾达·戴斯扮演一对情人。这个受人赞赏的英国剧团正处于鼎盛时期,《肖兰》一剧更是场场爆满。顶层楼座观众的热情袒露无遗;在正厅前座和包厢里,人们对陈腐观念与哗众取宠的场面报之一笑能直接把握绝对统一体的“绝对经验”。声称只有诉诸于神秘,他们跟顶层楼座的观众一样欣赏此剧。
  ①美国剧作家D.鲍西考尔特写的戏剧。
  剧中有一个情节对楼上楼下的观众都特别有吸引力。那是哈里·蒙塔古与戴斯小姐告别的伤心场面,两人简短的对话之后,他向她道别,转身要走。站在壁炉近旁、低头望着炉火的女演员穿的开司米连衣裙没有流行的环形物。连衣裙紧贴她高挑的身体,在她的脚部飘垂下来,形成了长长的曲线。她脖颈上围了一条窄窄的黑丝带,丝带的两端垂在背后。
  她的求婚者转身离开她之后,她把两臂支在壁炉台上,低头用双手捂住了脸。他在门口停下来看她,接着又偷偷回来,抓起丝带,吻了一下,离开了屋子,而她却没听见他的动静,也没有改变姿势。帷幕就在静悄悄的分手场面中徐徐降下了。
  阿切尔一直都是为这一特殊的场景去看《肖兰》这个剧的。他觉得,蒙塔古与艾达·戴斯所演的告别这一幕大美了,比他在巴黎看过的克罗塞特与布雷森特的表演、或在伦敦所看的马奇·罗伯逊与肯德尔的表演一点也不逊色。这一场面的含蓄、其无言的悲哀,比那些最著名的戏剧道白更使他感动。
  这天晚上,这一小小的场面由于使他回想起——他不知为什么——他对奥兰斯卡夫人的告别而愈发感人。那是发生在大约一周之前,他们两人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
  两个场面之间很难找到相似之处,相关人物的容貌也毫无共同点。纽兰·阿切尔不敢妄称自己与那位仪表堂堂、年轻浪漫的英国演员有一点儿相像,而戴斯小姐是位身材高大的红发女子,她那张苍白可爱的丑脸也完全不同于埃伦·奥兰斯卡楚楚动人的颜容。阿切尔与奥兰斯卡夫人更不是在心碎的无言中分手的情人,他们是委托人与律师,经过交谈之后分手,而且交谈又使得律师对委托人的情况产生了最糟糕的印象。那么,两者之间有何相似之处,能使年轻人回想时激动得如此怦然心跳呢?原因似乎在于奥兰斯卡夫人那种神秘的天赋:她能让人联想到日常经验之外种种动人的悲剧性的东西。她几乎从来没说过一句会使他产生这种印象的话;这是她的一种内在气质——不是她神秘的异国背景的投影,便是她身上一种非同寻常的、感人肺腑的内在精神的外化。阿切尔一向倾向于认为,对于人们的命运而言,与逆来顺受的性格倾向相比,机遇与环境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种倾向他从一开始就在奥兰斯卡夫人身上察觉到了,那位沉静的、几乎是消沉的年轻女子给他的印象恰恰就是那种必定会发生不幸的人,不论她怎样退缩,怎样特意回避。有趣的是她曾经生活在戏剧性非常浓烈的氛围之中,以致使她自己那种引发戏剧性事件的性情却隐而不现了。正是她那种处变不惊的态度使他意识到她曾经受过大风大浪:她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物就能说明她曾经反抗过的东西。
  阿切尔离开她的时候深信奥兰斯基伯爵的指责并非没有根据,那个在他妻子过去的生活中扮演“秘书”角色的神秘人物,在帮助她逃亡后大概不会得不到报偿。她逃离的那种环境是不堪忍受的,难以形容、难以置信的。她年纪轻轻,吓坏了,绝望了——还有什么比感激救援者更顺理成章的呢?遗憾的是,在法律与世人的眼中,她的感激却将她置于与她可恶的丈夫同等的地位。阿切尔已经按照他的职责让她明白了这一点,他还让她明白了,心地单纯而又善良的纽约上流社会——她显然对它的仁爱抱了过高的期望——恰恰是一个她休想得到丝毫宽容的地方。
  被迫向她讲明这一事实——而且目睹她决然地加以接受——曾使他感到痛苦不堪。他觉得自已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妒忌与同情引向她一边,仿佛她默认的错误将她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既贬低了她,却又使她让人喜爱。他很高兴她是向他披露了她的秘密,而不是面对莱特布赖先生冷冰冰的盘问,或者家人尴尬的众目睽睽。他紧接着便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向双方保证,她已经放弃了谋求离婚的主意,而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她认识到那样做徒劳无益。他们听后感到无限欣慰,便不再谈论她本来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早就相信纽兰会处理好这件事的,”韦兰太太得意地夸奖她未来的女婿说。而召他密谈的老明戈特太太对他的聪明能干表示热烈祝贺,然后又不耐烦地说:“蠢东西!我亲自告诉过她那纯粹是胡闹。当她有幸做已婚女子与伯爵夫人的时候,却想去冒充老处女埃伦·明戈特!”
  这些事使年轻人想起与奥兰斯卡最后一次谈话的情形历历在目,以致在两位演员分手、幕布徐徐落下时,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站起来要离开剧院。
  他走的时候,先转向身后面那一侧,结果却发现他思念着的那位夫人正坐在一个包厢里,跟博福特夫妇、劳伦斯·莱弗茨夫妇及另外一两个男人在一起。自从那天晚上分手之后,他还没有单独跟她讲过话,并且一直设法避免和她在一起。然而现在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与此同时,博福特太太也认出了他,并懒懒地做了个邀请的表示;他不进她的包厢是不可能了。
  博福特与莱弗茨为他让出地方,与博福特太太敷衍了几句——她一向喜欢保持优美的神态,而不愿多讲话——他坐在了奥兰斯卡夫人的身后。包厢里除了西勒顿·杰克逊先生别无他人,他正神秘兮兮地小声对博福特太太讲上星期天莱姆尔·斯特拉瑟斯太太招待会的事(有人报道说那儿曾经跳舞)。博福特太太面带完美的笑容听他的详尽叙述,她的头摆得角度恰到好处,使正厅前座那边能看到她的侧影。在这种掩护之下,奥兰斯卡夫人转过身来,低声开了口。
  “你认为,”她说,一面朝舞台瞥了一眼,“明天早上他会送她一束黄玫瑰吗?”
  阿切尔脸红了,他的心惊跳了一下。他一共拜访过奥兰斯卡夫人两次,每一次他都给她送去一盒黄玫瑰,每一次都没放名片。她以前从未提及过那些花,他以为她决不会想到送花人是他。现在,她突然夸奖那礼物,且把它与舞台上情意浓浓的告别场面联系起来,不由使他心中充满了激动与快乐。
  “我也正想这件事——为了把这画面随身带走,我正要离开剧院,”他说。
  令他意外的是,她脸上泛起一阵红晕,那红晕来得很不情愿且很忧郁。她低头看着她手套戴得齐齐整整的手上那架珍珠母的观剧望远镜,停了一会儿说:“梅不在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我专心工作,”他回答说,对这问题有点不悦。
  遵循确立已久的习惯,韦兰一家人上周动身到圣奥古斯丁去了。考虑到韦兰先生有可能发生支气管过敏,他们总是到那儿度过冬末。韦兰先生是个温厚寡言的人,凡事没有主张,却有许多习惯。这些习惯任何人不得干扰,习惯之一就是要求妻子和女儿要永远陪他进行一年一度的南方旅行。保持家庭乐趣的连续不断对他心灵的平静是至关重要的,假如韦兰太太不在身边提醒,他会不知道发刷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怎样往信封上贴邮票。
  由于家庭成员间相敬相爱,还由于韦兰先生是他们偶像崇拜的中心,妻子和梅从来没有让他独身一人去过圣奥古斯丁。他的两个儿子都从事法律工作,冬季不能离开纽约,一贯是在复活节前去与他汇合,然后一起返回。
  阿切尔要想评论梅陪伴父亲的必要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明戈特家家庭医生的声誉主要建立在治疗肺炎病方面,而韦兰先生却从未患过此病,因此他坚持去圣奥古斯丁的主张是不可动摇的。本来,梅的订婚消息是打算等她从佛罗里达回来后再宣布的,但提前公布的事实也不能指望韦兰先生改变他的计划。阿切尔倒是乐于加入旅行者的队伍,与未婚妻一起呆上几个星期,晒晒太阳,划划船。但他同样受到风俗习惯的束缚,尽管他职业上任务并不重,可假如他在仲冬季节请求度假,整个明戈特家族会认为他很轻浮。于是他听天由命地接受了梅的出行,并认识到,这种屈从必将成为他婚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觉察到奥兰斯卡夫人透过低垂的眼帘在看他。“我已经按你希望的——你建议的做了,”她突然说。
  “哦——我很高兴,”他回答说,因为她在这样的时刻提这个话题而觉得尴尬。
  “我明白——你是正确的,”她有点喘息地接着说。“可有时候生活很艰难……很复杂。”
  “我知道。”
  “我当时想告诉你,我确实觉得你是对的;我很感激你,”她打住了话头。这时包厢的门被打开,博福特洪亮的声音打断了他们,她迅速把观剧望远镜举到眼睛上。
  阿切尔站起来,离开包厢,离开了剧院。
  他前一天刚收到梅·韦兰的一封来信,在信中,她以特有的率直要求他在他们不在时“善待埃伦”。“她喜欢你,崇拜你——而你知道,虽然她没有说,她仍然非常孤单、不快。我想外婆是不理解她的,洛弗尔·明戈特舅舅也不理解她,他们确实以为她比她实际上更世故,更喜欢社交。我很明白,她一定觉得纽约很沉闷,虽然家里人不承认这一点。我觉得她已经习惯了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美妙的音乐、画展,还有名人——艺术家、作家以及你崇拜的所有聪明人。除了大量的宴会、衣服,外婆不理解她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但我看得出,在纽约,差不多只有你一个人能跟她谈谈她真正喜欢的东西。”
  他的贤慧的梅——他因为这封信是多么爱她!但他却没打算按信上说的去做:首先,他太忙;而且作为已经订婚的人,他不愿大显眼地充当奥兰斯卡夫人的保护人。他认为,她知道怎样照顾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远远超出了天真的梅的想象。她手下有博福特,有范德卢顿先生像保护神似地围着她转,而且中途等待机会的候选人(劳伦斯·莱弗茨便是其中之一)要多少有多少。然而,没有哪一次见着她、哪一次跟她交谈不让他感觉到,梅的真诚坦率几乎称得上是一种未卜先知的天赋。埃伦·奥兰斯卡的确很孤单,而且很不快活。
  
14
  阿切尔来到门厅,遇见了他的朋友内德·温塞特。在詹尼所说的“聪明人”当中,此人是他惟一乐于与之深入探讨问题的人,他们之间的交谈比俱乐部的一般水平及餐馆里的调侃略深一层。
  他刚才在剧院的另一端曾瞥见温塞特弯腰曲背的寒酸背影,并注意到他曾把目光转向博福特的包厢。两个人握了握手,温塞特提议到拐角处喝一杯。阿切尔此时对他们可能在那儿进行的交谈没有情绪,便借口回家有工作要做而婉言谢绝。温塞特说:“噢。我也一样,我也要做勤奋的学徒。”
  他们一起溜达着向前走。过了一会儿,温塞特说:“听我说,我真正关心的是你们高级包厢里那位忧郁的夫人的名字——她跟博福特夫妇在一起,对吧?你的朋友莱弗茨看样子深深迷上的那一位。”
  阿切尔不知为什么有点恼火。内德·温塞特干吗想知道埃伦·奥兰斯卡的名字呢?尤其是,他干吗要把它与莱弗茨的名字相提并论?流露这种好奇心,可不像温塞特的为人。不过,阿切尔想起,他毕竟是位记者。
  “我想,你不是为了采访吧?”他笑着说。
  “唔——不是为报社,而是为我自己,”温塞特回答说。“实际上,她是我的一位邻居——这样一位美人住在那种地方可真奇怪——她对我的小男孩特别好,他在追他的猫咪时在她那边摔倒了,划伤很厉害。她没戴帽子就跑上去,把他抱在怀里,并把他的膝盖包扎得好好的。她那么有同情心,又那么漂亮,让我妻子惊讶得昏头昏脑,竟没有问她的姓名。”
  一阵喜悦洋溢在阿切尔的心头。这段故事并没有什么非凡之处:任何一个女人都会这样对待邻居的孩子。不过他觉得这正体现了埃伦的为人:没戴帽子就跑出去,把孩子抱在怀里,并且让可怜的温塞特太太惊讶得忘了问她是谁。
  “她是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老明戈特太太的一位孙女。”
  “哎哟——还是位伯爵夫人!”内德·温塞特吹了个口哨说,“我没听说过伯爵夫人还这么友善,明戈特家的人就不。”
  “他们会的,假如你给他们机会。”
  “哎,可是——”关于“聪明人”不愿与上流社会交往的顽固性,是他俩一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了,两个人都明白,再谈下去也是无益。
  温塞特突然改变话题说:“不知一位伯爵夫人怎么会住在我们贫民窟里?”
  “因为她根本不在乎住在哪里——或者说不关心我们小小的社会标志,”阿切尔说,暗中为自己心目中的她感到自豪。
  “唔——我想她是在大地方呆过吧,”另一个评论说。“哎,我该转弯了。”
  他没精打采地穿过百老汇大街走了,阿切尔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品味着他最后的几句话。
  内德·温塞特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他身上最有趣的东西,它常常使阿切尔感到纳闷:在大多数男人都还在奋斗的年纪,他的洞察力怎么会容许他无动于衷地接受了失败呢?
  阿切尔早就知道温塞特有妻子和孩子,但从未见过他们。他们两人一向在“世纪”见面,或者在一个记者与戏剧界人士常到的地方,像温塞特刚才提议去喝啤酒的那个餐馆。他给阿切尔的印象是他妻子有病,那位可怜的夫人也许真的有病,但这也许仅仅表示她缺乏社交才能或夜礼服,或者两者都缺。温塞特本人对社交礼仪深恶痛绝,阿切尔穿夜礼服是因为觉得这样更干净更舒服,而且他从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干净和舒服在不宽裕的生活开销中是两项昂贵的开支。他认为温塞特的态度属于那种“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装腔作势,他们这种态度总使得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换衣服不声不响,并且不老是把仆人的数目挂在嘴上——显得特别纯朴自然。尽管如此,温塞特却总能够让阿切尔受到振奋,每当见到这位记者那张瘦削的长满胡须的脸和那双忧郁的眼睛,他便把他从角落里拉出来,带他到别处进行长谈。
  温塞特做记者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他是个纯文学家,却生不逢时,来到一个不需要文学的世界上;他出版了一卷短小优美的文学鉴赏集之后——此书卖出120本,赠送了30本,其余被出版商(按合同)销毁,以便为更适销的东西让位——便放弃了自己的初衷,担任了一份妇女周报的助理编辑,该报交替发表时装样片。裁剪纸样与新英格兰爱情故事和不含酒精的饮料的广告。
  关于“炉火”(报纸的名称)这个话题,他有着无穷无尽的妙论。然而在他调侃的背后却隐含着那种努力过并放弃了的年轻人无奈的苦涩。他的谈话总会让阿切尔去估量自己的生活,并感到它包含的内容是多么贫乏,不过温塞特的生活毕竟包含得更少。虽然知识爱好的共同基础使他们的交谈引人入胜,但他们之间思想观点的交流通常却局限于浅尝辄止的可怜范围内。
  “事实上,我们两人生活都不太惬意,”温塞特有一次说。“我是彻底完了,没有办法补救了。我只会生产一种商品,这里却没有它的市场,我有生之年也不会有了。而你却自由并且富有,你干吗不去发挥你的才能呢?惟一一条路是参与政治。”
  阿切尔把头向后一甩,哈哈大笑。在这一瞬之间,人们看清了温塞特这种人与别人——阿切尔那种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差别。上流社会圈子里人人都知道,在美国,“绅士是不从政”的。但是,因为他很难照直向温塞特说明,所以便含糊其辞地回答说:“看看美国政界正派人的遭遇吧!他们不需要我们。”
  “‘他们’是指谁?你们干吗不团结起来,也加入‘他们’当中呢?”
  阿切尔的笑声到了嘴边又变成略显屈尊的微笑。再讨论下去是白费时间:人人都了解那几位拿自己的家庭清白到纽约市或纽约州政界冒险的绅士的伤心命运。时代不同了,国家掌握在老板和移民手中,正派人只得退居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那种情况再也不可能了。
  “文化!不错——我们要是有文化就好了!这里只有几片分散的小片田地,由于缺乏——唔,缺乏耕耘与异花受精而凋零、死亡:这就是你们的先辈带来的欧洲古老传统的残余。但你们处于可怜的少数:没有中心,没有竞争,没有观众。你们就像荒宅里墙壁上的画像——‘绅士的画像’。你们永远成不了气候,任何人都不能,除非挽起袖子,到泥水里摸爬滚打,只有这样,不然就出国做移民……上帝啊!假如我能移民……”
  阿切尔暗自耸了耸肩膀,把话题转回到读书上。这方面,如果说温塞特也让人捉摸不透,但他的见解却总是很有趣。移民!好像绅士们还会抛弃自己的家园!谁也不会那样做,就像不可能挽起袖子到泥水里摸爬滚打。绅士们索性就呆在家中自暴自弃。可你无法让温塞特这样的人明白这一点,所以说,拥有文学俱乐部和异国风味餐馆的纽约社会,虽然初次振动一下可以使它变得像个万花筒,但到头来,它不过只是个小匣子,其图案比第五大街各种成分汇合在一起更显单调。
  第二天早晨,阿切尔跑遍市区,却没有买到更多的黄玫瑰。搜索的结果使他到事务所迟到了。他发觉这样做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影响。有感于自己生命的毫无意义,心中顿然充满了烦恼。这个时候他为何不与梅·韦兰一起在圣奥古斯丁的沙滩上呢?他那职业热情的借口谁也骗不了。像莱特布赖先生领导的这种法律事务所,主要从事大宗财产与“稳健”投资的管理,在这类老式的事务所里面总有那么两三个年轻人,他们家境富足,事业上没有抱负,每天花几小时坐在办公桌后面处理些琐事,或者干脆读报纸。虽然人人都认为自己应该有个职业,但赤裸裸地挣钱依然被看作有伤体面,而法律作为一种职业,被视为比经商更有身份的工作。然而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有望在职业上有所成就,而且他们谁也没有这种迫切的欲望。在他们许多人身上,一种新型的敷衍塞责的习气已经相当明显地蔓延起来。
  阿切尔想到这种习气也会蔓延到自己身上,心中不禁不寒而栗。当然,他还有其他的趣味与爱好。他经常到欧洲度假旅行,结识了梅所说的“聪明人”,并且正像他怀着思念之情对奥兰斯卡夫人所说的,他尽力在总体上“跟上形势”。然而,一旦结了婚,他实际经历的这种狭小生活范围会有什么变化呢?他已经见过好多跟他怀有同样梦想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热情可能不如他高——逐渐陷进了他们长辈们那种平静舒适的生活常规。
  他让信差从事务所给奥兰斯卡夫人送去一封便函,询问可否在下午前去拜访,并请求她将回信送到他的俱乐部。但到了俱乐部,他什么也没见到,第二天也没接到回信。这一意外的沉默使他羞愧难当。翌日上午虽然他在一家花商的橱窗里见到一束灿烂的黄玫瑰,也未去问津。直到第三日上午,他才收到奥兰斯卡伯爵夫人邮来的一封短信,令他惊讶的是,信是从斯库特克利夫寄来的,范德卢顿夫妇把公爵送上船后立即返回那儿去了。
  “在剧院见到你的第二天,我逃跑了,”写信者突兀地开头道(没有通常的开场白),“是这些好心的朋友收留了我。我需要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曾说他们对我有多好,你说得很对。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很安全。我多盼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呀。”她在结尾用了惯常的“谨启”二字,没有提及她回来的日期。
  信中的口气让年轻人颇感惊讶。奥兰斯卡夫人要逃避什么呢?她为什么需要安全感?他首先想到的是来自国外的某种阴险的威胁,接着又琢磨,自己并不了解她写信的风格,也许这属于生动的夸张。女人总是爱夸张的,而且,她对英语还不能完全运用自如,讲的话时常像是刚从法语翻译过来似的。从法语的角度看,第一句话让人直接想到她可能仅仅想躲避一次讨厌的约会,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他认为她很任性,很容易对一时的快乐发生厌倦。
  想到范德卢顿夫妇把她带到斯库特克利夫进行二次拜访,且这一次没有期限,阿切尔觉得很有趣。斯库特克利夫别墅的大门是难得对客人开放的,获此殊荣的少数人所得到的也往往是令人寒心的周末。不过阿切尔上次去巴黎时曾看过拉比什①美妙的喜剧《贝利松先生的旅程》,他还记得贝利松先生对他从冰河中拉出来的那个年轻人那种百折不挠的依恋。范德卢顿夫妇从犹如冰川的厄运中救出了奥兰斯卡夫人,尽管对她的好感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阿切尔明白,在那些原因背后是继续挽救她的高尚而顽强的决心。
  ①E.M.拉比什(1815—1888),法国喜剧家。
  得知她走了的消息,他明显地感到很失望,并且几乎立即就想起,前一天他刚拒绝了里吉·奇弗斯夫妇邀请的事。他们请他到他们哈德逊的住宅度过下个周日,那地方就在斯库特克利夫以南几英里处。
  很久以前他已尽情享受过海班克那种喧闹友好的聚会,还有沿岸旅行、划冰船、坐雪橇。雪中长途步行等等,并饱尝了适度调情与更适度的恶作剧的大致滋味。他刚刚收到伦敦书商寄来的一箱新书,憧憬着与他的宝物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日。而现在他却走进了俱乐部的写字间,匆忙写了一封电报,命令仆人立即发出。他知道,里吉太太并不反对她的客人们突然改变主意,而且,在她那富有弹性的住宅里永远能腾出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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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兰·阿切尔周五傍晚来到奇弗斯的家,星期六他真心诚意地履行了在海班克度周末的全部礼节。
  上午他与女主人及几位勇敢的客人一起划了冰船;下午他同里吉“视察了农场”,并在精心指定的马厩里听取了有关马的颇为感人的专题演讲;下午用过茶点之后,他在炉火映照的客厅一角与一位年轻女士进行了交谈,后者曾声称在他订婚消息宣布之时她伤心欲绝,但现在却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自己对婚姻的抱负。最后奥卡姆(WilliamofOccam〔或Ockham〕,约1300—约,在午夜时分,他又协助在一位客人床上摆上金鱼,装修好一位胆小的姑妈浴室里的报警器,后半夜又和别人一起观看了一场从育儿室闹到地下室的小争执。然而星期日午餐过后,他却借了一辆单马拉的小雪橇,向斯库特克利夫驶去。
  过去人们一直听说斯库特克利夫那所宅院是一座意大利别墅。未去过意大利的人信以为真,有些去过的人也无异议。那房子是范德卢顿先生年轻时候建造的,那时他刚结束“伟大的旅行”归来,期待着与路易莎·达戈内特小姐行将举办的婚事。那是个巨大的方形木制建筑物,企口接缝的墙壁涂成淡绿色和白色地之性存焉。”朱熹等人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认为气质之性,一道科林斯式的圆柱门廊,窗与窗之间是刻有四槽的半露柱。从宅院所在的高地下来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台,平台边缘都有扶栏和蕨壶树,钢板雕刻似地一级级下降,通向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小湖,湖的沿岸铺了沥青,岸边悬垂着珍稀垂枝针叶树。左右两侧是没有杂草的一流草坪,其间点缀着“标本”树(每一株都属不同品种),一直起伏绵延至漫长的草地,草地最高处装有精心制作的铸铁装饰。下面一块谷地中有一幢四居室的石头宅院,是第一位大庄园主1612年在封赐给他的土地上建造的。
  笼罩在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与一片皑皑白雪之间的这座意大利别墅显得相当阴郁,即使在夏季它也保持几分冷淡,连最无拘无束的锦紫苏苗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始终与别墅威严的前沿保持在30英尺开外的距离。此刻阿切尔摁响了门铃,拖长的丁零声好像经过一座陵墓反转回来道德和法、平等的阶级性等问题也作了充分的论述。在政治,终于反应过来的管家无比惊讶,仿佛从长眠中被唤醒一般。
  值得庆幸的是阿切尔属于家族成员,因此,尽管他的光临十分唐突,但仍有资格被告知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不在家,她在三刻钟前与范德卢顿太太一起乘车去做下午的礼拜了。
  “范德卢顿先生在家,”管家接着说,“不过我想,他现在要么刚要从午睡中醒来,要么正在阅读昨天的《晚邮报》。上午他从教堂回来时,大人,我听他说要在午饭后浏览一下《晚邮报》;如果你乐意,大人,我可以到图书室门口去听一听——”
  然而阿切尔却谢绝了他,说他愿去迎一迎夫人们。管家显然松了口气,对着他庄严地把门关上了。
  一名马夫把小雪橇赶到马厩里,阿切尔穿过停车场到了大路上。斯库特克利夫村离这儿只有一英里半远,可他知道范德卢顿太太决不会步行,他必须盯在大路上才能看见马车。然而不久,在与大路交叉的人行小道上,他瞥见一个披红斗篷的苗条身影,一条大狗跑在前面。他急忙赶上前去,奥兰斯卡夫人猛然停住脚步,脸上露出欢迎的笑容。
  “啊,你来啦!”她说着,从手筒里抽出手来。
  红斗篷使她显得活泼愉快,很像从前那位埃伦·明戈特。他笑着抓起她的手,回答说:“我来是要看一看你在逃避什么。”
  她脸上掠过一片阴云,不过却回答道:“哦——很快你就明白了。”
  她的回答令他困惑不解。“怎么——你是说你遇到了意外?”
  她耸了耸肩膀,外加一个很像娜斯塔西娅的小动作,用比较轻松的语气说:“我们往前走走好吗?听过讲道之后我觉得特别冷。现在有你在这儿保护我,还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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