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儿子插言道，他突然变得很爱争论。“如果她愿意，为什么就不能引人注意？她为什么就该躲躲闪闪，仿佛自己给自己丢了脸似的？她当然是‘可怜的埃伦’，因为她不幸结下了倒霉的婚姻。但我不认为她因此就得像罪犯一样躲起来。”
“我想，”杰克逊先生沉思地说，“这正是明戈特家的人打算采取的立场。”
年轻人脸红了。“我可没有必要等他们家的暗示——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先生。奥兰斯卡夫人经历了一段不幸的生活，这不等于她无家可归。”
“外面有些谣传，”杰克逊先生开口说，瞥了詹尼一眼。
“噢，我知道：是说那个秘书，”年轻人打断他的话说。“没关系，母亲，詹尼是大人了。人们不就是说，”他接下去讲，“是那个秘书帮她离开了把她当囚犯看待的那个畜牲丈夫吗？哎，是又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些人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会这么干的。”
杰克逊先生从肩头斜视了一眼那位脸色阴沉的男仆说：“也许……那个佐料……就要一点，总之——”他吃了一口又说：“我听说她在找房子，打算住在这儿。”
“我听说她打算离婚，”詹尼冒失地说。
“我希望她离婚！”阿切尔大声地说。
这话像一块炸弹壳落在了阿切尔家高雅、宁静的餐厅里，阿切尔太太耸起她那优雅的眉毛，那根特殊的曲线表示：“有男仆——”而年轻人自己也意识到公开谈论这类私事有伤风雅，于是急忙把话题岔开，转而去讲他对明戈特老太太的拜访。
晚餐之后，按照自古以来的习惯，阿切尔太太与詹尼拖着长长的绸裙到楼上客厅里去了。当绅士们在楼下吸烟的时候，她们在一台带搂刻灯罩的卡索式灯旁，面对面地在一张黄檀木缝纫桌两边坐下，桌底下挂一个绿色丝绸袋，两人在一块花罩毯两端缝缀起来。那以鲜花铺底的罩毯是预定用来装饰小纽兰·阿切尔太太的客厅里那把“备用”椅子的。
这一仪式在客厅里进行的同时，在那间哥特式的图书室里，阿切尔正让杰克逊先生坐进火炉近处的一把扶手椅，并递给他一支雪茄。杰克逊先生舒舒服服坐在椅子里，信心十足地点着了雪茄（这是纽兰买的）。他把瘦削的脚踝朝煤炉前伸了伸，说：“你说那个秘书仅仅是帮她逃跑吗。亲爱的？可一年之后他仍然在继续帮助她呢。有人在洛桑亲眼看见他们住在一起。”
纽兰脸红了。“住在一起？哎，为什么不可以？假如她自己没有结束她的人生，又有谁有权去结束呢？把她这样年轻的女子活活葬送，而她的丈夫却可以与娼妓在一起鬼混。我痛恨这种伪善的观点。”
他打住话头，气愤地转过身去点着雪茄。“女人应当有自由——跟我们一样的自由，”他断然地说。他仿佛有了一种新的发现，而由于过分激动，还无法估量其可怕的后果。
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把脚踝伸得离炉火更近一些，嘲讽地打了一个唿哨。
“嗯，”他停了一下说，“奥兰斯卡伯爵显然和你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我从未听说他动过一根指头去把妻子弄回来。”
6
这天晚上，杰克逊先生离开之后，两位女士回到她们挂着印花布窗帘的卧室，纽兰·阿切尔沉思着上楼进了自己的书房。勤快的仆人已跟平时一样把炉火燃旺，调好了灯的光亮。屋子里放着一排排的书，壁炉炉台上放着一个个铜制与钢制的“击剑者”小雕像，墙上挂着许多名画的照片——这一切看起来格外温馨。
他坐进自己那把扶手椅时，目光落在梅·韦兰的一张大照片上，那是他们恋爱初期那位年轻姑娘送给他的，如今已经取代了桌子上所有其他的画像。他带着一种敬畏的新感觉注视着她那坦诚的前额、庄重的眼睛，以及天真快乐的嘴巴。他就要成为这位年轻女子的灵魂监护人了著作，作为他归属并信奉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令人惊叹的产物，这位年轻姑娘对一切都全然不知，却又期待着得到一切。她像一个陌生人，借助梅·韦兰那熟悉的容貌回望着他；他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婚姻并非如他惯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是在未知的大洋上的航行。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搅乱了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信条，并使它们在他的脑海里危险地飘移。他个人的断言——“女人应当是自由的——跟我们一样自由”——击中了一个问题的要害，而这个问题在他那个圈子里却一致认为是不存在的。“有教养”的女子，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都决不会要求他讲的那种自由始人是朗格和李普曼，后发展为若干支派，其中影响最大的，而像他这样心胸博大的男人却因此越发豪侠地——在激烈辩论中——准备把这种自由授与她们。这种口头上的慷慨陈词实际上只是骗人的幌子而已，在它背后止是束缚世事、让人因袭守旧的不可动摇的习俗。不过，他在这里发誓为之辩护的未婚妻的表姐的那些行为，若是出现在自己妻子身上，他即使请求教会和国家给她最严厉的惩罚也会是正当的。当然，这种两难的推测纯属假设；既然他不是个恶棍般的波兰贵族，现在假设他是，再来推断他妻子将有什么权力，这未免荒唐。然而纽兰·阿切尔想像力太强，难免不想到他与梅的关系也可能会由于远没有如此严重和明显的原因而受到损害。既然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向她隐瞒自己的过去是他的义务，而作为已到婚龄的姑娘，她的义务却是把过去的历史向他袒露，那么，两个人又怎能真正相互了解呢？假如因某种微妙的原因使他们两人互相厌倦、误解或发生不愉快，那该怎么办呢？他回顾朋友们的婚姻——那些被认为是美满的婚姻——发现没有一个（哪怕一点点）符合他为自己与梅·韦兰构想的那种终生相伴的热烈而又温柔的友爱关系。他意识到，作为这种构想的前提条件——她的经验、她的多才多艺、她的判断自由——她早已被精心训练得不具备了。他预感地打了个冷颤，发现自己的婚姻变得跟周围大部分人完全相同：一种由一方的愚昧与另一方的虚伪捏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乏味的联盟。他想到，劳伦斯·莱弗茨就是一个彻底实现了这一令人羡慕的理想的丈夫。那位仪态举止方面的权威，塑造了一位给他最大方便的妻子。在他与别人的妻子频繁发生桃色事件大出风头的时刻，她却照常喜笑颜开，不知不觉，四处游说：“劳伦斯极其循规蹈矩。”有人在她面前提及朱利叶斯·博福特拥有纽约人所说的“外室”时（籍贯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常常如此），据说她气得脸都红了，并且把目光移开。
阿切尔设法安慰自己，心想他跟拉里·莱弗茨那样的蠢驴决不可同日而语，梅也不是可悲的格特鲁德那样的傻爪；然而这差别毕竟只是属于才智方面的，而不是原则性的。他们实际上都生活在一种用符号表示的天地里，在那里真实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主张分明上下、贵贱、尊卑之序，以防同异相混。认为认识，甚至也不想，而只是用一套随心所欲的符号来表示；就像韦兰太太那样，她十分清楚阿切尔为什么催她在博福特的舞会上宣布女儿的订婚消息（而且她确实也希望他那样做），却认为必须假装不情愿，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这颇似文化超前的人们开始阅读的关于原始人的书中描绘的情景：原始时代未开化的新娘是尖叫着被人从父母的帐篷里拖走的。
其结果必然是，处于精心策划的神秘体制中心的年轻姑娘因为坦诚与自信反而越发不可思议。她坦诚——可怜的宝贝——因为她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她自信，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需要防范；仅仅有这点准备，一夜之间她便投身于人们含糊称谓的“生活常规”之中去了。
阿切尔真诚却又冷静地坠入爱河，他喜爱未婚妻光华照人的容貌、她的身体、她的马术、她在游戏中的优雅与敏捷，以及在他指导下刚刚萌发的对书籍与思想的兴趣。（她已经进步到能与他一起嘲笑《国王牧歌》，但尚不能感受《尤利西斯》与《食忘忧果者》的美妙。）她直爽、忠诚、勇敢，并且有幽默感（主要证明是听了他的笑话后大笑）。他推测，在她天真、专注的心灵深处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唤醒它是一种快乐。然而对她进行一番解剖之后，他重又变得气馁起来，因为他想到，所有这些坦率与天真只不过是人为的产物。未经驯化的人性是不坦率、不天真的，而是出自本能的狡猾，充满了怪僻与防范。他感到自己就受到这种人造的假纯洁的折磨。它非常巧妙地由母亲们、姑姨们、祖母们及早已过世的祖先们合谋制造出来——因为据认为他需要它并有权得到它——以便让他行使自己的高贵意志，把它像雪人般打得粉碎。
这些想法未免有些迂腐，它们属于临近婚礼的年轻人惯常的思考，不过伴随这些思考的往往是懊悔与自卑，但纽兰·阿切尔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他不想哀叹（这是萨克雷的主人公们经常令他恼怒的做法）他没有一身的清白奉献给他的新娘，以换取她的白壁无瑕。他不想回避这样的事实：假如他受的教养跟她一样，他们的适应能力就无异于那些容易上当的老好人。而且，绞尽脑汁也看不出有何（与他个人的一时寻欢与强烈的男性虚荣心不相干的）正当理由，不让他的新娘得到与他同样的自由与经验。
这样一些问题，在这样一种时刻，是必然会浮上他心头的；然而他意识到，它们那样清晰、那样令人不快地压在他的心头，全是因为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来得不合时宜，使他刚好在订婚的时刻——思想纯净、前景光明的时刻——突然被推人丑闻的混浊漩涡，引出了所有那些他宁愿束之高阁的特殊问题。“去他的埃伦·奥兰斯卡！”他抱怨地咕哝道，一面盖好炉火，开始脱衣。他真的不明白她的命运为何会对他产生影响，然而他朦胧地感觉到，他只是刚刚开始体验订婚加给他的捍卫者这一角色的风险。
几天之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洛弗尔·明戈特家散发请柬，要举办所谓“正式宴会”（即增加3名男仆，每道菜两份，中间上罗马潘趣酒），并按好客的美国方式——把陌生人当成王亲贵族。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大使对待——在请柬开头用了“为欢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这样的措辞。
客人的挑选颇具胆识，内行人从中看得出大人物凯瑟琳的大手笔。被邀请的常客有塞尔弗里奇·梅里夫妇——他们到处受邀请是因为历来如此，博福特夫妇——人们要求与他们建立联系，以及西勒顿·杰克逊先生与妹妹索菲（哥哥让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与这些中坚人物为伍的是几对最时髦却又最无懈可击。超群出众的“年轻夫妇”；还有劳伦斯·莱弗茨夫妇，莱弗茨·拉什沃斯太太（那位可爱的寡妇），哈里·索利夫妇，雷杰·奇弗斯夫妇，以及小莫里斯·达格尼特和他妻子（她姓范德卢顿）。这伙客人真可谓最完美的组合，因为他们都属于那个核心小团体，在纽约漫长社交季节里，他们热情不减地日夜在一起寻欢作乐。
48小时之后，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除去博福特夫妇及老杰克逊先生和妹妹，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明戈特家的邀请。甚至属于明戈特家族的雷杰·奇弗斯夫妇也加盟作梗。而且他们的回函措辞也十分统一，都是直截了当地说“抱歉不能接受邀请”，连一般情况下出于礼貌常用的“事先有约”这种缓冲性借口都没有。这一事实突出了人们的故意怠慢。
那时候的纽约社交界范围还很小，娱乐活动也少得可怜，远不至于使其中任何人（包括马车行的老板、男仆及厨师在内）无法确知人们哪些晚上空闲。正因为如此，接到洛弗尔·明戈特太太请柬的人们不愿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会面的决心，才表达得那么明确，那么无情。
这一打击是出乎意料的；然而明戈特一家以他们惯有的方式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挑战。洛弗尔·明戈特太太把情况秘密告知了韦兰太太，韦兰太太又秘密告知了纽兰·阿切尔，他听了大为光火，急忙像下达命令似地要求母亲立即采取行动。做母亲的虽然内心里极其不愿，外表上却又不能不对他尽力抚慰。经过一段痛苦的斗争之后，还是屈从了他的要求（像一向那样），她立即采纳他的主张，且由于先前的犹豫而干劲倍增，戴上她的灰丝绒帽说：“我去找路易莎·范德卢顿。”
在纽兰·阿切尔那个时代，纽约的上流社会还是个滑溜溜的小金字塔，人们很难在上面开凿裂缝，找到立足点。其底部的坚实基础，由阿切尔太太所说的“平民”构成，他们多数属于相当有身份的家庭，尽管体面，却没有名望，通过与某个占支配地位的家族联姻而崛起（就像斯派塞夫妇、莱弗茨夫妇与杰克逊夫妇那样）。阿切尔太太总是说，人们不像过去那样讲究了；有老凯瑟琳·斯派塞把持第五大街的一端，朱利叶斯·博福特把持另一端，你无法指望那些老规矩能维持多久。
从这个富有却不引人注目的底部坚固地向上收缩，便是由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及曼森家族代表的那个举足轻重的紧密群体。在多数人的想象中，他们便是金字塔的顶端了，然而他们自己（至少阿切尔太太那一代人）却明白，在职业系谱学家的心目中，只有为数更少的几个家族才有资格享有那份显赫。
阿切尔太太经常对孩子们说，“不要相信现在报纸上关于纽约有个贵族阶层的胡说八道。假如有的话，属于它的既不是明戈特家族，也不是曼森家族，更不是纽兰或奇弗斯家族。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仅仅是有名望的英国或荷兰商人，他们来到殖民地发家致富，因为干得特别出色而留在了这里。你们的一位曾祖签署过《独立宣言》，另一位是华盛顿参谋部的一名将军，他在萨拉托加之役后接受了伯戈因将军的投降。这些事情是应该引以为荣的，不过这与身份、阶级毫无关系。纽约向来都是个商业社会，按字面的真正含义，能称得上贵族出身的不超过3个家族。”
跟纽约所有的人一样，阿切尔太太与她的儿子、女儿知道拥有这一殊荣的人物是谁：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夫妇。他们出身于英国古老的郡中世家，与皮特和福克斯家族有姻亲关系；兰宁家族，他们与德格拉斯伯爵的后代近亲通婚；还有范德卢顿一家，他n］是曼哈顿首任荷兰总督的直系后代，独立战争前与法国及英国的几位贵族有姻亲关系。
兰宁家族目前只剩下两位年迈却很活跃的三宁小姐。她们喜欢怀旧，兴致勃勃地生活在族人的画像与切宾代尔式的家具中间；达戈内特是个了不起的家族，他们与巴尔的摩和费城最著名的人物联了姻；而范德卢顿家虽然地位比前两家都高，但家道已经败落，成了残留在地面上的一抹夕照，目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物，即亨利·范德卢顿先生与他的太太。
亨利·范德卢顿太太原名路易莎·达戈内特，其母本是杜拉克上校的孙女。杜拉克属于海峡岛的一个古老家族，曾在康沃利斯①麾下征战，战后携新娘圣奥斯特利伯爵的五女儿安吉莉卡·特利文纳小姐定居马里兰。达戈内特家、马里兰的杜拉克家及其康沃尔郡的贵族亲戚特利文纳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密切融洽。范德卢顿先生与太太不止一次地对特利文纳家的现任首脑、圣奥斯特利公爵进行长时间拜望，到过他在康沃尔郡的庄园及格罗斯特郡的圣奥斯特利，而且公爵大人经常宣布有朝一日将对他们进行回访的意向（不携公爵夫人，她害怕大西洋）。
①Cornwallis，charles（1738—1805），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军司令。
范德卢顿先生与太太把他们的时间分别花在马里兰的特利文纳宅邸以及哈德逊河沿岸的大庄园斯库特克利夫。庄园原是荷兰政府对著名的首任总督的赏赐，范德卢顿先生如今仍为“庄主”。他们在麦迪逊大街那座庄严肃穆的宅邪很少开门。他们进城时只在里面接待至交。
“希望你跟我一起去，纽兰，”母亲在布朗马车的门前突然停步说。“路易莎喜欢你；当然，我是为了亲爱的梅才走这一步的——同时还因为，假如我们不都站在一起，上流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
7
亨利·范德卢顿太太默不作声地听着表妹阿切尔太太的叙说。
范德卢顿太太一向不爱讲话；而且，她的性格和所受的训练都使她不肯轻易作出承诺，但她对真心喜欢的人还是很有同情心的。对于这些情况，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固然不错，但即使你有过亲身体验运用于宇宙学，认为太阳系起源于浑沌状态的物质微粒。主，也难保就能抵御得住麦迪逊大街白壁高顶的客厅里袭来的阵阵寒意。浅色锦缎的扶手椅显然是为这次接待刚刚揭去盖罩，一层薄纱依然罩着镀金的壁炉装饰及雕刻精美的盖恩斯巴罗所画的“安吉莉卡·杜拉克小姐”画像的像框。
由亨廷顿绘制的范德卢顿太太的画像（身着带威尼斯针绣花边的黑丝绒），面对着她那位可爱的女前辈的像。这张画像被普遍认为“像卡巴内尔①的作品一样精致”，虽然已经画了20年，至今仍然显得“惟妙惟肖”。的确，坐在画像下面听阿切尔太太讲话的范德卢顿太太小市民的利益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把封建制度理想化，用超，与画框中那位靠在绿布窗帘前那把镀金扶手椅上、眼睛低垂的年轻美女很像一对孪生姐妹。范德卢顿太太参加社交活动——或者不如说她打开自己的家门迎接社交活动（因为她从不外出用餐）的时候，仍然穿着带威尼斯针绣花边的黑丝绒，她的金发虽然已经褪色，但并未变成灰白，依然从额前的交叠部位平分开。两只淡蓝色眼睛中间笔直的鼻子，仅仅在鼻孔附近比画像制作时略显消瘦。实际上，她总是让纽兰·阿切尔觉得，仿佛她一直被可怕地保存在一个没有空气的完美实体之中，就像那些被冷冻在冰川中的尸体，好多年还保持着虽死犹生的红润。
①卡巴内尔（1823—1889），法国画家，以画像著称。
跟家中所有的成员一样，他敬重并崇拜范德卢顿太太，不过他发现，她那略带压制的亲切态度还不如母亲几位老姑的严厉容易让人接近，那几位恶狠狠的老处女不等弄清别人的要求，就会照例说一声“不行”。
范德卢顿太太的态度看不出是与否，不过总显示出仁慈宽厚的样子，直至她的薄嘴唇撇出一丝笑意，才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我得先和我丈夫商量一下。”
她与范德卢顿先生是那样相似，阿切尔常常纳闷，经过40年亲密的夫妻生活，两个如此融洽的人，怎么还能分出你我，还有什么争端需要商量。然而，由于这对夫妻谁也未曾不经双方秘密会谈就独自做出过决定，阿切尔太太和儿子阐明他们的问题之后，只好安心地等待熟悉的措辞。
然而很少让人意外的范德卢顿太太这时却令母子二人大吃一惊：她伸出长长的手去够铃绳。
“我想，”她说道，“我要让亨利听一听你对我讲的情况。”
一名男仆出现了，她又严肃地对他说：“如果范德卢顿先生读完了报，请他劳神过来一趟。”
她讲“读报”的口气宛如一位大臣的妻子讲“主持内阁会议”，这并非由于她成心妄自尊大，而是因为终生的习惯及亲友们的态度致使她认为，范德卢顿先生的一举一动犹如执掌大政般重要。
行动的迅速表明她跟阿切尔太太一样觉得情况紧迫；不过惟恐给人未与丈夫商量就率先表态的印象，她又极为亲切地补充说：“亨利一直很乐意见你，亲爱的艾德琳；他还想祝贺纽兰。”
双扇门又被庄严地打开，亨利·范德卢顿先生从中间走了进来。他又高又瘦，穿着长礼服，一头已经稀薄的金发，跟妻子一样笔直的鼻子，一样冷淡斯文的目光，只不过两只眼睛是灰色而不是浅蓝色。
范德卢顿先生以表亲的和蔼与阿切尔太太打过招呼，又用跟妻子同样的措辞向纽兰低声表示了祝贺，然后又以在位君主的简洁在一张锦缎扶手椅里就坐。
“我刚刚读完《纽约时报》，”他说，一面把长长的指尖收拢在一起。“在城里上午事情太多，我发现午饭后读报更合适。”
“噢，这样安排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我舅舅埃格蒙特过去确实常常说，他发现把晨报留到晚餐后读，不会使人心烦意乱，”阿切尔太太附和地说。
“不错。我亲爱的父亲就讨厌忙乱，可我们如今却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范德卢顿先生很有分寸地说，一边从容而又愉快地打量着遮蔽严实的大房间。阿切尔觉得这屋子是其主人完美的化身。
“我希望你真的已经读完报纸了，亨利？”他妻子插言道。
“完了——读完了，”他向她保证说。
“那么，我想让艾德琳对你讲一讲——”
“哦，其实是纽兰的事，”母亲面带笑容地说，接着又复述了一遍洛弗尔·明戈特太太蒙受公开侮辱的咄咄怪事。
“当然，”她最后说，“奥古斯塔·韦兰跟玛丽·明戈特都认为——尤其是考虑到纽兰的订婚——你和亨利是应当知道的。”
“噢——”范德卢顿先生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白色大理石壁炉台上那架巨大的镀金时钟发出的嘀嗒声变得像葬礼上一分钟鸣放一次的炮声那样轰轰隆隆。阿切尔敬畏地思忖着这两个瘦弱的人，他们肩并肩坐在那儿，像总督一样严肃。是命运强迫他们做了远古祖先的权威代言人，尽管他们可能巴不得深居简出，在斯库特克利夫的草坪上挖除杂草，晚上一起玩纸牌游戏。
范德卢顿先生第一个开口。
“你真的以为这是劳伦斯·莱弗茨故意——捣乱的结果吗？”他转向阿切尔问道。
“我敢肯定，大人。拉里最近特别放荡——但愿路易莎舅妈不介意我提这事——和他们村邮电局长的妻子还是什么人打得火热；每当格特鲁德·莱弗茨产生怀疑，他担心要出乱子的时候，就挑起这类事端，以显示他多么讲道德。他扯着嗓门嚷嚷，说邀请他妻子去见他不愿让她见的人是多么不合适。他纯粹是利用奥兰斯卡夫人做避雷针，他这种把戏我以前见得够多了。”
“莱弗茨这家人！——”范德卢顿太太说。
“莱弗茨这家人！——”阿切尔太太应声说。“假若埃格蒙特舅舅听到劳伦斯·莱弗茨对别人社会地位的看法，他会说什么呢？这说明上流社会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我们但愿还没到那种地步，”范德卢顿先生坚定地说。
“唉，要是你和路易莎多出去走走就好了！”阿切尔太太叹息道。
然而她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范德卢顿夫妇对有关他们隐居生活的任何批评都敏感得要命。他们是时尚的仲裁人，是终审法院，而且他们深知这一点，并听从命运的安排。但由于他们都属于怯懦畏缩的人，对他们的职责天生缺乏热情，所以他们尽可能多地住在斯库特克利夫幽僻的庄园中，进城的时候也以范德卢顿太太的健康为由，谢绝一切邀请。
纽兰·阿切尔赶紧出来为母亲解围，“在纽约，人人都明白你和路易莎舅妈代表着什么。正因为如此，明戈特太太才觉得，不应该不与你商量，而听任人家这样侮辱奥兰斯卡伯爵夫人。”
范德卢顿太太瞥了丈夫一眼，他也回头瞥了她一眼。
“我不喜欢那种做法，”范德卢顿先生说。“只要出身名门的人受到家族的支持，就应该把这种支持看作是——永远不变的。”
“我也有同感，”他妻子仿佛提出一种新观点似地说。
“我原来并不知道，”范德卢顿先生接着说，“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尴尬的地步。”他停住话头，又看了看妻子。“我想，亲爱的，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已经算是亲戚了——通过梅多拉·曼森的第一位丈夫。不管怎么说，等纽兰结了婚，她总算是个亲戚了。”他又转向年轻人说：“你读过今天上午的《时报》了吗，纽兰？”
“当然，读过了，先生，”阿切尔说，他通常在早晨喝咖啡时匆匆翻阅报纸。
丈夫与妻子又互相对视了一下。他们的浅色眼睛交汇在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协商；接着，一丝笑意掠过范德卢顿太太的面庞，她显然已经猜到结果并且也已经同意了。
范德卢顿先生转向阿切尔太太说：“假如路易莎的健康状况允许她外出赴宴——希望你转告洛弗尔·明戈特太太——我和她会很愉快地出席她家的宴会——呃——去补劳伦斯·莱弗茨夫妇的缺。”他停顿一下，以便让大家领会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过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阿切尔太太同情地应了一声表示赞同。“不过纽兰告诉我他已读过上午的《时报》；因此他可能已经发现，路易莎的亲戚圣奥斯特利公爵下周将乘俄罗斯号抵达纽约。他是来为他的帆船几内维亚号参加明年夏天的国际杯比赛进行登记的。他还要在特里文纳打一阵野鸭。”范德卢顿先生又停顿了一下，益发慈祥地接着说：“在说服他去马里兰之前，我们准备请几位朋友在这儿见见他——只不过是个小型宴会——事后还要举行欢迎会。如果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肯做我们的客人，我相信路易莎会跟我一样高兴的、”他站了起来，以生硬的友好态度向表妹弯了弯他那修长的身体，又说道：“我想我可以代表路易莎说，她马上就要乘车外出，亲自递送宴会请柬，还有我们的名片——当然还有我们的名片。”
阿切尔太太明白这是让她告辞的暗示，便匆匆低声道着谢站起身来。范德卢顿太太眉开眼笑地看着她，那笑容仿佛是以斯帖①正在向亚哈随鲁②说情，不过她丈夫却抗议似地举起一只手。
①以斯帖（Esther），《圣经》中的犹太女王。
②亚哈随鲁（Ahasuerus），《圣经》中的波斯国王，娶Esther为妻。
“没什么好谢的，亲爱的艾德琳，一点也不用谢。这种事情不能允许在纽约发生；只要我办得到，就不准再发生。”他带着王者的风范说，一面领着表亲走向门口。
两小时后，人人都已知道有人见到范德卢顿太太社交季节乘坐兜风的C形弹簧大马车曾在明戈特太太的门前逗留，并递进去一个方形大信封。而当晚在歌剧院里，西勒顿·杰克逊便会说明，那信封里装着一份请柬，邀请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参加范德卢顿夫妇下周为表弟圣奥斯特利公爵举办的宴会。
听了这一通报，俱乐部包厢里几个青年人微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并斜眼瞅了瞅劳伦斯·莱弗茨。他在包厢前排坐着，正漫不经心地扯弄他那金色的长胡髭。女高音的歌声一停，他便权威地说：“除了帕蒂，谁都不配演桑那布拉这个角色。”
8
在纽约，人们普遍认为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红颜已衰”。
她在纽兰·阿切尔童年时期第一次在这里露面，那时她是个光彩照人的漂亮小姑娘，9到10岁的样子。人们说她“应该让人画像”。她的父母是欧洲大陆的漫游客，经过幼年的漂泊之后，她失去了双亲无又不可以训，故信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有所不足。”，被姑妈梅多拉·曼森收养。她也是位漫游客，刚刚要回纽约“定居”。
可怜的梅多拉一再成为寡妇，经常回来定居（每一次回来住房的档次都要降低一点），并带着一位新丈夫或者新收养的孩子。然而几个月之后，她又总是与丈夫分道扬镰或者与被监护人闹翻，赔本卖掉房子和主体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相结合的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又动身出去漫游。由于她母亲原姓拉什沃斯，而最后一次的不幸婚姻又把她与疯癫的奇弗斯家族的一个成员联在一起，所以纽约人都十分宽容地看待她的偏执行为。不过，当她带着成了孤儿的小侄女回来的时候，人们还是觉得把那个美丽的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人很可惜。孩子的父母尽管因爱好旅游令人遗憾，生前却颇有人望。
人人都对小埃伦·明戈特怀有善意，尽管她那黑黝黝的红脸蛋与密实的髭发使她显得神情愉快，看起来与一个仍在为父母服丧的孩子很不相称。轻视美国人哀悼活动的那些不容改变的规矩，是梅多拉错误的怪癖之一。当她从轮船上出来的时候，家人们见她为其兄戴的黑纱比嫂嫂的短了7英寸的改良，反对无产阶级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自觉的革命斗，而小埃伦居然穿着深红色美利奴呢，戴着琥珀色珍珠项链，像个吉卜赛弃儿一样，大家都极为震惊。
然而纽约早已对梅多拉听之任之，只有几位老夫人对埃伦花哨俗气的穿着摇摇头，而另外的亲属却被她红扑扑的脸色与勃勃生气征服了。她是个大胆的、无拘无束的小姑娘，爱问些不相宜的问题，发表早熟的议论法为教”，“以吏为师”，实现天下的法治。战国末已有流传，，且掌握一些域外的艺术形式，比如跳西班牙披肩舞，伴着吉他唱那不勒斯情歌。在姑妈（她的真名是索利·奇弗斯太太，但她接受教皇所授爵位后恢复了第一任丈夫的姓，自称曼森侯爵夫人，因为在意大利这个姓可以改为曼佐尼）指导下，小姑娘接受的教育虽开支昂贵却很不连贯，其中包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照模特的样子画像”，与职业乐师一起弹钢琴五重奏。
这样的教育当然是无益的。几年之后，可怜的奇弗斯终于死在疯人院里，他的遗孀（穿着奇特的丧服）又一次收摊搬家，带着埃伦走了。这时埃伦已长成一个又高又瘦的大姑娘，两只眼睛分外引人注意。有一段时间她们音讯全无《与犹堂全书》及《饥民诗》、《夏日对酒》等诗作。，后来消息传来，说埃伦嫁给了在杜伊勒利宫舞会上认识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波兰贵族富翁，据说他在巴黎、尼斯和佛罗伦萨都拥有豪华住宅，在考斯有一艘游艇，在特兰西瓦尼亚还有许多平方英里的猎场。正当人们说得沸沸扬扬之时，她却突然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几年，梅多拉为第三位丈夫服着丧，又一次穷困潦倒地回到纽约，寻找一所更小的房子。这时，人们不禁纳闷，她那富有的侄女怎么不伸出手来帮帮她。后来又传来了埃伦本人婚姻不幸终结的消息，她自己也要回家，到亲属中求得安息与忘却。
一周之后，在那次重大宴会的晚上，纽兰·阿切尔看着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走进范德卢顿太太的客厅时，想起了这些往事。这是个难得见的场合，他心情有点紧张过程，人们在改变自己现实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意，担心她将怎样应付。她到得很晚，一只手还未戴手套，正在扣着腕上的手镯，然而她走进汇集了纽约大多数精英的客厅时，并没有流露丝毫的匆忙与窘迫。
她在客厅中间停住脚步，抿着嘴，两眼含笑地打量着四周。就在这一瞬间，纽兰·阿切尔否定了有关她的容貌的普遍看法。不错，她早年的那种光彩的确已经不见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红扑扑的面颊已变成苍白色。她瘦削、憔。淬，看上去比她的年龄稍显老相——她一定快30岁了。然而她身上却散发着一种美的神秘力量，在她毫无做作的举目顾盼之间有一种自信，他觉得那是经过高度训练养成的，并且充满一种自觉的力量。同时，她的举止比在场的大多数夫人小姐都纯朴，许多人（他事后听詹尼说）对她打扮得不够“时新”感到失望——因为“时新”是纽约人最看重的东西。阿切尔沉思，也许是因为她早年的活力已经消失了，她才这样异常地沉静——她的动作、声音、低声细气的语调都异常沉静。纽约人本指望有着这样一段历史的年轻女子声音会是十分洪亮的。
宴会有点令人提心吊胆。和范德卢顿夫妇一起用餐，本来就不是件轻松事，而与他们一位公爵表亲一起用餐，更不啻是履行一种宗教仪式了。阿切尔愉快地想道，只有一个老纽约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才能看出一位普通公爵与范德卢顿家的公爵之间的细微差异（对纽约而言）。纽约人根本不把到处飘泊的贵族放在眼里，对他们甚至还带有几分不信任的傲慢（斯特拉瑟斯那伙人除外）；但是，当他们证明自己和范德卢顿这样的家族有某种关系之后，便能受到老式的真诚热情的接待，这往往使他们大错特错地把这种接待完全归功于自己在《德布利特贵族年鉴》中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差别，年轻人即使在嘲笑他的老纽约的时候依然怀念它。
范德卢顿夫妇竭尽全力突出这次宴会的重要性。他们把杜拉克·塞沃尔与特利文纳·乔治二世的镀金餐具拿了出来。范德卢顿太太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幅卡巴内尔的画像，而阿切尔太太佩戴着她祖母的米珠项链和绿宝石，让她儿子不由得想起了伊莎贝的微型画像。所有的夫人小姐都戴着她们最漂亮的首饰，不过她们的首饰大部分镶嵌得特别老式，成了这所住宅与这一场合独有的特点；被劝来的拉宁小姐戴的是她母亲的浮雕玉假设，凭直觉去直接研究和描述意识到的现象，从而寻求绝，还披了件亚麻色的西班牙披肩。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是宴会上惟一的年轻女子，然而在阿切尔细细端详那些钻石项链与高耸的驼鸟翎毛中间光滑丰满的老年人的脸庞时，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她们竞显得不及她成熟。想到造就她那副眼神所付的代价，他不觉有些惊恐。
坐在女主人有首的圣奥斯特雷公爵自然是今晚的首要人物。然而，如果说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突出，那么这位公爵就更不引人注目了。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并没有（像最近另一位公爵客人那样）穿着猎装来出席宴会，但是他穿的晚礼服是那样蹩脚，那样寒酸，他那副尊容益发显出衣着的粗陋（躬腰坐着，一把大胡子技散在衬衫前），让人很难看出是出席宴会的打扮。他身材矮小，弯腰曲背，晒得黝黑的皮肤，肥厚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脸上挂着不变的微笑。他少言寡语，讲话的时候语调特别低，尽管餐桌上的人不时静下来等待聆听他的高见，但除了邻座，他的话谁也听不见。
餐后男士与女士汇合的时候，公爵径直朝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走去。他们在角落里刚一坐下，便热烈交谈起来。两个人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公爵应该先向洛弗尔·明戈特太太与黑德利·奇弗斯太太致意，而伯爵夫人则应该与那位和蔼的癔症患者、华盛顿广场的厄本·达戈内特交谈。他为了能与她幸会，甚至不惜打破了1至4月份不外出用餐的常规。两个人一起聊了将近20分钟，然后伯爵夫人站了起来，独自走过宽敞的客厅，在纽兰·阿切尔身边坐了下来。
一位女士起身离开一位绅士，去找另一位绅士作伴，这在纽约的客厅里是不合常规的。按照礼节，她应该像木偶似地坐在那儿等待，让希望与她交谈的男士一个接一个地到她身边来。但伯爵夫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违背了任何规矩，她悠然自得地坐在阿切尔身旁沙发的角落里，用最亲切的目光看着他。
“我想让你对我讲讲梅的事，”她说。
他没有回答，反而问道：“你以前认识公爵吗？”
“唔，是的——过去在尼斯时我们每年冬天都和他见面。他很爱赌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直言不讳地说，仿佛在讲：“他喜欢拈花惹草。”过了一会儿她又坦然地补充道：“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蠢的男人了。”
这句话令她的同伴异常快活，竟使他忘记了她前一句话使他产生的微震惊。不可否认，会见一位认为范德卢顿家的公爵愚蠢、并敢于发表这一见解的女士，的确令人兴奋。他很想问问她，多听一听她的生活情况——她漫不经心的话语已经很有启发地让他窥见了一斑；然而他又担心触动她伤心的回忆。还没等他想出说什么，她已经转回到她最初的话题上了。
“梅非常可爱，我发现纽约没有哪个年轻姑娘像她那样漂亮、聪明。你很爱她吧？”
纽兰·阿切尔红了脸，笑道：“男人对女人的爱能有多深，我对她的爱就有多深。”
她继续着有所思地打量着他，仿佛不想漏掉他话中的任何一点含义似的。“这么说，你认为还有个极限？”
“你是说爱的极限？假如有的话，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呢！”
她深受感动地说：“啊——那一定是真实的。忠诚的爱情了？”
“是最最热烈的爱情！”
“太好了！这爱完全是由你们自己找到的——丝毫不是别人为你们安排的吧？”
阿切尔奇怪地看着她，面带笑容地问：“难道你忘了——在我们国家，婚姻是不允许由别人安排的？”
一片潮红升上她的面颊，他立即懊悔自己说过的话。
“是的，”她回答说，“我忘了。如果有时候我犯了这样的错误，你一定得原谅我。在这儿人们看作是好的事情，在我来的那地方却被当成坏事，可我有时候会忘记这一点。”她低头看着那把羽毛扇，他发现她的双唇在颤抖。
“非常抱歉，”他冲动地说。“可你知道，你现在是在朋友中间了。”
“是的——我知道。我走到哪里都有这种感觉。这正是我回家来的原因。我想把其他的事全部忘掉，重新变成一个彻底的美国人，就像明戈特家和韦兰家的人一样，像你和你令人愉快的母亲，以及今晚在这里的所有其他的好人一样。叮，梅来了，你一定是想立即赶到她身边去了，”她又说，但没有动弹，她的目光从门口转回来，落到年轻人的脸上。
餐后的客人渐渐地挤满了客厅。顺着奥兰斯卡夫人的目光，阿切尔看到梅·韦兰正和母亲一起走进门。身穿银白色服装，头上戴着银白色花朵的花环，那位身材高挑的姑娘看起来就像刚狩猎归来的狄安娜女神。
“啊，”阿切尔说，“我的竞争者可真多呀；你瞧她已经被包围住了。那边正在介绍那位公爵呢。”
“那就跟我多呆一会儿吧，”奥兰斯卡夫人低声说，并用她的羽毛扇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膝盖。虽然只是极轻的一碰，但却如爱抚一般令他震颤。
“好的，我留下，”他用同样的语气说，几乎不知自己在讲什么。但正在这时，范德卢顿先生过来了，后面跟着老厄本·达戈内特先生。伯爵夫人以庄重的微笑与他们招呼，阿切尔觉察到主人对他责备的目光，便起身让出了他的座位。
奥兰斯卡夫人伸出一只手，仿佛向他告别。
“那么，明天，5点钟以后——我等你，”她说，然后转身为达戈内特先生让出位置。
“明天——”阿切尔听见自己重复说，尽管事先没有约定，他们交谈时她也没向他暗示想再见他。
他走开的时候，看见身材高大、神采奕奕的劳伦斯·莱弗茨，正领着妻子走来准备被引荐给伯爵夫人。他还听见格特鲁德·莱弗茨满脸堆着茫然的笑容高兴地对伯爵夫人说：“我想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去舞蹈学校——”在她身后，等着向伯爵夫人通报姓名的人中间，阿切尔注意到还有几对拒绝在洛弗尔·明戈特太太家欢迎她的倔强夫妇。正如阿切尔太太所说的：范德卢顿夫妇只要乐意，他们知道如何教训人。奇怪的是他们乐意的时候却太少了。
年轻人觉得胳膊被碰了一下。他发现范德卢顿太太穿一身名贵的黑丝绒，戴着家族的钻石首饰，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亲爱的纽兰，你毫无私心地关照奥兰斯卡夫人，真是太好了。我告诉你表舅亨利，他一定要过来帮忙。”
他发觉自己茫然微笑着望着她，她仿佛俯就他腼腆的天性似地又补充说：“我从没见过梅像今天这么可爱，公爵认为她是客厅里最漂亮的姑娘。”
9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说的是“5点钟以后”。5点半的时候，纽兰·阿切尔摁响了她家的门铃。那是一所灰馒剥落的住宅，一株硕大的紫藤压迫着摇摇欲坠的铸铁阳台。房子是她从四处漂泊的梅多拉手中租下的，在西23街的最南端。
她住进的确实是个陌生的地段，小裁缝、卖假货的及“搞写作的”是她的近邻。沿着这条乱哄哄的街道再往南去，在一段石铺小路的尽头，阿切尔认出一所快要倒塌的木房子，一位名叫温塞特的作家兼记者住在里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法国梅洛·庞蒂、萨特为代表；，此人阿切尔过去时常遇见，他说起过他住在这里。温塞特从不邀请人到他家作客，不过有一次夜间散步时他曾向阿切尔指出过这幢房子，当时阿切尔曾不寒而栗地自问，在其他大都市里，人们是否也住得如此简陋？
奥兰斯卡夫人住所惟一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在窗框上多涂了一点儿漆。阿切尔一面审视着这幢屋子简陋的外观，一面想道：那个波兰伯爵抢走的不仅是她的财产，而且还抢走了她的幻想呢。
阿切尔闷闷不乐地过了一天。他与韦兰一家一起吃的午饭，指望饭后带着梅到公园去散散步。他想单独跟她在一起，告诉她昨天晚上她那神态有多么迷人、他多么为她感到自豪，并设法说服她早日和他成婚。然而韦兰太太却态度坚决地提醒他，家族拜访进行还不到一半呢。当他暗示想把婚礼的日期提前时，她责怪地皱起眉头，叹息着说：“还有12打手工刺绣的东西没有……”
他们挤在家用四轮马车里，从族人的一个门阶赶到另一个门阶。下午的一轮拜访结束，阿切尔与未婚妻分手之后，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被巧妙捕获的野兽，刚刚被展览过一番。他想可能是因为他读了些人类学的书，才对家族感情这种单纯与自然的表露持如此粗俗的看法；想起韦兰夫妇指望明年秋天才举办婚礼，他展望这段时间的生活，心里像泼上一盆冷水。
“明天，”韦兰太太在他身后喊道，“我们去奇弗斯家和达拉斯家。”他发现她准备按字母顺序走遍他们的两个家族，而他们目前仅仅处于字母表的前四分之一。
他本打算告诉梅，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要求——或者不如说命令——他今天下午去看她，可是在他俩单独一起的短暂时刻，他还有更要紧的事要讲，而且他觉得提这件事有点不合情理。他知道，梅特别希望他善待她的表姐。不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才加快了他们订婚消息的宣布吗？若不是伯爵夫人的到来，即使他不再是一个自由人，至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可挽回地受着婚约的束缚。一想到此，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可这一切都是梅的意愿，他不由觉得自己无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因而只要他乐意，他完全可以去拜访她的表姐，而无须事先告诉她。
他站在奥兰斯卡夫人住宅的门口，心里充满了好奇。她约他前来时的口吻令他困惑不解，他断定她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单纯。
一位黑黝黝的异国面孔的女佣开了门。她胸部高高隆起，戴着花哨的围巾，他隐隐约约觉得她是个西西里人。她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欢迎他，对他的问询困惑地摇了摇头，带他穿过狭窄的门廊，进了一间生了火的低矮客厅。客厅里空无一人，她把他留在那儿，给他足够的时间琢磨她是去找女主人呢，还是原本就没弄明白他来此有何贵干。或者她会以为他是来给时钟上弦的吧——他发觉惟一看得见的那只钟已经停了摆。他知道南欧人常用手语相互交谈，而现在他却无法理解她的耸肩与微笑，感到十分难堪。她终于拿着一盏灯回来了，阿切尔这时已从但丁与彼特拉克的作品中拼凑出一个短语，引得她回答说：“拉西格诺拉埃夫奥里；马维拉苏比托。”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出去了——不过一会儿你就能见到她。”
同时，他借助灯光发现这屋子自有一种幽冥淡雅的魅力，与他熟悉的任何房间都不相同。他知道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带回来少量的财物——她称作残骸碎片。他想，这几张雅致的深色小木桌，壁炉上那一尊优美的希腊小青铜像，还有几幅装在老式画框里的好像是意大利的绘画（后面是钉在褪色墙纸上的一片红色锦缎）——便是其代表了。
纽兰·阿切尔以懂得意大利艺术而自豪。他童年时代受过拉斯金①的熏陶，读过各种各样的新书：像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作品，弗农·李②的《尤福里翁》，菲·吉·哈默顿③的随笔，以及瓦尔特·佩特④一本叫做《文艺复兴》的绝妙新书。他谈论博蒂塞里⑤的画如数家珍，说起拉安吉里克⑥更有点儿不可一世。然而这几幅画却让他极为困惑，因为它们与他在意大利旅行时看惯（因此也能看懂）的那些画毫无相似之处；也许，还因为发现自己处境奇特的感觉削弱了他的观察力——他置身在这个陌生的空房子里，显然又没有谁在恭候他。他为没有把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要求告诉梅·韦兰而懊悔，并且有点忐忑不安。他想，他的未婚妻有可能来这儿看望她的表姐，倘若她发现他坐在这儿，只身在一位夫人炉边的昏暗中等待着，对这种亲密的样子她会怎样想呢？
①Vernon Lee（1856—1935），英国女散文作家、小说家。
②Philip Gilbert Hamerton（1834—1894），英国艺术家、随笔作家。
③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随笔作家、批评家。
④Sandro Botticeli（1445—1510），意大利画家。
⑤Fra Angelico（1400—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佛罗伦萨画派。
⑥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作家。
不过既然来了，他就要等下去；于是他坐进椅子里，把脚伸向燃烧着的木柴。
她那样子召他前来，然后又把他忘掉，真是好生奇怪。但阿切尔的好奇心却超过了窘迫。屋子里的气氛是他从未经验过的，这种差异非常之大，以致他的局促不安已为历险的意识所取代。他以前也曾进过挂着红锦缎和“意大利派”绘画的客厅；使他深受触动的是，梅多拉·曼森租住的这个以蒲苇和罗杰斯小雕像为背景的寒怆住宅，通过巧用几件道具，转手之间竟改造成一个具有“异国”风味的亲切场所，令人联想起古老的浪漫情调与场面。他想分析其中的窍门，找到它的线索——从桌椅布置的方式中，从身边雅致的花瓶只放了两支红玫瑰的事实中（而任何人一次购买都不少于一打），从隐约弥漫的香气中——不是人们撒到手帕上的那一种，而更像从遥远的集市上飘来的，由土耳其咖啡、龙涎香和于玫瑰花配成的那种香味。
他的心思又转到梅的客厅上。她的客厅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他知道韦兰先生表现“十分慷慨”，已经盯上了东39街一所新建住宅。据说，那个街区很僻静，房子是用灰蒙蒙的黄绿色石头建的，这种色调是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刚开始启用的，用以对抗像冷巧克力酱一般覆盖着纽约的清一色的棕石，但房子的管道却十分完备。按阿切尔的心愿，他喜欢先去旅行，住宅的问题以后再考虑。然而，尽管韦兰夫妇同意延长去欧洲度蜜月的时间（也许还可到埃及呆一个冬天），但对于小夫妻回来后需要一所住宅的问题坚定不移。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命运像加了封印似的已成定局：在他的余生中，每天晚上都要走过那个黄绿色门阶两旁的铸铁护栏，穿过庞贝城式的回廊，进入带上光黄木护壁的门厅。除此之外，他的想像力就无从驰骋了。他知道楼上的客厅有一个凸窗，可他想不出梅会怎样处理它。她高高兴兴地容忍韦兰家客厅里的紫缎子与黄栽绒，以及里面的赝品镶木桌与时新的萨克森蓝镀金玻璃框。他找不出任何理由推测她会要求自己的住宅有任何不同；惟一的安慰是她很可能让他按自己的爱好布置他的书房——那里面当然要摆放“纯正的”东湖牌家具，还有不带玻璃门的单色新书橱。
胸部丰满的女佣进来了，她拉上窗帘，往火炉里捅进一块木柴，并安慰地说：“维拉——维拉。”她离开之后，阿切尔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踱步。他还要再等下去吗？他的处境变得相当可笑，也许他当时误解了奥兰斯卡夫人的意思——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邀请他。
从静悄悄的街道上传来卵石路面上迅跑的马蹄声。马车在房子前面停了下来，他瞥见马车的门打开了。他分开窗帘，朝外面初降的薄暮中望去，对面是一盏街灯，灯光下他见朱利叶斯·博福特小巧的英式四轮马车由一匹高大的花马拉着，那位银行家正搀扶着奥兰斯卡夫人下车。
博福特站住了，手里拿着帽子说着什么，似乎被他的同伴否决了。接着，他们握了握手，他跳进马车，她走上门阶。
她进了客厅，见到阿切尔一点儿也没表现出惊讶；惊讶似乎是她最不喜欢的感情。
“你觉得我这可笑的房子怎么样？”她问，“对我来说这就算天堂了。”
她一面说着，一面解开小丝绒帽的系带，把帽子连同长斗篷扔到一边。她站在那里，用沉思的目光望着他。
“你把它收拾得挺可爱，”他说，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坦率，但又受到平时极欲言简意赅、出语惊人的习惯的约束。
“噢，这是个可怜的小地方，我的亲戚们瞧不起它。但不管怎样，它不像范德卢顿家那样阴沉。”
这话使他无比震惊，因为很少有人敢无法无天地说范德卢顿家宏伟的住宅阴沉。那些获得特权进去的人在里面战战兢兢，并且都称它“富丽堂皇”。猛然间，他为她说出了令众人不寒而栗的话而变得很开心。
“这儿你拾掇得——很怡人，”他重复说。
“我喜欢这个小房子，”她承认道。“不过我想，我喜欢的是它是在这里，在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的城市，并且是我一个人住在里面。”她说得声音很低，他几乎没听清最后几个字，不过却在尴尬中理解了其要点。
“你很喜欢一个人生活？”
“是的，只要朋友们别让我感到孤单就行。”她在炉火旁边坐下，说：“纳斯塔西娅马上就送茶过来。”她示意让他坐回到扶手椅里，又说：“我看你已经选好坐的位置了。”
她身子向后一仰，两只胳膊交叉放在脑后，眼睑垂下，望着炉火。
“这是我最喜欢的时间了——你呢？”
一种体面的自尊使他回答说：“刚才我还担心你已经忘掉了时间呢。博福特一定很有趣吧。”
她看上去很高兴，说：“怎么——你等了很久了吗？博福特先生带我去看了几处房子——因为看来是不会允许我继续住在这儿了。”她好像把博福特和他都给忘了似地接着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城市像这儿一样，认为住在偏远地区不妥。住得偏远不偏远，有什么关系吗？听人说这条街是很体面的呢。”
“这儿不够时髦。”
“时髦！你们都很看重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不创造自己的时尚呢？不过我想，我过去生活得太无拘无束了，不管怎样，你们大家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我希望得到关心，得到安全感。”
他深受感动，就像前一天晚上听她说到她需要指导时那样。
“你的朋友们就是希望你有安全感，纽约是个极为安全的地方。”他略带挖苦地补上一句。
“不错，是这样。我能感觉到，”她大声地说，并没有觉察他话中的讽刺。“住在这儿就像——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姑娘做完所有的功课，被带去度假一样。”
这个比喻本是善意的，但却不能让他完全满意。他不在乎自己对纽约社会说些轻浮的话，却不喜欢听别人使用同样的腔调。他不知她是否真的还没看出，纽约社会是个威力强大的机器，曾经险些将她碾得粉碎。洛弗尔·明戈特家的宴会动用了各种社交手段，才在最后时刻得到补救——这件事应该让她明白，她的处境是多么危险。然而，要么她对躲过的灾难压根儿一无所知，要么是范德卢顿晚会的成功使她视而不见。阿切尔倾向于前一种推测。他想，她眼中的纽约对人依然是一视同仁的，这一揣测让他心烦意乱。
“昨天晚上，”他说，“纽约社交界竭尽全力地欢迎你；范德卢顿夫妇干什么事都是全心全意。”
“是啊，他们对我太好了！这次聚会非常愉快。人人好像都很敬重他们。”
这说法很难算得上准确；她若如此评价可爱的老拉宁小姐的茶会还差不多。
阿切尔自命不凡地说：“范德卢顿夫妇是纽约上流社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不幸的是——由于她的健康原因——他们极少接待客人。”
她松开脑袋后面的两只手，沉思地看着他。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
“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