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奔走相告，几个小时以后，２０多万人组成的革命队伍集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迅即进入战斗状态。在列宁的亲自指挥下，一队队战士出发了，很快便占领了大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和银行某重要设施和部门。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支援，很多临时政府军队官兵也转到人民这边，临时政府完全孤立了。
第二天，也就是１１月７日（俄历１０月２５日），除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和少数几个据占以外，彼得堡实际上都掌握在革命军队的手里。列宁当即作出决定：占领冬宫！于是，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团团包围了冬宫。
冬宫，是历代沙皇专制统治的象征，这座宏伟华丽的宫殿，位于彼得堡市中心的涅瓦河畔。“十月革命”后，沙皇被永远赶出了冬宫，但“七月事变”后，一个新“沙皇”——临时政府又搬了进来，沙皇的办公室随即变成临时政府头目克轮斯基的办公室。
冬宫是座堡垒式建筑，要攻占它相当困难。它西北面紧靠涅瓦河，东南方是一条水渠，正前方则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从１１月７日清晨起，临时政府就命令士官生用成垛成垛的木头，把它排成深厚的街垒，堵住了冬宫的全部出入口。在街垒里面，架设有机枪和各种小型火炮，守卫在这里二千多名士官生，昼夜注视着冬宫四周。
克轮斯基一面给自己部下打气，鼓动他们坚决抵抗，而自己则借口迎接援军，乘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逃之夭夭了。起义部队领导人安东诺夫，按照列宁的指示，派人给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可临时政府认为冬宫牢不可摧，且有克轮斯基请求的援军将到，因而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起义部队的要求，欲做顽抗。
列宁当即向安东诺夫下达命令：必须在今天夜里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的全部成员！
这天夜里，夜幕刚刚降临，一只小船划向停泊在涅瓦河里“阿英乐尔”号巡洋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小船上跳到舰上。
一个放哨的士兵走上前来，厉声喝道：“干什么的？”“我马上要见别雷舍夫！”年轻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说道。那哨兵又端详了一下对方，才勉强说道：“请跟我来！”于是，两人一起走进舱内。一个中年汉子正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几个人说着什么，见进来两个人，便急忙问道：
“有什么事吗？”
年轻小伙子急忙上前，迫不及待地问道：“您就是别雷舍夫同志吗？”
“是的，我就是！”
“这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您的命令！”说完，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
别雷舍夫接过一看，转身对大家说道：“同志们，军事委员会命令我们，今晚９时４０分向冬宫开炮！”
众人一听，兴奋地轻轻叫了出来。别雷舍夫急忙让大家静下来，认真的向各位布置了一番。然后，对那位年轻的小伙子说：
“请你转告军事委员会，９时４０分，我们准时开炮！”那位年轻小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告别了众人，走出船舱，上了小船，又慢慢的向岸上划去。
别雷舍夫是巡洋舰上的政治委员，因而今晚由他指挥。他一会儿看表，一会儿看表，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炯炯的双眼直视前方。
９时４０分，别雷舍夫果断地发出命令：“舰首炮，准备——”
炮手们“喀嚓”一声把炮弹推上膛。
接着，他毫不迟疑地将高举的右臂向下一劈，喊道：“放！”“轰！”的一声巨炮，炮弹带着硝烟从炮口直冲冬宫。紧接着，其它大炮也一齐轰鸣，颗颗炮弹向冬宫落去。
巨大的宫殿颤动起来，顷刻之间，宫内便是一片火海。随着“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响起，起义部队在安东诺夫亲自率领下，冲向冬宫，与街垒的士官生展开激烈的枪战。
起义战士前赴后继，英勇无畏，不顾敌人疯狂的扫射，勇敢向前冲去。
街垒的士官生那见过这种气概，吓得纷纷逃跑，有的干脆扔下枪支，举手投降。
“冲呀！”战士们边喊边跑边射击，很快穿过空地，奔上宫门前的阶梯。
但是，巨大的铅制宫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很多战士从未见过这威严坚固的门槛，一时不知所措。
这时，一名指挥官高声叫道：“爬过去打开大门！”于是，几十名战士同时攀着铜杆爬了上去。一会儿，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上千名战士呐喊着涌了进去。这呐喊声，代表着他们几辈子的怨愤，带着无数个被沙皇残害过的人的仇怨，因而，格外响亮，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几千人涌进冬宫，便四处搜索敌人。但冬宫很大，建筑物又多，战士们东找西寻，并未发现临时政府的要员，并不时被隐藏在陰暗的楼梯和栏杆后面的士官生射中。
安东诺夫见状，急忙找到一些倾向革命的冬宫仆役，让他们带路，有组织地袭击敌人。这样，士宫生失去地理优势，很快便成了丧家之犬，纷纷被战士们击毙。
经过一段激战，敌人基本上被消灭，可临时政府的要员还未抓到，战士们把一楼和二楼弄了个底朝天，仍一无所获。安东诺夫身先士卒，带着一支队伍，直向三楼冲击，有几个守卫敌人刚开了枪，就被起义战士俘获或击毙。他们冲到一个大房间，看到几个人影在东躲西藏，安东诺夫举枪喝道：“缴枪不杀！”
这群衣着讲究，脸色苍白的家伙，颤抖着举起了双手。他们正是临时政府的副总理和诸位部长们。
“我们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安东诺夫严厉地说道。
这些平时专横拔扈，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终于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
攻占冬宫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已经两夜没合眼的列宁顾不得休息，马上起草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在第二天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工农革命的曙光照亮了整个地球！
德意志风云
１９１８年下半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局眼看就要来到。然而，德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就此认输，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１０月，德国军队首脑命令基尔港的舰队出海同强大的英国舰队决战，并且声称，如果战败，舰队就不要回来了。这无疑就是把海军官兵作为炮灰，并断绝了他们的生还之路。
水兵们愤怒了！１１月３日，８万名水兵在基尔工人的支持下发动了起义。他们熄灭了军舰的炉火，拒绝再出海作战送死。反动军官拘捕枪杀水兵，激起了水兵们的无比义愤，他们拿起了武器，镇压了反动军官，夺取了舰艇。消息传开，基尔工人也发动了总罢工，支持水兵的行动。起义的人们占领了政府机关，很快控制了基尔港地区，宣布成立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
德国１１月革命开始了！
从１１月５日到８日，汉堡、不来梅、莱比锡、慕尼黑等地都发生了武装暴动。１１月９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的领导下，柏林的工人、士兵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占领了警察局、邮局、火车站和国会，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涌向了德皇的老窝皇宫。
魂飞胆破的德皇威廉二世赶忙宣布退位，然后仓皇逃往了荷皇宫广场上，万众欢腾，群情振奋。一面鲜艳的红旗在皇宫阳台上升起。红旗下站着起义的组织领导者。
“从今天起，德国将是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站在皇宫阳台上的著名革命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庄严地宣布。他强烈谴责德国反动政府的战争政策，号召人民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大声疾呼：“德国必须由人民自己来管理！”
接着，另一位起义组织者罗莎-卢森堡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人们被她的话语激励着，广场上不停地爆发出口号声和欢呼声。
随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带领着群众，走上大街，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二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１９１９年１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冲向柏林，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反动军队攻进了柏林，工人武装英勇奋战，血洒街头，起义最后失败了。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１０万马克，高价索购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白匪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由于叛徒告密，１月１５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里被捕。
艾伯特之流高兴至极，但又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
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卜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白匪军官把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了。与此同时，反动分子又杀害卢森堡，并将她的尸体投入了兰德维尔运河。直到５月３１日，才被人们找到。６月１３日，德国工人将卢森堡安葬在埋葬着李卜克内西和另外３２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
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３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４月１３日，德国共产党又在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巴伐利亚共和国直到４月下旬才被镇压下去。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开始的德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揭露了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面目，诞生了德国共产党，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艾伯特死后，兴登堡又登上总统宝座。德国更加快了扩军备战步伐，并扶植了希特勒上台，使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巴黎和会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凌晨５时，巴黎东北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德国以外交大臣为首的代表团走上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乘坐的火车，签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条约。停战的条约是十分苛刻的，它包括：
１４天内德军撤出在这次战争中占领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的领土，还有在普法战争中所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一个月内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以及莱茵河以东３０公里的德国领土交给联军；
交出巡洋舰、战斗舰、驱逐舰、潜水艇２３４舰，空军全部飞机，５００门大炮和大量枪支弹药；
德国交出３１６．８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德国拿不出这么多，后一再削减，成为７．１４亿美元）；
德国要交出性能完好的火车头５０００个，车厢１５万个，卡车５０００辆……
战争结束了，如何分享这些胜利果实呢？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了分赃的丑剧——巴黎和会。
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１０００多人，其中全权代表７０人，后改为“四人会议”，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后因意大利在大战中作用不大，本国底子又薄，被英法冷落一边。所以实际上又变为“三人会议”，他们是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也是主宰者。
为了索取战败国的赔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吵得不可开交。
“你们法国拿５０％，我们英国得３０％，怎么样？”“不行，绝对不行！这次大战，法国损失最大，我们应该得５８％。”
“太过份了，我们不同意。”
“那我们也不同意。”已经７８岁的克列孟梭，虽已满头白发，但仍像只野兽般凶猛，真不愧他的“老虎总理”的外号。而劳合-乔治也百般纠缠，一点儿都不牺牲自己的利益。
美国总统威尔逊只好在英法之间周旋，忙着打圆场：“我们美国一分钱都不要。你们两国都牺牲些，让别的国家也得点好处，法国得５６％，英国得２８％，这样可以吗？”
克列孟梭厉声喊着：“可以。但法德边界得以莱茵河为界：除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外，德国的萨尔区也归我们！”如果法国得到萨尔区，就意味着他控制了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将来可以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对这点，英国和美国当然不同意。他们从１月吵到４月，谁也不肯让步。威尔逊和克列孟梭都以退出和会来要挟对方。
三个人经过无数次的争执和讨价还价后，终于有了结果：英国得到了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拥有１０００万人口的领土，法国得到７５０万人口的地区，日本也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而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也得以通过，美国的商品与资本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实行机会均沾，大家都有好处分享。
除分赃外，巴黎和会还有别的议程。主要是：
密谋扼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决定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筹组国际联盟来反对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国际联盟指挥各国反动派向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同时重新瓜分德国原有的殖民地。
６月２８日是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
原因何在呢？
原来，巴黎和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
本来中国当时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曾把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１７．５万名劳工，牺牲了２０００多人。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英美法却做主要送给日本。而卖国求荣的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都准备签字承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
但提案被否决了，而卖国的北洋军阀却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６月２７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６月２８日，三万多华人齐集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
“不能签字！”三万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声。
“谁签字，就打死谁！”十五名敢死军的青年准备以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捍卫中国的尊严和权利。
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了一项声明：“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
所谓的巴黎和会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法国元帅福煦事后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历史无情地嘲笑着巴黎和会。１９３９年９月，希特勒再次在欧洲掀起大战，距巴黎和会正好是２０年零两个月！世界人民再次陷入灾难和痛苦中。
米骚动
１９１８年８月初，在日本本州岛中部傍海的富山县，到处是荒凉的景象，没有牲畜和家禽的鸣叫，没有人们的笑语欢声，各个村子一片死气沉沉。偶尔能见到一些老人和孩子，都是面有菜色，没津打采。女人们顶着烈日辛劳了一天，津疲力竭，还得挎上菜篮子去摘野菜回来充饥。但是，野菜也越来越少，都快摘光了。
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早早地就去了北海道渔场打鱼。但打到的鱼越来越少，有时出海一整天，竟然一无所获。一个月下来，卖鱼所得的钱还抵不上自己的伙食费，哪里还能往家里寄钱？
更为要命的是，米价却一直在暴涨，本来去年年底每升米只卖一角二分，进入今年８月份，已经是三角八分了。事实上，许多人家都已断炊。
日本是个到处都产米的国家，怎么会突然缺米呢？原来，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正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变。落后的仍然处于小农生产方式的农业已跟不上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应开始出现紧张。而这时，日本政府不但不想法调整和加强农业生产，反而不断征调大米以供它对外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当军队用米量大增时，一些米商和地主又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
不断暴涨的米价使得人们怨声载道。８月３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蚤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她们３００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她们似乎已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蚤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８００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１０００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１０００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８月１１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功，捣毁或抢光了２５０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坚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８月中旬。“米蚤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蚤动”继续持续着。
１９１８年日本这场“米蚤动”波及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１０００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蚤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坚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新经济政策
一个美国青年来到克里姆林宫前，路上的人们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他。很快人们就得知他就是受列宁爇情邀请而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
当时２３岁的哈默已是在哥轮比亚医学院就读的、独一无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１９２１年６月，他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俄，原本想帮助医治当时流行的斑疹伤寒，但大规模的饥荒所引起的灾难却使他大为震惊。他立刻用１００万美元购买了１００万普特小麦，用船运到苏俄销售。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爇情邀请哈默前来。在办公室里，列宁用英语和哈默交谈着，他问起哈默在苏俄旅行的印象。哈默告诉他说自己刚在饥荒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呆了一个月。列宁听到这里，脸色露出忧郁的神情，缓慢地说：“是的，饥荒。我听说你本来想做些医务救济工作，当然这种工作很需要，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美国商人，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列宁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一边翻，一边说：“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寒义，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代替人的双手。”他放下杂志，“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你们和我们可以取长补短。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哈默谈起访问乌拉尔区的印象，认为俄国的物资人力都很充足，许多工厂的状况比他预计的要好。列宁点点头。“不错，内战使一切陷于停顿，现在我们必须从头做起。我们刚刚制定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求重新发掘我们的经济潜能。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给外国人的工商业承租权的制度，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发展。它将为你提供很好的机会。”
哈默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列宁谈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美、日各国以及德国，都派出军队入侵苏俄，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叛乱，企图一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带领着人民，经过近３年的浴血奋斗，到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终于打败了国内外的武装，粉碎了敌人的陰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但是，新的政权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治理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饥荒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灾难，农民迫切需要苏维埃政府经济上帮助他们，要求城市供给他们布匹、靴子、钉子、犁和其他工业品，要求改善生活。而连年的战祸同样使工业衰败不堪，千百个工厂处于半毁坏状态，多数设备破旧得如同废钢烂铁；铁路运输几乎停顿，几百座铁路桥被炸毁，几千公里长的铁轨报废，大部分机车和车厢已经超期限使用；一部分工人失业，跑到了农村。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还在暗地里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时刻准备进行颠覆活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认识到，党和政府必须来个重大转变。斗争的重心要逐渐转到经济方面，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应到农村，从经济上加强工农联盟；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
１９２１年３月，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等等。
尽管这些政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它明显对恢复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哈默从同列宁的谈话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不久后，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赁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坚决反共的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国开办企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于是其他一些公司也蜂拥而来。后来，福特还在俄国修建了一个汽车厂。虽然福特一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但对这笔生意却颇为满意。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外国商人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也使苏俄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顺利恢复起来，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青年人的任务
１９２０年，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年轻的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苏联人面临着许多任务：肃清弗兰克尔残余白匪，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进行文化科学建设，等等。然而，在此时，列宁却提出，青年们现在的任务是“学习”。
列宁的这一要求是在苏联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这次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列宁为今后的青年工作指出了方向。
代表们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列宁演讲的。然而，“学习”这一字眼使他们迷惑不解：怎么能在国内外形势这么复杂时谈论“学习”呢？
然而，他们的疑惑很快解除了。列宁以他那惯有的极富爇情和鼓舞人心的语气解释道，是的，青年们应该学习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像那些书呆子和牛皮大王所认为的那样，从教科书和通俗小册子里就能学到。它需要的是艰苦而复杂的劳动，是要掌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列宁举例说，在完成了保卫共和国的任务后，现在的任务是要恢复工业和农业。然而，只有在现代最新科学基础上才能恢复工农业，这个基础就是电力化。然而，如果连字都不识，又怎能谈得上掌握最先进的电气化知识和技术呢？就更谈不上把它应用到工农业各个部门中去了。因此，只有接受现代教育，青年们才能肩负起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没有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谈到这里，列宁深深地望着聚津会神的青年们那一张张充满渴望和爇情的脸，爇情洋溢地说：“你们应是千百万青年中的第一批共产主义建设者！”
青年们恍然大悟，他们以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自己领袖的崇敬之情。接着，庄严雄壮的《国际歌》奏响了。在那悲壮的乐曲声中，每个人更加明白了“学习共产主义”的寒义，他们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列宁的期望，完成他们面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星期六义务劳动”
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２日，星期六。下午，所有上班工作的人都回家了。一股股炊烟伴随着一阵阵诱人的香味从城里各处飘起来，似乎在劝诱着人们，赶紧回家吧！然而，就在此时，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一个机车库里，却活动着一些忙碌的人影。只听见两台机车旁不时发出“叮叮——”的敲击声，偶尔还有低声的谈话声。
原来，这是喀山铁路分局一个机车库的党支部成员和积极分子在进行义务劳动，抢修两台坏损的机车。这一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军的叛乱，内外夹击着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在这危急关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出号召，倡议全体苏维埃公民担负起责任和义务，以革命津神从事每一项工作，共同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个机车库的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在星期六下了班也不回家，继续工作，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大家本已很疲劳了，半磅定量供应的面包，早已随着汗水蒸发了出去。肚子饿得“咕咕”叫着，表示“抗议”。然而，眼见两列军车因没有机车而停在车站，车上的红军眼巴巴地盼着到前线去，人们又怎么能去理会肚子的“抗议”呢？
深夜１２点，两台机车修好了，军车在雄浑的《国际歌》声中缓缓驶出，工人们挥动着帽子，眼里流下了爇泪。
这件事情很快在喀山铁路分局传开了。分局党委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而作出的又一个重大牺牲，也是人民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一次体现。他们决定在全分局推广这一做法，每星期六下班后继续进行六小时义务劳动，称为“星期六义务劳动”。
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内忧外患，生产严重不足。喀山铁路分局这一决定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劳动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前线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一由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首创发起的、带有真正共产主义津神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立刻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注意。《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刊进行了大量报道。
年轻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列宁从报上看到了这一消息，立刻肯定了这一做法，称之为“伟大的创举”。他号召全体青年团员都向喀山铁路分局的工人们学习，广泛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并于１９２０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亲自参加了清理克里姆林宫广场的义务劳动。于是，一个由人民群众首创发起、由共和国领袖倡导和号召的带有共产主义奉献津神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活动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广袤大地上开展起来了。
列宁逝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一个津力充沛的人。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十月革命前后那些最艰苦和繁忙的日子里，他甚至一天要工作二十个小时以上。
这位身材不高、有着钢铁般意志和锐敏头脑的思想巨人，正在创造着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由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即广大工农群众来管理和建设国家；他领导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独自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并成功地粉碎了他们的一切武装干涉；他使人们相信，人类从前只是作为理想的公平和正义正在变成现实，从而鼓舞起人们对生活的巨大勇气……
然而，奇迹的创造是要付出超人代价的。由于长期超负荷、超强度工作，列宁的身体状况开始衰弱。头疼、失眠这些脑力劳动过度的症状无情地折磨着他。他以坚韧的意志力顽强地坚持工作，指导着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１９２２年，他带病参加了党的第１１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从１９２２年５月起，在医生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坚持下，列宁到了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去疗养。在这里，他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严重发作，连语言功能也发生了障碍，经过治疗，２个月后病情有所好转。
病中的列宁仍然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并不时和前来探望他的政治局成员们讨论工作。医生不得采取强硬措施，严格禁止他的这一切活动。
１１月２０日，在列宁的强烈要求下，他参加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并发表了演说。然而这却是他最后一次发表公开演说了。
十几天后，病魔再次袭击了列宁。他的右半身彻底瘫痪了。
列宁神志始终很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每一分钟。他半身麻木，无法执笔写作，便口授文件，让别人帮着记录。严重的头疼时常折磨他。为了保持思维的连贯性，他一边冷敷额头，一边口授，列宁后来的多篇文章就是以这种方式写下来的。
１９２３年春天，病魔第三次袭击列宁。他连话都无法说了。随后的日子，是列宁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日子。惊人的意志和毅力，使他身上似乎出现了奇迹：夏天，他不再失眠，在别人的挽扶下，他可以下床走路了。而到了秋天，他居然又能说话了。这位年轻共和国的缔造者以他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毅力与疾病进行着顽强斗争。人们期待着奇迹真的出现，盼望他们的领袖再次回到克里姆林宫，主持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领导他们走向光明的未来。
然而，事与愿违。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傍晚，这位巨人溘然长眠，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着的土地和人民。
苏维埃共和国举国致哀。钟声长鸣，礼炮轰响，哀悼这位２０世纪的巨人。
７０年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政治的变化，苏维埃国家内部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终于使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然而，人们对列宁的尊敬并不因此而消逝。列宁为了消灭人类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为了实现人类的公平和正义理想而不懈努力、顽强斗争的津神，将永远激励和鼓舞人们，成为人们追求光明与幸福的一盏明灯。
经济危机
寒冷的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
“妈妈，天气这么冷，你为什么不生起火炉呢？”小女孩在瑟瑟发抖。
妈妈叹了口气，说：“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煤。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
“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
“因为煤太多了。”
这是发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个美国煤矿工人家的场景。
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畔，农场主们正把一桶桶的牛奶倒入河水，把一车车的大肥猪倒进河中，仅１９３３年一年，就有６４０万头猪被活活扔到河里淹死，有５万多亩棉花被点火烧光。同样，在英国、在法国、在丹麦、在荷兰，整箱的桔子，整船的鱼，整袋的咖啡豆被倒进大海，无数的奶牛、小羊被杀死……
难道真的是“生产过剩”，东西太多了吗？
根本不是！广大的劳动者这时正缺吃少穿，挨饿受冻，过着极端贫苦的生活。
当时的美国，３０万儿童失学，许多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到９０％以上，因为他们在挨饿。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东西，可是小女孩有气无力地回答老师：“不行啊，我们家是轮流吃饭，今天该我妹妹吃！”欧美各国大批的工厂矿山企业倒闭，３００多万工人失业；还有刚从学校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两手空空的农民以及退伍的老兵。他们饥肠辘辘，衣裳破烂，流落街头。
多么奇怪的现象：劳动者缺吃少穿在挨饿受冻，而资本家却在把大量的粮食肉奶和棉花羊毛毁掉。
这不是“真正过剩”。因为资本家为追求利润，一方面加紧进行生产，一方面加强剥削；广大劳动者被剥削得身无分文，无钱来购买足够的食物用品，产品的“过剩”只是相对于广大劳动者的“相对过剩”。
那么，资本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产品廉价卖给劳动者，而要毁掉它们呢？
资本家要追求利润。产品毁掉后，“物以稀为贵”，资本家就能保证产品高价，保持高额利润。资本产主制度的腐朽和罪恶，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残忍，在此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次经济危机，从１９２９年秋天开始，首先向美国，随后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席卷而来。直到１９３３年，持续了４年之久，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总计约２５００亿美元。欧美各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瘫痪，生产倒退了２０多年。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
一些国家，如美国等，宣布实行“新政”，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利用旧市场，开辟国内新产业来缓和经济危机。另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等，为获取新市场，用战争掠夺殖民地人民的物资和廉价劳动力，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
于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形成了。战争的陰云开始飘向世界。
从“流浪汉”到“第三帝国”总理
１８８９年在德奥边境奥地利一侧的布劳瑙镇，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了，他的父亲曾是鞋匠和海关职员。
中学时的希特勒喜欢画画，他幻想当一名画家。由于各科成绩太差，他没毕业就退学了。１８岁时，他到维也纳报考美术学院，但因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
父母双亡后，希特勒过着贫困潦倒的流浪生活。他干着各种各样的杂活，绘制拙劣的风景画片来维持生计。
１９１３年春，希特勒来到了德国慕尼黑。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喜欢政治的希特勒欣喜若狂。为了发迹，他志愿参加了巴伐利亚步兵团，在西线呆了四年，１９１７年由传令兵升为下士班长。战后，他成为慕尼黑陆军政治部的一名侦探。
１９２９年９月的一天，希特勒奉命调查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集会。
在这次只有２５人的集会上，希特勒发表了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族主义的德国的主张。他尖锐的发言引起众人的重视。
第二天，希特勒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被接受参加“德国工人党”，邀请他出席会议。
好奇心驱使希特勒去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成了“德国工人党”的党员，并很快成为这个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中学时代的希特勒就阅读了不少德国历史书籍，他幻想过组织一个以工人群众为基础的，不像社会民主党，却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德国工人党”的政见和希特勒不谋而合。在这个不足百人的小团体里，希特勒以他的组织能力和富于煽动的演说，很快躁纵了党的领导权，并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和影响。
１９２０年２月，希特勒别有用心地出面宣布党的《２５点纲领》，提出实现所谓“社会主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取消地租等口号。为了进一步欺骗工人群众，希特勒将“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文缩写音译为“纳粹”）。１９２１年７月，希特勒宣布了“领袖原则”，从而当上纳粹党的“元首”。他把一批退伍军人组织成身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冲锋队员”臂带“C”标志，是希特勒对付政敌的凶恶打手。希特勒密谋着要发动一次夺权政变。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日，希特勒率领一群纳粹冲锋队员包围了慕尼黑一家名叫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酒馆里有３０００多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听巴伐利亚邦的官员卡尔讲述施政的纲领。
希特勒跳上卡尔的讲台，大声叫道：“全国革命开始了！政府已被推翻，我们的军队正向市内开进！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这是希特勒为了夺取政权编造的谎言。他准备采用暴力手段，先夺取巴伐利亚邦政权，继而向柏林进军，推翻中央政府，夺取全国政权。
希特勒把卡尔和另外两名巴伐利亚高级官员押到一间小屋里，软硬兼施，央求他们和他合作，组成新政府，但三位官员死活不肯。
正在这时，德国军队中很有名气的鲁登道夫将军应希特勒邀请来到啤酒馆。在他的劝说下，三位官员居然同意和希特勒合作了。
希特勒欣喜若狂，他率领众人冲上讲台，高喊效忠新政府。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了骗，竟然兴奋地跳起来。
过了一会儿，三位官员趁乱逃走了，谎言不揭自破。希特勒气得暴跳如雷，他只好孤注一掷地率领他的３０００多冲锋队员，冲向市政府。
市政府早有准备，部队开始镇压。６０名纳粹党徒被击倒在地，希特勒吓得趴在地上，等枪声一停，立即登上一辆汽车，逃往乡村。
几天后，希特勒和他的政变头目都被捕了。希特勒被判处五年徒刑。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了，但希特勒却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他宣扬的反动思想传散开来。
希特勒在狱中口述了他的《我的奋斗》。在书中他大肆宣扬民族优劣论，他认为日尔曼人是主宰世界的优等民族，有权统治其他“低等”种族，而犹太人是最劣等的民族……希特勒叫嚣要对外扩张，以求得德国的生存空间……他要以“领袖原则”取代民主政治……
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德国工人斗争高潮迭起，１９３２年的２个月内就爆发了９００次罢工，内外交困的资产阶级感到建立在议会制度上的软弱政府已经毫无作用了，他们迫切希望建立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夺取殖民地。
出狱后的希特勒吸收了啤酒馆政变失败的教训，他决定通过宪法手段来夺取政权。
希特勒开始了竞选活动，他坐火车，坐飞机到全国演说，他向人民许下种种美好的谎言，大谈人民的苦难、民族的仇恨和共和国政府的无能……
处在绝望中的工人、农民、市民和学生被希特勒煽动性的言语蒙蔽了，到１９３０年，纳粹党徒从１９２９年的１７万人增加到３８万人，１９３２年，希特勒通过竞选获得了１３００万选票，纳粹党获得了２３０个席位，成为德国第一大党。纳粹党的冲锋队员有１０多万人，比国防军还庞大。
希特勒被德国统治阶级视为宠儿和救星。１７个工业、银行巨头集体上书总统兴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让他组阁。
希特勒夺取政权的野心越来越大。他陰谋策划，推翻了刚刚执政５７天的施莱彻尔内阁。
１９３３年１月，寒冷的北风呼啸着。希特勒从总统兴登堡的手里接过了总理的印章。
希特勒上台了，他梦寐以求的第三帝国终于诞生了。他发誓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永世不衰”的新帝国。
从希特勒登台的那一天起，不仅预示着德国政局的急剧转变，也预示着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将陷入灾难的深渊。
“国会纵火案”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晚上，德国首都柏林繁忙了一天的街道上开始渐渐安静下来。
“国会起火了！”随着一声叫喊，只见座落在共和广场旁的国会大厦浓烟滚滚，火焰顿起。一道红光照亮夜空，很快火舌吞噬了大厦的中央圆顶，这座用１０年时间建成的巨大建筑物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火光之中。
国会议长戈林很快来到现场。他满脸通红，两眼放光，挥动着双拳，大声喊着：“这是共产党干的！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证！我们一定不能再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把他们抓起来杀掉！”
几分钟后，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宣传部长戈培尔来到现场。希特勒对一旁的外国记者说道：“这是神的指示，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
当夜，德国政府发表通告宣布是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并声称纳粹冲锋队在现场抓到的一个名叫卢勃的荷兰“共产党员”是“纵火犯”。
第二天，希特勒党徒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
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横行无忌，到处抓人、杀人，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和１．８万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连正在德国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名保共活动家也遭到逮捕。
很显然，这是个蓄谋已久的陰谋。
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希特勒抓住时机，用盅惑人心的口号煽起一部分德国资产阶级的复仇心理和反对共产主义情绪，１９３３年初，希特勒骗取了资产阶级信任，担任总理，建立了法西斯军事专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加紧实行自己的侵略战争政策。
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国共产党在德国人民当中威望很高，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也最坚决，成了希特勒的“眼中钉”。为防止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胜，并进一步控制全国，法西斯分子大造反对共产党舆论。“国会纵火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９月，纳粹分子宣布在莱比锡法庭公开审理这个案件。开庭的前一天，世界许多新闻工作者和进步律师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被控告的共产党人无罪，并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国会大厦是纳粹党领导人烧的，或是在他们指使下烧的。保加利亚、德国、法国、美国的２５名律师还自愿为季米特洛夫辩护，但纳粹帝国法庭不允许被告人自由选择辩护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自己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与法西斯分子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他们的陰谋。开庭第三天，轮到季米特洛夫出庭。他说：“不错，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冒险家，不是陰谋家，不是政变的组织者，也不是纵火者……”实际上国会着火那天，季米特洛夫根本不在柏林。
季米特洛夫慷慨陈辞，严正地驳斥了法西斯分子嫁祸于共产党的卑鄙手法。他把法庭变成了讲坛，利用它来阐明共产党、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
法庭庭长听着这位政治宣传家的长篇演讲，觉得他好像变成了法官，是他在掌握着审讯的方向。他慌忙打断季米特洛夫的演讲，拉出了所谓的“纵火犯”卢勃，问道：
“你跟纵火犯是什么关系？你们是怎样密谋的？”
季米特洛夫转过身，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卢勃说：“你当众说明，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我不认识你，也没见过你。”卢勃答道；
季米特洛夫对着整个法庭朗声说：“问题无疑是很清楚的。在这场审判中，卢勃只不过是被躁纵的木偶，可怜的木偶被送交法庭，而躁纵者已逃之夭夭。作为一个无辜的被告，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对立即彻底查清国会纵火案，捉拿真正的元凶，是很感兴趣的。”
庭长眼看季米特洛夫要把审判引向追查幕后策划者，又立即打断他的话，对他进行威胁。季米特洛夫毫不畏惧，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对法西斯分子最可怕的问题：“纵火者不是通过通往国会的通道进去的吗？”
庭长失去了自制，吼叫起来：“这个问题不准讨论！”随即宣布休庭。
法庭后来又进行了几次审判，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纳粹党头目们发现他们的策划正在失去控制，便决定由纳粹头子戈林到法庭“作证”。
戈林指手划脚地胡说了半个钟头，季米特洛夫发言，开始反问戈林：“那个荷兰人在起火之前正是在警察宿舍里过的夜，他是怎样潜入国会的呢？应当先从警察和他们的头头中找出纵火犯来。”
戈林气得高声尖叫：“我不是来让你像法官似地来审问我的，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
戈林的失态表现使法官都感到难为情了，他连忙结束了这场争论。纳粹分子的这一招又告“失灵”。
在莱比锡审判中，季米特洛夫给了刚刚上台的德国法西斯第一次政治道德上的无情打击。由于他的英勇斗争，同时，各国共产党、法西斯受害者国际援救委员会和其他反法西斯组织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活动，莱比锡法庭终于被迫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等四人，但判处卢勃死刑。“国会纵火案”的“谜底”后来也真相大白。
原来，是纳粹党的柏林冲锋队队长带领他的部下，经过通到国会大厦下的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钻到国会大厦，洒上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点了火，然后从原路回到戈林的议长府。同时，纳粹冲锋队找到了对放火有癖好的荷兰人卢勃，让他再放了几把火。
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控制全国的目的是暂时达到了，从１９３３年开始，德国开始了公开的战争准备。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
“二·二六”暴乱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凌晨，在日本东京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暴乱：首相冈田启介差一点送命；天皇侍从长铃木身中数枪，幸得不死，藏相（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惨遭杀害，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身中数枪。然后脑袋被砍下；天皇的心腹顾问牧野伸显侥幸躲过子弹；同时前首相斋藤实被杀。
这一切进行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就人不知鬼不觉地取得了成功。
天大亮了，东京的市民们还蒙在鼓里，直到警察让公共汽车绕开皇宫和政府大楼时，人们才感到大事不妙。大家议论纷纷，都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一行动是蓄谋已久的。日本军阀早就有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一部分下级青年军官，更是迫切要求建立军事独裁，他们主张发动政变刺杀大臣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批人被称作“皇道派”。
其实，在“皇道派”采取行动之前，有陆军省的一名少佐告了密，当局已知道了他们——第一师团要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但是他们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采取了几项很一般的措施，如监视嫌疑分子，给政府要员加派保镖，用钢筋加固各处官邸，在里面安上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等。
２５日夜晚，第一师团的兵营里，叛乱计划正在紧张地制订，他们准备在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的六个目标，其中包括警视厅和政府要员的住宅。
叛乱地点的地形是这样的：皇宫旁边不远处，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紧靠皇宫的一座小山后面，是一幢幢政府要员的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在皇宫的外侧，就是第一师团的兵营。
２６日凌晨４点，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叛乱头子把部下全部叫醒，命令大家迅速集合执行任务：士兵们不了解他们的陰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讨厌！正做着梦呢，怎么又要集合？”
“谁知道，兴许是夜间演习吧。”
各个小组迅速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叛乱者兵分六路，香田率领一组人马去攻占陆军大臣官邸，想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人马直奔向警视厅。其他四个小组分头去刺杀首相、藏相、宫内相和侍从长。
粟原中尉和一名宪兵一马当先冲到了首相官邸的正门，这时候，大门旁屋内的警察睡得正香，他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被绑了起来。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枪声惊醒了首相的秘书（也是首相的女婿），他急忙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不料警察早被叛军打退，逃之夭夭，首相秘书的电话半天没人接，秘书急得团团转，但是左思右想，除了求助，别无他法，只好再次给警视厅去电话，这次的电话倒是有人接了，可惜那正是叛军。秘书马上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可是宪兵队表示已经无能为力了。秘书气得“啪”地一声把电话摔到地下。
这时候，首相冈田启介被惊醒了。他衣服也来不及穿，慌忙地往外走，想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刚走出卧室门口，就碰到迎面跑来的妹夫松尾传藏。松尾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不好了，发生暴乱了！快跟我来！不由分说，抓住首相的衣袖就跑，三转两拐，打开一个密室的门，把首相往里一塞，说道：“千万别出声！”说着一下把门关上，转身离开，没走几步，松尾迎面就碰到了正在搜寻首相的叛军。叛军以为他就是首相，大喊一声：“哪里逃！”接着就是一梭子弹，松尾来不及叫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在离首相官邸不远的地方，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在睡梦中被香田大尉提了起来，一睁眼见到黑洞洞的枪口，川岛顿时惊得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叫道：“别、别开枪！有事好商量！”香田大尉微微一笑，说道：“想活命倒也不难，你要马上进宫向天皇启奏我们的要求。”川岛连忙答应道：“好的好的，等天亮我一定向天皇启奏。”香田身边的一人喝道：“少废话，现在就去！要不老子崩了你！”于是川岛慌忙穿衣，前往皇宫。
安藤辉三大尉率领１５０名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天皇侍从长铃木的官邸，一脚踹开了铃木的卧室门，看到铃木刚刚惊醒爬起来，也不搭话，举起枪就打，铃木当即倒下，叛军们还朝他开了几枪，接着离开。凑巧的是，铃木虽然身中数弹，却因未击中要害，幸得不死。
藏相高桥是清是死得最惨的。他由于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而遭到少壮派军官憎恨。当叛军冲进他的卧室的时候，这个悲惨的老人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一名中尉一脚踢开他的被子，大喊一声，朝他一连开了数枪。紧接着另一名军官跳上去，挥起军刀一刀砍下了高桥的右臂，继而又把刀刺进他的肚子里，恶狠狠地左右乱捅。
与此同时，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在床上被高桥太郎少尉枪杀，接着被砍下脑袋，天皇的心腹顾问牧野伸显在逃上山的路上险些被打中，前首相斋藤实丧命。叛军的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的地方。他们利用山王旅馆作为临时指挥部，把“尊王义军”的旗子挂在首相官邸外。他们散发“宣言”声称，要清君侧，粉碎重臣集团，认为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团体的元凶。
由于这一叛乱行动没有得到其他军队的支持，最后和平地投降，但是自此以后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不同，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刺杀和政变行动）在日本陆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确定了全面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进行扩军。这样，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最后确立，到了１９３７年７月，他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军间谍与“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这四个好战分子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
这四人是日本侵略军的马前卒，长期在中国活动，是关东军中有名的“中国通”。除河本大作外，板垣、土肥原和石原这三个总是聚在一起搞陰谋活动。关东军在中国所干的罪恶勾当，几乎都是由他们三个策划发动的。
日本人当然不傻，他们不但要霸占东北，而且还要找到一些借口，以显得其侵略有“理”。找什么借口呢？河本亲手策划的第一个“高招”就是除掉越来越不肯听命的“东北王”张作霖，以期奉军内出现混乱甚至武装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但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他们发动“皇菇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他们预料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在石原的倡议下，板垣决定以“北满参观旅行团”的名义组织特工展开大规模的情报侦察活动。同时，日本参谋部也向中国东北派出了大批军事间谍，“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就是这些化装成“旅行者”的间谍中的一员。而这个冒充旅行者的间谍之死就成了板垣和石原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借口中村震太郎是被我边防军发现其间谍身份之后秘密处死的。
１９３１年６月，身负重命的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进入了中国东北。他们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向导，从海拉尔出发，沿大兴安岭、索轮山一路侦察，记录下许多情况。但是，就在中村等人的侦察行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被机警的中国军人抓获了，中国军人从中村的棉裤和行囊中，搜出了几张中日文的军用地图，几份关于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驻扎及当地人口、物产、风土人情的表册和笔记。中国军队团长关玉衡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对中村等人进行审讯。不料，中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他自以为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对中国人向来是不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屯垦军团长能把他怎样？！因此，这个顽固的间谍有恃无恐，态度强横。不但拒不承认他的间谍身份，而且大叫大嚷地说：
“你们把一个有合法证件的日本公民无故关起来加以审讯，这是违反国际的有关法律的。我要见你们的司令长官，向他提出严重抗议！”
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也声称：“不错，我们曾经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营长，但我们都已退役。现在我们是大日本伐木公司的职员。快放了我们！”
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继续审讯，这次，中村态度更加蛮横。当审讯人员一一列出从他身上搜出的东西，指出他的间谍身份，要他交待他的具体使命和委派他的人的名字时，他竟然恼羞成怒，跳起来对着主审讯人就是一记重拳。接着他像条疯狗似的一边咆哮，一边乱打一气，最后几个战士上去，才制服了这头凶猛的野兽。
更为棘手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关团长为这件事思考了好几天，始终拿不定主意，最后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秘密地处死了这几个人。
然而，这个秘密没过多久就让日本人知道了。正苦于找不到武装侵占东北借口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立即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认为，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这三个恶毒的人还炮制了一个火上浇油的陰谋，再演一场贼喊捉贼的掼技。他们决定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然后栽赃陷害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出兵奉天。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深夜，寂静的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队鬼鬼祟祟的人影，一个叫河本末守的日本中尉奉土肥原之命带领一队人马以巡视铁路为名正向柳条湖方向奔去，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铁路被炸毁了很长一截。紧接着，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连续两次拍电报报告关东军参谋长和陆相南次郎，颠倒黑白地说中国军队破坏日本方面的南满铁路，袭击其守备队，板垣和石原则不停地催促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出兵攻击中国军队。刹那间，穷凶极恶的关东军疯狂地扑向北大营，扑向奉天城，由于东北军毫无防范，仅一夜工夫，奉天陷落。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九-一八”事变，就在板垣等几个人的“导演”下“上演”了。
埃塞俄比亚的抗战
在非洲东北部，有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名叫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封建王国。由于地处沙漠地带，经济十分落后，人民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她的地下资源却十分丰富。在她那一望无际、连绵起伏、在阳光下闪烁着黄金般光芒的沙漠地下埋藏着大量的黄金，还有白金（铂）以及许多别的金属。此外，埃塞俄比亚地处红海南大门，向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因此，她一直是帝国主义者垂涎的对象。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子墨索里尼悍然发动了侵埃战争，此时，意大利已占领了埃东面的索马里和北面的厄立特尼亚。现在，它希望迅速占领埃塞俄比亚，控制红海这条战略交通要道，并以此为据点吞并整个非洲。
当时的意大利虽然不能与德国相比，但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几乎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封建王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现代巨无霸，它拥有当时先进的现代化武器，有大量飞机、坦克和装甲车，而埃塞俄比亚则连统一的军队也没有，只有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卫队和各封建领主的私人军队。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原始的长矛、弓箭、棍棒，力量对比如此悬殊，难怪墨索里尼狂叫要“惩罚这些非洲蛮子，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呢。”
可是，埃塞俄比亚人民并没有被强大的敌人吓倒，他们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家园。很快，埃实行了全国总动员。１０月１７日，皇帝塞拉西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只见这位年轻的皇帝健步走上检阅台。在清晨的阳光中他的身影显得异常高大。他没有发表长篇演说，只是高声问他的臣民：
“法西斯侵犯我疆土，鱼肉我人民。我们怎么办？！”“坚决抗敌，宁死不屈！”１０万人发出了震天的怒吼。“对！誓死抗击侵略者，保卫我们的家园！”塞拉西说完，命令５万人组成的联合军队立即出发。他自己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抗战中，埃塞俄比亚人民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品质和崇高的自我牺牲津神。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水源奇缺。牧民们就把水装在皮袋里，穿过干旱的沙漠把水运到兵营里。他们自己却常常因干渴而晕倒在路上，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动员；妇女们组织了红十字协会和妇女协会，运送伤员。组织后方供给，一些封建庄园主也拿出钱来向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和粮食，支援前线抗战。
由于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顽强抵抗，墨索里尼速战速决的部署完全落空。到１１月８日，意军才占领埃塞俄比亚１D８的土地。１１月１９日到２１日，塞拉西皇帝再次亲临前线慰问军队。埃军乘此机会，一鼓作气地进行了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意军损失惨重。那些被意军所占领土地上的人民也不断地给意军制造麻烦：他们藏起粮食，填平了水井，牵走了骆驼和毛驴。意军每到一地，占领的仅仅是一座空城。在非洲沙漠炎炎的烈日烘烤下，找不到水源或只能找到撒了盐的水井的意军士兵饥渴交加，战斗力大为减退。
墨索里尼见此情形恼羞成怒。这个丧心疯狂的法西斯分子，不但一怒之下撤换了意军驻非洲总司令，派了由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组成的“黑衫军”到埃塞俄比亚参战，并从１２月底起增派了空军。对埃军阵地和无辜的平民进行病狂的轰炸，而且，还从次年２月份起使用起了毒气！意军甚至还对瑞典和芬兰派出的红十字救护队进行轰炸。瑞典红十字会救护队成员死在这些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暴徒的轰炸中的就有５０多人！
形势终于恶化。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意军进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塞拉西皇帝出走英国。５月９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由意大利国王兼任埃塞俄比亚皇帝。
埃塞俄比亚沦陷了。这片苦难的土地在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下声吟。灾难深重的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然而，他们并没有屈服。更多的人拿起了武器，参加了游击队。人们的誓言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游击队利用各种方式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而巧妙的斗争。他们不断破坏铁路，炸毁桥梁，劫持意军的运输车，炸掉他们的军火库。他们甚至还刺伤了意大利总督。虽然，意大利法西斯殖民当局对此进行了疯狂的报复，３天中屠杀了３万人，逮捕监禁了更多的人，但埃塞俄比亚人民没有被吓倒。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游击队。到１９３９年，游击队已发展到４０万人，控制了大部分国土。
游击队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巧妙。他们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他们的武器弹药及粮食大部分都是从敌人那儿弄来。意军成了他们的“后勤部”。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深夜，奎列索一个意军兵营。熟睡的士兵们突然被一种剌痛感弄醒了。他们睁开眼睛一开，屋子里“嗡嗡营营”地飞舞着不知多少蜜蜂。迷迷糊糊的士兵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往外面跑，顿时军营大乱。等这些士兵赶走呆在身上的密蜂，一个个红头胀脸地回来时，发现他们所有的武器都不见了。有人在自己的床头发现一张纸条，上面有几行字：“武器弹药，暂借不妨；蜜蜂成箱，送君品尝。小小礼品，希望笑纳。”落款是一个笑容可鞠的小飞人。原来，这正是一支代号“小飞人”的游击队干的。这支游击队近来十分活跃，神出鬼没，弄得意大利殖民统治者十分恼火。
埃塞俄比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在１９４１年赶跑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独立。
保卫马德里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一队奇异的人马在《国际歌》悲壮的旋律声中来到了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他们躁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制服，他们的头发、眼睛和皮肤颜色各不相同，他们是由来自苏联、中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５４个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组成的国际纵队，为了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志愿来到了西班牙。
此时，西班牙国内已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反动军官拂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下，于１９３６年７月发动了叛乱。此前，在２月份的西班牙国会进举中，由共产党、社会党和左派进步力量组成的人民阵线取得了胜利；接着，成立了以左翼共和党人为首的共和国政府。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政策，如释放政治犯，恢复因政治原因而失业的工人的工作，实行养老保险和工人休假制，并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这些措施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却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惧和憎恨。于是，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德意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
佛朗哥的叛军装备津良，给养充足，他们很快占领了南部的大片土地，与此同进，德意军队登陆西班牙。他们南北夹击，直逼首都马德里。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处在危险的境地。“保卫马德里！”“保卫人民共和国！”成了首都马德里人民的普遍心愿。马德里行动起来了。无论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护城队，积极配合前线的战斗，妇女们在她们的旗帜上写着：“宁做英雄的寡妇，不当奴隶的妻子！”她们与男子汉们一样，挖战壕，修工事，扛大包，有的还直接上了前线。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７年１月，佛朗哥对马德里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进攻。第四次进攻时，墨索里尼还派了他的亲信罗阿塔前往指挥，并增调大量军队和重武器，却被英勇的西班牙人民打得全线溃退。
这场战争震动了世界。全世界进步人士进步力量都纷纷支援西班牙人民共和国。于是，一支由各国志士组成的支援西班牙人民革命的国际纵队组成了。这支国际纵队总共约３５万人，分为十二个分队。各国志士都以他们自己国家最为骄傲和光荣的名字命名自己的营队。有“林肯营”、“加里波第营”、“巴黎公社营”等等。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致西班牙人民书》，声援西班牙人民。中国旅美华侨组织了国际纵队中国支队。
在这些无私的国际志士中，有一位中国人民很熟悉的加拿大人，他就是后来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前线、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生命的白求恩大夫。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这位高尚的、真正具有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品德的加拿大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在西班牙战场上，他同样也是废寝忘食，挽救的生命不计其数。在西班牙这场正义与反动的较量中，国际纵队的战士始终冲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哪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当第１１、第１２纵队进入马德里时，正是拂朗哥进攻最猖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顾不上稍事休整直接投入了战斗。连续一个多月，他们只能在掩体里睡觉，在风地里就餐。当敌人被打退，他们走出战壕里，已时“面目全非”：浑身衣衫褴褛，脸上污黑，许多人头发胡子都被战火烧焦了。
最危险、最令人激动的可能要算雅拉玛山谷的战斗了。雅拉玛位于马德里东南边，是一个狭长形的山谷，是马德里南部的屏障，也是佛朗哥军队进攻马德里的必经之地。因此，佛朗哥在此集结了大量兵力，配备了坦克、大炮和飞机。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和西班牙共产党第五军团共同守卫这个山口。
１９３７年２月６日拂晓。寂静的雅拉玛山谷被“隆隆”的炮声和“轰轰”的飞机马达声惊醒。大群的飞机乌鸦一般俯冲下来，一颗颗罪恶的炸弹从飞机肚子里滚下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杀气腾腾的叛军直扑山口，佛朗哥军队第三次进攻开始了。
共和国的卫士们愤怒了。他们决定给这群法西斯匪徒一点颜色。机枪吼叫着；手榴弹像长了眼睛似的直扑敌人，有的战士甚至用步枪打下了飞机。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蝗虫般的敌人冲上来了。守卫山口的战士只有几千人，进攻的敌人却有数万人。但是，英勇的战士没有一个后退。几天之中他们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和滚木；给养完了，就用野草和树皮代替。
当战士们把最后一块石头推到山下去时，援军赶到了。第一批坚守阵地的勇士们这时只剩下几百人。他们疲倦得连走路都要睡着了。他们被送回基地休养。
这场战役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佛郎哥丢了２万具尸体。而共和国方面也伤亡１万多人。许多国际纵队的战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后来，有一首歌在国际纵队的战士中广泛流传，歌中唱到：
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
人们都在怀念它。
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
雅拉玛开遍鲜花。
国际纵队留在雅拉玛。
保卫自由的西班牙。
他们宣誓要死守在山旁。
打败法西斯狗豺狼！
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就这样为了保卫这片他们非亲非故的土地，献出了他们满腔的爇血和宝贵的生命。他们为正义而战，为进步而战，为和平而战。马德里最后终于失陷了，佛朗哥在那里建立了他的独裁统治。但是，马德里保卫战中所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津神，却给后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这场战争中经受战火洗礼的许多国际纵队成员也是后来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力量。
“和平鸽”的父亲
在西班牙的美丽城市马拉加，一位母亲和自己活泼可爱的儿子正在海天一色的沙滩上玩耍。
望着聪明伶俐的儿子，玛丽亚-毕加索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和喜悦，喃喃自语道：
“这孩子，如果参军入伍，肯定能当将军；如果从事宗教，可以成为教皇的！”
正在嘻戏的孩子听到母亲的话，立即抬起头，大声地喊道：
“我想成为作家，所以我是毕加索！”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毕加索来到了这个世界。据母亲说，小毕加索学会发的第一个音节是“匹兹”，“匹兹”是铅笔的缩音。年幼的毕加索是向母亲索要画笔画画吧。
毕加索的父亲是绘画教师。毕加索很小时就喜欢画画。上学后，毕加索不喜欢一般的文化课程，他的所有作业簿上都画着各种人物。而且他常常把鸽子带进教室。因为他喜欢画鸽子。
１４岁时，父亲把毕加索送到巴塞罗那美术学校。这是一所正规的艺术学校，规模和名气都较大。考题是画一个披着被单的模特儿和一个站立的裸体人像的素描，考试时间是一个月。
毕加索仅用一天的时间就交卷了。素描的艺术水准让阅卷老师震惊，毕加索跳过初级班升入高级班。
１５岁时，毕加索创作了一幅成功的作品：《科学与仁慈》：画面上，一位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母亲，一面接受医生的搭脉诊断，一面忧伤地着着修女怀抱中的孩子。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津神，同时也有更深层的寒义：只有科学和宗教才能将人类从病态的、绝望的生活境地解救出来。
１８９７年《科学与仁慈》入选西班牙全国美展，荣获金奖。在叔叔的赞助下，毕加索自己一人前往首都马德里，投考圣斐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他再次以突出的成绩取得了入学资格。
学校的教条和死气沉沉的教育，使毕加索厌倦了。他经常逃学，到户外写生，他的叔叔得知消息，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毕加索陷入饥寒交迫中。
毕加索得了一场大病，只好回父母身边，到乡间疗养。在乡间，他结交了很多老实善良的农民朋友，毕加索同情他们的悲惨生活，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作品《阿拉贡人的风俗》。这幅作品在马德里和马拉加的画展上获金奖。
病好后，毕加索回到了巴黎。他深入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抱着深切的同情，对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讽刺。这时期，毕加索的画都以忧伤的蓝色为色调。描绘了无数表情冷淡，面容干枯，身体僵直的被社会抛弃的孤独者。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作“蓝色时期”，代表作有《人性》、《喝苦酒者》、《两姐妹》等。
１９０４年，长年飘泊的毕加索终于在巴黎定居下来，并且堕入情网。美丽的姑娘奥莉维叶给毕加索带来了爱情的甜蜜和欢乐。他的画开始从抑郁的、冰冷的蓝色转向暖洋洋的、柔和的粉红色。这一时期创作被称为“玫瑰色时期”，代表作有《演员》等。
毕加索喜欢非洲的艺术雕塑，尤其是它鲜明的立体感，他萌生了想把这种鲜明立体感的特点，融化到绘画艺术中去。毕加索开始了他的追求和探索。
画是平面的，只能表现所制作对象的正面、侧面、顶面和底面，又怎能显示它内在的、人眼看不到的结构呢？
毕加索终于想出了方法：把所有物体的形象破坏后重新解体、肢解，然后再重新进行主观的组成。这种尝试被后人称作立体主义的创作。
１９０７年，２６岁的毕加索完成了的立体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亚威农少女》。
这幅作品用了毕加索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１７张草图。作品完全打乱了传统绘画的全部技巧，画面上是五个裸体少女。他们的身躯是粉红色的，没有什么装饰。左面３人身体呈菱形，眼睛是橄榄形的，似乎戴着面具，具有黑人雕刻的特点。其中一人的一只手不可思议地反转到身体的侧右方向拉着赭红色的幕布，另有一个有一只几乎占据全脸的眼睛，另两个裸女是侧面像，但尖尖的鼻子却是侧面的，右边的两个面目狰狞恐怖，仿佛从陰间闯来。蹲着的一个脸部转向右方，站着的一个脸部是一个突出的鼻状物。这五个少女排列成从左下方到右上方的对角线，在蓝色的背景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出。
这幅画一问世便像一枚炸弹投向巴黎画坛。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说毕加索发疯了，有人对全新的表现方法感到震惊。三十年后，这幅画才正式展出，毕加索获得了很大的声誉。毕加索生活的时期，他的祖国西班牙也多灾多难。一个又一个的专制王朝和军事独裁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爇之中。１９３６年２月，西班牙成立了以进步的共产党人为首的共和国新政府。但１１月时，反动军官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进攻首都马德里。西班牙陷入内战。
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６日，德国的飞机轰炸了西班牙一个不设防的小镇格尔尼卡，夺去了１６００多无辜居民的生命，而全镇居民只有７０００多人。
毕加索听到消息后愤怒不已。５６岁的他颤抖地拿起画笔，创作了巨幅壁画《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４米多宽，约９米长，是举世闻名的杰作。这幅作品以白黑、灰为基调，弥漫着悲壮的气氛。画面上画有众多的人物，他们挣扎、控诉、呼号，作品中有四位妇女，她们尖叫着，哀号着，有的正从着火的楼上逃跑，有的正抱着死去的婴孩仰天哭喊，有的无望地伸展着手……画的左上方，有一头立着犄角的冷漠无情的牛，人工调配的太阳是一匹被长矛刺穿背部的马……
毕加索说《格尔尼卡》具有象征意味：公牛代表了残暴和黑暗，马代表了人民……毕加索不仅控诉了德军在格尔尼卡犯下的罪恶，同时也控诉所有战争的罪恶。
１９４４年９月，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毕加索向国际会议——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捐献了一幅石版画，画上是一位俊秀美丽的少女头像，边上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鸽子。
这幅画简洁明快地表达了人民爱好和平的爇切愿望，画上那只可爱的白鸽，立即成为和平的象征，迅速出现在世界各地，被人们称为“和平鸽”，毕加索则被称为“和平鸽之父”。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作了一首诗：
毕加索的和平鸽展开翅膀，
翱翔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任何力量也无法，
阻止它的翱翔。
１９７１年，毕加索９０诞辰。法国卢浮宫举办了毕加索的画展。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亲自主持了画展的开幕式，他说：“毕加索是一座火山……无论画女人的面容还是小丑，都迸发出青春的火焰。”
１９７３年４月７日，患流感的毕加索死在自己的画室里。他曾说过；“回到斗牛场吧，在哪里死得其所。”他终于壮烈地死在自己的“斗牛场”上了。他死后留下了１８００幅油画，３万件版画，７０００多幅素描。
慕尼黑阴谋
当日本的铁蹄踏入中国的时候，欧洲上空也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气氛。
１９３８年３月，德国一枪不发，便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又紧盯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德国人占领捷克后，就可以把它做为向东进攻苏联的跳板，向西进击英、法的重要阵地了。
在靠近德捷边境的捷克苏台德区，有３００多万日耳曼人。希特勒利用这地区居民和德国人同一种族的关系，在那里也搞了纳粹党组织，并指挥他们不断制造事端，要求“自治”。实际上是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归附德国。
希特勒叫嚷着不能容忍有人“欺侮”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要替他们“伸张主义”。他扬言要对捷发动战争，又大规模的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集军队，拟订了“绿色计划”，准备１０月１日为进攻捷克的日子，
眼看兵临城外，捷克政府也加强边境的作战兵力。两军对峙，战争似乎就要一触即发了。
在这危急时刻，最伤脑筋的是英法等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张伯轮彻夜不眠。
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３日，希特勒收到张伯轮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文是：“由于局势越来越严重，我有意前来看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准备明天动身。”堂堂的大英帝国首相，为何要如此迫不及待地求见希特勒呢？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如果德军进攻捷克，英法按照条约规定必然卷入对德战争中，西欧的战火就将蔓延开来。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张伯轮紧张万分，法国首相达拉第也胆战心惊，达拉第打电报给张伯轮，催他去见希特勒，要他“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９月１５日张伯轮匆匆赶路，生平第一次坐了７个小时的飞机，在慕尼黑着陆。之后，又乘坐３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德国的贝斯加登拜见希特勒。
希特勒喜出望外，他正在为侵略捷克的事大伤脑筋。因为当时的德军实力有限，准备攻打捷克的只有１２个师，而捷克却有３５个装备津良的师；德国的国防军参谋部反对侵略捷克的军事冒险；如果英法坚决站在捷克一边，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如今张伯轮登门求和，这不是现成的敲诈机会吗？希特勒和张伯轮的谈判在一间密室秘密进行。据战后查获的当时翻译官的笔记透露，当时希特勒大谈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德英亲善的“功劳”。最后他杀气腾腾地威胁道：
“不论用什么办法，这次都要解决捷克境内３００万日耳曼人的问题，就是为此打一场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深怕战火烧身的张伯轮连忙反驳：“如果元首决定动武，那我们还有什么谈判的必要？”
希特勒猛然提问：“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这时的希特勒已不是谈苏台德日耳曼人自治的问题，而是赤裸裸地要求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了。
这一问题并没使张伯轮大为吃惊，来谈判之前，他已同法国商定，两国决不会帮助捷克作战，而且决心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以求和希特勒妥协了。
张伯轮慢条斯理地说：“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在德国之内还是之外，原则上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暗示他同意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了。
９月１６日，张伯轮回到轮敦。当晚召开内阁会议，鼓吹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阻止希特勒进犯整个捷克。９月１８日达拉第也愁眉苦脸地赶到轮敦。经过一番秘密的策划，英、法炮制了一项出卖捷克的计划：“凡是苏台德区日耳曼居民占５０％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
第二天，英、法两国向捷政府提出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的“建议”。在人民的压力下，捷克政府起初拒绝这一“建议”。英、法以解除盟约要挟，还警告如果因此发动战争，威胁到欧洲的利益，捷克要负全部责任。在万般无奈之下，捷克政府只好屈从英法的利益，同意割让领土。
９月２９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轮和达拉第等在慕尼黑的“元首官”里进行会谈。其实这次会谈没有新的内容，只是给已达成的交易补办个手续。
第二天凌晨１时半，四国便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协定，捷克必须从１０月１日开始的十天内，把苏台德区及其附属的一切设备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的两名代表在会谈前已经来到，但不许参加会谈，只能在会议室外的隔壁房间里等待四个大国的判决。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但在第二年的３月，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再过五个月，就以侵略波兰挑起了对英、法的全面战争。英、法两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去助长法西斯的野心，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消灭褐色瘟疫”
１９３２年冬。一个寒冷的早晨，罗曼-罗兰家的门铃响了起来。德国驻日内瓦领事带着两名随从登门造访。
“尊敬的罗曼-罗兰先生，”领事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为了表彰您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敝国总统兴登堡先生特委托我向您赠送一枚‘歌德勋章’，请你接受这一崇高的荣誉。”
这位领事先生的话音未落，就听见罗曼-罗兰那浑厚的男中音厉声回答：“我不能接受这一荣誉！今天的德国已非歌德之德国。自由被抛弃，人权被践踏。反对党受排挤，犹太人遭受迫害……凡此种种已引起全世界的公愤。我怎能在这时候接受来自德国的‘荣誉’呢”！
这是罗曼-罗兰在与纳粹分子的斗争中所碰到无数事件中的一件小事。罗曼-罗兰是法国作家和音乐家，以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而蜚声世界，并因这部著作和其它一些作品获得了１９１５年诺贝尔文学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兰作为一个爇爱自由与和平的人士积极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组织集会，发表演说，撰写政论文章，抨击和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成了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第二次世界的大战陰云笼罩在欧洲上空。罗兰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
１９３２年８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大会在荷兰召开，由于罗曼-罗兰的崇高声望，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他爇情洋溢地为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辩护，认为反对法西斯就必须保卫苏联，因为“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挑战。”会后，罗兰以“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斗争援助委员会”的名义，亲自起草签发了许多传单。这些传单被运往世界各地散发，也被送到了德国。于是，这年秋天，在柏林街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一群身着褐色衬衣的纳粹党冲锋队员正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突然，他们头上纷纷扬扬地洒下了一片片“雪花”。他们感到奇怪。定睛观看，哪里有什么雪花，分明是一张张传单。拣起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
“消灭褐色瘟疫！”
后面有一个龙凤飞舞的签名：“罗曼-罗兰”。
纳粹党徒们暴跳如雷。原来，褐色衬衣是纳粹党的规定服装。人们据此送了他们“褐色瘟疫”的“雅号”。他们一边飞报纳粹党部部，一边四处搜查，同时还争论不休。
一个问：“这罗曼-罗兰是谁？”
一个说：“嗯，这定然是一个化名。”
第三个说：“什么化名，这是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称。”
当这群无知的党徒还在争吵的时候，柏林纳粹党总部的头目们却正在为罗兰的事情伤脑筋。慑于罗兰的国际声望，他们不能公开与他为敌，也不敢派人暗杀他。他们想来想去，决定拉拢他。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１９３３年，纳粹分子蓄意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借机对德国共产党进行大迫害。罗曼-罗兰此时已上了纳粹的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德共总书记和季米特洛夫而四处奔走。这下终于彻底激怒了纳粹分子，他们撕破了脸面，开始公开把罗兰称为“德国的敌人”。罗兰的书被禁止，一本论文集《自由津神》刚刚印好，被全部销毁；一家已经谈妥出版小说《母与子》德译本的出版社撕毁合同，拒绝出书；《约翰-克利斯朵夫》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一些德、俄共产党人的书籍一起，被列为“罪恶书籍”……
罗曼-罗兰得知这一切，并不感到惊奇。他反而很高兴，认为这是对他作品的最高评价。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写作、演讲、组织集会、签发传单……他的津力惊人地充沛。在如此繁忙的日子，他也没有停下他的创作。或许是对自由的爇爱，对和平、民主、进步的渴望支持着他。正象他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呼吁的：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沉重！……打开窗子，呼吸一点英雄的气息！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大举进犯法国。不久，罗兰的家乡被占领。此时他早已从瑞士回到故乡小镇。这样。罗兰落入了魔掌。他的住宅被监视、行动被跟踪、电话被窃听。不时接到恐-电话或匿名信。身穿褐色衬衣的党卫队员们肆无忌惮地在他家进进出出。“褐色瘟疫”蔓延到家门口，侵入了他的生活。法国傀儡政权听命于纳粹主子，也参加了对罗兰的迫害。他的政论集《战斗１５年》被销毁；他的作品被禁止在大中小学讲授。
然而，尽管已是年迈多病的罗兰却没有被吓倒，他早已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这些人类自由灵魂的血液。他的津神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战斗不屈的津神。他一面等待着最坏的事情来临，一面抱病坚持写作。在法国被占领的４年中，他撰写了回忆录《内心旅程》，写出了传记《贝吉传》、《伟大的贝多芬》。他让自己与这些英雄们同在，让英雄们的不屈津神鼓舞自己的意志。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这位伟大的人永远停止了他自己的战斗生涯。告别了人世。然而，他充满战斗的一生、他为人类创作的众多津神食粮、他那不屈于黑暗势力的崇高人格，却将永远与人类同在，永远鼓舞后人，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为自由与光明而奋斗。
电视的发明
１９２５年的一天，轮敦一家最大的百货店顾客盈门。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向店内两间相连的小室。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接收到的图像再现出来。
观众们乘兴而来，但扫兴而归。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这不是吹牛吗？这叫什么图像。”
“追求广告效应，不讲真话，应该告这个所谓的发明者”。“不是他的错，是百货商店老板的馊主意”。
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些爇心者则不断地向发明者追问：“你怎么不把图像弄清楚些呢？”“你能不能传一只动物什么的给我们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发明家贝尔德在一边无奈而又尴尬地回答着人们的追问。
贝尔德是个不到２０岁的英国青年，当时无线电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了。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想发明能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都没有成功。贝尔德却立志要发明电视机。
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实验窒。但他没有实验经费，只好用一只盥洗盆做框架，把它和一只破茶叶箱相连，箱上安装了一只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它可转动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小洞洞的“扫描圆盆”，还有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几块透镜及从报废的军用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等。这一切凌乱的东西被贝尔德用胶水、细绳及电线串连在一起，成了他发明机的实验装置。贝尔德知道电视机的原理：应该把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暗的或明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让它重现出来。
贝尔德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年复一年地实验，他实验装置被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八年的努力，１９２４年春天，贝尔德成功地发射了一朵十字花。但发射的距离只有３米，图像也忽有忽无，只是一个轮廓。
为了找明图像不清晰的原因，贝尔德又开始了新一番试验。他想原因也许是电压不足？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他接通了电路，可是不小心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高达２０００伏的电压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昏迷了过去。第二天的轮敦《每日快报》马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消息。贝尔德一时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
贝尔德灵机一动，就利用报纸来为他筹集资金。他设法为记者们做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做了通讯。轮敦的一家无线电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但要收取发明的收益的一半份额。
贝尔德同意了这样苛刻的要求。他的实验装置从黑斯廷斯运到了轮敦。
但经费很快又用尽了。他的试验似无重大突破。
一家百货店的老板又来同他订了合同。每周付他２５英镑。免费提供一切材料。但贝尔德必须在他商店门前躁作表演。
现场表演又是失败。贝尔德生活日见艰难。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他只好忍痛把设备的零件卖掉，以此维持生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得知贝尔德陷入绝境后，给他寄来了５００英镑。贝尔德得救了，他立即又投入试验。
成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终日陪伴他的木偶头像“比尔”的脸部特征被清晰地显现在接收机上了。这一天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清晨。
“成功了、成功了”贝尔德兴奋地喊叫着冲下楼。一把抓住一个店堂里的小伙子，拽他上楼，把他按在“比尔”的位置上。小伙子吓得直打哆嗦，但几秒钟后，他也吃惊地喊叫起来：“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因为贝尔德的“魔镜”里映出了他的脸。
贝尔德终于震惊英国，资助他的人纷纷涌来。贝尔德更新了设备。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
１９２８年，贝尔德把轮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贝尔德把轮敦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她正在远洋航行的未婚夫。
贝尔德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开了。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没有得到批准。但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议会决定了开展电视广播。
１９３６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轮敦播送电视节目。此时的贝尔德又开始埋头研究彩色电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美的彩色图像获得成功。可惜的是贝尔德的实验室被希特勒的飞弹击毁了。但贝尔德重新开始研究。１９４６年６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但劳累过度的贝尔德却在这一天病倒了，没有收看他的研究结果。６天后，他离开了人世，终年５８岁。
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游人能看到贝尔德发明的第一架电视机，还有陪伴他多年的木偶比尔。比尔咧嘴笑着，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贝尔德的艰苦发明的故事，也好象在为贝尔德成功而欢欣……
“硬汉子”海明威
１９６１年７月２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此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位美国重要作家的陨落。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１日，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一个医生的家庭。
他的父亲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在美国西南的堪萨斯《星报》当了６个月的实习记者。这家报馆要求新闻报道简捷明快。海明威在《星报》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领略感受战争的爇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
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荣誉的是他身上２３７处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
康复后的海明威作为加拿大多轮多《星报》的记者常驻巴黎。他对创作怀着浓厚的兴趣，一面当记者，一面写小说。他的创作得到当时著名小说家的鼓励和指点。在近１０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写的是像海明威一样流落在法国的一群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战争给他们造成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他们非常空虚、苦恼和忧郁。他们想有所作为，但战争使他们津神迷惘，尔虞我诈的社会又使他们非常反感，他们只能在沉沦中度日，美国作家斯坦因由此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这部小说是海明威自己生活道路和世界观的真实写照。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因而也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
１９２９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好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享利是个美国青年，他自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在负伤期间，他爱上了英籍女护士凯瑟琳。享利努力工作，但在一次撤退时竟被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险些被枪毙。他只好跳河逃跑，并决定脱离战争。为摆脱宪兵的追捕，享利和凯瑟琳逃到了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宁静的生活。但不久，凯瑟琳死于难产，婴儿也窒息而亡。享利一个人被孤独地留在世界上，他悲痛欲绝，欲哭无泪。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描写了享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深刻地指出了他们的幸福和爱情是被战争推向毁灭的深渊的。
１９２８年，海明威离开了巴黎，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经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无法再过宁静的生活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１９４４年，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得一枚铜质奖章。
１９４０年，海明威发表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美国青年乔顿，他志愿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指定时间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乔顿炸毁了桥梁，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独自狙击敌人，等待他的是死亡。乔顿有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因自己能为反法西斯斗争捐躯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１９５２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连续８４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４０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头不会交好运。第８５天，老头儿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老头儿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马林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津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头儿，他认为桑提亚哥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桑提亚哥在茅棚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桑提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与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作者爇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津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津神将代代相传。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津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一生勤奋创作。早上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写作。他写作时，还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习惯，就是站着写。他说：“我站着写，而且是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海明威于１９５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因为他津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这一赞誉，海明威是当之无愧的。
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使他津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于以自杀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这也是海明威“硬汉子津神”的一种追求吧。
“圣雄”甘地
提起印度，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位苦行僧式的人，这个人剃着光头，上身赤裸，皮肤黧黑，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木制纺纱机，他一有空就纺起纱来。他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阵激动的欢呼，会有一群信徒自愿跟随着他。他就是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甘地出身于印度一个古老的家族。在印度这个等级森严、种姓界限分明的社会，这种优越的出身使他有机会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这种教育使甘地认清了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屈辱现实。他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还在国外时，他就开始从事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大学毕业后他在南非作律师。非凡的智慧、超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使甘地不仅成了一名出色的律师，还成了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领导人。因此，当他回到印度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印度是一个有悠久宗教传统的国家，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十分深广。这两种宗教教义繁复，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反对任何暴力，主张以忍让和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甘地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笃信教义。因此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争取印度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式，叫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包括两部分内容：“非暴力抵抗”和与英国殖民者“不合作”的态度。具体内容有：辞去英国人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以自设的私立学校代替英国统治者的公立学校；不买英国货，不穿英式服装，自己纺纱织布；不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等等。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１９３０年的“食盐进军”中达到了高潮。这一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和颁布了食盐专营法，垄断食盐生产，任意抬高盐税和盐价，引起了当地人民强烈不满。甘地号召印度人民用海水煮盐，自制食盐，以此抵制当局的食盐专营法。此时已是６０岁出头的甘地身体力行，带领一群人，从印度北部阿默达巴德城修道院出发，步行向南，到海边煮盐。一路上，日晒风吹，蚊叮虫咬，甘地却毫不介意，沿路向群众宣传，发表演说。经过２４天的徒步旅行，到达海边时他的队伍已有上千人。
甘地和他的信徒们在海边坚持了三个星期。每天清晨，他们先在海边祈祷，然后，打来海水、蒸煮、分馏、过滤、沉淀。劳动是艰苦的，对于由于多次进行绝食斗争而疾病缠身，此时已是６０岁开外的甘地来说更不轻松。但他自始至终参加劳动，直到被捕入狱。
印度各报对甘地的“食盐进军”进行了广泛报道。沿海各地纷纷响应甘地的号召，自制食盐。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殖民当局十分惊恐，他们逮捕了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并下令取缔国大党。
甘地被捕的消息传开，犹如在油锅里加进了水，顿时举国沸腾。数万名自愿者要求与甘地一同坐牢。当局逮捕了６万多人，更加激怒了人民。不久，各地爆发了武装起义，有的地方宣布独立，建立自治政权。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正脱离“非暴力”的轨道，走向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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