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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1867年3月，被菲特尔曼惨案激发，政府派遣了一支远征惩罚队。它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领导的原波托马河的“雷电大军”。汉考克的目标不是上次大残杀中取胜的“红云”的奥格拉拉部落，该部落暂时控制着怀俄明；汉考克将军是去追逐他们的同盟部落——夏安人。该部落人数虽没有奥格拉拉部落的多，但其影响很大而写的一篇文章。1896年发表。编入《列宁全集》第2卷。文
15名特拉华侦察员与三名边疆居民在前边领路。怀尔德·比尔·希科克走在他们当中。他穿着极其时髦的各种颜色配置的艳丽夺目的夹克，头戴一顶宽边牛仔帽。那捧浓密蓬松的大胡子在大平原轻柔的春风吹动下飘拂着。这支部队由1400名士兵与车马组成，包括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第三十七骑兵团，第四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的努力，生活、学习上态度积极，
“夏安”部落“Cheyanme”一词出自何处？19世纪的人们还不大清楚。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从法语“狗”（Chien）一词派生出来的，特别是由“母狗”（Chionne）一词导出。早期的法国商人发现这个部落的人吃狗肉，于是，依据这个吃狗肉习惯辑学家。曾任哈勒大学教授，柏林大学副校长。系统化了莱
“狗兵”一词出处有待于查证，这大概由于他们是部落的非常治安人员所得。如同四蹄狗警戒一个村庄那样，他们承担着维护部落的治安任务，并对任何抵达部落的陌生人保持着高度警觉。汤姆·莱福吉同“乌鸦”人一起相处了20年，他没有太多地思考过这个名字的意义派对逻辑学、语言修饰学发展上作出了贡献。到了后期，由
尽管“狗兵”一词查证有疑，夏安部落名出处却有据可查。比卡斯特时代知识更渊博的当今语言学家认定，夏安一词源于“Sha—hi—ye—na”，即意为那些讲述异族语言的人们。苏人这样称呼他们，尽管夏安人把自己称作是“Tsistsistas”科学文化的发展，震动了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其中对基督
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名字的，他们取名了，并于1825年或1826年分为北夏安人与南夏安人。当时，有数百人朝南部移去，留在北方的这些人同苏人一样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
在本访问期间，9名“乌鸦”盗马贼偷了他们几匹矮种马逃走。夏安人抄小路伏击，4名“乌鸦”人被逮住、杀死，他们每人的头皮被切成两块，提供了为庆祝胜利的8份胜利品。本说意向性德文intentionalit和英文intentionality的意译。
这位汉考克将军带着笨重而隆隆作响的军用货车，嘎吱嘎吱的浮桥辎重车辆，爱寻根追底的记者，去追赶少数十分灵活敏捷而又十分警惕的“鸢”印第安人。这听来自然是十分荒谬的事，然而个有彩色壁画的柱廊而得名。早期的主要代表还有克利安梯
那时，国会希望谈判，使得这些将军们十分恼怒。1867年3月14日，谢尔曼将军以军人喜欢用的委婉言辞，向汉考克告诫道念作了进一步阐述。广泛涉及物质、运动、时空等重要内容，
美丽温柔的大自然用它慈祥的手使汉考克行进队伍的租扩轮廓变得柔和了。作为19世纪生活的一部分，这惬意的大自然原始风光还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征烟滚滚的军事生活中，还是在安闲舒适的市民生活中。
西奥多·戴维斯记述了这支部队随处所见的动物园：“具有反常欲望”的一窝窝幼狼，一窝窝幼郊狼，一窝窝幼鹰，还有一些半大的叉角羚羊，它们都毫无顾忌地在队列两旁蹦蹦跳跳地小跑着。卡斯特非常喜爱这些幼小的羚羊。他喜爱动物，这是极普通的人之常情，然而，他好似以比任何人更加强烈的感情，表达着他的这种喜爱。戴维斯说，奥多博与卡特林认为，美国的羚羊不会被驯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下马安营时，这些羚羊也就同卡斯特一同定居了，“根本不在乎这些陌生者……如同一只爱犬那样，不拘泥地用它的爪乱摸、乱抓，静静地恳求着对它们的爱抚”。这一可爱的表演使前来探望的印第安人感到极大的诧异。
这是一首充满了自然风景画意，朴素且迷人的草原抒情诗。然而，汉考克与他充满柔情的骑兵战友却是为着一桩严肃的任务，来到西部的堪萨斯。
在印第安人的大量悲痛怨愤里，头一条就是对野牛的屠杀。这儿曾经有过两个十分巨大的兽群，每一群的数量难以估计，它们曾经遍山遍野，使得这个大草原变成黑色一片。一群遮暗了普兰特河岸高原，一群覆盖了普兰特河低处的河谷两岸。弗里蒙特①于1842年探险从这里穿过，发现他自已被野牛包围了，这无边无际的黑压压的兽群，在他身后有几公里，而在前方，又望不到尽头。
①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将军与探险家。
1846年，弗郎西斯·帕克曼也看到了它们。在拉萨尔的一部历史著作中，他写道，这位法国探险家也必定看到了这惊人的壮观场面，“……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之后，这一记忆还是使人心潮起伏，激荡不已；远处、近处，四面八方，整个大平原与这庞大的野牛共存；他们如同黑色的斑点，影影绰绰地依稀点缀了大草原。那时，大草原被他们成群集队地踩踏着，也被他们的长长的队列挫割着。早晨，中午，与夜晚，它们来到河边饮水：趟入、跳入，在水中喷发出鼻息声，然后爬上泥泞的岸边，用粗野的眼神，凝视着正在河面划过的皮伐子舟。”
25年之后，没有变化多少。道奇少校记述道，在春天迁移的季节，有时，有些野牛以无比壮观的纵队朝北移去，也许，有50公里宽，而难以知道其长度。在另一些时候，他们以平行的行列，都用相同的步伐行进，使地面成了漆黑一片。有时候，他被一群迁移的牧群吞没，只得爬到帕尼人的岩石上，找出一条路，并观看这四面八方十里方圆的平原全被黑压压的野牛覆盖住的景观。
接着，来了这些携带着枪支的白人。
名叫罗伯特·赖特的专业猎手说，他曾经沿阿肯色河，几乎穿过了一群连续延绵200英里长的兽群。要是这些生物受惊而跑起来，“它们会发出雷鸣般的吼叫，地面似乎也在颤动……在第一个冬天，我同查尔斯·雷西在艾奇逊，托皮卡和圣菲公路装运了20多万张野牛皮，抵达道奇城。我想在那儿也装运了同样的数量。此外，还装运了200辆卡车的牛腿，两车牛舌头。我常常从我的捕获兽栏的围墙上射杀它们，来饲养猪。”
三年期间，为了获得它们的皮，已有800万头野牛（就按100万的误差算吧）被射死。道奇少校记述道，过去常常被生命震颤的一块土地，现在则成了一块腐尸遍野的荒漠之地。高原充满了腐烂尸肉的恶臭。到了1874年，他看见打猎的人比猎物还多：“每一群走近去饮水的兽群，迎接它们的是来复枪的子弹……”
外国人也加入了捕措。伦敦《时代》经营前往堪萨斯西部的华莱士堡捕猎的广告，费用为50个几尼（旧时英国金币——译注）。贵族，夫人小姐，以及著名的掷弹兵都到场了。要是觉得骑马来回急驶苦累的话，这些喜好打猎的人就坐在一辆舒适的动力胶轮货车里，驱赶兽群，或者从太平洋堪萨斯的火车车厢窗口射击。
有事业心的美国佬们收集骨头，以转手获益。一吨野牛骨能收回5元钱。结构松散的骨头被运往东部被磨碎做肥料；而实心骨头则被削制成小装饰品——纽扣、开信刀和悬饰物。一块骨头毕竟是一块骨头，所以，印第安人的尸骨也被收集到骨堆里：一块阿拉帕霍人的股骨，可以制作一件十分有吸引力的小刀把。而一个头颅骨则适合于加工成女人用的梳子，从而获得1.25元钱。
据说，在20世纪初，有一头野牛慢悠悠地从离怀俄明的一个小城不远处穿过，城里人挽上各自的四轮马车，跑出城外去观瞧。他们围着这头动物停住车，四轮马车便形成一个圆圈，把野牛围在中间。他们久久地凝视着这只神奇的动物，后来，由于他们难以设想出应当做什么，就把那头牛开枪击毙了。
几年之后，野牛几乎绝了种。1932年《北达科他历史季刊》一条简要宣告说，巨大的野牛再次成为以远山为背景隐约可见的东西。
一群野牛——公牛、母牛和小牛，静静地站在笼子里，成为当年如雷鸣般轰隆隆震撼达科他的那群庞大的兽群纪念品。
这个展览会是由历史学会主管人拉塞尔·里达安排的，并由克莱尔G·w诺和比斯马克绘制了背景，衬托了隐现在远方的牧场。
它们是从蒙大拿的一个野牛牧场买来的，制成了观展品……
1867年，当汉考克将军滚动的车辆与人马缓缓出现在视野上时，这些兽群还没有被大批屠杀。可是，巡游的打猎者们到处开张营业使印第安人很不高兴。被称之为“Pie”的野牛为印第安人提供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甚至它的尾巴，也可以制成令人满意的驱赶苍蝇、蚊子的掸帚。鲜肉、牛脂、暖和的牛皮袍于、里腿、弓弦、骨针、打仗用的头胸甲、粗皮制作的小皮舟、肩肿骨制作的斧头与锄头、肋骨制作的雪橇、蹄子熬制的胶、血中提取的红色素、大量极好的粪肥、牛角制作的长柄勺子，以及填塞枕头用的毛等等，他们甚至使用野牛长长的黑胡子装饰衣物。所以，他们把这个浑身是宝的巨兽称作“大叔”，与它们相伴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此外，“大叔”的侄儿们还发现它极易被捕杀，它的生命力可能是耐久顽强的，然而，可以预言，它也十分笨拙愚蠢，特别是母牛。神父皮尔·琼·德·斯曼特观看过一名艾斯尼布英人接近兽群的情景。他先隐藏起来，模仿一只幼牛哀叫，所有的母兽立刻幸朝他跑来。他射死一只，其它跑开了。这名艾斯尼布英人重新装上弹药，又开始他的表演。母兽又站住了，它们四处张望着，仿佛被魔法迷住了一样，再次匆匆朝他跑来。他又射死一只。这些足以提供他所需要的肉了，然而，他向德·曼斯特神你保证说，他依旧能够模仿幼兽的哀哭，继续捕杀它们。
詹姆斯·麦克劳林从1881年到1895年一直是站岩堡的代理人。他曾为他饥饿的受赡养者们组织过一次打猎活动——在最大一次野牛捕猎活动中，印第安人射杀了近5000头。詹姆斯说，这是一场“可。泊而不算放肆的大屠杀”。麦克劳林说，尽管大多数白人会捕杀、捕杀、捕杀、捕杀，直至宰尽杀绝，但他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印第安人会捕杀一只他不需要的野牛。
固然这位有阅历的代言人的证言应当被尊重地听取，然而，真理自然并非是一个人所能证实的。早在50年前，逍遥派艺术家和好奇的旅行者乔治·卡特林先于麦克劳林来到这里。就在卡特林抵达皮尔堡之前，在密苏里河对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野牛群。数百名苏人于中午跋涉过河，约在日落时返回，带回1400只野牛舌头——仅仅为了换回几加仑威士忌。卡特林认为这样的取猎是对这种动物的恣意挥霍。“没有带回一张皮，一磅肉（舌头除外）……这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印第安人无深谋远虑的特征，只要眼前的赏物能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便会不顾前后了”。
历史学家乔治·海德从未见过这个边疆地区。他所知道的大部分有关印第安人的情况，都是从“奥门哈公立图书馆”获得的。尽管听力障碍和可怜的视力使他放弃用眼睛辨别道路而是用脑子记忆摸到图书馆，然而，他冗长的《特顿苏人顺史却成为一本参考基准，而且，海德先生这样说：
一些听信现代苏人神话、相信人的灵魂的人们告诉我们说，印第安人是最优等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民族。他们只猎杀足以供养他们家庭生活的猎物，捕猎时，特别注意不去损坏森林。确实，他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确定了如同“美利坚合众国自然资源保护部”所确立的那些所有法律规定。真实情况是，早期，大多数苏人生来就是自然资源的荒废者，他们把一个地区的猎物追杀光之后，又迁移到新的捕猎地区；他们毁灭了大量的三角对杨，剥掉树皮作为马冬日的草料；为保证来年春天早早地长出新草，他们惯于在秋天放火把草原烧掉，而又毫不顾忌地任草原大火在这个民族的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任意蔓延，烧毁了林带，烧死了野生动物，并造成了其它破坏。
这些草原巨兽群曾经是十分壮观的。许多开拓者、设陷阱捕兽者，以及士兵们都亲眼看到草原大火。火掠过悬崖峭壁时，由于草比较稀疏，火势就变成慢慢的移动了，火焰也变得十分微弱，人们可以从这燃烧着的火焰上踩踏过去。动物躲在它们能够呆的地方，直至火舌舔到它们的鼻子上。据卡特林记述，夜晚，当你爬上陡竣的山崖时，可以看见绵延数里的火苗。“那高悬在空中的一串串流动的明亮的火星，好似从天边扯起的婆娑多姿的彩带。”当这些火星抵达低地返回到浓烈的8英尺深的浓密的草丛中时，它们立刻又变成了隆隆呼啸的火红的风暴，它们立刻会使这片土地成为一片焦黑的荒原。
不管这场大火是事故，还是印第安人与白人蓄意放的，究竟有多少野牛这场大火中消失，是无法估计的。通常，历史学家更多地着眼于特定事件的详节，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事件的本身，而不是再现一场难以理解的大灾难。例如，海德，他可以就帕尼·方克地区的奥格拉拉人，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位野牛宰杀者，因为一火车摩门①移民观看了屠宰野牛。这些奥格拉拉食物品尝家虽然为白人旅行家用牛排进餐感到暴怒，而他们自己却津津乐道地满足所好，从被宰割的兽畜上选割他们所需的部位，把成吨成吨的好肉扔掉。
①摩门，1830年创立于美国一个教派，初期遵从一夫多妻制。
范妮·凯利与乔治·海德不同。她不但亲身在荒远的边疆实践过，而且，在被奥格拉拉人俘获的5个月中，更有切身体会。她说，他们以捕获野牛为消遣，恣意捕杀，杀死大量的远远超过他们所需要的野牛：“每个人仅从他所杀死的野兽身上选择适合于自己胃口的部位，而任其余大部分腐烂或被狼吃掉。这样，就浪费了他们自己的猎物，又常常遭受饥饿的折磨。”
并非只有苏人这样。前骑兵菲尼斯·汤尼给布拉迪写信道：“我见过‘乌鸦”印第安人射杀野牛，他们把野牛射死之后，甚至连皮都不剥……”
休·斯科特将军熟悉西部，他也热爱充满绩丽自然风光的西部。1898年，俄克拉荷马确实是“一块美丽富饶未开化的土地”，沿西尔堡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河湾中，长满了茂密的榆树、栎树、三角叶杨、山核桃和胡桃树。那时，为解决燃料，美国军队开始有计划地砍伐这些树木。因为，即就是从离堡最近的六七十公里处的火车道运煤，花费也是十分昂贵的，那时，斯科特将军是军需官，他拒绝接受山核桃树与胡桃树。他骄傲地指明，许多有益的果树被保存下来了，否则，它们将会变成烟火升天。在改变美国军队的烧炊境况（并非全部，但至少有一些的）的同时，斯科特将军还禁止印第安妇女们为收取胡桃而砍倒树林，“这是一个依赖野牛而迁徙生活养成的浪费习惯；过一天算一天，不再返回他们原来呆过的地方。这些妇女根本就不知道应当保存根基，在她们看来，保存自然资源是后代人的事情，她们仅仅是享用了提供于她们这代人的东西。”
如今，凡去访问过新墨西哥北部地区查科谷的人，都可以看见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任意挥霍所造成的恶果。桧属植物，三角叶杨，矮松，松树，都曾经如同野牛那样，遍山遍野地生长在这块大平原上，然而，观念陈腐的印第安人建造并居住在泥土砖瓦房里，一面却在撕割着这块土地。好啦，差不多一个盛世之后，这些树林再未复还，太阳如同一只汽球，从凄凉而光秃秃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它的下方，残败不堪的查科谷，寂寞地静静地躺着，地面干裂，空荡荡的，如同一只碎裂的罐子。枯干的肉叶刺蒡藜，毫无生气的艾灌草，滨藜巴，一只只蜴晰，静静地在查科谷的残垣败壁中忽隐忽现。
在12世纪，似乎印第安人还能有点对这些树林进行保护的理性认识。然而，到了19世纪，尽管印第安人被那些黄眼珠入侵者惹得大怒，因为他们正宰杀着为他们提供必需品与舒适的受用物的“Pet大叔”，可是，他们自己却未能设想野牛的终局。
更使他们激怒的是他们祖先的尸架被摧毁。西奥多·戴维斯在《哈珀》中写道：“当协的允许为政府各兵站提供所需木柴时，签约人员领着他们的人在合适的树丛中集合，着手砍伐木柴，并把它们拉回堡。不难设想印第安人会起来反抗，并立即动手对他们进行袭击……”
对印第安人先祖尸架的侵扰，自然会激起他们的恼怒。然而，印第安人部落自己也相互表示对其它部落先祖尸架的不恭。帕克曼说，污辱尸架是很平常的事：“我自己就亲眼见过一例，5具按西部该部落惯例架在树上的尸体，被一个主战派“乌鸦”人挑在地上，踢成碎片，接着，他们又把来复枪口对准尸骨的脑壳，把它们一一击碎”。
所以，要是印第安人对他们自己的墓葬进行亵渎并挥霍自然资源的话，他们似乎就不应当责怪白人的行为了。然而，他们并非如此，而是任性地表达了他们的狂怒。一名在太平洋堪萨斯铁路段作业班工作的工人，或某些分到土地定居的行路人，仅仅由于他生来长了令人厌恶的白皮肤，便可能会丧失性命，丧失头发或衣服。
于是，4月12日，在堪萨斯，把14名夏安头目从那被风吹袭的边界线外部地区召集在一起，听取汉考克将军连威胁带辱骂性的讲话，目的显然是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用斯坦利的话说，“有必要保持他们缔约条款的严格的字面意义”。
这个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通常，夏安人不在夜晚讨论这样的事宜。然而，一场风暴使他们的抵达时间推迟了三天，而这位将军急于要作这番训讲，所以，他们围聚在他帐篷附近的，堆篝火旁。他们戴着项链，大奖章，臂章，耳朵的细长缝里，夹挂着沉重的黄铜耳环，头顶上的一绺头发，用银色的圆盘状物束着。汉考克讲说着，他们静静地听着。仅有一次，当汉考克声明要对任何错待印第安人的白人进行惩罚时，他们不相信地嘀咕起来。
第二天，为了加强决心，汉考克开始朝印第安人的住宿地帕尼·方克迫近。三年前，约翰·奇文顿上校曾领导科罗拉多的民兵组织，对居住在丹佛市东南部“沙湾”的“黑水壶”的安宁村庄进行侵扰。虽然，印第安人事务专员曾向夏安人保证，说他们不会受到骚扰，然而，奇文顿事先却未予警告，突然袭击了该村。此刻，当聆听了汉考克将军承诺的夏安人，又看到类似的纵队直追而来后，当然认为依旧呆在附近是愚蠢的，于是妇女和儿童们连棚屋也没有拆除就逃跑了。女人儿童们跑开之后，斗士们也相随而去，等汉考克弄清事态前，他们却全跑了。对这些相继发展的事态的惊讶与愤怒，迫使“波托马克闪电大军”在250间空棚屋的周围架起了大炮，并命令卡斯特把逃亡的人驱赶回来。
夏安人逃跑了，但这并非由于部队领导人无能，仅仅是因为夏安人对这儿的地形太熟悉了。他们可以十分自如地，比这些穿蓝制服的人更快地逃离而去。卡斯特已在边疆呆了这么久，他对此十分清楚。无论是精锐的第七骑兵兵团，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追上这些狂热的人。所以此时卡斯特能做的事，也只是在返回到汉考克将军驻地前，跟踪他们一阵子。情况既然是这样，何不逮住机会，在旷野上痛痛快快地跑上一阵子——在《赛马场，田野与农场》一文中，他给读者描述了他追猎一只野牛时的震动、兴奋之情，而对期待他在那四个月的特殊日子里追赶夏安人的事，只字未提。“我离开纵队，策马朝前飞奔了几公里；仅带了一个卫兵……”
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狗罗夫、鲁，夏普、雷特尔和范妮。它们很快探测出什么气味来。卡斯特骑着良马卡斯蒂斯·李，紧随在后面狂跑，而把勤务兵远远甩在后边。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是否在干傻事，于是把狗引开，正要回身，看见一头如他的马一般大的野公牛——一个难以抵制的挑战！他紧追了三公里，追上了它。就在他一边同它并排狂跑一边准备射击时，这只野兽突然大摇大摆地朝他跑来，他的马吓得退到一边，卡斯特的手指本能地扣紧了板机，子弹从卡斯蒂斯·李的脑子穿过，它倒在地上死了。这位猎手自己也被猛地朝前弹在地上，几乎栽倒在野牛身前的地上。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脑子被震昏了，难以动弹。野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摇着头，小跑步走开了。卡斯特站起来，脖子挂着一副望远镜，狗跟在身后，他转过身朝他认为是正确的方位往回走去。要不是碰到这支纵队的话，他可能会同一伙游荡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或者被饿死。
他不是第一个鉴赏这块广漠无垠而又杳无人烟的大草原的白人。1542年，科伦纳多曾穿过堪萨斯。根据这次远征的记述，不难看出，一个人，或一支军队应当怎样去领受它。确实，这些西班牙人的探险听起来几乎是神秘的。彼得罗·de·卡斯坦达浮夸地问道，这支由500头母牛、5000只羊相伴的1500名印第安部落同盟组成的如此庞大的大军，莫非是一支神军？这么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畜大军穿过这块大平原，怎么又不会留下一点踪迹？这片大地简直如同一只大碗，“所以，当一个人坐下时，他的四周被地平线包围……”
弗兰西斯科·瓦萨奎兹·迪·科伦纳多将军自己记述说，茫茫的旷野上看不到地面上任何标记，看不见一颗树，看不见一丛灌木，也看不到一块高地；没有任何指引他们的目标，没有任何特殊的自然特征，为了避免行军时兜圈子，他们只好采用保持一条直线的办法行进，即由一名弓箭手端直朝前射一箭，他们朝着箭往前走，然后再射一支，再往前走。
19世纪早期，卡特琳在这块平原上探险，当他从那茂密的草地上穿过时，深密的草使得他站在马蹬上才能探出头来看见草尖。
卡斯特在看见一片烟雾般飞扬的尘土之前，也许已行走了一个小时了，飞扬的尘土必定意味着一大群野牛、一大帮骑马疾驰的印第安人或第七骑兵兵团。他至少提供了三次这样遇救脱险描述。《赛马场、田野与牧场》应当算是最不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了。只不过在这场险遇中，他认出了这支骑兵兵团，坐下，等着。在他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看见了军车。但在令人赞美的《我的大平原生活》（本廷上尉称它为《我的大平原上的谎言》）中，他描述道，他藏在一条干河谷里，那些狗依偎在他身旁，直至最后，他通过望远镜，大概看见了那面高高飘扬的骑兵上方的星条旗。好哇！
他再次幸运。
如每个人所知那样，幸运，仅止是幸运而已。可是，幸运也常常应当是本能，才能与智慧的综合产物。一个行动不敏捷的人，摔在地面上时会碰断腿的，要是这样，他也就把命丢在那儿了；一个没有胆气的人，在一头野牛的双角下，可能表露他的惊恐，而被抵伤；缺少敏锐头脑的人，在不幸之后，可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但卡斯特相信他的幸运，这可能有些不贴切。
与此同时，在帕尼·方克，汉考克辛苦地看守着一个空荡荡的营地。他试图防止它们被洗劫，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渴望获得东西的士兵们悄悄绕过警卫哨兵，爬入棚屋中，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战斧啦，烟袋啦，袍子啦，战棍啦，狗皮啦，鹿皮鞋啦，小刀啦，还有玩偶、箭支以及狗。
卡斯特终于送来一封信，说是夏安人一直不断地袭击公共马车站。接到此消息后，汉考克不顾及可能会把局势弄得更糟的劝告，下令把这个村庄烧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斯坦利，难以抑制他的兴奋，自然，对那些如山火绒般燃烧着、冒着烟雾的小棚屋杆做了极度热情的报道。“微风把燃烧的火星吹送到大草原各处，大草原的草被燃着，闪电加速了这些火焰的向前滚动，黑色的浓烟缓缓地飘向天际，一个巨大的草地被毁灭殆尽。所有的绿色植物，耷拉着脑袋的无生命的东西，全被毁灭了，野牛、羚羊、豺狼惊恐地向远处逃亡……”
斯坦利解释说，汉考克认为，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夏安人掏取肠肚，揭去头皮。并把化石湾兵站雇用的三名男子的尸体焚烧。
卡斯特送来的第一封信，确实使汉考克相信了夏安人应为这些残忍的事件承担责任。但从相继送来的信中，卡斯特说，无论他自己还是德拉瓦尔侦察兵，都没有找到证物。这使得汉考克将军处境尴尬，尽一切为自己清洗罪名。他给谢尔曼将军解释说，纵使不能证实它是事实，眼下被焚烧冒着烟的这个夏安村庄中的人，可能残杀了该兵站仓库的人。
在汉考克的帕尼·方克大破坏的10天之后，着迷于朱红色的基奥瓦首领色旦他（Satanta，Set－ta－ik－e的讹用，意为“白熊”）来到兰德堡。在那儿，举行了另一次和平商议会。他是一位体格粗壮、肌肉强健的人，有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一张脸全部用红色颜料涂染。会议期间，他身着佩戴着臂章的军大衣，里腿上绑着许多黄铜小铃。这位引人注目的妖怪住在一间鲜艳的红色棚屋里。他在骑马外出战斗时（他确实常常出去参加战斗），不仅把脸染成红色，而且把全身染成红色。由于他坚持一惯沉迷于红色，所以，他也扛着一个红色盾。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矮种马涂成红色，一直染到蹄脚。他是基奥瓦印第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也许，每一位看到他的白种女人，不是对他产生极度的惊恐厌恶，就是着迷地恋慕，倾倒。斯坦利评论说，色旦他拥有一个威赫的名声——鲁莽且勇敢无畏。他既不畏惧格兰德河，也不把共和党党人放在眼里。
大约在这次拉德（larned）会议前三年，一位名叫凯奇尔马的传教士访问了赫赫有名的色旦他。凯奇尔马发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精神饱满，有理智的人，然而显得有些爱出风头。午餐期间，他命令在他的棚屋里铺了一张地毯，饭食摆放在几块染成红色的木板上。这些红色木板用一些小圆钉装饰着。“他有一只法国黄铜碗”。凯奇尔马记述道，“饭盛好后，他用力往凉吹着”，像是一位热情友好的主人。如同许多高加索人首领那样，既具有迷人的善于交往的风度，又和蔼可亲。然而，这两种外表不能消除他本质的狂烈残暴。1866年，在一次袭击中，色旦他捉拿了怀抱婴儿的鲍克斯夫人，婴儿哇哇的哭声激怒了他，他就残忍地把孩子的脑壳推在树上挤碎。同其他许多对抗的印第安人那样，他终于被监禁起来。由于不能忍受这样的对待，他一头朝下，从得克萨斯亨茨维尔监狱医院二楼的窗子跳了出去。
汉考克将军对这位狂暴的印第安人的训讲与以前对那些夏安人的训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管他是哪一次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一个月之后，色旦他又袭击了道奇堡，大多数牲畜被惊吓得四处逃散，“然而，他倒很有礼貌”。戴维先生报道说：“尽管在他卷裹着抢获的东西骑马离开时、失礼地把他的大衣后摆对着警卫部队，但还是朝他们举起了那用羽毛装饰的宽檐帽”。
由于患淋巴结核，谢尔曼将军的像片不时呈现一副座山神模样。那年夏天他前去访问并对局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给格兰特总统写信说，这些贫穷与自傲的印第安人认为，牧场的牧群难以使他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行窃，他们偶尔动手杀人。“我们又不能正确地区别对待他们，他们外貌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都被误认作群氓，迫使我们卷入了同他们所有人的对抗之中”。
可是，十月份，又举行了一次商讨会，讨论了紧靠俄克拉荷马疆界、堪萨斯南部的“巫人棚屋”一带的问题，并实施了一项新政策。此时，政府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政府做出了决定，要使他们改变他们延袭了多少世纪的古老生活方式——要让这些未开化的人居住简陋的农舍式小屋，要让他们穿鞋，换句话说，要他们竭力效仿白人农民的生活。
斯坦利也来到“巫人棚屋”，他可能穿着他同汉考克远征时穿的那身衣服，戴一顶蓝色无檐毡制军帽，宽大的大衣和“一双配着一个巨大的墨西哥靴刺的生牛皮靴子。色旦他也到场了，他认出了斯坦利——这并不难！他用一个异乎寻常的热烈拥抱迎接了斯坦利，这表明，同这位将军相比来说，色旦他更喜欢这位新闻记者。
听起来，斯坦利倒好像成了一个变节者了。在同汉考克一同视察时，他提供了一个大国沙文主义的政府防卫政策：“难道我们的同胞惨遭屠杀、头皮被揭掉，而不要反击？难道那些娇弱的女子们被这些残忍的野蛮人带到他们的棚屋，被倒卖、被邪恶的奴役，而我们却坐视听任？西部的人民在踌躇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答复呢！”可后来，这些残忍的野蛮人在他笔下变成了“在这个国土上受虐待的儿童了”。
他显露了能逢迎各种场合的十分不寻常才能，如托马斯·伊泽思所说：“是一个八面玲珑无所不为的人。”这一才干使他能够声东击西，即当他在为圣·露易斯《密苏里民主义者》描述奥马哈市的一出戏剧性表演的同时，却又在塞奇维克堡为纽约的《论坛》撰述。
他出现在塞奇维克堡必定是遭到怀疑而争论的事情。据知，他确实去了奥马哈市剧院。他给安东妮·沃德小姐脚下投掷了一束花，但被沃德小姐踢到一边。在此之后，他同一个当地编辑进行了一场拳头战。显而易见，他不是获胜者。治安委员塞缪尔·泰潘说，他好像使严寒的冬天更加难熬，这就是沃德小姐残忍地断然拒绝他的原因——尽管，据说她改变了他的习性，并足以长久地把他的钱包掏干。艺术家J·D·家兰德称他为“一位可以想象的最可怜的被遗弃的悲惨家伙”。
“巫人棚屋”商谈会似乎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事件。身着庄严军服的军官们，渲染了印第安人与某些白人市民的恶作剧的个人特征。例如，约翰·“黑人法律执行官”桑鲍恩委员，他穿一套紫色衣服，显得华丽而光彩夺目；或者是夏安人翻译玛格丽特·亚当斯，她是一位阿拉伯霍和法国混血女子，曾三次结婚。她的帽子上装饰著一根驼鸟羽毛，斗篷下露出刺激性的鲜红缎子衣服，她极其陶醉地参加了每一次会议。
高级军官威廉“白人法律执行官”亨利将军，体格高大魁梧，但却又死板客套，由于过分讲究礼节而把身板挺直，并使自己的模样十分滑稽好笑：威严的男子汉气魄的头上，却扣着一顶男女通用的小便帽，一顶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们戴的那种无檐帽，你可能会把他看作是位华而不实的将军。据说，他曾是位杰出的运动员，一位长着飞毛腿的赛跑能手。
还有这位爱挑剔的特理将军，有人说他“沉着稳静”，又有人说他坚韧不拔、勇猛无畏。
再就是有一双如同猎狗般敏锐眼睛的C·C·奥格将军，他长着一把连鬓络鳃胡子，叨着细细的烟卷，他的组织与计划才能是众所周知的。
泰潘委员在削一根棍于，新闻记者们记述道，在这个辩论性的重大商谈会的开始到结束整个期间，他一直削着这根棍子。他是当地草原的一位切削者，固然就不离本行了。再说，作为一个治安委员，他既不会做出什么不同凡响的事，也不会同这些狂暴的印第安人磋商出什么惊人的结果。一个又一个人接连不断地讲说着，泰潘费力地削着他的木棍，但他也没有削出个什么样儿来。这些印第安人必定被弄糊涂了——这些白人实在难以理解！
印第安人首领们以他们最体面的样干出场，他们脸上涂抹着赭色，使得一张张面孔显得充满了快活，面颊上还画着各种象征性的标记。他们把自己的战帽摘下，其中几个人披着墨西哥式彩色羊毛毯披肩。其余人为了使自己变得整洁一些，抖掉了毯子上的蚁冢——这自然激怒了蚂蚁，它们正赶来密集在毯面上，大嚼着安卧在毯子里边的虱子。然后，自然是这些蚂蚁被毫不费力地抖掉，他们披上干净的毯子。
“黑水壶”出席了商谈会，他穿了一件炫耀的长长的蓝色袍子，头戴一顶重骑兵帽。
色旦他带着他的军号（一把法国号，或喇叭），脖子上悬吊着一条生牛皮带子。
“Se－tan－gya”或“色旦卡”，就是这么个名字吧，他是个身材瘦高的基奥瓦人首领，佩戴着一个刻有布莰南总统头像的勋章。在这次协商会议召开时，他已年近67岁。如今，国家档案馆影集里，他那炫耀的模样是一只眼睛像鬼拂，而另一只则眯成细缝，蒙古人般山羊胡子下边的那张嘴唇，像是在品尝带苦味的种子紧紧地缩了回去。
和蔼可亲的科曼契人首领“十熊”，比色旦卡大几岁。他那张老年人脸上的道道皱纹，如同他居住的平原上的道道围桩。他佩戴着一副镀金眼镜，使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十分相像。
在营地里，至少有近5000名科曼契人、基奥瓦人、阿拉伯霍人和夏安人，每一个人的身子都涂抹成奇形怪状的样子，每个人都会使城里的白人惊愕。他们佩戴着勋章，悬挂银色十字架，头上戴着插羽毛的战帽，脚穿鲜艳的镶珠子鹿皮鞋。许多人穿着从被他们杀死的骑兵尸体上剥下来的衣服。那悬在他们矮种马马勒上的小铃，发出音乐般的叮当声。
记者们草记道，当密苏里的参议员约翰·B·亨森同各个印第安部落首领拥抱之后，他的鼻子变成了黄色，一边面颊印上了一条条红印，另一边却印上几条绿色刺纹印。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片，但一张黑白照片上则呈现了一名中年男子，蓄着灰白的胡须，前额十分宽大，而头发十分枯稀，一双紫色的眼睛出奇大的，一副茫然的模样，仿佛他不相信自己眼睛所见到的一切。
堪萨斯的十月是金秋季节，沿“巫人棚屋湾”的榆树在寒冷的秋风中沙沙作响，火红的阳光变成了金黄色，然而那里还没有结霜，柿子树上垂挂着累累的金黄色柿子。会议选择了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优美的场所啊！。
没有太多地注意对友谊的修辞——无论是故意作出的姿态，还是出自内心的笃诚之情，加之翻译的大量篡改与歪曲，但以某种详情来看，似乎还是表明了一些对和平的极度渴望。阿伯特·巴尼兹上尉（他曾负责骑兵中队）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这天黄昏，一个我从未注意过的阿拉伯霍人，把一双鹿皮鞋送给我……”
色旦卡给政府官员们讲了话，时间很长。斯坦利被这位笨重且极其危险的基奥瓦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但由于听不懂语言，仅靠色旦卡讲话时的语音意义速记了一点
在这儿，斯坦利还遇见了这位首领的代理人（更严格地说，是基奥瓦人的代理人），杰西·利文沃思少校。他是修建这座著名城堡人的儿子。利文沃思少校此时腿跛了，胡子随着年龄的增加变成银白色，但还是一付精明的模样，且一心致力于红种人主义的事业。他的大衣口袋里常常装着鼓鼓的官方文件资料，而资料的一头总是有近一，英寸左右露在口袋外边，每张文件上都署有他法定名字——‘印第安人代理人利文沃斯’”。这位稀奇占怪的人物——不合格的空想主义的官僚，毕业于西点军校，但不属于军队官员。南北战争时期，他被解职。后来，基奥瓦人指责他受贿，也许，他没有过失，最后，以躲闪的方式离开了那个不稳定的台阶。官方文件如同一件纪念礼物——一出失败戏剧的节目单，贴附在大衣的口袋外边。
“巫人棚屋”堆放了三堆礼物，是华盛顿的“大爸爸”总统送给他的遭受苦难的红种人儿童们的：一堆分发给基奥瓦人和科曼契人，一堆分给阿拉伯霍人与阿帕奇人，另一堆分给夏安人。一筐筐玻璃弹球、小刀和难以计数的小玩艺，还有由圣巴神父买的3423支过多的小喇叭。也有南北战争时期的军装——燕尾服，裤于，靴子，战帽——印第安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把它们做了改制。例如，要是把一顶美利坚合众国的战帽帽顶剪掉的话，将会更合意，帽檐上可以插羽毛，并涂染上各种色条；把裤子屁股部分剪掉，穿起来会更舒服些；靴子的盛脚部分没有用，干脆割下来扔掉，但靴腰经改制后，倒可以塞进鹿皮鞋里。食品则远远超出这些印第安人所料想的，真是一场大丰收。协商会议结束之后，每个人的矮种马都装驮得满满的，但还是无法把所有食品驮回去，白种人也没有多余的袋子把它们带回东边，所以就丢下任其烂掉。
一罐罐黑色火药小筒、雷管、铅、纸制弹药夹、枪等则成为使这些受礼人最为高兴的礼品。同上述礼品相比，它们更有价值，所以，被最后分发。而那些鲁莽性急的年轻勇士们，简直按捺不住了。第一支手枪爆炸，然而，这位开枪勇士似乎更关注被炸毁的手枪，而不是他自己流血的手。不止一支手枪爆炸了，因此，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嘀嘀咕咕地抱怨起来，他们认为这些白人在欺骗他们。斯坦利记述道，议会将对美利坚合众国这些武器的制造者进行调查，然而，一些左轮手枪还是被发放。印第安人认识它们，并已多次使用它们，知道它们是灵巧有效力的杀伤武器。
武器的发放，把一些军官弄糊涂了，特别是治安委员们，他们感到纳闷，认为这样的礼物是不大合适的，可委员会中的军人成员们争辩说，这些武器是打猎的必需品。特理特军特别赞同这些武器的分发。
老色旦卡在带着自己的礼物回家之前，拜访了高职位的人们。他轻轻地抚摸着他胸前的布莰南勋章对科曼契人与基奥人说：“瞧我佩戴的这枚奖章吧，正是由于佩戴了它，我开始变穷了，在此之前，我拥有大量的马、大量的棚屋，我很富有。如今我成了这儿最贫穷的人了，他们给我脖子上戴上这枚勋章之日，即成为我变得最贫穷之时。”他继续说，他的人民感谢崇高的结束这种悲惨命运的圣灵。他说，应当为我们自己做些有益的事，给我们自己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现在我们得分手了，但请记住我色旦卡吧……”他们确实再未见过他。1871年6月8日，由于他部落的一部分人参与了基奥瓦与科曼契人一起的袭击事件，并残杀了几名卡车司机，他被骑兵铐上手铐，并看守起来。在送往监狱的途中，他做了十分坚定的决定。一名革部人骑马同政府的车辆队并行着，色旦卡要他转告一个口信：“把我的死亡情况告诉我的人民吧，说我死在西尔堡外的重要日子里，我的尸骨要躺在这条路旁，我希望我的人民把它们收捡起来，带回家。”在离开堡一两公里处的公路上，他喊叫道：“我决不越过前边那棵树！”他挣脱了手铐（据说，他在把手从手铐中拉出时，皮肉也撕下来了），拔出藏在毯子里的宰牛刀，刺伤一位卫兵，就在要夺下这个卫兵的卡宾抢时，他被另一名卫兵开枪击倒了。他挣扎了约一个小时，死了。这时，他至少已经70岁了，所以，不难设想数十年前，他是怎样一位强悍刚勇的人。
1928年，威廉·康向利给堪萨斯州历史协会写信说，政府募集了面粉、咖啡、白糖（科曼契人喜欢吃糖，一杯咖啡倒半杯糖）、“于果等，这些东西足够作为一支出征部队的军需品”，还为这些印第安人募集了一群牲畜。“‘但我们喂养了怎样的印第安人？这帮人一直屠杀移居者，揭妇女和儿童的头皮，残杀火车道上的工作人员，放火烧房屋、哨所，袭击各个站堡，整整一个夏天，把边疆地区弄得荒败不堪……”委员会明明知道所有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对边疆移民犯下了残杀暴行，但依旧把他们“当作‘善良的印第安人’，殷勤地款待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提及他们的背叛行为，幸运的是这些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高兴挂在脸上，而是在内心暗自捧腹大笑”。至于提供给他们的所有装备武器弹药，“早已被用于残杀沿边疆一带的移民、牧场工人，以及火车道工作人员。十分慷慨慈善的‘大爸爸’为他们的另一次战役提供了装备……”
汉考克将军未出席那次协商会，那时，他被迫退避到利文沃斯堡总部，把前哨警卫部队交由卡斯特负责。他笨重的远征究竟是一个成功还是一场失败，应据各人的看法而定了。治安委员圣已给内政部长奥维尔·布朗丁写信道：“汉考克将军的行动计划对公存财物带来了十分惨重的损失，同时，对我来说，也似乎是十分残忍的……”布莱克·惠斯克尔斯继续说，一个巨大的民族发动战争反对少数游牧部落，简直是一场令人作呕的奇景，“空前未有的不公正，最令人震惊的国罪，迟早我们会遭受惩罚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遭受上天的报应的”。印第安人事务负责人托马斯·墨菲在华盛顿对新委员纳撒尼尔·泰勒告诫道：“抱歉地说吧，汉考尼将军的远征，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适得其反，造就了更多的魔鬼。”
分得土地定居的移民们受够了印第安人的狂暴行为，他们对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同情之心。《Topeka每周社论》也没有含糊其词：“一帮贪吃内脏的臭鼬，他们可怜而粗卑，多虱而肮脏，是裹着毯子的行窃之人；他们撒谎且又偷偷摸摸；他们行凶杀人；他们粗野而又冷酷无情，好似上帝答应让他们这样影响这个地球。他们最终将直接被所有的人们铲除，除非他们的代理人和商人们为他们祈祷……”
谢尔曼不希望把他们斩尽杀绝，但也认为，如不采取一两种方式把这些印第安人除掉，是不会有什么和平的。他告知陆军大臣斯坦顿，在阿肯色与普拉特河之间，哪怕仅有50名印第安人，也得对兵站仓库、对每一节货车、每一个留下踪迹的人提供警卫。他建议对这一地区进行清理，所不同的办法是或者让印第安人的委员们把他们哄弄走，或者把他们杀掉！
卡斯特却实实在在地带领他的骑兵在堪萨西部四处小跑着。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神出鬼没，很难找到，同他们的交往不像在南北战争中同南方邦联支持者们那样，能勇敢地同你面对刺刀见红，他们以他们惯用的方式进行骚扰：如同阿米巴原虫一样，他们每一帮人都会分裂、分裂、再分裂、再分裂、再再分裂，几乎留不下什么识别特征。结果是，卡斯特穿蓝制服的骑兵，不可能抓到任何一个能给以惩罚的人。他们甚至没有在那些偏远的山岭间，看见有如一群鸢般的夏安人的白色棚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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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0月10日到1867年10月1日，第七骑兵团的500多名成员做出“辞退”的选择，这是说，他们自动脱逃。
1867年夏天，布仑尼兹上尉见证般地从海斯堡给他妻子写信，说卡斯特为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安娜·德罗尔的朋友支了几个舒服的帐篷（安娜是密执安货商的女儿，她喜欢冒险），“修建了凉亭、绿色蔽障、许多凯旅门，以及其它一些我不知道的设施。他有一间很大的正方形野战医院帐篷，同莱利堡私人祈祷室那样大，可以使这些女子们非常舒适……”布仑尼兹的结束语被哨所传来的一阵枪声打断，14名骑兵开了小差。“所以，他们走了！要是卡斯特将军继续留在指挥位的话，我敢保证，为补充兵团人员，须得进行一次征兵运动”。
卡斯待并没有完全怪罪这些不满的士兵。如当时那样，政府发放的食品成了嘲弄的话题，也成为士兵持续不满的根源。利文沃斯堡的官僚腐败，导致了把蛆蛀了的硬饼干也发来，一些发运到海斯堡的面包甚至是六年前烤制的。至少有一次，明明装运的是石头，发票上开的却是食品。有一次，伊丽莎白陪同丈夫验收食品时发现，那帮家伙聪明的把一块石板夹在装运的成肉中间。局势可能变得更糟，第七兵团的一个成员记述说，他在1890年战场上的配给品竟然是二十七年前生产的陈腐食品，包装日期依旧贴在包装箱上。“硬饼干全长了绿霉，但我们仅仅把它们擦掉……”通常，士兵试着吃时，只得把这些古式硬饼干先泡软，或用油煎后里上红糖。
午餐是辛辛那提鸡（也称之为咸肉），还有咸猪肉（可能蘸醋生吃）和蛋糕，而这最后一道食品则被烤的仅保证不把牙齿崩掉。至于给骑兵提供的咖啡，仅为绿色咖啡豆，而怎样把它们磨制成饮用的咖啡，则无人考虑。通常，十兵们用自己的餐具把它们烤糊，放在岩石或左轮手枪枪托上碾碎，再把碾碎的粉沫倒入盛污浊的河水的罐头盒里。用左轮手枪枪托比用石头更容易把咖啡豆碾碎，但很多军官又把这种做法视为犯罪行为。
卡斯特记述道：“糟糕的给养，自然富有成效地导置了糟糕的健康状况。消沉懒散的生活，导致了焦虑与不满，也出现了坏血病，邻近的兵站还遭到霍乱袭击。逃跑，便成了躲避这些恶魔的最理想的方式。”
他拒绝接受不可吃的食品，并于脆建议军粮库把它们重新包装，退回利到沃斯堡。他组织打猎队，提供新鲜肉食。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提及到坏血病，但记者戴维斯为《哈珀》撰文，说第七兵团的“所有军官，由于遭受坏血病折折磨，掏空钱包从随军小贩或其他人那里购买抗坏血病的食品”。然而，骑兵们还是坚韧不拔地朝太阳落去的西部急驰。按照1867年陆军副官长给第四届议会的汇报，卡斯特第七骑兵军团的开小差的士兵已达百分之五十二。
他的兵团不是唯一兵员逐渐减少的兵团。那一年，美国军队中有14068人退伍，而1868年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退伍人员达到70893名。接下来两年，退伍人员再度大增。1867年到1891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兵认定，他们原犯了遭透了的错误。
春天便成为改变职业的理想季节，不但冰化雪消，旅行方便，而且由于横穿大陆的铁路又开始启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所以，逃兵们被公认为雪鸟，因为许多人报名参军都只是为了度过冬天而已。当然，他们总是会被抓获，不但被军方人员抓获，也常常被想要得到30元赏金的市民们逮住。
黑人中开小差的比率很低，对此，历史学家们感到费解，例如，在1867年，部队中有25％的人消隐失踪，而在这些消失的魔术师中，仅有570名黑人。无人知道其原因，除肤色外，人们都忍受着同样劣等食品的折磨，享受着同等的军衔。据认为，他们不大容易从边疆的社会团体中逃脱，因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士兵的军服常常又表明了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但唯一肯定的事情，是只有极少数“野牛士兵”在点名时，听不见答到。
对逃兵们的惩罚，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异，这要由这一天在职军官和他们的心绪而定。一位在道奇堡附近被市民为获赏金而捕捉到的士兵，宁愿自杀，也不愿听任军官处罚。
原先，在南北战争中，一位逃兵所期待的惩罚是被鞭打，并不光彩地退役。但到1861年，鞭打被减免为人道的惩罚，即在身上纹刺。然而，在兵站在职军官的处理权限内，可以对逃兵像牛那样，打上一个印迹。约翰·雷安中士回忆了这些事件。1909年，他为他的家乡牛顿的马萨诸塞城的《城市叫卖人》撰写道：
几名逃兵侧身躺着，把他们的屁股露出，用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大烙铁，给它们烙上一个“D”①字，打完烙印之后，他们立即由警卫人员集合起来，在驻防地示众。士兵们的宅区在驻房地的两侧，军官的宅区在第三区，军需主任与军队库房则在驻地的另一区。示众包括：在这些逃跑犯的前面有一支双手背后的分遣队，兵站军乐队演奏着《劣种进行曲》！犯人后面是一队手持刺刀的分队，两三个黑人紧跟在他们后面，踢他们。他们从禁闭室出发，沿住区的一侧行进，并朝军官住区前边走去。此时，坐在外廊的管区值班指挥官英吉利少校站起来，挥手命令他们停住，他询问，是那位负责人让这样对待这些犯人的。回答说是在执行兵哨指挥官乔尔H·埃利奥特的命令。英吉利少校命令队伍中踢人的人停下来，游行队伍继续往前走着……埃利奥特少校后来由于这次惩罚事件被逮捕，但在后来的远征中，他又复职了。由于他在这次远征中被打死，所以，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惩罚逃兵的事了，之后惩罚逃兵的事由美国科罗拉多第38步兵团B连的加纳中尉负责，并执行打烙印的工作。
①“D”，英文逃跑的第一焦虑字母。
有时，当一名指挥官心血来潮，非得要进行一场处置不可时，为了使新兵断掉逃亡的念头，依旧要进行一些非经官方允许的鞭打。偶尔，也用一些鞭打教训市民。
在塞奇威克堡，一位名叫亨利德里克的先生，在两位士兵的恳求下，愚蠢地买了一酒瓶，从而被抓住送交禁闭室。第二天，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按照当局人身保护法令，把他痛打了一百鞭。在职的中尉虽然愿意欣赏对这名无赖的惩罚，但却采取了绝对精明的为自己开脱做法，他没有下命令，而是让一位中士来处理。这位中士完全领会了在职中尉的意图，他命令亨德里克把衣服脱光，几乎只穿一双鞋，然后，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士兵们如同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似的怒目横视地站在两边，等待下手的命令。他们轮起胳膊“……高高扬起鞭绳，站在右边那个人的嘘嘘的鞭子全落在亨利德里克赤裸的屁股上，他如同中了弹似的痉挛地弹跳着”。血很快从他的身上渗出来，流滴在大腿上，而且，随着每一鞭的起落，血水飞溅在周围人们的身上。打到50来鞭时，这位牺牲者的身体已呈青色，“皮肉被抽的一条条一片片地飞扬起来。”
除了火红的烙印，鞭子抽打，还有另一种替代性惩罚——监禁。而这种监禁常常则是被晃晃悠悠地悬挂在一个无月光的壁龛中，进行思悟。烧红的熟铁块与镣铐，被19世纪的士兵们称为山姆大叔的挂表与表链。不管在何处，熟铁块一般重10～25磅，而镣铐通常约为六英尺长，用一个铁箍扣在脚踝节处。在寂静的草原，当把它箍在犯人脚踝上时，他们惨痛的尖叫声，传到两英里远。偶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铁匠，会用一个软铅铆钉来代替铁铆灯，使得犯人在晚上能把它取下，在天亮检查时，再装上。当然，任何这样做的铁匠，都在冒自己的自由会被剥夺的危险。
要是在职军官心血来潮的话，他可能会把一个人的大拇指悬吊起来，如同卡通运画片那样，只准他脚拇指尖触在土牢的地上。
有人也会遭受平地钉在十字架上那样肉体折磨。即把被罚者如同一只摊开翅膀的老鹰那样，钉在地面上。斯坦利陈述说，13团一名步兵被钉在地面上，身上云集着三群牛蚊，两小时后，这名士兵歇斯底里的尖叫着，哭喊着，乞告把他放开。
那时，还有堵嘴捆绑手脚的惩罚，用各种方式捆绑堵嘴。听起来好似一种仁慈的绝技，但受罚者更容易致命。犯罪者如同一头小猪那样被捆绑起来，嘴里塞一根棍子或一些破布。二等兵戴维德·斯波兹曾在堪萨斯志愿兵团服役。一次，碰巧看到一个人独坐在连队操场上，当走近询问时，才发现是J·A·斯里贝克。他嘴被堵塞，全身捆绑在一起。“我上前同他说话，但他已失去知觉，眼睛大瞪，死呆呆地凝视着。我立刻跑到范奇上尉那里……立刻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出来，给他松了绑，才使他缓过气来，但已使他元气大伤”。斯巳贝克只不过是把他的刀于借给了一个偷割一块火腿的士兵，偷火腿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惩罚，没有记述。
雷安与一个名叫劳顿的士兵撕打，劳顿试图用一根棍子击碎他的脑袋，雷安用马刀把他打倒在地。麦克·因图什中尉闻声赶来，把劳顿和雷安的嘴堵住捆起来，并把他们的胳膊与脚捆在一起。他们仅能坐着，只要动一下，就会翻滚。每个人嘴里还塞了一根棍子，他们就这样困倦地睡着了。之后，麦克·因图什像是对这天的惩罚产生了怜悯，才把他们的捆绑松开，扔进禁闭室，等待军事法庭判决。
尽管没有根据怀疑卡斯特是军队中最糟糕的厉行严格纪律的人，但他也没有十分宽大的怜悯心，听起来还出奇地严酷。虽然，他在理解新兵们疾苦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他们受挫折的感情，对一些严重的过错倒还能给以宽容，但对粗鄙的行为却绝不留情。他制定了一些保持他兵团风容的措施，从而使他赢得了仇恨的遗赠物。他在海斯堡修建了一间非凡的禁闭室，即由他命令，在宿营地后面的一个小土匠上挖了一个圆坑，坑深二三十英尺，直径约20英尺，顶上横铺了一些圆木，上面用干草泥土覆盖。仅在中间留了一个方形开口，并架设了一个梯子。白天，犯人们被监禁在帐篷禁闭室，夜晚，他们就得从这个口钻进去，里面常常十分拥挤，无人能够躺下睡觉。
麦克·菲尔逊堡的征罚有时包括把一个人的腿绑在一起，扔进普兰特河。当他用手撕抓着爬上岸后，他又如同一只不得人心的鱼那样，被扔进河中。他就这样挣扎着爬出来，又被扔进去，直至他快要被淹死为止。
在达科他地区，营房中的威士忌酒使他十分恼怒，他命令这些堕落者们扛酒桶，也就是要他们穿一个空醋桶，即从肩头把桶挂住，只把头脚露在外边。这听起来似乎滑稽好笑，但卡斯特的一位牺牲者得穿10天桶。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无人会要一个酒鬼军团。可是，也不难理解这些身处荒无人烟兵站的人们把酒带进兵营的原因。除了间歇的恐怖事件外，在威严的西部平原上，生活不是十分冗长乏味，就是寂寞难熬。你可以用班卓琴弹奏出凄凉的《拉普拉玛》，《苏珊·杰母斯》和《可怜的安尼·罗尼》，或者用和声演唱《珍妮的棕色头发》，直至眼角沾着湿漉漉的泪水，嗓喉变得枯竭。然而，又何止这些！礼拜天应当是一个受欢迎面又能暂时使痛苦的心情得以缓解的日子，纵然依旧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可是，接着又会是一个乏味的周一、周二、周三的循环；又将是那笨拙的上尉和一辆装满垃圾的动力货车。
禁酒令很难执行，耶蒂斯堡的随军医生记述到，禁酒的结果，使这些人开始饮用一些自制的混合饮料，那是用香草、樟属树皮、胡椒薄荷、生姜、柠檬等汁液以及辣浆油、红辣椒油、香水、科隆香水与各种酒精制作的快速混合饮料。罗宾逊堡医生妻子范妮·麦克里库迪夫人，在1876年12月底的日记中记述道：“全军团都酗酒。”
在怀俄明坎普·布朗工作的一位电报发报员，给他的一位有影响的朋友写信道：
……我要体面地脱离这个军队，但是，如果我不能光荣退役的话，只好从这帮该死的人马中“逃离”。我再也难以容忍他们了，除非你甘为一个卑怯的奴才。无人能忍受当今美国军队中一个士兵的境遇。大多数军官都是些“赖帐人”，士兵们则是逃犯——上帝的最劣等创造物。我实在不愿和他们一起做任何事，我既难以眼瞅那些顽固执拗一意孤行的愚蠢军官们，也不愿看那些自认为他自己同他们一样好的人，他们一直使他恼怒无比……
艰辛的边疆的生活难以用语言描述！这一时期，部队中新兵自杀率几乎达8％，是英国士兵自杀率的三倍。残忍的惩罚，加之无法忍受的孤独与寂寞，冗长而千篇一律的无聊生活，醉酒，跳蚤，蛆虫蛀蚀的面包，塔羊图拉的毒蜘蛛，蚊子，暴风雪，荒漠，患精神病的军士们，莫名其妙的中尉、上尉、少校、上校，狂呼乱叫想要吞噬你的野蛮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你恼怒不堪，有的是逼死你的法子！
沿密苏里河上游，蚊子密集如云，士兵们在周围行走时，打扮的像个吹胀的汽球，在头盔上拴上铁丝，把网状织物垂挂下来。每日黄昏，嗡嗡云集在“大泥沼”上空的蚊子。简直好像埃及遮天蔽日的蝗虫。尽管温度计可能指出90度F，但睡觉时还是有必要里毯子，戴手套，蒙脑袋：“脱掉手套把领子扣紧，或掩掩蚊帐的功夫，你的手便立刻会肿胀得像个不成样子的面包了。”
为取代这可恶的生活，你大概也就只有偷偷地离开，到铁路线上去工作。要是一个人无足够的勇气当逃兵，那他至少要做的事是准备进行一场战斗。驻扎在一个小镇附近的骑兵们，得准备戴上用马蹄铁钉子制做的指关节铁套，来度过他们偶尔几个小时的自由：“饮吞珍珠呢！”还是没有城镇的好，这也便少了那些刺激的事，少了一些不安宁。堡里的人们还常挑逗红黑蚁之间开战。他们在每个蚁穴处钻个小洞，然后，把梨或其它装甜食的罐头盒扣在洞口上。很快，这些罐头里便装满了蚂蚁，然后，把它们倒入一个洗脸盆里。伯克上尉说，盆里立刻开始了一场狂怒的战斗。他们用一个公正的科学家的身份观察到，红蚁要勇敢的多，往往一个红蚁能制服两三个黑蚁，“要是战斗持续足够长的话，双方女王便登场，好似在监督这场持久战。我们至少这样认为……”
缺少女人，给这种凄惨景况雪上加霜。堡附近的任何未婚女子都会染上性病。林肯堡对面的密苏里河东岸，盖起了大量的养猪场。伊丽莎白与其余已婚女子们以强烈的情感关注了这些饲养场的建立。在1875年那场春洪中，她们可能凄楚地苦笑着，用望远观望着肆虐的河水，吞没了她们的“圣母大国”与“露珠旅店”。
跳舞是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可是，除了跟另一名士兵跳舞外，很少有其他舞伴。他们就这样跳着，尽管那一张张抹着烟灰、胡子拉碴的脸，身上散发着臭汗味，但在袖口上用别针别上一块手绢，便成了轮换装扮的漂亮女伴了。
他们不时同兵团的洗衣女工们跳舞，听起来可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这些最诚实的洗衣女工中，还是有一些迷人的家伙，她们不管束自己而被卷入这种交易中。例如，卡泥堡的一位洗衣女工科伦德·苏珊，被指控用政府的面粉烤制售卖馅饼，也售卖“烈性酒”，然而，这是可以被理解的。特斯克H·布列斯将军（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小说中的人名）说，在那些日子里，兵站军医除了“监禁洗衣女工，治疗淋病外”，就没有什么大事可做。
这些洗衣女工以不同的状况、不同肤色、不同癖性出现。德克萨斯的康桥堡有三名洗衣女工由于“完全无用、酗酒与淫荡”而被解雇。在内华达的坎·麦克·德尔密特，一位称做卡范奥夫人的女人，用一把屠刀吓唬下位中尉，因为他把她丈夫的拇指吊起来。在忧郁的西南部的一个堡，一名拉丁洗衣女工对一名士兵威吓说，他如果再敢散布有关她的谎话的话，她会把他的舌头全割掉，她已经在他醉酒熟睡中，割掉了他的舌尖。
那时，还有个纳什夫人，她在肯塔基时，就同第七骑兵团在一起，以后，又随兵团来到林肯堡北边。她总是蒙着一块面纱，要么就在下巴下边别着一块披巾，据说，她的长相十分奇特。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说她是一个勤勉的洗衣女工，慈祥的保姆，有经验的接生员。在谁期待一个女人时，她总是能成为这个期待者的蹩足人”。她的倒数第二个丈夫是一名军需主任的秘书，名叫克利福顿。结婚前，大家都称他快活的伙伴，然而，结婚之后，就再听不见他的笑声了。就在他服役期满的前几天，他逃跑了。
她的最后一位丈夫是一个列兵，名叫努纳，他们显然一同幸福地住在林肯堡操场东边的色兹街区，但当他离开她去执行远征侦察任务时，她得病死了。就在她要去一个极乐世界之际，她央求她的朋友们草草地把她埋了算了，不要给她擦洗身子，换洗衣服。她们没能听她的5因为有听说过那样的事。嗨，你瞧！当两位女子着手进行这使人悲哀的工作时，她们发觉这位如此频繁结婚的洗衣女工、女裁缝、保姆。美味可口的馅饼烤制手、大家喜爱的接生婆，竟然不是一个女性。那时，伯克曼正同其他几个骑兵在草地里采野花，打算让伊丽莎白扎制一个花圈。一名洗衣女工突然从努纳的住处跑来，告知了这一非凡的消息。伯克曼说：“我们都惊呆了。”
列兵努纳回来没说什么，但他的脸色苍白地抽搐着。他一声不吭地同小伙子们玩扑克，不停地独自一人散步，身体也渐渐瘦下来。一天当他走进铁匠铺，一位骑兵说：“说吧，纳什太太永远不会同你生孩子，对吧？”
《军队与海军报》常常摘编其它杂志的文章，它辑编了卑斯麦《论坛》的一则报道：
第七骑兵团的努纳下士的“妻子”于数周前去世，他本人在驻地南部的一个马厩里自杀。据报告，几天前，他逃跑了，但河岸这边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他。看来，当时，此人显然设法尽一切可能躲们好几天。自从该兵团追击苏人返回之后，他的同志们冷酷的疏远了他。子是，由于他的妻子性别问题的张扬所带给他的羞辱，使他羞于再做人，便孤独地偷偷走开，摈弃了人生。可终结自己生命的做法除了玷辱名声外，有什么用？他是用手枪自杀的，击中自己的心脏。这一事件，同努纳夫人之死的消息一样，又在兵站掀起一阵强烈的骚动。然而，当第七团的成员们听到努纳用自己的的手结束了由于他的存在而带给这个兵团的臭名后，全团人员总算长吁了一口气。
多舌的《论坛》继续评述说，列兵努纳不顾及妻子性别的明显事实，在其隐私暴露之前，一直将错就错。《论坛》也传播着这样的珍闻：“这则违反自然婚姻没什么理由好解释，除了这位墨西哥女人的身价值1000元，买住了她丈夫的嘴。”
所以，在沉闷单调富有戏剧性的边疆生活中，也可能穿插着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
8月的一个夜晚，一只大灰狼大模大样地走进莱德堡，它放慢脚步，刚刚把一个哨兵咬了一口，又跑入堡里的医院，把一个病人也咬了一口，还把另一个病人拖到床下。然后，从邻近一家过庭跑过去，猛扑了一只狗，接着，跳到威库普上尉的门廊里，尝了一口前来走访的中尉约翰·汤普森。被疯狼咬了，是非常致命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情况。道奇说，那些被疯狼的牙齿伤了的印第安人，便把自己的财物送给他人，等死。然而，以某种理由来说，可恶的疯狼咬伤并没有危及汤普森中尉的性命，他被治愈。当时在场的本廷认为，汤普森所以得以活命，是疯狼隔着衣服咬的，病毒可能被衣服吸收了。可是，本廷又说：“正如我们说过的，它把汤普森的‘一泡尿给吓没了’……”
疯狼是不常见的，古怪的是在莱得堡八月也出现了疯狼。
接着，又出现了个子韦尼斯——“一位身着华丽衣服的人”，说是来林肯堡购买土地的，这本身就是件稀奇古怪的事，而在讨论这一议题时，他的表现更加奇特，所以便对他进行监视。来到堡的第二天，他宣布要去黄石公园。去黄石公园，就是一只渡鸦，也得飞600公里！可他朝西部步行出发了。卡斯特听到汇报后，命令把他带回来。武装队抄近路，把韦尼斯先生截住，并认为有必要查实他提包裹装的东西。他带了1200元现钞，虽然钱包中身份卡上的姓名地址是维也纳26号，约瑟夫·克鲁克，但证件上又说他叫埃米尔·克拉克。最后落实，他曾经同纽约百老汇的一名借贷与土地代管人亨利·里曼通过信。“按他身份的地址向纽约发了一封有关他的状况的电报，但没有收到答复……”
克鲁克先生大概在进入德科它区之前，精神错乱了，要么，就是被西部广阔的眼界弄糊涂了。即便是一个通常头脑镇定冷静的人，也会感觉出这西部大平原的威势来。例如，约翰·伯克上尉，是一位顽强的战士，是脚踏实地在这个草原上生活的人，但有一次，发现他自己屯住在北普兰特河南岸，也就是在与拉普雷李或洛什湾交界处，是在北纬42度49'8"，西经105度27'3"的地方。
换言之，他住在菲特里曼堡。虽然，这不可能是天堂。伯克环望周围，静静的听着：
晚炮迅疾的隆隆声催落着西沉的太阳。金黄色的晚霞慢慢地变幻着色彩：青铜，洋红，暗红，接着又变成了淡黄色，最后在不知不觉中融入黑蒙蒙的夜空，茫茫的苍穹中立刻出现无数珍珠般的明星。
大气的清新纯洁，给畅通无阻的道路带来一条条光柱，回荡着那怕是极细微的一点响动。然而，双脚踩在冻结的雪地上发出嘎喳嘎喳声，或惧怕黑暗的狗的狂吠声，打破了这夜晚的沉寂。
这是怀俄明州的一个夜晚，冬天早已来临。
显然，这个边远地区，能够应答伯克的情怀。可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八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盖尔人语。在着笔描述有关的军事生活时，他认为自己远远不止是从事兵戎生涯。在他随同骡驮子队沿利桑那进行艰苦的跋涉之时，心绪又飞抵格拉纳达，“在那儿，卡斯提尔王国女王伊斯伯拉曾安排了新建的‘圣城’中她的皇宫的迁移，还带去了15000头骡子……”对那些士兵们厌烦的骡子的吼叫声，伯克思虑道：“在我看来，这些烦躁是不经一驳的，骡子的叫声固然有一点儿单调，可它们惯于用这样的高音。这音强对要习惯于它的听觉来说，是有些不顺耳，但音强毕竟是个感受问题，这些骡子的感受兴许比我们自己的感受更好的多，即便骡子叫声特别单调，但这儿是自由的土地，这些骡子是可以随它们高兴自由吼叫的。”
1876年初；部队从环境恶劣的蒙大拿地区穿过。天气寒冷至极，水银温度计也失去了效力。他拉出笔记本草记着，直到墨水瓶被冻裂。但他继续用铅笔疾书，难以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的现场草记，占去了他的书柜八英尺长的空间。
大多数士兵却没有伯克这样活跃的思维。他们没有用敏锐、激烈的感情去看、去听。再说，驻守在荒远的边疆，他们发现自己饱受挫折，也便心灰意冷，西部没有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假扮的西班牙舞伴，易装癖的洗衣女工，犯狂犬病的狼，蚁群大战，发疯的异乡人，美丽的日落——远远不止这些。这西部边疆地区不止是一般的单调、孤寂，那里还充满着巨大的阴郁与沉闷；那里不止是一般的单调无聊，那里也到处充满了杀机，一个人可能在还没有觉察之前，便会被杀掉；那里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爆发的洪水、离奇古怪的各种蛇虫和一些连造物主上帝自己也难以知道的什么东西；那里还有印第安人的如同龙卷风般的迅猛的袭击。
在俄勒冈崎岖的小道上，一名法国设陷阱捕兽者，向伯克曼诉说了他对这个地方的怨愤，并为他自己所选择的维生的方式懊恨。在这里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他的两个伙伴新近刚刚被阿拉伯霍人杀害，一个被从后背刺死，另一个被用他自己的来复枪杀死。自然。要是一个人在山里设陷阱捕捉河狸，或想在这个世界阴冷的边沿地区探索的话，这应当是料想到的待遇。
卡特林的朋友，贝皮蒂斯特也阐述了类似的事情：“我在圣·露易斯迪福康普服役三年，为获得赏金而捕兽，我赚了好多钱，但被抢劫、抢劫，我做了七年自由的捕兽者，可我被抢夺了五次。抢走了我的马，我的枪，抢走我的饮料，脱去我的衣服，我光脚走回家。”
对于这些坚韧不拔的人们，对于士兵们，对于定居的移民来说，他们可能仅能来得及瞥一眼他们意识到的突然飞来的横祸。例如，对这些人来说，一名阿拉伯霍人（最多只不过是个红肤色的人）也会如同一只灰熊那样粗野而危险。然而，对于用层层屏障保护的东部市民来说，这些好似不真实的；查尔斯·金上尉记述道，对土著居民最富有同情心的是新英格兰人，他开门见山地说，离这些土著人越远的城市居民，就越喜欢这些土著人，每个州依次把他们朝西部推挤着。“当人们住在离这些土著人相隔两三个州的安全地带时，他们便准备做公正慈善的宣讲，对那些他们认为在做错事的人进行指责”。
道奇少校说，由于受詹姆斯·库珀的小说感染，东部的人们立即相信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那些杰出的未开化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邪恶的。然而，对于西部人来说，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这个地平线上做着扫描，他们不得不以极度的怀疑，观瞧他们的未开化的邻居了。那时，东部人可以参照如同库珀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画图，他们可以认为印第安人就是斗士与美丽的少女，是如同神话中的骑士与年轻的女子。“我担心他们将会用憎恶与仇恨，摈弃这些画面中的形象”。
记者菲纳蒂的态度更明郎简洁：“我恨这个种族……”
1867年7月1日，巴尼兹上尉给妻子写信说，如果给俄亥俄州以东的人们说，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会认为是逗人发笑的事情。可是，当他们偶然发现一些可怜的伙伴们，他们身上穿满了箭支时，这也就不是什么有趣的可笑的事情了。
巴尼兹没有明确的所指，也许是指一位到伊顿冒险的大学毕业生——弗雷德·怀莱曼斯，他参加了美国军队，并被杀害了，大概是在7月26日早晨的一场小冲突中，被著名的斗士“罗马鼻子”杀的。其时，一帮阿拉伯霍人、苏人和夏安人盗马贼袭击了华莱士堡，这些印第安人显然使用了一个策谋好的调迁计划，他们策马朝前飞跑，可突然来了个急回头，“简直如同飞飘而来，嘴里发出‘嗨！嗨！嗨！’奇怪的呼喊声，辅之以战争的呐喊声。他们矮种马用色彩艳丽的羽毛和带发的头皮装饰着，它们的小脑袋在空中骄傲地摇晃着，并粗野、狂暴地左右看着……”
当这些骑乘者从视野中消失之后，另一位英国人威廉·贝尔博士立即把怀莱曼斯的尸体拍摄下来。
贝尔博士是大英帝国人种学会的一名成员，这年春天才来到美国，他急于要看到狂暴的印第安人，所以，随同一个铁路勘察队穿过了堪萨斯西部。这些勘察队员由第七骑兵团的G连护送，由巴尼兹指挥。于是贝尔有机会照下了他所要研究的这个人的第一手作品。瞅着军士怀莱曼斯被肢解成这等模样，贝尔博士好似要昏晕过去，他要把它拍摄下来。巴兹尼说，要向华盛顿的和平鼓吹者们揭露这些野蛮人的本质。
这张相片使人联想起一张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油画，或钉死在士字架上的耶稣，或从Herculaneum废墟挖出来的尸体。怀莱曼斯军士仰面躺着，全身赤裸，僵硬的如同雪花石膏雕像般身子上穿入的五支箭，如同一支支端扎的标枪。一具人体？仅仅是人体各部的象征罢了。如同屠宰场一头剖开胸膛的牛那样，这些印第安人用刀把他从胸部一直剖到腹股沟。他的喉部被撕割的仅有一点还同身子连着，其他肢体被肢解的不堪入目，牙齿一直咧到黑色的络鳃胡子处。
贝尔博士记述道：“我要一丝不差地把这恐怖的惨状记述下来，它不单单是为了报道一则轰动的新闻，也是为了揭示一场残忍的肉搏战——感谢上帝，消除这种战争吧！如同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野蛮的尸解具有的最大意义除了是残忍的兽性行为外，也只能使人恐惧。”后来，还在这名军士近旁的地上，看到他的一小块头皮，尽管大部分已不见了。他的头部被一粒子弹击穿，左眼上部被石斧砍伤，脑浆溢露在外边，鼻子被撕掉。博士还指出，他的一只胳膊被砍得露出骨头来，两条大腿从股部到膝部被切开。
贝尔博士接着用一些相关的标志概括了这些肢解的意义：他画了一只横过一只胳膊的手指，表明夏安人；抓握鼻子，代表阿拉伯人；而切断喉头，则表示苏人。
如果我们现在面对怀莱曼斯的尸体的话，就不难判别出他的尸体肢解部位的意义了。右胳膊被切割到骨头处，或“砍胳膊”，涉及了夏安人，撕鼻子，意味着“噢觉”部落，或阿拉伯霍人；而把喉头撕至腮部，证明苏人在场。因此，在这些斗士中，有夏安人、阿拉伯霍人与苏人。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那意味着撕小牛腿的深深地平行切开大腿的意义。各部族箭支结构与颜色也各不相同，显然，从大量不同装备中可以看出，各部落的斗士们有意在这位军士的尸体上留下本部落的特征与标记。
当今的人种学者们可能会对贝尔的这些过分装饰和分析结论提出争辩。可也知道他所提供的这些结论的实质性。已经认定，夏安自称他们砍剁一只胳膊或一只指头，这一习性的源起有待于查证。也许，出自夏安妇女用切割自己来表达她们哀痛的习性，或者涉及到他们常常把敌人的尸体四肢砍掉的习惯。库鲁克在玫瑰花苞湾战斗其间，发现他们把士兵的尸体从胳肘处砍下，然后，挥舞着这些战利品，策马跑走。另一种解释说，夏安人使用的箭头，上面带有有环扣的火鸡毛，这个环扣，得用右手食指从左边拉开。
贝尔博士对苏人切割喉头习俗的分析也许是正确的，按照早期法国商人的土语行话，它意味着“割草机”，可能由于他们砍敌人的头——尽管在小比格奥战役中，仅有桑堤河苏人沿用这种习惯。
大部分部落，也可以由简单的手势来区分。手摸左胸，表明北阿拉拍霍人，因为他们被称为心肠慈软的人；手擦鼻子右侧，表明南阿拉伯霍人，尽管无人确信其理由。一只手指头，若是如同一根棍或一根骨头，平放在鼻子下，表明尼兹·帕李斯人。食指向前快速弯曲移动，表示“蛇”人。双手在肩冰平拍，表明“乌鸦”人。基奥瓦人的手势更复杂：一只手握成环状，在右脸侧画圈似地来回移动，表明该部落人只理右边的头发。
大多数印第安人认为，基奥瓦人在发明一些谈话的手势。据知，他们的手势最熟练，而离基奥瓦人越远的部落，他们的手势就越不熟练。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娴熟地使用复杂的手势，可能由于他们地处各部落的聚汇地，它的南部是科曼奇人，利潘人，托克瓦人，北边是大草原部落。基奥瓦人被视为战争与贸易的中间人，出于必要，他们扩大了这种哑语，但不是专门创造的。不管什么时候，无别的取代办法时，就用手势言语。到了白人入侵之时，手势话言就变得更加微妙了，成为一种快速替代的语言。道奇上校用“咖啡”一词为例，说一个简单的一口即可说出的词，得用五种手势才能表达出来。他也提及了一位阿拉伯霍人，由于手势表达能力差，在同一名夏安人做生意时，就需要一位翻译。
当然，一些手势也很容易被弄明白。例如，把一只手指头迅速从嘴边分开，表明对某件极无价值的不值得曲解的事情的谴责。贝尔博士记述道，此种哑剧语言，雄辩地表达了人们的感情的破裂。
怀莱曼斯的胸部有一些奇特的纹刺：一只似牛的双角兽，一只狮子，和一枚两边有国旗掩衬的盾形纹章。后来，据说，在一个夏安人的村子里找到一块呈卵形的上边有纹身的皮。他们可能把任何一块感兴趣的皮都收存起来，即便是长腋毛的胶窝皮。道奇见过一张人的从脸部到大腿叉整半张皮：“它的上面覆盖着浓密的毛发。皮被精细地加工，并由其特殊的价值被视一个大符咒。通常，头皮被单独保存，无疑，它表明一个被击败的敌人的头。
落基山脉西部的人们从来没有把揭头皮一事看做一件喜好的事。然而，西部的人们不时失去他们的头皮。所以，揭头皮可能是抄袭了东部传统，要么，是印第安人模仿他们白皮肤的同民族人们的行为，如同许多人所见证的那样，白人曾经是头皮的热心收藏家。确实，地方政府常常用提供赏金，来鼓励、刺激这种喜好。在亚利桑那，阿拉伯霍人的头皮值250元。难以讲说的事实是为获得一个人头上的一束乌黑闪亮的头发，那些为获赏金从事追捕的美国人，可能毫不费事地越过墨西哥肃索诺拉疆界，用墨西哥歹徒人的头发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所有揭头皮的习性究竟怎样开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它的最早的先例先于史册记录。人类学家研究了人类的一个祖先——埃塞俄比亚波豆人的颅骨。他们清理出一些镶头皮的石头，推断是用石头工具从头上撕揭下来的，是从死人的头上揭下来的，是决意做出的举动，没有什么特殊目的。
有关头皮的记载，首次出现在希罗多德的著作里，写于公元前15世纪。他说，帕蒂亚人①从被他们杀死的敌人身上取头发，用以加固他们的武器与衣物：“显然，他们使用非常尖锐锋利的短剑，从眼睛部位开个孔……”
①帕蒂亚人，守息人，亚洲西部，里海东南方的古国。
两三代人之后，色谱芬已记述了他的一些人在途经地中海时被杀死之后，他们头皮被割取。
拜占廷的历史学者普罗科匹厄斯说，考特·贝利萨留将军一直对某些外国援兵们的行为表示关注。这些狂暴的部落人在对一位俘虏拷打之后，“把牺牲者从耳下部开长缝、取头皮。即把脑壳上半部的皮取下，用油处理，然后，在里边填塞充塞物，制成最恐怖的战利品……”
13世纪，成吉思汗虽然没有剥取头皮，但他发现从牺牲者脑袋上获取的头发制作成弹皮弓与耐磨用具特别耐用，并发现与用人发编织的辫子要比绳子或皮子更能耐雨耐寒。
西半球的西班牙人很快获悉，加勒比海的土著人在割取人头，取人发。不久，阿尔瓦杜船长又注意到危地马拉人在剥取被俘获的征服者的头皮。
在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与索诺拉探险的西班牙首领们，也发现在这些地区的部落中，实践着这种野蛮的行径，他们十分可能就是焦部落与帕蒂亚人的祖先。当杰奎斯·卡泰尔（Jacgues Cartier）在圣·劳伦斯河一带碰见著名的首领唐纳卡纳（Dennacona）时，问他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剥取人头皮，他回答说，因为他们的敌人这样做。
显然，到那时，在荒凉的西部地区，一个惯例就这样被沿袭下来。无论这一概念是逐渐从墨西哥向北迁移演变，还是自从亚洲人越过白令海峡以后便在美国存在，这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不管何种情况，它是一个艺术处理过程。正如记者芬尼里蒂说，“此外，当头皮被熟练地揭下之后，就被称之为魔鬼的成就”。
单单揭取头皮可能不会致命，但也仅有少数人能逃生，这可能由身体伤残所造成，记录下来的几则事例可为佐证。卑斯麦的《时报》在1876年7月16日刊载了一则报道，记述了赫尔曼·甘锡的事迹。在黑山行进时，他独自一人走在伙伴们前头。一颗子弹穿入左腿，另一颗击中左肩，他踉跄地倒在地上。过了一会，一位印第安人跪在他身后。甘锡被一根棍子或枪托击昏，他不知道这些：“所有我知道的是他们在剥我的头皮，我的头发被紧紧地拽着……”一位记者描述道，甘锡的整个头成为一大片溃疡，为防止感染，外科医生把他所有留下的头发剃掉，“然而，由剥头皮刀剪切的一个个V型残伤特别显眼。”
1868年，在袭击俄克拉荷马州“黑水壶的村庄时，道尔斯G·桑德伯特逊是一名士兵，同卡斯特一起参加了这场战斗。他虽然死里逃生，但接下来却在医院呆了六个月。由于被获准退役，他让一名记者看了他的头——“依旧是被揭去皮的嫩肉”——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清晨，天刚亮，双方开始交火。我们按照行动计划打了几分钟，这些可恶狡猾的人十分慌乱，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最后，他们开始狂呼乱喊起来，我们可以听见“黑水壶”的喊叫与命令声。这些歹徒们钻进山洞或藏在岩石后边，或钻到能藏身的地方，并起劲地还击着。我们只要看见有头饰露出就开枪，也朝其他印第安人开枪。许多妇女如同印第安男子一样敏捷灵巧。我们前来的目的就是消灭所有这一帮家伙。
此时，天已大亮，我们拼命大声呼喊着，径直朝他们冲去，那些棚屋还在坚持抵抗着，里边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当我们穿过一条峡谷时，一个身材高大的红种人，从后边一个帐篷跳到我面前，在我还未能抽回刺刀去追杀他时，一个印第安女人抱住我的两腿，把我撩倒，营地到处是厮杀的人，每个人都似乎扯坡了嗓子喊叫着。此时，我仰倒在地上，枪也滑掉了。我刚刚欠起身子，那个印第安女人猛地拽住我的头发，此刻，那个大个子印第安人把我的枪当棒子用，并抓住我的脖子。他完全可以用刺刀把我刺死，但他没有用刺刀，或者。没有想到用它，我被打晕过去。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完了，此刻，即就是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也无法动弹，而那个印第安女人却一直尖叫着，满把手紧紧地拽着我的头发。
我听见我们一些男子们在我近处喊着，印第安女人受惊跑了，其申一个伙伴把印第安女人杀了，但并没有把他们三人一组的人全赶跑。另一个印第安人一只脚踩在我的胸部，一只手向上攥住我头顶部的头发。他的动作十分老练，麻利地切剥着，并像恶魔似的按着我的头。我的眼睛半睁着，可以看见他双里腿上的珠子与其它装饰物。突然，我感到一阵极其恐怖的剧痛，他在沿我的头割我的皮肉，接着，我好似觉得我的整个头被切掉。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这样疼能过，怎么不是呢？这是名副其实地活生生的构取你的脑髓呢！两三天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接着，我开始发现自己长了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剧烈疼痛的脑袋。要是这些士兵们也把这个毒蛇杀死的话，他就不会把我的头皮带走了。也许它掉在雪地上了。没多久，我被运送到拉腊米堡，经过各种医护，我的这个部位还是没有长出头发。
最惊人的被揭头皮的人要算威廉·汤普森先生，他在内布拉斯加中部的一条铁路上的手摇四轮车上遇到麻烦。1867年8月6日，他同其余五个人从李子弯兵站出发，去修复被破坏的电话线。遭到“火鸡腿”营地部分夏安人的伏击。汤普森拔腿奔跑，一粒子弹击穿了他的一只胳膊。他继续狂跑，但被一名印第安人追住并用战棒打倒在地。他这个印第安人马刀刺伤他的脖子，“迅速用手指把我的头发缠捻住，开始用刀锯拉、砍我的头皮”。
同桑德伯特逊不一样，桑德伯特逊头皮被揭时，头脑一直是清醒的，但没有说及他的头皮撕扯下来时的声音——极不寻常的声音，据幸存者描述，是如同泛水泡那样间隔的扑扑声。
好了，头皮被撕下之后，这个印第安人跳上他的矮种马，哒哒地跑走开。无论他把这个珍贵的奖品丢下，还是有意扔下，但有理由证明他是蓄意把它扔在一边的。“森林中的约翰·斯坦兹”是一名夏安人，他说，他的人民对白人的头皮充满了轻蔑与厌恶。他们要揭白人的头皮，但不是去炫耀这可鄙的头皮，而只是把它扔进灌木丛。
还应当考虑另一种解释，李福吉说，有好几次，他注意到这些剥头皮者也十分反常，显得很紧张，他两次看见一名斗士由于呕吐而终止剥切。揭汤普森头皮的这个夏安人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不想要这样的纪念品。
汤普森及他的同伙人并没有像甘锡那样傻，他们并没有孤单一人到那个危险地带去探险，只不过是该他们倒霉罢了。要是他们再推迟一小时出发去修复那些电话线的话，他们便会安全返回李子湾。那时，这些追捕他们的苏人正从一次远足中返回帕尼人的村子，他们突然发现了这辆手摇四轮车开过来，便决定摧毁它。他们把几根圆木堆在火车轨上，爬在一边，车子开过来时，他们跳出来呼喊着，开枪射击。那些白人握紧手轮，不断加速往前开。
此事发生在“森林中约翰·斯坦兹”出生前17年，但他听说了事件的全过程。他说，在他们击毁了这辆手摇四轮车之后，一个名叫“睡兔”的人向其他人建议，如果把这辆手推车卡在火车轨道上的话，大概会摧毁一辆火车！“睡兔”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火车中的东西了。”
一列火车在天快黑时开过来，这些夏安人开始呼喊，并开枪射击。如同那辆四轮手推车那样，火车喷吐着烟气，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拚命加快速度，直至引擎飞出轨道，一个人立刻从火车后边跑过来，他一边举着信号灯一边喊叫着。那时，夏安人不懂英语，其中一个叫“狼牙”的记住了一个白人喊的一句话，便自称他是第一个能学说白人语言的夏安人，他认为这句话可能是“印第安人”。数年之后，他给“森林中的约翰·斯坦兹”重述这个词时，使得斯坦兹放声大笑涸为，它不是“狼牙”所认为的那个意义。
这样，在把那列火车上的白人杀死之后，他们打开一节车厢，发现里边装的短柄小斧。他们继续劈开其它车厢查看里边的东西，把他们所要的一切绑在矮种马上返回宿营地。“狼牙”得到一把短柄斧，并从一只盒子里取走一些闪亮的金属制作的东西。虽然他们知道它们是有价值的东西，但又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也无人告知怎样使用它们，只好把它们扔掉。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返回到这辆火车上，几个男孩子得到了成堆取乐的东西。他们把一块印花布绑在一只矮种马的尾巴上，并用一把辫式短柄皮鞭抽打它，这只小矮种马回过头来查看被打的原因，自然看见了绑在尾巴上的印花布，从而惊吓地跑开，这匹花布就在马尾后面呈波浪式弹跳着展开。
这是夏安人讲述的故事。
白人讲述的虽与这些有出入，但大体差不多。他们在那天晚上确实摧毁了一列火车，或把火车推出轨道，要么就是在铁轨上设置了障碍。司机与司炉被他们杀掉，司闸员与列车员从尾车箱跳出逃走。火车中装载着威士忌、烟草、面粉、马鞍，以及大量边疆妇女穿的漂亮衣物。印第安人喝的醉醺醺的，穿上天鹅绒与印花布衣服、里上丝绸，围着篝火摇摇晃晃了整整一个晚上。大约黎明时分，他们把车厢点着，把司机与司炉工的尸体扔进火焰中。从手推四轮车被撞毁之后，汤普森叫直一动不动地躺着，此刻，他认为是逃跑的好机会，便沿着火车轨道爬着，终于跌跌撞撞地爬到了枕头岛兵站。另一列火车把他送到奥马哈。究竟汤普森在他的头皮被揭之后，被迫在枕头岛兵站苦熬着等了多久，不太清楚，但必定是等了一阵子，因为牺牲的司机与司炉工的尸体也陪他一同去了奥马哈。
火车抵达奥马哈时，记者斯坦利正好在那里，他至少作了仿佛是亲临其境的报道，听起很逼真。他说，人们蜂拥着朝行李车奔去，他们已听说了被烧毁的尸体，人人都想去看看。残留的尸骨盛放在一只近似12×30英寸的箱子里，为使公众受益，一个盒子被打开，“周围塞着棉花，中间躺着一根约为2英尺长烧成焦炭状的躯体，如同一根烧黑了的圆木……”
被吓得毛骨悚然的观看者，很快又获知，在这列美利坚合众国太平洋的列车上，还有一件使人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品一四分之三活着的汤普森先生。他的头皮在一个水桶里漂浮着。斯坦利写道，人们从各个地方聚拢过来，“争相观瞧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赤裸裸的血淋淋骇人听闻的人间奇迹”。汤普森已经十分衰竭，这不足为怪，胳膊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脖颈被刀子砍伤，头顶皮被揭掉，这是怎样的一个悲惨场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