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7月4日：晚餐时，挥动胳膊模仿游泳动作。
1861年2月3日：检查时，胡子太长。
1861年3月10日：检查时，头发太长。
1861年4月3日：下午4点至5点钟，在BKS的附近扔雪球。
1861年6月4日：早晨11点钟，穿衬衣，挽着袖子，脚蹬窗框，坐在窗台上。
1861年6月15日：在大衣上戴未经许可的装饰物，行军时，离开警卫岗位。
1861年6月22日：早晨检查时，发现营帐里放置大多用具。
1861年6月23日：在迪利乌吉迪西行军时，挥动胳膊。
1861年6月27日：在迪利乌吉迪西行军时，挥动胳膊。
同一般学员那样，他无视纪律、浪荡、酗酒，至少这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不顺和、行为偏执的人。他的一位同室同学后来回忆说，他对任何事都是毫不经心：“不管对他所学的知识掌握的怎样，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不愿让那些事扰烦他。”
一位传记家说过：“西点曾为一个没有指望的人苦恼过，卡斯特自己也说过，他在军校的那些日子，可能曾经是相继入学学员们过关借鉴的典型。”
没有人试图去解释他惊人的飞黄腾达。在布尔·伦，作为一名副官，他由于作战勇敢而受到嘉奖。那年8月，也就是离开西点两月之后，他就被提升为旅长菲利普·克尼将军的副官。
1862年春天，在威廉F·鲍迪·史密斯将军手下任职时，他简直是真正地青云直上了。那时，汽球驾驶员T．S·C·洛教授曾被美利坚合众国雇用，在里土满附近的南部邦联支持者军队上空侦察，可洛的报告只是些什么“新土木工事”啦，“庞大的营地”啦，“大规模活动”啦，等等。于是，史密斯叫卡斯特带上笔记本、铅笔、指南针和望远镜，跳进一个筐子里，随汽球起飞，在空中做实地侦探记录。卡斯特接受了这个命令，他承认，“我一点也不惊慌，既然我从这独一无一二的选择机会中选择了登高服务，我也便有机会成了登高的人物，而这个推荐则远远超过我从未期望过的高度。”
有他的一张照片（几乎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他如同商店商品陈列台上站立的时装模特儿，身着大星星与竖条图案的时装。地勤人员把这张像用绳子拉直，悬挂在史密斯总部附近三四十英尺的高处。“简直像一个狂热未被驯服的动物”。卡斯特不愿走近它：
在此之前，我除了远远地见过汽球外，从未仔细审视过它。由于对它的结构的好奇，我差不多对它的所有部件做了仔细研究。此时，这位汽球驾驰员宣布。一切已准备就序。他问我是独自一个上去呢，还是由他来陪同，但更坦率地说，我希望不上去更好；如果非得上去的话，有汽球员作伴自然是更合意的事了。我毫不在乎的说，他可以同我一齐升空。我们乘坐的筐子约2英尺高，4英尺长，2英尺多宽，整个结构差不多像一只同等尺寸的普通柳条筐（除把手外），筐子绑在汽球的绳索上。
我的助手向拽着4根绳子的人们示出方位之后，跨了进去，并告知我到筐里就坐，我照做了。在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乘的汽球就要升空时，我明白我们已在离开大地。周围非常寂静，几乎感觉不出一声、声音，我们在升向云端。这位助手握着固定在筐子上头2英尺高处的铁箍带，端直地站着，我也竭力站了起来。此刻，我乘坐汽球的信心还不十分坚定。然而，为了证实这一进程，我保持坐在筐子底，紧紧抓着筐子两侧。我首次端详起筐子的结构来。在我看来，它确实是脆弱的，不像是能承什强行力口在它上面的一声、点重量，四边与底部的空隙好似巨大无比。我们离地球越远，这些空隙似乎变得越大。直至我几乎想象着，一个人可能会从这些空隙中跌落下去。我问我的伙伴，汽球是否确实是安全可靠的，他说，肯定无疑，说着，为了证实他的断言，他开始蹦跳起来……
汽球飘移在大约1000英尺时，卡斯特总算开始有点定下心来。在他的右方，他可以看见约克河朝切萨皮克湾流去；他的左方，是詹姆斯市。它们之间是两个庞大的交战部队的战场。借助望远镜，在汽球每一瞬间的稳定时刻，他可以分辨出工事轮廓，营地，还可以“看见缓缓地从炮眼里探出来的”重炮。
他自己也成了被观察的对象，南部邦联支持者的士兵们围聚在战壕里，凝视着这个庞大的汽球。他们为什么没有朝他射击？他们明明知道他是间谍，他也在他们的大炮射程范围内。临时搭起来的炮手台大概已经把炮弹导架升起来了，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盯着看，好似被这个鬼怪攫住了。
鲍迪·史密斯认为观察极为重要有用，差不多命令他每天高高飘在上空，直至南邦联盟支持部队被迫后撒。
同年5月，在里土满战役中，他受到了迈克莱兰将军的重视。那时，急需要渡过查克霍梅尼河，可桥已被拆除，对岸又被南部邦联支持军队把守着。迈克莱兰将军的总工程师需要知道是否可以涉水过河，便转向卡斯特。卡斯特二话没说，立即跳入水中，朝对岸跑去——一个庞大、缓慢移动的目标！要是叛军士兵警觉的话，他的胸膛肯定成了子弹靶子了，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可是，据说，他连紧身短上衣都没有脱，便跃入急流中。1876年，迈克莱兰将军给卡斯特的遗孀写信道：“人们向我汇报说，他在完成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时，极其英勇无畏……我立刻召见了他，在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激之后，问他我能为他做什么，他似乎并没有关注他所做的事的重要性，也没有任何要求。因此，我问他是否愿意以上尉的身份做我的参谋人员，他高兴地接受了，留在我的身边，直至我的指挥权被解除。”
就在那个酷热的热天，他杀了一个人，也许是他杀死的第一个人。那在白栎树沼泽地，他所在的兵团在艾夫里将军的指挥下，袭击了沼泽地敌人阵地。卡斯特开始追击骑一匹良马的一名军官。在给他的妹妹莉迪娅·安的一封信中，他吐露了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追猎：“我把他选作我的追捕猎物……”叛军跳到一个栅栏旁，卡斯特变得更加激动起来，他大声呼喊，令这个叛军投降，但此人不予理睬，于是，卡斯特开了枪。什么也没发生，他又开了一枪，这位叛军在马鞍上摇晃了一下，悬挂了一阵子，倒在地上。卡斯特骑马越过他去追寻其它猎物。不久，他又看见了那匹失掉主人的马，是由一条红色摩洛哥皮护胸带认出的。“我享用了它，并打算把它留下。马鞍也留下了，这是一个奢华的马鞍，蒙盖了一层黑色摩洛哥皮革；上面有银装饰钉。”
亲眼看见他杀死这名叛军军官的副官说，那个南方叛军军官倒在卡斯特脚下，翻滚了几下，摊开双手，嘴里喷涌着鲜血，死了。卡斯特给莉迪亚写道：“这是他自己的过错，我两次喊他投降……”
这位富有的叛军是谁？什么人在战场上使用这么奢侈的马具，无人可知。
卡斯特不仅获得了一具奢华、有装饰的马鞍及一匹良马，而且也获得了死者锋利的马刀，刀面上雕刻着一句西班牙语：Nome Sagues Sin razon；no me envalnes Sin honer.即：无缘不杀人，无荣不收刀。由于是西班牙语，它常被称为“托莱多”①钢口。然而，著名的卡斯特的历史编撰家，劳伦斯·弗罗斯特用放大镜仔细查看后，也未能找到它的确证来。固然，在靠近剑柄处，有几个西班牙字的痕迹，他认出是所林吉恩，是一个德国制剑匠的名字。马刀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约长3英寸，宽半英寸，但却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重近2倍。这证明这位南部邦联支持者必定是一个大人物。卡斯特自己站着还不足6英尺，也很单薄，但挥起刀来，却显得具有神奇的体力。然而，他对这些规格尺寸的情趣，远不抵挥舞它再次砍杀敌人时的瘾头。
①托莱多：西班牙托莱多城。位于西班牙中部濒塔霍河。以产精致的剑著称。
他喜爱马刀，显然，如同收集法国白兰地酒瓶的人或集邮爱好者那样，他以纯真的乐趣收集它们。在弗罗斯特先生收获的这些马刀中，有一把十分奇特，它有一个圆头式的象牙柄，是一个镀金狮子头。“上面还镶嵌着如同一双眼睛似的两颗红宝石”，可能是英国造的，而且，可能是剑主人先祖的遗物。后来，还有一把是国民军警军官的，它带有一个珠母刻槽的剑柄，柄头是一个呈圆形的黄铜骑士头盔，19世纪中期的产品，产自马萨诸塞的奇科皮布。
在费雷德里克笔下，卡斯特刀削般的颧骨和冷竣的面相，显现了他的“早惠与冷酷无情”。他有一张天赋的武士脸型，配着那双深邃的咄咄逼人的眼睛，一只高高隆起的鹰似的刀刻型鼻子。卡斯特的几个朋友也都赞同这种描述。一个陪同他穿过“黑山”的人（仅知他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说，卡斯特有很强的记忆力，注重细节问题，但他所吸收的东西，都是刻印在他记忆中的东西，而不是经过他思索后融汇贯通的东西：“他不是一位哲学家，他可以从他的头脑中抽取论据，但却不能对它们做精辟的分析，并给出综合性结论，他不是一位研究者，也不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喜欢参加各种实践活动，而不是在那里沉思冥想。”
南北战争时期，他的勤务兵约瑟夫·弗特撰写了他们1863年的阅历，回忆了这位刚愎自用，而有时又令人难以理解的谦虚的首领。阿尔戴战斗刚刚结束，卡斯特手中拿着一张报纸走来说：“我赢了布里盖尔德准将。”
弗特回答道：“你赢了一个恶魔。”
“你说得对。”卡斯特说完，开始大声朗读报纸。
他同弗特握手并问道：
“那我用什么东西显示我的军衔呢？”卡斯特问。
“有了，”弗特说，“叛军刚刚从这儿逃走，他们抢劫、威吓了所有的人，我去看看我能做什么。”
据这位勤务兵回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找到一位犹太老人，他住宅里有一箱军服和一些星章。我买了两枚星章走回去，在卡斯特指挥部的房间里找到他。他很喜欢这两枚星章，但谁给他缝上？我们又在哪里能找到针线？我在周围四处寻找，总算找到了针线，并把星章缝在他领角上，一边一颗。”
弗特也提到了卡斯特领导的一场对5倍于他的兵力的反叛军的袭击。如此鲁莽，简直如同自杀，同印第安斗士发狂般的厮杀没两样，印第安斗士相互呼喊着，把战场厮杀之日视为死亡的盛大节日。他好像是一个宿命论者。
一次，他给妻子写信道：“我绝对不会像任何人那样去祈祷，可是，在我所参加过的各次战斗前夕，我从来不忘记在心中暗自祈祷，虔诚地祈祷。我从不忘记把我交付给‘上帝看护’，请求他能原谅我旧时的罪过，在危机之中守护我……当我为我所有的焦虑祈祷之后，这些焦虑便消失了。我认为，我的命运在全能的上帝手中，这一信念超过任何其它事实与推理，给予我超越我自身的勇敢与无畏。”
在弗吉尼亚白宫站附近的战斗中，一位士兵的心脏被子弹穿透，“他甚至已没有救助的指望了，但我不能忍受他再次遭受枪击，所以，猛冲到他跟前，把他扛到一个安全地点……”
也许，就是这些绝对不顾及个人生命的无畏精神，使他迅速攀上了晋升的阶梯；这种激烈的勇敢行为，使他猛跃入查克霍梅尼河，冲过防线去搭救就要死去的士兵，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这不应当算作高级指挥官的才能，然而，退一步来看，一位军官，往往是由他的士兵们来评价的，他们会因自己的军官的行为而受到感化。
在迈克莱兰将军参谋部工作期间，他天赋的勃勃朝气，变成了仅能被称做是浮夸年华期的什么事了。那时，部队很少有极权主义，至少缺少如同现代的标准化，特别是在军服与穿戴方面。在西点军校，一名士兵穿未经批准的服饰是会被记过处罚的，可是现役列兵的随意衣着并不会受到谴责。军官们在战场上，依旧喜欢随便。卡斯特刚好乘其便，他穿一件紧身轻骑兵夹克衫，一条镶金黄色饰边的裤子，一双叛军的靴于。一位参谋部成员把他比做要杂技的骑兵。弗特回忆，他身穿一件深蓝色海员衬衫（这是他在詹姆斯河的炮舰上获得的），系一条浅红色领带，外套一件袖口上有金黄色圈的平绒夹克，戴一顶南方邦联支持者戴的大檐帽。
这顶帽子还有一些说法；在阿尔戴战役中，他狂烈猛冲，以至于冲到南部邦联支持者队列纵深处，但又幸运地返回来。据说，他们把他误认为自己人了，不光是由于那顶帽子，也由于他的模样，他确实像他们的一个成员。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戴着这顶帽子，大概由于他那易被晒黑的苍白的皮肤吧，一顶正式的无沿帽，也实在难以遮挡住太阳。所以，他显得十分特别、显眼。他打心眼里喜欢那个扣在他长长的几乎披到肩头的金黄色卷发上的不落俗套的装饰物。
他一直佩戴有特殊意义的装饰，特别是那条樱桃色领带。他要他的骑兵们都能认出他来，知道他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畏缩在他们后边。投向他脖颈的种种责怪从未使他退缩。他骑马走在前边——总是这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跟随他的人有四分之一不幸残遭伤亡。另一次、他挥舞一把马刀，领导400名志愿人员袭击南部邦联支持者一个师，损失了86个人。那是一场戏剧性而又鲁莽的冒险，它挡住了叛军的向前推进，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但军事分析家们认为，如果采取谨慎的防御调遣战的话，可以在不损失这么多的人的情况下取得同样结果。
同“狂马”一样，他差不多总能安然无恙地逃生。除在布里安迪站附近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弹片划伤外，整个南北战争中，他所遭受的折磨只不过是感冒和有毒的标属植物的影响。
在猛击敌人之际，他也没放弃对密执安蒙罗的伊丽莎白（“利比”）·培根的强烈追求。第一次见到她时，他才10岁。一位邻居说，为了能接近伊丽莎白，他常常不定期地为培根家打散工。“他不受她家欢迎，虽然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这个家庭就是看不中他”。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名法官，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铁匠。“他们是接受过很少一点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不是知书识礼的人家”。
1861年10月，他在门罗休假，呆了一阵子。在那儿，可能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伤感的一天。当时他的举止十分狼狈，而为他忧虑的人却又问不出他出事的原因。不用说，他喝醉了，大概从法官丹尼·培根的家门前穿过，曾在那儿摇摇晃晃，呕吐，侧身倒在地上，后来又不知怎么设法爬滚回妹妹家，然后彻底崩溃，不省人事。当他终于醒过来之后，看见莉迪娅跪着，祈祷着，希望能把他从“酒鬼”那儿招回来。
不管他是被莉迪娅跪着替他哀求吓坏了，还是记起了自己的狼狈状态，他终于清醒了，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一个酒桶，从此之后，不管什么理由，他从未沾过一口酒，甚至晚餐时也不饮酒。当问到他饮用什么时，他就会说句打诨的话“Alder”，这是英吉利海峡岛国人对“阿尔达尼”牛的称呼。换句话说，他要一杯奶。
与此同时，他开始杜绝亵渎言行，但却收效甚微。他从发誓的那刻起只坚持了那么一阵子，但没有毅力，不能持之以衡。这大概不合乎他的性格。
莉迪娅是否劝过他戒赌，不清楚。也许她也责备过他，但他玩赌成瘾也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事了，要他完全不沾手，是不可能的。他也曾竭力克服，为戒赌所做的努力听起来好似一本教科书中异教徒为赎罪而修行超度。1869年12月，他给伊丽莎白的“新年志”中陈述说，只要她和他结婚，他就会和玩牌或其它任何游戏彻底绝裂。这时已是莉迪娅为他感到羞辱，并斥责他八年之后的事了，这说明，在此期间他依旧没有戒赌。1871年，他可能时刻被这个魔鬼驾驭，在赌场连呆两个小时仍不尽兴。“你常说，我永远不会放弃它，可我总是说，除了你，我可以放弃任何事！”他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这么说。
经过大量、谨慎、周密反复的信件，他终于说通了伊丽莎白的父亲。他说他自己不是买空卖空的商人，她的婚嫁将会是桩非常体面的事情，伊丽莎白终于获准同他传递感情了：
“哎呀，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一位体面的先生写信呢……”
婚期就要到了，她给里土满的丽贝卡表姐写信道：“我想在底特律赶制我的结婚用品，内衣用缝纫机缝制，我正打发人去纽约购买绸纱……”
她叫卡斯特在婚礼上穿军队检阅时的阅礼服。
她为自己设计的婚礼服是：碗豆绿绸长裙，上面镶嵌军人饰带式金黄色环形圈边，披绿色面纱。她将手持一束用金黄色束带绑扎的红玫瑰。他们结婚之后，不要女佣人，仅要一个黑人管家。
1864年2月9日晚上6点多，他们在门罗的第一雷斯普比特里安教堂幸福地结合了。婚礼由黑维尔德·伊拉斯莫·的博伊德主持，里维尔德的D·C·曼图也出席了婚礼。卡斯特装扮到家了：金黄色饰带，金黄色扣子，金黄色肩章，蓝色军大衣，避雷针式马裤。丽贝卡表姐给妹妹写信说，利比穿“富丽的白底带深点的拖地棱纹丝绸裙，配之以带点的宽圆花边领。金黄色技纱在额头前挽了一束橙色的花朵，朝后向两边飘垂着”。
没有说明她为什么要放弃豌豆绿礼服，而改换成传统的白色礼服。
婚礼是在每个人都满意的气氛中结束的。此后，这对新婚夫妇离开门罗，前往克利克兰。途经纽约、华盛顿，再从华盛顿抵达拉皮丹河的部队总部。婚礼赠品被留下陈设起来，丽贝卡像当铺老板似的把它们一件件详细分类标明：“佛蒙特第一骑兵团的一套银餐具；密执安第七骑兵兵团送的一套7件银茶具，包括名片盒，盛放盒，糖汁杯，小汤匙，酱果匙，镶金顶针。束餐巾环；两把白色檀香木丝绸扇；英国女诗人《勃朗宁诗集》；《给新娘的悄悄话》；《女诗人》；编织的早餐餐巾，华丽的大拉皮兹大理石国际象棋台……”
从纽约的好莱特希尔，这位新娘给父亲写信说，在访问亲戚时，他们在一间厨房跳舞：“……我索性坐在地板上，笑着看本大叔和伊莱扎大婶按他们的传统方式跳舞。瞅着他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上上下下的舞步，快乐极了。”
在前往华盛顿的火车上，她碰见了格兰特将军。这位将军被在另一个场合见过他的理查德·亨利·戴纳①说成是“显得有点没精打采”的人，而查尔斯·温赖特上校把他描述为“一个矮胖而又萎靡不振的人，有一副西方人的像貌，但却极为一般”。伊丽莎白认为，虽然他像貌不起眼，但那沙色头发、苹果绿眼睛以及那能体谅人的性格，也不无吸引力。抽烟时，为了不冒犯她，他走出车厢，站在站台上。
①理查德·亨利·威纳（1815～1882），美国法学家与著述家。
在巴尔的摩，这对新婚夫妇观看了“场演出。舞台上，“伟大的喜剧演员克拉克”使这位新郎捧腹大笑。利比给妈妈写了封便信，说她感觉自己像一个站在城市姑娘身旁的红面颊的荷兰挤奶姑娘。她喜欢老西克莱斯（Sickles）将军：“他没有使用他的软木腿，而是用拐杖撑着走路。他非常和蔼，对女子显得更温和。”
艾布·林肯也来到剧场。
……一张我从未见过的最忧郁的脸，使人感到被痛苦与忧虑极度折磨的脸。在剧院里，我们好几次坐在他对面的包厢里，品评着他那张毕竟一点也没有夸张的被忧问苦虑所折磨的脸……这位总统在同其他人握手时，也同我握了手，我感到十分满足，一股激情油然而生，使我觉得好似自己也由于这位殿下显得荣幸了。在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再次热烈地握着我的手说：“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年轻女子啦，她的丈夫总是大声呐喊着冲锋陷阵。好了，有人对我说了，以后他可不能再这么吵吵嚷嚷了。”
我回答说，希望他继续呐喊。这位幽默大王说：“哎呀，我明白了，你是想当寡妇了。”
战争使他们分离，但卡斯特几乎每天给她写信：“在我想到你为我所做的牺牲，你为我的幸福所经受的困苦磨炼，我在你名字下记下的感恩债务时，我深感内疚，我仅能以我的虔诚的生命做回报……爱情如此高尚，一个人确实应当如我那样为她忠实地献身了。我原曾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位令人厌恶的人。”伊丽沙白对卡斯特这番发自肺腑的忠肠表白做了答复：“虽然我被你绚彩斑斓的生活潮流涌着往前走，但我依旧能够使自己停下来研究你奇迹般的阅历。如同儿童玩的七巧板那样，每一块板似乎都能同另一块相组合，你不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吧！”
1864年春天，在所谓的“荒野战役”中，他继续显示着他的勇猛壮举，使他三分之一的士兵伤残。然而，正像他以前曾经抵挡住一个师那样，这一次，他的旅给南方邦联支持者杰布·斯图尔特将军以致命的打击，斯图尔特将军自己肚子上也中了一弹身亡。
残酷厮杀的战斗一场接着一场，卡斯特坚持用盐水刷牙，用桂皮油涂抹卷曲的头发，还总是不停地洗手。
伊丽莎白从华盛顿给父母写信，叙述了那些载着覆盖旗帜的棺材的救护车，政府的枢车，以及受伤的士兵们怎样连续不断地从街道上穿过的情景。她告知他们，在一次战斗中，除了一把牙刷外，卡斯特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了：这是说他必定是习惯地把牙刷装在口袋里。“他每次饭后必定刷牙，我常常为此而取笑他，也笑他老是不停地洗手”。
她十分担忧他会被杀死，常常用一盒水彩颜料打发黄昏：“要是你今天回来的话，你会看见你可怜的妻子十分一般，只穿一条十分短的裙子，没有撑裙环，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忙着做画。我歪着身坐在画架旁，裙环依在一边，所以，我成了一个极其原始的风格画家了。”
一天，她在哈琅特渡口同她的新郎相遇了。第二天，他在营帐里给她写信道：“我亲爱的小军鸽，你伴飞在我近旁……”
她给家乡的亲属写信，描述了他们在弗吉尼亚居住的一套住宅。“妈妈，要是你也使用过黑人仆人的话，你就永远不会使用任何其他人。格拉斯夫人以前曾经使用过19名黑人，她现在仅用2名，无疑只能做些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事。这儿的生活十分令人愉快……”
她的丈夫领导着一支骑兵进行着英勇的冲杀，她在这所住宅里焦虑地等着他，“我有一匹可爱的小马……昨天，我骑着它跳过一道小沟。”
残杀依旧进行着。只要能赢得一个出击目标，这些南北战争的军官都会不惜任何代价。1864年6月3日，在“金港”战役中，数小时之内，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导们就使他们的7000多人惨遭伤亡。数年之后，谢尔曼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谈到，战争的目的是产生结果，这是一个难以争辩的陈述。虽然这样，在南北战争中，卡斯特所损失的士兵差不多比其他任问指挥官都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同敌人相遇，他就会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往前冲。
以某种蓄意，如同喜剧演员（也许是，也许不是），他给自己的乖戾形象施加影响，使自己成了一个恶作剧演员，或身穿凶残戏装任人唆使的一个杀人者。格兰特与谢立丹命他不经审判处死南方邦联别动队队员，他便毫无怜悯地顺从了。1864年9月23日，北部联邦同盟军在弗吉尼亚弗朗特罗亚尔，捉住了莫斯比①的6名“别动队员”（莫斯比即为格奥·吉斯特，几个月之后，他来到米德尔伯里路差点儿杀了基里诺）。莫斯比的4名“别动队员”在乐队演奏的“死亡进行曲’冲被什么人击毙，而另两名卡结与奥弗巴则被绞死，奥弗巴的尸体上还贴着张告示：
①莫斯比（1833～1815），美国律师，南北战争中，南军指挥官。
这是所有莫斯比帮的下场，以牙还牙。
美国第二骑兵团迈克马斯特中尉
杰·莫纳汗似乎对卡斯特的自传不满意，用大量的资料暗示了北部联邦同盟军所执行的处死这些人的任务是由彼得·斯坦革（Peter Stagg）指挥的。不管是何种情况，莫斯比认为是卡斯特干的。
在这6名“别动队员”被处死三个月之后，第七个胡桃游击队别动队员又被布里吉德尔·威廉·鲍威尔吊死了。
莫斯比把这些暴行写信告知了罗伯特E·李，并说他要把卡斯特的对等的人吊死。李同意了莫斯比的这一残忍决定：“敬转尊敬的陆军大臣……我已告知莫斯比上校的副官，命令他吊死对等数目的……”
这位尊敬的陆军大臣J·A·塞登立即转答了此批复命令：李将军的命令被“热诚地批准了”。
于是，在弗吉尼亚的利克士颇，要27名被俘获的卡斯特的士兵从一顶帽子中抽纸条，抽中的7名俘虏被押解着朝温斯特·特纳派克的贝里维拉方向走去，莫斯比要把他们吊死在尽可能离卡斯特总部近的地方。那是一个下着雨漆黑的夜晚，路上，一名犯人逃跑了，据说，他和押解人员都是“共济会”成员。严格说来，其余6名仅有5名被吊死，由于计算错误，该行刑队只带了5条绳子，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自然是把最后这名犯人毙了。所以，一名别动队员抽出手枪，并开了火，然而只有撞针咯答响了一声，枪里并没有子弹，那位北方佬立即跑得不见了踪影。
为什么不把这些犯人绑牢，十分令人难以理解，特别是在一个人已经逃走之后，看来，像是这些执行者们发现他们的任务是令人厌恶的，所以有意给这些交恶运的人提供一切机会。莫纳汗认定，另两人也逃脱了，或由装死而逃生。不管确切情况怎样，莫斯比也在一具悬挂的尸体上贴了一张告示：
作为对卡斯特上校命令在罗亚尔绞死的莫斯比上校人员的回敬，这些同等数量的人被处以极刑。以血还血。
1864年10月，年轻的卡斯特将军首次指挥了一个师，他的对手是前西点军校同室同学，托马“泰克斯”·罗斯。
卡斯特发动攻击，南部邦联支持者的战线被击溃。罗斯的补给车辆，救护车，所有装私人衣物的四轮马车全部被卡斯特俘获。卡斯特认为，试穿罗斯的军服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衣服不合身，罗斯是个大块头。
一封信很快寄给卡斯特：
亲爱的范妮：
你今天可能让我后退了几步，但明天我甚至会同你在一起。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和一件小礼物，就是在特里维利安斯特缴获的一条内裤。
泰克斯
在把罗斯的佩着金黄色饰带的南方邦联支持军的灰色大衣包裹发送给伊丽莎白之后，卡斯特复信道：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用这么多新东西来装备我。但是，你是否能命令你的裁缝，把你的下一件军大衣的后摆改短一些。
谨致问侯
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
这种关系既使人十分惊讶，也十分令人容易理解：两位职业军人兼好朋友在试图相互摧毁，来来往往地进行着他们的战斗。要是一个人觉得要施恩退却的话，他会有礼貌、宽厚地离开这个战场的。
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围捕南方邦联支持者的一群食肉牛，可是，遭到了罗斯十分巧妙的反击，使得卡斯特自己也不得不砍断一根树枝，参与了驱赶牧畜的战斗。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他咯咯大笑地讲述了他从他的同宿舍同学的动物园中，捕捉了一只浣熊和一只松鼠。听起来，不像在南北战争中，倒像是在西点进行的一场有策略的狩猎运动。
1865年4月6日，南部邦联联盟军将军，约瑟夫·克尔肖坐在卡斯特将军的总部等着，准备签署投降书。他记述了卡斯特到来时的情况。“一位瘦削、步履敏捷、精力充沛的人，一双明亮、深邃、机灵的碧蓝眼睛快速眨动着；漂亮的肤色衬托以光亮的波浪式卷曲的头发；高高的颧骨配之以一口坚实紧密的牙齿。他身着时髦的紧身骑兵夹克，一双大头靴子和西班牙靴刺，金黄色的饰带……紧张不安的出出进进显示了将军的脾性，也宣告了这位可敬畏、杰出的卡斯特……”
他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工作时间，特别勤勉而富有耐力。他几乎能控制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们也都能应答这些控制。就在战争结束前的一天晚上，他的参谋部主任爱德华·惠特克，看见他端坐在一个圆木墩子上，手中端着一只咖啡杯，闭上眼睛，立刻就睡着了。
和平议定书是在阿波马托克斯的威尔默·麦克利安的家签署的。李像位皇帝似地把自己神气地安置在房中的一张大理石桌子后面，格兰特身着揉绉了的军服，坐在一张小松木桌子边。在宣读了结束这场动乱岁月的签署书之后，房间的气氛顿时变了。叛军头目，菲茨休·李——卡斯特的另一名同班同学——走到卡斯特身边，两人一同走出麦克利安的房间，拥抱着倒在地上，像在校的校童一样抱在一起。
阿波马托马斯的纪念品被卖拍了，谢立丹用20元金币买下了那张松木桌子，他把它送给了卡斯特，并告诉他说，是送给伊丽莎白的，卡斯特把这张桌子平顶在头卜，骑着马高兴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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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戴维斯一次在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位曾孙女儿闲聊时，稍加评论说：“南北之间的战争？我亲爱的小姐，不可思议！两个友好的民族，十分友好，肩并肩的生活……”此时平长入”社会主义。经济学上歪曲和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伊丽莎白同行。这是一次十分冗长乏味的旅程。首先乘火车，然后改坐轮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新奥尔良，抵达通往亚历山大的红河，再经由陆路到目的地。旅程的最后一段变得更枯燥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写于1859
卡斯特对南部地区一点也不熟悉，他在阿波马托克斯给他丈人的一封信中写到，弗吉尼亚留给他脑中的印象远不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留给他的多。他看见一名黑人的后背上留有500处鞭伤的疤痕，这使他想到，要是战争结束了的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方针和路线，是运用唯物
戴维森上尉，威严的监狱看守：
你立即把伊利诺第十二骑兵团D连的G·这里的头发剃掉，并鞭罚，还有依阿华第一骑兵团H连的柯尔……
第二骑兵师指挥部1865年9月14日
在通往休斯顿冗长不堪的行军中，两名半饥饿的士兵由于宰杀小牛各被罚了40鞭。托马斯·科莱中尉在《第七印第安人骑兵志愿兵的历史》一书中记述说，卡斯特将军不顾下级军官们的抗议，而做出一些非法命令：“这种蛮横行为使卡斯特持续受到该部队每个正派人的仇恨。”
20年后，一位退伍老兵发表评论说，南北战争期间，他曾在密苏里一英尺深的雪地上扎营，发现自已被冻在阿肯色泥沼地面上；他曾经在南部的战壕里同野兽搏斗；无疑，曾经被一个又一个困难所困扰，然百，直到和平时期，在同卡斯特将军一起骑马通过得克萨斯时，他才真正面对困难。他说在他们从亚历山大出发朝西进发时，军部命令大家把大衣扣扣紧列队报到，每个人还得携带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70发子弹，一把战刀。“那时，温度高达120度F，而且，这个地带并没有叛军。当该师抵达一座窄桥时，仅能排成单行，卡斯特和参谋部的人员把军刀抽出立在队列两边，一位士兵由于受不了这酷热，就把卡宾枪，左轮手枪和马刀绑在马鞍上。军官用军刀把绑绳割断，让它们掉到激流中，可这些武器还得由这位士兵携带……我见到许多可怜的伙伴由于偷吃一块肉或沿途偷吃果园中的一只桃子而被剃光头顶，绑在货车轮上像狗一样被抽打。”
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自己则骑着不带装备且无拖累的马，而且时常改换马匹。大家常常看见他威严地骑在马上，神气活现地走在部队的前头。
埃米特·韦斯特在《历史与威斯康星第二骑兵团回忆》一书中记述道，他自己对人们仇恨卡斯特并不感到奇怪，“我难以把我亲眼见过的或在我的四年服役经历中，卡斯特在那个夏天对待他的士兵们的非人行为同任何什么相比，那些人简直如同美利坚合众国由琼斯上校看管的Cohaba犯人。”
这次行军途中的食品可能改善了些，据记载是些陈腐的长霉发毛且生了蛆的猪头肉，还有石头般硬的面包。一些士兵则喜欢吃分发给他们战马的生玉米。军官无疑强多了，至少，相比来说，这位将军的饭桌还算体面，然而，时常是他自己辛苦地用步呛或猎枪获得的猎物。如果他要准确地瞄准一窝鹌鸦中一只鸟的话，他就会让整个行进队伍停下来。
埃米特·韦斯特说，没有理由要去占据该地区，那里并没有武装的反叛者。人们病倒，死去。每个人遭受了折磨，然而这一切毫无意义。“它仅仅是为卡斯特举行的一场远足郊游……”
坐在革新的动力车里的伊丽莎白也意识到了这支不协调的行动迟缓的军队，她不想使自己成为部队的拖累。每天早晨，卡斯特都在推迟出发的时间，直到她准备停当。她为此而烦恼、焦虑，因为，在她寻找一个发卡时，四千名士兵可能停在那里等着。
德克萨斯的东部，一整个夜晚都浸泡在浓重的露水中。“早晨，起床号响了之后，我丈夫把我从货车中举出来，在牛油蜡烛的灯光下，我洗嗽、穿好衣服……接着为了不使我的鞋被露水沾湿，我又被扛进我的餐帐里，之后又被举到我的马上。”
该师在离休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亨普斯特德临时驻扎了一些日子。有时候当地的绅士贵族们邀请他去打猎——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些邀请。每位打猎者都带着自己的一群猎狗。这一场景使卡斯特感到特别快乐。他看出尽管有这么多猎狗，但每只狗都能应答主人的号声，所以，他为自己买了一只号，开始训练起来。依据伊丽莎白的记述，赠送给他的五只狗，就按号声“以一个献媚取宠且惹人喜爱的半圆形圈子”各就各位。“他的所有训练活动是使它们的声音同号声协调，直到能够同相同的号音合拍”。这群亨普斯特德成员中，有一只名叫拜伦的灰狗，一只“派头十足的狗”。“我把一个女人倾注于任何一件可爱的事物的爱与殷勤，都给了这只灰狗，但我永远没有太多的想念过它。一只灰猎狗的心只能被放置在针箍里。拜伦对这位将军的关注如同用它那冷酷的灵魂对待其他任何人那样……”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冒犯者，只要惊吓了一只狗，这位将军就会命令士兵去接受鞭打。有人送给他们一只名叫“金妮”的短毛大母猎犬。一天早晨，他们获悉它在黑人住处的房后生了七只小狗。卡斯特认为那里不是金妮哺乳的合适地方，但他没有叫勤务兵去把这些小狗抱回来，而是亲自爬到那用矮桩基支盖的矮层里，小心温柔地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托出来。金妮的铺位安置在走廊里，但卡斯特还是认为不合适，就把这位母亲和7只幼犬一同安放在他的军床上。伊丽莎白在《宿营在平原上》一书中记述道，有一天晚上，他手中抱着一只生病的小狗，在卧室里来回走了几个小时。
10月30日，该部队搬到奥斯丁，直到全部人员退役复员之前就一直扎驻在这里。有时，这支部队被传召，帮助当地政府当局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其余时间大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位将军差不多每天都带着他的夫人骑马穿过乡间，一支兵团乐队也时常陪伴着他们，他们会呆在山顶吃午餐。在布奈尔山顶（伊丽莎白把它误称为布鲁纳尔），他们一边聆听着“Anvil chens”优美的流行曲旋律，一边观望着山下的风光。伊丽莎白说，悠扬的乐声“在峡谷中庄重地回荡着”。
一次，他们带着乐队访问了该州的疯人院，乐队可能演奏了一些适当的舞曲。她说，在那儿，“我们吃惊地看着一位8岁的精神病患者，跳着爪法利尔舞。”
德克萨斯州聋哑学校成为这位将军最关注且喜爱访问的场所。伊丽莎白在她的《宿营》中描述道，他凝视着那些聋哑孩子柔软的手指与手腕，“当他们的老师用手指向这些孩子们表达爱、恨、懊梅与崇敬等情感时，一位小姑娘用极为优雅的手势重复着这些表达动作。他被深深地迷住了，眼里充满了泪水……”
J．P·邓在《平原大屠杀》中陈述道，试验性地把印第安人与聋哑人叫到一起，他们可以通过表意符号与手势得以沟通。由此，邓得出结论，某些手势必定是一种天生的思想表达方式，所以它们可能是一种比有声语言更好的自然交流的表达方式。例如，由摊开手示出一个人手中没有武器，直截了当地表达和平与友谊，握手这一习惯也很有可能源于此。你可以把一个手指头横放在前额表达一顶欧洲人的带檐帽，但谁又能误解一个手指头在头边的快速捻动动作呢？
卡斯待从他访问这个儿童聋哑学校中学到什么，他又在处理印第安人事务中怎样使用他所学到的这些知识，仅可以去猜测。可是，在这些哑巴式的交谈中，他好像已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了。部队在德克萨斯州驻扎没多久，在一次同苏人、阿里卡落人以及堪萨斯的夏安人首领们的商议会上，他使用了他的双手，为他们做了一次讲话。他们听懂了他的讲话。后来在达科他地区，认识卡斯特的阿里卡落侦察员“红星”认为卡斯特的手势表达恰如其分。
1865年年底，当这支占领军拆除部队驻地，开始离开德克萨斯时，许多士兵毫无眷恋地同这位矛盾的人物告别。埃米特·韦斯特满心高兴地徒步朝离这儿一百里地的布雷哈母镇走去，从那里可以借助非常方便的机动运输工具直达东方与北方。卡斯特没有陪伴这些行进者，所以在整个旅途中，他们没有必要非得4人一排了，“也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剃光头顶，挨25鞭。我们再也没有看过卡斯特，也没有想要看见他的任何欲望。”
要是这位将军察觉出这种仇恨的话，他也不会在意的，再说士兵解甲归田总是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么回事。1865年圣诞节，他身着圣诞老人的服装向他参谋部的成员们散发着礼物。
没有多久，他自己也从这个“志愿军团”退役，他原先以少将军衔享受的8000元军响也被改为常规军队上尉的2000元了。薪金与荣誉的减少必定促使他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程来；他已经满26岁，他想在纽约或华盛顿谋求一个文职官员的位子。在他对前程做出决断之后，伊丽莎白也返回密执安了。
本廷记述道，当卡斯特离开德克萨斯之后，有人揭发了一件由卡斯特签署的一份谷物与草料合同的“巨大舞弊”案。揭发人是塞谬尔·斯特里斯中尉，他不喜欢卡斯特，然而卡斯特却很快成了他的直接上司。据本廷说，塞谬尔向上级汇报、揭发了这个合同批审人，并说，尽管该合同并未生效，但应当对它进行追查。卡斯特查实了塞谬尔所干的事，并计谋怎样报复他。
军官之间这些致命的不相容，自然被他们的士兵探查出来，致使部队的共同利益遭受损害，精神意志受到分裂，并削弱了本应协同一致来维持的部队的旺盛精力与胆气。尽管那时还没有组建第七兵团，但许多在德克萨斯同卡斯特一起服役的人，后来又都被安插在这个兵团，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定蒙大拿的崩溃就是这些宿怨的遗毒。
在谋求能在华盛顿获得一个职位之时，他得知，自己可能会获得一个外交使节的职务。但该职务由谁批审，是何种等级或派往哪个国家还不大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
在此期间，由于伊丽莎白在密执安，他只得自我取乐消遣。他去听音乐会，看戏剧演出，还参观了一个美术馆，品味了臭名昭著的“东方女王”，虽然这幅画令人为之震惊，但他认定是一幅杰作。在几名西点朋友相伴下，他同妓女们调情，称她们为“宁芙”①。
①神话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住在山林水泽中。
他给伊丽莎白写信，讲述了他参加的一场化装舞会，他化装成魔鬼：“我们的化装服既富丽又考究。我穿了斗篷与大衣，大衣是镶金边黑色天鹅绒的，裤子是同一色，而且仅达大腿，是一条红色的丝绸运动紧身裤，我甚至没有穿衬裤。那件红色天鹅绒斗篷上面还端插着两根红羽毛，当作两只角。一双黑色鞋上点画着朝上翻着的脚趾头。漂亮的腰带，假面具，黑色丝绸。”他喜好化装舞会，无论在戏台上还是在街道上。悲剧常使他伤心落泪，而喜剧又使他捧腹，甚至失去控制：“昨天晚上我见到约瑟夫·杰弗逊了……你知道，当我笑不成声时简直是在尖叫了，我笑得两肋疼痛。嘿！他是杰出的。”
在纽约他会见了著名人士：“安顿了一场非常杰出的早餐……这些接受邀访的人中有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还有卡伦·布赖恩特（Wm·Cullen Bryand）……”此时，他被授予“西班牙骑士少将”军衔，是由帕弗里奥·德拉兹与本尼士，杰尔兹授予的。他们认为他可能就是取代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人。卡斯特感到异常兴奋与激动，这是怎样令人为之振奋的事情啊！每年16000元的薪金，全由金币来支付，他要去征募并领导一支外国雇佣军军队，薪金由墨西哥国民来支付。格兰特给在华盛顿的墨西哥大使（Don Matias Romero）送去一封信：“兹给你介绍你的熟人卡斯特将军，他作为一名骑兵军官，曾十分杰出地奉献于……”
为了成为南方边疆的幸运兵，他要求请一年假，但是约翰逊总统未予批准，原先的请求也被否决了。
这是令人失望的。然而1866年7月28日，他被授予总部设在堪萨斯莱利堡新组建的第七骑兵团的中校。可是，他认为他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便给总统写信，请求允许他成为一名正式的上校，没必要非得在第七骑兵团不可，他甚至坚持不去一个骑兵部队，还提出把他分派到白人兵团里的附加条件。
他可以同黑人、棕色人、红种人或黄种人友好相处，但内心里还是对白人充满更坚定的信念：“我赞成提高黑人的能力与知识水平，我也赞成就我们的能力所及，就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从道义、精神、物质，以及社会等方面促进各种族的发展。然而，我反对由相应地削弱任何白人的权益来促成这种发展。至于说最神圣可信赖的优惠特权（选举、参政权）交托于南方各州的黑人，它使我立刻就想到，这是在把一个印第安人首领提拔为罗马的教皇。”
本廷在1895年给摄影师D·F·贝里写信时说，弗吉尼亚·人就不喜欢卡斯特，这并不是由于南北战争中，他在弗吉尼亚所取得的任何出色的成就，而是由于本廷所含糊其词的陈述：“哦，对了，要是我把我在这儿从一位弗吉尼亚同班老同学那里听到的什么告诉你的话，你肯定会毛骨悚然……”
在另一封信中，他干脆直截了当地陈述了：
卡斯特将军以前常常和他的厨娘睡觉，这曾经是整个波托马克河骑兵军团人所尽知的丑事、而这位厨娘却是一个又蠢又黑的丑婆娘，一个简直同黑猩猩一样的非洲女人（The Latin Maxim de gustibus nonest dis putandum Comesinhere）。①由此，你只能看出这将将军的粗俗不堪与低级趣味，可对他来说，这可是一块经济实惠的甜食，每个了解他的人都明白这件事反映出他吝啬行为的极限度。在达科他第七骑兵兵团的出征中，他同非洲人的这种交往继续进行着。
①拉丁谚语。
这不应当是了解他的人们所思虑的事，而应当是卡斯特夫人来操心。她了解卡斯特有碍他声誉的许多缺点，其他人是不会给他蒙盖圣洁华美的覆盖物的。
在历史学家罗伯特·万特莱（Robert utley）笔下，本廷被描述成一个病态人，说他“遭受着几乎对他所有老同事极度仇恨的心里与致命的癌肿瘤的疼痛的折磨”。这可能言过其实了，但并下过分。同卡斯特相处的那些日子，无疑，不管什么时候，当这股复仇之情油然而生并变得剧烈时，这位有才干的圆脸盘的军官就会像毒蛇一样猛咬一口。
至于这位将军和他的妇人，由他们的回忆录无意识地做了证明，他本廷的这些胡凑算什么，铅版印刷下的东西胜过一纸铁证！伊丽莎白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道，这些黑人步兵们在第七骑兵团的兵力缺乏期间，承担了警卫莱利堡的任务。他们是一伙“狂暴、任性、散漫的家伙”，常常把操场当做运动场，“在刚刚抽了芽的嫩绿草地上，用双手双脚前后轮流着朝前翻跳着……”
曾经驻扎在迪·切斯堡的斯蒂芬·乔斯琳上尉记述道，“黑人号兵们很快就学会了吹号，而从第九骑兵团来的几名黑人士兵，具有黑人们惯常具有的那种欣赏音乐的天才。”
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一样，白人老兵把一名新入伍的士兵称为“新兵”，而黑人老兵则把他称为“年轻兵”。据说，通常当这些黑人士兵们回答一个命令时要连称三声“先生”：“是的，先生，上尉先生，我会遵命的，先生。”
根据欧文·汤普森在戴维斯港第十骑兵团的仔细观察，尽管有这些不同，但黑人与白人相处很融洽。其余学者对此持有怀疑。彼得·奥奇做结论说，这支黑人军队“成为军队内种族偏见日趋减弱的象征了”。陆军大臣贝尔克奈普（Belknap）在对这个混合种族兵站访问之后评论说，士兵们品行端庄，整个部队军容极其整肃。确实是这样，在这位陆军大臣视察时，绝对不会有一名士兵（无论什么人种），会愚昧地扭打在一起的。
记者西奥多·戴维斯说，他们是感情热烈的印第安战士，他们似乎喜好运动，也赢得了那些战场上关注过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尊敬，其中有18名赢得了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
理查德·道奇说印第安人不愿意同黑人军队作战，也从来个揭他们的头皮，可他难以解答原因。他唯一得到的一种解释是：“‘野牛兵’不怎么样，他们大量散布巫术。”
黑人究竟怎样获得这些混号是有争议的。据1872年一名士兵妻子的信记述：“因为他们的头形与野牛两角中间粗糙的软肉十分相像。”然而把黑人兵称做“野牛兵”是有起因的，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称呼是冒犯。汤普森记述道，他们为把他们叫做“野牛兵”而感到十分荣幸。
不管怎样，卡斯特在他作为雇佣军去墨西哥作战的许诺被否定，他申请正式少将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之后，来到了驻扎在莱利堡显赫的新组建的第七骑兵团。可是，还没等他与伊丽莎白把行李解开，他又接到一个命令，要他和其他所有军官一道搭火车，去华盛顾接受一个考核。对于高级军官来说，这个考核最多也不过是大家相聚一起打笑取闹的官僚式的俗套罢了。吉本将军看来是组建这个军团的负责人，他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一位小姐才不算小姐。”正确的回答（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应当是：“当她坐在轻便婴儿车里时。”而低级军官们，至少那些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军官们，不会如此轻松地逃脱这场考核。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的伊丽莎白认为，是一场“令人恐怖的严格考核”。
在等待丈夫从这次考核审查返回的日子里，伊丽莎白自己忙着收拾他们莱利堡的新家。在给住在大皮拉皮城的丽贝卡表姐的信中，她描述了这个世界边沿的哨堡，说是在那片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上，撒落着数不尽的棚屋，附近就是江克欣城，她常常到城里市场购买物品。在她看来，她住的的宅区似乎还是繁华的。
我们有一间很大的起居室，我的卧室就在它后边，紧挨着的是梳洗室，它就在大厅的一头。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后门，埃莉斯的房间在这个后门的背后。楼上有4个房间，安娜的前屋被一间梳妆房隔开，汤姆就住在楼梯头……我给奥蒂（卡斯特的爱称）买了一把好看的有坐垫和靠背的椅子，等他回来享用。巴。我们有一套橡木家具和绿色地毯，一张圆桌上铺了块绿黑相间的桌布，桌上摆着图片夹、卡片篮与书架。我把另一张圆桌安置为我们的书桌。我们的椅子十分舒软，壁炉中噼噼叭叭响的柴火增加着房间的欢乐气氛。我有一个像妈妈那样的镶边窗帘，并按她那样把它们挂起，我的画板架立在一面窗子前，我刚刚画完一张画，是等奥蒂回来送给他的，画的是一只叼着烟管的叭儿狗……俄罗斯Qusoscff王子的侄儿萨尔（我的小字典上查不到Sar这个词，所以我干脆把它拼读为萨尔了）曾来这儿围猎野牛，他访问了我们，我们发现这位高贵的王子十分像德国那些少年……我们有一套槌球游戏桌，而且差不多每晚都在玩，这种游戏十分使人上瘾，我知道你与玛利都会喜欢它的。桌子有8英尺长，它的金属丝网按室外槌球桌那样的顺序安装，球则是用大理石制作的，有身份的人也大都喜欢这种吸引人的玩乐方式。我认为它像台球，我们的客人一直不断……
莱利堡的身后就是前往科罗拉多和去遥远的海岸的一个启程点，那儿躺着被风蚀而成的尘土翻卷的无垠的大草原，那儿就是郊狼、野牛和未开化的用颜料涂抹装扮的印第安人的生息地，那儿就是陌生奇特的野兽、野禽出没的地方，那浓烟般旋转飞扬的满天尘土，那狂势而未开化的人们，还有那喜怒无常的狂风暴雨，它们迫使女人在她们的裙边折缝里缝些错重物。磨马刀的磨刀石伴随着磨刀的啸叫声喷飞的火星……所有伊丽莎白亲身经历的这一切，都可能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
堪萨斯部陆军监察署的T·I·麦克·肯尼上校一直为这个边疆前哨忧虑。他劝告，要给火车车辆派警卫，要防护好邮件，防止印第安人袭击，要制上那些分不清印第安各部落人的人误杀任何印第安人。只有极少数刽子手在同这些军事人员们寻衅闹事。然而，肯尼所施加的这些影响，还不足一场森林大火中一只金花鼠所产生的影响。他和他同观点的人的这些劝说，被大多数正义的人们的义愤压倒。
内布拉斯加市《新闻》评论说，作为基本的权宜之计，明智的作法是清洗大草原，“彻底根除所有‘兄弟’般红种人！”蒙大拿帕B报》附和道：“是小说家以那令人不愉快而多情的桩桩事件为体裁，大显身手的时刻了，撰写调和色调的小说吧！要是印第安人继续行使他们的残暴的话，把他们歼灭干净！”
帕特里克·康纳准将对格伦维尔·道奇少将说：“应当像追赶豺狼那样，追捕他们。”
于是，1866年12月21日早晨，威廉·菲特尔曼上尉带领一队人，从怀俄明比格奥群山基地的菲尔·卡尼堡出发。他的部队约80人左右，但邓说是84名，马奎斯说是83名。其余历史学家列出的人数是81名。不碍事！菲特尔曼接受了命令，去援救一列遭受“红云”袭击的劈柴车。出发前，兵站司令官亨利·卡里顿少校两次嘱咐他，除了把装劈柴的火车押送回堡外，别的什么事也别管。很快成为寡妇的弗兰西丝·葛伦蒙德在她的回忆录中陈述道：“我当时听到，卡里顿的口气是断然的命令。”
菲特尔曼走出大门时，卡里顿少校走上哨台，命令队伍停住，重复命令道：“无论怎样，你们绝对不能越过‘棚屋区小桥’！”葛伦蒙德夫人说，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几分钟后，卡里顿意识到菲特尔曼没带军医，所以又派一名军医去追赶。可这名军医很快又返回到堡里，因为菲特尔曼早已过了“棚屋小桥”，无法和他们相会了。
菲特尔曼的终结地是一座小山头，是谢立丹山下几里处的美国87号高地，离卡斯特盲谷不到100英里。如今，这块现场被用大石块圈挡起来，圆锥形石堆旁边立着一根旗杆，杆上装有一个盾，上面刻着这场惨案的概要。在距小路约1公里的北头，可以看见一间农舍，换言之，这里除一排排挺立的电杆外，只是一座孤寂的荒山，没有多少人会使用这条古旧的小路，它只是静静地沿“I—90”路标朝东方延伸而去。也几乎没有什么旅游者会离开高速公路，到这位妄自尊大的军官灵魂游荡的荒野处来游玩。如同格拉顿中尉12年前那样，这位傲慢的军官，认为少数几个身穿蓝制服的人可以径直耀武扬威地策马穿过苏人部落的地区了。这个纪念碑的黑色铁门，时常被高高地悬掉起来。
菲特尔曼上尉假定是被“Punic Wars”①策略欺骗置死。当时，一部分显得很虚弱的奥格拉拉人，突然闯到他们鼻子底下，他自然就尾追了他们，他们就在咫尺之内，几乎伸手就可被抓住——仅两码远——凡码远。据说年轻的“狂马”也在这些被追击的目标之内。
①Punic Wars”古罗马与迦太基间的三次布匿战争。
与此同时，劈柴被安全地取回来。
菲特尔曼可能不怎么明智，两周前，这些苏人就以类似的埋伏捕捉过他，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再次落入陷阱。为什么？他是刚来边疆的新手，目中无人，也许还因为他是接受了西点教育的人。他认为，处理这些未开化的人，美国士兵可以以一当十。也许，他可能被这些引诱物激怒了，他用英语大骂道，“你们这些臭婊子！”
1886年，邓发表了有关发生在血染的日子里的这件事的冗长报道。他声称，战斗结束多年之后，他看到一根栎本战棒，上面钉着锋利的铁钉，依旧粘结着血、头发与污脏的脑髓。这是奥格拉拉人曾经用于对付菲特尔曼军队的武器。他一直不能原谅菲特尔曼的轻慢，但也没有过高评价卡里顿少校。邓把卡里顿少校称作在阅兵仪式上训话的军官。他说，不应当把卡里顿派往边疆，他应当到学校去任教：“他修设一座坚固的兵堡，在修建这个兵堡时，印第安人对他本人和士兵进行了多次奇袭，可找不到任何根据来证明他知道堡前面1英里处有1000名印第安人，还是100名。他好似也反对这些印第安人，要是他确实有手腕的话，会社交地驱除他们。”
为了试验所购置的亨利16响连发来复机枪，两位有经验的市民詹姆斯·韦特莱与萨克·菲希尔也参加了这支特遣队。也许是在他们倒下之前，射杀了“红云”的很多精兵良将，从而极大地激怒了这些印第安人。他们的尸体无法辨认，因为他们的脸被切成肉丁。其中一位身上被扎了105枝箭（学者对此有争议）。看来，只有这两位市民和他们周围的几名士兵同敌人进行了搏斗。在1908年纪念碑落成仪式上，卡里顿在讲话中说，不到20分钟，所有枪声都停止了。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有心思看他的表，是个谜，但这确实是他说过的话，邓也许是对的，他应当到学校去当校长。他还说，如他的下级们那样，在枪声停止之后，他推测，菲特尔曼把这些印第安人杀死或击退了——如同吉本和特理的人看见前方的一缕隐约的烟幕，就设想成是卡斯特在烧毁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村庄呢。“我们无法设想真实情况……”
在这个残忍的可怖战场上，唯一活下的是一匹马。一个神奇的同类幸存物！小比格奥唯一的幸存者是迈尔斯·基厄菲（Myleskeogh）的马康曼契；而在这个战场上的唯一幸存者则是受到致命伤的C连的一匹灰马——有斑点的戴夫。
苏人消失之后，清点了67具尸体，其余的第二天早晨找到。菲特尔曼和弗兰德里卡·布朗上尉并肩躺着。由于每个人头上的太阳穴处有一个子弹孔，所以，认为他们是相互对开的。然而，尸解之后，兵站军医做出结论，菲特尔曼是被猛砍致死的。他太阳穴的洞也许是仁慈的一击。布朗可能是自杀的，听起来残忍至极。布朗，他如此急迫地要求给一个机会去战斗，去杀死野蛮人，但他却身穿军装长眠了。本来他接到调令去怀俄明的拉腊米堡，但他说，他必须获得一张头皮，所以，没有经批准便加入到菲特尔曼的队列。
约翰·格思理是首先目睹这个现场的骑兵。一阵激烈的震动之后，他草记下他的印象。他记述道，这位指挥者躺在这条古旧的“假日”马车路靠近“多石湾”的浅滩上，仅离堡一英里处，但不太确切，确实距离，至少2倍远。
我们先遣队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菲特尔曼上尉的悲惨的灾难。那些印第安人已经爬上悬崖，崖畔上闪现着灿烂的金色阳光，也闪现着那些鬼鬼祟祟潜行的印第安人的长发，和他们肩上搭着的从被他们杀死的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上面还扎着许多箭。大群大群的豺狼、郊狼和鬣狗在四周游荡着，准备赶赴这场死尸盛宴。我们被残杀的朋友的尸体在荒野中躺了整整一夜，但他们却没有再次受到任何方式的触碰与侵扰。甚至连打着“2Co”印的战马，也未受到这些残忍的食尸者野兽的骚扰。某些人认为，这些吞食印第安死尸的野兽所以未去冒犯这些白人牺牲者，大概是由于白种人身体中所含的盐份吧，至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防止野兽去品味的作用。在这场大屠杀结束24小时之后，堡中的军医雷波特派我们出发，用弹药箱拉载那些死者。所有菲特尔曼的男子们的尸体全乱堆在靠近战场或“大屠杀山”附近，也就是离一条旧马车道不远处的那些小山、岩石与小树林中。在我们用来收装他们的弹药箱箱盖上堆放着吓人的、被这伙印第安人肢解了的我们的战友的尸体。难以分辨谁是陆军与骑兵。所有死者的衣服全被剥光，脑壳全被用战棒击碎，耳朵、鼻子、腿，全被割掉，头皮被揭掉，身子被子弹或箭穿透，手腕、双脚与脚踝骨全被砍得只剩下筋腱连着。我们首先装运军官。第27步兵团上尉菲特尔曼，第18步兵团的布朗上尉，以及骑兵团二连的号兵福特尔，一同乱挤在一些岩石的近旁。福特尔的脑壳被砸得陷下去，他的尸体撂在军官们的身上……骑兵团二连萨金特·贝克头上套着一个黄麻布袋子，头皮未被揭。那些戴金戒指的小手指头被跺去，向导李·伯蒂是在叫做“小鹅湾”附近的灌木丛中找到的，身上扎满了箭，在装运时，不得不把这些箭支砍断……有些尸体被开膛面朝天后仰着，也有一些被开腔破肚后爬伏在那儿，以至我们未看出它们已被开膛。我们在他们的内脏上跪踏，但又不知道它们是属于谁的，所以，骑兵装了步兵的内脏，步兵又装了骑兵的……
只有号兵阿道夫·曼兹格尔一人未被肢解。他的号被砸扁，他一定把它当做一根棒子抢了，而且，不知何故，这些印第安人还给他身上盖了一块野牛皮，
数年之后，一位名叫“火雷”的奥格拉拉人（那时他16岁），简单而又意味深长地描述了当时那伙印第安人的奸计。他说，他们先找好了一个有利地形，藏在一条干河沟两岸，并派了几个人在前面行走，把士兵哄骗来。过了好一会，他们听到枪声，说明士兵们来了，于是把矮种马的鼻孔捏住，防止他们在看见白人的马时，发出嘶叫声。奥格拉拉人的诱兵很快出现在眼前，一些人牵着矮种马步行，士兵认为他们的马已经很疲倦了就去尾追他们。子弹在空中乱飞，但很快被更多的箭枝压住，数不清的箭支蝗虫般铺天盖地落在士兵们身上。
“火雷”说，数匹美国的战马脱缰了，几名印第安士兵前去尾追，他自己由于要追击白人而没去追马。这些士兵带了几只狗，他们嚎叫着跳到路上，朝堡跑去，但被全身的箭扎死了。马匹、死亡的士兵、受伤的印第安人满山狼籍。“他们的血水被冻结了，因为，突然降了一阵暴雨，使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接着，印第安人收拢了他们的斗十，离开了。天变得更加寒冷，脚下地面似乎变成了冰冷的铁块。那天夜里，狂暴的风，夹裹着雪花凄厉的吼叫着。
卡里顿少校于1867年元月3日做了正式汇报，尽管他的报告是不动感情的典型官方文件，但进一步证实了骑兵格斯理的随笔。
在最终发生这场战斗的小山路上，遍地都是箭、箭头、挑头皮杆子和折断的矛杆。
来自四面八方的那些未遭损坏的箭支，说明这位指挥官是在撤离时，突然遭到歼灭性的包围，并被切断退路。没有一名军官和士兵幸存。凡具尸体是在分界线北头发现的。它的对面刚好是越过“棚屋区桥”后面的那条小路。
所有死者都堆挤在离堡最近处的东边的四块大石头旁，这四块大石头的中间留成一块6英尺见方的空地，这儿是最后的防卫地，也有一些斯潘塞枪的没有耗费的子弹。
菲特尔曼和布朗在左太阳穴处都被左轮手枪击中……
我列出一些死亡者的真实情况，他们的尸体是在黄昏时找到的，下边是见到时的情况：
肢体残缺：
眼珠被挖出放在石头上；
鼻子被割掉；
下巴被砍掉；
下齿露在外边，
手指关节被砍掉；
脑子取出放在石头上；
双手被砍掉，
双脚被跺掉；
胳膊从肘窝处砍掉；
生殖器被割掉……
末尾，卡里顿说，他列举的这些事实虽为大概，但他坚信，足以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他说，书写这些清单是一件使他肝肠欲裂的事情，纯粹迫于职责。
卡斯特在《我的平原生活》中记述道，菲特尔曼惨案的消息“堪称惨绝人寰！它激发了人们对野蛮的作恶犯罪者的仇恨，政府也迫于压力，开始寻求将采取的报复手段，所有各个阶层似乎都分享了这种感情”。
该书中，卡斯特复制了这场大屠杀一周之后，谢尔曼给格兰特的一份电报。其中说：“我们必须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抗击苏人，直至把他们彻底根除，不管他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没有比斩草除根更彻底的事！”要是把这封非凡的电文的一个词改换一下的话，它读起来仿佛是艾奇曼①发给希特勒的电文。
①艾奇曼（1906～1962），德国纳粹将军。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酷地虐待集中营中的俘虏而被作为战犯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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