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他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这是一个矛盾演化到了可以立刻就势作文章的时刻，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真正需要他出来的时刻。大政治家绝不该频频出击，然而，在该出击的时候，又绝不错过时机。
他在当天晚上就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同一时间刘少奇赶到他的住所，希望汇报工作，却没有受到接待。在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之后，他又阅看了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开始深入情况，捕捉战机。
7月19日－23日，毛泽东责成刘少奇主持“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详细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是运用合法的程序，开展在文化大革命领导路线上的党内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上攻击派工作组的做法，攻击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运动的发展发出了严厉的评价。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离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列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
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指出“这是方向错误”。
在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又于7月22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他还指出：斗、批、改“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
在7月19日－23日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
然而，毛泽东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决断。7月24日上午，也就是情况汇报会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他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要立即撤出。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6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明确指示撤销工作组，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晚，陈伯达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并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号召全校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北大的这一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立刻传遍北京高等院校。7月27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白撤销所有工作组。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撒销工作组的“七·二八”决定。
在这个大会上，邓小平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
而刘少奇则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衷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的讲话似乎还维持着党中央的统一形象。刘少奇和邓小平关于撤销工作组的讲话无疑也是以共产党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了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决策调整。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健步走上了主席台，会见全体与会者。全场自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这其中包括曾被工作组关押十八天后被直接送来参加大会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他满脸热泪的激动不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们对毛泽东的忠诚。
二、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我们在上一节中对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全面发动后的两个月的发展做了最简扼的概括。这种概括比起当时丰富浩瀚的现象可能过于简单，而对于这个文本却已显得十分详尽。它是我们进行社会政治分析所必须的。我们的目光将穿透这些简单的情节，看到历史的本质。
正像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高等院校与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所讲的那样：他到了那个时候，还并不真正领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更不领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
然而，当他6月初主持党中央工作，决定派出工作组时，这一措施在当时几乎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层的支持。除了毛泽东，除了林彪、江青等人以及他们掌握的意识形态工具所发出的声音外，我们在那段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没有发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刘少奇的派工作组的决策在党内是很容易得到贯彻的。
几乎所有的省、市委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对这种方式都没有任何怀疑，当工作组与学生中的造反派发生冲突时，当工作组的权力受到挑衅、反对和破坏时，从中央到省、市委到工作组的共同思路是；这里有坏人，有右派，有反革命，需要对其进行斗争。这恰恰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集体思路。
刘少奇自然也是这个思路。他在批转中共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他还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包括她女儿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说道：“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种思路，自然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思路，也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奠定的思路。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清刘少奇企图维持的是共产党的集体利益和党在十二年前就形成的政治斗争传统，同时也看清了毛泽东在1957年领导反右斗争时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最起码代表了他们整体的情绪和愿望，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反右斗争后获得更高的威望。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代表党的整体利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一年后成为刘少奇等人的政治路线。
现在，毛泽东却要反对这个政治“传统”了。
如果说在十年前的反右斗争中，他对待右派知识分子的斗争路线是维护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和权力所需要的，今天，他恰恰要对这个党的组织和权力本身进行革命。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从1957年－1966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的毛泽东何以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斗争方向？当学生起来反对党委、反对上级党派出的工作组时，何以换成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
答案是十分显然的——
第一，右派已经在1957年被打倒了，当前上升的矛盾是，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毛泽东对整个政治斗争策略的重新制定。
第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学生，都是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造反派中很多人出身于工人、农民或革命干部家庭，他们的政治立场与1957年右派是不同的。
第三，与校党委、工作组斗争的这一代大学生还特别是被毛泽东这两年关于无产阶级要在思想政治领域内继续革命的思想灌输起来的，他们的政治倾向无疑带有这样一个大背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蓝图，成为他们深入血液的思想纲领。
第四，多年培养和形成的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崇拜，在这一代大、中学生中形成了一种“革命”的狂热。这是毛泽东自觉看到了的，又是刘少奇没有自觉意识到的。
正是这一切，使毛泽东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立场，做出了支持学生造反的举动。在他眼里，今天的学生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整个党组织，不但不是反革命，恰恰是革命的，只要他们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就理应得到支持。
然而，只要深刻分析就会发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投人造反的学生不仅具有上述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因人而异有着其他各种思潮根源。只要我们多少解剖一下那时学生投入造反运动的具体个案，就能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促使当时的大、中学生投入造反、革命运动的思潮，还有对各级领导干部特权的反对。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的子弟，这一点尤其成为这批人的内在政治动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各级领导包括校领导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对于大多数工农子弟而言，都是被掩在帷幕后面的。当文化大革命把帷幕揭开之后，他们对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特权现像，都有着极大的攻击性。这也是早期斗“黑帮”过程中，所谓黑帮”生活“腐化”的罪恶最能够激励大批判仇恨的原因。
第二，在中国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国度里，大学生普遍容易感染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还非常巧妙地和各种极端的革命口号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第三，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和旧有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现代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学生与各种现成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必然的，当一切行为都以革命的方式展开之后，对旧的教育制度的不满情绪（哪怕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满情绪）也会成为学生对整个现有秩序造反的动因。
我们在早期的学生运动中看到：往往学习成绩好、受学校和老师重用的学生，运动早期倾向于保守；而那些成绩不好或不太好，又与学校领导及老师存在过矛盾的学生，特别容易成为激进的造反派。
第四，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现象，也是近代史上各种学生运动都难免包含的现象，那就是青春期的狂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点在中学生中特别明显。
这种青春期的狂放，表现为对一切禁忌的突破，表现为停课闹革命之后的欢乐，表现为摆脱了一切限制及束缚，走南闯北、四海串连的解放和喜悦。这是青春的力量。人类社会从来都将这种力量置于一定的规范中，使其有节制地表现和释放。青春的力量一方面有很大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破坏性。
当中学生们将教室的门窗玻璃打碎，将课桌座椅一举破坏，不再需要背诵枯燥的课本，不必应付令人头痛的考试，大串连，斗黑帮，放言高论，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一种多么盛大的节日般的解放！而在革命高潮过去以后，又能无拘无束地谈恋爱，这一切确实表明文化大革命借助了社会上的各种能量。旧的秩序崩溃了，被秩序所禁锢的各种不安分的能量就会汇集到“革命”潮流中。
第五，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的造反并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目标十分明确、革命性质十分明确的行动。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学校同时存在的多个造反组织，他们在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却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不过表明年轻的学生们在这场社会大革命中都有涉入政治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被诱发，在各种榜样的培育下会急剧膨胀起来。
姚文元、戚本禹的飞黄腾达，聂元梓、蒯大富的飞黄腾达，都使他们深受刺激。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说得更世俗一点，这样一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
对于学生们以上的“革命”动因，1957年的毛泽东肯定要实行镇压的。而1966年的毛泽东不仅没有镇压（暂时），并且要尽可能地借用。
当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之后，学生运动中不可收拾的无政府倾向及青春期的狂放倾向成为建立新秩序的破坏性因素时，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用了各种有力的手法来管教学生。
当然，在1966年6月－7月，毛泽东显然并没有看清这一切，在政治的“蜜月”中，他同样被学生们高呼万岁的激情与热泪所迷惑。好在这种迷惑并不妨碍他此时与将来的政治行动。有时看不清事物的全貌反而有助于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同盟军一阶段一阶段变化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此刻要做的是，依靠学生的力量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他知道，除了林彪、中央文革等少数左派之外，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会反对派工作组这样的传统思路，很多中央及国务院的干部也都卷入了派工作组管理下面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之中。然而，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毛泽东有力量扭转这个在1957年就开始形成的党的既成“传统。因为他已经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潮流；已经有了对彭、罗、陆、杨做出政治处理的成果；已经有了向党内走资派以及赫鲁晓夫式人物开展阶级斗争的《五·一六通知》；已经有了林彪这样执掌军权的人作为坚定的同盟；通过陈伯达、江青等人，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大权，并把全国的报刊、电台都变成了自己的喉舌。
他现在开始用新的方式重谈“相信群众”的观点，作为相信群众的最时下的运用，那就是：反动派才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无好下场！面对全社会，面对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及广大的家庭背景，这个声音无隙可击。
最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这个“传统”，而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还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他本人握有巨大的权力。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声势，但是在他从武汉回到北京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力量，无论是来自于群众，还是来自于林彪、中央文革，都不足以对抗刘少奇路线的政治力量。一旦毛泽东将他的力量放在政治的天平上，形势便发生急剧的变化。
毛泽东的力量毕竟太大了。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扫描
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看清楚了1957年反右斗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化。1957年，毛泽东缔造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传统”；这个传统在1966年党的组织与造反派发生冲突时，被刘少奇继承了。
在反击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逆流”中，刘少奇体现了这个“传统”，这是维护党的领导权的强硬政治立场。与此同时，我们联想到刘少奇在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路线。在对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对待与生产关系相关的政策上，他又显得相对开放和宽松。把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便能够看清楚刘少奇完整的政治纲领。
刘少奇绝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也绝不允许民众中的任何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他需要的是对全党、全国集中的统治权力，要求不容动摇的政治权威。他绝不会允许社会上任何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在这样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则允许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松动，包括允许农民“三自一包”，允许资本家开工厂，任何能够发展经济的实用措施，他都会拿来采用。在这一点上，他的治国路线是完整的。
毛泽东要打倒的正是刘少奇那种集中的政治权力，从而建立毛泽东本人的集中的政治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要求的集中的权力，要远胜于刘少奇所要求的集中的政治权力。这里的重要差别是，毛泽东希望在他本人集中的政治权力下，民众超越任何经济、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直接接受他的指挥。只有当民众以超越经济的方式跟随他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开始响应毛泽东号召、投入大革命的民众，我们仅从前面对大学生的简单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其实融会了多种社会利益与社会思潮。大学生是整个社会的显示屏，社会上有多少种思潮，大学生中就会有多少种反映。在运动往下的发展中’伴随着更加充分暴露的事实，我们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显示出来的社会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及思潮结构做出更深入的剖析。
然而，在6、7月份这个最初阶段中，广大民众及大、中学生中存在的最主要的倾向，是所谓“造反”与“保皇”的矛盾与斗争。这反映着共产党内两种力量的矛盾与斗争。当各种社会思潮还未在民众中完全展开时，民众以及学生中的矛盾与冲突，还紧密依附于政权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这样，我们又将目光比较主要地投向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上。
8月1日－8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需要着重透视的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需要将在工作组问题上获得的斗争成果进一步肯定下来，并且深化和发展；而刘少奇或许也试图找到一个正面的、合法的、公开的场合，将自己思路的合理性予以解释和澄清。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手段，将会内会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将党内的斗争与社会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事政治斗争的强烈冲动。在毛泽东的眼里，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战争的发展一定会有声有色。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这些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最初发起者。他们曾在7月28日北京海淀区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工作大会上，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交给江青，请她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红卫兵的信中写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当然，他也同时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8月3日，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期间，王任重在钓鱼台接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让他们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清华附中红卫兵惊喜若狂。这封信立刻以大字报传单的方式流布全国，成为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内会外的斗争则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
8月2日、3日下午，全会召开大会，相当一些领导干部做了带有检查性质的发言，总结前一阶段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和不理解，表现出紧跟毛泽东思想的努力。刘少奇则继续试图在基层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材料。8月2日，他曾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收集情况，该学院曾在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讲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还不清楚”，还说：“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
8月4日，他在同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谈话时，指导他们撤走的策略：“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现在的问题思如何脱身。”他还讲道：“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不要怕反革命上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几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就暴露了他们。”这表明1957年反右斗争形成的政治“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刘少奇的思维之中。
刘少奇绝非一个思想僵化的人，他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中的务实主义，都表明他有足够的灵活性。而他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的政治上的顽固性，不过说明这确是他根深蒂固的政治本质。在这里，他捍卫的是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可悲的是，这些行动在那时显得支离破碎，贫乏无力。
而毛泽东的行动绝对是从容而大气魄的。他从来没有犯过角色错位的错误，他从来以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身份出现。他要在刘少奇等人也在场的会议桌上，以充分有理有力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纲领光明正大又威慑全场地发布声音。他在党的领导层中的每一次讲话，都可以视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他从来都是一手抓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另一手紧紧抓住党内会议桌上的斗争。
8月4日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具有典型毛泽东风格的讲话。他的讲话既是提纲挈领，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高原则出发的，又是谈古论今，非常生动的。他讲道：“谁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法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这次讲话十分严厉。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层的心理历来感觉极为准确。话一出来，总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笼而统之的权威。他的每一篇讲话，都极高地体现了因势利导的政治艺术。有如一只大手，伸出来罩住整个局面。尖锐也好，和缓也好，原则也好，灵活也好，正言厉色也好，幽默调侃也好，他总能够将在场的领导干部都圆融在他的统帅之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逐节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权威更得到了空前的增长。他的讲话刚柔并济，泰山压顶。他用领导层能够接受并必须接受的声音维护和加强着自己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讲话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原定于8月5日结束的会议，主要是解决运动初期围绕派工作组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正式通过1966年5月4日－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决定。现在毛泽东提出，全会各小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原定五天的全会被延长了。
作为对毛泽东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配合，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康生、江青号召全体师生员工彻底批判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亲自为革命群众平反，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进行的过程中，又把社会上的群众运动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将全会当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斗争场合而采取的既灵感突发又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
这张草稿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的大字报，充分表明毛泽东那灵感突如其来的随意性。当然，这种随意性又绝对经过了他深思熟虑的理性的确定。在领导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具有充分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又有判断力量对比的透彻与冷静。至于这两方面是否经常能够平衡，则是另外的事情了。
这张大字报于8月7日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起，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与会者，它不仅震撼了这次会议，在中南海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新增添的项目，最终成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带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本人。
这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相机做出的重大决定。他认为，运动到了这个时刻，应该走出这一步了。他完全清楚这个举动的严重性质，也相信这个举动最先在党的领导层内继而在全党、全国对政治斗争形成的大的推进。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一时刻如果仍不触及刘少奇，不把这一问题挑明，将使文化大革命无法深入。所以，他极为果断地采取了这个行动。
作为党的领袖，写一张大字报，在党的全会上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的第二号人物，绝对是一个非常之举。毛泽东一贯喜欢非常之举，他知道，非常之举一定会产生非常的爆炸力。
从评《海瑞罢官》到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到写出《炮打司令部》，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极为有声有色地发动起来。
形势果然立刻得到推动，对刘少奇的批判面对面地开始了，在党的最高层，奠定了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基调。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于第三十一稿才定稿的《十六条》是指导全国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十六条》中首先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所谓“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还特别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呜大放。”
这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的纲领。虽然其中也讲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强调对四种不同的干部各有其判断标准，还提出了一些政策规定，但是，整个纲领贯穿了毛泽东“不怕乱”的思想。
在此期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不要怕出乱子”。他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惟有天下大乱才能乱掉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惟有大乱才能够打破各种组织框框，直接体现毛泽东思想与广大民众的结合。现在，军队在他手里，舆论工具在他手里，他的思想又绝对可以掌握中国90%以上的民众，所以，大乱乱掉的是旧秩序和权力系统，却绝对乱不出他能够把握住的大局。只有在大乱中将旧世界摧毁，新世界才会以大治的形式浮出地平线。
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显示了足够的胆略和气魄。其后发生的省、市及各级权力机构的全面瘫痪，大、中学生的停课大串连，铁路、公路交通的混乱，生产力的被破坏，在他眼里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群众运动中露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自信。放手发动群众，是指导运动发展的最主要手法。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对党内的权力机构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陈伯达及康生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明显上升，刘少奇却从第二位排到了第八位。
而这，不过是刘少奇下台前的一个短暂过渡而已。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他主持的党的一线领导层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逐步予以打倒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
林彪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在全会中再一次做出不失时机的“精彩”表演。他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作为对这次会议的总结，8月12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一公报中，用林彪的语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公报》与《十六条》的发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更为泅涌澎湃的革命狂潮。
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独自来到中共中央信访接待站，面对热血沸腾的群众挥手说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宣传作为特大喜讯铺向全国，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全国部署中，进一步树立起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
像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一样，8月10日晚七点十五分毛泽东来到中央信访接待站的这个行动，充分体现了他在这个阶段对民众的信赖和对自己威望的信赖。
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已经掌握了优势。而在广大群众中，相对于他的政敌，他更有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优势。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怕什么呢？
四、对红卫兵运动的初步分析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随着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出现了，那就是红卫兵运动。这是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极为重要的政治现象。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红卫兵的关系，红卫兵与整个政治的关系，无疑是我们透视文化大革命一个特别深刻的领域。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出现的，更具体说，是在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感染下诞生的。当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其影响首先辐射到附近的大、中学校。毗邻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学生，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探究聂元梓大字报的政治背景，探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动向。
几年来，相关的政治舆论宣传，特别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激起了这些中学生的政治敏感。这种反应和那个年轻的年龄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做出了似乎甚为神圣而又重大的判断。经过对形势的分析，认定目前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且必须投入战斗。
1966年5月29日，这些中学生以极秘密的方式组织了红卫兵。在他们的影响波及下，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二十五中等中学的学生先后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东风”的秘密组织。这可以说是后来席卷中国大地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他们当时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的出现，必然与在各校领导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的思维自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对这种类似地下组织的学生活动，当然地认为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在工作组的压迫下，参加红卫兵的中学生以青年人特有的反抗性做出了反应，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认定：“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题目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还说，“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这张大字报很快在中学红卫兵运动中传播开来，成为他们的思想旗帜，而且和大学中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力量串连在一起，成为当时与工作组对立斗争的重要阵势。当然，工作组会继续施加压力，继续“反干扰”，继续实行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手段。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相继定为反动组织，予以解散。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张贴出了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与工作组的对抗中，更广泛地在北京的中学乃至大学传播开来，成为在当时十分夺人耳目并引起大、中学生政治兴奋的新鲜事物。
中学生的行动启发了大学生，在各高等院校也都相继出现了各种命名的红卫兵组织，以集团的方式展开和工作组的斗争。这种群众自己成立组织的斗争方式，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特征。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无疑意识到了他们的旗帜性作用，他们于7月27日第三次贴出了题目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大字报中宣称：“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他们将大字报的底稿（《一论》与《二论》）托江青转呈给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亲笔回信，表示对他们的热烈支持。当红卫兵把毛泽东的回信通过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广泛渠道散播出去之后，红卫兵运动立刻在北京乃至全国漫延开来。
1966年8月18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在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下，于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别有深意地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表明他正在亲自领导一场大革命，表明他的革命决心，表明他作为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握有军队的实权而且得到军队的全力支持，也表明他要否定现存的党和国家政权格局的决心。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同时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宋彬彬将红卫兵袖章献给他的事实。当毛泽东穿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群众挥手致意时，他就成为红卫兵名符其实的“红司令”。
正是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做出了像红卫兵一样高昂的讲诂：“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形象，通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大规模发动群众运动首先是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巨大号召。毛泽东的这一形象，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经典照片之一。从这天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席卷全中国。“八·一八”被红卫兵看成最伟大的纪念日。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率先在北京形成的行动，就是“破四旧”。他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红卫兵拿着剪刀走上街道，把一切他们认为的怪发型全部剪掉，把一切他们判定的奇装异服全部剪碎，把他们认定是资产阶级的高跟鞋全部没收，把各照相馆内一切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发型的照片全部赶出橱窗。
街道两旁的横匾及招牌，一一受到清理。各种各样的老字号招牌更被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打得稀巴烂，“全聚德”、“东来顺”、“荣宝斋”、“亨得利”、“福贵楼”……这些带有封、资、修特征的牌匾荡然无存。
红卫兵们威风凛凛地在北京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号令一切。各种各样的通令、通牒的传单、口号和大标语覆盖了大大小小的街道。“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随处可见。
名称也要反帝反修化。“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被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则改为“红卫兵战校”。
他们不仅将全市所有的街道、车站、商店、餐厅、宾馆改名换姓地进行革命，而且波及到家家户户。绝大多数家庭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都把家中的各种不革命的书籍、装饰及家俱革除了。门窗墙壁贴的都是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
接下来，红卫兵开始革自己名字的命。一大批旧名字在户口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卫东”、“卫红”、“东风”、“卫兵”、“造反”、“前进”、“红旗”这样的名字。
“破四旧”的潮水继续席卷各大书店和工艺美术商店，在那里进行大清查、大销毁。红卫兵乘胜追击，冲向寺庙、公园进行大扫荡。寺庙里的文物遭到摧毁，相当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永久性地散失，摆放在公园门前的石狮被糊满了大标语。
总之，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红色革命风暴中，现存的一切文化差不多都在扫荡之列。
在扫荡中，性质最为惨烈的是对人的进攻。“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红卫兵运动打击的对象。游街、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剃阴阳头（把头发剃掉一半）、罚站、罚跪，用皮带抽，用棍棒打，注释了红卫兵运动最血腥的一面。
当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全国时，各地出现了甚至比北京更狂热、更残酷的情景。那些所谓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无一例外地遭到红卫兵运动的无情批斗，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
在此期间，大批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和迫害。
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广大农村，出现过更为残酷的情况。不少农村把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杀掉，就在北京郊区也出现了多个公社杀死地、富、反、坏、右的事情。
随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一再放手发动下以大串连的方式在全国纵横交叉、相互辐射，形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更强大冲击力，以至发展到一个连毛泽东也不得不设法对其约束的不安分力量。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在往下的篇章中还会做更全面的概括和分析。在此，我们仅就红卫兵运动最初的发展做出如下的剖析：
一，正如红卫兵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一样，也正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最初成立时的誓言一样，红卫兵的第一个本质，即它是捍卫毛泽东的小卫兵。它把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作为自己的纲领，实际上就是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基础。说得更客观些，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党的舆论工具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产物。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眼相中红卫兵的原因之一。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出现，既表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新的阶段，也是毛泽东继续树立自己个人权威的有力手段。
二，红卫兵得以诞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受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政治领域内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影响。红卫兵实际上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纲领的产物，是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没有毛泽东这个政治革命纲领，就没有红卫兵。
三，如果分析最早的红卫兵成员的家庭出身，我们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红五类”出身，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属、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后代，其中坚力量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及革命烈士的子弟。他们所谓的保卫党、保卫红色政权的纲领中其实含有很大的红色特权意识。
他们自认为这个红色江山是他们的父母打下的，所以在他们早期发起的以“破四旧”为典型表现的政治行动中，打击的目标是地、富’反、坏、右，是资本家’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所谓的封、资、修，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极端的性质。
当后来充分反映“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在红卫兵中出现并广为流传时，不过注释了红卫兵运动本身的既得利益性质。不管红卫兵运动中有多少理性分子曾试图抑制“血统论”的极端倾向，然而，这种本能的利益驱使却是早期红卫兵运动的重要政治动因之一。
四，红卫兵运动的又一个重要思潮，就是反文化的倾向。“破四旧”不过是这个倾向的根本暴露。
当他们反对人类悠久历史形成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时，不过是受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民众中的基础。
五，与反文化倾向相联系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反教育。
中学生与他们多年所受的学校教育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是教育机构和学生的矛盾，是人类文化传递过程中普遍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即与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又一个思想基础。
当红卫兵运动冲破工作组的领导权之后，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同时，还对本校的教师、领导进行了一番更惨烈的批斗。
六，红卫兵运动无疑存在着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反对一切秩序的倾向。这在中国这个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汪洋大海的国度里，尤其不奇怪。红卫兵反对一切约束他们的力量，反对一切管制。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敢于无法无天。
七，还有，就是中学生在青春期特有的冲动和逆反。他们有着要当孙悟空的本能。
这是青春期被强烈压抑又渴望解放的巨大能量。在红卫兵运动中可以充分看到，文化大革命如何使他们的青春得到解放，他们如何快活。
事隔几十年，当今天的某些中学生听他们的父母讲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时，大多十分羡慕。认为那时的学生可以批斗老师，可以不上课，可以不考试，可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周游全国，实在太幸福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羡慕不过注释了上一代年轻人造反的最常规的原因。
八，政治时代造就政治野心。那样的时代也造就了大批青年的政治野心。
即使在中学生的年龄，也不乏介入政治、当左派甚至当政治领袖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中众多风云人物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九，红卫兵运动中那些最极端的迫害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迫害狂”这一类心理变态的表现。
当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抡起铜头皮带，把一位老知识分子打得头破血流，跪在地上认罪不已时，她非但不手软，而且越打越痛快，越打越发狠，越打越斗志昂扬，这确实还有特别的心理学性质的原因。有不少教师在运动中被毒打致死，在那些手段特别凶很的学生身上，常常让我们看到“迫害狂”的心理特征。
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注释。
红卫兵运动也是近代中国青年史上最可悲的一页。
如果这一代人至今对此没有足够的自省，那既是一代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一切所谓“青春无悔”的论调在残忍而冷漠的历史面前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在经历了8、9两个月乃至其后不长的高热之后，随着斗争的深入，最原始意义的红卫兵，也就是像清华附中这样一批最早的红卫兵（后来被中学生称为“老兵”）慢慢衰败了。随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政治的锋芒触及了很多红卫兵的父母，触及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地不是斗地、富、反、坏、右，不是“破四旧”，也不是反对学校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要反对党内的整个领导集团。这样，作为保爹保妈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和变化，接下来，他们开始成为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路线的打击对象，其境况同样惨烈。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另一种悲哀。
对毛泽东的崇拜，并不能抵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旦切身利益战胜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悲剧中反而含着喜剧。
现实利益的各种世俗表现，似乎比政治的宗教式狂热更合乎人情。
原始意义上的红卫兵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蜕变、分裂和转化。这也预示了整个民众跟随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发展逻辑。
毛泽东在一片欢呼万岁的红海洋中，没有看到这里同时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以为文化大革命就能给他带来一个理想国，也是浪漫得近乎幼稚可笑。
五、文革中个人崇拜的社会学、文化学分析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说领袖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与世界上一切最狂热的宗教领袖崇拜相比，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毛泽东1966年7月16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的消息于7月25日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席卷全国各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愿，那种无限信赖、无限幸福的激动场面，典型地表现出了那一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疯狂到什么程度。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前百万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关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提法在全国民众中形成振臂高呼的回应。当“四个伟大”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狂热覆盖中国大江南北时，不过再度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何种炽热的程度。
《毛泽东选集》的发行，成为中国最大的事情。十亿人口的国家，一户一套，甚至一户几套。1964年曾经在军队率先发行的毛泽东语录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遍布中国。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纪念像章数以几十亿地生产，曾一度造成军工用铝的危机。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挥毛主席语录本，口喊毛主席万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时尚。
文化大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这种个人崇拜。所有的政治分析家都能够看清楚，毛泽东得以发动和推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就是民众中存在的这种领袖崇拜。
领袖崇拜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宣传造成的。当一个将舆论手段完全集中于自己手中、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有意识地宣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时，大规模的舆论确实能够产生非凡的效果。
然而，任何宣传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不仅体现在效果上，也体现在动机上。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达到的巅峰，有着特别深刻的原因。在那些深刻的原因消失之后，即使动用任何集中的舆论进行类似的操作，都将无法再版那种程度的个人崇拜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社会学、文化学中找到分析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的基本思路，对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的原因做出完整的概括。
一，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政治的需要，是当时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运动的需要。这种需要绝非只是理论上的演绎，而是一个被强烈的社会生活予以注释的重大结论。
《解放军报》于1966年6月7日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这样讲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这段论述是从林彪的讲话中演变过来的。正是这个政治性极强的个人崇拜，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面对广大文化程度不高的解放军士兵，面对同样文化程度不高的全国广大民众，政治化地树立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远比复杂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斗争的理由简单得多，也有力得多。
当政治化地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之后，以一应万，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全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全党、全军以及全民排除了各种对文化大革命的疑惑，在行动中绝对服从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不抓住这一舆论造势上的中心环节，文化大革命是难以进行的。
二，从毛泽东本人来讲，这还是推行其理想的（也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蓝图的需要。
在他的理想蓝图中，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能工、能农、能文化、能打仗、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多面手。整个社会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中，生活在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小团体中。这种排除商品经济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权威的社会，需要全民直接地接受一种思想的领导，当然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毛泽东接受并有意识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是有多种社会性原因的。因此，他虽然热衷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但当崇拜大大超出他需要的限度时，也会“讨嫌”。
三，与文化大革命整个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的，是林彪、江青这个极左政治势力的需要。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政治新贵，只有借助制造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制造最狂热的个人崇拜，才能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深知文化大革命面对的对立面有着巨大的势力，更深知他们作为个人面对的对立面有着巨大的势力，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借助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借助对毛泽东崇拜，才能够保护自己，为自己全部极端的政治行为提供合理性。
正因为如此，林彪、江青等人无不在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中做出极端的表现。高举领袖崇拜的大旗，他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造反派势力的政治需要。
无论造反派们的行动由哪些原因造成，只要他们进入了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乃至反对省委、市委、中央各部委的政治斗争中，便都需要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作为自己的口号和武器，也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信仰。当造反派在受压制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高唱“日夜想念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时，典型地注释了这一点。
五，在人类历史上，一定程度的领袖崇拜是一定的权力集中的需要，而极端的领袖崇拜常常是专制政治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全面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需要绝对性质的领袖崇拜。
绝对的领袖崇拜是绝对的政治专权的意识形态保证。
六，在人类历史上，极端的领袖崇拜还常常是极端残忍的政治、军事行为的产物：反之，极端的领袖崇拜又造成着极端残忍的政治、军事行为。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军事史及宗教史中，都能看到这个法则。
贯穿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的政治残忍性，必然需要极端的领袖崇拜作为其意识形态。只有高举绝对崇拜的大旗，才能使那些残忍的政治行为拥有信仰的光环。
七，在造反派及红卫兵队伍中，相当一批人有着依附于文化大革命政治的需要。对毛泽东表赤诚、献忠心、写血书、做宣誓，然后冲锋陷阵、对敌斗争，极为丑恶地表现出了他们追逐政治风光的个人目的。
当他们争先恐后地表达对领袖的绝对崇拜时，各种“唯我独左”的自我标榜更是注释了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功利目的。宣扬领袖崇拜最“左”、最极端的人，往往也是在政治上最贪婪、最急功近利的人。这些面孔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八，更深刻地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崇拜还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中，对君、父权威的尊崇和崇拜，是政治模式，又是心理模式。这种模式积淀在文化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中，被代代相传的文化延续着。
当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时；当城市、农村的民众在胸前挂起大大小小的忠字牌、跳起忠字舞时；当在机关、工厂和部队，手持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成为每日必修的功课时；不过极为原始地再版了传统封建文化中对君、父的崇拜。
民众中有潜在的个人崇拜的心理需要，有高呼万岁的心理需要，这是民族的潜意识模式。这个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翻动起来，进行了一次充分的表演。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呼万岁还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相当一些民众的幸福源泉。
正因为如此，我们既可以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民众心理中深藏的一些思维模式推动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制造绝对个人崇拜的运动，是一个把几千年刻下的记忆再现出来的运动。
九，在狂热的领袖崇拜中，还可以看到一种文化学性质和心理学性质都很明显的原因，那就是奴仆思想。这种奴仆思想是几千年专制政治下人性的萎缩，它表现为对一切权力的恐惧、怯懦和恭顺。
正是这种恐惧、怯懦和恭顺，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民众以极端的形式汇入对领袖个人崇拜的洪流。政治上最怯懦的人，常常同时就是对毛泽东表现得最忠诚的人。最恭顺的人，常常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最无限的人。这是性格低劣的表现。
十，对领袖的极端个人祟拜有时还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偏执。“自虐狂”、“迫害狂”倾向常常以转化的方式为一些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增加了心理能量。
当一些红卫兵将纪念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肉上，裸身表现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时，不过是心理上“自虐狂”的转化。而当他们将对领袖的极端崇拜结合上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凶残殴打时，不过又加入了“迫害狂”的心理偏执的能量。
十一，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的全部政治狂热，在一定意义上还夹杂著青春期被压抑的生命能量。
青春期压抑的生命能量在释放的过程中表现为各种政治上过度夸张的行为，也表现为对领袖极端的个人祟拜。在全国民众对毛泽东极端的个人崇拜中，红卫兵是冲在最前面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他们是领袖崇拜热潮的先锋部队。
十二，从心理学原因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在某种程度上是泛恋父情结的转化。
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在女性中远比男性更甚。在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生活中，家庭生活中的心理情结常常被抑制和掩盖着，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头换面爆发出来。毛泽东慈祥的形象，成为整个民众恋父情结的最好倾泻对象。作为一种能量，它也被输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崇拜的万顷波涛之中。
可以说，极端的领袖崇拜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思想政治现象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丑陋、最不堪入目的思想政治现象之一。
一个民族的劣根性在这里暴露无遗。
第八章 现实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一切（1966年8月－1966年12月）
这个世界远没有理想王国。当人们高呼着似乎十分崇高、圣洁的宗教意味的口号时，脚下踏着的却是利益的轨道。
现实的利益比一切政治宗教更有力量。
一、对运动主要矛盾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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