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采用的依然是将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纳入学术轨道的几本策略。
康生在这个会上自然又扮演了对立面的角色。他依据毛泽东的精神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及“打击右派”，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
然而，彭真毕竟控制着“五人小组”以及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多权力，在他的主持及安排下，一个基本体现彭真意图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写成了。这个提纲可以视为彭真对抗毛泽东政治斗争部署之最主要的行为。《二月提纲》表面上接受毛泽东指示，实际上却尽可能地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温和化、学术化。这是彭真利用党内合法的权力及程序进行政治操作的一个范本。
2月5日，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这个提纲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刘少奇明确表示，对这个提纲没什么意见了，并同意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这是一个看来十分正常的程序。在汇报过程中，彭真讲述了《二目题纲》的内容，但并没有照读《二月提纲》的原文。毛泽东对此做出了严正的指示，他再一次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面对面的斗争。尖锐的斗争性质掩盖在正常的汇报谈话之中。彭真需要一个在毛泽东这里汇报了《二月提纲》并且得到通过的合法结果。而毛泽东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虽然保持了领袖的从容，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松动。汇报期间，毛泽东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容对方躲闪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问题。对此，彭真含糊其词地勉强回答：不能算。
也许，毛泽东并不一定需要彭真的任何回答，他所需要的是自己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彭真同意不同意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不影响毛泽东在往下的斗争中摧毁对立政治势力的决心和行动。毛泽东对彭真指出：“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又指出，“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不管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口头指示，彭真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已经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了《二月提纲》他随即将《二月提纲》略加修改予以定稿，并加上一个中央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党，让各级党组织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是一份充分表明彭真策略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放”，提出“先立后破”，提出防止“左派学阀”，提出“纯学术讨论”，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无疑是一个抵制毛泽东政治思想革命的举措。
斗争进行到这一步，毛泽东与彭真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仅仅在面对面的范围内是难以解决任何问题了，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正面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剪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这是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控制的中宣部及有关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所谓“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更是含义十分明确，因为农村工作部是1962年被解散的部门。
3月28日－30日，毛泽东又多次找康生、江青谈话，批判《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他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到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正面行动相配合的又一侧翼行动。他开始更为认真地组织像康生、江青这样的左派，并且通过他们在全国上下组织左派队伍。在这里，他无疑已经超越了党的按部就班的、合法的组织程序。
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法的。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一个毫不迟疑的原则。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战略部署，可以看到，他始终贯彻了这个政治行动原则。
与此同时，林彪与江青联手的行动继续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空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
3月20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江青组织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论述：“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在2月3日－4月5日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中，《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突出政治的社论。这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密切配合毛泽东政治斗争的部署。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个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改定的《纪要》。《纪要》发出了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号令。《纪要》中以非常严重的口气指出，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林彪、江青的联手政治行为对于毛泽东与彭真集团及彭真集团后面整个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是特别有力的配合。它可以视为对彭真集团另一条战线的打击。
毛泽东推进了党内正面斗争的步骤。4月9日－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康生传达毛泽东指示，在彭真做了“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的表态之后，康生、陈伯达等人批判了彭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路线上的一系列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决定呈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这个在毛泽东指示下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其实不过是完全照办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那样的政治格局中，在经过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政治的部署之后，党内已经很难有谁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条件已进一步成熟了，对党的领导集团的思想已经有了足够的预热了，便于4月16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全面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这是一个基本定性的批判，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此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尖锐指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政治打击集中在彭真及相关的一些人身上。整个党的领导层在一段时间内也并没有超越这个斗争范围，看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斗争。
当彭真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触怒毛泽东时，党的上层相当一些人把彭真的错误归结为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而对于毛泽东之所以要搞掉彭真的更广阔的政治路线的含义，许多人缺乏自觉的意识。正因为如此，在4月9日－12日批判彭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做出的平和的又不失原则的总结是，“彭真的错误是反对毛主席的错误。”
4月18日，《解放军报》不失时机地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4月21日，毛泽东又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北京市委揭发彭真的罪行。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推进，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问题。而《解放军报》则同时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失时机地指出：当前一小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特点，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5月7日，毛泽东写下著名的《五·七指示》。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批判的锋芒直指《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及其后台北京市委。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全国各报立即予以转载。
5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解除了彭真等人的权力，任命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这一系列舆论的以及政治的行为，不过是对5月4日开始一直进行中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的注释。这个直到5月26日才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解决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被定成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定成修正主义分子。
这是毛泽东从《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开始，真正取得的第一个有实质政治内容的胜利。
到这一步，《海瑞罢官》是否与彭德怀有联系，已然不重要了。当《海瑞罢官》的支持者彭真等人在党内被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定性、打倒之后，政治斗争的战线已经极大地纵深推进了。这是毛泽东对对立势力的一个摧毁性打击。
当然，中央的领导上层并没有更多的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对彭、罗、陆、杨予以打倒的政治表决中，党内的高层人物大概没有人敢于不举手通过。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纯熟的政治、军事斗争艺术，向来是各个击破的。今天全体通过了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这个决定就为往下的行动提供了出发点。
因为，正是在对彭、罗、陆、杨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正式展开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三、一线与二线分歧的实质意义
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诞生了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一点深入研究。
这一扩大会议是在北京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有关单位负责人七十六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及戚本禹等人。毛泽东未到会，由刘少奇主持会议。
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草稿，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做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毛泽东还于4月16日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的草稿。
5月4日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按照毛泽东4月16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
这个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而由刘少奇主持，会后由康生向毛泽东做汇报。这表明，毛泽东已做好了部署，成竹在胸，从容地等待会议的成果。到现在为止，毛泽东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或者军事行动，都需要充分的准备过程，都要形成足够的势。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庞大的政治机器，几千万党员的共产党组织，盘根错结的政治力量体系，如毛泽东所期望的大革命运动，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发动的。
毛泽东耐心地通过几年来的一系列动作，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势。势一旦形成，就不可阻挡了。毛泽东相信，在这个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敢于和能够做出真正的反抗。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当他决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时，既是他不出场时按照党内地位顺理成章的安排，又是一个极为策略的安排。在打倒彭真以及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的过程中，他需要刘少奇等人都站在举手的阵营中。他需要各个击破，需要层层推进，需要今天的斗争取得绝大多数人的举手通过。到了明天，可以有又一轮绝大多数举手通过将今天举手的部分人予以打倒。
从刘少奇等人在整个扩大会议期间的行为来看，他们确实还没有百分之百地吃透毛泽东的整个政治意图。
这次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进行了五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是历时三天的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
其中，康生做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自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以及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还特别谈到了他对毛泽东历次有关谈话的认识和体会。
他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就是。
张春桥、姚文元沿着同样的精神做了长篇讲话，并针对彭真、陆定一等人进行了攻击性极强的批判。这第一项活动，借助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权威，极大地震慑了与会者的心理。
会议的第二个程序，就是于5月16日上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战指挥部。
会议的第三个程序，是林彪于5月18日上午在大会的讲话。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非常有名的“五·一八讲话”，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展开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讲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政变的事例，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危险性，讲到在这种情况下反复辟斗争的重大意义。他特别强调：“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林彪有关政权的经典用语。他还讲道：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还讲道，毛泽东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里，林彪用“反革命政变危险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论”以及“毛泽东是天才论”注释了他跟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
会议的第四个程序，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查。这个检查在会上理所当然地又受到批判。
会议的第五个程序，是于5月23日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做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他们进行专案审查的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标志。党内的政治斗争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路线无疑已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态势。
除了林彪、康生、江青及张春桥等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清醒领会毛泽东大多数意图（也不是全部意图）的状态中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之外，党的领导层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不理解和困惑之中。他们一定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潮流冲来，使他们有些站不稳脚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朦胧中对毛泽东的意图有这样或那样的感觉与猜测，实际上又完全吃不准。
有些人大概也预感到这样的潮流以后会冲击向自己，但是又难以排除各种侥幸心理。从侥幸出发，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解。
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的第一线工作的上层领导人物，多少都处在一种思想混乱之中。即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政治打击将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但在巨大政治势力的压迫和冲击下，也很难与左右有相同处境的人做任何沟通，他们根本没有形成明确的反对意见并结成某种阵线的可能性。只求在大潮冲击下，左摇右晃地极力站住不倒下来，随着潮流往前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多少有一种听天由命的被动状态，换句话说，一切要听任毛泽东安排了。因为《五·一六通知》的批判矛头虽然直指彭真等人，但实质上对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党的领导层都发出了批判。
这是近年来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出的严厉批判。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整个斗争过程，都是毛泽东退在第二线深处策划组织的。当二线发出的政治打击落在了一线彭真等人头上时，批判的锋芒已经指向了整个一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二线与一线的差别。
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庐山会议之后，逐步退居党的领导的第二线。他将党和国家的日常性工作，也就是所谓第一线，交付给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这样一些人；自己则退居二线，掌握有关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路线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
然而，在一线、二线的分工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大权旁落的滋味，也渐渐形成了一线正在越来越深地滑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判断。当形势最终迫使他在二线深处指挥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等人策划这个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时，这已经是一个决心搞掉整个一线指挥班底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几年前所采取的一线、二线的分工，恰恰促成了今天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党内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的必然性。
所谓一线，就是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就是必须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经济的、生产的组织和管理，面对这个时期的所有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活动。就本质而言，这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全部一线行为，包括其全部政治行为，都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服务于生产关系及生产力提出的要求的。因此，他们的倾向必然是务实的，是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趋势的。这是一线必然要顺应的趋势。
而毛泽东所退居的二线，他所掌握的党内意识形态斗争及政治斗争的权柄，必然和一线发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这个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不是毛泽东放弃自己的路线，屈从一线的路线（那意味着毛泽东眼里的国家改变颜色）：就是对一线发动革命，使之最终服从于毛泽东的路线。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阵营，从毛泽东到林彪、到康生、到江青、到陈伯达、到张春桥、到姚文元，恰恰都不是站在第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管理国计民生的人物。
如果说第一线是具体管理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二线则是要管理那个领导集团的集团。
中国古代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那么，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则出现了另一种奇观，那就是“务虚者治务实者，务实者治于务虚者”。
四、对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发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纲领性文件以及相关的文件做出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做出如下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泽东还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些论述特别典型地展露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纲领。
为了对这个政治纲领有更生动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在通过这个《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讲话，当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伍修权。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这些口头讲话以更加生动的语气注释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就的那些政治结论。
为了对这些政治结论有更广阔、更全面及更生动的把握，我们再超越一个不长的时间差，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开化之后的一个文本。那是他1966年7月8日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他以不无人生悲壮慷慨以及自信乐观与忧患意识交织的心理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封信以其随心所欲的语言对《五·一六通知》做了特别生动的补充说明。
如果再联系本书第四章引录的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五·七指示》，将上述几个文本综合在一起，我们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就可以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了。
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空前尖锐、残酷无情的。这个斗争绝无平等可言，必定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没有调和的余地。
由此，我们断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绝无心慈手软之处，绝无动摇迟疑之处。他对这种斗争的你死我活性、不可调和性，已经做出了坚定的判断。这是他根据十几年来国际、国内的斗争历史做出的判断。
二，作为资产阶级的反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已经混进党的各级领导层，这无疑是最大的危险。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最主要对象。
三，进行革命要破字当头。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收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认定，这些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认定这些领域全部在资产阶级手中。
这是他对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定性，也是对相关的一些盘踞在这些领域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干部的定性。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要批判的重要对象。
四，无论是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是为了直接打击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必须在党内开展一场卓有成效的清洗。
在《五·一六通知》中，他明确指出“要清洗这些人”。在对谢胡的讲话中，他讲到“要剥笋”。这些都是实行清党的明确语言。
五，他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这里，斗争的矛头已经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物，表明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决心已经下定。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虽然是在因势利导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很多部署毛泽东想必也是乘势而做的，具体的步骤是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然而，摧毁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批高级领导人物的权力，这在毛泽东早已是既定方针了。
六，毛泽东认定，那些反党分子就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形势的判断。他认定，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就是要推翻他，打倒他。这个政治判断的性质十分严重，由此我们也能深刻透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当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有人企图打倒他时，我们再书生气十足地评议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明智之举，就显得远离了根本。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分析毛泽东何以认定党内一些人要打倒他？这个判断产生于什么样的政治形势？
七，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了“右派政变”的危险性。他肯定受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想像到，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对他所做的类似的影响。
然而，更多地还要归因于毛泽东本人对形势的直接判断。他对政变以后发生的事情，右派、左派将会利用他的旗帜这些过程性的特征都有了足够的预想，这说明他的深思熟虑。
八，毛泽东认定，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右派政变都将是短命的，因为他相信“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清了毛泽东的阶级观念。他相信自己的路线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现象，譬如北大、清华的“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我们据此也可以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描述中，看到他的所谓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的实质。这也是他要在最大现模的公开化的程度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及社会基础。
九，联系他的《五·七指示》，联系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那么，他的所谓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就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注释。
正像我们前面对《五·七指示》所做的注释一样，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恐惧并且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他的带有平均主义思想的、自给自足的、自我封闭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总是抓住社会中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作为阶级斗争的题目。
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他确实很容易号召90%以上的人民跟着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在一个农民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汪洋大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能够调动民众的大多数。这一路线和党内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最终使毛泽东站在了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对立物的“革命者”的立场上。
中国传统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不仅蕴藏在广大民众中，而且凝聚在党内和军队内。当中国的军队成员和共产党员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或者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民、全党、全军获得一时的全面拥护，也就显然可知了。
于是，我们看到：
一个被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以及在党内的种种反应惊慑了的毛泽东；
一个依靠自己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而在全国、全党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毛泽东；
一个在政治斗争中有着极高敏感性和纯熟艺术的毛泽东；
一个一贯热衷集中权力而绝不容动摇削弱的毛泽东；
一个对自己的个人权威有足够自信的毛泽东；
一个自认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退让、坚定不移的毛泽东；
一个被苏联修正主义特别是被赫鲁晓夫推翻斯大林这样的事实触动了的毛泽东；
一个在一段时间内被党的一线领导“架空”而感到愤怒和失落的毛泽东；
一个相信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会使得中国向社会主义理想国迈进一大步的毛泽东；
一个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具有高度政治意识而绝无对敌同情和怜悯的毛泽东；
一个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更大的作为、取得更大成就的毛泽东；
一个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
——必然地、义无反顾地、绝无反悔地发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五、自上而下的发动方式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
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这个简称“中央文革”的机构人数不多，却权力极大，其核心成员是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后来还有姚文元。摆在他们面前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们是毛泽东真正依靠的左派，他们必须为毛泽东打开一个局面。
如果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推进造成了足够的起势，那么，现在就是如何借势继续做文章，使其势获得发展的问题。
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有其力量对比，而所有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又是在矛盾各方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变化的。
就像棋局一样。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仅在于子力，不仅在于这些子力之间的联系构成的阵势，也不仅在于双方子力阵势的相互关系，还在于如何运动子力，抓住时机作战，最终扩大自己对敌斗争的优势。有时候一个精彩的、机智的、阴险的方案，常常会极大地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置对方于死地。
也许是对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有了相当的经验，也可能受到借批判《海瑞罢官》实现政治突破的启示，“中央文革”要寻找类似的题目作文章，还要继续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地进行发动。
关键的问题是选择好题目。就像批判《海瑞罢官》一样，题目选得准，就有了一切。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最敏感点，历来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而且现在就有一个非常便于作的文章题目。
由于1963年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形成的种种矛盾与分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面前有一个对立面，这就是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以及哲学系的一些人。当聂元梓等人与陆平发生冲突时，彭真曾经是陆平的后台。现在，彭真已经垮台了，那么，从聂元梓出发，包含着一篇极为现成的好文章。
5月17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刚刚通过的第二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避开陆平及北京大学党委，找到聂元梓。宗旨自然是明确的，鼓动他们起来造陆平等人的反，同时给了他们足够有恃无恐的支持背景。
5月25日，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赫然张贴出来。
这一行为立刻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这张以北大校党委以及北京市委大学部为进攻目标的大字报，自然受到北京大学党委的反对。在北大党委的组织下，很快张贴出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形成北京大学内大字报的海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派张彦到北京大学，强调北京大学有多国的留学生，大字报应该注意内外有别，这自然是批评聂元梓的。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也到北京大学讲了话，强调要内外有别。他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
就在聂元梓等人承受着巨大的、几乎难以抗拒的压力时，康生将大字报的底稿直接给了远在杭州的毛泽东。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接管了《人民日报》的全部权力。
6月1日，在他的安排审定下，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全国兴起，全中国即将出现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局面。”
当天中午，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刻在大字报上做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对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高昂的斗争口号：“几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正是从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公布开始，文化大革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起来了。
中央文革的“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文章终于做成了。这篇文章所展开的多年不息的群众运动及社会大动荡，则演绎出一篇更大的文章。
而那篇文章，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始料不及的，也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始料不及的。
第七章 文革学生运动中最初显露的社会结构（1966年6月－1966年8月）
在人类历史上，一定程度的领袖崇拜是一定的权力集中的需要，而极端的领袖崇拜常常是专制政治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全面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需要绝对性质的领袖崇拜。
绝对的领袖崇拜是绝对的政治专权的意识形态保证。
一、文革最初一个多月的运动进程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1日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在中国全面展开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一个精心的、也是“精彩”的政治行动。它是“自上而下”策划的，表现出来却是“自下而上”自发的。当这个貌似自发产生的典型被舆论一下子宣传起来时，所形成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公布这张大字报是号召广大群众效仿聂元梓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典型，让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们）起来造党委的反，造黑帮、黑线、黑组织和黑纪律的反。
对一个具体典型的支持，有时候胜过一打政治纲领。正像毛泽东一贯提倡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6月初的随后几天内，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上层“左派”所掌握的舆论进行了连续的、高密度、高强度的宣传，将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力予以放大和推进。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6月4日，《人民日报》又刊载新华社6月3日电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同日，还刊载了新华社6月3日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在这个电讯中，公布了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撤销了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作为对新华社这两条重要电讯的政治宣传，《人民日报》还于同一天（6月4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评价了北京新市委的诞生以及北京新市委对北京大学的改组。
6月4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更加鼓动群众运动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6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于同一天全文转载。
6月7日，《人民日报》又刊登新华社6月6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的人事决定，并使《前线》杂志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这一系列整版整版的文章覆盖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性力量无限放大了。用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当时，全国各地、各界支持聂元梓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飞向北京大学。全国各大报刊都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支持文章。北京各单位、各界的人士，特别是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们，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参观大字报，校园成了人群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在海洋的环围中，一群又一群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人冲上高高的讲台，振臂高呼发表激昂的讲话，支持聂元梓，学习聂元梓，造“黑帮”的反，造“黑线”的反，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正像康生于1966年9月8日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的那样，“这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聂元梓的典范，在全国特别是在各大专学校以及中学首先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
各地、各学校都效仿聂元梓，将造反的矛头指向校党委。南京大学很快“揪出”了校党委书记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揪出”了院长贺绿汀。而覆盖民众舆论的党报，又将这些政治行动予以肯定和表彰。一个又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被打倒的战报在全国传播，造成了普遍打倒“黑帮”校党委的革命浪潮。这一时期，全国几乎所有大专院校以及大部分中学的校党委、党支部都已瘫痪。他们或是被完全打倒，或是被半打倒，或是还处在他们“是红、还是黑”的群众辩论中，胆战心惊地等待群众运动的判决。
这时候，大、中学校的领导权问题尖锐地出现了。
从省、市委的角度考虑，校党委瘫痪了，必然有一个新的领导权设置问题。而各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也面临着一个没有权力机构领导的现状。特别是那些在思想中还习惯并倾向于校党委领导的学生及教职员工（在这一阶段他们还占学校人数的大多数），更有一种寻找领导的需要。这些人纷纷向省、市委或有关上级领导发出要求派工作组的强烈呼声。
面对这种现状，仍在党的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共产党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传统，向各大专院校以及中学派出工作组，以维持必要的领导及秩序，似乎是惟一能够采取的、也是惟一有效的措施。在此之前的5月份，中共中央已经派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而这两项派工作组的决定都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
于是，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于1966年6月3日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工作组到大学、中学及有关单位领导工作。在这个会上，还做出相关的“八条规定”，旨在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序地、有领导地发展。
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曾向身居外地的毛泽东多次请示，毛泽东对派工作组一事并未做出明确表示。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达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文化大革命工作，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而毛泽东则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
这一历史情节使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个“暴风雨已经来临的时刻”，刘少奇、邓小平还在负责任地站在一线工作，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显露出兢兢业业的精神，不如说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当我们相隔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看这一幕时，联想到刘少奇、邓小平在其后不久就被打倒的惨况，不由得生出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悲悯与同情。
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此刻含威不露，他对刘、邓的汇报既不做明确指示，也不打算回北京主持工作，只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这是非常从容和富有谋略的行为。当前，运动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难题上，他需要让运动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机会，也需要让刘、邓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把柄。
此外，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回京主持工作的最好时机。此刻回京，事态在僵持和蒙昧状态中，一时没有更好的文章可作。他要让刘少奇再多承担一点责任，表面上是一种信任，其实不过是听任对方在难题中表现，从而给自己留下更从容的掌握形势、把握时机的时间。
工作组派出了。这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处在一线领导位置时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以党的高层领导身份做出的重大决策。北京市向各学校派出了近一万两千人的工作组。上海对四十所大学（含十一所半工半读大学）及近一百七十所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大城市都派出了工作组。而作为各大、中学校党委的替代物，作为新的领导机构，工作组与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形成了新的矛盾冲突。
工作组刚刚进驻学校时，大多数师生由于受中国多年政治思想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1957年反右斗争历史的影响，工作组即代表党的领导，接受工作组的领导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对校党委的被打倒不大理解的师生们，这时候就把他们习愤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了对工作组的欢迎和支持上。1957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是中国的知识界深有印象的，先是“引蛇出洞”、后又组织反击的斗争策略，以血和铁一样警醒的教训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学师生头上。工作组依靠着这样的“传统文化”，立刻在学校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及依靠队伍。
那些尚居少数的造反者，刚刚推翻了旧校党委的领导，又要面对一个新的带有临时党委性质的工作组。造反的学生们打倒了旧党委中的黑帮分子，那只是他们革命的最低纲领。他们的最高纲领是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摧垮旧的教育制度。很快，这部分造反者与工作组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与对抗。
在造反的无限冲动中，充溢着难以压抑的能量。当他们面对一个对运动做出种种规定的工作组的领导时，无论在文化大革命批斗的对象上、方式上，还是在运动的方方面面，都和工作组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这在根本上又可以说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等人在党的一线做出的维持党的稳定领导的冲突。这些造反的师生们每天都在报纸和电台上受到毛泽东和中央之革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鼓动，他们在现实中每天又受到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压制。这种对抗势必愈演愈烈。
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6月18日上午，生物系、化学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及无线电系等单位发生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四十多名学校及系领导干部以及部分教授被带上“斗鬼台”，挂牌子，戴高帽，抹灰脸，搞喷气式，批斗游斗。工作组当即赶到现场予以制止。
下午，工作组以系为单位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当晚，工作组又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长张承先在讲话中指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而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种做法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工作组的这一行动无疑遭到聂元梓为代表的少数革命派的反对，却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
工作组将“六·一八”事件草拟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刘少奇于6月20日亲自批准转发了这期简报。中共中央对这个简报的批语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份简报及其批语是刘少奇在派工作组这个政治部署中的代表性动作。它在当时代表了党的一线高层领导干部甚至代表了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态度。在武汉的毛泽东其后不久指出：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这表明，围绕着工作组问题上形成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已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根本矛盾与斗争。
同期，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二一事件”。学生蒯大富于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在此之前，蒯大富就提出过要赶走工作组，并和前来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进行过辩论。
当天，清华工作组的领导人之一王光美指出：蒯大富要夺权。而薄一波则打电话指示工作组要反击。随后，在清华大学内，出现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响彻清华大学。刘少奇对此亲自做了指示。在他的指示下，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大规模地斗争蒯大富等造反师生，被斗者中有一人自杀死亡。
清华大学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更是直截了当地反映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与刘少奇巩固党的现存秩序的路线的尖锐冲突。正是这个性质，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刘少奇的下台，蒯大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英雄人物，与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同成为显赫一时的学生运动五大领袖。
造反派与工作组的矛盾，不仅在北京的各大学愈演愈烈，在全国各省市同样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革命信息空前地大交流，大串连。例如西安交大发生的“六·六事件”，同样是造反派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6月6日这一天，造反派学生要赶走工作组，便从工作组有后台这一联系贴出大字报，指出省委有黑帮。在刘少奇路线从上到下的影响下，党的系统与西安交大造反派学生的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六·六事件”之后，刘少奇曾有意图让《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被陈伯达所抵制。而在“六·六事件”之后的几天内，西安交大对反对省委、反对西北局的造反派头目开了各种斗争会，将造反派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游校。6月9日，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李世英便成为西安交大和整个陕西省的造反风云人物，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
全国各省市，特别在北京，这种冲突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焦点。两种势力在工作组问题上展开了较量。造反派学生的后面，站着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这些人，相当一批学校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了。
然而，在毛泽东7月18日回到北京前，在党的系统占主流的无疑是支持派工作组这一部署的思潮。面对这个与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极为“相似”的学生造反运动，党的各层领导干部自然更倾向于用工作组来加强运动领导的方针。包括在粉碎彭真反党集团中诞生的北京新市委，也采取了同样的政治态度。
作为新的市委书记，李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重要的升迁，理应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共产党的传统思维支配了他。他在6月23日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否定了反工作组的做法。他指出：虽然多数反工作组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其中确有坏人在“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这些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还特别明确地讲道：“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这无疑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路线的再版。在李雪峰“六·二三”报告的传达、覆盖下，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形势似乎被暂时稳定下来。在新市委号召的“反干扰”过程中，各校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其成员大多由拥护工作组的骨干分子组成。而蒯大富式的反工作组的师生，遭到批判、斗争、打击，被定为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蒯大富本人被开除了团籍，并被关押了十八天。其他学校也有一些蒯大富式的人物被开除党籍、团籍，并遭到批判与斗争。全国各地与北京同步，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时间，在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局势平稳了；在另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就要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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