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作为一个要批判的对立面，毛泽东将孔子与林彪联系在一起，还特别提出了郭沫若的尊孔立场。
毛泽东在这个夏天提出的“批孔”，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开始萌发的。“九·一三”之后，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在林彪住处搜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孟子的材料，报给了毛泽东。这些材料当时只是为数很少的几页，然而，到了后来就有反孔尊法（法家）的思想、又正希望能够找到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新文章的毛泽东手里，无疑是恰逢其时的。
在此之前的1973年2、3月间，毛泽东曾在一首诗中批评过郭沫若的尊孔：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而到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确了要将“批孔”与“批林”结合在一起的战略。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一首批判郭沫若尊孔的七律，并念给江青听：
“劝君少驾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从这时起，“九·一三”之后寂寞了将近两年的毛泽东又找到了一篇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文章。这篇批孔的文章对他来讲一定特别珍贵。因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很难有推动全社会的新动力了。林彪事件涣散了中华民族对文化大革命的绝对信仰。在相当沉闷的形势中，将孔子这个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存在拿过来批判，并将其和林彪、刘少奇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影响和能量将可能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海瑞罢官》。
因为毛泽东确实尊法反儒，而推动这件很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又十分符合他的本性，因此，在他即将进入八十岁高龄时，又一次焕发出发动一场革命的冲动。
就在这一年夏天，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以显赫的位置发表了批孔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随后，在9、10、11、12这四个月中，中国的主要报刊及杂志都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文章。《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署名“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可以视为这一时期批孔文章的代表作。
在逐步发动起来的“批孔”运动中，毛泽东于9月23日会见埃及总统沙菲时说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这段讲话明确地表明了毛泽东尊法批儒，尊秦始皇、批孔子的立场。
一个一贯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领袖，今天以如此坦率的方式公开讲明自己尊秦始皇、反孔子的立场，不能不说是形势使然。
毛泽东在1973夏天坦言自己对中国法家的尊崇，是有着十分充实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的。他已经在理论上构造了一个“批林批孔”的体系，为在林彪事件中受挫的文化大革命找到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课题。
如果说孔孟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一个潮流，他十分愿意反一反这个“潮流”。
在1973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低谷中，他尤其重视反潮流精神，也尤其提倡反潮流精神。因此，当福建省莆田县一位中学校长李庆霖给他写信，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困难时，毛泽东不但亲笔回信，寄去三百元钱，而且称誉他为“反潮流的英雄”。
这个落实知识青年政策的举动与提倡反潮流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显得十分地突兀及不和谐，然而，却产生了奇特的作用。一方面，它提醒各级政权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境况的关注，缓和了全国数千万知识青年及其家庭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为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树立了典型。
在这一年的6月，又有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出现，他就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境内的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当他参加大学招生的文化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卷纸后面写了一封信，在表白了自己在农村劳动业绩的同时，对这样的文化招生考试表示不满。很快，张铁生就被毛远新在《辽宁日报》上宣传为“反潮流的英雄”。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白卷先生”，在1973年的夏天显得特别珍贵。毛泽东准备用“批孔”这样的大行动，加上李庆霖、张铁生这样的反潮流的石头，抛出来继续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
1973年12月，毛泽东从全国政局出发做了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实施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的对调。这是在十大上已被选为中央委员的邓小平提出的建议，毛泽东采纳了。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话。随后，于12月13日、14日和15日，又同政治局有关成员以及几个大军区的负责人谈了话。他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的问题，还十分威严和旷达地说道：“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在这个讲话中，他把邓小平推了出来。用他对几大军区司令的话说，他为他们请了一个“军师”。参加会议的邓小平由此很快重现于政治舞台。
毛泽东运用推出邓小平的方法更顺利地完成八大军区司令的对调工作，使每个军区司令都离开自己多年的经营之地，这无疑是加强党指挥枪的重大战略部署，并且是只有毛泽东亲自出面才能做到的事情。
当毛泽东以全党、全军当然领袖的姿态无所畏惧地谈“不怕打仗，欢迎打仗”时，这是威摄全党、全军的有力语言。
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还重申了李庆霖和张铁生的“反潮流精神”。他在每一个具体的政治、军事、思想及文化的策略行动中，都不失时机地贯穿着反潮流的路线。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在谈话中，他又提醒道：“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毛泽东不断重复的说法，后来被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及打倒刘少奇做了注释。现在，毛泽东在十大之后又提出这样的警告，其含义是什么呢？这是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党政军高层人物都要警醒和思索的。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这种警告首先是对整个党政军上层的威慑。无论有没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只要一发出这样的警告，就有泰山压顶的威摄力。这是毛泽东成功地完成八大军区调动这类行动必要的思想态势。
接着，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九·一三事件”之后逐渐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比较放开手脚的周恩来。1972年出现的“右倾回潮”自然是与周恩来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关于“要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指向周恩来的。
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知道，周恩来对毛泽东领导的一贯服从以及在政治上绝不超越合法组织程序进行任何个人色彩行为的谨慎，似乎还没有能够成为毛泽东要批判和斗争的对象，那么，毛泽东的警告一定是指一个更为宽泛和普遍的社会性潮流。
这种修正主义潮流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危险地存在着，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在林彪事件之后，一定又危险地表现出来。周恩来可能在这个潮流之中，也可能在这个潮流之外，或者与这个潮流有某种关系。毛泽东的视野中包括了周恩来，同时，又绝对是超越了周恩来，提出了历史性的大问题。
当毛泽东提出反潮流时，其潜台词无疑是，张铁生等人所反对的，乃是在当今社会上占着某种统治地位的潮流。这对于已经进行了七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确实是值得分析的。
一，当我们说社会潮流时，只是一个大致的比喻，不过是将自然界江、河、海中的潮流，比喻了社会中的各种运动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外，既在四维的时空之中，又在四维的时空之外。对于社会的诸种运动，有时也许要用多维时空才能够予以描述·这里无疑有很多文化学的问题值得探究。
然而，无论多么复杂的社会，无论其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多么复杂的结构，又总有简单的方面。这个简单的方面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很多阶段，都含着一个主要的矛盾与冲突：一个体现历史明天的潮流与一个体现历史昨天的潮流相互对抗。
正是在这两大潮流的对抗之中，社会在发生变化，其他各种中、小潮流不过纷纷汇集或被里挟在这两大潮流的冲突之中。
二，毛泽东本身代表着一股潮流。这是在他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在这个潮流中，我们看到了如下具体潮流的综合：
第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包括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更包括“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着极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第二，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对所有制的不断征服和不断集中、控制的趋势。
第三，用政治动员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的惯性。
第四，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
第五，其中包括平均主义思潮。
第六，还结合了封建主义政治的某些模式。
第七，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崇拜。
第八，一个主要成员来自农民的政党所含有的对待知识“特权”的畏惧与抵制。
这一切合成了毛泽东的潮流。这个潮流决定了毛泽东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一直坚持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它的核心问题，是反对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是反对商品经济造成的一切“不平等“和“特权”。
三，我们接着便分析到刘少奇所代表的潮流。
第一，从宏观上讲，它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的规律显示出来的力量。
第二，一个管理现代国家的政治力量，必然会感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必然会受到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腐蚀”。
这种现代经济的“腐蚀”，其范围之广大、程度之深厚，要远比惩治贪污腐败意义上的腐蚀困难得多。因为前者是历史的趋势；后者则是与趋势无关的社会疾病。
第三，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正是在管理国家的政治力量所受到的感染中，相应的科技文明和知识“特权”逐步形成。
第四，相应的精神产品生产（如文学艺术）的市场化趋势。
第五，相应的管理技术的价值显现出来。
第六，相应的知识分子阶层与管理阶层的地位逐渐上升和扩大。
第七，相应的与现代国际社会的接轨逐渐形成并扩大。
这一切又都会使一个管理国家的政治力量受到感染，受到“腐蚀”。
四，我们就可以对比地看看毛泽东所代表的潮流与刘少奇所代表的潮流之间的相互关系了。
这种相互关系在本书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多方面讲到，这里则要再一次重申：毛泽东的潮流在过去曾经是一个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刘少奇代表的潮流越来越显出更大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力量对比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延安时，毛泽东的潮流一统全党。那时，并没有刘少奇所代表的潮流与之相对抗。当全国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有的还是十分优越的生活）跑到延安的窑洞里参加革命时，显示了毛泽东潮流的巨大吸引力。那时的吸引力是什么，同样可以分析。
随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进了城，事情开始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当刘少奇代表的务实主义路线作为对商品经济的感应表现出越来越可怕的“修正主义”危险时，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潮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过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及民众的革命造反活动中表现了出来。整个革命造反的潮流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力量。毫无疑问的是，这绝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愿望和权力所致。用毛泽东的话讲，权力是广大人民群众给的。
这确实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力量。包括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建设文化大革命中新社会的行动，依然有来自社会的广泛能量的汇集。
“清理阶级队伍”时，群众中有相当一些人十分积极地投入，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倘若全民抵制，任何军宣队的领导都不足以实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六厂二校”的经验中我们看到，民众中有相当一些人到1968年还热衷于精神上对领袖的绝对崇拜和行动上对阶级斗争的推动。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运动中，我们既看到了工宣队及整个工人阶级的意气风发、欢欣鼓舞，也看到了大、中学校里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某种心甘情愿的服从。
至于在“五七干校”风潮中，我们除了看到当时红色政权的各级领导者表现出的积极行为外，还看到了相当多数的机关干部在最初也是怀着一定程度的欢欣鼓舞奔向“五七干校”的。除了在“五七干校，中遭受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冲击的部分人，整体上“五七干校”的干部在一个时期内真觉得干校的天最蓝、干校的地最宽，他们曾那样理想主义地、怡悦地从事生产劳动。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与1958年全民“大跃进”和公社化相似的热情。这正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普遍社会基础。当那些“五七战士”赤着脚在田头沐浴着阳光、高唱革命歌曲时，那些感受到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面孔至今浮现在历史记忆的地平线上。
1968年12月在全国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很少看到被迫的痛苦，更多的是北京火车站热气腾腾的宣誓和一列列火车上此起彼伏的欢快歌声。上千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在当时有如革命的青春洪流。
当众多知青点在农村每天早晚举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仪式，并将各种革命文艺节目贡献给“一穷二白”的农村时，当他们把农村批斗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更推动一步时，当他们插着红旗修“大寨田”时，他们颇有改天换地的高昂斗志。
总之，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社会、新政权的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新的“全面专政”，并没有完全挫伤整个社会跟随毛泽东潮流的积极性。
五，然而，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特别是到了1972年、1973年，中国的局势表明，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潮流已经耗去了大部分能量。除了江青一伙仍在越来越凶猛地活动之外，社会显示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潮流的衰败。
这一时期，上上下下发生的温和化的回潮正是毛泽东预感到的最大危险。当他把李庆霖、张铁生说成是“反潮流英雄”时，等于承认对立面是一个占据主要地位的倾向。
六，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必须要对历史的潮流作出正确的感觉和反应。毛泽东是一个对历史潮流有足够的感觉能力和反应能力的卓越的政治家，然而，毛泽东又是一个有着其难以超越的局限的政治家。
当他对“修正主义”不断提出危险警告时，表明他对这个对立潮流有足够的感觉和判断。当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并且能够组织力量抗拒“修正主义”潮流时，表明他对自己所代表的潮流同样有着深刻的把握。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哪个潮流是代表明天的？
1966年，他在致江青的那封信中所表达的判断是：即使右派政变上台，最终也只能是左派的胜利。那似乎表明，明天终将属于他所代表的潮流。
可惜，历史不会证明这个判断。
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别样的一年，是色彩显得特别混乱的一年。
考察整个文化大革命历史：
1966年是全面发动的一年；
1967年是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的一年；
1968年是建立红色社会和红色政权的一年；
1969年是召开九大、“胜利”的一年；
1970年是维持“胜利”的一年；
1971年是发生“九·一三事件”的一年；
1972年是“右倾回潮”的一年；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低谷的一年；
而1974年，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进退难分、矛盾两可的一年。
正是这别样的一年，带来了后来全面整顿的1975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全面失败的1976年。
别样的1974年是在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指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江青等人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是一份将林彪的某些言论与孔孟言论对照起来的材料。如林彪写有“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的条幅，则对应有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个材料的转发，成为中共中央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它与元旦社论一起，奠定了1974年的政治基调。
这别样的一年，又是江青最淋漓尽致表演的一年。如果说1974年是江青年，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为过。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刚刚出来不久，江青从内参上看到河南省驻军的一个防化连“批林批孔”批不下去，便立刻委托迟群、谢静宜带着她的亲笔信和《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给防化连送去，推动防化连的“批林批孔”运动，借此树立“批林批孔”的典型，也树立自己指导全国运动的领导形象。
1974年1月24日，江青又率一伙人在北京举行了在京部队单位
“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进一步发动军队内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林彪反党集团来自军队，因此，在军队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似乎理所当然。
1月25日，借着“一号文件”的开门优势，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江青在迟群、谢静宜一帮人的簇拥下，以全国“批林批孔”领袖的形象指挥一切。他们从“一号文件”也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形成过程讲起，将江青塑造为一个紧密配合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旗手。
这是江青趾高气扬的一个大会，也是江青耀武扬威的一个大会，同时又是使在场的周恩来显得极为被动和尴尬的一个大会。
1974年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指出，“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王洪文的讲话则对这场斗争做出了更为“经典”的概括，他说：“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使我们看清楚了，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右倾回潮”，让文革派势力感受到了怎样的压力。经过那样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实行了全面的夺权，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之后，不到几年时间，又需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见中国的“修正主义”实在是独具深厚的土壤。
在1974年初的两个月中，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角色。她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以类似全党领袖的形象给四面八方的部门、地区写信，送材料。似乎她握有毛泽东一样的指示一切的权力。她给外交部、中央联络部、国务院文化组、中国科学院、四机部以及一些农村人民公社写信、送材料，推动“批林批孔”运动。
她的无限扩张的指挥欲所及范围甚至包括了军队，她给空军司令写信、送材料，给海军政委写信、送材料，给有关军区写信、送材料。在一段时间内，她似乎在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一些部队学习江青指示的报告则最终成了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的文件。
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表演阶段，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阶段。
1974年1月24日，她以个人名义写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的信，就是一封在军内上层引起普遍反感的“代表作”。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侯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1.24
透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江青在197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感觉。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确实把她的全部个性刻印到了文化大革命上。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整体上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全部特征的表现，那么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人格的体现。我们接着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更小得多的程度上还是江青个性的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有江青的活动穿插其间。
作为江青政治野心的最鲜明注释，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铺天盖地的“评法批儒”的文章中，有相当一些数量的文章将武则天塑造为一位历史上出色的改革派法家人物。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发表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人物简介·吕后》等，都是借吹捧武则天、吕后而为江青未来掌握最高领导权奠定舆论基础。
1974年是中国在思想理论上最荒唐的年份之一。无论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情理角度，这一年有关“评法批儒”的文章都显出了逻辑的大混乱。
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思想大批判运动。当将林彪“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的条幅解释为要复辟周礼，复辟奴隶制，复辟资本主义时，已经暴露出了最初的牵强附会。
显然，作为一个政治野心家，林彪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采取的全部是实用主义政策。当他将“克己复礼”书赠叶群时，不过表明要用政治上的谨慎来保护自己的野心。就像在林彪的读书卡片中，也一定还有大量有关法家言论的摘录，它们同样可以服务于林彪的政治野心。当将“批林”与‘批孔”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时，不过是要将林彪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人物”归入极右保守势力之中。
林彪集团的覆灭原本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失败，现在，反过来要通过批判林彪来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这在政治逻辑上原本就是一个错乱的大颠倒。
逻辑的错乱与理论的错乱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1974年布满中国各主要报刊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文章是何等地声嘶力竭。无理加倍声高。逻辑上的牵强附会表现为气势汹汹的强词夺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被杜撰为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的矛盾就是反动和进步的矛盾，守旧和改革的矛盾，分裂和统一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推崇法家的封建统治者（如秦始皇这样的人物）在各方面都被吹捧得高大起来。
当他们将这些封建统治者赞颂为代表历史潮流的人物时，没有完全忘记意识形态中一贯的阶级斗争立场。为了调和理论上的矛盾，表明他们还在坚持人民的立场，在赞美这些法家统治者时，就说他们“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人民的利益”。
这种评法批儒的理论，在与实际联系企图自圆其说时，更显出了逻辑上的极为混乱。
而被文化大革命各种口号践踏了一遍的民众思想，现在更呈现出别样的状态。思想混乱中的服从与思想混乱中的抵制，在全社会表现出骚动不安的图画。正是这“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某种亚动乱。
社会确实还有未燃尽的动乱能源，还有各种未冷静下来的野心，大大小小张铁生式的人物，在拱动已稍显平稳的教育秩序。对张铁生式反潮流典型的支持，正在大、中、小学形成新一轮的“造反”活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的提法，颇能代表这个潮流中升起的口号。
在广大的经济领域，“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标语又在反潮流的舆论中逐步出现。
正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运动一样，当一个反秩序的潮流出现之后，各种对现状不满的能量便汇入其中。这一次汇入反潮流运动的能量，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矛盾与冲突。派性的斗争、内战的烟火在一些省份死灰复燃，加上各种形式的上访活动，全国许多地区和部门又开始了新的动乱。国民经济再一次出现比蛟严重的下降。
在1974年，毛泽东表现出的立场与江青显然有着较大的不同。
在这别样的一年中，毛泽东的态度也显出别样：一方面，他要推进“批林批孔”运动，保持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阵地；另一方面，他不希望继续天下大乱，也绝没有立刻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希望自己一生中这个最重人的行动（文化大革命）能够得到比较妥当的结果。他对江青不止一次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说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还曾跟王洪文等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这段时间的毛泽东一定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有了自己的反思。在林彪垮台之后，他也一定重新感觉了自己面对的全党和全军。他是一个永远使自己处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心位置的政治家。
他一定知道，像江青这样一些极端的左派人物，绝对不能代表整个大局，因为他们积怨甚深，寡不敌众。他在这一时期对江青的批评，表明他对江青等人既要依靠、又保持某种距离的态度。他的批评既能够使江青等人稍微冷静一些，也能平息一些力量的积怨，更重要是，能够使整个上层看到毛泽东这位全党领袖的公正立场。
1974年的毛泽东，已经是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端行为保持了距离的毛泽东。
而1974年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则在毛泽东似乎还能容忍的范围内依然极端地行动着。因为他们有他们对毛泽东的理解，他们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他们也有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理解。
这时候的毛泽东明显地在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和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之间搞平衡。这其实是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大局的立场。如果说毛泽东在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上有他的偏执和努劲的话，那么，在各种实际的政治行动中，他还有因势利导的自然。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旅程越来越接近终点时，由于没有过剩的精力，更趋向稳妥的方针。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他采取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如果讲潮流，这是一个典型的顺应潮流的行动。
在1973年、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江青等人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或明或暗地指向周恩来。因而，他们和邓小平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1974年4月，江青等人反对邓小平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1974年底，围绕着1975年将召开的四届大人的组阁问题，江青又一次表现出与周恩来、邓小平的完全对立。她所做的各种组阁活动，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训斥。1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立即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根据他对整个局势的判断，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1974年12月23日－27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他们做了四次谈话。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再一次明确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在1974年12月的最后几天中，也就是在他诞辰日前后的这些天中，无疑做出了在那一时刻看来是最妥当的决策。仅仅这个决策，就表明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还有足够的清醒。
当然，这是处在他的立场上的清醒。他的决策反映了他要平衡整个政治力量的目的，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对立的两个潮流相互对抗的力量。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此时很好地平衡了矛盾的两方面。
然而，新的巨大的不平衡却由此开始了。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崩溃过程的政治分析（1975年1月－1976年10月）
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似乎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各疑给了我们一个解剖的典型。
一、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意义
1974年的毛泽东，已然不愿意继续“天下大乱”了。正像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希望在保证文化大革命政治成果的同时，保持全国政局的稳定。
因此，在1974年底有关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毛泽东抑制了江青的野心。这个一直难产的四届人大，曾经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引发出林彪事件。因为四届人大是一个重建国家政权的程序，它涉及到一次重大的权力再分配。
当林彪一伙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吵吵闹闹时，问题远不在于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或者副主席，因为林彪本人身体不好，太多的国务活动未必是他本人所热衷的。然而，林彪担当国家主席或者国家副主席，必然会使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这些人的权力越出军队范围，扩展到政府领域。这无疑是非常诱人的前景。
这个诱人的前景催发出的野心膨胀，使得林彪集团更早地覆灭了。
当1974年再次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时，江青一伙在组阁问题上的忙碌同样因为这是他们把权力由党内、政治局内拓展到国家政府的机会。毛泽东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时，毛泽东明确地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让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这时的毛泽东目光十分犀利。对江青这一提议的整个心理背景，看得清清楚楚。毛泽东一方面仍然需要江青、张春桥等人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势头；另一方面，他绝不愿意将中国的整个权力交给这个极端而不稳妥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越来越需要启用邓小平。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8日－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3日－1月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此后，因为周恩来病重（患癌症）住院，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邓小平这个不寻常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开始全面浮现出来。这时，世界及中国的目光才将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回顾了一下。
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从1966年开始就遭受批斗，随后被隔离审查。也许由于炮火更多地集中在刘少奇身上，他多少被人们所淡忘。1969年10月，林彪曾发出所谓的紧急备战的“一号通令”，邓小平于1969年10月与刘少奇同期被遣送出北京。刘少奇去了河南开封，他则被送到江西软禁，在那里劳动，生活。“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于1971年11月及1972年8月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并表示愿意为党再做工作。这一政治上能屈能伸、豁达自然的举动，表现出了邓小平从政的风格。
1973年2月，邓小平结束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并于3月10日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得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12月，在有关八大军区调动的谈话中，他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毛泽东身边，被毛泽东当做“军师”介绍给大军区的司令员们。1975年元旦以后，邓小平便以大权在握的实力派人物的形象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泽东这个人物最值得研究以外，另有两个人物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江青，一个是邓小平。他们都特别值得我们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扮演了一个最不“通情达理”的角色，而邓小平则表现得最“通情达理”。将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对比，他们的路线，他们的作风，他们的人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江青显得极端、疯狂、激进。邓小平显得稳定、坚固、求实。
江青有着一整套矫揉造作、虚假夸张、沽名钓誉的表演。邓小平的作风则显得言行一致、简练明确、磊落朴素
邓小平是我们要略做深入考察的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表现出的正常的、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中华民族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还多少可以自信的地方。包括他在江西丧失自由的劳动生活中，做工、种菜和亲自照顾残疾儿子的平常表现，都让我们感到中国人稳定如常的性格素质。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早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运动的。然而，由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没有过多的理论色彩，不被更多的理论教条所束缚，因此，在他一生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一种超越身边很多人的求实精神。
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框架，既能给人增加睿智，也能给人增加愚蠢。理论具有稳定的品格，这种品格能够保证思维的连续性，也能造成思维的僵化。理论是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
邓小平显然是一位绝不让理论成为包袱的人。他在他的位置上以一种非常务实的精神，将最简单的理论化为直接的行动口号。他的这种个性曾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机会。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理论，是此时的邓小平绝不可能公开否定的。1974年底，毛泽东又对理论问题做了重要指示，这些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马列主义”理论，邓小平也绝对不能悖离。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能非常简捷地将毛泽东的一些口号综合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动纲领。
这就是在1975年经他提出的非常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第一项，是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有一大篇话，邓小平一言概之；第二项，是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这是邓小平开展“全面整顿”的尚方宝剑；第三项，是毛泽东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自然是邓小平整顿中国的目的性口号。
1975年邓小平一登台，就显出了排山倒海的气势。他的旗帜是“三项指示为纲”。他在这面旗帜下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四个字：“全面整顿”。他凭藉过去在党内曾经有过的威望，也凭藉他在党内的干部基础，更凭藉他一贯的雷厉风行、坚强果断、严厉干练的风格，立刻在全国局势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正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抓住具体的焦点性的题目作文章。邓小平要扭转全国的国民经济混乱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也要寻找突破口。他决定从铁路运输的整顿入手。当时国民经济全局中最薄弱的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
1975年2月15日－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这个会议体现出了邓小平坚强的整顿方针。针对全国铁路运输中存在的组织纪律性松散、规章制度涣散、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无政府主义倾向泛滥以及各种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哄抢物资的混乱情况，做出了坚决整顿的部署。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邓小平特别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
会议结束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铁道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老、大、难”的路局进行了重点的整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宣传落实中共中央9号文件，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各项政策。特别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倾向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者，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改组和重新配备有问题的领导班子。对于个别挑动武斗、停工停产的派性头头，给予了坚决打击，以至逮捕法办。在打击过程中，又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整顿”以很大的声势先后解决了影响铁路畅通的几个“老、大、难”地区，震动了整个铁路运输系统。中共中央的9号文件在1975年3、4月份，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生产局势的文件。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外，全部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的平均日装车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铁路正点率的提高不仅使生产、也使人民的生活受益，民众普遍对铁路的整顿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铁路运输面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焕然一新，给全国各条战线以强烈的震撼。这一切，使邓小平的整顿拥有了更广大的民众基础。也给了一切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人一个结论：那就是民众已经厌倦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厌倦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斗争。
邓小平对铁路的整顿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大概和全国范围内的这一民众情绪有关。他的整顿在1975年一出台，有如此锐利的开头，是因为他借助了社会中原本存在的一个“势”。
铁路之战一举成功，他又将整顿的重点移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
1975年5月8日－29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资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在这个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并将铁路整顿的经验推广到钢铁工业。在一系列强有力的部署下，仅仅经过一个月的整顿，钢铁工业的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几个欠产严重的大钢厂生产状况都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的平均日产标准。
在铁路及钢铁整顿大见成效的基础上，1975年7月20日－8月4日，邓小平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对国防工业更是采取了一杆子插到底的务求速见成效的整顿。
而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铁路、钢铁等率先整顿的经验扩展到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整个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
1975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曾这样概述：“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
邓小平把从铁路突破形成的整顿大势迅速扩展到工业生产领域之外，教育、科技、农业及军队都全面地展开了整顿。
1975年6月24日－7月1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以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为大前提，展开了整顿军队的战略部署。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问题；而军队的领导班子则要解决“懒”、“散”、“软”三个问题。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上下受到了一致欢迎。它表明在军队内也存在着与工业领域一致的形势特征，绝大部分人都渴望或者意识到需要整掉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混乱，尽快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秩序。这个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帜下开展的整顿，在本质上是一句谁也没有说穿的话：回到文化大革命前。
从军队来讲，任何一级指挥员都会以军人的眼光意识到，军队目前这种“肿”、“散”、“骄”、“奢”、“惰”的状态，完全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军队要完成的任务。且不说个人的利益如何，仅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来讲，全党、全军、全国的民众大概都知道这样的整顿是必须的。再不整顿，民族的生存就会出现危机。
全国范围内对整顿的欢迎，表明了一个全国性的共识。这种共识又和整个民众的生活现状相联系，因为混乱的交通、混乱的生产所造成的供应、生活的混乱，是直接危及每一个人的。至于文学艺术生产的荒芜，也无疑影响着民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对科技领域、教育领域的整顿，不仅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更直接地关系到这一领域的干部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
客观地说，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并没有今天改革意义上的任何新东西，有的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秩序的恢复。仅此一点，就使邓小平的整顿形成了一个潮流，在全国受到广泛的拥戴。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概括邓小平在整顿中的做法，其主要的方针就是六条：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各级领导班子。
第二，打倒派性，消除混乱，建立安定团结的秩序。
第三，落实有关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的政策。
第四，整顿规章制度。在不触犯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将必要的规章制度重建起来。
第五，重视和整顿教育。
第六，重视和加强科研。
透过这些方针我们发现，邓小平的整顿之所以势如破竹，不仅是借助了全党、全军、全国民众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共识，借助了全国对文化大革命共有的厌倦心理；还有一些具体的阶层利益性质。
在邓小平的整顿中，第一，给了万里这样一批党的高层干部以重新强有力地回到国民经济第一线掌握权力的机会。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是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的管理国家的干部体系重返领导地位的潮流，这也正是后来江青等人把邓小平说成是“还乡团”的原因之一。
第二，整顿使得更多的干部在落实政策中得到解放。这依然是在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秩序。规章制度的重建，给了各级领导干部管理生产的更多权力。
第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对教育及科研的重视与加强，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整顿与落实政策，广泛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利益。因此，干部与知识分子是受到全国大多数阶层支持的1975年整顿的最坚决的拥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