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曾派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当刘少奇向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此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泽东曾温和地建议他认真读几本书，并对他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还将他一直送到门口。
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所有经历的把握，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剥夺刘少奇的权力和影响，使之离开最高领导核心，这大概是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既定方针。然而，后来采取的极端方式，确实是因为有一份足可以把刘少奇在历史上定为“公贼、叛徒、内奸”的专案材料放在了他的面前。这个江青及红卫兵的杰作，推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最极端的处置。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也只能采取这个处置。他不可能、也不再会对刘少奇留出一点宽大处理的余地。
透视刘少奇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大权在握、不被人左右的领袖人物，他既决定着一切，也被一切决定着。他既推动着潮流，又被潮流推动着。他有足够的选择余地，实际上又没有选择的余地。
历史翻到1969年的4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召开了。这似乎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象征，也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达顶峰的时刻。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面带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大革命之后的坚定、从容、安详和疲倦兼有的神情和口气，讲了许多话。讲了要落实政策，讲了要防止一个潮流掩盖另一个潮流的错误，讲了工宣队、军宣队不要压人，讲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讲了要准备打仗，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讲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
这其中，有一段话是特别重要的，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们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资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段话总结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这段话，揭示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
正像我们曾经分析过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反对的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个庞然大物。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一直在和这个看来渺小实则庞大的对立物做斗争，今天，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又接着讲：“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把“六厂二校”那种清理阶级队伍、学习毛泽东思想、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做法落实到社会所有的单元中。
在显示文化大革命光辉胜利的中共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当然，在“六厂二校”的经验中，在那些社会单元中，已经包含了基层的政权，这里讲的是与这些基层政权相联系的、或者说作为全国各级政权（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集中体现的中国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即中共中央的政治局。
我们把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二十一人名单公布如下：
毛泽东，林彪。（以下按［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最高权力中心。二十一人的名单其实已经包含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政治纲领，包含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全部含义，包含了毛泽东在1968年以来推行的建设新社会的战略部署的性质，包含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质。
需要略做说明的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共二百七十九人中，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五十三人，仅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29%。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大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已在上层的大换班中充分显示了出来。我们对二十一人政治局名单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整个中央委员会乃至全国各级政权组成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在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周恩来和李先念属于操持国家国民经济、国计民生的人物。对于一个夺取政权、独立管理国家已达二十年的政党，这绝对是一个十分畸形的权力结构，它表明曾在国家一线领导经济运转的干部力量基本被摧毁了。这确实是一场把商品经济打倒的政治大革命。
接着，让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除了毛泽东，除了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位德高望重而又多年不掌握实权的元老，再除了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这样几位毛泽东需要平衡政治全局的人物以外，主要是两个六人集团。
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林彪为首的这六个人是军队的实权人物，他们是林彪“最最式”极端政治纲领的组织体现。正是这批人扩张权力的需要，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另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这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操作者。是共产党内专门从事整治干部的一批政冶杀手。他们极端的思想和扩张权力的极端需要，也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当政治局内这两个六人集团（一文、一武）掌握了国家的生杀大权时，不难想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了。毛泽东通过他们指挥一切；而他们又通过毛泽东指挥一切。当这样两个六人集团簇拥在毛泽东左右时，当国家的最高权利基本上由他们掌握时，他们的思想就是国家政权的纲领，国家政权的特征又体现在这些人物的人格上。
这是一个反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政权；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内要强化愚民政策的政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要大搞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社会的政权；这是一个要用工宣队、军宣队的方式管理文化教育的政权；这是一个抵制、仇视知识与文化的政权；这是一个企图以“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口号、运用政治动员经济的政权；这是一个在所有制上不允许有多种成分、只能是清一色的政权；这是一个似乎充满共产主义理想，在实际中又十分法西斯的政权。
这是一个似乎团结、其实已蕴含着深刻矛盾和危机的政权。
第十一章 历史制造的野心（1969年4月－1971年9月）
当蓬蓬勃勃的政治野心将造反的利剑刺向历史固有的经济规律时，它们似乎无坚不摧，各得其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野心的利剑纷纷折断，遍体伤痕的商品经济却像一株不死的铁橡树，越来越高大地成长起来。
一、全面禁锢的两年之社会政策概述
1969年4月－1971年9月，是中共九大召开后的两年，是“全国一片红”的政权维持其稳定存在的两年，也是中国人民在越来越强化的政治统治下生活的两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种全面胜利的阶段，越来越显出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从空中落到人间是个什么样子。
清理阶级队伍还在全国深入广泛地进行着，军宣队在很多单位掌握着领导权。清理阶级队伍又把清查“五·一六”分子包含在内，全面阶级斗争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两年中全国清查出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多达数百万之众，仅在1970年一年中，就达二百万左右（其中，遭到逮捕的人数近二十万）。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形势似乎正在稳定下来。而在稳定的帷幕后面，则是布满全国每一角落的整人运动。工人阶级还在领导一切，军宣队和工宣队还在统治着大、中学校及文化机关等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他们的权力一方面在阶级斗争中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在受到某种程度的腐蚀和瓦解：有权力造成的腐化，也有知识浸濡造成的“腐蚀。然而，由于来自上面的一系列指令，工宣队、军宣队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还在坚强地占领著文化阵地。
“五七干校”在这两年中成了遍布全国的常规存在，它既是一种永久性的、大规模的、全面的干部流放制度，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大规模劳改制度。把“三结合”新生政权扫除掉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批判斗争及隔离审查，确实是巩固红色政权、排除政治隐患的有效措施。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同样落实到“五七干校”，并且进行得更为惨烈。
然而，在大规模囤积、流放干部的“五七干校”中，文化大革命强有力的红色统治开始遇到了最初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表现在广大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萌芽状态的思想不满上，表现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怀疑上，还更多地表现为生产、科技及行政等方面的工作需要不得不让某些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干部回到城市中。这些因素在1969年、1970年乃至1971年上半年中虽然尚未成为潮流，却以最初的曙光映照出“五七干校”这种大规模流放干部的不合理性。
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过了1968年底和1969年初最初奔赴农村的热潮。两年多的农村劳动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了使少数知识青年进入农村基层政权而得到一线生路之外，大多数知识青年开始对接受再教育的处境不满。因此，当1970年开始进行了招收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读书，使得个别知识青年得以重返城市之后，回归的愿望在数千万下乡知识青年中渐渐升起。少数知识青年依靠后门参军走了，更造成留下来的插队知识青年的不平衡心理。又有一些人凭着各种门路以“病退”、“困退”为名返城之后，遍布全国农村的知识青年日渐成了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存在。
数千万知识青年渴望返回城市，数千万个城市家庭期待自己出子女回到身边，这些愿望与相应的活动已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知识青年政策产生巨大的反弹力。这种反弹力不过表明，将大量经过教育而形成知识财富的人一律赶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知识是有价值的，知识是一种财富。不承认它的价值，不把它当做财富，必然处在与价值规律的斗争之中。你付出了政治上强制性行为的代价，你维持的只是一个暂时的下乡运动。这里，知识的反弹是必然的。知识的价值突破政治的强行限制，也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当遍布全国农村的数千万知识青年出现回归骚动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红色政权统治基础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当然，现实还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政权，整党在九大之后作为一个重要的部署于全国推开。这是红色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强化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当整党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全社会性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展开时，尤其显出文化大革命的强化统治。这是一次更为认真的清理，每一个人、每一个头脑都要被阶级斗争的大铁篦子纵横梳理到，绝不允许阶级异己分子混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执政党内。
在全社会，这种强化的政治又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斗批改”上，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更全面和更透彻地缔造自己的新社会。正是在缔造新社会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强化的政治遇到的最初的反弹力。
在教育领域，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的教育革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这样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进行的。正像1970年7月21日《红旗》杂志第八期上刊登的署名为“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中指出的那样，教育革命最首要的是“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教育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排除那些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就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使学校革命化、劳动化、社会化和生产化，就是要使新老知识分子都接受工人及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真理。它那点有限的真理，可能体现在破除旧教育的繁琐性。然而，它在整体上却表现出巨大的不合理性，那是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对知识这一“特权”的平均主义态度以及对知识的“均贫富”，所谓教育革命体现出来的是对知识的抵制和压迫。
当毛泽东使用工宣队和军宣队长期占领教育阵地时，运用了工人及农民对知识“特权”的不平衡心理，以所谓“无产阶级”性质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这其实是毛泽东反对商品经济，企图抵制和压迫商品经济的具体反映。
然而，在教育领域的革命中，反弹力也已隐隐开始。随着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并于同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进行，全国大专院校普遍开始招生、复课。
虽然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招收的是政治上可靠、思想上革命的学员，虽然学校是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虽然对学制做了缩短为两年或三年的改革，虽然简化了很多旧教材，虽然规定所有的学生都要劳动，都要学军，都要批判资产阶级，然而，只要学校一开始招生和教学，就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反对学校的学生总还要学习人类既成的知识，特别是那些直接为生产服务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时，现代经济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透过所谓强化的无产阶级政治，显示出力量。
这时，你就不得不依靠某些老教授、老知识分子，你就不得不使用那些不是毛泽东著作的自然科学书籍。当你以为可以将这些不带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书籍的学习纳入“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时，孰不知，这些知识以及这些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播者却在显示现代文明本身具有的力量。学生们虽然被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意识灌满了脑袋，然而他们多多少少都知道，对于科学知识还是要努力去学习，他们甚至还会朦朦胧胧地想到，未来的政治形势一旦发生变化，惟有这些真才实学是真正有用的。这一动态已然是对教育革命反弹的萌芽。
当那些旧知识分子重返讲台时，多少会重新感到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他们面对军宣队、工宣队威严的面孔时，虽然还表现得恭顺、怯懦和战战兢兢，然而，在学校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他们又多少会找回一点自信，也多少会冷眼看清那些挥舞着阶级斗争指挥棒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面对知识的陌生和外行。对这些外行的潜在不满和私下非议，随着他们日复一日走上讲台的工作而增加着。当这些因素逐渐形成潜在的社会舆论时，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领域内遇到的反弹便显示出来。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艺领域时，问题就更为明显。文艺和自然科学不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尤其可以专权的地方。旧知识分子掌握的自然科学不能不学，旧知识分子掌握的文学艺术却可以完全封闭。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文艺生产最贫乏的年代，也是文艺最专制的年代。一个十亿之邦的伟大民族所呈现出来的全部艺术成果，就是八个“样板戏”。
当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艺术都被野蛮地排除之后，这个红色革命所要缔造的红色世界的确显出了空前绝后的“革命性”。紧跟江青步伐前进的文艺界造反派人物于会泳，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曾经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突出”的口号：“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二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
这种“三突出”的原则是对林彪关于军队工作“四个第一”原则的完全模仿。如果说林彪企图用“四个第一”的原则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那么，江青、于会泳则要通过文艺“三突出”统一文学艺术创作。
文化艺术是最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精神产品生产领域。在“三突出”口号的统治下，中国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贫乏、单调、乏味到极点。任何革命的理想和宗教的狂热，都难以消灭一个民族在文艺产品消费方面的真实胃口。整个社会对单调而专制的文艺慢慢形成的不满情绪，在1969年4月－1971年9月的两年多中逐步滋长。随着人们逐步在政治的漩涡中清醒过来之后，不满的情绪野草一般从冻土中露出头来，并在随后的一些年中越长越茂盛。
当然，这些反弹的力量暂时还都潜伏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之下，潜伏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洪流之中。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面对的最广大的领域，就是物质生产领域。社会是要生存的，人民是要吃饭的，民族是要在世界上立足的，如果说文艺这样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可以大规模扼杀，教育领域内知识技术的再生产可以较大规模地停滞，然而，物质的生产是不能停止的，这是再空想的政治也不得不承认的基础生产。毛泽东之所以讲到“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之所以在1970年就恢复了大学招生，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不得不屈从于物质生产本身的需要，教育不过是为物质生产提供脑力型劳动力。
在广大的物质生产领域，文化大革命遇到了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反弹力。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的最大对立面，就是价值规律及整个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了对付这个对立面，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动用更多的政治强制性力量，“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尤为紧密。
《红旗》杂志1969年第六、七期发表了《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1969年第八期发表了《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1969年第十期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1970年第一期发表了《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中的几个关系》；1970年第二期发表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红旗》杂志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内，就发表了如此之多的重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章。
在《红旗》杂志1969年第六、七期合刊发表的又一篇文章《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中，这样论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根本上。”
在这里，“利润挂帅”、“物资刺激”等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其实不过是游荡在红色掌权者面前的价值规律的幽灵。用强化的政治批判鞭策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政治而生产，似乎是有力而简便的手段；但只要时间稍长，必然显出疲乏无力。
要求企业不为利润生产，要求工人不为自己的报酬生产，这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成立。如抗美援朝期间，当民族矛盾激化时，工人阶级普遍不要报酬地加班加点。然而，将战争状态下才有的“共产主义”常规化，永久化，是违背历史规律的。特别是当劳动者逐渐看清了红色政权掌权者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大相径庭时，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长久地接受这种安排。他们虽然不懂得《资本论》，但是，他们不自觉的行为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劳动力的价值。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的真正历史地位。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口号。所谓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全面专政，就是大规模地批判，以此强化对劳动阶级的统治，然后，用这种政治统治的压力迫使每个人更多地劳动付出。在这里，利益不是劳动的动力，畏惧才是劳动的动力。
然而，生产毕竟要依靠广大生产者，阶级斗争不可能打倒生产者中的大多数，因此，畏惧逐渐变得有限了。统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可以看到，“抓革命，促生产”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之一，也是越来越贫乏无力的口号之一。当这个口号最后的几年像标签一样张贴在各处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对它麻木不仁。
对“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的各种消极抵制，是文化大革命红色政权的统治遇到的最广泛、最“和平”、也是对抗性最大的反弹。
二、林彪军事官僚集团的覆灭
中共九大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在看来一片大好的形势中，出现了重大危机。这个危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是不为当事者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开始的。
1970年，毛泽东认为，应该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了，因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已经重建，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最高政权也该重建了。3月8日，毛泽东做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有关指示，并且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197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指示。
4月11日，林彪抓住时机，提出一个在他看来很重要的意见，要求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他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这条意见当然无人敢于反对。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都赞同林彪提出的“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一次，林彪似乎又扮演了推崇毛泽东的角色。
然而，4月12日，毛泽东便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提议的报告上做了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十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明确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明确表态。
到了1970年7月中旬，正值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明确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至此，毛泽东的声音已经十分明确，然而，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仍然没有收回。
在这里，也许是林彪错误地判断了毛泽东。他以为这个提议无论怎样都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绝对领袖地位的维护，然而，他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的态度何等坚决。首先，毛泽东本人不愿意担当国家主席，处在繁琐的国务活动的第一线，同时，他也绝对不会允许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把持第一线工作的格局再版，任何大权旁落的情景都不可重演。如果说，林彪最初的提议在他看来是一个拥护、忠诚的表现，那么，到他第四次坚决表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被强加意见时的不快。
林彪显然没有看清这些，他也许正被自己推崇毛泽东的一贯成功所激励，又被叶群等人的狂热活动所推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一股潮流的领袖。这股潮流是由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他的儿子林立果（此时已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个军事官僚集团及其基干队伍组成。
林彪在处理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一贯十分谨慎，他非常注意对自己的宣传提法的分寸，绝不允许丝毫喧宾夺主的倾向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但这一次，他被自己的野心、更主要是被簇拥他的潮流搞晕了头脑。叶群就曾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总之，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当毛泽东不担任时，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这或许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林彪集团需要抬高林彪的地位，由此获得这个集团所有人的利益。这些利益汇集的结果，成为推动林彪坚持此举的潮流。
8月初，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13日下午，吴法宪便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宣称：“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这里，他们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这个文人官僚集团。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林彪军事官僚集团与江青文人官僚集团在联合夺取国家权力胜利之后逐步展开的矛盾斗争。
这一时期，江青等人可能更领会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图，因此，逐渐表现出与林彪提议的对立。被九大的胜利晕热着大脑的林彪及其集团，一定觉得这样做是很有利的行为，孰不知，他们已经迈出了异常危险的步伐。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个大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战备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个会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第五次表示了自己的反对，他甚至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这一条）。
正是在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林彪做了一个自认为非常精彩的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这里，他已经把“国家元首”这个称号冠在了毛泽东头上。这是他的设国家主席、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提议的含蓄再版。
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把对毛泽东的推崇上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了“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当他论述了毛泽东的天才，论证了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之后，他以为自己又做了一件万无一失的事情。
叶群为首的林彪集团成员经过一轮紧锣密鼓的活动，试图扭转全会的原定议程。8月23日晚，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建议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学习和讨论。他的意见被政治局通过。第二天，8月24日，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二中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及西北组发言，将林彪23日的讲话扩展为一个支配全会的潮流。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国家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还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翻案？”
吴法宪则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作者注）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吴法宪还与同一小组的张春桥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
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做了类似的讲话和表演。
他们都在“捍卫”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当然，就包含他的国家主席的地位；都在捍卫毛泽东的天才地位；这些捍卫的行动自然联系到最高领袖论及“天才论”的提出者林彪。这是一个“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攻势，在那个领袖崇拜弥漫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时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附和。小组会上出现了热烈希望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提议。
8月25日，江青将全会小组会的情况对毛泽东做了汇报。江青、张春桥等人自然在这种进攻中感到了他们正是林彪一伙人的对立面，九大召开后的两年时间中，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于激化了。
凭着对政治局势的高度敏感，毛泽东立刻嗅到了这里的气味，也看出了有关设不设国家主席提议后面的政治内容，他迅速采取了行动。
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全会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并收回了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这个《简报》以极为热烈的口气肯定了陈伯达在小组会上的讲话，表示了对林彪开幕式讲话的高度推崇，甚至发出了对一切反对“天才论”的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政治口号。该《简报》还提出，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建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随后，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又接连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做出检查。然而，林彪集团还在用各种方式串连、活动和抵制。
毛泽东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透过所谓让他当国家主席与“天才论”的舆论，毛泽东看清了林彪一伙的政治动机。对于这个利令智昏的潮流，毛泽东认为，只做和风细雨的正面工作，并不能有力地解决问题。根据党内斗争的经验，要打掉任何干扰大方向的潮流，必须采取简练而有力的手段。
就像他曾经用拿掉“杨、余、傅”解决“二月逆流”翻案风一样，也如他打掉“王、关、戚”而排除了极“左”潮流的干扰一样，那样的政治斗争手段才是简洁而警醒的。这一次，他决定拿陈伯达开刀。因为陈伯达已经跑到林彪的阵营里，成了这个山头呼风唤雨的人。
8月31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搞的一份材料《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并将两者印发给全会。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用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探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能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迨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且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的一点意见》在印发全会之前，毛泽东曾给林彪看过。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采取了保护林彪、稳定林彪的策略。而对陈伯达则可谓毫不留情，老账、新账一起算。随着陈伯达的覆灭，全会的形势立刻急转直下，批判陈伯达成为全会的最主要内容，“批陈整风”也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批修整风”运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似乎并没有想搞掉林彪。就像他搞掉“杨、余、傅”后，又留住了叶剑英、陈毅等“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一样，也如同他搞掉了“王、关、戚”，却保护了中央文革主要成员一样。此时搞掉陈伯达，是一个分寸得当的处置。对于林彪集团如何处置，要走着看，看着办。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的行动，表明了他在政治上一贯的老练。
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
在“批陈整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的锋芒一直或深或浅地指向林彪集团。作为高度警觉的政治家，毛泽东也防患未然地对林彪控制下的军权做了必要的调整。特别是像北京军区这样的要害军权，毛泽东以陈伯达是北京军区“太上皇”的说法，在“批陈”的旗号下进行了整肃和改组。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妥当策略。林彪集团如果逐渐安守本分，以上措施无疑已规范了他们，消除了权力结构不平衡的隐患。如果林彪集团崛起为一个巨大的危险势力，那么，他也已经布成了搞掉它的大局势。
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似乎已是一片太平景象，无论在毛泽东那里，还是在林彪那里，都没有意识到事情将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的冲突一下子改变了形势。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凭着本能的政治警觉与防范，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林彪势力的措施。而林彪集团同样出于政治上的警觉和不安全感，开始采取一系列紧迫的对抗性活动，以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准备军事政变这个极端的程序。在此过程中，有一大篇为当代中国人所熟悉的惊险故事。本书无意重复这些故事细节，本书的视点依然是概括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实质。
到了1971年夏季，无论是林彪对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对林彪，对对方都有了十二分的警戒。毛泽东深知林彪在这些年中建立起来的影响和势力，也深知与林彪的冲突发展到今天应该做好哪些斗争准备。对于党内、军内的力量，他必须做出部署。在与他亲自树立的“副统帅”的斗争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行动。以往，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以及其他党内高级干部时，他可以让林彪、让中央文革出面，然而，今天要解决“亲密战友”林彪的问题，只有他亲自发出的声音，才能说明一切。临近八十岁高龄的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亲临一线，做出重大的政治、军事、战略部署。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开始文化大革命史中有着重要一页的南巡活动，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停留，接见了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南京、安徽、江苏、广州等很多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在南巡过程中，他把九届二中全会及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斗争讲清楚了，将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的问题摆出来了。对林彪本人，也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了批评和警告。对个别跟着林彪势力鲍的军队负责人，实行了严厉的威慑。对大多数党政军负责人，做了发动和安排。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毛泽东已将与林彪集团斗争所需要的党政军的力量特别是军队的力量调配好了。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紧急策划了谋杀毛泽东、实行军事政变的活动。然而，由于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也由于毛泽东足够地警觉，当毛泽东于1971年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时，已经预示着林彪集团的军事政变归于失败。9月12日下午，在北京丰台火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在谈话中，依然把林彪放在要保护的位置上。也许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清楚林彪集团具体的政变阴谋。
然而，阴谋家自己先行恐惧了。1971年9月13日零点三十二分，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北戴河机场漆黑的夜色中强行起飞。这架飞机载着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飞往苏联，在飞机越出国境前，周恩来向毛泽东紧急汇报，请示是否将其击落，毛泽东只回答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13日凌晨两点三十分，这架飞机在飞出国境后四十分钟左右，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随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的主要干将被一网打尽。
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并显赫一时的军事官僚集团，就这样覆灭了。
三、历史制造的野心
我们对林彪事件做了最扼要的概括，这个概括为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提供了最基本的事实。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内部的危机，而且，主要是政权上层的危机。所谓政权的危机，在这里的表现，就是权力结构严重地失去了平衡状态。
权力结构像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结构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权力结构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最基本的要求是相对于一个中心，周围各种力量有比较均匀的分布。倘若力量集中在中心的一侧，中心就不成为中心，权力结构便失去平衡态，必然发生倾斜和变化。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毛泽东自然懂得这一点。如果这个政权中除了林彪集团只有他一个人，那么，就没有他的中心位置。在九大的政治局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权力结构的平衡态构造。
国民经济政府部门，是周恩来等人在掌管。这一稳健和务实的力量，无疑有助于平衡林彪、江青这些激进的文革派力量。有文革派在前面冲锋陷阵，有务实派在后面照顾国计民生的大后方，毛泽东居中自觉很平稳。
在文革派中，林彪、叶群、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后来还有陈伯达）等一伙人与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谢富治一伙人又各在左右，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对于毛泽东也是一个平衡态。武的权力在林彪手中，文的权力在江青们手中，谁都难以专权，毛泽东的居中位置当然十分稳定。
就军权而言，毛泽东也远没有麻痹到让林彪全部控制。像许世友这样一批历来只忠于他本人的军内高级将领的存在，构成了对林彪军权的多方面限制和制约。更何况毛泽东在全党、全国包括在全军享有的不可动摇的极高领袖地位。仅就军内的实力和影响而言，林彪都远远无法构成对毛泽东绝对领导权的威胁。
任何一个能够理智评估1969年、1970年及1971年中国权力结构的人，都能看到林彪绝对没有向毛泽东领导权实行挑战的可能性。然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说明这种“挑战”出人意料地开始了。
分析起来，主要原因有两条：
第一条原因，在九大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治局这个最高权力中，虽然有着围绕毛泽东这个中心均匀布开力量的大致的平衡，然而，也已经出现某种不平衡了。那就是，林彪集团控制了太多的军权，同时也过多地控制了政治权力。林彪等六人（后来又有陈伯达）加入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本身已是一个不平衡现象。
这种不平衡现象可能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也可能不表现出来。之所以表现出来，而且又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即林彪集团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集团。
所谓野心家集团，就是它在政治上不那么安分，充满了扩张权力的冲动，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着疯狂扩张趋势的军事官僚集团。不仅林彪本人是典型的野心家，他的集团就是典型的野心家集团。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二十四岁时就平步青云，担任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吴法宪更进一步讲，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做了整整一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用以树立他的政治权威。就是在这个报告会上，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全场数十次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并把林立果的报告吹成是“天才，超天才，全才，全局之才”。
这丑恶的一笔，注释了林彪集团处在何等忘乎所以的疯狂之中。封官许愿，是这个集团的兴奋剂。结党营私，是这个集团的组织原则。这个集团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像林立果一样，做好了迅速攫取更大权力的准备。当林彪嘱咐林立果“要多见见军级以上的干部，否则没有领导权”时，当叶群为林立果安排“选美”时，已然摆出一个十足的要夺取未来国家领导权的架势。
这个充满权力扩张冲动的集团，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步形成的。
最初，是林彪一个人浮出海面。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表现，使得他不仅取代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而且从此以“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晋身的阶梯，一步步登上了权力高峰。在文化大革命前及文化大革命中，他大胆而谨慎地借用了毛泽东要发动党内阶级斗争的需要，使得自已一步步接近了最高权力的宝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利用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需要，扩大了自己的权势。
同时，他也借助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将黄、吴、李、邱这些人物更紧密地聚集到自己身边。当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生活腐化被解放军总后勤部造反派批斗时，林彪一个亲笔手令就将邱会作保护起来，再用所谓“大节小节论”为邱会作进行了根本的开脱，从此，邱会作视林彪为自己的再生父母。
在党内阶级斗争中崛起的林彪，和在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中团聚起来的林彪集团，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打倒一大批人的政治斗争，无疑找到了一个急剧发展权力的机会。
这种急剧发展权力的过程，使得林彪及林彪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处在权力扩张的冲动之中。
就整个集团来讲，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与潮流。在集团性的冲动与潮流中，首脑与成员之间，成员相互之间，都在互相推动。利令智昏，使得他们对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形势失去了清醒的判断。
以历史的眼光看来，特别是在一个旁观者看来，林彪及其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是极为愚蠢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愚蠢行动。
是野心蒙住了双眼。
这样，我们就该谈到所谓野心问题了。我们暂且不对“野心”二字做十分科学的定义，仅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它。
野心原本是人类社会一个平常的现象，政治野心原本是平常的政治现象；然而，当大量的、超常的野心在一个时代集中暴露出来时，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了。
对一个人来讲，有没有政治野心，有多大的政治野心，完全因人而异；而对一个时代来讲，有多少政治野心，有多大的政治野心，则是因时代而异的。
可以断言，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大数量的野心实行的一场“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林彪及林彪集团的政治野心。我们看到了江青及其代表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新贵的政治野心。我们也看到了红卫兵、造反派中各种各样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需要借助他们的野心；而借助野心就发展了野心。文化大革命每一阶段的故事，差不多都包含着这个逻辑。
所谓政治野心，就是极端的政治权力追求，就是极端的权力欲望。毛泽东之所以需要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野心，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野心，甚至需要全社会各种各样的野心，是因为他面临着一个非常巨大的敌人，那就是被他定性为“党内修正主义”的势力。究其实，那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毛泽东和这个必然规律作斗争时，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所以，他“解放”了一切可以与之斗争的力量。
这些力量被先后发动起来之后，展示了各种极端的能量，也展示了各种极端的政治野心。
可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历史阶段。
当这些蓬蓬勃勃的政治野心将造反的利剑刺向历史固有的经济规律时，它们似乎无坚不摧，各得其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野心的利剑纷纷折断，遍体伤痕的商品经济却像一株不死的铁橡树，越来越高大地成长起来。
那些野心的断剑锈迹斑斑地散布在大树的周围，点缀着世俗的草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是历史第一次向毛泽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第十二章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1971年9月－1974年12月）
无论多么复杂的社会，无论其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多么复杂的结构，又总有简单的方面。这个简单的方面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很多阶段，都含着一个主要的矛盾与冲突：一个体现历史明天的潮流与一个体现历史昨天的潮流相互对抗。
正是在这两大潮流的对抗之中，社会在发生变化，
其他各种中、小潮流不过纷纷汇集或被里挟在这两大潮流的冲突之中。
一、“右倾回潮”的1972年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将1966年6月1日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前五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上升阶段，由发动，历经一轮轮斗争，直至九大达到胜利的颠峰，这个胜利的状态一直维持到1971年的9月13日；其后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碎和失败了，然而，毛泽东还在非常顽强地、又是勉为其难地支撑着。
“九·一三事件”对很多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件。那些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和冲击的老干部，无论是周恩来、邓小平，还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们，自然深感庆幸。及至后来，连红青、张春桥等人也都庆幸，因为林彪集团的覆灭给了他们扩张锣力的更大空间。
惟有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被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黯淡了。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伟大举动，所谓“马列主义的第三里程碑”，由于“亲密战友”的背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整个世界的质疑。只有毛泽东能够深刻感受到林彪集团覆灭的严重性质，深刻感受到必须承受的压力。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这一打击毁掉了这位年近八十高龄的政治家最后的蓬勃生命风光，衰病之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然而，他的历史任务似乎还没有完成，他只能依然纵横捭阖地领导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1971年10月3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人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同年12月11日，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民众讨论，把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告知了全社会。随后，1972年1月13日和1972年7月2日，又先后发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并由此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党政军内，清洗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及骨干分子的斗争则是从“九一三事件”一发生就立即开始进行的。
在对林彪集团的清查过程中，毛泽东最先做出的是党政军上层人事调整及政策调整。1971年10月3日，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的同一天，毛泽东决定撒销林彪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第二天，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指出：林彪的“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这等于完全否定了林彪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还特别着重指出：“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而对“路线方面的教育”，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那就是“要批判林彪的反马列主义路线。”
对林彪路线的否定，必然率先影响到曾经和林彪有过尖锐冲突的党政军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毛泽东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更公开的姿态是，1972年1月10日，他亲自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讲“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对军内一批高级将领的政策调整，无疑是林彪集团覆灭后毛泽东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
恰逢中美两国关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试探、接触，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京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至此，中美长期的对抗解冻，两国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这是毛泽东面对主要来自苏联方面的政治军事威胁所做的国际范围内的大的战略关系调整；另一方面，这个外交行动无疑汇入了1972年中国国内政策向温和方向变化的潮流之中。
有关中美关系变化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逐层传达，更松动和暖化了长期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张的中国人的心理。中美关系的和解，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为他的民族所做的明智之举。
当1972年的温和化倾向延续到夏天时，毛泽东又做出一个看来自然而然实际上却极为重要的行动，这个行动甚至长远地影响到他去世之后的中国社会，那就是对邓小平落实政策。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8月14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的信做了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就为邓小平的逐步复出打开了大门。
这一年夏天，根据毛泽东的精神，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这个《决定》中指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以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撒销。”随后，在全国“批林整风”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政策的调整，全国范围内的“三支两军”停止了。军管、军训、支左的军宣队和军事人员都撤离了地方。
这件事对全国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虽然这似乎是各级党委政权重新建设完毕自然而然的结果，然而，人们普遍地把它和“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政治形势大变化联系在一起。原来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似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松动、和缓。这给了各阶层人民以新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又做了一件自然而重要的调整，就是把更多的信赖给了周恩来，更加倚重他在全国范围内的管理作用。而周恩来也便在1972年比较充分地施展了他的才能。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意义的“贤相”，具有一流的行政才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行为都贯穿着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就这一点而言，周恩来的严谨是政治上高度警觉的毛泽东也无可挑剔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讲，他或许有可能犯政治错误，但是绝不会犯组织错误。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典型的从不超越党和国家正常程序而进行任何个人色彩活动的一丝不苟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恪守的第二个原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干部，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国民经济。他在这方面呕心沥血、力所能及做了大量工作，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众望所归的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他是毛泽东与党内很多受冲击干部之间的缓冲带。一方面，他极力化解那些受冲击干部的对抗情绪，使他们以更理智的态度接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又用适当的方法缓和毛泽东某些激列的情绪和做法，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性。他的整个努力都做得极为细心、周到。
在文化大革命政治与现实的经济之间，周恩来也尽可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底盘少受破损。
可以说，在大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是维持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衔接了方方面面，连通了各种必要的渠道，使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有机体尽可能得以正常生存。
在周恩来看来，林彪集团的垮台无疑是极“左”路线的失败。根据共产党内历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周恩来认定，这是一个批判极“左”路线的时机。1972年，在他比较得手的操作中，中国出现了全面的温和化回潮。
在1972年的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提出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指出：“‘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绝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修正主义的政治。”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篇经周恩来审查后同意发表的社论，发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时期，有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舆论，有关解放干部、正确使用干部的舆论，有关重申党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的舆论开始春风般和煦地吹过中国上空。
1972年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的高级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既是为这批人重返政坛做了最初的平反，也成为全国范围内解放干部的一个象征。
对“八一招待会”与毛泽东一月份出席陈毅追悼会这两件事的公开报导，形成了1972年整个形势温暖回潮的最有利宣传。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全社会都感受到了新的潮流。
在1972年8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这是周恩来一个极为机智的提法。坚决地提出要对极“左”思潮予以批透，同时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向，对批极“左”做了保护性的理论注释：“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
温和化的回潮，继续扩展。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庆祝国庆二十三周年的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1972年，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温和回潮的现象：关于要在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而提高原有文化程度较差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基础的措施；关于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措施；关于提高大、中、小学教材质量的措施；关于在农村尽快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减少文盲的措施等等；都迎着春天的暖风，纷纷拱出冻土。
在科技领域，复苏的活动也开始露头，各种学术杂志的创刊，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展开，都表明科学技术及知识分子队伍开始试探着着活动起来。
在周恩来操作的范围内，最重要的一块自然是国民经济。各种务实的做法和政策的变化，都开始提出并实施。在农业政策方面，甚至提到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允许全面经营，不要把多种经营作为“资本主义”批判。
除了公开报导的社会政策调整，我们还看到一些并没有公开报道的事情在广泛地发生着。
在这一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大规模回城。这股潮流迅猛地刮遍城乡，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知青点几近寥落无人。当知识青年争先恐后地寻找门路卷起行李撤离农村时，在黄土高原住宿过知识青年的窑洞中，一片狼藉的场面及被油灯熏黑的土墙上那残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不过说明一段历史已经过去。这同样预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红色社会与红色理念在开始崩溃。
当“大回潮”显示出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广大力量时，他不失时机地发出了声音。1972年12月17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指示，是针对全国将“批林整风”纳入批极“左”轨道的反拨。同时，当毛泽东把林彪定为极右，并将随后的“批林整风”纳入批右轨道时，他大概并不准备改变他在1972年的政策温和化调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在1972年底逐渐形成的完整战略，即在政治上、思想上将林彪归为极右，从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进一步坚持和深化“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上巩固文化大革命已有的成果；而在干部政策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例如取消“三支二军”），则做出较大规模的温和化调整。
前者是对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坚持；后者则是某些政策上的让步。
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12月21日）专门针对“让步政策”，有过讲话。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历朝统治阶级都未对农民有过让步政策：“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摇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这里，毛泽东对自己论点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
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处在阶级对立之中这一本质，并不妨碍它在必要时采取让步政策。统治阶级的政策是进一步还是让一步，这是策略问题。进一步或让一步，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仅在愿望，也在可能；不仅在阶级利益，也在阶级力量对比。
当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其中的一个反映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或进一步、或让一步的调整与变化。
离开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观看整个世界近代史，我们同样会看到，执政者的政策规定了它与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显示了执政者的力量与社会上各种力量的对比，政策的调整常常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反映。
在1972年，我们看到很多重大的政策性变化：“二月逆流”被平反了；陈云等一批干部被平反了；邓小平被平反了：军宣队、军管会被撒销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实际中被否定了；对工农兵学员要进行文化补课了；经济工作开始更多地务实了；冲击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均被定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这一切政策的变化，都含着一个本质，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些政策调整很多是毛泽东本人做出的，以为这是稳定局势所需要的策略，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已有成果的否定。这不是他个人自觉做出的否定，而是历史迫使他做出的否定，是整个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各派政治力量对比迫使他做出的否定。
在林彪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不得不为“二月逆流”平反了，不得不对邓小平等人落实政策了。不这样做，大的政治格局是维持不下去的。一贯懂得顺势而为的毛泽东只能这样行动了。
经过复杂的政策位移，毛泽东似乎又处在新的政治格局的中心位置上。
然而，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位移，却为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全部基础。
如果说林彪集团的垮台是历史第一次对他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那么，毛泽东为顺应形势而做出的政策调整、重整格局的全部努力，则在造成历史第二次、第三次向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1972年的毛泽东和1972年前的毛泽东一样，他的行为是历史的规定。他同样别无选择。
二、毛泽东的反潮流
作为1973年的开门布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又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篇社论把全国范围内的“批修整风”运动（也即党内的“批林整风”运动）完全纳入了批判极右的轨道。
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也就是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将林彪路线作为刘少奇路线的延伸，为林彪事件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规定了基本的纲领。
有了这个政治上的根本措施，毛泽东又找到了把握全国局势的整体感觉。
林彪事件虽然给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蓝图以沉重的打击，然而，到了1973年夏天，他似乎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可以比较从容地处理国际事务了。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在以后的外事活动中，他对此有过更加明确的说明，也就是将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定为第一世界；将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定为第二世界；而发展中国家，包括除日本之外的整个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个世界格局的理论，反映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
这是一个既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又十分务实的战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务实的战略。它反映了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及中美和解之后的某种务实主义倾向。同时，还与他在国内较大规模地解放干部、调整相关的政策有著令人难以觉察的内在联系。
当然，在国际战略上的务实，远不能导致他在国内战略上根本的务实主义变化。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基调下，他推进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前进步伐。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通过并批准了“中央专案组”于7月10日提出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永院开除出党，并撤销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党内外一切职务（林彪、叶群已死）。
随后，1973年8月24日－8月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了。这个提前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九大党章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主要是对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做出总结，并完成最高权力机构的重建。
总结是不容置疑的，是全党一致通过的。对于林彪集团叛党、叛国分子的处理，是不可能有任何反对声音的。林彪摔死在中国的国境之外，为在全党、全军、全民中打倒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
十大最关键的，是重申了“批林整风”的实质是批判极右，是批判“修正主义”。随后做出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调整，也是顺理成章的。九大二十一人的政治局中，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谢富治等八人被除去，增加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汪东兴、韦国清、陈永贵、纪登奎、李德生等八人。其中，王洪文、康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另外三个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
我们看到，由于王洪文、康生成为副主席，十大不但没有削弱江青集团的力量，反而扩大了他们的力量。林彪势力的覆灭，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王洪文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起来，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还特别提出要敢于有“反潮流”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为林彪事件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提供新的政治思想保证。
1973年的中国局势，表面上显得相当平稳。这种平稳既让毛泽东感到文化大革命处于低潮的黯淡，也让他感到某种不可觉察的不安全性。因此，一个特别的新想法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渐形成，这就是“批孔”。
在1973年5月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有关指示。到了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时又专门讲到“批孔”的问题：“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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