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第294—295页）
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
然而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利益的拥护者，他也激烈反对平民政权（他所称的“民主政体”），力主平民有权参与议事或审判的贵族政体，因为当政需要贤人，而唯有贵族才是贤人。既然如此，他当然不会懂得初期僭主在历史上还起过巨大的作用。
公元前7至6世纪的僭主，史称为初期僭主，以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战乱频仍的时代中，依靠雇佣军起家的军阀，僭窃政权的那些僭主，即所谓后期僭主，他们所处环境不同，所起作用各异，大体上矛头是针对民主政体的，西西里的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公元前3世纪）即其一例。初期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于民的政策。上引瓦德·吉里文中所说，他们“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是说得很对的。因为如果平民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须依靠僭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经不能建立僭政，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是因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纪希腊世界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是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
上述这种历史过渡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于小亚细亚诸邦作为吕底亚、波斯藩臣儿皇帝的那些僭主。那些城邦工商业一般比较发达，传统的负担较少，从贵族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理当较为顺利，而在外力干涉不到的地方，例如累斯博斯、米提利尼、基俄斯等岛屿，也确实是民主政体发源之地。吕底亚、波斯的进犯打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那里普遍出现了僭主，而且是儿皇帝式的僭主，这是和希腊本土的科林斯、雅典不同的地方。然而这些僭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采政治一般不能违背压抑贵族，加惠平民的常例。这样，上面所说僭主政体的历史过渡作用在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了的。但是“过渡作用”总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期，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又无例外地愈来愈陷于贪婪、残暴与无能，这是“城邦的人”——公民所忍受不了的。公元前5世纪初，小亚细亚藩属波斯的城邦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事实上同时也是反对僭主统治的起义。希波战争的胜利，也使那些地方的僭主政体一扫而空了。
民选调解官
当城邦的阶级斗争激化，需要一个独裁者来调解敌对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希腊有过民选调解官①或民选独裁者的例子，雅典的梭伦，米提利厄的彼塔卡斯是著名的两个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民选调解官“约略相当于公举的僭主，……这种统治职位有时及于终身，有时为时若干年，或以完成某些事业为期”。吴寿彭考证：
① 缪灵珠所译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中，译“Aesymnites”为“民选官”（第154页）或“民选调停官”（第182页），吴寿彭所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此词为“民选总裁”。
“‘艾修尼德’（Aesymmites）这名称见于荷马《奥德赛》者为运动会中的裁判员，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者为库梅（Gyme）执政官的通称。这里所述具有特大权力的“民选总裁”制度，米利都古代……和优卑亚古代……都曾有过，哈里加那苏（Halicarnassus）的狄欧尼修（Dionysuis）《罗马掌故》……说，希腊城邦的民选总裁和罗马的‘狄克推多制’（独裁制）相同，世人往往视为僭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0页译注）
这里所说的类似僭主是指他们具有独裁权力，而不是指他们是“僭窃政权者”，因为他们既是民选的，就谈不上什么僭窃政权了。而且梭伦和彼塔卡斯两人有一切机会可以建立世袭的僭政，然而任期届满时都自动放下政权，更不类僭主行径。大征服以前，共和罗马时期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不止一次选出独裁官，当民主政制还富有生命力，兵制还是公民军的时候，这些独裁官也都任满离职，并未企图僭窃最高政权。所以，民选调解官和僭主一样，都是城邦制度的特殊产物，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是不可能产生这类史例的。
僭主和民选调解官何以不见于我国古代
然而，当我们说僭主或民选调解官是凌驾于两个敌对阶级之上的国家权力，它是城邦制度的产物的时候，事实上已经隐默地设定了一个前提，即城邦政治是一种阶级政治。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指在通常的不需要什么僭主或民选调解官的状态下，城邦政权掌握在利益互有冲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手里，而城邦的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显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法国两个拿破仑专制主义皇朝的分析，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对于希腊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僭主，民选调解官之类的史例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一切专制主义的“东方”，那么，上述国家学说又应该如何具体应用于我国和“东方”？
当然，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事实上，一方面皇朝残酷地剥削人民，成为人民利益的最大的敌对者，一方面，皇帝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又每日每时在产生出来新的贵族阶级，帮助皇帝剥削与统治。这样，皇朝政权及其官僚机构自己处于敌对阶级中的一方，而又讳言阶级，严禁结党，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态。在这种状况下，阶级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现象当然不会出现，皇朝政权也就决不是什么凌驾于敌对诸阶级之上，不使各阶级之间胜负不决的斗争弄到两败俱伤，使社会得以持续下去的一切暂时现象了。
立法者
立法者（Lawgiver）在希腊史上有两种意义：一是编纂法典，使之成文化，并予以公布的政治家兼法学家，旧邦如雅典的德拉孔，新邦如建城不久的西西里的卡塔拉（Catana）请卡伦达斯（Charondas）为之立法。第二种是梭伦、来库古等实现了社会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的立法者兼最高政权的执掌者。例如梭伦就在他“民选调解官”的任期内立了新法，改革了旧制，它们的历史意义，以前屡次说到，这里不再重复。
立法者这个名词，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词，如孟德斯鸠、卢梭，这个名词在我国和僭主、民选调解官一样是陌生的。近人麦孟华（康有为的门生，见所著《商君评传》）说：“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于二千年上，其有足与来库古、梭伦相仿佛者，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比拟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顾问和大臣，而不是民选的调解官；他们的立法活动，是为君主谋富国强兵，而不是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他们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希腊的立法者，则把贵族政体基本上改变成了民主政体，甚至斯巴达的来库古也不算例外。何以两者间有此差别，看起来，上面的解释也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顾准《顾准文集》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
第一节　概况
城邦希腊的发展和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都以希腊人得以比较自由地殖民于东西南北为其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时期愈早，这个条件愈充分，时期愈晚，困难愈大。由上章，我们已经知道，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人在东方首先是面临强大的吕底亚王国，以后又面临更强大的波斯帝国，以至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不得不作避难移民，或则屈服于吕底亚、波斯的统治。在西方，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和伊达拉里亚及迦太基之间移民竞争十分激烈。总的说来，公元前6纪世纪末，地中海和黑海周边可以殖民的地方或者已经分割完毕，或者因为内陆强国的阻力，新殖民城市已经没有建立的余地了。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到公元前6世纪末已经定型，从此再也没有扩展，希腊城邦制度，经过长期演变，到此时也已最后形成，灿烂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个根基上成长起来的。
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世界的扩张，决不是和平的扩张，进入公元前5世纪以后，希腊人更面临着对外战争的考验。其实，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崛起于东方以来，战争愈来愈不可避免。只是因为希腊的小亚细亚诸城迷恋于长期来经济发展和“分裂繁殖”的传统，又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当地人民混合，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意识比较浓厚，民族感情不甚强烈，一时竟然安于藩属波斯的处境。公元前5世纪后期，波斯在征服小亚细亚后继续南进，公元前540年征服巴比伦，当时屈服于巴比伦的腓尼基诸邦（推罗，西顿等）随而成为波斯的藩属。公元前525年前后，波斯又征服埃及。自此以后，小亚细亚希腊诸邦处境愈来愈恶化。公元前5世纪初发生了伊奥利亚希腊诸邦反波斯起义，成为希波战争开始的信号。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亚历山大征服波斯，200年间，希腊、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城邦希腊和希腊城邦制度在对波斯的长期斗争中经受了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中，城邦希腊发展到它的极盛时代。然而斗争最后结局却是波斯被希腊人征服了，城邦希腊也在斗争中消亡了。这200年的历史，显示了城邦制度的长处，也显示了它的致命弱点。不熟悉城邦制度的中国人，在比较仔细地研究了这200年的历史以后，确实可以对城邦制度获得比较深刻的理解。
西方希腊也面临强敌。公元前6世纪以后和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激烈竞争殖民地盘的伊达拉里亚，在与公元前5世纪兴起的罗马的斗争中衰弱下去了，而罗马又要到公元前3世纪才得以完成意大利中部的征服，所以“大希腊”一时还没有北面来的威胁。但是公元前5世纪初的迦太基，经过国内剧烈的政治变革以后，建成了一个以雇佣军为基础的强大的海上帝国，正在波斯人积极西犯的时候，它第一次集合全帝国的力量组织大军登陆西西里，这就是和希波战争同时发生的希迦战争。和希波战争一样，希迦战争也持续了好几百年，西西里和“大希腊”诸城邦，在长期战争的考验中所定的道路和“东方希腊”颇不相同。结果是，西方希腊对迦太基的战争由罗马接了过去，在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征服了迦太基帝国，附带也征服了西方希腊。西方希腊的历史，也构成了城邦希腊消亡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希腊史，希腊罗马时代就留下了浩瀚的文献，该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后世所知史实颇为详细。我们现在打算把这200年间的历史压缩为一章，只能简略地提到一些演变的脉络，其间波澜壮阔的史实，中文文献也有不少可以参看，我们就力从简略了。
第二节　希波战争
伊奥利亚起义
波斯征服吕底亚，先于它的征服巴比伦和埃及，已如前述。当时东方世界从事航海商业的，除希腊而外，唯有屈服于迦勒底巴比伦的腓尼基和到此为止还保持了独立的埃及，所以，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是初兴的波斯帝国唯一可以依靠的海上力量。加以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帝国政策，对于他所征服诸民族，在政治上允许某种程度的自治，在宗教上和文化上则是宽容的兼收并蓄的①，所以伊奥利亚藩属波斯初期，它们的经济发展大概没有受到什么严重影响，只不过各城都建立了亲波斯的僭主政权，中断了正常的政治演变过程而已。公元前540年及525年，波斯分别征服了巴比伦与埃及，从此波斯可以利用的海上力量增多了。尤其腓尼基诸邦拥有巨大的商业和武装舰队，一向是希腊海上贸易的敌人，两者同处波斯属下，大概还进行着一种向帝国争宠以扩大商业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则不利于希腊人，这就造成了希腊城邦的经济危机。希腊人民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傀儡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致爆发为公元前499年的伊奥利亚起义。
① 居鲁士征克巴比伦后，允许被迦勒底巴比伦迁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故土，还允许他们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见《旧约·以斯拉记》，圣经官话译本中的“古列”就是居鲁士）
起义经过，希罗多德给我们讲了许多娓娓动听的故事（见《历史》，第Ⅴ章第30—38、49—51、97—126页；第Ⅵ章第1—33页）。近代史家的严谨的批判，认为他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活动是不可凭信的。事变细节，这里概从省略。总之，起义的首领是居于伊奥利亚首位的城邦米利都，伊奥利亚诸城邦在起义中有过一时的团结，甚至雅典也派去了20条船舰。公元前498年，希腊联合舰队打败了由腓尼基人组成的波斯海军，进军前吕底亚王国首都，当时波斯小亚细亚领土的统治中心萨第斯，焚毁了这个城市及其圣殿，然而未能攻克卫城。波斯结集大军转为反攻。起义军政治上不团结，指挥不统一。公元前494年，波斯（腓尼基）舰队败希腊舰队于拉得岛，攻陷米利都，把它化为焦土。从此，在一个时期内曾是希腊文明中心，也是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府的米利都，就一蹶不振了。
马拉松之役
波斯镇压了伊奥利亚起义之后，二三年内，小亚细亚大陆海滨的一切希腊城邦再度逐一屈服，接着就渡过海峡，进军色雷西亚（Thracia）海岸，并派遣使者到希腊本土诸邦要求“水和土”（屈服的象征）。
有两个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初期起了特殊作用。一是因竞争离国到克索尼苏斯去当蛮族人君王的希腊显贵家族的米大雅德（参见上章第三节）。公元前493年，当波斯进犯色雷西亚时回到雅典，为祖国效命，成为马拉松之役的雅典军统帅，击败了波斯军，这是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第一个胜仗。一是僭主庇色斯特拉托的儿子希比亚，引导波斯军从海上经西克拉底斯群岛直接进犯雅典，时在公元前490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现在的“马拉松长跑”就得名于此。
马拉松之役，波斯一军登陆雅典对岸优卑亚大岛的爱勒特里亚围攻此城，雅典军拟取道西海岸的马拉松渡海趋救；波斯另一军为阻拦援军，登陆此地，两军相遇，对峙数日。雅典军统帅米太雅德于获悉爱勒特里亚被攻破，攻城波斯军行将从海道登陆雅典西海岸庇里犹斯时，立即进攻波斯军，两军兵力大体相等，波斯军死伤过半，雅典军伤亡轻微，就得全胜。雅典军战胜后全速行军转趋庇里犹斯，波斯军不敢再登陆，即由海道撤回。
马拉松之役是希波战争中希腊方面第一次赢得的胜仗，这个胜仗是雅典一国独立赢得的。斯巴达领导的拉凯戴孟盟军因出发迟缓未及参战。
马拉松之役后雅典的海军建设
波斯军第二次进犯希腊本土，在马拉松之役后10年。在此期间，有些希腊人认为波斯军在马拉松受创后不敢再度东犯。这10年中本土诸邦间和从前一样有彼此间的争执和小规模的战争。雅典和埃吉纳争霸海上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中的一个。雅典政治家铁米斯托克列斯（Themistocles）独具远识，利用雅典和埃吉纳战争的机会劝导雅典人大举建造新式的三列桨战舰200艘，准备应付行将到来的波斯进犯。这种战舰每艘需配备桨手150人（一说170人），建舰经费利用开发劳里翁（laureum）银矿（银矿租给私人开采，每一个承包人需交一个Talent即26.2公斤的银币，并征收开采取得白银的1/24）所得国库收入（这部分国库收入本来是分配给每个公民的）开支。战舰于公元前480年大战前夕建成，为建设这些战舰，著名的庇里犹斯海港也开辟出来了。
战舰桨手，由公民中的贫民担任，战舰上的陆战队员，即是从前的陆上公民军。此后雅典霸权，全靠海军，因此贫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大为提高，这是伯里克理斯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
薛西斯的进犯和希腊本土的解放
马拉松之役，是在波斯大帝国大流士（Darius）第一在位时进行的。公元前485年，大流士死去，薛西斯（Xerxes）继位。薛西斯于镇压埃及和巴比伦反波斯起义后，即着手进军希腊本土的准备。他从庞大的波斯帝国各州征集陆军，从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和腓尼基、埃及征集海军。公元前480年，陆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经色雷西亚海滨，南下特萨利亚，侵入希腊本土。
强敌压境前夕，希腊本土诸邦集合于科林斯，决定消弭内战，共御侵略，订立了反波斯的军事同盟，盟主是原已存在的拉凯戴孟同盟盟主的斯巴达。但是，本土诸邦虽然多数参加了同盟，抗战坚决的，主要是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诸邦，北部中部诸邦态度暧昧。拉凯戴孟诸邦地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波斯军从陆上进入半岛，有科林斯地峡天险可资防守，而且拉凯戴盂同盟成立以来已将近300年间，半岛内部长期没有内战，同盟的陆军兵力是希腊首屈一指的，对抗击波斯的胜利具有信心。不过即使如此，伯罗奔尼撒本岛上还有斯巴达的宿敌阿尔哥斯，它在战争中通波斯，守中立，没有参加科林斯同盟。倘使希腊人不首先消灭波斯舰队，波斯军可以在地峡以南守军后方登陆，伯罗奔尼撒的优越战略防御地位也就失去作用了。这样，海战在战争中就起了决定作用。希腊人唯有海战胜利，掌握制海权，战略上才有把握以伯罗奔尼撒和科林斯地峡天险为最后的基地，抗击波斯陆军。
在这样的战略形势面前，通过希腊内部的种种矛盾，和一些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战争经历了以下诸阶段：
甲，波斯军长驱直入阶段。希腊军原拟在特萨利亚的腾皮谷及其附近海面阻击波斯陆军及海军（当时的海军都靠岸航行，并必须和陆军取得联络），以拉凯戴孟同盟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军已开到此地，希腊舰队也开进附近海面，但因特萨利亚当政贵族态度暖昧：不利决战，再度退却，决定在希腊中部温泉关及其附近海上的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以陆海两军阻击波斯军。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王李奥尼达所率陆军300人凭天险抗击波斯大军，全军壮烈牺牲。海军在阿提密西安获得胜利。不过波斯舰队虽受重创，仍占优势。
乙，萨拉米（Salamis）海战扭转战争局势。温泉关及阿提密西安战役后，希腊军继续退却。此时希腊北部中部诸邦全部附敌，波斯军陷阿提卡，雅典全民登船避居萨拉米、埃吉纳两岛和南面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洛溱（Trozen），雅典城被焚毁。希腊诸邦联合舰队，以雅典船舰为主力，在萨拉米岛海面上迎击波斯舰队，打了一场海军的决战，史称萨拉米海战，获得全胜。波斯舰队大部被歼，残余船舰返航小亚细亚，制海权落入希腊军手中。
丙，波斯军退却和希腊军追击的阶段。萨拉米海战后，率军亲征的波斯大帝恐惧失却制海权后无法渡过海峡返回小亚细亚，于是除留一军在彼奥提亚继续与希腊军对峙而外，全军后撤。波斯军是一支人数巨大，成分庞杂的波斯统治下形形色色的民族组成的队伍。按希罗多德夸大的估计，战斗部队达170万人，连同各色各样的随军人员，总计达500多万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把这个数目降为50万人，这还是一支数目大，成分杂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深入敌国，现在仓皇后撤，可以设想无法保持有组织的后勤供应，它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混乱是势所必然的。后撤军队究竟有多少返达小亚细亚，难于推测。薛西斯及其行宫，当然是安然返回了。
薛西斯所留与希腊军对峙的一军是全军主力，有坚强的领导。这支军队在公元前480年冬季退入彼奥提亚过冬，翌年再陷阿提卡，力图诱迫雅典单独媾和。几经曲折，拉凯戴孟全军出地峡和雅典军会和，公元前479年春，在著名的布拉的（Plataea，阿提卡和彼奥提亚边境）战役中，希腊军获得全胜，波斯殿后军全军被歼。
与此同时，希腊联合舰队追击波斯舰队残余于小亚细亚海滨的密卡尔（Mycale），波斯舰船全数被焚毁。
布拉的战役希腊军统帅为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其中雅典军由亚里斯特底斯（Aristades）指挥。密卡尔战役，联合舰队统帅为斯巴达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其中雅典舰队由桑西巴斯（Xanthippus，伯里克理斯的父亲）指挥。在此以前，亚里斯特底斯和桑西巴斯两人都曾按陶片放逐法放逐海外，大战前夕，雅典人决定流放的人一律准许回国，得以建立战功。
公元前479年，希腊本土全境解放。
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
布拉的战役以后，下一个阶段是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
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操在希腊人手里，公元前479年密卡尔战役后，小亚细亚西面爱琴海上四个大岛，累斯博斯、基俄斯、塞莫斯、罗陀斯自然而然获得了解放。希腊人以下的一个目标是打通被波斯阻断的黑海航路。公元前478年，收复达达尼尔北侧，克索尼苏斯半岛上的塞斯都斯（Sestos）和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之战，波斯率军投降，从此，黑海粮食又可源源输出。同年，希腊人还收复了塞浦路斯岛上原属希腊人诸邦，岛上的腓尼基城市未能攻克，以后还长期藩属于波斯。
色雷西亚还有强大的波斯守军。公元前476年，希腊联军在奇蒙指挥下进军该地，围攻斯特赖蒙（Strymon）河上的埃翁（Eion）城，进行了长期的围城战，全歼波斯守军。此后希腊人又围攻爱琴海上背离提洛同盟（参见下文）的纳克奈斯岛和海盗巢穴的西罗斯（Scyros）岛。至此，爱琴海全入雅典掌握。
公元前467年左右，希腊军与波斯军又会战于小亚细亚南岸中部的攸利密顿（Eurymedon）河上，在此以前，小亚细亚西岸自米利都以北的大陆滨海诸城邦，大体上均已脱离波斯获得解放，自米利都以南，波斯还驻有大军，大陆上的希腊城邦还在波斯轭下。奇蒙率三列桨战舰200艘集中于库都斯（Cuidus），不久，在攸利密顿附近海面歼灭波斯海军，俘战舰100艘，接着又俘增援军舰80艘。海战获胜后，奇蒙立即登陆攸利密顿河口，奇袭波斯陆军，波斯军溃败。
攸利密顿之役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进行对波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自此以后，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关系，就和雅典、斯巴达争霸的内战交织在一起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签订的卡利亚斯（Kallias）和约，名义上是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的结束，事实上，此时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进行得十分剧烈，和约的签订已经以争霸为背景了。
希波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
希波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希波战争以前，古代文明世界的典型的政治形态是一种“神授的王”统治广大的领土，埃及、巴比伦、亚述、赫梯、吕底亚、福里基亚、米地（Mede）以及大卫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王国都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城市国家诚然是有的，腓尼基的拜布罗斯、泰尔、息敦都是“城市王国”，并以航海商业为生，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中，它们都不过是几个大帝国争夺的目标，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历史上起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有别于起源于这些古老帝国文明的新文明来。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又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亚内陆在赫梯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时间，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纪波斯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出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钱，在帝国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进攻。吕底亚王国兴起后，小亚细亚诸邦先后藩属于吕底亚，有的城邦僭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海滨城市成了波斯藩属，波斯统治一时还伸不进来的海岛城邦，却利用这个机会，幸灾乐祸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都藩属于波斯在爱琴海上的扩张）。所有这些，都已经充分证明了城邦制度的致命弱点。公元前5世纪初的伊奥利亚起义，是希腊世界的一个部分团结抗敌的第一次企图，起义虽然失败，福利尼卡斯（Phrynichus）以悲剧“米利都的沦陷”在雅典上演，使观众潸然下泪，从此以后，团结抗敌逐渐成为“一盘散沙”的城邦希腊的一致要求。这种要求在不久前驱逐了僭主，贯彻发展了梭伦民主的雅典显得特别强烈。于是，虽然薛西斯动员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全部人力物力，包括腓尼基海军，也包括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甚至包括新近归附的希腊本土北部、中部的希腊诸邦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希腊南部诸邦联军，结果竟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的悠久。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是我们研究希腊城邦制度时所不可不注意的。
然而城邦希腊并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105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第三节　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
提洛同盟的成立
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希腊军是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的盟军，这个同盟的领袖是斯巴达。斯巴达成为希腊本土诸邦抗击波斯的战争领袖是必然的：雅典在10年前虽然独立赢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此时它在联军舰队中的船舰数目最大，但是它的军力和经济力量远远比不上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广大地区的斯巴达，何况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冠绝一时，以它为首的拉凯戴孟陆军又是抗击波斯可以依靠的最大最强的一支军队，而拉凯戴孟同盟到此时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斯巴达在希腊的领袖地位也确立了很久了。正因为斯巴达是反波斯同盟的盟主，所以，不仅布拉的战役的统帅是斯巴达王，阿提密喜安地角和萨拉米两次海战的统帅也是斯巴达王，公元前478年远征塞斯都斯、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几次战役的统帅仍然是斯巴达王。但是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累胜之余，滋长起来了想当波斯大王式的独裁国王的野心，在受到部下抵制之后，进一步阴谋通敌，拜占庭战役中被人发觉，斯巴达的监察委员会召令回国，审判属实，判处死刑。①自此以后，斯巴达恐怕他们派出去的领导人会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腐化，不再派兵派人继续参与战争，拉凯戴孟诸邦也随而退出。此时希腊对波斯战争的参加者成分有重大变化，新获得解放的海外诸邦纷纷参战，本土诸邦日趋减少，最后只剩下雅典和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等邦，战争的领导权自然落入雅典手中。形成这种新形势的关键时间是公元前478年的拜占庭战役。
① 波桑阿斯被判死刑后避难神殿，监察委员们下令在神殿四周筑墙封锁，到他快要饿死的时候，才派人把他抬出来，以免玷污神殿。
波桑阿斯叛国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雅典将军，雅典海上霸权的奠基者阿提密西安和萨拉米两次海战希腊方面海军统帅铁米斯特克列斯也有通敌嫌疑。铁米斯特克列斯闻讯潜逃，辗转到达波斯王廷，波斯大王备加优待，以梅安徒（meander）河上的马格尼西亚（原希腊城市）为其封邑，竟终老在波斯。
此时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虽未正式解散，为应付新局势起见，有成立新的同盟的必要。就在拜占庭，雅典将军亚里斯特底斯与参战诸邦订立盟约，成立提洛同盟（攻守同盟，Symmachia，Alliance，或海上同盟confeodenia）。称为提洛，是因为爱琴海上的提洛（Delos）岛被选为盟国集合的地点，同盟的金库也设在该岛的神庙中。参加同盟诸盟，包括爱琴海上一切岛屿，和小亚细亚，色雷西亚海滨一切希腊城邦。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和前海（马尔马拉海）诸邦也加入同盟，但黑海南岸迄西的小亚细亚诸邦及黑海北岸海滨诸邦不参加对波战争，不是同盟加盟国家。同盟加盟国家在同盟建立时为数还少，此后对波战争步步胜利，获得解放的希腊城邦愈来愈多，加盟国家也随而逐步增加。同盟极盛时期，小亚细亚南面海滨上某些加利亚城邦也是盟邦。根据当时遗留碑铭，同盟极盛时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体（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腊移民的农村或渔村）达300个，人口总额估计达1000万至1500万人。
雅典帝国
西方史家对于提洛同盟一开始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格拉脱认为提洛同盟开始是平权的同盟，一切盟邦均有平等地位，有一样的权利与义务。格拉脱以后的史家认为，根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同盟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雅典帝国的倾向。这表现为：第一，盟约是以雅典为一方，雅典以外一切盟国为一方订立起来的；第二，盟国有义务，或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船舰及人员参加联军，或者免除此项义务而提供一定数额的钱款——实际上是一笔贡赋，而且，哪些盟邦出船出人，哪些盟邦出贡赋，一开始就交由雅典全权决定。鉴于雅典在反波斯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它在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赢得的崇高地位，后说恐怕更近于事实。我们倘使考虑到提洛同盟的盟国几乎都曾屈服于波斯轭下，在波斯侵入希腊本土时，许多城邦还曾出船出人参加在进攻的波斯军内，更容易想象雅典一开始就是同盟的主人，同盟发展成为雅典帝国是必然的。不过同盟成立之初，还有定期举行于提洛岛上阿波罗（Appolo）和阿丁里斯（Artinis）①神庙中的同盟会议，由它来决定同盟的一般政策，决定对不服从同盟盟国的强制措施。也许同盟会议的实际义务不过是批准雅典的决定，不过同盟的形式总还存在，当时同盟金库也设在提洛岛上，司库也还由同盟会议任命而不是雅典的官职。
① Artinis估系Artemis之误，Artemis译为阿耳特弥斯，为希腊的月亮扣狩猎女神。——编者注
同盟建立于公元前479年，不过11年，纳克索斯岛首先叛离同盟。此岛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城邦，军力较大，本是“出船出兵”而不是纳贡的盟国。叛离原因，征讨降服的条件如何，均不可考。大概它被讨服后得交出它的舰队，降为纳贡的附庸。此后盟国凡有“叛离”，一律用武力征服，并丧失“独立”，同盟也就愈来愈变成帝国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唯有基俄斯和累斯博斯两岛还“保持独立”，其他盟国已悉数降为附庸，同盟会议已不召开，同盟金库已迁往雅典，金库司库己成为雅典国家的官职，盟国的讼案要到雅典来审理，同盟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国了。
城邦雅典——帝国的中心
现在城邦雅典是帝国的中心了。
我们决不可以把这个帝国中心设想为郡县制帝国的帝都。所谓雅典帝国，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纳贡的、在对外政策上听命于它的盟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给的城邦。盟邦作为独立国家，主权现在不完整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它的对外政策。帝国中心的城邦雅典，现在有全权决定这个巨大的城邦集团的对外政策——或者正确一点说，在所谓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有权独立决定它的对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对外政策，自然而然就是整个雅典帝国的对外政策，同盟邦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唯有服从雅典决定之义务。此外，帝国内部诸邦之间必须维持和平，一切争执要服从雅典的裁决。虽然如此，加盟诸邦还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体的类型则不免要以雅典为楷模，并非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当然是不能存在的。
雅典帝国范围内纳贡的盟邦，每年交纳一定数额的贡款之后，它们的公民不再有服兵役的义务。与此相反，城邦雅典现在除其本身的国库收入而外，还有一笔事实上它可以当作自己的国库收入来任意支配的盟邦交纳的贡赋。希波战争后，雅典跃升为希腊世界首要的商业中心，工业和农业也有很大发展，关税和其他税收为数巨大，加上这笔贡款，国库丰裕。由此，由雅典公民组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武装部队，公民军在服役期间是领薪饷的，城邦雅典成了“战士共和国”了。又，城邦雅典既是帝国的中心，有许多帝国范围的行政事务与司法事务要由它来处理，这些事务都成了雅典城邦的事务，雅典于是发展起来了一大批有报酬的公职。
值得注意的是，城邦雅典并不是通过特权的贵族阶级或者组织行政官僚机构来履行它的领导帝国的职能的，相反，在它作为帝国中心的期间，充分发扬了城邦以往的民主传统，在帝国存在的短短时期中，雅典民主竟然达到它的极盛时代——事实上这也是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史家通称的伯里克理斯民主，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大爆发以前的30年间。
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读者大概早已意识到，“自治自给”、“分裂繁殖”的城邦，在外敌侵犯面前实在缺乏抵御力量，而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实在是在反对波斯战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是文明迅猛发展的希腊世界的民族统一的唯一可以寄托的力量。四、五个世纪以来，希腊人在“自立门户”的精神下殖民于东西南北，形成了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上一致的一个大民族，吸收了古代东方文明，以跃进的速度把它的文明提高到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高度。可是，在强大的东方帝国武力侵略面前，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现在它经历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胜利地通过了这个考验，瞻望未来，要顺利地发展希腊文明，实现民族统一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提洛同盟－雅典帝国结集了希腊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它以鲜明的反波斯的旗帜与不断胜利的战绩，把原先爱奥里斯，多里安两个并非伊奥利亚系统的海外诸城邦都集合在一个同盟之内，最初这个同盟是巩固的。这个同盟虽然还远没有达到统一整个希腊世界的程度，这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指望它逐步发展，实现民族统一。当然，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本土已经有了好几个结集若干城邦在一起的集团，这里有以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有以提佛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有特萨利亚以四个“州”组成的联邦。然而，后两者在反波斯战争中“米地化”①了，而且力量较小，一时没有“领袖群伦”的资格。斯巴达及拉凯戴孟同盟，成立了200多年，一直是公认的希腊盟主，但是它在反波斯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所作贡献都不如雅典，战争后期，实际上不再参战，不久又因国内农奴的起义而大为削弱。拉凯戴孟同盟中主要的海权国家科林斯的殖民和商业利益偏在西方（西西里和“大希腊”），它本身在希腊本土上的安全又必须依靠斯巴达拉凯戴孟同盟，它对拉凯戴孟同盟的对外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力量，此时它在“东方希腊”有意识地采取了退让政策，对于雅典霸权并不采取敌视政策。这样，从一切方面看来，由雅典为领导力量，通过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来实现希腊民族的统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后希腊，世世代代的历史家，鉴于雅典民主的进步性，鉴于古典时代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中心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都对雅典未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深表惋惜，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
① 波斯帝国崛起之初，首先并吞了领土跨及小亚细亚东部的米地帝国。希腊人因为比较熟悉这个帝国，所以也把波斯人叫做米地人。波斯战争前夕，凡对波斯帝国采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献了“水和土”，以后又出人出钱参与了波斯进犯军的诸邦，被称为“米地化”了。
然而事实上雅典确实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后雅典对波斯，对斯巴达政策的错误，大略经过，我们在次节内马上就要予以介绍。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统一的原则之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还不妨大胆推测，当时的任何政治家，不论他的指导政策如何正确，也没有力量足以克服这个矛盾。
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导致的倾轧不和，以至经常发生决斗性质的小战争，是其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是随着它的特殊优点即创造性而俱来的。如果听令这种“城邦本位主义”①照原样发展下去，它的优点固然可以大为发挥，经济和文化发展因经常获得刺激而大步前进，它那种弱点也无法消除，这种弱点，在强敌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亚细亚诸城邦长期甘居波斯轭下，并且不惜出人出兵参加波斯对希腊本土的进犯，几乎陷蓬勃发展中的希腊文明于死地，是此种弱点的集中表现。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励了希腊人的坚决抗战，城邦希腊在严峻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独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腊在灭亡威胁面前战胜了强敌，却没有能够通得过胜利的考验。
① 城邦本位主义是用我们的政治术语来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这种精神描述为一种宗教现象，称之为“城邦崇拜”——指每一个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实现公民集团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径的那种意识形态。见下引贝尔克尔（Barker）的那段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以此种意识形态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内对盟邦采取的态度，有的历史家称之为“上邦政策”（塞尔格耶夫），即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把它自己的公民培养成为“上马杀敌，下马议事与审判”的群众政治家，时间愈久，盟国愈感到屈辱，无法忍受。一旦有事，它们势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来反对雅典，这样看来，有自治城邦这个原则存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
那么，可不可以设想，通过统一运动把提洛同盟组成一个联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权慷慨地赋予一切盟国的公民，使同盟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呢？我们记得，雅典本身就是通过统一运动，把10多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为一个统一城邦的。我们还知道，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同盟，是8个城邦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权，又另外创设一种同盟的公民权，各城公民都有双重的公民权，而同盟的执行机构是各城邦平权选举出来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采取这种显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于希波战争雅典胜利的顶峰，雅典人既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又对胜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盟邦是雅典人把他们从波斯轭下“解放”出来的，雅典公民势必自视为理当获得特殊权利的解放者，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违背这种群众情绪，所以平权同盟也好，通过把雅典公民权给予一切盟邦的这种统一运动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好，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个短暂时期的形势。那么，也许以后这种感情会平淡下去，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应该是可能的了？
答复还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从帝国所得的特权日益成为既得权利，时间愈久，变更愈难。另一方面，彼奥提亚同盟也好，雅典的统一运动也好，都限于十分狭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们都没有超出城邦原则所允许的界限。提洛同盟如此广大，加盟城邦如此众多，在古代交通条件要在如此广大范围内实现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是难于想象的。这里，城邦的另一个原则：公民之间的紧密的接触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作用。贝尔克尔说：
“5世纪中，雅典曾经企图搞城邦的统一，它的伸展得很远的帝国曾经包括爱琴海上所有的岛屿海滨。它的政策失败了，它的失败是因为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给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潮的妨碍。所以不能上升到一个巨大的，非城邦的、联合在一种共同公民权中的国家的概念。在雅典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去，因为它的公民权意味着——而且，也只能够意味着——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参与在雅典当地的生活，习性和气质之中；在盟邦这方面，即使赋予雅典的公民权，它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城邦的公民权，对它们来讲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样的东西。
共同的公民权会使有关系的一切人发生“一种无法忍受的一神主义”的宗教感情，因为对城邦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义是希腊的信条，这种信条倾复了雅典帝国。要细心地捉摸，才能设想宗教（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国，宗教（在所有城邦共同崇拜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意义上的宗教）又是亚历山大在希腊中的帝国的基础。”（贝尔克尔：《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第VI卷第XVI章，Great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ory in the Fourth Centry，by Barker，ch．XVI，vol．VI，c．a．h．）
第四节　伯里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
希波战后城邦雅典经济及社会状况的演变
希波战后，雅典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当萨拉米海战和布拉的战役前夕，波斯军占领阿提卡全境，雅典老弱妇孺两度登船避难他乡的时候，雅典公民及其家属总计，史家估计为16—17万人，外邦人和奴隶在外——这时候，外邦人和奴隶的人口为数是不多的。战争时期，雅典公民全数在军中服役，社会地位最低的贫民阶层在舰船上当桨手，其他各等级的公民在重装步兵中和舰上战斗部队中，确实是全民皆兵。布拉的战役以后，雅典人在战胜强敌后热情奋发地重建家园，所需物质资源，可以依赖盟国的捐款，不久就有提洛同盟的贡款可资利用，恢复大概十分迅速。我们知道，就在建家园过程中，雅典重新建筑了被波斯人毁掉的城墙，还完成了战前已经开始的庇里犹斯海港的筑港和设防工程，海港周围筑城长达10公里。这样雅典就有了巩固的海军基地，也有了比从前规模大得多的商港。30年后，雅典人又筑长城把雅典和庇里犹斯海港连接起来了，从此雅典代替了米利都和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工业如陶器、造船、武器制造也首屈一指了。
城邦雅典愈来愈富裕起来了。它的商业和手工业吸引许多外邦人来到雅典，有的来自希腊其他城邦，有的来自“蛮邦”。国家把战俘当作奴隶出卖，“从奇蒙出征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时候起，出身异邦人的大量奴隶便涌入了希腊市场”（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45页）。奴隶在雅典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史家估计，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阶层人口大体上和希波战争前夕相仿佛，外邦人增到4万人左右，奴隶则在8—12万人之间。公民阶层在全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一半左右。
雅典国家收入，达到按古代标准来说十分惊人的数额。它征收出入庇里犹斯港货物的关税，按货物价格征20％。它有阿提卡的劳里翁银矿，和奇蒙征服的色雷西亚海滨爱昂（Eion，此城直属雅典，不是独立城邦）城附近的潘金犹斯山金矿，两矿都给国库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它有提洛同盟的贡款，这笔贡款最初定为460塔兰同，实征数约达410塔兰同。每阿提卡塔兰同合26.2公斤，460塔兰同合386000英两（盎斯）的银子（每一英两银子，合阿提卡货币7个德拉克玛Drachma略多一些，每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一天大体过得去的生活）。加以盟国间的讼案在雅典审理要交纳讼费，以及其他国有财产的收入，都使国库收入膨胀起来。这笔收入如何使用，现在对雅典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至社会状况都要发生重大作用了。
“战士共和国”
这笔国库收入，首先用在维持在役的军人和“有报酬的公职”上面。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
“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亚里斯特底斯就劝告人民，抛弃家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又按照亚里斯特底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赋、役税和盟国的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第29页）
许多证据证明，有报酬的公职（引文所谓“从事公社事情”）并非开始于亚里斯特底斯时代（70年代），那是伯里克理斯时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维持军队，也许开始于希波战争中的非常时期。那时阿提卡全境被占，雅典公民军势必仰赖盟国捐款维持，以后有了提格同盟的贡款，用它来支付在役军队的薪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霸权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战时，现在也不能没有一定量的“常备军”了。它要巡逻爱琴海面以警备海盗，要守卫作为海军基地的庇里犹斯海港，要守卫帝国境内的战略前哨，要维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机动部队，包括海军和陆战队。至于战时组成的公民军，因为现在它所要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边境冲突，而多半是跨海远征，于是除战士口粮外，也得支付定额的薪饷了。这样，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终年服役的领薪饷的兵士，战时则大部分公民是领薪饷的战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雅典共和国是“战士的共和国”。
公民、武装移民、外邦人和奴隶
然而，雅典这个“战士共和国”还是十分不同于斯巴达的。雅典公民大部分还在农村中，是自耕业主。务农，被看做适合于公民身分的高尚职业，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公元前431年），拉凯戴孟同盟大军侵入雅典四郊的时候，四郊务农公民的家属避难聚居雅典和庇里犹斯城内，因为人数过多，造成了严重的瘟疫。这就是说，除住在城里的公民而外，其余的公民平时还是躬耕田间，而不像斯巴达公民那样靠农奴贡赋为生的。
雅典公民，不仅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于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分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
“武装移民”也居住在直属雅典，并非独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亚的爱昂，爱琴海上的西罗斯岛都直属雅典。后者长期来一直是海盗巢穴，雅典派军剿灭后，由它的“武装移民”占居。
雅典城里的公民，除从军的和从事公务的而外，有手工艺匠，其中大部分同时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赶牲口的等等，但是雅典人鄙视工业劳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商业，矿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职业。于是，大批外邦人来到雅典这个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经商，来开设手工作坊，来当医生和教师。外邦人是自由民，没有公民权，不得在阿提卡境内购买房屋土地，还要交纳一种特别的人头税，他们有从军的义务，他们也可以拥有奴隶。手工作坊中帮助艺匠干活的帮手、矿工、家庭仆人等都由奴隶充当。奴隶的来源，一部分是战俘，一部分是奴隶贩子从蛮邦贩来的。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奴隶。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充当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他们终日在监工的鞭子下作工，奴隶主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因为这种“财产”的“更新”是并不困难的。
雅典奴隶和其他城邦的奴隶一样，主人可以“释放”（即解除其奴籍）他们，也可以由奴隶把他按惯例成为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帮人的身分，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种隶属关系。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旧主人家继承。
斯巴达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农奴黑劳士为基础。雅典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买来的奴隶为基础。从两者历史演变过程看，脉络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希腊并存农奴制和奴隶制两者，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我国史学界对此有过很多争论，所以，本文后章对此将作专门的考察。
有报酬的公职
有报酬的公职，开始实行于50年代。众所周知的有陪审员津贴和议事会成员的报酬两项。为着使雅典公民中生活无保障的阶层也确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伯里克理斯（或说厄菲阿尔特Ephialtes）颁布了出庭陪审者履行义务的津贴。在进入法院大厦之前，授给每一个陪审员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证章，凭证可以领受规定的津贴两个欧布尔（Obol，以后又增加到三个欧布尔即半个德拉克玛）。我们知道，雅典法庭管辖范围及于帝国范围内各邦间的争议，每次开庭陪审员人数颇多，整个雅典经常有6000名公民充任陪审员，公民总人数约4万人左右，陪审员占公民中一个很大的比例，现代史家认为，充任陪审员的多数是已过军役年龄的老年公民，颁给陪审员津贴，事实上是对经历了长期军役的退伍老兵的一种照顾。雅典法庭审理案件范围既异常宽广，有报酬的陪审员制度又是中下阶层公民的极好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伯里克理斯民主，在这一方面确实是获得了很大成就的。
另一项重要的有报酬的公职是议事会。希波战争后议事会人数未变，500名议事会成员以前都是无给职，伯里克理斯时每人每日津贴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同时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也比克利斯提尼时代放宽了，凡“双牛级”（中农）阶层的公民均可选入议事会。鉴于财产标准已从实物单位折成货币单位，加以物价的上涨，雅典公民限于财产而不得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人数已经寥寥无几。现代史家计算，根据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
雅典戏剧与观剧津贴
早在希波战争前夕，雅典戏剧已经开始繁荣。戏剧起于酒神大祭时咏唱颂歌的合唱队，后来合唱队增加一个表演的人员，跟合唱队对答台词，于是演员与合唱队之间有了“对白”。合唱和对白具有了情节，就发展成为有剧本的演唱。埃斯库罗斯（Aescliylus，参加过马拉松和萨拉米战役）把演员剧本的演唱增加到两个和两个以上，完整形态上的戏剧于此创始。希腊剧场始终是圆剧场，倚山坡而筑，露天，没有屋顶，作半圆形，规模宏大，可以容纳大量观众。剧队主办人是富裕公民，剧队经费由这些富裕公民筹措。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戏剧进入极其繁荣的时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里披底（Eur1pid），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的著作，传遍整个希腊世界，为罗马时代作家所摹仿。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
“（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
希腊戏剧主题多数取材于神话，虽然如此，剧情、对白、唱词往往针对现实。也有取材于当前局势的，如希波战争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沦陷》，演出时观众为之潸然下泪，这显然是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了。埃斯库罗斯是一个希腊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悲剧《波斯人》是歌颂萨拉米海战胜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题材全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剧本对当权人物作肆无忌惮的讽刺，在高度言论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戏剧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
戏剧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
现在世界各地希腊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常常找到宏伟美丽的圆剧场遗址。剧场又是酒神祭典之地，大概由公款兴建，剧队由富裕公民出资维持，每逢庆节演剧，观众要不要买门票，现在难于稽考。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观剧津贴”制度，即在公共庆节演剧的时候，每个公民发给两个欧布尔的律贴，等于一人一天的主活费。这当然也是国库充裕的结果。
公民权的严格限制
我们已经知道，从梭伦时代起，有过一个时期雅典的公民权对新移入的外邦人是开放的，这是初期雅典得以吸收外邦艺匠商人，发展它当时很不发达的经济的一个重大而有效的措施。现在，雅典繁荣富裕起来了，雅典公民是一个庞大帝国中心的城邦中“轮番为治”的集体，拥有被选任为有报酬的公职，充当武装移民移居海外，领取观剧津贴等种种特权。雅典人不免认为，这是他们先辈在严酷的希波战争中，忍受极大的牺牲，英勇奋斗争取得来的。倘使公民权还是向一切新来的外邦移民开放，新来者无异坐享其成，这是他们难于同意的。这种特权思想的产生，在一般人民中也许是难免的，然而是狭隘的。在这种心理前面，雅典公民权事实上也许已经愈来愈有限制了，不幸的是，号称贤明的热诚的民主主义者伯里克理斯，固然努力发展了雅典公民范围内的民主，都未能免于这种狭隘的城邦旧公民的本位主义。公元前445年，即在规定陪审员津贴制度后不久，伯里克理斯恢复一条旧法，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而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执行得十分严格。这条法律曾引起许多曲解，欺骗和舞弊，引起许多诉讼。当时被揭发欺骗，变卖为奴者，约有5000人。
元老院、执政官与将军
希波战争后，雅典宪法上的变化，除以上所举几项外，最主要的有下列两项：
第一，元老院权力的被削弱。希波战时，梭伦宪法中誉为城邦两锚之一的元老院权力有所扩大。元老院由任满离职的执政官等重要行政官员组成，其成员都是终身任职，是雅典政制中保守的贵族成分。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通过公民大会改革元老院，极度削弱它的权力，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之权。它的原来职权转给陪审法庭、500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这些改革，加上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的津贴制度，雅典政制，在公民范围之内，确实是高度民主的。
第二，希波战前，雅典10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统帅军队，行政权力还在执政官掌握之中，全军由首席执政官任统帅，马拉松故役，首席执政官战死。以后战争频仍，军队统帅权逐渐长期保持在战胜的将军手中，首席将军逐渐掌握全部政务，执政官变成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又执政官职务一直固守旧制，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可是将才难得，随意更换统帅，难免造成军事上的惨败，于是“不得连选连任”之制不适用于将军。这样，70年代起，雅典政制一方面急剧地民主化了，一方面又有事实上可以成为终身职务的首席将军在指导全国国防、外交等重大政务，伯里克理斯就连任了首席将军15年。按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说法，“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公共工程——古典希腊建筑艺术的高峰
伯里克理斯时代，相当部分的国库收入用于“装饰雅典”——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饰以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从雅典城到庇里犹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长城，也在伯里克理所时代筑成。连同伯里克理斯时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典所建的神庙、画廊、市场、水源地及输水设备，雅典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宏伟富丽的城市。雅典娜大庙溶合多里安风格和伊奥利亚风格，直到现在，还是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各种建筑物的外部和内部，有各式各样精美雕刻、壁画、壁像装饰，不少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建筑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现存碑铭，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隶。所给工价，三者并无区别（奴隶所得工价大概归奴隶主所得）。公民特权，也许只表现在有承包的优先权而已。
雅典——希腊文明的中心
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诗、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第三章章末已约略涉及。现在，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伯里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有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哥尔基亚（Gorgias）都到过雅典，为豪富子弟当教师，收受巨额报酬。这个传统开始于伯里克理斯时代，自此以后，长期不衰。伯里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仍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顾准《顾准文集》
后记
《希腊的城邦制度》这份笔记，是五哥最后的遗稿。遵照五哥的遗嘱，这份笔记在去年12月我离京前已检出交给吴敬琏同志。这份笔记，在五哥生前，我还没有读过，很想读一遍，乃商得吴敬琏同志同意，于今年春节后送到了我手里。收到后，读了一遍，随之又读了一遍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补了必要的一课（当然是远为不够的）。读后深感自己虽然学力不逮，无力续成，但抄存一份，既可供自己今后继续学习西方史时随时翻阅，同时又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总是一件好事。笔记共约10万字，全文于昨天傍晚抄竣，总算完成了一项心愿，心里感到欣慰，但是也不可抑制地感到无限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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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10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10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可是，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
然而，幸运的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笔记，虽然连这份笔记也还是一份未完稿。
我不知道他写这份笔记时原来的计划怎样。查阅他的原稿所附提纲，至少还有最后三节，即第六章的第五至第七节（第七、第八两节，后经修改，拟合写一节）没有来得及写，连第四节也还没有写完。（均见目录）
查阅他的日记，这份笔记开始动手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续写。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谈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记中所记的“卡壳”，打算重写。我在给他的复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写，旧稿也不要毁弃，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过来的足迹。现在，查阅他的日记，部分的重写还是有的。不过，彻底重写。也许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
伯里克理斯时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峰，很可惜，笔记到这里戛然中断，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对此将作怎样的评述。我们从笔记中还知道，原来的计划，还打算对斯巴达的农奴制（即黑劳士Helots）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有所论述，这对于阐释马克思关于论述雅典奴隶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样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躯体一起已经化为灰烬了。
他所瞩目的当然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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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中国人，除了教学和少数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外，懂得西方史（包括古代希腊史等）的人，为数不多。从来的历史学家，都以叙述史实为主旨，即使有一些史论，往往也是就史论史。把西方史拿来和我国自己的历史作系统的对比研究的，虽说不是创举，也实在罕见。这份笔记，不是简单的史实的叙述，也不是就史论史式的迂腐的史论，而是作对比研究的尝试，它的可贵处也许就在这里。
我对于西方史，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原来也是茫然一无所知。近两三年来，才开始读了一些西方史。乍读之下，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腊的高度文明面前震惊不已（这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荣的经济，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学，它的灿烂的艺术文化……不仅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截然不同于我国的古代历史。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使其然的呢？
身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97页），茫然无知，固然是一种不能忍受的难堪的羞辱；可是，如果对于西方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也就难以作历史的现实的比较，从而也就很难培养出一种鉴别能力。
研究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有待于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会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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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我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我当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我瞩目于未来??
陈敏之
1975年4月16日抄毕后记
顾准《顾准文集》
附一：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
我不相信命，然而，事实有时候却逼着我不得不承认命的存在，五哥顾准生前命不好，一生坎坷。死后命仍不好，真可谓命运多舛。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整理成书到出版问世，费时18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辛，最后还不得不移至香港出版，这一切，岂非命欤？
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囿于当时的条件，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好一概推之于命。其实，在命的背后隐含有必然性，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所谓命中注定，常常不过是某种必然性的非科学的表述。五哥此书所遭遇的命，自然同样也是可以解释的。
五哥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过出版这本书，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写本书各篇时，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复我的提问，如关于西方史，骑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我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如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篇以及关于哲学问题；或者是对我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实际是对我笔记的批判），如关于老子、孔子、韩非各篇。记得当时我还在五七干校，这时正是法家盛行，批孔之声充斥于市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根本无知，为了不至于盲目地随声附和，找了当时能够找到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书来读，随手写下了一些笔记就教于他，这就引发了他的议论。关于哲学的两篇，尤其是《辩证法与神学》——实际是对《反杜林论》的批判，也是如此，当时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正在学习《反杜林论》，那种学习，当然完全是皮相的。其中只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一篇，是应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请所写，这位老朋友也已于1979年去世。显然，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笔记、读后感，决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年来的积累，凝结着作者多年来的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文献为尘土湮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而且为数不会少。即此而言，五哥这本书今天能够出版，实在是幸运的。然而，它的出版，却也历经艰难、心酸。
1977年，那时我有的是时间，曾把他陆续寄来的那些笔记，稍加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装订成册。这些笔记，用的是当时廉价的极薄的信笺纸，取其轻而容量大，然而经不起翻阅，重新抄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翻阅的方便，原没有存什么出版的奢望。
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顾准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会之后，一些老朋友曾经议论过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纪念，然而因为事非易易，一时难以实现，也就搁下了。
大约1982年或更早一些，顾准的子女知道我保存得有一份他们父亲和我的“通讯录”（笔记），向我索要去阅读。他们急于想通过“通讯录”来理解他们父亲的迫切心情，我理解。估计在他们五个兄弟姐妹中都传阅了的，在他大女儿那里驻足的时间最长，至少有一年左右。1984年2月，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附记”，“附记”中说：“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后记”中还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父亲一生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后记引用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无愧于顾准的女儿，才能有对她父亲如此深刻的理解。（请原谅，我未能在事前征得她的同意，采用了她的话语。）
“后记”接着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的长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大女儿在她“后记”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正是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吗？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不应当再让这样的悖论困扰我们，阻挠我们前进了。这样的不幸对我们已经太多了！
根据我手头现在保存的材料，可以推断，这部文稿（笔记）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以前，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里，这家出版社在30年代的进步文化界享有盛誉。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认为该出版社“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儿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话虽如此，不久之后，仍通过这位老朋友，无声地退给了我。我当然心里明白个中原委，也就默默地接了过来。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1987年，我把重新用稿纸请人誊写过的，经过校正的这份笔记，送给上海的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和北京的那家有着同样光辉的历史和声誉，结果和在北京一样，也认为很好，想出版，但仍退回了给我。不必问，原因我清楚。
1987年12月，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读了本书的原稿以后，主动地非常热忱地向上海另一家出版社写信推荐这本书，他在信中写道：
“顾准同志，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中的理论家，他所留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是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他的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论上最重要、同时又是最会混淆不清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意见。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的精辟见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在迷雾之中。”
这位青年同志很谦逊，他说：“我们没有能力来全面评价顾准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在这里，我仅能从出版价值的角度，对顾准同志的这些文稿作一些评论。”下面，摘录一些他的评论。
“《基督教、希腊思想、史官文化》一文，是一个学透了西方文明史的学者对西方文明史所做的简短又精辟的评述，西方文明的这一段历史引起了东方人最大的好奇心，也最为东方人所难以理解。特别是从他对西方文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别。现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这篇文章可谓是这方面的一篇杰作。
“在《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更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他对斯巴达（Sparta）体系的评论，反映的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是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政治的透彻思考。只有像顾准那样熟知东西方文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会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解。
“顾准同志的学识更反映在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已决定刊用，正式出版前临时被抽掉。1981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并正式发表过。——作者注）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已不必在此多说。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给我们这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教益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文，反映了顾准同志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成果。文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存在的矛盾和发展趋势都作了分析。令人惊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那样恶劣的研究环境里，他何以能产生出这些真知灼见？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堪称高论。这似乎多少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聚集了一大批像顾准这样明察秋毫、才华出众的人才”。
够了，引述得已经够多了。这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者在认真审读这部文稿以后，反应也是十分积极的，1988年6月，编者提出了以下意见：“全稿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认为“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他写的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因此可以出版。认为“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一系列真知灼见，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云云。不久，文稿的出版已成定局，是年8月我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校读了清样，满以为不需多久，就可以看到样书。然而，谁能意料得到，1989年春，以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终于未能面世。这一搁，整整三年过去了。
现在，历经艰辛，终于见到了天日。鲁迅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更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些年来，我手里捏着的不仅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现在，当我手里捧着这本装桢朴素的遗著，终于见到了先兄的遗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里感到的欣慰是难以言喻的；先兄若地下有知，可能会稍稍感到意外吧，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为我写的这些“笔记”，居然还会出版。
既然结成集子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我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后选定的。曾经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后》为书名，征求王元化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上体现了本书各篇蕴含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认为：不仅如此，也可以认为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作者一生走过来的路。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如此。不是吗，所有和他同时代的人，不是都从“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引文如未注明出处，均见本书，以下同）中走过来的吗？不是都经历过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种狂飙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吗？不是都需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所不同的是，作者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因而，早在20年以前就提出现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它正在困惑着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冷冰冰的解剖刀”；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验主义地解决现实问题。作者在这里斩钉截铁地向我们表示将：“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作者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应当是和作者同时代的人所共有——本文作者）“深深体会，斯巴达体系（即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作者还进一步极其尖锐和深刻地认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和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这样，作者又把我们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来。不过，正如作者在这里极为惋惜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
我们都是被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我们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切，现实生活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过去从未想到过的问题。显然，从革命导师那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是用严肃的科学态度，不带任何偏见，严峻地重新审视和剖析人类迄今为止、尤其是现代的全部历史经验（当然包括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历史逻辑的对未来的规划。这就是作者所以如此坚决地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根据，我认为。
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散文的时代。
陈敏之
1992年8月18日
顾准《顾准文集》目录页
附二：顾准传记
一
顾准（我的五哥）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经14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篇容量不大的传略并不企求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评价。
顾准，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民国初年在父亲一辈举家移居上海。父亲晚年业中医。以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学制为二年）毕业后，由留云小学母校教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莘介绍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
1927至1937年的10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工商业有相当发展的时期。潘序伦从美国学成归来，移植到国内的新式簿记——现代会计学，是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的一种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他借助科学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按其不同类型的具体特点，设计各种不同的会计制度，进行系统的记录、计算、分析、检查，它较之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要精确、及时、科学得多，因此受到开始运用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潘序伦的会计事业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扩展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以后又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编译所、立信会计用品社等。当时众多中小工商企业中从业的中小职员、练习生、学徒，迫切要求增进业务知识，改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业余补习、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不仅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多数业主的支持，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和会计事业在这一期间有极大的发展。
1927年，顾准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时，不过12岁。以后经过勤奋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然而毕竟年事过小，稚气未脱，因而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当时只16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
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了14年。他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著作、在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此时不过19岁。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别人的名字。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顾准与潘序伦的关系。1934年顾准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曾几次被迫流亡。潘序伦对顾准是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并非没有觉察，但他对顾准几次进出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并且还同意他可以采用在家撰写会计著作这种更为自由、也更适合于从事秘密活动的职业方式，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以后，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潘序伦对顾准爱其才，也敢于用其才，在他心目中还曾把顾准视为自己会计事业的继承者（潘序伦直到晚年还这么说），不问他政治面貌如何，采取了一种开明、宽容的态度，而顾准和他的家庭也因此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30年代的旧社会，确实难能。
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四省沦亡；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失败，国民党坚持奉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普遍的民族觉醒的推动下，顾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革命运动。经过1933年下半年的积极活动和酝酿，1934年初，以顾准为核心，成立了一个自发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参加进社的最初的成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摸、李少甫、陈怀德、夏舜凯（以上均已故世）、李燮泉、沈蔚平、童志培以及不久以后参加的汪璧（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以上两人也已去世）。进社成立不久，即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了联系。在远东反帝同盟的指导下，进社起草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干事会，出版了内部油印刊物《前卫》，声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美亚绸厂的罢工斗争，并决定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当时由李公朴、柳辰夫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1934年8月，远东反帝同盟负责人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通过读书会甲班干事孙化新（即孙焕新、孙静，武术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机关刊物《武装自卫》编辑，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燕京大学社会专修科毕业），顾准很快找到了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又与武卫会建立了联系。林里夫当时决定：一、利用读书会结业式的机会，由顾准在会上公开宣读武卫会抗日救国纲领，以扩大影响，争取合法地位（结业式到会学员约200人，会上对武卫会纲领一致表示拥护，并当场推举约有10人组成的筹备组织；筹备组也曾进行过这次活动，但在当时形势下终未能公开）；二、进社解散，除个别成员按其自愿参加其他革命组织外，其余均转入武卫会。
顾准转入武卫会后，先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后调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30年代中期以前，党在上海的基层组织一般都是按地域组织的。党在职员阶层中进行艰苦的系统的工作，并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实肇始于江苏省委职委（职员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委成立于1937年11月）。抗战前夕，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组织部党小组在职员中只有党员数人，经过整理（把分散在其他方面的职员党员集中起来）、发展，到1939年7月，党员已发展到150人左右，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有：银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银联（银钱界联谊会）党团、《银钱界》编辑部、各企业支部；洋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华联（洋行华员联谊会）党团、华联会刊编辑部、亚细亚支部、其他各企业支部；百货公司委员会，下面有永安、先施等百货公司企业支部；益友社支部；保（险业）联支部；绸布业支部；海关支部；电台支部；职妇支部等。直属职委的还有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和《职业生活》编辑部。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解放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进入上海以后，面临的不仅是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抗美援朝）和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远为艰巨得多的严重任务。这期间，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1953年调至北京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兼），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
从1952年至1974年12月病逝，这22年，对顾准来说，“艰难坎坷，历尽折磨”这八个字差可描绘。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1957年和1965年，又两次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9月，当我知道他已经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家里等待处理的时期，我有很多感想和回忆，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
为觅衣与食，独力负重荷。
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护。
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殂。
兄慧惊不殊，少年结硕果。
狼烟弥四野，从此投干戈。
孤灯照慈颜，夜夜守门户。
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奋发，得兄助最多。
离别三十载，相聚曾几度。
漫步古长城，偕游所独无。
把盏逢故友，共话倾积愫。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
奈何书生气，岂能展抱负。
乐乎知天命，期颐养天年。
情在手与足，悯夫上斯言。
诗的意思是明白的，其中有对过去幼年时代历史的回忆，也有弟兄之间不加掩饰的感情。诗寄出后，没有反响，保持沉默。不久，文化革命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彻底扫荡了，没有留下一点踪影。1975年，顾准去世几个月之后，当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惊异地发现居然被他郑重其事地抄录了一遍，而且冠以《赠诗》的标题珍藏起来时，我感到了这里面蕴含着的对它的感情的份量。我知道，他历来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会同意“期颐养天年”这种消沉的调子，然而不忍佛逆我这一番善良的心意，这大概就是他保持沉默而又把它珍藏起来的隐衷，我推想。然而，我进的“斯言”毕竟太迟了，因为距此不久，一场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的灾难降临了。在这场灭顶之灾中，顾准遭遇了妻死子离的厄运，只剩下茕然一身，1968年4月，妻子汪璧被迫害致死，死后也未能获见一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的历史。不无遗憾的是他在生前未能亲自看到对自己的平反昭雪，恢复自己原来的形象。不过，我相信，他对此是会十分坦然的。
三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对真理的追求，他献出了毕生精力和生命，献出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献出了对同志、乃至对亲人的爱，为的只是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这是他外甥宋德蕃在一篇怀念他的五舅顾准的文章中说的一段话，我觉得以此来概括顾准的一生是确切的，不过分的。
1974年9月，距离他病逝只两个多月，我（文革中）第二次去北京看他。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园谈起往事时，我曾对他说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并对他加以劝慰，他苦笑了。这时，他的家庭早已不复存在，妻子汪璧早在1968年死去。子女还小，在“左”的毒雾笼罩大地的哪个年代，他们只能从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这个简单明白的事实去理解他们的父亲，而他为了“保全”他的子女，为了不“害”他们，只能接受“划清界限”这唯一可能的选择。1974年11月初，他病危住院，我再度去北京到医院去探望并陪伴护理他时，他除了十分冷静地对我说，“这次前门进来，将从后门出去了”之外，向我表示，希望看看他所有的子女，他“宽恕”他们，也希望他们“宽恕”他。我忠实地转达了，也作了努力。然而，在哪个把谬误当作真理、事非颠倒的年代，他的“宽恕”并没有能够换来他的子女的“宽恕”。1972年，年近九旬的老母，当她得知她的儿子受尽苦难，已经回到北京想见一面时，因为他的妹妹不同意（1965年以后，母亲移居顾准的妹妹家，直至1975年，移居上海），而顾准和母亲为了“照顾大局”（顾准的妹夫此时身居“要职”），不要为此惹出麻烦，放弃了母子相见这种天伦的愿望，忍受了咫尺天涯不得一见的痛苦折磨。1974年，顾准病危，老母坚欲一见。考虑到此时年已九旬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与垂危的爱子相见，很难逆料不会产生什么意外，我只好再三劝阻，母子终于不能相见，成为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
历史学家会从整体上把它视为历史的悲剧。然而妻子含冤而死，子女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清界限”，年近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致死不能一见，所有这一切个人的不幸，对于一个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说，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忍受。鱼与熊掌，个人、家庭的幸福和对真理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并不是绝对的对立物，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得兼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他却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1934年到1974年这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他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实践相结合。1936至1939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为了适应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他提出并运用“联谊会”这种政治色彩并不浓、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并且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组织形式，把广大职员群众（包括上层职员、店员、学徒、练习生）吸引、团结到这些群众组织中来，在这些群众组织的掩护下，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发现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日常的艰苦的教育工作，发展党员，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使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根子。这样，就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完全符合“隐蔽精干，长期坚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然而它却被称为“联谊会路线”，被批判过。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不仅要和敌人的封锁、轰炸和社会上猖獗一时的黄金、银元等投机活动作坚决的斗争，还要从财政上支持此时尚未完成的全国解放事业和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在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历史任务中作出积极的贡献。顾准当时担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鉴于上海大型工商企业一般均采用比较健全的现代会计制度，为了更好地完成财政税收任务，从实际出发，提出“查账征税”的方法，并发动职工群众予以监督检查。这个意见得到陈毅市长（兼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支持。顾准并进一步予以完善，确定为“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对中小工商业户，帐册健全的，依法交税；其他则采取定期定额纳税。顾准这个意见，因为得到陈毅的支持，得以有效的执行，但是显然与当时有关上级领导部门的“民主评议”征税方法的规定不一致。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但是对于敢于独力思考，敢于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有创见的意见，并不是所有负有领导责任、手中掌握决策权的人都表示欢迎的。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造神运动炽烈，政治权威可以代替客观真理成为时代特征的年代，一切拂逆领导者的言论、意志的言行，都会被视作异端邪说，因而受到打击，是并不奇怪的。顾准在1952年被认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等等，自此以后，又接二连三受到不应有的错误处分（均已平反），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顾准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封闭在某些知识领域内。1953年，调去建筑工程部工作，为了搞建设，他从初等代数学起，进而学平面几何，乃至微积分。他认为平面几何帮他懂得形式逻辑的方法，导数和微分帮助他理解边际学派的观点。他对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都并不陌生。他认为研究经济的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经济总是特定历史范畴、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不可能是简单的用一个数学公式就可以表达的东西，因此，研究经济就一定要研究历史。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他对当时的《资本论》的某些译文不满意，自己动手译校了其中若干章节。有许多人们关心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资产阶级首先在欧洲产生，资本主义只能首先发源于英国？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共同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社会体制和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不是单纯地在经济学范畴内兜圈子可以找到答案的。他认为只靠一个国家总结出普遍性规律是不成熟的做法。早在50年代，他已看到当时苏联经济中的弊端，他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试验一种新的模式，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1958年后“下放”农村劳动，除了结合读书写了大量笔记外，还收集了大量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材料，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可惜的是这些调查资料和笔记，早在文革以前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时毁于一旦。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反右派反右倾之类的事，是和中国历史的传统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哲学包袱分不开的。对这方面估计过低将会犯错误。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相反，他对历史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历史总是在前进，现在比过去总要好一些。他认为中国要建成高度民主的社会，最有效的做法是提高文化水平，而提高文化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生产力。他认为只有充分吸收了前人智慧的精髓，才有条件去发展前人的成果。他说这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力学来说是一个发展，非欧几何对欧几里德几何是一个发展一样。他不赞成从资产阶级的字典里找名词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对各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总是不能满足。他说居里夫人的下面一句话对他最有教益：“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他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克服了精神上物质上巨大的压力和困窘，以图书馆为家，身处斗室而不以为苦，在常人不能设想的那种孤寂和清贫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在他去世以后，翻检他的日记，我惊异地发现，在1972至1974年这两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除了写作以外，全部时间都在读书，其速度有时可以达到两三天一本书，书名可以列成长长一大串。
他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又是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想是远大的，而步骤只能是逐渐进行的。在那阴霾弥天的日子，他始终关心和注视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并且没有一天忘记梦寐以求的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腾飞。
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四
对于30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顾准之从事会计研究，多半是为生活所迫，出于职业需要，并不是出于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自觉的选择，也没有把会计研究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没有醉心于自己在会计研究这个领域内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30年代的当时，顾准确实把撰述会计学著作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掩护革命活动的工具。因为与革命活动相比，会计研究不能不处在从属的地位。这当然丝毫不含有对会计学有任何鄙视或贬低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会计是这样一种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记录、计算、核算的工具，那么，它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理所当然也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没有核算的话，那么，会计倒应当是万岁、万万岁的。
1962年，顾准“下放”劳动回来，重返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这是完全不同于30年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探索。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有《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书。《会计原理》为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以后的系统著作，原计划写七篇，《会计原理》是其中第一篇，其他六篇只留下提纲，未能终篇。此书成稿于1963年，几经周折，才于1984年正式出版。《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是根据作者第三稿整理而成（此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诸尚一、夏高波两先生）。按照作者原意，准备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再作修改，然而也未能竣其事。因此，两书都是残篇。这两本书“对于会计学的性质、主体、客体（对象）、作用、任务、方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和正确的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确有独特创见，独特风格”（以上引文均见《立信会计选辑》第四辑）对于长期来在会计理论上有争论的问题，作者在这两书中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但是他的某些观点、见解产生的影响却不小。早在1956年，他就已经极其敏锐地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给以莫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957年《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曾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即顾准）最先向他提出的（详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初次发表时的“后记”，此文在收集到各种文集中时，“后记”中的这一段话均未转录）。
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其所能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为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鲜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不过，顾准不是一个轻易能为流俗所动摇的人。他在回答所谓“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的经济关系。”
1962年以后，在从事会计研究之余，他还埋头从事当代国外著名经济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署名绛枫）、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两书均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已是在文革以后，顾准生前均未得见。
文革中间，顾准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作一番“漫游”，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1974年春，他写信告诉我，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然而为了把对希腊史的研究继续下去，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回去。信上还说，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后的那种生活，因而感到那样高兴。他用冷峻的目光研究、剖析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在惊叹于古代希腊所曾经达到的那样高度的文明和民主之余，不免为小国（城邦）林立、内战频仍而感到困惑，甚至正在写作中的《希腊史笔记》（后来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希腊城邦制度》）也曾一度为此“卡壳”。但是，璀璨夺目的希腊文明确实深深吸引了他，他把西方历史的发展以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放在更加恢宏、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972至1974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他和我的通信中，写下了现在汇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形式的论文。这些“笔记”当时他写作时并没有考虑会公开发表，当然，也不是他最后的正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遮盖不住蕴含在其中的闪烁的思想光辉。
陈敏之
198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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