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述】韩觊的妻子于氏，她的父亲于实是周大左辅。于氏十四岁的时候就嫁给了韩觊，她虽然生长在富贵人家，但却知礼识节，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宗族和乡里的人都很敬重她。她十八岁的时候，韩觊当兵而死，于氏悲伤过度，骨瘦如柴，她的哀痛足以让路人感动。朝夕祭奠丈夫的时候，她都是亲自用手捧着供品。服丧期满后，她父亲可怜她年轻又没有孩子，想让她改嫁，但她坚决不答应。她将丈夫的庶子世隆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慈爱如同自己所生一样，而且教育有方，最终将这个孩子培养成人。自从守寡之后，每逢过时过节，她才回娘家看看父母，至于其他亲戚，她一概不与他们往来。有长辈和亲戚来看望她，她送迎都不出大门。吃粗茶淡饭，穿粗布衣服，从不听声乐，一直到死。隋文帝听说后，赞叹一番，并下诏褒奖她，旌表她所居住的里巷。在长安城中，这里被称为“节妇闾”。
【原文】周虢州司户王凝妻李氏，家青齐之间。凝卒于官，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见者，环聚而嗟之，或为之泣下。
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疮，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若此，可谓能清洁矣。
【译述】周虢州司户王凝的妻子李氏，家住在青齐之间。王凝死在官署，家里很贫穷，有一个孩子还很小。李氏带着孩子，去收拾丈夫的遗骨回家。路过开封的时候，她想找一个旅馆住下。主人看见她独自一人领着一个孩子，就有些怀疑她，不让她住宿。李氏看看天已经黑了，就不肯离去。主人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拉了出去。李氏仰天痛哭道：“我作为妇人，却不能保守节操，这只手竟被别人抓过了，但我不能再让这只手来玷污我的全身。”于是她用斧子砍断了自己的手臂。过路的人都围过来看，而且为之嗟叹，有的还流下了泪。开封府尹听说了这件事，便禀报了朝廷，并给李氏拿来药，为她包扎伤口。安抚李氏，鞭打旅馆的主人。像她这样，可以说是能够保持清白和贞洁了。
家范卷九 妻下
女人不妒品自高
【原文】《礼》，自天子至于命士，媵妾皆有数，惟庶人无之，谓之匹夫匹妇。是故《关雎》美后妃，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慕窈窕，思贤才，而无伤淫之心。至于《樛木》、《螽斯》、《桃夭》、《芣莒》、《小星》，皆美其无妒忌之行。文母十子，众妾百斯男，此周之所以兴也。诗人美之。然则妇人之美，无如不妒矣。
【译述】在《礼记》里，从天子到有官位和爵位的人，纳妾的多少都是有规定的，惟独平民百姓没有规定，称为匹夫、匹妇。所以《诗经·关雎》赞美后妃，歌颂淑女许配君子。爱慕窈窕女子，思念有才德的男子，而没有讽刺淫荡的意思。至于《樛木》、《螽斯》、《桃夭》、《芣莒》、《小星》等篇，都是赞美没有嫉妒的行为。周文王的母亲生了十个儿子，至于众妾所生的儿子大概有上百人之多，这正是周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所以诗人来赞美这件事。这样说来，妇人最大的美德就是不去嫉妒。
【原文】晋赵衰从晋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国，以女赵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衰辞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宠而忘旧，不义；好新而慢故，无恩；与人勤于隘阨，富贵而不顾，无礼。弃此三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盾来，姬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译述】晋国的赵衰跟随晋文公逃亡到狄国，娶了狄国的女子叔隗为妻。等到晋文公返回晋国后，就把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了赵衰，并生了原同、屏括和楼婴。赵姬让赵衰把赵盾和他的母亲迎接到晋国来。赵衰没敢答应。赵姬说：“不迎是错误的。得新宠而忘旧人，不是仁义之举；喜新而厌旧，没有恩情；与人共度艰难岁月，自己富贵之后就不去理她，不合礼法。丢了这三点，你还怎么去说服别人呢？所以你一定要将叔隗接来。”等到赵盾来了，赵姬认为赵盾很有才华，就坚决要求赵衰将赵盾立为嫡子，而将自己的三个儿子排在赵盾的后面。并以叔隗为赵衰的正妻，自己排在她的后边。
【原文】楚庄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备扫除，十有一年矣，未尝不捐衣食，遣人之郑卫求美人而进之于王也。妾所进者九人，今贤于妾者二人，与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爱、夺妾之贵也。妾岂不欲擅王之爱、夺王之宠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译述】楚庄王夫人樊姬说：“我有幸侍奉大王，已经十一年了，这期间，我经常花费钱财派人到郑国和卫国搜求美人，进献给大王。我所进献的九人，其中比我贤惠的有二人，与我不相上下的有七人。我也知道这样做会妨碍大王对我的爱，会夺去我的尊贵。我难道不想让大王只宠爱我一个人吗？我只不过是不敢以私废公罢了。
【原文】宋女宗者，鲍苏之妻也。既入，养姑甚谨。鲍苏去而仕于卫，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养姑愈谨，因往来者请问鲍苏不辍，赂遗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谓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妇人之所宝，岂以专夫室之爱为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荣，则吾未知其善也。夫《礼》，天子妻妾十二，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妇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妒正为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礼，而反使吾为见弃之行，将安用此？”遂不听，事姑愈谨。宋公闻而美之，表其闾，号曰“女宗”。
【译述】宋国的女宗是鲍苏的妻子。结婚后，女宗侍奉婆婆非常谦恭谨慎。
后来，鲍苏离开家到卫国去做官，三年之后他又在卫国娶了妻子。女宗得知后，不但没有嫉妒，反而赡养婆婆更加小心，只要有顺路的人，女宗就委托向鲍苏问好，而且还给鲍苏在卫国的妻子带去非常丰厚的礼品。鲍苏的一个妾对女宗说：“你应该离开鲍家了。”女宗问：“为什么？”妾说：“夫君既然另有新欢，你还留下干什么呢？”女宗说：“对于一个妇人来说，她所最宝贵的难道就是独自拥有丈夫的爱吗？如果只知道独霸丈夫，反对丈夫另添房室，从而求取自己的荣耀，我是没有看出这其中的高尚来。《礼记》规定，天子可以有十二个妻妾，诸侯可以有九个，大夫可以有三个，士两个。我的丈夫本来就是士，他有两个妻子，不也是应该的吗？而且，妇人有七种被休掉的情况，在这七种被休掉的错误中，嫉妒丈夫的正妻是最大的。你不教给我为人之妻所应遵守的礼义，反让我做那些有可能被丈夫休掉的事情。我怎么能听你的话呢？”
于是她不听这些，对待婆婆更加谨慎小心。宋公听到这件事后，夸赞她的品行，旌表其门第，尊称她为“女宗”。
【原文】汉明德马皇后，伏波将军援之女也。年十三选入太子宫，接待同列，先人后己，由此见宠。及帝即位，常以皇嗣未广，每怀忧叹，荐达左右，若恐不及。后宫有进见者，每加慰纳。若数所宠引，辄增隆遇，未几立为皇后。是知妇人不妒，则益为君子所贤。欲专宠自私，则愈疏矣！由其识虑有远近故也。
【译述】汉代明德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她十三岁的时候就被选入太子宫，对待其他嫔妃，能够先人后己，因此她得到了太子的宠爱。太子即位后，她为皇家子弟不多而常常发愁，于是他为皇帝引荐嫔妃，惟恐皇帝不喜欢她们。如果后宫嫔妃有要求主动进见皇上的，她都为之引见。如果有谁被皇帝数次宠幸，待遇马上就提高了。正因为这样，她不久就被立为皇后。由此知道女人如果没有妒忌心，就容易博得君子的好感。相反，越想独霸男人，越是容易被疏远。做得好坏，这与她们有没有见识有关。
【原文】后唐太祖正室刘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晋王，刘氏封秦国夫人，无子，性贤，不妒忌，常为太祖言：“曹氏相，当生贵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谦退，因相得甚欢。曹氏封晋国夫人，后生子，是谓庄宗。太祖奇之。及庄宗即位，册尊曹氏为皇太后，而以嫡母刘氏为皇太妃。太妃往谢太后，太后有惭色。太妃曰：“愿吾儿享国无穷，使吾曹获没于地，以从先君，幸矣！他复何言？”庄宗灭梁入洛，使人迎太后归洛，居长寿宫。太妃恋陵庙，独留晋阳。太妃与太后甚相爱，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别，归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闻之，欲驰至晋阳视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庄宗泣谏，群臣交章请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饮食，逾月亦崩。庄宗以妾母加于嫡母，刘后犹不愠，况以妾事女君如礼者乎！若此，可谓能不妒矣。
【译述】后唐太祖的正室刘氏，是代北人。太祖的次妃曹氏是太原人。太祖被封为晋王的时候，刘氏被封为秦国夫人，她没有生孩子，但很贤惠，不嫉妒，并经常对太祖说：“我给曹氏相面，她一定会生下贵子的，应该善待她。”然而，曹氏也常常谦让退避，所以她们俩相处得非常好。
曹氏被封为晋国夫人，后来生了儿子，正是庄宗。太祖想起先前刘氏所说的话，感到这件事很神奇。等到庄宗即位的时候，册封曹氏为皇太后，而封嫡母刘氏为皇太妃。太妃去向太后道谢，太后觉得很惭愧。太妃说：“愿我们的孩子永保江山，能够让我们平安地活到老，然后在地下与先君相会，这才是最大的幸运，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后来庄宗灭了梁，进入洛，便派人迎接太后归洛，居住在长寿宫。太妃由于留恋皇陵宗庙，独自留在了晋阳。太妃和太后感情非常好，太妃送太后赴洛的时候，洒泪而别。回去后仍思念太后，竟郁闷成疾。太后得知后，很想亲自到晋阳去看她；太妃去世，太后又想亲自去安葬太妃。因为庄宗哭着劝谏，大臣们也一再挽留，太后才只好作罢。然而，自从太妃去世，太后也因悲痛而不吃饭，只过了一个多月，也去世了。庄宗将妾母排在嫡母的前面，刘后仍然不恼怒，而况妾侍奉正妻本来就是合乎礼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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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刘氏这样的，可以称得上没有嫉妒之心。
【原文】《葛覃》美后妃恭俭节用，服浣濯之衣。然则妇人固以俭约为美，不以侈丽为美也。
【译述】《葛覃》赞扬后妃勤俭节约，说她们穿着已经洗过几次的衣服。这样说来，作为妇人应以勤俭节约为美德，而不能以奢侈华丽为美。
【原文】汉明德马皇后，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反以为绮，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性不喜出入游观，未尝临御窗牖，又不好音乐。上时幸苑囿离宫，希尝从行。彼天子之后犹如是，况臣民之妻乎？
【译述】东汉明德马皇后经常穿着粗帛衣服，裙子也不加边饰。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朝谒之礼，有一次妃嫔们看见马皇后的衣服粗疏，还以为是上等的丝织品，她们来到跟前一看，不禁相视而笑。马皇后遮掩道：“这种缯特别容易染色，所以我才穿它。”妃嫔们看见她如此朴素，无不感叹。马皇后不喜欢外出游玩观光，从来不到窗前观望外面，也不喜好音乐。皇上经常巡幸行宫苑囿，皇后很少随行。她身为皇后，还如此俭朴简约，而况一般平民百姓的妻子呢？
【原文】汉鲍宣妻桓氏，归侍御服饰，著短布裳，挽鹿车。
梁鸿妻屏绮缟，著布衣、麻履，操缉绩之具。
【译述】汉代鲍宣的妻子桓氏，将侍御妇人的服饰放起来，改穿布衣短服，亲自拉小车干活。
梁鸿的妻子把丝绸衣服藏起来，穿布衣麻鞋，亲自纺纱织布。
【原文】唐岐阳公主适殿中少监杜悰，谋曰：“上所赐奴婢，卒不肯穷屈。”
奏请纳之。上嘉叹，许可。因锡其直，悉自市寒贱可制指者。自是闭门，落然不闻人声。悰为澧州刺史，主后悰行。郡县闻主且至，杀牛羊犬马，数百人供具。主至，从者不过二十人、六七婢，乘驴阘茸，约所至不得肉食。驿吏立门外，舁饭食以返。不数日间，闻于京师，众哗，说以为异事。悰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后三年间，不识刺史厅屏。彼天子之女犹如是，况寒族乎？若此，可谓能节俭矣。
【译述】唐代岐阳公主嫁给殿中少监杜悰为妻，公主和丈夫商量说：“皇上赐给我们的奴婢，最终还是过不惯贫穷的生活。”于是他们奏请皇上不要奴婢。皇上大为赞叹，同意了公主的意见，赏赐给她一些银钱，公主用这些银钱买了些出身卑贱又易于指使的人做佣人。从此以后公主闭门不出，家里和和睦睦，安安静静。杜惊担任澧州刺史，公主跟随前往。
郡、县官吏听说公主要来，杀牛、羊、狗、马，有数百人忙碌，准备招待公主。但公主到后，随从的人不过二十个，奴婢只有六七个，乘坐的驴子很瘦弱，公主还规定所到地方不得摆设酒宴肉食。只见驿站官吏站在门外，抬来一些简单的饭菜就回去了。没过几天，她的事迹传到京城，议论纷纷，人们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少有的奇事来传扬。杜悰在澧州任职三年，公主在这三年间从未到过他的官府，始终没见过刺史衙门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她是皇帝的女儿尚且能如此俭朴简约，而况一般的百姓呢？像这样的妻子，可以算得上节俭了。
【原文】古之贤妇未有不恭其夫者也，曹大家《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贞洁耳。耳无途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是以冀缺之妻馌其夫，相待如宾；梁鸿之妻馈其夫，举案齐眉。若此，可谓能恭谨矣。
【译述】古代的贤妇对待丈夫无不恭恭敬敬。曹大家的《女戒》说：“得到丈夫的喜爱，妻子就可以终生有靠，失去丈夫的欢爱，妻子就一切都完了。”由此可见，为人妻子一定要得到丈夫的真心疼爱。然而要想得到丈夫的欢心，并不是去谄媚奉承，而是要专心正色严肃认真，坚守礼义贞洁。即不道听途说，目不邪视，外出不妖艳打扮，在家不懒于妆饰，不三五成群聚会闲聊，不到门口去张望，能做到这些，就称得上是专心正色严肃认真了。如果是举止轻佻、视听不定，在家披头散发，出门卖弄风骚，说些不该说的话，看些不该看的事，这就是不能专心正色严肃认真。所以冀缺的妻子到田间给丈夫送饭，能够相敬如宾；梁鸿的妻子给丈夫端上饭菜，能够举案齐眉。像这样的妻子，就算得上恭敬谨慎了。
【原文】《易》：“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诗·葛覃》美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为絺绤，服劳辱之事。《采苹》、《采蘩》，美夫人能奉祭祀。彼后夫人犹如是，况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终日，自安逸乎？
【译述】《周易》说：“‘家人’卦，处于二位的阴爻表现的是，妻子在家虽没有专断的权力，但是要管理好家务。”《诗经·葛覃》赞扬后妃，说她们在父母家里从事女工，纺纱织布，还参加体力劳动。《采苹》、《采蘩》称赞夫人能进行祭祀活动。那些后妃、夫人尚且能如此勤劳，何况一般百姓的妻子呢？难道可以端坐终日、享受安逸吗？
【原文】鲁大夫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乎？惧干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耶？王后亲织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綖。
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
【译述】鲁国的大夫公父文伯退朝后，去拜见母亲。母亲正在织布，文伯说：“像我们这样富有的人家，其主人还用得着亲自纺织吗？您这样做会让季孙不高兴的，人家会说我们这样富有还不能安心侍奉国君？”母亲听了他的话，叹了口气说：“鲁国难道要灭亡了吗？但你难道不知道鲁国使僮子备官吗？王后要亲自做帽子上的装饰物玄紞，公侯的夫人再为它加上紘綖，卿的妻子要制做缁带，大夫的妻子要做祭服，元士的妻子要制做朝服，从下士到一般百姓，都要做衣服给丈夫穿。春天秋天祭祀土神的时候，人人都要忙碌，冬天祭祀的时候，也要有所贡献。不论男女，都要为国效劳，延误时间或做错事，都要受到处罚，这是古代就有的制度。现在我守了寡，你又仅是个大夫，我们兢兢业业，还怕不能承继先人之志，如果再懈怠懒惰，怎能辞其咎？我希望把一切都做好，并且时时警戒自己说：‘一定要对得起先人。’你现在却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你以这样的认识和态度继承你父亲的官爵，我担心你父亲穆伯没有好的继承人了。”
【原文】汉明德马皇后，自为衣袿，手皆裂。皇后犹尔，况他人乎？曹大家《女戒》曰：“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勤也。”若此，可谓能勤劳矣。
【译述】汉代明德马皇后，自己制做衣服，手都冻裂了。皇后都能这样勤劳，何况一般人呢？曹大家《女戒》说：“做为人的妻子，晚睡早起，不分昼夜，处理家事，不挑拣难易。所作必成，亲手来整理，这就为勤劳。”像这样，可以说是能勤劳了。
【原文】为人妻者，非徒备此六德而已。又当辅佐君子，成其令名。是以《卷耳》求贤审官，《殷其雷》劝以义，《汝坟》勉之以正，《鸡鸣》警戒相成，此皆内助之功也，自涂山至于太姒，其徽风著于经典，无以尚之。周宣王姜后，齐女也。宣王尝晏起，后脱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敢请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后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故《鸡鸣》乐击鼓以告旦，后夫人必鸣珮而去君所，礼也。
【译述】不过，为人之妻，并非只需要具备以上六种品德就可以了，妻子还应当辅佐丈夫，让他功成名就。所以《卷耳》求贤审官，《殷其雷》用义来劝戒丈夫，《汝坟》勉励丈夫做人要正直，《鸡鸣》警戒相成，这些都是贤内助的功劳。从涂山到太姒，她们的功绩载入史籍，无人能比。周宣王姜后是个齐国女子，宣王有一次起床晚了，姜后就取下金簪珥环，待罪于后宫，派她的保姆传话给宣王说：“因为我显露淫心，使得君王失礼晚朝，出现了好色忘德的过失，请求君王惩罚我吧。”宣王说：“寡人无德，确是自己有错，并非皇后的过错。”宣王不治姜后的罪，自己从此勤于政事，早上朝晚退朝，终于成就了中兴国家的美名。所以《鸡鸣》很高兴宣示天亮的鼓声。皇后、夫人必须带着鸣珮去国君的住所，这是古礼。
【原文】齐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不听。
楚庄王初即位，狩猎毕戈，樊姬谏，不止，乃不食鸟兽之肉。三年，王勤于政事不倦。
【译述】齐桓公喜好淫乐，卫姬坚持按礼法办事。
楚庄王刚即位的时候，非常喜欢打猎，樊姬劝谏，他不听，于是樊姬就不再吃鸟兽的肉，用这种方法来劝谏。三年之后，楚庄王终于能够勤于政事，而且不知疲倦。
【原文】晋文公避骊姬之难，适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
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善与子犯谋，醉而遣之，卒成霸功。
【译述】晋文公避骊姬之难，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姜氏嫁给他为妻，并给他二十乘车马作为嫁妆。晋文公居然安享富贵，不打算复国了。但跟随他的那些人认为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暗暗打算要离开这里，他们谋于桑下，蚕妾在旁边听到了，就告给了姜氏。姜氏杀掉蚕妾，然后对晋文公说：“你们有远大的志向，将要离开这里？窃听到你们的机密的人我已经把她杀死了。”晋文公说：“没有这回事。”姜氏说：“你们还是赶快走吧，不舍儿女私情，贪图安逸，会毁掉你的大事的。”晋文公还是不愿放弃安逸的生活，姜氏便与子犯合谋，用酒将他灌醉，然后把他扶上车子拉走。就这样晋文公最后终于得以回国即位，并且成就了一代霸主的功业。
【原文】陶大夫答子治陶，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妻数谏之，答子不用。居五年，从车百乘归休，宗人击牛而贺之，其妻独抱儿而泣。姑怒而数之曰：“吾子治陶五年，从车百乘归休，宗人击牛而贺之。妇独抱儿而泣，何其不祥也！”妇曰：“夫人能薄而官大，是谓婴害；无功而家昌，是谓积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国也，家贫而国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结于子孙，名垂于后世。今夫子则不然，贪富务大，不顾后害，逢祸必矣！愿与少子俱脱。”姑怒，遂弃之。处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盗诛，唯其母以老免，妇乃与少子归，养始终卒天年。
【译述】陶大夫答子治理陶地的时候，没有好的名声，家里却非常富裕。妻子几次劝谏他，他不听。过了五年，他带着车马百乘回家休息，本宗族的人杀牛为他庆贺。唯独他的妻子抱着孩儿在一边哭泣。婆婆愤怒地责备她说：“我儿治理陶地五年，带着车马百乘归来休息，族中人杀牛为他庆贺，你却抱着孩子哭泣，多么不吉祥呀！”儿媳妇说：“一个人没有能力却做了大官，就会招来灾祸；做官没有政绩而家里富裕，可以说是在积累祸患。先前令尹子文治理国家，家中贫穷，而国家富裕，皇帝敬重他，百姓爱戴他，因此福遗子孙，名留后世。如今我的丈夫却不是这样，贪求富贵喜好虚名，而不顾后患，必定要招来祸患。我愿与孩子一起离去。”婆婆大怒，将儿媳赶出家门。一年之后，果然因为答子贪污财物，全家人被杀，唯独答子的母亲因为年老免于一死。这时，答子的妻子带着小孩回家赡养婆婆，为婆婆养老送终。
【原文】楚王闻于陵子终贤，欲以为相。使使者持金百镒，往聘迎之。于陵子终入谓其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我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子意可乎？”妻曰“夫子织屦以为食，业本辱而无忧者，何也？非与物无治乎，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夫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饱不过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其可乎？乱世多害，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终出谢使者而不许也。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
【译述】楚王听说于陵子终很有才德，就想委任他为宰相。楚王派使者带着百镒黄金去聘请于陵子终。于陵子终回家对妻子说：“楚王想让我担任宰相，我今天当了宰相，明天就坐着豪华的车子，前呼后拥，顿顿吃丰盛的宴席，你认为这样可以吗？”妻子说：“你现在以编织鞋为生，职业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无忧无虑，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远离是非财货，读书弹琴，自得其乐。一个人，即便拥有再多的车马，容身也只不过需要很小的一块地方；宴席再丰盛，也只不过吃一点肉就饱了。你为得到一点安身之地和一顿饭的好处，竟要负担整个楚国的忧患和烦恼，值得吗？而且乱世多祸，你如果要接受任命，我害怕你连命都保不住。”于是，于陵子终出来谢绝了楚王的使者，没有接受聘任。他们一起出逃，以为别人种菜园为生。
【原文】汉明德马皇后，数规谏明帝，辞意款备。时楚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后虑其多滥，乘间言及，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为思所纳，卒多有降宥。时诸将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毗补，而未尝以家私干。
【译述】汉代明德马皇后，屡次规谏明帝，言辞恳切，思考周到。当时，冤狱连年不断，囚犯们相互牵连，受到法律惩罚的人非常多。马皇后担心用刑过多过滥，便找机会向明帝提起这件事，皇上也感到这件事很重要，并对那些遭受冤狱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他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散步，思考马皇后的建议并加以采纳，最终有许多被冤枉或犯罪较轻的人得到了赦免。当时，将领们所奏的事和公卿们的一些议论有难以决断的，明帝就每每让马皇后来决断，以此来考察她处理事情的能力。马皇后每次都能合情合理地分析和处理，她常常利用侍奉明帝的机会，来谈她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对国事处理提出许多有用的意见。然而她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私事来干预皇上。
【原文】河南乐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不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跑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趁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绢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
【译述】河南乐羊子有一次在路上行走拾到一饼金子，回家将金子交给妻子。
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之水，有骨气的人不吃嗟来之食，何况你靠拣东西求利，难道不怕玷污了你的品行吗？”羊子非常惭愧，就把金子扔到了野外，然后到很远的地方去拜师求学。一年之后羊子回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要回来。羊子说：“我出去久了，有些想家，并没有别的原因。”妻子就拿了把刀走到织机前，对羊子说：“蚕茧抽丝，机抒织布，一根根丝线织成一寸一寸的布，慢慢积累，就成了一丈布、一匹布。如果现在将它砍断，不但这匹绢织不成功，而且还荒废了时间。你去求学，也是在积累知识，应当每天了解你所不懂的新的知识，以修成懿德美行。如果中途辍学回家，其结果与砍断这匹布有何不同？”羊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感动，又回去继续学习，此后七年没有再回家。妻子在家辛勤劳动，赡养婆婆，还要供给羊子求学所需的钱物。
【原文】吴许升少为博徒，不治操行。妻吕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二。”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励，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
【译述】吴国许升年轻的时候是个赌徒，不注意节操品行。他的妻子吕荣辛勤操持家业，侍奉婆婆。妻子多次劝告许升读书学习，每当许升有不好的行为时，她就泪流满面地规劝。吕荣的父亲非常痛恨许升，他要将吕荣叫回家，想让她改嫁。吕荣叹息道：“命中既然给我安排了这样的丈夫，我必须忠贞如一，不再改嫁。”吕荣始终不肯回家。许升非常感激，从此奋发向上，外出拜师求学，后来一举成名。
【原文】唐文德长孙皇后崩，太宗谓近臣曰：“后在宫中，每能规谏，今不复闻善言，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此皆以道辅佐君子者也。
【译述】唐朝文德长孙皇后去世，太宗对近臣说：“皇后在宫中的时候，常常规劝我，现在我再听不到她的良言，在内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助手，这让我很觉悲哀。”以上这些事例都是为人之妻能够用道义来辅佐丈夫成就事业的典范。
【原文】汉长安大昌里人妻，其夫有仇人，欲报其夫而无道径。闻其妻之孝有义，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为中，谲父呼其女告之。女计念，不听之，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当之，乃且许诺曰：“旦日在楼新沭，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牖户待之。”还其家，乃谲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沭，居楼上东首，开牖户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而视之，乃其妻首也。他人哀痛之，以为有义，遂释，不杀其夫。
【译述】汉朝长安大昌里某人的妻子，她的丈夫有个仇人，那个仇人想报复她的丈夫却没有办法。仇人听说她非常孝敬父母，就劫持了她的父亲，以此来要挟她共同害她丈夫，并且假托她父亲，要她说出丈夫在哪里。
她想，不听仇人的话，父亲就要被杀，这是不孝顺；如果顺从仇人，丈夫就会被杀，这是没有仁义。既不孝顺又不仁义，虽然活着也没脸见他人了。最后她决定自己替丈夫去死，于是就许诺那个仇人说：“明天我们在楼上沐浴，头朝东而睡的就是我丈夫，我打开窗户等你。”回到家，她就骗她丈夫，让他睡到别的地方。她自己洗了澡，在楼上头朝东而睡，而且打开了窗户。半夜，仇人果然来了，砍下她的头拿走，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仇人的妻子的头。仇人非常哀痛，认为这个女人很讲礼义，就放过了她的丈夫。
【原文】光启中，杨行密围秦彦、毕师锋，扬州城中食尽，人相食，军士掠人而卖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妇同在城中，迪馁且死，其妻曰：“今饥穷势不两全，君有老母，不可以不归，愿鬻妾于屠肆，以济君行道之资。”遂诣屠肆自鬻，得白金十两以授迪，号泣而别。迪至城门，以其半赂守者，求去。守者诘之，迪以实对。守者不之信，与共诣屠肆验之，见其首已在案上。众聚观，莫不叹息，竞以金帛遗之。迪收其余骸，负之而归。古之节妇，有以死徇其夫者，况敢庸奴其夫乎？
【译述】唐代光启年间，杨行密围攻秦彦和毕师铎，扬州城内没有一点粮食，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士兵纷纷抢掠人口，贩卖人肉。洪州商人周迪和妻子都住在城中。周迪十分饥饿，快要死了，妻子说：“现在我们因饥饿而处于穷途末路，咱俩不可能同时保全性命，你家中还有老母亲，你不能不回去，我愿意把自己卖给肉铺，帮助你筹集路费。”于是她就到肉铺将自己卖掉，得到十两白金，将其交给丈夫，与他哭泣告别。周迪来到城门，用五两白金贿赂守门人，请求放他出去。守门人盘问他，他如实回答。守门人不相信他的话，与他一起来肉铺查验，果然看见他妻子的头颅已经在案上了。于是众人围观，无不叹息，纷纷送给他钱财。周迪将妻子残留下来的骸骨收集起来，背回家乡。古代的节烈妇女，能够以死殉夫，又哪里会役使其丈夫呢？
家范卷十 舅甥/舅姑/妇妾/乳母
嘴里含饭，救活外甥
【原文】秦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曰：“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阳之诗。
【译述】秦康公的母亲是晋献公的女儿。文公遭遇骊姬之难，尚未回国，秦姬就死了。穆公收留了文公。当时康公为太子，把舅舅文公送到渭阳，他想到母亲已死，就说：“我见到了舅舅，就好象看见了我的母亲一样。”因此还写了渭阳之诗。
【原文】汉魏郡霍谞，有人诬谞舅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以为妄刊文章，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谞时年十五，奏记于商，为光讼冤，辞理明切。商高谞才志，即为奏，原先罪，由是显名。
【译述】东汉魏郡有个人叫霍谞。有人在大将军梁商那里诬告霍谞的舅舅宋光。宋光以乱写文章罪，被关进洛阳监狱，在严刑拷打之下，困苦不堪。当时霍谞年仅十五岁，就上书梁商，为舅舅喊冤，言辞意思明白恳切。
梁商器重霍谞有才能、有志气，便为宋光向上边说好话，宽恕了他的罪过。霍谞因此而出了名。
【原文】晋司空郄鉴，颊边贮饭以活外甥周翼。鉴夢，翼为剡令，解职而归，席苫心丧三年。此皆舅甥之有恩者也。
【译述】晋司空郄鉴在饥荒年月靠嘴里含一口饭救活了外甥周翼。郄鉴去世后，周翼正担任剡县县令，他辞职回家，为舅舅服丧三年。以上这些都是舅甥之间有恩情的典范。
舅姑孝顺公婆如父母
【原文】晏子称：“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译述】晏子说：“婆婆慈祥而有威信，媳妇听话而又温婉，是礼法中最好的表现。”
【原文】《礼》：“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译述】《礼记》说：“婆婆虽然疼爱儿媳，但还是要让她去辛勤劳作，不能舍不得让她干活，实在不得已，可以让她在干活时多休息几次，不要累坏了身体就可以了。儿媳妇不孝敬公婆，公婆不要生气，也不要怨恨，先教育她。如果教育不听，然后再训斥她。训斥也不起作用，就让儿子休掉她，但不表明她的失礼之罪。
【原文】季康子问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语肥也？”对曰：“吾闻之先姑曰：‘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子夏闻之，曰：‘善哉！’商闻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谓之不幸。’夫妇，学于舅姑者，礼也。”
【译述】季康子问公父文伯的母亲：“您有话要告诉我吗？”回答说：“我听我婆婆说：‘君子如果能任劳任怨，子孙后代就会兴旺发达。’子夏听后说：‘对啊！’商曾听说：‘古代女子出嫁，如果没有公婆，就是不幸。’所以，儿媳妇必须向公婆学习做人的道理，这是礼法所规定的。”
【原文】唐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笲，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备妇礼，自珪始也。
【译述】唐代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从前礼法中本有媳妇拜见公婆的仪式，可是到了后来，公主出嫁后拜见公婆的礼节就废止了。王敬直与南平公主结婚时，王珪说：“如今皇上英明，所有的事都依据法律，我接受公主的拜谒，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而是要成全国家的美德。”于是王珪就与妻子坐在首席上，让公主亲自拿着笲，履行盥洗和献饭等拜见公婆的仪式，公主行礼完毕后才退下。此后，公主出嫁，只要公婆健在，就要行拜见公婆的礼仪，这个礼仪的施行始于王珪。
妇不与公婆辩曲直
【原文】《内则》：妇事舅姑，与子事父母略同。
舅没则姑老，冢妇所祭祀宾客，每事必请于姑，介妇请于冢妇。舅姑使冢妇，毋怠、不友、无礼于介妇。舅姑若使介妇，无敢敌耦于冢妇，不敢并行，不敢并命，不敢并坐。
凡妇不命运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芷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
【译述】《内则》说：媳妇侍奉公婆，跟儿子侍奉父母基本相同。公公死后，婆婆老了之后，婆婆不再管理家事。接管家政的长子媳妇，不论是举行祭祀，还是招待宾客，大小事情都要向婆婆请示，介妇又要向长子媳妇请示。公婆教育长子媳妇不能怠慢介妇，不能对介妇无礼、不友好。公婆指使介妇，介妇更不能骄傲，不可跟长子媳妇相比，不敢和她一样向别人发号施令，也不能和她坐在一起。
婆婆未叫媳妇回房，媳妇就不敢回房休息。媳妇若有私事，不论事情大小，都要报告公婆。媳妇不能有自己的钱财、积蓄、器物，不能向他人借东西，也不能私自送给别人东西。有人送给媳妇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芷兰等东西，媳妇接受后就要交给公婆。公婆得到后很高兴，如同自己得到了馈赠一样。如果公婆将那些东西再送给媳妇，媳妇就要拒绝接受。实在推辞不掉，就要像重新接受公婆赐物一样，将它收藏起来，留待缺乏时再拿出来用。媳妇如果有亲戚、兄弟，想把这些礼物送给亲戚、兄弟，一定要重新请示公婆，公婆再次赏赐自己之后，才能去送。
【原文】曹大家《女戒》曰：舅姑之意岂可失哉？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命；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译述】曹大家《女戒》说：“公婆的意愿怎么能够违拗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曲从！婆婆说不要这样，说对了，本当听从；婆婆说这样，但说错了，也应当听从。不要和公婆争辩是非曲直，只能一味地顺从，这就是所谓的“曲从”。所以《女宪》说：“媳妇如果能够顺从公婆，怎么不可以奖赏她呢？”
【原文】汉广汉姜诗妻，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其子后因远汲溺死，妻恐姑哀伤，不敢言，而托以行学不在。
【译述】东汉时广汉人姜诗的妻子，是同郡庞盛的女儿。姜诗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妻子侍奉婆婆尤其温顺。姜母喜欢喝江水，但那条江离家有六七里远，姜诗妻子常常去打江水。有一次姜妻去打水，遇到大风，没有按时回来。姜母口渴，姜诗责备妻子并将她赶出家门。姜妻便寄居附近的一户人家家里，昼夜纺纱织布，用挣来的钱购买珍贵的食物，让邻居老太太以自己的名义送给婆婆。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婆婆感到奇怪，就询问邻居老太太到底怎么回事，邻居老太太如实相告。婆婆听后非常感动，而且觉得有些对不住她，就将姜妻接回了家。姜妻赡养婆婆更加恭谨。她的儿子因为到远处打水被水淹死，姜妻担心婆婆为此哀伤，就不敢说出真情，谎称他到外边求学去了。
【原文】河南乐羊子，从学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尝有它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它肉。”姑竟弃之。然则舅姑有过，妇亦可几谏也。
【译述】河南的乐羊子，到外边求学，七年不回家，妻子在家辛勤地赡养婆婆。有一次别人家的一只鸡误入她家的园中，婆婆悄悄将它杀掉炖了吃。乐羊子的妻子不吃鸡肉，反而哭泣。婆婆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自惭家里贫穷，让您吃他人的鸡肉。”婆婆听后就将鸡丢弃了。如此说来，公婆如果有过错，媳妇也可以劝谏。
【原文】后魏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事姑王氏甚谨。太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酝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首由己私酿。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主司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文成义而赦之。
【译述】后魏乐部郎胡长命的妻子张氏，侍奉婆婆王氏非常恭谨。太安年间，京师规定不准卖酒。张氏因为婆婆上年纪了，而且有病，就悄悄在家里为婆婆酿酒，结果被官府抓获。婆婆王氏亲自到官府，说酒是她自己酿的，与媳妇没关系。可媳妇张氏却说：“我婆婆年老有病，是我主持家事，婆婆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断案的人竟不知该怎么处置。平原王陆丽将这件事写成奏章上奏，文成为她们婆媳之间的恩义之举所感动，就赦免了她们。
【原文】唐郑义宗妻庐氏，略涉书史，事舅姑甚得妇道。尝夜有强盗数十人，持杖鼓噪，逾垣而入。家人悉奔窜，唯有姑独在堂。庐冒白刃，往至姑侧，为贼捶击，几至于死。贼去后，家人问，何独不惧？庐氏曰：“人所以异禽兽者，以其有仁义也。邻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弃？若万一危祸，岂宜独生！”其姑每云：“古人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吾今乃知庐新妇之心矣！”若庐氏者，可谓能知义矣。
【译述】唐代郑义宗的妻子庐氏，略通书史，她侍奉公婆，很符合妇道。有一天黑夜，几十名强盗手持棍棒，喊叫着翻墙而入。家里人都逃走了，只有婆婆一人在厅堂。庐氏冒着强盗的刀剑，跑到婆婆身边，差点被贼寇打死。强盗退走，家人问庐氏为什么不怕？庐氏回答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懂得仁义道德。邻居家如果有危急情况，尚且能相救，况且是自己的婆婆，怎么能丢下不管呢？如果她遭了什么祸患，我有何脸面活下去呢？”她的婆婆常称赞说：“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我现在知道媳妇庐氏对我的孝心了！”像庐氏这样的媳妇，可以称得上是知道礼义了。
【原文】《诗》：“何彼秾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
【译述】《毛诗》说：“《何彼秾矣》这首诗，是赞美周王的女儿王姬的品德的。她虽然是王姬，却下嫁给诸侯。她的车子和衣服都不以尊贵来压她的夫家，而是比王后低一个等级。她是周王的女儿，仍严守妇道，成全恭敬和顺的美德。
【原文】舜妻，尧之二女。行妇道于虞氏。
【译述】舜的妻子是尧的两个女儿。她们侍奉舜的家人，严格遵守妇道。
【原文】唐岐阳公主，宪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后，尚父子仪之孙也。适工部尚书杜悰，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为妇礼者，不翅数千人。主卑委怡烦，奉上抚下，终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礼度。二十余年，人未尝以丝发间指为贵骄。承奉大族，时岁献馈，吉凶赙助，必经亲手。姑凉国太夫人寝疾，比丧及葬，主奉养，蚤夜不解带，亲自尝药，粥饭不经心手，一不以进。既而哭泣哀号，感动它人。彼天子之女，犹不敢失妇道，奈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贵富以骄其舅姑？为妇若此，为夫者宜弃之，为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译述】唐代岐阳公主是唐宪宗的嫡女，唐穆宗的同母妹妹。她的母亲懿安郭皇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岐阳公主嫁给工部尚书杜悰，开始侍奉公婆。杜家是个大家族，除了公婆，媳妇应该对其行妇礼的人还有几千人。公主谦卑怡顺，侍奉公婆，爱抚后代，整天忙忙碌碌，行施各种礼仪，一律与家里其他成员一样。她在杜家二十多年，人们没有指责过她一丝一毫的骄贵。她侍奉大家族，无论祭祀，还是操办红白喜事，都要亲自动手。婆婆凉国夫人从卧病在床到死，公主亲自侍奉，昼夜衣不解带，亲自为婆婆端汤送药。等到婆婆死后，她哭泣哀号，感动他人。公主是皇帝的女儿，尚且不敢不守为妇之道，而平民的女儿，怎么敢凭借富贵而怠慢公婆呢？为人媳妇如果这样不懂礼，丈夫应该将她抛弃，让有关部门治她的罪。
妾妾之地位与奴婢同
【原文】《内则》：“虽婢妾，衣服饮食必后长者。”
【译述】《内则》说：“即便是奴婢和妾，也要遵守礼法，饮食起居都要先礼让长辈和年纪大的人，自己排在后面。”
【原文】妾事女君，犹臣事君也。尊卑殊绝，礼节宜明。是以“绿衣黄裳”，诗人所刺；慎夫人与窦后同席，袁盎引而却之；董宏请尊丁傅，师丹劾奏其罪。皆所以防微杜渐，抑祸乱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己以下之，犹当贬抑退避，谨守其分，况敢挟其主父与子之势，陵慢其女君乎？
【译述】妾侍奉嫡妻，和臣下侍奉君主是一个道理。她们的尊贵和卑下不同，礼节也要区别分明。所以“黄衣绿裳”是诗人所讽刺的；慎夫人与窦后同席而坐，袁盎就回避；董宏请尊丁傅，师丹就向皇上弹劾他的罪。这都是为了防微杜渐，不让祸乱在微小的地方开始萌生。即便有的嫡妻主母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份，也应当谦虚退让，谨守自己的本分。更怎么能依仗主父和儿子的势力，欺凌和慢待正室呢？
【原文】卫宗二顺者，卫宗室灵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灭卫君，乃封灵王世家，使奉其祀。灵王死，夫人无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后。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养愈谨。夫人谓傅妾曰：“孺子养我甚谨，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愿也。且吾闻，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无子，于礼斥绌之人也，而得留以尽节，是我幸也。今又烦孺子不改故节，我甚内惭！
吾愿出居外，以时相见，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对曰：“夫人欲使灵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终，是一不祥也；夫人无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内，是三不祥也。妾闻忠臣事君，无时懈倦；孝子养亲，患无日也。妾岂敢以少贵之故，变妾之节哉？供养，固妾之职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无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虽子歇尔，众人谓我不知礼也。吾终愿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谓其子曰：“吾闻君子处顺，奉上下之仪，修先古之礼，此顺道也。今夫人难我，将欲居外，使我处内，逆也。处逆而生，岂若守顺而死哉？”遂欲自杀。其子泣而守之，不听。夫人闻之，惧，遂许傅妾留，终年供养不衰。
【译述】卫宗二顺是卫国宗室灵王的夫人和他的傅妾。秦国灭掉卫国国君后，封卫国宗室的灵王，让他继承卫君宗族的香火。灵王去世后，他的夫人守寡又没有儿子，但他的傅妾有儿子，为灵王传宗接代。傅妾侍奉夫人整整八年毫不懈怠，而且供养更加谨慎。夫人对傅妾说：“你赡养我非常恭谨，你为灵王延续了香火，还要以妾的身份来侍奉我，我不愿意这样。现在你的儿子是咱家的主君，我听说主君的母亲不能以妾的身份去侍奉人，我没有给灵王留下子嗣，按照礼法是应当被冷落废黜的人，然而还能够留在卫家，已经是我的幸运了。现在又得让你遵守过去的礼节，我的心里很感惭愧！我愿意到外边去另外居住，我们时间长了互相见个面，我觉得这样对我很便当。”傅妾听后哭着说：“夫人你莫非想让灵王家贪上三件不好的事情吗？灵王不幸早死，这是第一件不好的事；夫人没有子嗣而奴婢傅妾却有儿子，这是第二件不好的事；夫人想住在外边，反让奴婢傅妾住在家里，这是第三件不好的事。我听说忠臣侍奉君主没有懈怠和厌倦的时候；孝顺的子女供养父母亲，生怕父母亲早离开人世。我又怎么敢因为身份稍微有点变化就改变节操呢？供养夫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夫人又哪里用得着多心呢？”夫人说：“我是个没有子嗣的人，而有辱主君的母亲，虽然你一片好意，愿意这样侍奉我，但世人还以为我不懂得礼呢。我还是决定要到外边去居住。”傅妾出来对他的儿子说：“我听说君子应当处顺，行为都要符合礼义，这就叫做顺。
现在夫人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她要到外边去居住，让我住在家里，这是大逆不道。与其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活着，还不如遵守礼法去死！”于是她想自杀。她的儿子哭泣着看守在她身边，并劝说她，可她不听。夫人听说后，很害怕，于是答应傅妾留下来。而傅妾还像以往那样，长年供养夫人，毫不懈怠。
【原文】后唐庄宗不知礼，尊其所生为太后，而以嫡母为太妃。太妃不以愠，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终始不衰，是亦近世所难。
【译述】后唐的庄宗不懂得礼法，将他的生母尊为太后，而封嫡母为太妃。
但是太妃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太后也不敢自尊自大。两个人自始自终和睦相处，这也是现在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乳母保母义重如山
【原文】《内则》：“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于室，他人无事不往。”
【译述】《内则》说：“应当为嫡子在宫中另辟一室居住，挑选性情宽厚、仁慈贤惠、温顺贤良、谦恭礼敬、谨慎寡言的人来做嫡子的教师、慈母和保姆，他们和嫡子住在一起，负责嫡子的教育，照顾他的生活，其他人没有事情不能随意进出嫡子的房间。”
【原文】鲁孝公义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与其二子——长子括、中子戏——朝周宣王。宣王立戏为鲁太子。武公薨，戏立，是为懿公。孝公时号公子称，最少。义保与其子俱入宫养公子称。括之子曰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称于宫中，入杀之。义保闻伯御将杀称，衣其子以称之衣，卧于称之处，伯御杀之。义保遂抱称以出，遇称之舅鲁大夫于外。舅问：“称死乎？”义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义保曰：“以吾子代之。”义保遂抱以逃。十一年，鲁大夫皆知称之在保，于是请周天子杀伯御，立称，为孝公。
【译述】鲁孝公的义保臧氏。最初，孝公的父亲武公与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括、中子戏——朝见周宣王，周宣王立戏为鲁太子。武公死后，戏继位，这就是懿公。其时孝公号公子称，年龄最小。义保带着儿子进入宫中抚养公子称。括的儿子名叫伯御，与鲁人发动叛乱，杀死懿公而自立，又到宫中寻找公子称，想杀死他。义保听说伯御要杀公子称，就把称的衣服穿在自己儿子的身上，让儿子睡在公子称的床上，结果被伯御杀死。义保抱起称出宫，在宫外遇到称的舅舅鲁大夫，舅舅问：“称死了吗？”义保说：“没有死，在这里。”舅舅问：“称怎么免于一死的？”义保回答说：“用我的儿子代替了称。”于是义保抱着称逃了出去。十一年，鲁大夫都知道称在义保那里，就请求周天子杀掉伯御，立称为诸侯，是为孝公。
【原文】秦攻魏，破之，杀魏王，诛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国曰：“得公子者，赐金千镒；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与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见乳母，识之，曰：“乳母固无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闻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赐金千镒；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傥知其处乎？而言之，则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则昆弟无类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处。”故臣曰：“我闻公子与乳母俱逃。”曰：“吾虽知之，亦终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国已破亡，族已灭矣！子匿之，尚谁为乎？”母曰：“吁！夫见利而反上者逆，畏死而弃义者，乱也。今持逆乱而以求利，吾不为也。且夫凡为人养子者，务生之，非为杀之也，岂可以利赏畏诛之故，废正义而行逆节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矣！”乳母遂抱公子逃于深泽之中。故臣以告秦军，追见，争射之。乳母以身为公子蔽矢，矢著身者数十，与公子俱死。秦君闻之，贵其能守忠死义，乃以卿礼葬之，祠以太牢，宠其兄为五大夫，赐金百镒。
【译述】秦国攻破魏国，杀掉魏王，还杀掉了魏王的几个公子，但是有一个公子没有找到，于是秦国就在魏国传令：“找到公子的，赏赐千镒金子；有隐藏公子的，就要杀掉他的全族。”这个公子的乳母与公子一起逃亡。魏国的一个旧臣看到乳母，认出了她，就说：“乳母别来无恙？”乳母说：“唉呀，我不知公子怎么办。”旧臣说：“公子现在在哪里？我听说秦国下了令，谁找到公子，赏赐千镒金子；谁隐藏公子，就诛灭全家。乳母知道公子的住处吗？如果说出来，可以得到千镒金子；如果你知道不说出来，你的兄弟就活不成了！”乳母说：“吁！我不知道公子在哪儿。”老臣说：“我听说公子是和你一起逃走的。”乳母说：“我即便知道，也不说出来。”旧臣说：“现在魏国已经灭亡，魏王宗族也被消灭，你隐藏公子，为的是谁呢？”乳母说：“唉！见利就上的人大逆不道，怕死而弃义的人就是乱臣贼子。现在持逆作乱以图利，是我所不愿意的，况且为人抚养孩子，为的是让他生存下去，并非是为了杀死他，我怎么能因为求利、怕死而去抛弃正义、为非作乱呢？我不能为了自己活命就让公子被人捉去！”乳母就抱着公子逃到深山里面。旧臣将公子的行踪报告给秦军，秦军追上去，争着用箭射他们。乳母用身体为公子挡箭，射到身上的箭多达几十支，最后她与公子一起被射死。秦国国王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欣赏乳母能够竭忠尽义，就下令按照卿的规格埋葬了她，而且用太牢祭祀她，还封她的哥哥为五大夫，并赏赐百镒金子。
【原文】唐初，王世充之臣独孤武都谋叛归唐，事觉诛死。子师仁始三岁，世充怜其幼，不杀，命禁掌之。其乳母王兰英求自髡钳，入保养师仁，世充许之。兰英鞠育备至。时丧乱凶饥，人多饿死，兰英乞丐捃拾，每有所得，辄归哺师仁，自惟啖土饮水而已。久之，诈为捃拾，窃抱师仁奔长安。高祖嘉其义，下诏曰：“师仁乳母王氏，慈惠有闻，抚育无倦，提携遗幼，背逆归朝，宜有褒隆，以锡其号，可封寿永郡君。”
【译述】唐朝初年，王世充的大臣独孤武都密谋叛变王世充，归顺唐朝，事情败露而被杀。他的儿子师仁仅三岁，世充可怜他幼小，没有杀，命令放在宫中抚养。师仁的乳母王兰英自愿受髡钳，入宫抚养师仁，王世充答应了她。兰英抚养师仁，无微不至。这时由于战乱和饥荒，很多人饿死了，兰英到处乞讨，捡拾，只要得到一点吃的，就拿回去喂师仁，而她自己只是吃点土、喝点水而已。过了很长时间，她谎称捡拾谷子，悄悄地抱着师仁跑到长安。唐高祖嘉奖她的仁义，下诏说：“师仁的乳母王氏，以慈惠而闻名，抚育别人的遗孤，不知疲倦，而且背逆归朝，应该给以褒奖，以宣扬她的名声，可以封她为寿永郡君。”
【原文】五代汉凤翔节度使侯益入朝，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叛于凤翔，有怨于益，尽杀其家属七十余人。益孙延广尚襁褓，乳母刘氏以己子易之，拖延广而逃，乞食于路，以达大梁，归于益家。呜呼！人无贵贱，顾其为善何如耳！观此乳保，忘身殉义，字人之孤，名流后世，虽古烈士，何以过哉！
【译述】五代后汉凤翔节度使侯益入朝谒见皇上，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在凤翔反叛，他跟侯益有仇，就杀死侯益的家属七十多人。侯益的孙子延广还在襁褓之中，乳母刘氏用自己的儿子换了延广，抱着延广逃跑，沿路乞讨，终于到了大梁，回到侯益的家中。呜呼，人没有贵贱之分，关键是看他做没做好事。看这些乳母，舍身取义，替别人抚养孤儿，名传后世，即便是古代那此坚贞不屈的刚强之士，也未必超过她们。
附一：司马光传(选自《宋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从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置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兖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既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
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吏喧哗则逐中执法，辇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
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
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驁，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遗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当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佾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于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驁，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
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乐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知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候，光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閤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
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
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秋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籴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干，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观觐，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蔡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界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確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粜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遂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
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尽像以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译文】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七岁的时候，严肃如同成年人，听别人讲《左氏春秋》，他特别喜爱，回家后将所听到的讲给家人，竟能说出其中的大意。此后，他整天手不释卷，非常爱读书，往往不知道饥饿、口渴和寒暑季节。有一次，一群小孩在院中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爬到一口大缸上，不慎落入缸中，小孩们很害怕，都逃跑了，只有司马光非常冷静，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缸砸破，缸里的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小孩得救了。后来京师、洛阳一带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广为传诵。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岁。他不喜欢华丽，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土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朝廷授予他奉礼郎，因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便请求任苏州判官以便能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父母亲去逝后，他守丧多年。以至容貌憔悴。他谨守礼节，守丧期满，负责武成军判官的事务，后改为大理评事，增补为国子监直讲。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负责礼院事务。
中官麦允言死后，被给予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司马光说：“戴很多缨子的帽子上朝，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亲近的大臣，并没有多少功劳，而被赠以三公的官位，给予一品官的仪仗队，看他帽上的缨子，这不也太多了吗？”夏竦死了之后被赐谥文正，司马光说：“这个谥号是最美的了，夏竦是什么人，可受得起吗？”因为他的话，夏竦被改谥文庄。司马光被任命为集贤校理。
司马光接受庞籍的邀请，担任并州判官。麟州屈野河西良田颇多，西夏人蚕食这一带土地，已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巡视，司马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御西夏人，招募老百姓去耕种土地。耕种的人多，粮食买卖价格就低，也就可以慢慢缓和河东粮食价格昂贵而依赖远处供给的忧虑。”庞籍听从了他的计策。麟州将领郭恩勇敢却有点狂妄，率兵在夜间渡河，不设防备，被敌方消灭，庞籍因此获罪，离开了麟州。司马光三次上书陈述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但没有得到答复。庞籍死后，司马光上堂拜见他的妻子，待她像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赞他。
后来，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这时，交趾贡纳一种奇怪的野兽，说是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即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也不能说明是祥瑞之兆，希望送还他们的所献之物。”他又写了一篇赋进行讽谏。他又修撰起居注，供职礼部。有关部门说有日食，按惯例，日食不满度数，或许京师看不见，就应当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得见，京师看不见，这说明君王被阴险邪恶的小人所蒙蔽；天下的人都知道，唯独朝廷不知道，它所带来的灾害会更厉害，不应当庆贺。”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他与别人一同负责谏院的时候，苏辙在回答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言辞切中要害而且很直率，考官胡宿打算不录取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应该落榜。”因为司马光的这一建议，皇上下诏将苏辙定为最后一等。
仁宗身体不好，可国家的继承人还没有确定，天下的人都很忧虑却不敢说话。谏官范镇首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也发表意见，并且赠送书信给范镇，劝他以死抗争。到这时，司马光又对皇上当面说：“我过去在并州作通判，所上的文书三章，希望陛下果断笃行。”皇帝深思了好久，然后说：“莫非想要挑选宗室后代作为继承人吗？这的确是忠臣说的话，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司马光说：“我说这个，自己认为一定会招来死罪，没想到皇上如此开明，竟然接受了。”皇上说：“这有什么不好，古今都有这类事。”司马光退朝后没有听说有诏令，就又上书说：“我前面所说，心想立即就会施行，现在却没听到什么，这中间一定有小人说陛下身强力壮，怎么立即做不吉祥的事？
那些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仓猝之间，拉拢他们所看重的和友善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能说得完吗？”皇帝大为感动，说：“将司马光的上书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说：“诸公没来得及商定，他日宫中半夜传出寸纸，把某人作为继承人，而且全国的人不敢违背。”韩琦等双手作揖说：“不敢不尽力。”不久，下诏让英宗负责宗正事务，英宗一再推辞，不肯答应，于是被立为皇子。英宗又说自己有病，不肯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富贵，已经快一个月了，可见他比一般人贤惠得多。然而，对父亲的召唤不答应，君王征召，却不肯应征，希望以臣下的道义来责备皇子，想必他一定会入宫。”皇上照他说的办，英宗果然接受了征召。
兖国公主嫁给李玮，李玮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皇上下诏调李玮到卫州，李玮的母亲就去归附其兄李璋，公主回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娶了公主。现在是母子分离，家事零落，唯独皇上未感觉到没有恩泽吗？李玮已经被罢黜，公主怎么会没有罪呢？”皇帝明白了，下诏让公主到沂国，对待李氏的恩惠也不变。朝廷要晋升他为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官，他一再推辞，于是改授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并负责谏院的工作。当时朝廷对许多违法的事多姑息迁就，小官吏们起哄就可以驱逐执法官；负责皇帝坐车的官吏违令、傲慢，竟能撤换宰相；卫士们行凶造反，可监狱不去穷追他们的责任；兵士辱骂三司使而不被认为是冒犯长官。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犯死罪的发端，不能不将他们正法。
充媛董氏死后，被赠淑妃称号，大臣停止上朝，为她服丧。官员们都前去抚慰，为其议定谥号，实行册封的礼节，送葬时为其配备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位次本来低微，病危将死时才拜为充媛。古时候妇人没有谥号，近代的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是用于奖赏有军功的人的，从来没有用于妇人。唐朝平阳公主有率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享此殊荣。到了韦庶人才开始下令妃子下葬的日子都给予鼓吹，但这不是要让它成为制度，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议定后宫的封赠办法，皇后和妃子全部要封赠三代，司马光说：“妃子不应当与皇后一样，西汉时的袁盎引导慎夫人离开与皇后同坐的席位，也正是这个缘故。仁宗天圣年间行郊祀祭礼，太妃只赠给二代，何况是妃子呢？”英宗即皇帝位，患病，慈圣光献皇后和他一同处理政务，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遭到国内人士的非议。现在处理政务，大臣中忠诚厚道的像王曾，清廉纯正的像张知白，刚正不阿的如鲁宗道，正直无私的像薛奎，等等，应该相信重用他们；猥琐、卑鄙的像马季良，谗害忠良的像罗崇勋，等等，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
英宗皇帝病愈，司马光料想一定会追尊继皇子的事，于是上书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代，但终究不去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继承西汉元帝，也不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永久的法则。”后来皇上下诏让两制集体商议濮王的典章礼节，学士王珪等互相观望不敢首先表态，司马光独自挥笔写道：“作为一个人的后嗣，就是为人之子，不能顾及自己的亲属。大王应该准许封赠他的父亲，称为皇伯，给他高官和大的封国，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荣宠。”商议定了，王珪即命令属吏将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商议的结果。呈上去后，与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六位御史力争，都因此而遭到贬斥。司马光请求将他们留下，没被准许，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受贬。
起初，西夏派使者来参加祭祀，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护送作伴，他对西夏使者很傲慢，并出言侮辱西夏国王。使者回去之后，报告了朝廷。司马光与吕诲请皇上对高宜治罪，皇上没有听从。第二年，西夏人犯边，杀掠官吏和平民。赵滋在雄州为官，只是凭他的勇猛和强悍治理边境，司马光先前就认为这样很危险。此时，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的南面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我们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归附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到他们桀驁不驯的时候，又听其所为，姑息他们。近来西边的祸害起于高宜，北边的祸害因为赵滋，可是时下却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所以边境的官吏都以惹是生非为本事，渐渐发展到不可阻挡。应该给边境的官吏下令，在边疆处理小事动辄用武的人，按犯罪论处。”
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自己留在家里。皇后归政后，有关部门制订法律，规定皇后想要的东西，要上奏两次才供给。司马光说：“应该转交给有关的部门来负责供给，并要如数告诉皇后，防止有人从中作弊。”
曹佾没有什么功劳被任命为使相，两府都升官。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要慰藉母亲的心，而提拔无名之辈，这样守卫的老将、侍奉的小臣，一定会有所希冀。”不久，又晋升都知任守忠等官员，司马光又争辩，他议论说：“任守忠是个大奸臣，陛下被立为皇子，也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和破坏重大决策，破坏各种事情，幸好先帝没有听从；等到陛下继承皇位后，他又多次干坏事，是国家的大贼。请将斩首于都市，以答谢天下。”由于他的这一议论，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让他到蕲州，天下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皇上下诏征发陕西义勇二十万人，百姓为此惊扰，而且这些人纪律混乱，根本就不能任用。司马光慷慨激昂地加以评论，把情况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祚现在正桀驁不训，如果他听说一下增兵二十万，难道不会感到震惊害怕吗？”司马光说：“用兵之所以贵在先声夺人，是因为这毕竟不真实，仅可以欺骗一时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这些兵不堪用，不超过十天，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实情，人家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打了胜仗，担心现在又会像那样，现在已下圣旨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再充军防守边防。”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老百姓不会相信，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要有忧虑。”司马光说：“您在这里，可以这样，他日别人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公事征兵，招兵运粮、守边，这些都是易如反掌的事。”韩琦不再作声，可事情也就这样了，也并没有停止老百姓的兵役。还不到十年，就都像司马光所忧虑的情形了。
王广渊被安置到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邪不可亲近，说：“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不看重张美。王广渊在仁宗在世时，私自结交陛下，难道可以说是忠臣吗？应该贬黜他，以严肃天下。”不久司马光被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又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写文章，有的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学问，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就像两汉的诏书就可以了；何况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却说不能作四六骈文，这是为什么？”终究推辞不掉。
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被罢官，让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了官职，那么御史中丞我现在不能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后，再来就职。”他的话被答应了。他又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周详。他还说：“我事奉三朝皇帝，都以这六句话为中心进献忠言，我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都在这里。”他任音乐院内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调到内殿做一段时间的领班就调出去了；但近年有的官吏暗中领取国家财物，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马光议论说高居简是奸邪之人，请求疏远和流放他。他接连上了五次奏章，皇帝终于罢黜了高居简，并全部罢免了那些转寄资财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人，后来留下二人，司马光又极力抗争。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与众望不符，皇帝没有听从。但继续让他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无法全部浏览，于是他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给皇上。英宗看了十分高兴，下令置局秘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宋神宗并赐名为《资治通鉴》，还为这部书亲自撰写《序》，让人每天为他进读。
朝廷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侯，司马光说：“朝廷在刚建立的时候，大政施展困难，所以必须使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把他们叫做随龙，但这并不是平时的常法。閤门祗侯在文臣是馆职，怎么可以让服役的仆人担任呢？”
西部少数民族部落将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兵众，挟谅祚来投降，诏令边境的臣子招纳他的人众。司马光上疏尖锐地指出说：“嵬名山所凭借的民众，不一定能制服谅祚。即便侥幸战胜，消灭了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这有什么利益？如果不获胜，嵬名山一定带领民众来归顺我们，到那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我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而且又会失信于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余众还多，返回北边又不可能，进入南边又不被接受，他到了穷困无所归附的时候，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境城堡来以求自救。陛下难道没有听说过侯景的事吗？”皇上没有听从他的话，派遣将领种谔带兵迎接，夺取绥州，花费了六十万。对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百官上尊号，司马光掌管诏书，他说：“先帝举行祭祀大礼，不接受尊号。到先帝末年时，有人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我们没有，因此没有到册封的时候又进行了册封。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但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取名来加封给自己。希望揣知先帝的本意，不要接受这个名号。”皇帝很高兴接受司马光的建议，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并让他写好答谢辞，以昭示内外人士。
掌管政务的官吏，认为河朔一带天旱歉收，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在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黄金绢帛之类。皇上下诏让学士们议论这件事。
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这件事可以这么办。”王安石说：“常衮推辞政事堂的公膳，当时的人认为常衮没有什么能力，应当辞去职务而不应当推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一时的紧急事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收谷，用箕收取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就能够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老百姓那里，就在公家，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历害。这大概像桑弘羊骗汉武帝一样，太史公写他，那是因为太史公也不明白。”对这个问题，群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然而暂时不能允许。”正巧让王安石草拟诏书，他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
王安石开始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坚决反对，上书陈述利害。
迩英将上书进献诵读，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皇帝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得通吗？”回答说：“不仅是汉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则，这个法则即使保存到今日也没问题。汉武帝采取高祖纷纷改变成规的办法，结果盗贼布满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时候的政策，汉朝的王业从此衰落。这样说来，祖宗之法是不能变改的。”
吕惠卿说：“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巡行境内的考绩制度就是这样；还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法时轻时重’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说的不对，他的用意在于讽刺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布法象魏，是颁布原来的法规。诸侯国改变礼节和乐器的，国君在巡行时遇到就要诛杀诸侯王，这就是说这些不是可以随便改变的。
关于刑法，刚建立的国家用轻法，混乱的国家用重法，这就是所谓时重时轻，但并不是变化。况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没有倒塌就不要另造新房。公卿侍从们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
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富，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们是可以的，但不能让掌管政事的人干预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立三司条例司，不知为了什么？
宰相用德行辅佐君王，怎么用规程、条例呢？如果用规程、条例，那是低级官吏的所为。现在看到的详见于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别的话来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互相讨论事情的错对，何必这样！”司马光说：“百姓放债收取利息，还能够蚕食剥削下等的人家，何况政府放债呢？危害可想而知。”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借，不愿借的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无知识的老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但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政府不强迫，那些富裕而放贷的百姓也不强迫。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做交易。后来物价暴涨而和籴之法没有取消，终于成为河东的世代祸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会像这样。”皇帝说：“官仓籴米怎么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也不好。”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然后我们用这些省下的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很穷，一粒米而能使人变得贪暴凶残，现在不籴米而收取漕运的费用，是放弃那些有余的，而去与那些穷的人收，对农业和商业都有害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说的，切中了要害。”
一天司马光留下来与皇帝说话，皇帝说：“现在天下一片混乱，这大概就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民众所厌恶的’。”
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论证其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制订的那些条例，唯独王安石、韩绛和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能够就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皇帝想要重用司马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直言劝谏皇上，内心却在讨好下臣。所说全部是危害国家政务的，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是对国政有危害的人，如果想将司马光安置在身边，让他参预讨论国家大事，这关系到国家走向繁荣还是走向削弱。司马光的才能本来不足以对国政形成危害，但是他处在高位，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会倚附他，以他为依托。韩信树起汉的红色旗，赵地士兵的勇气就全没有了。现在任用司马光，就等于是给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树红色旗。”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就呆在家里请求辞职。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因为我狂妄直率，也许对国家有点好处。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和职位使我荣耀，而不听我的意见，是将官位当作私恩，而不是真正任用人。我只是拿俸禄和职位作为自己的荣耀，而不能拯救百姓于灾难之中，这等于是盗窃国家的名位和车服仪制来为自己谋利。陛下如果真能够罢掉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令，虽然不任用我，我得到的恩赐也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不过是说使者骚动州县，这仅仅是现在的祸患而已。可是我所忧虑的，乃是十年之后，而不是今天的事。一般说来，老百姓的贫富，与他们的勤劳和懒惰有关，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定求助于别人。现在拿出钱借给百姓而指望收取他们的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而使者又以多借出去为功劳，这一切都是强行分配。国家担心他们拖欠债务，一定要让穷人和富人互相担保，以后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债务，就会向四方逃走；富裕的人不能离开，一定倒被责令偿还其他人家所欠的债。春天开始到秋天结算，数额一天天增大，贫困的人跑光了，富裕的人也变成穷人了。十年以后，百姓没有能生存的了。现在又全部散发常平仓的钱谷，来实行青苗法，日后如果想要恢复常平仓，有那么容易吗？富裕人家也没有了，常平仓也废了，再加上军队开销，因而很快就会造成饥荒，这样老百姓中那些赢弱的一定会死于沟壑，强壮的一定会聚集起来造反为盗，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上书陈述达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负责军事的，为官各有职责，不应该拿其他事情来推辞自己的本职工作。”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接受任命，就还是侍从，对于任何事情没有不能说的。”王安石出来主持政事，司马光于是获得请求辞职的机会，于是离开了京城。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永兴军。宣抚使下命令分拨义勇戍守边疆，挑选军队中的骁勇武士，招募市井中那些不怕死的少年为奇兵，并征调百姓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望楼，关辅一带因此而被骚扰，不得安宁。司马光极力呼吁：“国家和人民都困弊疲乏，不可以再生事，京兆一路全部是内郡，修缮并不是当务之急。宣抚的命令，不敢听从，如果说在军事方面缺乏什么，我担负责任。”于是一路独免骚扰。后来，又调他到许州任知州，他急忙朝见皇帝，不想赴任；请求回洛阳西京御史台任职，从此绝口不谈政事。皇上请求进谏的诏令下达以后，司马光读后感动得流了泪，想默不作声又不能自禁，于是他又陈述了六件事，还写信谴责宰相吴充，这些事情见于《吴充传》。
蔡天申担任察访官的时候，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对他恭敬得像对待上司一样；当朝拜谒应天院神御殿时，官府单独为他设了一班，以示不敢与他对抗。司马光回头对台吏说：“把蔡寺丞带回本班。”官吏于是带蔡天申站到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后，蔡天申很感窘迫和沮丧，当天就离开了。
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言语不流畅的疾病，自己怀疑将离开人世，便预备了遗书，将其放在屋内卧房里，打算一旦病情加重，就将它托好友送给皇上。官制施行，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让他担任东宫太子的师傅。蔡確建议说：“国家的太子刚刚定下来，希望能稍微推迟一下。”这时《资治通鉴》还没有全部完成，皇帝特别注重这本书，认为比荀悦的《汉纪》还要好，皇上多次催促他快些完稿，并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他。书写完后，加授他为资政殿学士。
他居住在洛阳的十五年，天下人将他当作真正的宰相，村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都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皇帝去逝后，司马光赶到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他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围观，以至于马都不能通过，大家要求说：“你不要回洛阳了，就留下来作宰相，快救活百姓。”继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当前首要的任务，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帖文书、告示。朝廷针对大臣有意见的，定下了六条，说：“暗中有所怀疑的人；挑拨与自己无关的事的人；或者煽动动摇重要事情；或者迎合王安石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对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人，坚决惩罚不赦。”然后把它交给司马光，司马光看后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话，一说话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朝廷详细讨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颁布施行。在当时，上书言事的人数以千计。
朝廷准备起用司马光作陈州知州，但过阙的时候，又将他留下任为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司马光所过的路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呼喊说：“感谢司马相公，你不要去朝廷了，好好保重身体，来救活我们吧。”当时天下的老百姓，对新政都拭目以待，可是议论的人还有人说：“先皇刚去世，现在的皇帝三年不能改变父亲的制度。”只是粗略地举出一些细小事情，稍微搪塞人们的耳目。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好的部分即使百代也不应该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制的法规，已成为天下的祸害，更改它们就像救民于水火一样。何况太皇太后是因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众议决定了，于是罢去保甲团教，不再设立保马法，废除市易法，将所储存的物资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老百姓所欠的钱；有关京东铁钱及茶盐的管理办法，也都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咸丰时期的旧臣，大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拿父子情义离间皇上，那么大祸就会发生了。”司马光神色严厉地说：“上天如果要降福宗庙，必定不会有这类事。”于是天下的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司马光又患病，皇帝下诏让他朝会后再去拜见，不要激动。当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还存在，而对待西方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统一。司马光叹息说：“这四种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也不能瞑目呀！”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事交给了儿子，但国家大事没有可寄托的人，现在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他评论免役法的五点害处，请求朝廷下令罢黜此法。建议各位将领下属的兵士都要隶属州县，军政事务应当委托郡守、县令一同决定。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转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他还认为，关于边疆问题，以和少数民族讲和为好。认为监司现在多为新近选拔的少年，大都刻薄急躁，应当命令亲近的臣子从郡守中选拔举荐，而要在通判中选拔转运判官。又建议国家设立十科荐士法。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又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除上朝朝拜，准许他坐肩舆，三天到一次朝廷。司马光不敢接受，他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处理事务。”于是皇上下诏让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和皇帝商议事情，并且对他说：“你可以不下拜。”在司马光的再三反对之下，朝廷终于罢去了青苗钱，恢复了常平仓的粜籴法。太皇太后都虚心地听从他的意见。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了，一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和身体状况。
而且他们的君主命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了，不要轻率生事，发生边境纠纷。”这时，朝廷对司马光言听计从，司马光也想要以身报国，于是他亲自过问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宾客们见他身体羸弱，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
司马光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于是他工作更加努力。病危将死之时，他已不再有知觉，然而他对别人仍然恳切教导，好像是在梦中说话，但所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
这年九月，司马光去逝，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逝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丧，以至明堂建成的大礼也没有去参加祝贺。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赠给死者的衣服是一品官的礼服，赠送的银绢多达七千。并下令让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监护丧事，归葬到陕州。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司马光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到了绍圣初年的时候，御史周秩首先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全部废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请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没有允许，但下令剥夺他的赠谥，推倒为他立的碑。可是，章惇一直不停止地攻击司马光，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追贬他为崖州司户参军。宋徽宗即皇帝位，恢复他为太子太保的名分。到蔡京专权的时候，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在京城撰刻《奸党碑》，并命令郡国也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匠安民不得不刻字，他推辞说：“我是个愚蠢之人，不知道立碑的意义。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反说他是奸邪，我安民怎么忍心刻！”长安府的官吏感到恼怒，要治安民的罪，安民哭着说：“我被征发服劳役，不敢推辞，但在碑的最后请求不要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人。”听到此话的人都感到非常羞愧。
至靖康元年，重又赠他原先的谥号。到建炎年间，将他供奉在哲宗的庙里，与哲宗一起享受祭祀。
附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本文作者：崔凡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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