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事业的思想。这不仅等于为义务兵役制创办了一所业余预科学校，而且 也为服役期满的退伍青年准备了继续提高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场所。“1951
年，刘少奇同志曾指示肖华和刘亚楼同志，考虑在我国建立航空科学志愿学 会一类的组织，着手培养国防后备力量。周总理也同意我们筹建中央国防体
育俱乐部，重点试办。”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还须继续加强。
1952 年 6 月，在贺龙主持下，在北京建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3 年 中，还先后在青岛建立了航海俱乐部，在成都建立了初级滑翔站和重庆跳伞
运动站，并以这几个城市为重点，分别试办了航空模型、无线电和军事野营 等 10 项军事活动。参加学习军事技术和国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达 5 万多人。
1956 年，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简称国防体协），
先后由蔡树藩和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兼任主任。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支持 下，航海俱乐部、滑翔学校、射击场、航空干部训练班、滑翔机制造厂、摩
托俱乐部、航空俱乐部、航海模型俱乐部、潜水俱乐部等相继成立。新中国 的国防体育运动逐步开展了起来。
贺龙认为，在国防体育中，射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便于普及的项目. 他说：“国防体育首先要开展射击运动，要使每个人都学会打枪。”贺龙亲
自出任国家射击队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从部队选调来了近百名神枪手，成立 了第一支国家射击队。贺龙带领射击教员钱福锦等，跑遍了北京城郊，在西
郊翠微山下选定了北京射击场的场址。1955 年 10 月，中国第一个大型射击 场——北京射击场建成。11 月 1
日，在新落成的射击场举行了由中国首次主 办的国际射击友谊赛。参加的有苏联、保加利亚、朝鲜、蒙古、罗马尼亚、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选手。贺龙两次到场检查比赛的准备情况。观 看中国运动员的训练。在同运动员谈心时。有几名运动员说：“苏联选手的
射击技术很高，他们是老大哥，我们赢不了人家。”贺龙说：“不管老大哥 老二哥，比赛场上我们就是要赢。胜了，我们就是老大哥！”这席话，给中
国运动员增添了极大的勇气。
中国选手牢记贺龙的嘱咐，在比赛中发挥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团体总分 列第四名。李素萍夺得了女子小口径步枪 20 发立射的冠军。中国射击队第一
次参加国际比赛，就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信心大增。在友谊比赛闭幕的庆祝 舞会上，贺龙特地把李素萍带到周恩来身边，介绍说：“这是你的老乡。这
次比赛得了冠军。”周恩来高兴他说：“咱们国家第一次搞这种比赛，成绩 不错。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啊！”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93_1.bmp}1958 年 8 月，在北京
龙潭湖举行全国规模的航海模型比赛。贺龙邀请陈毅、叶剑英两位元帅和肖 劲光、刘仁等观赛。他们仔细地欣赏了 100 余艘小巧玲珑的各种舰船模型。
在青少年自行设计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模型前，贺龙异常兴奋他说：” 我们要建设一条强大的海上铁路。”他当即指示，比赛后，国防体协要组建
一支航海模型队到全国各地巡回表演。赛后，国防体协挑选出各类船模 20 余艘，加上当时的摩托艇队，共 30 余人，组成“中央航海模型摩托艇巡回表
演队”，先后在武汉、广州、上海等 12 个大中城市进行了表演，仅长沙市， 观众即达 20 万人。
贺龙对航空运动也十分重视。1958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和蔡树藩来 到位于良乡的中国第一个航空运动基地——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视察，看望
正在集训的跳伞运动员。贺龙看到运动员食堂设在一间又窄又脏的锅炉房 里，眉头立刻皱到了一起，很不高兴他说：“食堂怎么能设在这儿？”他指
示俱乐部的领导要关心运动员的生活，立即解决食堂房子。贺龙还经常督促 国防体协的领导人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运动员们没有辜负老一
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在各种竞赛中，多次创造世界纪录。当时，31 项航空 模型比赛的世界纪录中，中国居第一位。
1960 年，贺龙提出了”以滑翔为国防体育的重点”。贺龙认为，开展这 项运动，一方面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勇敢精神，普及航空知识；另一方面，可
以直接向空军输送预备人员。他说：“空军每年需要（招收）多少名飞行人 员，只要到航空俱乐部去查查档案即可。” 1964 年 8 月 29 日，中国人民航
空运动协会在北京成立。贺龙亲临祝贺，并对以后的航空运动如何开展，作
了具体指示。从此。中国的航空运动翻开了新的一页。全国各地的航空俱乐 部、滑翔学校向空军输送了一批批滑翔员。仅山西省 1964 年到 1966 年就输
送了 120 名。
对军队中的体育运动贺龙尤其重视。他把体育看作是军事训练、思想作 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 年 4 月 13 日，贺龙指出：人民解
放军“必须在部队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加强体育锻炼，使每个同志都能够 更好地掌握现代作战技术，使每个同志都能够高度地发扬现代作战的组织性
和纪律性，连续性和艰苦性，以便克敌制胜。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坚强耐劳 的体魄，没有机动、敏捷的体能，没有勇敢、坚毅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不可能
的。而体育运动是实现上述条件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要求多多提倡适应军 事需要的各种体育活动，把部队中的所有成员都组织到一定的体育活动中
来。不久，国防部颁发训令，指示各军兵种建立健全体育机构，在团以上单 位配备专职体育干部。1955 年，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设立了体育局。贺龙
向训练总监部推荐曾担任过东干队篮球队队长的韩复东当局长。
此时，韩复东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兼汕头警备区司令员。他觉 得自己年纪已大，不想再搞体育工作了。贺龙对他说：“这可不能从兴趣出
发呀！我这么大年纪了，党中央、毛主席还叫我当体委主任。我不是从兴趣 出发，这是党的事业。让你来又不是让你上场打球，是来当体育局的局长，
领导军队的体育工作。你才 30 多岁，不但要来，而且一定要搞好。”贺龙还 对他说：”体育和国防的关系更是密切，陆、海、空军都要有好的体魄。飞 行员 1
小时飞行几百公里，以至上千公里，没有好身体怎么行？所以，搞好 体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体育出战斗力。”在中共
中央军委和无帅们的关怀下，人民解放军的体育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1959 年 5 月举行第二届全军运动会，有 1 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有 28 人次超过
16 项世界纪录， 16 人次、2 个队超过 2 项国际友军运动会纪录， 101 人 次、6 个队打破或创造了 50 项全国纪录。
勇攀世界体育高峰
贺龙在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还花了很大精力领导专业体育 队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定登山、乒乓球和羽
毛球作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突破口。
地球上 14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9 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 中国的登山运动在 1955 年以前，还是空白。
1955 年 3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 35 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 这支年轻的登山队，到 1958 年，先后征服了苏联境内最高峰万厄尔布鲁士
峰，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公格乐九别峰和号称“山中之王”的 贡嘎山，中国的登山运动开始起步。为了发展这一运动，按贺龙指示，在国
家体委设立了登山处。1957 年攀登贡嘎山时，丁新友①等 4 名运动员不幸殉 难。一时，一些人认为，登山又费钱、又费力、又危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甚至主张撤销登山队。贺龙认为：登山运动不仅是一项有意义的体育运动， 而且，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科学考察都有重要意义。“登山队不但不能
取消，还要加强！”他指示国家体委，处理这一事件时，一要表彰登山队， 二要纪念烈士，”先开庆祝会，再开追悼会。”贺龙的坚定态度，使中国登
山运动得以坚持了下来。
1956 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 1957 年 9 月，苏 方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在 1959 年 3 月至
6 月，从北坡 攀登珠穆朗玛峰。贺龙支持这一倡议。1958 年春，他交代国家体委就中苏联 合攀登珠峰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得到了批准。4 月 8
日，贺龙召 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 开座谈会，研究攀登珠峰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提出，尽快成立登山协
会，扩大登山队伍，进行科学考察和技术准备，以保证明年攀登珠峰成功。
1958 年 7 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 贺龙让黄中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作了详细汇报，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挥
部，贺龙亲任总指挥，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 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1959 年 3 月，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登山活动无法进
行。贺龙指示“继续进行准备，改为明年攀登”。西藏叛乱平息后，国家体 委及时通知苏方，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可于 1960 年 3 月进行，邀请苏方代表来
华具体协商。但是，苏方一直拖到 1959 年 11 月底才派代表来华会谈，而且 提出将联合攀登珠峰的时间推迟到 1960
年以后，但无充分理由。这表明，对 方已无意实施原定计划。
12 月 20 日，贺龙把黄中、史占春和登山队副队长袁扬请到办公室，问 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说：
“其他方面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 8000 米以上高度的装备。 按照原来的协议，这由苏方提供。苏联不参加.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可
是，目前我国还不能生产。”贺龙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 预算。我给刘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说罢，他站起来说：“好，就这
样吧。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 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① 丁新友：北京大学助教，作为科学工作者参加攀登贡嘎山时不幸殉难。
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后 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
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邓小平说：“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 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周恩来
同意了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
贺龙对攀登珠峰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因此，他决定派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去西藏担任第一线指挥员。1960 年 2
月，贺龙对韩复东说：“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 科学考察。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
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登山队应该有部队的战斗作风。你是打过仗的 人嘛，所以派你去。后方的事有黄中同志。前方就委托给你。你的位置，应
该在距离登山队最近的地方。”
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 下，贺龙、李达和黄中在北京组织了力量雄厚的科学考察队伍，制定了详细
的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央气象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 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强的干部、科研人员，参
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参加这次攀登珠峰的总共有
214 人。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方案进
行了修改，并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 西藏工委组织了有西藏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
全力进行保障。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
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此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反华逆流，国内又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贺 龙深知，在这种时候攀登世界最高峰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对史占春说：”现
在中国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们是真正的攀登高峰。”史占春向贺龙立下 了“军令状”：我们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非
成功不可！贺龙说：“有这个志气就好！你们要注意‘三气一线’，就是天 气、氧气、志气和登山路线。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条件。要么不爬，要
爬就要爬上去。我在北京准备开几万人的大会欢迎你们！”
1960 年 3 月 25 日，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最高峰挺进！
4 月 15 日，韩复东在登山队队部传达了贺龙的要求。他说，贺老总非常 关心大家，让我给大家捎三句话：第一，争取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把五星
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第二，注意安全，决不打盲动仗，但在充分准备的基 础上，也可以打几分冒险仗；第三，如果在顶峰与外国登山队相遇，就应当
采取正确的态度。
贺龙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起了一幅大比例尺的珠峰地形图，上面标示着登 山路线和每一个营地的位置。他让秘书守着电话，随时听取登山大本营的报
告，并在地图上标明登山队每日到达的位置，便于不断了解登山进展情况。 由于天气恶劣，登山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遇到了困难。后来，虽然完成
了任务，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有希望登顶的运动健 将如史占春、王凤桐、许竞、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冻伤，不能继续
攀登。这一严酷的现实，在登山队引起了不安。此时，周恩来访问缅甸后回
到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知道这一情况 以后指示说：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贺龙向登山大本营传达了周恩来的
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 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在 5 月 25 日黎 明 4 时 20 分胜利登上了顶峰！
新华社随队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 高峰的第一条电讯。贺龙收到了登顶成功的报告，眼里也闪出喜悦的泪花，
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宴会，接到 贺龙的电话，他兴奋地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征服世界最高峰干杯。然后，
他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深情他说：“这杯酒留着，等 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请他们喝！”
贺龙也向登山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 建议他们为此发行一张号外。当天，《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份套红“号
外”，飞舞在首都街头。人们争相阅读，奔走相告，群情振奋。
6 月 26 日下午，国家体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工人体 育场联合举行了有 7 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贺龙对大会组织者说：要让
登山英雄们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坐在一起。于是，身穿蓝色登山服和藏族服 装的史占春、许竞、贡布和刘连满，同董必武副主席、贺龙、罗瑞卿、郭沫
若等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了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贺 龙在大会上说：“我国登山队在全国人民热情支援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
终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上珠穆朗 玛峰的创举，在世界登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解
放了的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他热情赞扬说：”在登山队的 英雄当中，有不顾高山缺氧的危险和身体极度疲劳，坚持不渝爬上顶峰的王
富洲、贡布、屈银华；有身先士卒，历尽艰辛破冰前进的登山队长史占春； 有让战友踩着双肩越过绝壁，把宝贵的氧气留给同志的刘连满；还有无数往
返奔波于冰山险川之间，为了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贡献一切力量的英雄。 这种无比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是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精神面貌的
集中反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香港的一家报纸评 论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竞赛。中国以 3：0 获胜。”国际登
山界盛赞中国登山队的这一胜利，说它将作为登山探险的一个里程碑永远载 入史册。
攀登珠峰后，登山协会提出： 1964 年向最后一座 8000 米以上的处女 峰——希夏帮马峰冲刺。贺龙支持这一计划，他说：“爬希夏帮马峰，要爬
就得爬上去。将来再登珠穆朗玛峰时，从北边上，南边下；或从南边上，北 边下。”史占春说：“将来我们可以组织两支队伍，同时从南，北两路登，
南上北下，北上南下，就是来个双上双下。”
贺龙听了大为振奋：“对嘛！这个办法比我想的好。这样做是一个壮举， 不但影响大，而且是世界第一！”
希夏帮马峰海拔 8012 米，是世界上最后一座尚未有人攀登过的 8000 米 以上的高峰。“希夏帮马”是藏族人民给它取的一个并不美妙的名字，意即”
青稞枯败，牛羊死光”的地方。许多外国登山家把它称作“神秘的山峰”。
1964 年 5 月 1 日，由 13 名汉、藏族运动员组成的突击队，在队长许竞、 副政委王富洲、副队长张俊岩率领下，登上“突击营地”。5 月 2
日，许竞、 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索南多吉、成天亮、米马扎西、多吉、云 登等 10 名勇士登上了峰顶。
贺龙在招待登山队的宴会上说：登希夏帮马峰，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 但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登山队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自
己的一双手、两条腿，从万分险恶的岩石和冰雪上，踏出一条路来，直达顶 峰。他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登山队学习，横扫骄娇二气，吃大苦、
耐大劳，勤学苦练，掌握过硬本领，迅速地攀登上各项体育运动的世界高峰。 中国现代登山运动从一开始就同科学考察联系在一起，这应当归功于贺
龙。贺龙说：“没有科学考察，登山就没有生命力。登山队员要用科学成果 为国家建设服务。”攀登珠峰成功以后，贺龙向登山队员提出了要成为登山
家、探险家和科学家的新要求。在攀登希夏帮马峰时，贺龙还决定，攀登成 功以后，举办一次高山科学考察展览会。因此，无论是攀登珠峰，还是攀登
希夏帮马峰，登山的科学家们都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计划，获得了大量的数据
和标本。 在新中国，乒乓球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水平很低。后来由于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以及乒乓球界有识之士的努力，这个项目的水平 提高很快。在 1959 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
第一个世界冠军。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决定， 1961 年在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 乒乓球锦标赛。这是国际体育组织第一次委托中国组织的单项世界大赛。贺
龙认为，这是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推动中国乒乓球运动向世界水 平迈进的一个良机。他指示国家体委，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次比赛“办得 象个样子”。
贺龙指派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并派若干
“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队。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贺龙指挥小小“银球” 的份量。有人说，贺老总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来了！
1961 年 2 月初，贺龙南下视察部队。行前，他请陈毅给乒乓球队作一次 动员讲话。3 月 12 日，陈毅陪同周恩来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
训练的运动员。周恩来叮嘱说：“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 为国争光。不仅要比赛，还要学习，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争一
日之短长。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 长远些。”陈毅说：“贺老总南下视察部队，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话。我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取得特别 优胜，也不责备你们。胜利的英雄，我们尊敬；失败的英雄我们更尊敬。我
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不泄气。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 斤斤计较，赢得输不得，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
回来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
贺龙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向中国乒乓球队作赛前动员。他的第一句话 是：“今天，我来看看你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的。”
运动员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笼罩在会场上的紧张空气一扫而光。贺龙接着 说：“我国的乒乓球队从 1953 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不到 9 岁，
还是个‘红领巾’。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一个 9 岁的娃娃，经验不多，比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队都年轻。
他们都是前辈，都是教师。后辈打前辈，学生打先生，应当没有‘包袱’。 对什么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要拼命打，象打老虎一样，打出风格，
打出水平。你们很年轻，要放松打。这届不行，还有二十七届、二十八届、 二十九届。我再讲一遍，不要背‘包袱’。我看在座的都有‘包袱’。你们
都把‘包袱’卸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怕输，就不一定输。希望小 将们把外国种子队员多打下去几个，为中国种子队员开路。”贺龙讲了两个
多小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运动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信心倍增。
4 月 4 日下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战 幕，参加比赛的，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 32 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 220 多名男女
选手。中国男女队一路“夺关斩将”，“杀”败了许多著名种子选手，双双 获得了同日本队的决赛权。
14 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 体决赛。
中国男队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迎战日本队，打得十分紧张激烈， 扣人心弦，终于夺得了冠军。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获得亚军。贺龙陪同董
必武、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接见中国队的领队、教练 员、裁判员和运动员以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兴奋得无法入睡，便叫女儿
晓明给荣高棠打电话，再次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慰问和祝贺。
运动员们一回到住地，职工们把赶制的一只迎春花篮和一盘做成锦标赛 会标图案的大蛋糕，抬到他们面前，祝贺胜利。运动员们望着这两件珍贵的
礼物，十分感动。看着大蛋糕，谁也舍不得吃一日。大家认为，贺老总花的 心血比谁都多，一致决定把这个大蛋糕送给贺老总，当即推选领队张钩汉等
为代表，连夜送到贺龙住地。这时已是 15 日凌晨 1 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晨，薛明向贺龙讲了运动员们送蛋糕的经过，他高兴极了。虽 然因患糖尿病，医生一向不让他吃甜食，但他珍惜乒乓球小将们的一片心意，
深情他说：“今天我可以破例，一定要尝尝小将们送的蛋糕。”
单项比赛，庄则栋摘下了男子单打桂冠，赢得了圣·勃莱德杯；丘钟惠 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获吉·盖斯特杯。中国选手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上，总共获得了
3 项世界冠军、4 项亚军和 8 个第三名。这一中国体育 史上空前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
在授奖仪式结束后，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贺龙却把国家体委和 乒乓球队的负责人留在工人体育馆，连夜开会。他说：“二十六届比赛结束
了，但继续战斗的思想不能结束。现在我们己成骑虎之势。骑在虎背上，决 不能下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我们的乒乓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决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准备夺取下一届的胜利。‘蹲点小组’不能马上解 散。要抓紧时间，认真总结经验，调整队伍，采取措施，提高战斗力。”他
还说：“人，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要掌握这个规律，注意培养新人，把班交接好。”
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取得的胜利与贺龙重视 体育科学研究分不开。他认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 要手段。早在
1958 年 9 月 18 日成立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在第二十六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夕，搜集了世界各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日本乒
乓球运动员打弧圈球的许多技术资料，给中国乒乓球队提供了大量信息。比 赛以后贺龙对运动员说：“你们不要忘了科研所提供的资料，他们立了一功！”
1962 年，贺龙提出：体育用品，包括乒乓球拍等等都值得研究。他说， 这就好比部队手中的武器，需要不断研究、改进。体育科研所经过反复研究
乒乓球拍，连续试制了 4 批 68 种木板、 15 种胶皮、7 种海绵样品，通过近
200 人次的试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又经过认真的科学分析，找到了适合中 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球拍的类型和规格。试制出来的海绵和胶皮，达到了
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的水平；木板达到了美国威尔逊牌的水平。为中国乒乓球 队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创造了条件。
在 1963 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男队蝉联冠军； 庄则栋蝉联男子单打冠军。而女队却由亚军跌到了第三名，女子单打比赛只
有孙梅英获得了第三名。
为了帮助女队打好翻身仗，早日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 年 4 月下旬， 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给女队员讲了一次话。他首先坦率地解剖自己，讲了
他如何克服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弱点，树立雄心壮志，敢于为国家的荣誉而去 拼搏的经验和教训；然后逐条分析了女队存在的主要问题。他的讲话深刻尖
锐、亲切中肯，深深地触动了女队员们。
10 月 10 日，贺龙收到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他认真地读着，越读越 有兴趣，一口气将它读完，连声叫好，立即给国家体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信
上说：”徐寅生的讲话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 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
上重视敌人，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是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 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更要抛开个人
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训练，比赛敢打敢拼。我看这些 都是正确的。徐寅生同志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自我检讨来说明问题，就更 有说服力。”
贺龙又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 1965 年 1 月
12 日批示：{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07_1.bmp}“徐寅生同志
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 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
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 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转给贺龙，并说：“这可是千军万马的力量啊！” 贺龙接到批件，迅即召开国家体委党委会议，学习、座谈毛泽东的批示
和周恩来的指示。他对大家说：“毛主席对徐寅生的讲话提得很高。体委要 跟上去。”“不要看不起运动员。对小将要重视，要培养、教育，接班人就
是他们。徐寅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体育战线的第一个标兵。还要培养第二、 第三、第四个标兵。”“我老早就讲过，要树立乒乓球队这个标兵。徐寅生
是一个高标准的标兵，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他还交代体 委，要把几年来运动员写的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看看，对学
习会有很大的推动。 贺龙又到国家乒乓球队去，向运动员们宣读毛泽东的批示。他对其他项
目的运动队说：”你们要跟乒乓球队比赛，首先要在政治上比赛，要学徐寅 生，要赶徐寅生，超徐寅生。都要做到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全国要培养几
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徐寅生，体育事业就搞得更好了。”
1965 年 4 月，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
行。中国女队第一次夺得团体冠军。连同男子团体、男女双打和男子单打， 中国队共获得 5 项冠军。贺龙正在西南视察，得到喜讯，即致电中国乒乓球
代表团热烈祝贺，并转达了毛泽东的祝贺。
贺龙返京后，5 月 29 日陪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接见了中国乒乓球 代表团全体人员。他仔细地看了郑敏之写的《二十八届比赛总结》，批示道：”
我很高兴。这个总结的特点，就是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敢于批判自己的缺 点，有自我改造的勇气，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郑敏之同志 13 岁到运动队来，
现在也不满 20 岁。”“她有干劲，有志气。在比赛中，打出了风格，打出了 水平。”“这篇总结.又有力他说明乒乓球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认为，
我们整个体育队伍所有的运动员，如果都能像乒乓球队这样学习毛泽东思 想，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国家羽毛球队也是在贺龙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球队刚组建时，第一批 队员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王文教、林丰玉和陈福寿等人。后来，方凯样、
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等相继回国，组成了一支以归侨为主力的 运动队。1958 年，中国羽毛球队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1963 年夏，
中国邀请已获两届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访华。中国国家队与客队比赛 5 场，4 胜 1 负，实现了 1958 年的誓言。1964
年秋，国家羽毛球队回访印尼。 中国队同东道主队比赛，6 战全胜，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09_1.bmp}北欧的羽毛球强国丹麦
和瑞典闻知中国队屡次战胜世界冠军印尼队，急欲同中国队一比高低，便邀 请中国队访问北欧。贺龙接见出仿的中国羽毛球队负责人时说：“这次出访，
我们自己出钱，就算是交学费，打输了没关系，但是要把他们的技术特点、 打法带回来研究。”
1965 年秋，中国羽毛球队在丹麦和瑞典以“快、狠、准、活”的风格， 进行了 34 盘比赛，全部获胜。丹麦选手不服输，在招待中国选手的宴会上说：
“10 月份不是我们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刻，4 月份对我们是最佳时节。希望中 国明年春天邀请我们到贵国再进行一次比赛。”
羽毛球队归国后，贺龙称赞他们“打得不错，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第一 条是政治挂了帅，脑子里有祖国、有人民、有党和毛主席。第二条是流了汗
水、用了脑子。”羽毛球队负责人向他讲了丹麦选手不服输的事。贺龙说：
“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他要求羽毛球队好好训练，准备明年三、四月 份邀请丹麦队。他说：“你们要赢球还要赢心，让对方口服心也服。丹麦队
来华的费用，我们承担。”
1966 年 4 月，丹麦羽毛球队男女选手各 4 名如约来华。他们在比赛中确 实发挥出了最佳水平，但仍然输给了中国队。
“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贺龙出任体委主任以后，对提高足球、篮球和排球这“三大球”的水平 一直十分关注，期望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54 年，国家体委派青年足
球队去匈牙利，向曾获奥运会冠军和世界锦标赛亚军的匈牙利足球队学习。 出国前，贺龙委托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和荣高棠代表他去饯行。荣高棠对
领队柯轮说：“贺老总要我转告你们：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出国学习的年青 的足球队，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和培养。我国足球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
身上。你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 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
1955 年春，柯轮回国向贺龙汇报足球队的学习情况。贺龙逐个询问了队 员的学习和生活，并给中国驻匈使馆代办郝德青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加强对
运动队的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和帮助。他把信交给柯轮，再三嘱咐：“向足 球队的同志们问好！希望他们安心从事一辈子体育事业，祝他们进步！”
这支青年足球队学习勤奋，在短期内就掌握了一些先进的足球技术和战 术。1955 年 8 月，他们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北京足
球队”的名义，和华沙队对阵。1952 年中国队曾以 0： 7 输给波兰克拉斯 科夫部队足球队。这次华沙队扬言，要以 8： 0
胜北京队。这时，贺龙正率 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纪念活动。他把李梦华和 柯轮叫到宾馆，问：“你们听说了吗？华沙队扬言要以
8： 0 打败北京队。 你们有什么感想？运动员是怎么想的？”他们表示，运动员的技术已有较大 提高，赢虽然没有多大希望，但绝不会输 8
个球。贺龙说：“你们一定要认 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足球队要学
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你们回去告诉运动 员们，第二天我要到场助威！”
8 月 1 日，当贺龙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中国队精神大振，开场不久就踢 进一球。贺龙为他们鼓掌。终场时，北京队虽然以“2：3”失利，但北京队
的顽强精神和球艺进步之快，受到了球迷们的称赞。回国后，经贺龙提名， 优秀守门员张俊秀被补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龙对中国足球队寄以很大的期望。对他们的微小进步，都予以热情鼓 励。1956 年 2 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首战中国
青年队。开赛前一天，正在上海的贺龙接见了青年队。对他们说：“南斯拉 夫的足球队水平高。但是你们在匈牙利苦练了这么长时间，提高也很快，并
不比他们矮一头。你们上场，不是耷拉着脑袋去准备输球的，而是要挺起胸 膛，敢于和他们比个高低。”这场比赛，中国青年队虽然以 2：4 失利，但踢
得勇猛顽强，表现相当精彩。第二天，贺龙在上海体育学院接见他们。青年 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没有赢球，不好意思地坐在同时被接见的上海运动员后
头。谁知，贺龙一进会场，就称赞起青年队来：“你们昨天踢得很好，你们 是英雄！踢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这就是完成了任务。干什么缩在后头？
快坐到前边来”。“输了怕什么？球虽然输了，但下半场是 2：2，有后劲， 实力相当。你们要牢牢记住这场球，认真总结，不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的
足球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负于乌拉圭队， 没有进入前四名。贺龙没有批评足球队，反引咎自责。他说：“我是体委主
任嘛，运动队没搞好，是我的责任，不能怪运动员。”他派国家体委负责人 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还亲自同罗瑞卿联系，让足球队员到“硬骨头六连”“当
兵”，向解放军学习，磨炼意志。
贺龙没有批评运动员，但对足球的现状并不满意。他说：“我们足球队 有些技术是向匈牙利学的，但我们自己也有好的东西，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不能全都学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行。足球除了短传，还可有长传、 中传，两条腿要像两只手，左脚不能踢不行。”他决定 1964 年三、四月间，
国家体委举行一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贺龙向主持会议的黄中交代说：“我 对足球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一定要通过这次会议解决问题，足球一定要上 去。”
这次会议，根据贺龙对足球工作的多次指示和建议，研究了中国足球运 动的现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
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确定北京等 10 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 展足球运动；要求足球从少年抓起，以中小学为开展群众性足球活动的主要
基地；针对中国足球队“风格软，体力不足，射门差”的问题，提出了不怕 吃苦、不怕流汗、严格要求，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狠抓以射门为中心的 30 米以内硬功夫等等措施。同年 6 月，贺龙责成国家体 委机关会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
活动的通知》。这年年底，几个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 了足球队。同时，国家体委恢复了甲、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
此后，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在第二届全运会后，组建 了以年青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他们在 1966 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
取得了亚军。
篮球运动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普遍。1951 年 5 月，在第一次全国性篮球比 赛之后，组建了国家篮球队。但技术水平并不高。贺龙对提高中国篮球运动
的水平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经常去看中国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同他们一起 总结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技术、战术上提出一些很有指导性的意见。他在
分析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往往先赢后输的原因时指出：“关键问题是有迷信 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因此，首先要破除迷信，解
放思想，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建议国家体委派国家篮球队到苏联和 东欧一些国家去学习和比赛，吸取先进经验，锻炼队伍。
针对中国和欧洲篮球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贺龙建议：“篮球要提出 一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都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
总不能取胜。从我们的身体条件出发，一定要学会左右手都会投篮，也要学 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
什么篮都会投。这样矮个子就能打败高个子，就能把我们的篮球队锻炼成为 一个强队。”
1959 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和其他体育代表队来华比赛。其中，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
和欧洲冠军，实力最强。
贺龙看过保、捷两强比赛后，对中国男篮第二天迎战保加利亚队能否取 胜，一直不放心。当晚，夜已很深，贺龙约了荣高棠和黄中，前往中国男子
篮球队的住地，找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贺龙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 打？我看他们的中锋厉害得很，投篮也很准。你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呢？”
两位教练没料到他们会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了一番之后， 张子沛一边在沙盘上摆着模型，一边讲述他们拟定的比赛方案。
贺龙听完汇报后说：“好，我们就要搞个小个子打大个子战法。对强手 要敢打敢拼，不要怕他们。你们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 好这场球，向国庆
10 周年献礼，为毛主席争光！”
第二天，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人都到场观看。中国男篮的战法果 然奏效，以 86： 77 战胜了被称为”巴尔干雄鹰”的保加利亚队。这一下轰
动了北京城。贺龙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要发挥中国人灵 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
传统技术。如果我们近投、中投、远投都能得分，还会不赢吗？”
中国排球运动的水平，起初也比较低。1956 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排球 锦标赛时，女队名列第六，男队名列第九。
在此之前，中国排球运动员已经创造了“快板球”、“后排插上”、“两 次球”、“勾手大力发球”、“上手飘球”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但国内
却未予以重视。六十年代初被日本女排“引进”，很快风行世界。那时的中 国排球，普遍存在着“快攻强，强攻弱；进攻强，防守弱”以及“一传、拦
网、防反”等技术较差的问题，以致在 1962 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 队均只取得第九名的成绩。
日本女子排球队在 1962 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 年又摘取了奥运 会桂冠，被称为“东洋魔女”。她们是如何快速起飞的？引起了中国排球界
的注意。后来发现“东洋魔女”的成功“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采用了大运 动量的训练方法。这同贺龙提出的“训练的难度应该比比赛时大两倍”的观
点是相近的。贺龙指示国家体委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1964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 比应国家体委之邀，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
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贝冢”队再度来华。在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贺 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客队训练。一开始，他就被大松博文指导训练的场面 吸引住了。
大松亲手将球扣给女队员，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 高，是前所未见的。姑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扑救。有的姑娘精疲
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竟把球连连向她身上扣去，并大声责骂，直至她挣扎 起来接球。
贺龙看后对有关人员说：召集在京的排球队都来观摩，组织教练员和运 动员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他还说：“各队都要研究和保持自己的独特打
法，不要学了大松的，又丢掉了自己的。”
贺龙同李达、黄中、李梦华等研究后提出：如大松同意，可以邀请他明 年来华指导训练。贺龙将这个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和陈毅，并请他们去看看大 松博文的训练。11
月 25 日下午周恩来观看了大松的训练。在接见大松时周 恩来说：“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一国的总理亲自观看一名排球教练员主持训练，还要接见他，这对大松 来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他为中国总理的赏识所感动，欣然表示明 年再来中国。
贺龙决定借助日本女排这次访华，推动全国的体育训练。经国务院同意， 他让国家体委趁“贝冢”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现场
会，委托李梦华赴沪主持，并转达他的意见：“大松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
的，合乎辩证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决不 能丢掉我国‘快板’等优良传统打法。”“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也要以我为主，
发扬中国的特点。”12 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代表包括各主要体育 项目的教练员共 320 人，集中上海，边观摩、边讨论，对照日本排球队的训
练，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和在运 动队内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
熟练、准确、实用”的精神。上海会议的召开，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全中 国体育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比较世界最好水平，中国“三大球”的进步幅度，仍不尽如人意， 无法同世界强队甚至亚洲强队抗衡。贺龙甚为焦虑。1962 年春，贺龙在同国
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郑重表示：“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
‘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 15 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
50 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 70 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 大球’翻身。”他停顿了一下，以充满希冀的目光，望着在座的人员，语调
铿锵他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1965 年 12 月 8 日， 在国家体委党委会上，荣高棠又转达了贺龙的话：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把”三
大球”搞上去。贺龙气吞山河的宏愿伟志，深深地感染了国家体委的负责人， 也感染了中国体育界，成为体育界的共同誓言。
架设友谊的桥梁
贺龙常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在国际联系中，体育和文化 艺术、贸易一样，往往是打先锋的。我们去搞体育活动，
各方面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左、中、右派都好接触，有助于扩大我国 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出于他们的政治偏见，竭力阻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组织的成员，并企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
“两个中国”，给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体育交往制造了许多障碍。
1954 年 5 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委员会上，以 23 票 对 21 票通过了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成员的决议。但是，担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未经全体委员讨论，把台湾的体育组织也列入了奥 委会成员之中，企图在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1955 年 6 月，中国奥委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赴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代表 联席会议，他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奥
委会宣布：反对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 动会，中国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在 1958 年 6 月至 8 月相继退出国际奥委会
和各联合会，并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改正错误之前，中断 同他们的一切关系。①
9 月 5 日，贺龙就这一事件发表讲话说：“体育运动对于沟通国际往来， 增进国际友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几年来，我们通过体育来往结交了 36 个国家、
5000 多位国际朋友。冲破了外交限制，和日本，法国、西德 等国进行了体育往来。”“我们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国际体育组织制造
‘两个中国’的阴谋，退出了凡有蒋帮代表参加的国际奥林匹克等 10 个组 织。今年，我们更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拿出成绩给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
看。”体育界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贺龙却充满信心他 说：“原则立场必须坚持。我们绝不能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事。我们是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孤立不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 们快 10 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兴旺发达了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
回去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关键是 我们要坚持不懈，在体育上搞出成绩来。”
1962 年夏，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东道国为主持正义， 拒绝台湾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但是，在洛桑举行的奥林匹
克运动会执委会无理决定：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 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要印尼为此承认“错误”，企图压印尼屈服。印度
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毫不示弱，于 1963 年 2 月 13 日庄严宣布印尼退出奥林匹 克运动会，并倡议召开“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他的这一义举，显示了亚
洲独立国家的豪迈气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6 月 26 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在北京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 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贺龙被推选为筹委会主席。他在
① 1979 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的奥委会：设
在台北的奥委会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同年 11 月，国际奥委会经通讯表决，批 准该决议。1980 年 2
月，中国恢复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
大会上说：“新兴力量运动会高举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 旗帜，所以我们要大力支持。”他建议筹委会，为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
会组织选拔赛。他说：“得前七名的就参加，凡是水平低的，就不得参加。 我们支持新运会，但是要有水平，不能花了国家的外汇，去当观察队。”1963 年 10
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共有 14 个项目的代表队，
印尼体育部长马拉迪向中国大使姚仲明表示：中国由贺龙元帅亲自主持 参加新运会的工作，我们对此极为重视。如果贺龙元帅能亲临新运会，将对
新运会增光不少。10 月 26 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 苏班德里约，正式邀请贺龙去印尼参加新运会。11 月 6 日，贺龙应邀飞往雅
加达。
10 日，第一届新兴力量{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19_1.bmp}
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当身着蓝色上衣、米黄色下装的中国选手迈着整齐、 矫健的步伐，行至主席台前时，场内 10 万观众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中国！”
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情不自禁地与同他坐在一起的贺龙紧紧握手。
第二天上午，贺龙赴茂物拜会了苏加诺，并代表刘少奇主席向苏加诺赠 送礼品。贺龙还先后会见了印尼各位副总理，武装部队参谋长等政府和军队
的领导人，为增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第一届新运会于 11 月 22 日胜利闭幕。各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创造了 5 项世界纪录和 60 多项本国纪录。中国运动员获得 66 块金牌， 56
块银牌和
46 块铜牌。其中，黎纪元打破了最轻量级抓举世界纪录；李淑兰打破了女子 射箭双轮 30 米的世界纪录。
11 月 23 日贺龙回国。在他的专机上，搭乘了田径队和羽毛球队的十几 名运动员。贺龙从前舱来到后舱，点着郑凤荣、倪志钦等人的名字，询问他
们参加新运会的感受。倪志钦没有跳出好成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20_1.bmp}绩，心情不好。贺龙安
慰他说：“我知道你没跳好，老躲着我。跳不好没关系嘛。好好总结经验教 训，下次就能跳出好成绩。打仗，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常胜将军是没有的。”
随着国力的增强，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水平的提高，新中国不仅同苏 联、东欧和亚洲国家，而且同法国、西德等几十个欧美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体
育往来。国家体委频繁地派出体育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比赛。贺龙大都亲 自审定这些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名单，并对他们耳提面命。每有外国体育代表
团（队）来访，只要贺龙在北京，他都要接见，热情地向客人介绍新中国体 育运动发展情况，诚恳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断地相互交往，使
世界越来越了解了中国，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便发生 了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 22 年之久的中美
关系的大门。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 14 年间，由于他对发展体育事业有 独到见解和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以及重视
人才，任人唯贤，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不仅洗掉了“东亚病夫”
的耻辱，并且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第十八章 广泛的国务活动 领导中央机关精简整编
贺龙到中央工作以后，先被任命力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后来又被选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他除了继续以很
大精力领导国家体委之外，还不断参与各方面的国务活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执行一些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一级机关也出现了盲目 设置机构，扩大编制，增加人员等倾向。195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贯彻
“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对中央一级机关进行过一次整编，并确定 了各部门的编制。但是，扩大机构，增加人员的趋势并没有刹住。精简整编
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实。
贺龙到达北京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将领导中央一级机关精简整编 的任务，交给了他。
1954 年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任命贺 龙为主任。国务院的命令中指出，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继续贯彻
精简节约的精神，克服国家机关重叠，编制扩大等现象，以节减行政经费， 提高工作效率。”命令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国务院各办公室，各直属机
构，均应将本单位之机构编制，报经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
贺龙上任伊始，有些部门领导人就来找他，希望对他们单位的编制作些 照顾。有个别好心人还委婉地劝贺龙不要在精简整编中得罪人。贺龙听后坦
然回答：“精简整编是中央的决策。中央让我抓这件事，我不能怕得罪人。” 贺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亲自到一些部门去作调查，基本上掌握了中
央一级机关的组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到 1955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 各部、会，国务院各部、委、办，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机关共 121
个、10.7
万余人，比 1954 年上半年核定的 9.3 万人的定额，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由于机构不断扩大，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
在机关人员中，还积压了许多有才能的领导骨干。有的部门抗日战争以前参 加工作的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造成了人才的积压和浪费。
1955 年，中共中央决定国家机关实行工资改革，从原来的供给制改为薪 金制。工资改革，与精简整编有密切关系。因此，国务院决定将编制审查委
员会扩大，改称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贺龙仍为主任，习仲勋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决定，这次中央一级机关的整编，要精简 5.3 万人。也就是说，
现有机关人员要减掉一半。在工资改革之际，人员的去留，机关级别的升降， 关系到每个人的职级与工资待遇等切身利益。贺龙深感精简整编这项任务的
艰巨。因此，他提出，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各级
领导干部的思想搞通。4 月 30 日，贺龙召开中央直属机关高级干部会议，作 了《关于中央一级机构编制的基本情况和整编工作意见》的报告。他以大量
的事实说明当前中央机构在编制体制、工作作风、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诸 多问题，阐明了进行整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指出，如果中央机关不彻
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很难适应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 巨任务。贺龙还指出：”此次整编的方针是：整顿机构，减少层次，紧缩编
制，调整干部，精减人员。总的原则是只减不增，经过整编达到精干机构， 紧缩编制，节约人力财力，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
提高工作效率之目的。”这次整编“首先从整顿机构着手，划清业务范围，
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关系，坚决裁并一切可有可无的和重复的机构，减少组 织层次。”然后再“合理调整干部，将中央机关过多的科以上领导骨干及适
合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使用不当的技术人员调整出来”。贺龙认为，妥善处 理整编下来的干部是“保证整编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之一”。对编余人员的
处理，既要反对简单草率，推出门了事的态度，也要防止处理迟缓，久拖不 决。要尽量帮助被精减人员解决一切应该解决的困难，对他们的工作做到合
理分配。“处理的原则是：合理使用，妥善安置。处理的办法主要是：一， 层层下放；二，学习训练；三，放在编外；四，退职回家。”最后贺龙要求，
这次整编是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的重大措施，一定要搞好。各 部门首长要亲自动手，层层负责，认真贯彻中央的整编精神，特别是要做好
政治思想工作，打通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克服消极抵触情绪。 同时，要充分发动群众，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各机关的整编工作在 5 月份全面展开，月底前提出新的编制方案，报编 制工资委员会审批，6 月份开始按新方案调整机构和调配人员，7 月底基本整
编就绪。
5 月 20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央直属机关的整 编情况。他说，“减一半人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精简之后，对工作不会削
弱，而将进一步则强”。由于这次编余的干部数量很大，如何按党的干部政 策将这些干部合理分配，妥善安置，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因而贺龙“建
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召集有关部门组织一处理委员会来统一研究，统一处 理。”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 6 月下旬起，中央机关开展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整编工作 一度停顿。7 月 9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邓小平报告：到 6 月底，
中央机关 44 个单位，已精简了 3 万余人，占这些单位 2 月底实有人数的百分 之四十二，预计到最后，还可以再精简一批人。贺龙建议 9
月中旬再召开一 次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整编作出安排。9 月 7 日，他将为
此次会议准备的报告文稿——《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精简方针完成整编任 务》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在报告稿中，他肯定了 4 个月来，中央一级
机关整编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一阶段要进一步发 动群众，研究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确定编制方案，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同工作任务相适应，同时做好干部调整和人员处理的工作目标，以及“肃反” 告一段落的单位，应抓紧时机，继续进行整编，争取年底结束的要求。
中共中央 11 月份批示，同意贺龙上述报告以及他为国务院起草的《国务 院关于处理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出来人员的指示》、《关于精简国家机关改进
国家机构的决议》等文件，并批转到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中共中 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要求他们按照上述文件精神，做
好精简工作。之后，
中央机关的精简整编工作再度展开并顺利完成。
睦邻、和平、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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