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意图。他提倡“理智的斗”。项英作了总结讲话之后，会议一致通过了 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
新的革命高潮”，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信（丰）康（南康）赣（县）、 南雄、三南（全南、龙南、定南）3 个县委，成立大龙中心区委，县以下根
据需要组建区委、工委和支部。少共组织也要按党的系统逐步建立。
根据长岭会议确定的“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项英、陈毅重新
调整了游击队部署。当时，赣粤边共有 5 个游击区： 油山游击区（江西信丰与广东南雄交界）； 北山游击区（南雄西北帽子峰周围）；
信康赣游击区（以大龙地区为中心）； 南山游击区（三南和南雄交界）； 上犹崇义游击区（赣粤湘三省交界）。
根据游击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项英、陈毅布置了突围来的部队和各区
游击队合编。合编使各自的优点很好结合，互补短长。 蔡会文带来的赣南军区第六团集结了 300 余人，编为两个游击大队，由
蔡会文率领去上犹、崇义；并向湘东发展，设法与龚楚带去的红七十一团及 湘赣省委联系；并争取与北山游击区联成一片。
护送兵工厂来的赣南军区特务营，与信康赣游击区的 4 支游击队合编成 信康赣游击大队，由刘符节、曾纪才、肖国稠率领。
李乐天等在组建赣粤边军分区时带来的独立营，与曾彪、叶明魁领导的 油山游击队合编为油山独立大队。
原红七十一团参谋长贺敏学带来的两个连以及红七十团陆续突围来的人 员，与北山游击队合编。
由黄成则任队长、张日清为政委带领一支几十人的精干队伍去三南与南 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开辟游击区。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只带侦察班、特务班
（即警卫班）及少数工作人员在北山和油山一带活动、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在战术上，陈毅提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与优势敌人作战，反
对强攻硬打，改变过去集中和正规化的作战方式，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
群众性的活动方式，以打圈子和挺袭的游击战术，反击敌人的“清剿”。 鉴于分散活动的需要，还决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一整套联系网——秘
密交通站。 会议还根据项英提出的反对不良倾向问题，作出了反对游击主义、加强
纪律教育；反对大吃大喝，建立经济预、决算制度等决议。 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斗
争方式”指示的果断行动，是赣粤边游击区由正规战争转入游击战争的转折 点。长岭会议顺应历史、因地制宜地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从思想上和
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赣粤边革命斗争的新起 点。
项英、陈毅深知，会议的决议决不是就这样会顺利贯彻的，尤其在革命 低潮时期，更需要领导人深入下去检查指导。他们和特委领导人决定分头去 各地。
陈毅带着新配给他的警卫员宋生发、潘益明（聋牯），首先来到油山游 击队独立大队。干部战士纷纷向陈毅反映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军阀主义严重：
一次，在伏击中遭到敌人的突袭，他就怪担任掩护的排不得力，从排长到战 士，人人打了 30 大棍。一次，一个侦察员报告敌情不准确，他就判他谎报军
情，枪毙了。
向湘林还搞所谓正规化，恢复了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 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结果引起敌人的注意，派重兵来
“剿”，搞得机关、部队天天转移。
陈毅找向湘林谈了两个半天的话，向他指出军阀残余的危害性，要他立 刻转变大部队活动方式，把独立大队分成十几、二十几个人的小分队，队自
为战，山自为战打游击。向湘林再次搬出他那套来争辩，还说什么“红军主 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但是，
长岭会议以后他这一套已经很少有人赏识了，中共油山区委和游击队的干部 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在陈毅的督促下，向湘林只好把他那套极左货色收起 来。
陈毅又到了中共南雄县委。一调查，这里的干部和游击队，不但吃喝风 严重，还乱抓乱杀。为了准备反击敌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清剿”，南雄县
委提出了“打掉敌人的帮凶”、“扫除后患”，把在过去几年肃反中因证据 不实而释放的所谓“AB 团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取消派”等不少
人又抓了起来，有的已被拉到山里秘密杀掉了，对豪绅地主，杀得更凶。南 山一家土豪的财产被没收后，全家 9 口人都被“斩草除根”了，在群众中造
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陈毅找来县委书记罗世珍和游击队干部，就肃反和打土豪问题作了深 谈。陈毅介绍了 1931 年他在赣西南任特区委书记时，一次去于都县检查工 作，县机关
100 多人，只有两个炊事员不是“AB 团分子”。陈毅按照肃反委 员会送来的名单一个个审问，结果真正的“AB 团分子”一个也没有。陈毅在
名单上批示：“全部释放。”
在陈毅的建议下，南雄县委把下面送来准备抓的名单烧掉了。 对乱杀地主的问题，陈毅指出，地主有大、中、小之分，有开明与反动
之别，不能一律推到敌人那边去。他重申长岭会议的决定：打土豪要执行政 策。他又加以具体化：除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平民愤的杀其土豪本人外，
土豪家里人一个不杀、不抓；中、小地主和罪恶不大的土豪一个不抓，他们 的子女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要欢迎，要信任，不要歧视。
一天，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大塘圩缝纫店 胡老板做的。陈毅问给了钱没有。交通员说：“财佬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
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 200 块银洋。”陈毅听了顿时严肃他说：“同志， 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
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亲自派陈妹子把 200 块银洋装在毛竹里给 胡老板送去。胡老板后来暗地对人说：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
在制止吃喝风方面，陈毅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大家。他给工作人员 和游击队员讲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作风，讲毛泽东、朱德吸烟头、吃
开水泡饭的故事。有的人对群众送来的腌鱼、腌肉、腌菜不愿吃，想吃新鲜 的。陈毅拣起一根腌菜说：“啊，生活真不错呀！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敌人封锁，连盐也吃不上。”说着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吃了。 陈毅又发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团结有问题，互相瞧不
起。外来干部说当地干部没有政策水平，当地干部说外来干部不会打游击。 陈毅首先向外来干部提出要求：虚心学习当地干部打游击的经验，学习语言，
学习风俗人情，使自己地方化。同时也要求当地干部向外来干部学习，互相
取长补短。 一走进赣南“树海”、深山老林，不少人很不习惯。尤其是中央大机关
的人，消息灵通、生活热闹惯了的，更觉枯燥乏味。于是，牢骚怪话渐多。 项英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听着生气，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歪风邪气”，主
张批判。陈毅不赞成，认为“独坐空山”，讲讲怪话也是消遣。陈毅当然不 是放任大家讲怪话，他主张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来引导，来提高大家的认
识。于是他每到一处，都给大家讲形势，讲矛盾，讲进山搭棚子住的必要性 和优越性，讲我、蒋、日斗争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他从不枯燥他说教，有
时组织干部学习他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带出来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有 时结合《春秋》、《左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来开讲，引人入胜而 又发人深省。
在斗争极为尖锐、复杂、艰苦、残酷的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层出 不穷。这时，权位高的领导人极容易犯“左”的毛病。陈毅却能从实际出发，
审时度势，不怕被人认为右，而能以深入人心的思想工作引导团结广大指战 员共同坚持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这是他从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政治
上更趋成熟的表现。
通过长岭会议和会议精神的贯彻，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红旗在赣南“树 海”坚强地树立起来了。
第三节 反“清剿”
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 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 3 个师、加上江西省保
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三、四万兵力。春夏之交，他们设置了三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赣粤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
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 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
击根据地的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袭击搜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便下令进山“清剿”。该军所到之处，成片
的山村被烧毁，许多群众被屠杀，大批妇女被奸污，并强迫山里群众“出坑”， 全部家口一律迁到山外赤白交界区居住，若不搬或搬后跑回，即以“通匪”
枪决。搬家时一切吃的东西全部带走，若留下即以“济匪”论罪。余汉谋是 个颇有思想的军阀，深知红军的生命线在于联系群众，如今用“移民并村”
将居民与红军隔绝，消灭红军游击队便易如反掌。他向报界夸口 3 个月消灭
共产党和游击队。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具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研究反“清
剿”的方针和措施。 当时，坚持在赣粤边斗争的党政军人员，虽然统称为红军游击队，而实
际工作还是各有侧重的。游击队主要是打土豪、武装消灭敌人；县、区委和 交通站人员，主要是领导指挥和秘密联络；地方工作人员侧重做群众工作。
因此，有的游击队领导人认为，反“清剿”主要靠武装力量，建议把党政工 作人员补充到游击队去，扩大武装力量，用军事手段战胜敌人。项英不同意
这样做，他认为当前反“清剿”主要靠发动群众来做。敌人重兵围困，红军 游击队只能在大山里打埋伏。他提出暂时抽出一部分游击队干部去做群众工 作。
在这个问题上，陈毅和项英的意见基本一致。陈毅一贯认为游击战争是 群众性的战争，基本力量是群众，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是打不起
来的。敌人实行“移民并村”，把群众一批批往山外赶，企图陷红军游击队 于空山之中，被困死饿死。游击队必须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反出坑，打破敌人
的“隔离政策”。陈毅还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凶焰很高的情况下，红 军游击队避其锐气，在大山里转转圈子，尽量不和敌人正面交手是正确的。
但不能只“埋伏”不出击，要组织精悍的游击分队，奔袭、奇袭敌人的后方， 调出“清剿”的敌人。
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和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记载： 联席会议最后决定，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
的内线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 合的方针。第一，选派部分县、区委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
反出坑；第二，组织三、五人为一组的“武装工作队”，深入赤白交界区， 宣传和组织群众支援和参加游击战争，扩大政治影响；第三，集中部分红军
游击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区、乡公所。
领导人员也作了分工，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带武装工作 队分赴各游击区，协助那里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反“清剿”。陈毅来往于各游
击区，组织和指挥游击队挺进山外打击敌人。项英全面指导反“清剿”斗争，
实际上成了“特委书记”。 乌径，是（南）雄信（丰）公路上在广东省境内的一个大墟镇，是敌人
认为最可靠的后方。敌人集中力量进山“清剿”后，这里只驻着 100 多人的 靖卫团和区公所。陈毅听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报告后，立即找来游击大队副
大队长叶明魁，向他具体布置了夜袭乌径，出奇制胜的办法。叶明魁带领几 十人的游击队黑夜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 10D 多里，天亮前赶到
了乌径，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全歼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总，又把红军的 标语，贴遍了乌径镇。天亮时群众看到标语，纷纷传说有大队红军来到，吓
得敌人赶快把进山“清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乌径。
陈毅又布置油山游击队队长曾彪，巧袭了高石镇。陈毅当时的警卫员宋 生发 1959 年说：高石镇是个 1000 多户的大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水，一座大
桥为进镇的要道。镇里只留下 1 个排的自军驻守。一天下午，曾彪挑选了 9 名精明强干的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大摇大摆地从正在桥下洗澡的
白军面前进到镇里，冲入敌人的指挥所，缴获 1 挺重机枪，5 支步枪，3000 多发子弹，等洗澡的白军发觉时，游击队已经过桥进山了。
紧接着，陈毅又布置了油山游击队袭击了大余县的西游仙墟和西华山钨 矿局矿警队。曾彪带着 10 几名游击队员，打扮成挑钨砂的短工，隐蔽在矿警
队驻地的树林子里。天近黄昏时，矿警队照例集合在操场上听队长训话。矿 警队长刚开口讲话，曾彪“叭叭”两枪，打死了矿警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从
树林里高呼“缴枪不杀”冲上操场，惊呆了的矿警慌作一团，乖乖地缴枪当 了俘虏。消息传遍大余城，余汉谋没有想到会在他的军部附近出现红军游击
队，只好把进山“清剿”的部队调一部分回来安定后方。
在这期间，黄成则、张日清带领的三南游击队乘虚出动，袭击了信丰的 崇仙据点，捕杀了反共团总，乘胜深入到青龙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
最爱打敌人的薄弱环节，打两伙敌人的接合部，有时还真能使两伙敌人在黑 夜发生误会打起来。游击队把这叫做“引狗打架”。南雄县委率领游击队，
在（南）雄（大）余公路上，利用两股敌人碉堡之间的空隙，在当地群众协 助下，截获 3 辆国民党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游击队还给 3
名司机做了工作，给他们许多宣传品带回曲江散发，搞得曲江满城风雨，说 红军游击队要打曲江、韶关，吓得一些土豪劣绅四处逃奔。
这些胜利减轻了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压力，可是组织指挥这些游击战斗 的人却并不轻松。在反“清剿”斗争中，陈毅拄着根树棍，拖着条伤腿，带
着两个警卫员连日整月奔波于各游击区中。有时由于事先没有联络好，时间 没有算准，或者由于难以觉察到的疏忽，常常和敌人遭遇。
有一夜，他们和一连保安团遭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 沟的芦苇里，把短枪紧紧握在手中，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和他们拼死一战。
国民党的兵明白，他们在明处，红军游击队在暗处。搜不到还好，搜到 了他们自己得先吃“黑枣”。为了应付长官，昂着头搜上两遍，便大声报告
没有发现。排长骂道：我亲眼看到他们钻进去的。你们滚开。他打着电筒， 雪亮的电光在陈毅身上几次掠过。陈毅瞪大眼睛，枪口一寸不离地对着敌排
长，突然敌排长大叫，他搜到了一只鞋！他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盖得更 严了。又有人叫喊：搜到了一个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牙具和书籍。敌
连长好不惊奇，说：“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 敌人撤走半个多小时，陈毅和警卫员们谁也没有出来。因为敌人为了引
诱游击队出来，当官的常故意高喊口令，其实只走了一半，另一半留在原地 静候。有时真的全体走了，但过二三十分钟，一个“回马枪”又包围过来。
陈毅和警卫员们直藏到下半夜，才从芦苇里走出。宋生发丢了鞋的脚被芦苇 茬刺破，一拐一瘸。潘聋牯丢了挎包，小嘴一直撅得老高。
敌人为了寻找游击队，常常派出便衣侦探，装扮成打猎、烧炭、砍柴和 挖竹笋、采香菇的群众，窜到山里的路旁水沟边察看有没有脚印，爬到山顶
上观察有没有烧饭的火烟，躲到山林草丛中窃听有没有说话声或咳嗽声。发 现“情况”马上报告，调兵包围。
红军游击队也有一套对付办法：有路不走，没路就走，沟边不走，沟水 里走；必经之路，脚印扫除；晚上走路，不点火把，不打电简；煮饭做到“白
天不冒烟，夜里不透光”；行军隐蔽不大声说话，不大声咳嗽。
红军游击队有时利用敌人见到蛛丝马迹就兴师动众的特点，故意制造假 象。走路倒穿鞋子，留下“脚印”，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驻地较远的
山上点火，让敌人来“围剿”。
项英、陈毅把在反“清剿”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概括为这样一些基本原 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
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 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红军游击队
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 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而红军游击队处处主动；还要善于运
用夜袭战术，力争做到歼灭敌人，而自己一个不亡不伤；利用地形地物打伏 击战，常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后来，随着游击战争的持久开展，各个游击
队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更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为了便于不识字的 干部、战士记忆，项英、陈毅还把这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敌人的“清剿”屡遭失败，把“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展为半年，
后来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但是，敌人给红军游 击队生活上造成最大困难的“移民并村”、“封坑搜山”等毒辣手段，却始
终没有放弃，常常搞的红军游击队“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大 树遮身待天明”。但是，红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渡过了一个个难
关，胜利的坚持下来了。陈毅常常对游击队员说：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 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 可能的。在共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影响下，赣粤边区的人民在国民党的压
迫、残杀面前更加坚毅，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红军游击队的支 持是多方面的。就拿粮食来说吧，敌人搞“移民并村”时，群众就把大米、
干菜等埋起来，告诉红军游击队去取。后来，群众想到红军游击队粮食要吃
光了，非常着急，就和敌人去闹，要进山种地打柴。敌人没法只好在每月的 初一、十五开禁，用武装押着群众进山打柴种地。群众就趁机把粮食、菜、
盐等都带进山里，丢在路边，让游击队去取。这个办法被敌人发觉了，敌人 对进山群众严加搜查，发现多带吃的东西就以“济匪”论罪。群众又想出了
新的办法，他们把挑柴的竹杠子节节打通，里面装上米、盐和其他食物，进 山后就把这根竹杠子丢在山上，下山时另砍一根竹杠子挑柴回去。特别是游
击区的妇女，对游击队的支援，可以说达到了舍生拼死的地步。信丰上乐妇 女朱叶妹，为了保护游击队脱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36 年
6 月间，陈毅住在大余彭坑周篮嫂家养伤，她不但精心照料，而且在危急关 头，大智大勇地掩护陈毅躲过敌人的“搜剿”。梅关黄坑张千妹，在敌人把
项英、陈毅、陈丕显等人围困在梅山几十天的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她 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传送情报，送米送菜。一次为了躲过敌人，她从山
崖上抱着米袋跳下几丈深的谷底，把粮食送到了特委机关。
第四节巩固我们的堡垒
敌人也很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他们竭力利用共产党的叛 徒。“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叛徒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 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 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突 围到湘南宜章后，遭到了粤军的袭击，叛变了革命。他向粤军献媚说：现在
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于是，陈 济棠就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 40 多人的卫队，要他
到赣粤边来诱捕项英、陈毅。
10 月中旬，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窜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 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
龙西石出了名。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 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进行了接触。
龚楚乘机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 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龚楚：项英、陈毅目前正在
北山游击区，但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 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来会面。龚楚一听喜出望外，
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项英、陈毅，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 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
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 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
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 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
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 见龚楚。
龚楚见信送走了好几天还不见项英、陈毅到来，害怕自己的卑劣行径被 发觉，就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的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召集起来，一
网打尽。于是，他通过何长林，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会上 他撕下画皮，说当共产党、游击队没出路，劝大家投降。大家才知上当，有
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
50 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贺敏学、小队长刘矮牯（外 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翻滚下山。何长林被逮住叛变了。
项英、陈毅得知“北山事件”后，十分震惊和悲痛。那么多干部和游击 队员牺牲，这是突围到赣粤边后还没有过的。陈毅考虑：这次事件对北山游
击区影响极为严重，必须立即冒生命危险前去处理，不能让恶果进一步扩大。 陈毅和项英连夜研究，决定在党内和游击队内开展阶级教育和红军优良
传统教育，赞扬为革命光荣牺牲，批判为保命可耻叛变，加强说服教育，坚 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以达到巩固内部，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对反
叛徒斗争，陈毅针对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弄清 叛变的起因，是被迫叛变还是自愿叛变。第二，弄清叛变后的罪行。如没有
造成危害，一般采取宽大教育的政策。对危害大的，需要镇压时，对其家属 也要给以抚恤，不能歧视。第三，群众贴“反共标语”，不算叛变。陈毅认
为：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区人民的屠杀、压榨这样严重，我们要充分理解人
民的苦衷。 开展政治教育的指示发出后，陈毅带着两个警卫员先行出发去帽子峰，
要在叛徒龚楚和伪装红军的枪口下，迅速找到中共北山区委和游击队。 等着陈毅的是越加恶化的情况。龚楚通过何长林，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
系的群众统统抓起来，刑讯杀害，使北山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 损失。龚楚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他布置反动军队日夜搜查，把通往各地的
大小道路，严密封锁，力图在 10 天之内捉拿到项英、陈毅，并把北山的共产 党、游击队斩草除根。
去北山帽子峰的道路，陈毅和警卫员们由于经常来往，比较熟悉。但因 龚楚指引敌人在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了暗哨、密探，他们只能夜间在树丛
中穿行。他们的衣衫不时被荆棘挂破，脚踝不时被树兜利石刺伤。第二天夜 里，遇上了瓢泼大雨，三个人弯着腰，前额几乎碰着山石，一步一滑的前进。
敌人、北山游击队和陈毅他们，三家都在捉迷藏，兜圈子，行踪飘忽，尽量 隐蔽。所以陈毅要找到北山的同志，谈何容易。他们昼伏夜行，跋涉了十几
天。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冒雨行军，陈毅的伤口再次复发了。过去伤口复发， 他就往伤口上擦些万金油，用块布包扎起来，这次他没有这样做，在找到北
山区委和游击队的那天黄昏，他要警卫员打来一盆山泉水，把红肿的大腿和 伤口洗了洗，就自己动手挤伤口，挤出了不少脓血。后来又叫警卫员宋生发
给他挤。宋生发见他脸色变得象一张蜡纸，汗珠子直往下流，全身颤抖，怎 么也不忍心用劲去挤。陈毅就叫拿根带子把伤腿横绑在树干上，他背靠另一
棵树，叫宋生发再用劲挤。这样，终于把脓挤干净，还挤出了开刀时没取干 净的一小块碎骨。也怪，从这以后，他的伤口渐渐地好了起来，而且再没有
“反攻”。
“北山事件”对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果然影响严重。 区委书记牺牲了，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身中三弹，到群众家养伤去了，
领导担子全落在游击大队政委刘燕富和副大队长刘甫念身上。他俩都是雇农 出身，对党忠心耿耿，打仗勇敢不怕死，就是没有文化，做思想工作简单生
硬。北山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他们急得暴跳如雷，带着游击 队东闯西撞，要捉拿叛徒报仇，结果又招损失。他们又想跳出北山，到油山
去找指挥机关，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也没跳出去。
革命队伍内部一些没经过严酷考验的人，悲观失望情绪更加滋长，有的 不辞而别，有的留帖告别，个别人投敌叛变了。
刘燕富和刘甫念把“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肃反的那一 套办法搬过来。为了防止逃跑，夜间放哨，他们觉得一个人靠不住，就派两
个人放双岗，可以一个监视一个；后来又派三个人同时放，认为三个人中总 有一个人是靠得住的。可是，这种互相监视的办法并不灵，派两个，两个一
起逃，派三个，三个一起走，仅 10 几天时间，200 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 100 来人了。刘甫念怒火烧心，当逃跑的人被抓回来时，就开斗争会，斗完了又
怕他逃，就杀掉了。
听了汇报，陈毅气愤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 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坏了团结。有的游击队，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把自己
搞垮台的。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政治教育，靠耐心说服，靠民主，靠领导者 的模范作用。为了避开敌人的搜剿，他建议区委机关和游击队上帽子峰，那
里是原始森林，十分闭塞，参天的乔木下，各种藤葛荆榛纠结交错，犹如天
然屏障，走几天不见太阳，敌人不敢进去搜查。项英。陈丕显等领导人也来 到这里。
项英、陈毅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把“北山事件”的详情向大家公开， 组织讨论，吸取教训，深入剖析和批判龚楚、何长林。项英、陈毅对叛徒的
批判和正气凛然的革命气节教育，激起干部战士对投降变节行为的无比憎恨 和坚持革命的英雄气概，纷纷表示要为死难烈士报仇，革命到底不回头。
陈毅还对游击队干部讲，革命要靠觉悟，靠自愿，不能靠强迫，不能逼 着人家革命。“捆绑不能成夫妻”，捆绑也不能搞革命。
一次，陈毅到一支游击队去了解情况，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一个战士逃 跑又回来的事。这个战士叫刘燕青，是侦察班班长，过去侦察、作战很机智
勇敢。自“北山事件”发生之后，他逃回家了。但没过几天，他又突然回来 了。据刘燕青自己说，他离开了革命队伍，就象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无
依无靠，空虚、害怕，就又冒着杀头的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有人 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回来可能有诈。陈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刘燕青的
话可信：他毕竟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农子弟，在共产党多年教育下， 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旦离开革命集体，他是会产生他所说的那种感觉的。陈
毅建议，恢复他的自由，发给他武器，象过去一样信任他。
那天下午，陈毅向集中起来的游击队员讲话。他对刘燕青作了一番深刻 的分析批判，刘燕青感动得流下泪来。接着陈毅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
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 坚持，可以自愿回家，我们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
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 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再回来。我们会象欢迎刘燕青那样欢迎你”。
说到这里，陈毅站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脸道：“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 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
是党给我的任务。”
陈毅这样一讲，队列中马上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说话的正是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他听了陈毅的话，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
“同志们，老刘（陈毅的代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右腿受重伤，他是 拄着拐棍走到这里打游击的。3 天前他还在外面林子里挤伤口，挤出了足有
一大钵子脓血，可他身边只有一盒万金油。就是这样的身体，他每天爬山过 水，在敌人中间穿来插去。他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啊！”宋生发说
得情真意切，泪流满面。指战员们过去不知道内情，听宋生发一说，都十分 惊讶，深受感动。有几个人几乎同声说：“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陈毅高兴他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 里江山。”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游击队和指挥机关后 方人员，基本上整理配备完毕。北山区恢复了元气，从根本上巩固了内部。
于是，项英、陈毅他们转移到了连山。可是就在这时，油山又传来消息，那 个曾经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了。
陈毅马上赶回油山。向湘林是在负伤休养中被俘叛变的。由于应变工作 抓的迅速及时，油山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向湘林也因
此失去了国民党军的信任，最后被枪毙了。
那时候，项英、陈毅都保管着一些金子，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
掩盖，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腰部指指点点。 这在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反复
作过考虑，这是革命斗争的经费，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了大笔 路费；继续瞒下去吧，瞒不住了。陈毅说：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就给大家讲 清楚。
一天，陈毅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把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 桌子上，朝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
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 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
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 入敌人手里。”
项英、陈毅建议分开背，可是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 他们说：“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跟我们有盐同咸，没盐同淡，党的经费还
是你们保管的好！”项英、陈毅的这一举动，在干部战士中引起了很好反映， 带来了新的信任和团结。后来各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也把经济向大家
公开，并组织经济委员会进行保管，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五节新阶段
1936 年 6 月初，赣粤边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粤军余汉谋第一军的部 队纷纷撤走，游击区空前地平静下来。
项英、陈毅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两广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中国东北 4 省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件”，侵占
冀察。蒋介石却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派重兵“剿共”。 这就使全国抗日怒潮愈加高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因势起事，打
出“反蒋抗日”旗号，以争取全国响应，问鼎中原。 粤军一撤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缩进壳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
逃向赣州、韶关。 赣粤边的斗争面临一个转折点。①
有些人兴高采烈，对陈济棠很是赞赏：这个“广东王”，还真有点爱国 心呢！有的认为，粤军胜取长江也罢，败回广东也罢，再不会到赣粤边大山
里来了，赣南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提出要准备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把 政权公开。
项英、陈毅深感应该认真分析形势以统一认识、确定方针。他们虽然和 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又整年在深山密林里转，但是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
军事形势，基本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这主要是借助于港、澳、宁、赣、粤的 报刊。从帽子峰回到油山以后，陈丕显就通过地下党订到了香港和国民党的
几份报刊。平时游击队出山袭敌，也都把收集书报杂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陈毅他们从“一二·九”运动的报导中，分析出抗日高潮即将到来；从国民
党军“追剿”长征红军的“战绩”报导中，知道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革 命根据地。对这次的“两广事变”，他们也觉“虽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 中”。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书记、游击队长、交通站长等参加的 会议，分析了两广事变的性质，提出了利用蒋系与粤系、桂系的矛盾，抓住
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陈毅指出：两广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 激化的产物，说明人民的抗日要求越来越深入了。整个革命形势将要进入一
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二·九”运动提出的“停止 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逐步形成。这个
新阶段赋予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不是照旧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建 立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游击队不能只反蒋，而要和抗日联系起来。抗日的大
旗，谁不举起来，谁就违背民意、丧失民心，被人民抛弃。
陈毅反复叮嘱大家，要正确分析掌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军阀与土 豪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来制订新的斗争策略。但坚
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能动摇，党组织与政权不能公开，否则要吃大亏。因为军 阀之间今天打明天好是常事。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建议，决定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
①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 年 6 月 1 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北上抗日，
企图出兵联合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政权。7 月，在蒋介石收买下，陈济棠部下的余汉谋及空军倒 戈拥蒋，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并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 战争力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在这一正确的方针下，会议决定发动赣粤
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宣言、散传单、贴标语，广泛进行宣传活动，积 极开展政治斗争；趁粤军撤离的机会，集中游击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
扩大游击区，发展游击队。
陈毅亲自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项英审走后，大家分头抄 写，连夜奔赴各地散发张贴传抄。一时间，赣、信、康、南、余和三南等县
城及墟镇，都出现了这份“告群众书”和其他宣传品，起了震慑敌人，鼓舞 群众的重大影响。“天天讲红军消灭了，其实人家还在，要抗日！”有的国
民党政府人员也才知道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陈毅、项英把分散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有时候一次集中一、二 百人枪，向保安团、铲共团、靖卫团、国民党区乡公所实行反击。他们先后
攻打了大余的新城、青龙、池江、长江、留地，南雄的里栋、水口、乌径， 信丰的九都、大阿、黄泥排等敌人据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敌人在第二、
第三道封锁线上筑的“乌龟壳”，大多数被游击队的土炸弹送上了天。
曾经逃跑又归队的北山游击队侦察班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 装侦察敌情时，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配合卞，一举攻下了敌人新城据点，
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俘虏了 3 个国民党士兵。陈毅亲自审问了这 3 个俘 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叫游击队发给他们每人 3 块银元，向
他们宣布：愿意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3 个俘虏被释放后，除一个 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3 个月后，那个
矮个子竟然带着另一个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扛着一挺机枪，前来北 山游击队投诚。
随着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项英、陈毅提出：巩固老区、发 展新区，加强赤、白交界区和白区的工作，发展壮大武装力量，迎接抗日高 潮。
赤、白交界区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不亚于游击区的群众。由于 红军游击队不常到那里去，地主豪绅大着胆子逼租要债，征粮抓丁。只要听
说那个村到了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就以“清剿”为名，到村里烧杀好抢， 无恶不作。因此，赤、白交界区的群众既恨国民党，也怕红军游击队。他们
说：“游击队是‘火神’，他们一来，国民党就来烧杀”。从这个实际情况 出发，陈毅指示各游击队，对赤、白交界区的工作，可以采取隐蔽和半公开
的方法开展；不要光发动少数骨干搞，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的重点是 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由于这“五抗”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得
紧密，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那里的区、乡公所和厘金税卡对抗“五抗”， 游击队就去把他们敲掉。
对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地区，红军游击队主要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韶 关附近的山村，红军游击队从来没去过，老百姓受国民党的毒化宣传影响很
深。红军游击队初次去时，群众都躲到山上去了。红军游击队不仅秋毫无犯， 还把群众留在家里的牛、猪、鸡等喂好，吃了粮食，按价付钱，还写感谢信。
红军游击队第二次去时，一些年纪大的人不走了。第三次去，几乎所有的群 众都留在村里。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彻底破产。
白区有些地方缺粮严重，陈毅就指示游击队实行武装分粮。把参加分粮 的群众都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利用夜间远距离袭击国民党防卫薄弱的粮库，
或屯粮较多的地主，迅速地没收，迅速地分配，迅速地转移，这办法深得白 区群众的欢迎。参加武装分粮的群众，后来大部分成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成
员。项英、陈毅还派人到敌人统治的城市建立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了钮 扣厂，在于都和大余县城分别开设了裁缝铺和糖铺，在新城开设了小百货店。
党组织建设也取得了进展，新成立了大余、小江两个中心区委、3 个分
区委和 30 几个党支部。共青团组织，各地也纷纷建立起来。 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有了
不同程度的扩大。 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瓦解了“两广事变”。他腾出手来，
立刻调遣重兵，对赣粤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清剿”。 这次进攻赣粤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口十六师。该师师长戴嗣夏被蒋
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竟让碉堡 上山口、进山坑，进逼游击根据地。
1936 年 9 月，项英、陈毅召开干部会，就粉碎国民党四十六师的“清剿” 研究对策，作了“九月决议”：第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动员群众
不给敌人在山里修碉堡，敌人武力强迫，就派老弱或妇女去，以延宕时间； 待碉堡快筑成时，游击队夜里去把它炸掉。第二，红军游击队以大部力量向
外出击，建立新的游击区，转移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注意力。第三，游击区 放手搞“两面政权”，赤、白交界区搞“黄色村庄”，以应付敌人，保护群 众和游击队。
面对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需要，项英及时总结了红军游击队群众工作的 经验，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
方针和方法，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游击 队工作的尺度。这本小册子通过特委的油印厂，印发到各个游击队和基层党
支部，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与此同时，陈毅也十分忙碌，调遣更多 的游击队，跳出四十六师的“清剿”范围，到其空虚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
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群众。他和信丰、北山、信南游击队详 细研究制定去河东长演坝、安远边境等地建立新的游击区的计划。接着，又
和机关工作人员及县、区干部，研究如何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等去担任保、甲长，建立“两面政权”。
对赤、白交界区“黄色村庄”的建立，陈毅除普遍布置外，还亲自出马， 总结经验。黄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
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到池江镇的必经要道。黄坑的黄保长一向 以保护全坑安全力名强迫群众出钱买枪支弹药，还设厂自造土炮，组织地方
反动武装。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派地主武装 封锁出山道路。他还威胁群众，严令报告“匪情”，否则要满门抄斩。所以
黄坑的工作特别难做。于是陈毅亲自带精干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坑，叩门 直入黄保长家，义正词严地历数其罪状。一使其知道已够死罪，二使其知道
国民党几万大军也无法阻挡红军出入，何况小小保长。陈毅气势夺人，黄保 长完全慑服。陈毅乃给他作 4 条规定：一不准带路搜山，二不准打锣吆喝报
告，三不准盘查扣留，四要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得掺假。黄保长保证做到。 自此，黄保长逐渐成为两面派，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在发展“黄色村庄”的活动中，也曾遇到一些极端反动、顽 固到底的死硬分子，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整掉了一二
个最反动的保、甲长，其余的保、甲长也就规矩得多了。
“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 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广大游击区得到
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
1935 年和 1936 年赣粤边军民在粉碎余汉谋和戴嗣夏的两次“清剿”中， 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坚持了革命阵地，但也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赣
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于 1935 年 12 月 4 日，率部在崇义县赤水仙，与余汉 谋部队的教导团激战，壮烈牺牲。中共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曾纪才，
于 1936 年 2 月在信丰牛颈传达特委反“搜山”部署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 这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受尽了极残酷的拷
打，几乎体无完肤，却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直到英勇就义。中共 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带领 5 位战士去“三南”指导反“清
剿”的途中，于 1936 年 1 月，在坳背村被敌人包围，李乐天不幸腿部受伤， 但他沉着与粤军周旋，掩护战友突围，一连击毙了几个粤军官兵之后，从容
地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英勇献身。红军游击队基层干 部和战士的伤亡，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遭残害，那更是“万死千伤鬼亦雄”。 陈毅自己也于
1936 年冬天，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达 20 天之久，在 丛莽间，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旅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又 是怎么回事呢？派人下山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1936 年 12 月 12
日，蒋介石在西安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国民党四十六师急 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一些地方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满心欢喜，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可是十 几天之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回南京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议论纷纷。
后来，项英、陈毅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 细报导，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项英、陈毅始
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项英专门写了《西安事变》的长篇文章，深刻的分析 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文章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
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式继续开展，就要使 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一新的局势开展到抗日战
争的实现”。随后，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干部会议，陈毅在会 议上分析形势时说：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
国走向抗日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为主 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全民族性的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
来。同时，陈毅也提醒大家，南方各省是蒋介石的后院，他决不会轻易放过
南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红军游击队决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必须积极 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意见，决定在农村和城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 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赴
前线抗日”的口号。在军事上，把红军游击队作适当的集中，进行整训。
果然，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以后，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对陕北 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对南方 8 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
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 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了 40 多个正规师、60 多个保安团，对南方 8
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有的游击区 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东
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赣粤边，蒋介石除继续以嫡系第四十六师、部分粤军进攻外，又从湖 南调来新编第十师，配合“清剿”。他们再次扬言，要在 3
个月内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捉住项英、陈毅。
1937 年 1 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粤军和新编第十师，在保安团、 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以数以万计的兵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西安事
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进攻的重点是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手段 是采取梳篦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烧不完的乔木
林，就强迫群众砍光，把美丽富饶的山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山，妄图使红军 游击队无法藏身，便可一举消灭。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项英、陈毅当即制
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
油山和信康赣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留下化整 为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打击敌人。
北山、南山和南雄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以牵制和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发动和组织被强迫上山砍树的群众怠工、延误敌人的进攻时间。同时派 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打土豪，开谷
仓，打击敌人的统治。
特委领导人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的空 隙，迅速转移。准备好 40 天的粮食，白天不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一切部署好后，陈毅带领两个警卫员去南雄，随南雄县委行动。项英随 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余新城平原一线周旋。在敌人这次进攻的两个
多月中，项英曾两次遇险。
“西安事变”后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损 失不大。这是因为项英、陈毅获得情报较早，对策制定的比较正确、周密，
部署的及时，各游击区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反“清 剿”斗争，广大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遇敌不慌，
沉着应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牵着敌人鼻子转。敌人无力进攻的北山、 南雄、南山游击队，反而趁机积极活动，打击民团和土豪劣绅，筹得了大笔
款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武装了一批不脱产的游击组，扩大了红军游击 队的政治影响。第四十六师等国民党军队见大规模军事进攻没有收到预期的
效果，项英、陈毅又不知去向，只得撤回驻地，放弃这次“清剿”，另作打 算。
项英、陈毅见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又聚拢一起，于 4 月中
旬，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陈宏（又名陈海，在国 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
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 关系。国民党如获至宝，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机密信给红军
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说共产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 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饭店里设下埋伏，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等人，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 系了。陈毅以“长夜无灯凝望眼”的诗句，来说明自己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
思念。他曾对陈丕显说：“主力红军在陕甘边打了那么多胜仗，建立了陕甘 宁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是能派个人到延安去就好了！”为了能取得中共中央
的指示，陈毅曾用化名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 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曲折太多，也没联系得上。
因此，项英、陈毅一接到大余交通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转来陈宏的 信特别兴奋，就决定陈毅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陈毅带
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城。他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 虚实、再到饭店去。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
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的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把“团部” 听成了“糖铺”，就直往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走，当他们快到糖
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兵。陈毅停住脚步，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近陈毅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回梅山。陈毅刚到梅山脚下， 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游击队负责人没等到，生怕情况有 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红军游击
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斋坑包围起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 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拿起枪冲出棚子，
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很深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300 多个国民党兵， 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搜到一个人，他们就
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不久，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全淋灭了，再点火 也点不着了。直到天近黄昏，敌人才吹集合号，排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
正巧被陈毅给撞上了。
陈毅等敌人走远了，才摸回斋坑那几个棚子来。棚子被敌人糟踏得不成 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向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自己人，就高声说道：
“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我老刘的 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辩认清楚了，便从草丛里钻 了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也从草丛里钻出来，说过了几句遇险之后得
幸重逢的话，马上转移到离斋坑 30 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他们离开不久，敌人就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 军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第二天，敌人又调来 4 个营的
兵力。这次更加发狠，把整个梅山都包围起来，把项英、陈毅他们都包围在 里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陈毅、项英带着机
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 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解围。
第六节又一次战略大转变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 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 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 月 15 日，中共中
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 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
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 7 月 17 日，宣布实行抗战。
这些，项英，陈毅很晚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尽管国民党报纸对共 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歪曲的报道，但项英、陈毅以政治家的敏
锐头脑，已把握住了党的政策转变的真谛。3 个月前，赣粤边许多同志认为 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是反
动派的谣言，但项英、陈毅认为是真的，电报中提出的 5 项要求 4 项保证， 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要的。“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日，项
英、陈毅本想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主动去和国民党谈判合 作抗日。然而，当时“对于国民党的估计，已有改变，但不彻底，对于国共
合作早已料定在进行，但无实际材料，不敢在党内提出”，“以免在党内发 生不好影响。”
7 月中旬的一天，同情者送来一批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陈毅仔细阅 读《新学说》中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突然高兴地拍手：“好
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 1937 年 5 月 3 日在延 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曾
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来换取 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
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 10 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 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是项英、陈毅自 1935 年 3 月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 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真象久旱逢甘雨，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讨论
着。项英不断地重复说：“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
作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当前形势，项英和陈毅分别起草了两份重要文
件。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 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抗日。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
局提出合作意见书》，主要条件是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 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
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 的利益等。当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不宜全部集中，集中一半，留下一半坚持
游击战争时，项英反对，陈毅也反对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
“日本在进攻，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跑到一边打内战，打地主，搞几百块钱， 杀个把土豪，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抗日。”“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
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出一半，留一半，东一坨，西一坨，是成不了大 气候的”。
文件起草好后，赣粤边特委就在池江北部一座大山上召开了干部大会。 大家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
“反蒋”转变为“联蒋”的又一次战略大转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决 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 月 8 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
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 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8 月 15 日，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
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
对于宣言和告群众书，赣粤边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 无不热烈拥护。但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
言，说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并无耻地发出信件，要红军游击队负责 人出来“自首”，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
陈毅以书信、传单形式，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 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
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 8 月 13 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介 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侵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
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 委员会”
“七·七”事变爆发 20 来天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 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
在大余县报上看到了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 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
县任县长以来，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
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派人送去。彭育英马上回复称，对中共项英、陈毅
“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 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他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