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也许是。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又是一些苦命人，老是皱着眉头，目光发呆，奇装异服，胡言乱语。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他们永远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风格”和“主义”到底在哪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写意其实是平易的，简单的，朴素的，差不多就是写实，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一个画家，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比如晕化和破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的经验源点，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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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墙那边的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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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院墙那边是学校操场，再远处，是时静时喧的教学楼，还有不时冒出鸡鸣鸭叫的教工宿舍。这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全乡唯一的学校。
很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太远，没有办法，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我从校区走过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孩子在保姆的指导之下洗脸，洗手，洗碗，乃至解裤带拉屎。稍大一些的学生，把扫地当作狂欢，用扫把搅出满天黄尘，搅出咯咯咯的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排练仪仗，只是少先队礼行得不大规范，不但缩头缩脑，而且小小手臂弯曲如钩，钩住自己小脑袋，一付闯祸以后防备毒打的畏缩模样。
不知什么时候，墙那边有前苏联时期的歌声飘来：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有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毛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这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莓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忧伤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的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薄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籽，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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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当年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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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爹一进门就说：“你说这事怪不怪？波黑还在打来打去的。这联合国怎么就喊不住呢？”
我说：“要你不去买码（私彩），你还在买。乡政府喊了这么多回，喊住了你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哼哼嘿嘿，换了个话题：“你说成思危怎么这样会讲呵？好学问，真是好学问。讲一两个时辰，不打一下顿，也不喝口水！”
我不大熟悉成思危，更不知道这位北京的大人物最近说了什么。说实话，每次见庆爹上门，我总是会从他嘴里得知许多重要大消息，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
说到姓成的，庆爹说成姓人很少见，八溪峒以前倒是有过一位。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据说还是在民国时期，峒里办新学，有了第一所新学堂。一位姓成的女子从安徽逃难而来，在学堂里临时教书，教学生唱很多洋歌，人也长得漂亮，几乎招引全峒的年轻女子前来学堂偷看，看她的明眸皓齿，还有小旗袍和洋口琴。
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常有一批批日军飞机飞来，大概是借汩罗江为地面路标，前去轰炸国军。当地政府接上峰指示，下令收缴所有的镜子，称镜子可以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指方向，因此凡私藏镜子者一律按汉奸论处。安微来的女教师常常梳头，舍不得交镜子，后来被人告发，入了县衙大牢。据说告发者是本地一地痞，曾经拿光洋铺满一茶盘，请女教师去陪酒贺寿。女教师不从，撕碎了请柬。
地痞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县衙门，说女教师教的歌是日本歌，吹的口琴是日本货，有时上山去根本不是为了采什么花，而是拿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这些说法越传越邪。县衙的主审官派人来搜查，果真搜出了女教师的镜子，再加上一顿杖刑，逼对方屈打成招，最后把她当汉奸毙了。
狗官事后还夸耀：那婆娘太乖致了，照得我眼花。我若不重判，人家一定会说我好色——我一世清名岂不坏在她手里？
这就是流传很久的一件汉奸案。多少年后，女子的家人从安微前来寻尸，掘开女子的坟墓，发现棺木和尸骨都已化成腐泥，只有一颗心脏完整如初，甚至鲜活血色犹存，让人们大吃一惊。山里人传说：那女子太冤了，所以一颗心怎么也不死。
诬告者不久就患下大病，肚子胀得像面鼓。家人请来师爷抄写佛经，以图还愿消灾。没料到第一个师爷刚提笔，手里叭啦一声巨响，毛笔逢中破裂，成了一把篾条，没法用来往下写。第二个师爷倒是有所准备，带来一支结结实实的铜笔。这支笔破倒是没有破，但明明蘸的是墨，一落纸上就便成了红色，如源源鲜血自毫端涌出，吓得执笔者当场跌倒，话都说不出来，得由脚夫抬回家去。
诬告者几个月后终于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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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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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后生在镇上做二手车生意，夜里来我家玩玩，说到了电脑上网。我当即拨号上网，搜索了一下桑塔纳二手车的供求信息，打印出来交给他，前后花了十来分钟。他看着那几页纸，大为惊异，说这家伙太神了。
他骑着摩托没入夜色，回镇上去。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去买豆腐，路过熟人家，受邀喝了一杯茶。她身边有一位陌生老汉守着自己的提袋和两捆烟叶，看样子是在等候班车的。他也在喝茶，不知什么时候冷不防问：“你们昨天上了网？”
我妻子开始没听明白。
“你们家昨晚没有上网么？”老汉又问。
“你是说……”我妻子没想到对方问的是因特网。
“上网呵。在网上找汽车呵。”
她这才慌慌地说：“是……是……吧？我不大知道。你怎么知道？”
老汉笑了笑，说他是听秀木匠说的——此木匠是山那边的人，刚才赶着牛从这里路过。
我妻子不认识秀木匠。更重要的问题是：秀木匠又是听谁说的？
我与妻子后来都大感惊奇。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也就不到六七个钟头，而且是在夜晚，一个陌生老头怎么这样快就得知上网一事？昨夜来访的后生，与这个路边的老汉，与什么秀木匠，与我们可能尚无所知的张三或者李四，并不住在一处。他们分散在山南岭北，桥头坝尾，互相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刹那间全都成了知情人？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又从山那边到山这边，他们组成了怎样的信息链和信息网？要是在城市，我们常常连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倒是在居住分散的乡村，似乎任何房子都成了玻璃房子，任何人都成了玻璃人，以至所有事情都被公众了若指掌。
从此，我在乡村里对任何陌生人都不敢怠慢和小视。我怀疑这些老人、后生、女子都是重要的知情者。他们一定知道我每天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互为眼线，互通机密，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只是不愿意说破罢了。
他们似乎有一种通过风声和鸟语来洞察世界每个角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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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隐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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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村里住久了，我有时会向往都市。倒不仅仅是怀念都市里的舒适和方便，因为做到那一点并不太难，在乡下实现那一切的日子也不会太远罢。
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至于更多的客户、乘客、路人、售货员、水管工、邮递员、保险推销人等等，在每个日子里拥挤而来，但因为太密集而被我们视而不见，过目即忘。他们是一些着衣的影子，一些游动的布景或飘忽的面具，其姓名如同假名，其言语如同台词，其服装如同伪装。他们让我们难以辨识也无须辨识，无法深交也不需深交。
我们真正的同事和邻居是影视片里的知名演员、流行报刊里的新闻人物、网上聊天室里的匿名网友。如果我们顺着电缆一类线索查下去，追查到繁忙媒体的车间或机房，还可发现他们的物理本质不过是电磁信号或纸媒信号，由一些专业人员采集着，编辑着，复制着，包装着，日夜向外传输着。这样，我们就像地老鼠，藏在十分安全的暗层，与远方的符号产品打着交道，对一些隐匿别处的机器流水线产生着感情。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受到他们（亦即它们）的伤害。我们就是做了好事或坏事，也没有任何人发现。
Love to be unknown! E·希奥兰深知人们的这种冲动。
相反，乡村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少量的目标必是被过多关注的目标。互相熟悉的程度使人们的生活处于长久曝光状态。我们无法隐名更无法逃脱，身上肩负着太多来自乡亲们肉眼的目光。这样，即便在一个山坡上独自翻地，即便四野空阔无人，我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公共场所的雕像，日长月久地示众，多少有点累。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城市？人们为什么进入城市？到底是为了渴求邻居还是为了摆脱邻居？是为了进入群体还是为了逃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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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邻家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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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爹很瘦，脑袋一偏，就横搁在肩膀上；两腿一缠，就缠成了不可思议的麻花；手往身后一插，竟从腰的另一边伸出来。他全身的关节似乎可以随意脱落和折叠。如果要吓唬我一下的话，似乎还可以说干就干，把自己扭成一个魔方，让我在一堆身体部件里找不到他的脑袋。
这位疑似魔方是忍不住来报喜的：在城里打工的女儿回来了，给娘买来一双皮鞋，一百三；给他当爹的买来一件毛衣，一百三；给二妹买来一件好时髦的衣，花里忽哨，扯七吊八，打了好些补丁，鬼样子，丑绝了，还是一百三。还带来一盒高级糖，每一块都包了三四层纸，要用钳子夹着吃的，也是一百三……
不知他为何总是要报出价格，而且总是报出“一百三”。
他也许是记错了。
照理说，谷爹有两个打工的女儿，都是懂事顾家的姑娘。他的家境因此不会太差。但他还是找我借钱，说他要买一头牛，手头有点紧，求我借给他一百。他不久后就还了，但过不多久又来借，说小店要进货，手头实在周转不开，求我再借给他三百。他不久后又还了。他信誉良好的借款史从此开始，每次借得不多，还钱也基本准时。
其实我怀疑他借钱另有所图，比如把借钱的名声张扬出去（装穷能免去很多麻烦）；或者是满足一种囤积钞票的癖好（不管用不用得着的票子，多捏一些在手里总不是什么坏事）。但他并不是白借，虽然不还利息，人情却有桥有路。有一次送来两个梨子，是那种味道结涩的小酸梨——我不想吃，但收下了。另一次他送来两支粗粗的蚊烟，是自己用废报纸裹出的两管锯木屑，让我熏熏蚊子——我说用不着，但也推辞不掉。他大概想以此表达谢意。
他对自己的信誉良好的借款史似乎又不无苦恼，有次在路上见到我，重重地叹一口气：“你住得离我家最近，但我硬是没有借过你的光，吃了亏呵，吃了亏！”
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不忍心坑我？又不甘心这种不忍心？
我去过他家，参观过他家门前的各种鲜花，参观过他新屋的楼上楼下，不胜酒力但喝过他半碗谷酒，呛得脑门冒出了汗，轻飘飘地左右无依。时值寒秋，我把双手伸到烘罩的棉褥子下，很快就觉得自己的双手和胸口暖烘烘的。在我的鼓动之下，谷爹借着酒兴唱了一些歌，无非是“茶罐小了难煨茶，丈夫小了难当家”一类，或者是“郎在高山姐在冲，两人相爱路不通”一类。他唱完了，抢在我前面自我评点：“好深沉咧！好深沉咧！”——这是指一首关于孤儿的歌。
他接下来说起了他的牛，就是他不久前借钱买来的牛：那哪是牛呢？比人还懂事！比人还要知书识礼！
每天早上，他根本不用放牛，只消把牛栏门打开就行。那条大黄牯不仅自己识得路，而且不吃邻家的禾，不吃邻家的菜，自己左拐右折，直奔湖边的草坡去寻食。到了傍晚，你往牛栏里一看，嘿，它又回到了牛栏里，决不会在外迷路。“它前世一定是个人，不然不可能这样灵性。你信不信？”
他这样说。
谷爹的两个女儿都外出了，家里只留下“满姨”——这是当地人对最小女儿的称呼。可怜满姨几年前在一场大病中瞎了双眼，留下两个空洞的眼窝子，至今没法上学读书。但家住学校附近，她常常摸到学校里去，隔着窗子听老师们上课。她现在居然已经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九九表，背出两位数的平方表。《喀秋莎》、《阿里郎》、《外婆的澎湖湾》一类歌曲，她也都会唱。客人们去她家闲坐，最常见的节目就是叫她来一段背诵，从九九表到平方表，背得客人们大为惊诧。
我只到她家去过一次，但后来有一天经过那里，发现她站在门口，远远地把眼窝朝向我，嘟哝出一句：“韩少功！”
小孩对我直呼其名，听上去有点怪怪的。
旁边一位正在破竹的老人逗她：“喊错了不是？韩少功在哪里？”
“就是韩少功！”她仍然望着我。
我也想逗逗她，故意别着嗓门，“我是龙老师呵！”
她摇摇头。
“你怎么知道不是？”
“我记得你走路的声音。”
谷爹走出大门大声喝斥：“没大没细，讨打么？大人的名字是你喊的？喊‘韩爹’，听见没有？”然后对我绽开一脸笑，“她呀，长一双狗耳朵。你还只走到校门那边，她就听出来了。”
在旁边破竹的老头还说：“她连过路的牛是哪一头，都听得出来。”
这当然令我吃惊。既然她听得出过路的牛是哪一头，那么她想必也能听出过路的狗是哪一只？过路的鸡是哪一只？或许也能听出飞过的是哪一只鸟和哪一只蜜蜂？她是否能在深夜听到这山峒里各种人的秘密、动物的秘密、植物的秘密、泥土和流水的秘密……乃至我深夜里一声叹息？
我与她玩过一次从五个手指中猜出中指的游戏，也就是那么一次，我早就差不多忘记了。我吃惊地得知，从那以后，我的一线脚步声就永远留在那里了，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一个小盲女的黑暗里永远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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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笑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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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八岁的时候出走，至今没有消息，也许是掉下山崖摔死了，也许是被“红毛狗”吃掉了——这是山里人对狼或豺的叫法。祸不单行，笑花子自己五岁那年不小心，扑倒在火塘里，烧坏了一张脸，留下了嘴角两边向上吊起的疤痕，看上去是一朵凝固的笑。
他伤心的时候是笑，生气的时候是笑，紧张的时候也是笑，所以被大家叫作“笑花子”。每次家里没米下锅了，他饿得直哭，但越哭越像笑，好像挨饿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每次听到红毛狗叫，他躲在母亲的身后，但越怕越是笑，好像野兽来了也让他乐不可支，都笑得快要岔气了。有一次，父亲要他下山去买肉，招待上门来的篾匠。他回来时两手空空，大概是一生气就把肉扔到山谷里去了。父亲没问出个缘由，也没法找回来那块肉，一气之下，抄起扁担就要打。没料到他先下手为强，笑呵呵地一棒子把父亲先拍倒在地，打得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天。这以后，父亲一见到村干部就解裤带，让对方看看他屁股上的伤。
父亲是要让村干部们相信，笑花子是个神经病，是个废人——他们家的困难没有半点夸大不实。
笑花子拍下那一棒子以后，不再回家了，成天在山下的村子边转游，晚上可能睡在牛棚里，可能睡在茅草里，也可能睡在屋檐下。到底睡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也笑呵呵地说不清楚。人们说，这是个活宝，是村里的名胜古迹，毒蛇不咬他，蚂蝗不叮它，蚊虫也不沾他，他不管睡到哪里都平安无事，而且经得住寒也耐得住热，基本上没有头痛脑热的麻烦。
他其实从不乱来。要说癫，只是癫在把动物当祖宗，到处给动物摆灵堂，供上几块石头，烧上一点废纸，自己撅着屁股叩头，把丧祭之事办得有模有样。蛤蟆死了，他就祭蛤蟆，直到蛤蟆臭。鸡死了，他就祭鸡，直到鸡臭。
有一次，鸡的主人捣了他的祭坛，无非踢飞了他的几块石头，气得他哇哇大叫，随手砸来一个石头，把对方砸得头破血流。
消息传开了以后，没有人再敢惹他。
他穿着或男或女的百家衣，穿着或大或小的百家鞋，经常在路上游荡，见人永远是笑容满面。他最幸福的时候，当然是村里有红白喜事了。响着鞭炮或锣鼓的地方，少不了他的身影。不过他不乞讨，也不闹事，只是远远地坐在阶基上，看着人头攒动的男女老少，脸上总是开心一刻。有人可怜他，会给他一些吃的。主家怕他添乱，也会拿一些肉块或者米粑，打发他快走——这当然是他大快朵颐的良辰。
在梅峒某家的婚礼上，他举止有些反常，吃完了肉块和米粑还不走，得了一件旧运动衫还不走，只是慌慌地在地坪里狂跑，发出呜呜呜的叫声，手里摇着一把不知是哪里捡来的破伞。
“你疯什么？”主家觉得他讨厌，把他轰得远一点。但他跑远以后又折回来，依然狂跑乱叫。
大雨项刻即至，贺喜的客人们全部寸步难行。摩托车和小汽车一一陷在泥泞里，或者阻在塌方的公路上。有人这才想起了笑花子不久前的吵闹，还有他摇动破伞的动作——这傻子莫不是给大家报雨？
后来，有些人注意到，每次大雨到来之前，笑花子都会摇一把破伞，比气象台还灵。
火灾也是他最先察觉的。腊月间的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村长家门口，手里拿一枝松树，在这里扑打一下，在那里扑打一下，不知是什么意思。
“笑花子，给我家赶蚊子呵？”
他看了村长一眼，没有停止自己的扑打。
“我家里今天没请客，没肉饭给你吃！明白么？”
他仍不吭声，跑到屋后扑打去了。
村长知道这家伙有点神通，不免心存疑惑，看看远近四周，没看到什么动静，但打消了外出进城的念头。大概半个时辰以后，县里打来紧急电话，告知山北出现了火情，急需这边组织人力砍出隔离带，阻止山火蔓延。幸好这一天村长没有外出，他打开广播器，一喊话，几十个人就操着柴刀上了山，比较其它几个乡镇的救火队伍，是赶到现场最早的一批。
村长后来给笑花子买了两个糖包子，对大家说：“你们以后不准喊他笑花子，要喊笑大爷，听见没有？不是靠了笑大爷，你们山上的树都成了灰！”
村长又说：“以后你们都莫招惹他。”
从此，笑大爷祭奠动物更加有恃无恐，也更大张旗鼓了。他祭蛤蟆，直到蛤蟆臭；祭鸡，直到鸡臭。他还祭老鼠、乌鸦、菜花蛇、蚂蝗乃到地蚕子，在这些乱七八糟的遗体面前额头砸地咚咚响，伤心得满脸笑容，甚至是恶狠狠的满脸狞笑——这是悲伤扭曲了面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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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垃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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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花子的父亲叫雨秋，是村里最穷的人，号称垃圾户，孤零零住在大山深处，方圆数里之内没有邻居。那里原是块坟山，以前属于山那边的陈氏。两间破瓦房住着陈家的守坟人。后来陈家败了，守坟人走了，破房久久地空着，便成了雨秋的窝。
去雨秋家看看不容易，需要爬几座山，走到气喘吁吁头昏眼花，才有远远的一个屋角在树林里冒出。同行的村支部书记莫求说：“到了。”我以为是雨秋家到了。没想到他是说老卫家到了，雨秋家还在老卫家后面的山上哩——他指了指云雾中若隐若现的更高一座山，吓得我腿发软。
雨秋的房子算不上房子，一半已经坍塌，瓦砾间长出了青草。另一半也摇摇欲坠，靠几根木头斜顶着，如同一个病人前后左右支着五六根拐杖。一堵老墙布满烟灰，扭曲成一个球面，看上去只要客人一个喷嚏，气流就可能把它捅破，然后是整堵墙哗啦啦倒下来。小门里一团寂黑，外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让瞳孔适应黑暗，看清黑暗中浮现出来的一切，比方说锅里的冷粥，比方说紧靠着床头的锅灶，还有潮湿墙角里的两个瓦罐。抬头看看，一条条瓦缝宽得可以见天。可以想象，这样的屋顶一逢下雨就是筛子装水，要是再碰上大风，房子完全可能一瞬间垮塌，把雨秋一家活埋，并且久久不为外人所知——这里太偏了，太远了，平时除了野猪和红毛狗的光临，除了叽叽喳喳的鸟音，几乎不会有陌生脚步声出现。
雨秋不算太懒，这从门前一些梯田里的禾蔸可以看出来，从微风中的稻熟气息可以嗅出来。但在糊口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盼头呢？大儿子多年前失踪。小儿子又是个呆傻，流落在山下从不回家。雨秋自己也只有一只眼睛，几乎落了个半残，要想挣个发家致富，委实不易。
我们在这里合计了一下，决定凑上一千多块钱，先给他置两间房，至少能防止风雨之夜的活埋。房子已经物色到了，就是对门岭上一处农舍，其主人已迁居山下，儿子又参军外出，老房子长期锁着不用。莫求用手机同户主通了电话，带着我们去点了点檩子，数清了柱子和门窗，还估了估屋上的瓦，说只有这些材料还值钱，一千二，差不多。雨秋也跟着我们去看了房子，对乡亲们的关心千恩万谢。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
第二年春天，我再到这里来的时候，听说雨秋并没有搬家，不免有些奇怪。打听的结果是：雨秋临到搬家变了主意，说你们好事做到底吧，索性给他在公路边做栋新房算了。这当然是出了个难题。第一，做一栋新房至少也得四五万，村里哪有这笔钱？要大家去抢银行么？第二，他要是搬下山来，离他的田土和山林远了，他还怎么谋生？不种田，不育林，他一只独眼认不出几十个字，是想炒股票还是办公司？村头们被他缠烦了，说叫化子嫌饭馊，你有了一寸就要一尺，为何不想搬到北京中南海去住呢？好，你爱搬不搬，爱住不住。再来结丝绊经，老子背都不给你看！
雨秋的诉苦史就从此开始。他穿着一件破烂衣，走访了所有他能走访到的人，到哪里都揪出一把把鼻涕，抱怨村里克扣了他的盖房款。就算不给盖新房，总不能不让他修旧房吧？一千二既然定在他的名下，就应该是他的，就该由他作主。为何他现在要买材料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当然，他没有说修房是他的新主意，也没有说村里已答应派人把免费的砖瓦挑上山，更没有说他前不久打牌时输了好几百。
很多人对他深表同情。我算是个当事人，对此不免觉得头大，见雨秋上门来，忍不住塞他几句硬话：“喂，你要了钱就去打牌，是吧？”
“天地良心，我现在连牌都不认得了！”
“不去打牌，要现钱做什么？村里给你买了瓦，买了石灰水泥，不就是钱？”
“我不喜欢瓦，我要盖油毛毡！”
“油毛毡哪有瓦结实？”
“油毛毡容易铺呵！”
“那你怎么不去糊几张纸？”
妻子看见他衣上的破洞，忍不住清出几件旧衣，但被我偷偷拦住。我后来告诉妻子，我看到过雨秋家的衣，都是上面发来的扶贫物质。西装，夹克，牛仔裤，运动衫，都有八九成新，哪一件都比他现在穿的要好，只因一大堆长期放在地上，早已裹泥带沙生了霉。妇女主任当时看不下去了，帮他拉了一根绳子，把那些衣晾起来，但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发现绳子又没有了，扶贫爱心还是堆在地上发臭。
雨秋走了以后，我给莫求打了个电话，说他硬要盖油毛毡，就盖油毛毡吧。你看如何？莫求当晚来到我家，说这个雨夫子气人呵，气人！硬要给他灌牛药才好！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要瓦房吗？别人的瓦房，他不要。给他盖瓦房，他也不要。他精着呢，肯定是嫌瓦房太结实了，太好看了，他一住进去就不像个贫困户，以后就不会有人记着他了！相反，油毛毡好呵，三晒两淋就成渣，三吹两鼓就开裂，总是在那里戳眼睛，谁看了都会心软，谁看了都得管——村上以后还不年年给他支钱修房子？他的油毛毡哪是什么油毛毡呢，明明是一本存折，年年赚利息，连打麻将的钱也稳靠了！
同来的村长也啧啧赞叹，说了不得，真是了不得！他只有一只眼睛，怎么就看得这么长远呢？
生气归生气，我们还是得钻他的套子，同意把现钱交给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睡在露天里。后来的一天，我碰到庆爹，听他说起打牌的事。他说雨夫子虽然穷，但还是穷得硬气，从不欠账，去年输的麻将钱，前不久硬是还清了。
“你是说老岭上的那个杜家的雨夫子？﹡”我问他。
“还有哪个雨夫子？”
“这远近就没有别的雨夫子？”
他眨眨眼，觉得有些奇怪。
我这才明白雨夫子铁心要盖油毛毡的原因。
他就不能赖掉牌桌上的欠款吗？如果他赖，大概也不会有人太怪罪他。但他没有赖，宁可把自家的窑瓦换成油毛毡，宁可一次次下山来胡搅蛮缠，把村里的干部以及更多的人都得罪光，也得实现自己的精心盘算——真是既无耻奸滑又可歌可泣。
我想起他离开我家那一天。天快黑了，他还要挑着一担米糠回家。我想借给他一个手电筒。他说不要，说摸黑上山习惯了。就算碰上红毛狗，就让红毛狗吃了算了，就算碰到扇头风，就让扇头风毒死算了。他活到这份上了，罪还没有受够么？他就这样嘟嘟哝哝，挑着担子撞入夜色，走向我需要仰望才能看见的黑糊糊山影。
我当时要是真正心好，应该把手电筒塞到他手里的。
我只是假意客套了那么一句。
不知他还会不会再来我家，还能不能给我一个借出手电筒或者雨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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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雨秋一家祖籍是平江县小田村附近，为当地杜氏的一脉。据近年学界考定，唐代诗人杜甫就是死在那里，并由宗室后人守墓多年。这样说来，杜雨秋很可能是杜甫的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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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最后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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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过湘东北一带很多山头，常常发现那里有战壕、弹壳以及弹片。一堆锈炮弹在那里出土，可见那里曾经到处是战场。红军时期就不说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军以沉船封堵长江航道，湘、鄂、赣三省交接的这一脉山地，就成了阻击日军西进的重要战区。蒋介石题写的“气壮山河”四个大字，至今还刻在幕阜山上，纪念一大批喋血英烈。
战争留下了战壕、弹壳以及弹片，还留下了一些脱离队伍的游兵散勇。有一次，我到梅峒的贤爹家里吃饭，饭桌前见到一陌生面孔。一问，对方果然不是本地人，是一个外来的采药佬。说起采药，陌生面孔说，采药人有规矩，上山不能走人路，因为人路边无好药，好药被前面的人采走了；也不能走兽路，因为走兽路容易遭遇野兽，多了几分危险。他还说采药佬都有口忌，平时说话都得避开“呀、夜、蛇、虎、塌”五个字，也就是他们最怕的“五大怪”。其中“蛇”与“虎”好理解，“夜（黑夜）”与“塌（山体崩塌）”也勉强可猜，只是“呀”为何意？我不明白。
陌生面孔笑了笑：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最早喊出的字是什么？不就是“呀”一声，或者“哎呀”一声吗？——原来，他的“呀”是指一切可怕之事，指人们面对险情时最常见也最不可取的惊惶失措。
采药佬听出我也不是本地人，便同我说起了普通话；得知我姐夫来自四川，又说起了四川话；总之显得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过，说起他的来历，他说自己与这一带有缘，当兵时来这里抗日，混战中脱离了队伍，流落山间有两年多。他就是在那两年里跟着一个伤兵学采药，而且采过八角莲——只是那时候不知八角莲可以治癌，眼下的价格贵若黄金。
他这次就是奔八角莲而来。
很多游兵没有他幸运。饭桌前的贤爹说，清匪反霸那一阵，民兵们在山上还抓到过一个。那人住在山洞里，衣不遮体，形如野兽，头发全白了，差不多是个“白毛男”。但那家伙记性不错，不但记得自家姓名，还记得部队番号和长官姓名，更记得长官留下的一道死命令：坚持敌后游击。他只是不知道日本鬼子早已经跑了，更不知道共产党和新中国是怎么回事。要命的是，他被捕以后很不老实，决不供出武器窝藏地点，决不跟民兵走，每次吃完饭就折断筷子砸烂饭碗，一心要抗拒到底。县人武部后来费尽周折，根据他说出的番号，从劳改农场找来了一个原国军连长，虽说不是他的直接上司，但算是他的湘西苗族老乡。
“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撤出战斗，接受人民政府的整编！”前连长按照人武部的安排，换上一套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国民党军装，挂上一条武装带，雄纠纠地在他面前下达命令。
白毛男盯了他一眼，投来不信任的眼色。
“你的╳营长已经阵亡，╳╳副营长也已经阵亡。我现在代理营长！我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你听见没有？”
白毛男翻了一下眼皮，还是狐疑。
“麻大宝，你敢不服从？妈那个巴子，找死呵？老子军法从事！”
临时受命的情况在战场上倒也多见，加上粗口的国骂一上阵，白毛男大概听得耳熟，眼里渐渐有了光亮。这样，当前连长猛拍桌子骂到第三遍，对方终于通了电一般，本能地“嗷”了一声。他可能是想回“是”，但已经口齿不清。
抬起断了两个指头的右手，他还行了个军礼。
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带着军人和民兵上山去，挖出了他埋在山里的三支步枪，一挺机枪，还有五位战友的尸骨和遗物。他吃饭以后也不再折断筷子砸烂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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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老逃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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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峰村在普同村的上方，山林覆盖更为广阔，道路更为崎岖险峻。那里也有一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逃兵”——大家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能这样叫。稍微客气一点，就叫他“老逃”或者“逃夫子”。在乡干部在场的一类正规场合，人们舌头一溜也许就叫成了“逃同志”。
听那人的口音，他是四川或云南人，只是说不清自己的来处，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姓名、年龄以及家人情况。他很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炮弹炸疯了，失去记忆了。这样的人没法遣返。暂时留下来先混一口饭吃，是当年县人武部的安排。
老逃一留下来就是四十年，成了雾峰村的合法村民。他虽然有些呆笨，但为人忠厚本分，干活也卖力，挖茶山或者修渡槽都是一把好手，还学会了说本地话。只是年老力衰以后，在这里无亲无故，晚景有些凄凉。几年前的一天，他大雪天去砍柴，摔了一跤，落了个中风，全身瘫痪，连自己找口水喝也犯难了。当时赶上人民公社散伙，分田又分山，只差没有把几间公屋拆了分砖瓦，各家自扫门前雪。一个瘫子，而且是个无名无姓的瘫子，哪一家愿意接纳收留？
村长老杨为此急得一宵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木匠家里说：“你牛皮哄哄，说你什么东西都做得出？”木匠说那是不假。村长说：“那好，你给我做一样东西。”木匠问你要做什么。村长说：“这样东西要有几用：抬起来是个担架，放下来是张椅子，打开来是张床。”木匠不明白对方要这个有何用。村长说：“这你不要管。你只管做好就是。”
木匠费了一番心思，三天之后果然把一个多功能担架发明出来了。老杨便召集全村人来看新式装备：逃夫子瘫了，这你们是知道的。他没有后人，你们也是知道的。老班子说过，孤寡残疾都有所养，这是天道。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呢。所以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伸一只手。逃兵要在村里吃轮饭，今天从我家轮起。我说清楚了，规矩要立三条：一是主家吃什么，他就要吃什么。二是每天要抬进屋，不能让他睡阶基。三是每一家管送不管接，但送人时要保证他身上干净，没气味，不然下方家可以不接。你们听清楚了吗？……
有两三个人不大乐意，但嘀咕了一阵，见规矩一视同仁，也不好说什么。
从此以后，老逃瘫了两年多，也就吃了两年多的百家饭，算是没饿着也没冻着，身上也没怎么臭，被村民们一直服侍到最后一刻。临终前，他瞪大眼睛看来看去，看着担架边的人，咬住最后一口气，硬挺着脖子，就是不死。
旁人说：“你的寿衣早准备好了，放心吧。”
他眼里没什么反应。
旁人又说：“你的料（棺木）也有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他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脸上憋得通红。
这可难住了大家。有人说，他兴怕是要找杨老倌？这一说，大家都觉得像，于是赶快差人去找村长。当时老杨在县城里做木材生意，听到消息后深夜赶回来，一进门没顾上擦汗，就抓住了逃兵的手。果然，逃兵一见到他，目光微微一颤，转而变得柔和与安详。他没有说话，只是随着两脚使劲一蹬，眼皮慢慢地合上了，但留下一条缝，得由老杨去抹一把。
他最后的神情不像个老人，倒像个孩子，似乎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有点害怕，得抓住父母的手，才有几分心安。
村里给他缝了一套衣，打了付棺木，放了一挂鞭炮，让他善终入土。只是墓碑没法立，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岁。他到底是来自红军，抑或来自国军，抑或来自土匪流寇，更无人知晓。总不能只在墓碑上刻下“逃兵”二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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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雨秋嘴里知道这个故事的。像本地很多无后的孤寡一样，雨秋也羡慕那逃兵，经常在我面前“逃兵”这“逃兵”那地老话重提，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意思是，他自己眼下过六十奔七十了，将来怎么说也得有个逃兵待遇吧？他家三代都是贫农，他未必连个逃兵也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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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寻找主人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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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伢子本名建华。听说我想去粟木峒，他到处去找桨，窜了两三家都没找着，最后骑摩托去他婶娘家扛来两支。
我们在水边解船也费了点时间。有一条小破船进水太多；另一条断了桨桩，没法挂桨；最后一条是竹船，舱里有麻袋和镰刀，看来主人正准备去割禾收谷。建华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东西丢上岸，挂上桨就走人。反正这里的私船差不多都是公用，人们先来后到，谁先解锚就谁先用。
粟木峒远在库湖的那边，因没有通公路，甚至没有通任何陆路，人们进出都得靠船。有些人把房子盖到湖这边来了，但责任田还在那边，插秧和割禾时节，还得划船进山去。我们半途碰到的一船人，就是这样的乡村上班族。
此时我们已掠过湖面一角，绕过一个青松茂密的无人小岛，进入了两条水峡中靠左边的一条。照建伢子介绍，这条水峡很长，在前面再绕两个弯，过一个三叉水道，我们就可以望见粟木峒了。
我已经感到两岸青山之间的天空越收越窄，岸边扑来的草腥气也越来越浓。岸边停靠着一只小船，散放着几捆杂柴，引起了建伢子的注意。
“杉坡的人好勤快呵，还有人打柴！”
听他的口气，好像大家眼下都不习惯打柴了。
“胜夫子——”他朝山上大喊了一声，当然是在呼叫小船的主人，“你没有偷树吧？——公安局的提着手铐子来了呵——”
我只听到一阵含含混混的回声，还有乌鸦叫，没听到什么应答。
“野老倌进了你的屋咧——”建伢子大笑。
山上还是没有什么回应。
但建伢子听到了：“你骂娘？我一片好心怕你坐班房——你堂客戴着金戒指，怕是不耐烦给你送牢饭呵——”
他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一次我依稀听到了回应，只是听不大清楚，也不知声音来自哪一片林子。
建伢子笑得前伏后仰，踩得小船摇摇晃晃。见我不大明白，他补上几句解释，说这个胜夫子家里负担重，有两个娃崽要读书，只好放老婆出去打工。老婆倒是赚回了钱，但也赚来了绿帽子，有一次坐着小轿车回来了，穿红戴绿，大包小包，高跟鞋哚哚哚，还带回一个光脑壳男人，是个什么老板。胜夫子接了那男人一对瓶酒和一双皮鞋，只得笑脸相迎。看那男人替他老婆挑指头里的刺，吹眼睛里的灰，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赶快去后院抓鸡和杀鸡……这就是大家后来取笑他的原因。有人说：丈夫丈夫，起码要管一丈远吧，你如何一条门槛都没守住？
我第二年再来这里的时候，听人说胜夫子八字薄，被蛇咬了，死了，就葬在湖边上。我这才想起来了“胜夫子”这个似曾耳闻的名字。其实我从未见过他，只听到过水峡一侧山坡上模模糊糊的应答——那就是他吧？还看到过寂静岸边的两捆杂柴，一条小船（船头有新补的原色木板）——那也算是他吧？
一天傍晚，我下水游泳，看见远方水面上有一黑点。不知什么时候，我无意间回头时大吃一惊，发现刚才的黑点已经放大为船头，直楞楞地冲我而来。湖水基本上没有流速，这一天也没有什么大风，一条无人的小船为何漂得这么快？不会是一条鱼雷快艇朝我发动突袭？
我游过去，翻上船，摇动双桨，把它划回原来的地方，锚在岸边一个路端。我现在已经认出了船头的原色木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胜夫子的船。
几天之后，奇怪的事情再一次出现。我在游泳时又发现了它，一只无人的小船不知为何又脱了锚，再一次向我漂来。那一刻它完全像个活物，在呼吸，在眨眼，在蹑手蹑脚，不时摆动隐在水里的尾巴。
我懒得再理它，任它到处闲逛。片刻之后，我发现它游过了学校所在的那个半岛，在另一个半岛面前探头探脑片刻，然后缓缓地偏转，最后靠定了草岸，像回到了家。我顺着船头的方向望去：怪了，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有几捆杂柴。
我不免吃了一惊。它是不是在寻找存有柴捆的湖岸？是不是觉得凡砍柴人都可能是它的主人？
我不能不进一步怀疑：这条船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一直在水波声中低语，在纷纷雨滴中喘息，在月光和闪烁萤虫下入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挣脱锚链而去，用鼻子使劲搜寻着打柴人的气息。
它眼下的新主人叫有福，也奇怪这条船老是脱锚。一气之下，他后来把小船一把火烧了，好歹收回了几斤铁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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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一块钱一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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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人以前做生意少，就算交易也不像是交易。比如卖瓜论个，不管大小是一个价；卖羊论只，大一点小一点不生计较。卖柴则论步：把柴禾码成大体上四四方方的垛子，然后以脚步丈量出一二三。至于脚步的长或短，柴垛的高或低，都是马马虎虎的。
牛马是比较昂贵的财产，计量不能太随意，因此买卖时需“拳牛比马”，以拳头或指头比量牛马的大小。但这是专业贩子的工夫，非一般人能胜任。
现在商品交换增多，山里人也大多会精打细算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个板粟园，问管园子的老人如何卖。老人想了想说：“十块一斤。”我吓了一跳：“你是卖金元宝呵？不就是板粟吗？”对方警惕地看着我，大概最怕城里人巧舌如簧，决不让我有任何可乘之机，坚决一口清。铁定十块，一分不能少。
生意做不成。我走到另一处板粟园。那里也有一个看园子的老头。听说我要买板粟，他想了想说：“块钱一摇。”
我不知道对方的意思，后来才问明白：他没有秤，也没有升，要我自己到园子里摇一摇树杆了事。交一元钱，摇一下，摇落的板粟都归我。
“摇”就是这样的量词。
我当然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摇，专挑果实挂得多而且熟得透的树来摇，哗啦啦片刻之间板粟满地，足足装满了一提袋，算是心狠手辣。但主人没有挑剔我的动作，数着几张钞票，倒也很乐意。
我相信，要是我同他说热闹了，说出点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来了，说出点明朝清朝的老皇历来了，他很可能还要留下我吃饭，喝谷酒。五摇板粟白白地送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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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月下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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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的电影里有人的机器化。其实，不光是蓝领可能机器化，当下很多白领也面临厄运。一般标准下的白领，通常是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在大车间似的办公区里，就位于矮隔板的格子岗位，像装配板上的一个个固定插件，一插上去就紧急启动，为公司的利润奔腾不息。眼睛，颈椎，腰椎，心脏，植物神经等等，是他们最容易磨损的器官。我的一个外甥女就是这样的白领。她一进公司还被告知：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打开，随时听候老板的调遣。
乡下农民倒多了一些自由，劳动方式的单调和呆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避免。乡间空气新鲜自不待言，环境优美也自不待言。劳动的对象和内容还往往多变，今天种地，明天打鱼，后天赶马或者采茶，决不会限于单一的工序。即使是种地，播种，锄草，杀虫，打枝，授粉，灌溉，收割等等，干起来决不拘于一种姿势，一种动作，一个关注点。从生理保健学来看，这当然有利于四肢五官的协调运动和综合锻炼。我当知青的时候还参加过抗旱车水。当时的手摇水车类似于拉力器，脚踏水车类似于跑步器，现代的健身房就盖在田头。一旦人们在水车上踏得兴起，转踏为跑，转跑为飞，便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踏锤飞旋和水花高溅。一声撒野的呼啸抛出去，远处可能就有车水人的呼啸甩回来。一曲挑逗的山歌抛出去，远处可能也有车水人的山歌砸回来——劳动与娱乐在这里混为一团，不但使田头变成了健身房，还变成了夜总会。
哗哗槽片抽浅了泥坑里的水，大鱼小鳖就可能露出头来。我们在田头找点柴，烧把火，偷几棵葱，挖两块姜，找来油与盐，现场煮食的乐趣和美味断不会少。要是在夜晚，朦胧月色下，后生们把衣服脱个精光，一丝不挂地纳凉，其胯下奇异无比的舒畅和开敞，还有几块白肉若隐若现，使不乐的人也乐，不浪的人也浪，天体艺术令人陶醉。
女人们一听到这种笑声就会躲躲得远远的，有时把送来的饭菜放在路口，喊一声，咒两句，要你们自己去取。
我对乡下的过度贫困心有余悸，但对那里的劳动方式念兹在兹。我还相信那种劳动的欢乐，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人们觉得出力流汗是幸福和体面的某个时候。 我重新来到乡村以后，看见柴油机抽水，电动机抽水，倒是龙骨水车不大见了。这有什么不好吗？也许很好。我得庆幸农民多了一份轻松，多了一份效率。我甚至得祝贺一种残酷的古典美终于消失。
但我还是没法不留下一丝遗憾：哪一天农业也变成了工业，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写字楼，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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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农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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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校公厕挑粪的时候，时常会与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会师在粪坑前。他黑长脸，破草帽，裤脚上一定沾泥带土。一双黄胶鞋前面破了洞，鞋后跟挂着几条散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荒货。
看他两个特大型号的粪桶，谁都不可能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姓余，人称“余老板”，因为多年前来此办鱼场，雇了一些帮工，就有了老板的身份。但他养鱼颇为不顺，不是碰上鱼瘟，就是碰上山洪，几年下来把几十万投资都赔光了。但他决不撤兵，依然在这里喂猪，打米，种田，育瓜菜，把鱼塘之外的经营范围越做越大，光是猪就呼噜呼噜喂了二十多头，简直是个劳动疯子。他没再雇工了，亲自来学校担粪，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担，选择的粪桶大得像粪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还想当个农业李嘉诚？还想拿个农业奥林匹克奖？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讨教很多农事，关于母鸡不下蛋时该怎么办，关于西红柿枯叶是怎么回事。我在《齐民要术》一类农书里没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时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详细，有时还叮嘱一句：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一点好秧子。
他也确实让人捎来过一些好秧子，还有防病治虫的报剪资料什么的。我去过他家。一路走去，发现他担粪的路途很远。他既然喂了那么多禽畜，家肥应该不成问题的，但还是一次次长途奔袭学校厕所，只差没把免费的大粪当作大锅饭，其种植野心想必无比辽阔。我看到了他满坡的菜，满垅的禾，满栏的猪，果然被他的产业规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个叫化子窝，比一般农家还肮乱许多。几间借来的旧瓦房里，大锅里是半锅冷潲，母鸡飞上了灶台，留下鸡屎和草须。卧房里居然没有一两张像样的椅子，倒是有几口土砖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码在大木柜旁，成了客人必须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张显然是借来的破床上，被子也没叠，堆成一团，压住了两本破杂志，不知主妇是没时间打理，还是没心情打理。
我在这里没说上多少话，因为他实在太忙，没功夫陪我多说。刚从地上大汗淋淋地回来，就有农民来求他打米，有农民来买他的鸭蛋。这里还没做完，又来一妇人请他去给鸡诊病，简直一刻也不让他消停。
主妇回来了，忙着切猪菜和熬猪食，也顾不上与我多说。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络汗津津的头发搭拉在前额。
“你们太能干了，承包了这么多地。”
她冷笑一声：“这不是发疯么？我一直没搞明白，这里是有一团金子呢，还是有一团银子呢？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打鬼。”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着点。”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个钟头，恨不得我一个人长出八只手！”
我看见她坐的一张椅子偏偏欲倒，“你们至少应该打几件家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乐业么，先安居，后乐业。”
“谁说不是呢？说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过，搞不搞，怎么搞，我都随他。”她懒得往下说，看着门外的斜阳，一脸嫁狗随狗的愁怨。
后来我知道，余老板与我还是中学同学，只是不同年级。当年他是“井冈山”的，我是“红造会”的，两派操着五四手枪、手榴弹以及砖块铁棍互相恶斗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交过手，只是没有互相记住面容。后来大家统统滚下农村，他去了另一公社，与我所在公社不算太远。我们说不定在长途汽车上或集镇上也见过面，只是没有特别的交道。不久前，几位老校友来乡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他闻讯后立即提一条大鱼来款待客人，但自己决不留下来吃——其实是忙得没功夫入席。
看着他叭嗒叭嗒远去的两只泥脚，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说，他在城里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还赚过两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来此搞得一身泥脏水臭？搞得老婆满腔怨气以至每次见客都要开一场控诉会？他是想发财吗？好像不是。凭他一位叔叔的局长身份，他在城里随便开个什么店，帮个什么工，也少不了这一份收入。相反，他在这里给东家诊鸡病，给西家送菜秧，到处指导杀虫和果树接枝，完全是个义务的农技推广机构——能发出个什么财？他还养了条大洋狗。那畜牲大如一头小牛，立起来有人高，一天要吃一两付猪肺，害得他老婆三天两头就去集镇找猪肺，光是车票钱和猪肺钱都不知赔了多少——有这样发财的么？
连农民也觉得他不可思议。
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理解财迷、酒迷、舞迷、棋迷、钓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难理解一个农迷。人们看见健身的大汗淋淋，会说那是酷；看见探险的九死一生，会说那是爽；但看见一个人高高兴兴地务农，肯定一口咬定那是蠢。同样，人们看见粉丝们为台上偶象一掷千金，看见股民们在交易所血本无归，都会觉得正常。看见余老板玩农活哪怕小赚不赔，也会觉得疯人院没上门锁。
余老板忙得连电视都不看，从不知道哪个明星怀孕了，哪个明星离婚了，哪个明星打官司了，哪个明星的性取向有变……这在很多人看来，当然是问题更为严重。他简直是信息时代的白痴一个。他敢不承认？
这个时代的好些道理，没法与余老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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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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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盘砚有个雪娥嫂，信基督教。她残了一只眼睛，但犁田打禾什么都做得，历年来交税费最全，完成摊派工最早，还收养了一残疾少年，比男人还勤劳，比干部还义道。
她第一次见到我，就愤愤批判唯利是图。她说村里有一富户，做什么都斤斤计较，让出几分山给村里修路，算起钱来也心狠手辣。他就不想想他一窝六七个娃崽是怎么长大的？——雪娥嫂是指当年大集体的时候。不是靠那时候的大集体，不是靠那时候见人有一口饭，他一大窝娃崽还带得大？现在倒好，他娃崽大了，也揣着大票子了，就事事要个等价交换，就朝集体的碗里吐唾沫了！
雪娥嫂对大集体的辩护，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北欧之旅。当时一路看过去，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家的国旗都是十字旗，可见基督教为它们立国之本。恰恰是在那一片教堂林立的氛围里，国家奉行社会高福利政策，把所有国民从摇篮管到坟墓，颇有教门之内的平等之风。我一直暗暗猜测，那里的国策其实是宗教的延伸和放大。
不说北欧，还是回头来说雪娥吧。我最初以为她是个什么干部，其实她连组长也没当过，只是有话就要说，是个嘴巴直通屁眼的直肠子（雪娥语）。她的最高荣誉是当过一回劳模，但她一听说要去市里开会，就吓得在柴山里躲了两天，让干部们找不着。后来不得已去了，但经常紧张得出汗，横着一只独眼，噘着一张嘴，很不快活的样子。
她回来后悄悄告诉我，她进城上台讲话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好，只能背诵干部写好的稿子，但说的与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她一边说着全靠各级政府的关怀，一边想着全靠仁慈我主的关怀；一边说着今后要好好学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心里说的是今后要好好学习《圣经》……“我心里要说的话，主是听得到的。是不是？主是不会怪我乱说的。是不是？”她这样说。
我这才知道她是基督徒。
“你读过《圣经》吗？”
“只听过一点点。”
“你会唱赞美诗吗？”
她捂着嘴笑，“直喉笼唱不转，唱得像鸭叫！”
“你怎么想到要入教呢？”
“基督教好呵。基督就是一杆公平秤，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道理有十分，你就不能只讲九分半。”
这个解释倒也简单，而且还经典。
“跟你说，我八年来没有吃过一粒丸子，我老公八年来也没有吃过一粒丸子。”她是指家人健康不用吃药，如此“奇迹”的“见证”，实在值得她自鸣得意。
我这才知道，洋教传到这里来以后，已经有些变性，洋中带土，似旧实新。改良教规之一，是信教者不求医。这倒是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本就对医药费的高涨深深发愁。改良教规之二，是信教者不吃别人家的饭。这也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对日益繁重的人情礼节早已不堪重负，一接到请柬，就如接到罚单，满脸客气之下是满心焦急。基督教的传播，大概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托了这一类助人省钱的招。
基督教在这里也叫“耶稣教”，因读音之误，还有“耶师教”或者“一师教”一类异名。信教者也有“基督和尚/尼姑”或者“耶师和尚/尼姑”乃至“一师和尚/尼姑”一类俗称。人们对洋教的出现说不上有多大的反应。看见教徒们偷偷地串门聚会，大家觉得那就像党团员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无非也是劝人向善，倒也不坏。有些人入教以后心静了一些，少了些伤肝炸肺的焦躁，身体颇得补益，也不是没有可能。
教徒们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引来非议。比如说，当基督和尚可以吃肉，只是不可以吃血。这是不是专拣好的吃？不戒荤腥也能当和尚，也太舒服、太便宜了吧？又比如说，有个教徒抬猪时断了草绳，不去另外找草绳，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另一个教徒没法把手扶拖拉机发动起来，不去检查油路和气门，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大家都觉得可笑：基督菩萨未必那么神通广大，还能把断草绳接起来或者把死机器发动起来？
贤爹最反感的，是耶师教居然宣扬“普天众生皆兄弟姐妹”：“呸，爷就是爷，崽就是崽！一千年也莫想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怎么成了兄弟呢？宝伢子胆敢没上没下，老子一巴掌把他刷到墙上去！”
宝伢子是他儿子，不久前信上了耶师或一师。听老子这一骂，他吓得在外躲了两天不敢回家。
有一天，宝伢子带着三个陌生的后生，一律西服革履，骑着摩托一溜烟来到我家。陌生人自称是邻县的中学教师，专程前来拜访我。他们在阶前坐下，翘起二郎腿，接过茶，接过扇，对端茶的主妇看都不看，更顾不上说一个谢字，开口就大谈这个世界有三重天和九重地；谈地球大一点不行小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大；谈光速慢一点不行快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快……把我说得云里雾里。
其实，他们不是科学院院士，不过是基督徒，刚才的开场白不过是赞美上帝创世的奇妙，目的是劝我入教。他们接下来历数入教的好处，包括癌症病人不治而愈，哑巴可以说话，瘸子可以跑步，连做生意都财源滚滚，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在我听来，有一点推销减肥茶和壮阳药的味道，有一点非法集资的味道。
我说宗教确有静心养身之效，比如中国佛教与道教……没料到我一提佛教就惹恼了来客。个子最高的一个冷笑着打断我：“你这还是马克思主义，太过时了！太可笑了！我问你，一个人有几个父亲？难道一个人可以两个父亲？三个父亲？四个父亲？……你也不想想，你是好几个父亲生下来的种么？”
这是个很雄辩的比喻，把其它假父亲统统给灭了，独尊基督的意思很明白。
“保罗前不久也说过，要尊重伊斯兰教，尊重印度教……”
对方显然不知道保罗二世是谁（当然更不会知道路德、加尔文、J·拉辛格等等）：“那些狗屁话你也信？他们长期吃官家饭，中极左思潮的毒太深了，只会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什么事也不会干，将来只能统统下地狱！”
“那你总知道布什吧？布什总统也去清真寺……”
“那是外交策略呵，你懂不懂？就像在战场上打仗，有时候需要冲锋，有时候也需要伪装，需要埋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同他们谈不清，甚至没法往下谈。每次刚说出一句，就被他们打断，被他们七嘴八舌地堵回来。在这几个毛头小子面前，我只能洗耳恭听，只有接受大批判的份——幸好他们还无权动武，否则肯定把我当“圣战”对象，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傻，气不打一处来。
我轰他们走。“出去！去！”妻子不知我今天为何这般粗鲁，端着一盆刚炒好的板粟，看看我，又看看他们。那几个人都脸上挂不住，神情立刻软下来：“韩先生，我们再交流交流吧？”“你并不了解我们，再听我们解释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交个朋友。我们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
我还是拂袖而去。
我后来看到，他们出了院门以后还不走，在门口交头接耳一番。其中一个在墙根撒了泡尿，另一个打了一阵子手机。大概终于商定了新目标，他们这才骑上摩托，一溜烟朝公路方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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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韦伯曾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并有西欧现代史为证。但北欧恰好也构成了一个反证：新教伦理也能孵化出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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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非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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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夏之际的非典时期，我是在乡下度过的。从电视里看，全国似乎进入了战争状态，只差没全天滚动式地播送国歌和战争动员令了。但乡下人对这种紧张不以为然。“什么非典呢？不就是人瘟么？”照他们的理解，鸡有鸡瘟，猪有猪瘟，人当然也难免人瘟，这事古已有之，没什么奇怪，哪用得着兴师动众？
贤爹还另有解释，说真命天子上台时都有一难，今年总书记刚上台，有非典这就对了，就证明真命天子不假了——依照他天人感应之说，似乎人们还得敲锣打鼓庆祝一番才对。
干部们去山口设卡，去集市收缴野生动物，还上门上户检查打工返乡者的体温……他们忙着忙着，总算把气氛搅得有些紧张。一天夜里，四面八方陆续响起了鞭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一打听，才知道是山那边有一个哑婆子突然开口说话，称这次人瘟发作，阎王爷要收走三万性命，因此各家都得烧香三炷，燃炮三通，否则人畜平安不保。这个哑婆子差不多是第二政府，甚至是超级政府，其天宪一旦下达，就被人们口耳相传。
村里几个党员找到村长，说赶快打开广播吧，要大家快去买鞭炮。
村长有点犹豫：这是不是搞封建迷信？
党员们急了，说你前不久带着我们学“三个代表”和六个“文明”（他们没记清到底是几个），学得我们的脚都肿了。学了这么多，总得要点实际行动吧？总得为大家做点实事吧？驱瘟送鬼，保境安民，党支部还不冲在最前面像话吗？……
这一说，村长才下了决心。
我后来听到的各种鞭炮声，就是村长广播动员群众的结果。
这事搞得乡政府不大体面。乡干部大多是大学生和中专生，承担着普及科学和破除迷信的职责。贺乡长立刻气冲冲地找到村长：“政府讲了这么多你们不听，一个哑巴婆子放个屁，你们就当圣旨。不是搞迷信活动吗？”
“礼多人不怪。放点鞭炮……不碍事吧？”村长觉得事情并不严重。
乡长更气了：“放鞭炮有卵用！你要是命里有，不放鞭炮也不会死。你要是命里没有，放再多的鞭炮也白搭。你也是个党员，怎么一点科学都没有？”
村长觉得这话在理，面带愧色，立即打开广播器传达最新指示：“各家各户都听好了！建伢子你尤其要听好！谁说哑婆子说话了？你们要她到我面前来嚎几声看看！还是贺乡长讲得对，要讲科学，放鞭炮没卵用。你要是命里有，不放鞭炮也不会死。你要是命里没有，放再多的鞭炮也白搭。你们不要听了风就是雨，屎不胀尿胀，尿不胀屁胀，听信那些烂嘴巴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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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青龙偃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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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
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青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青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稣稣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叱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
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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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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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和摩托车在乡村最适用，方便了大家联络，省了好多时间和脚力。其次是电视，虽然有些节目不一定让人们全看明白，但至少给夜晚添了些热闹。乡下利用率最低的现代器具要数冰箱，因为瓜菜都在地上，随吃随摘，用不着冷藏。大部分肉食多以腌制，熏制，晒制等方式保存，山民们在这方面的习惯不易改变。
收亲嫁女之时，照城里人时兴的规矩，一套电器必须齐备，其中冰箱还是断不能少。只是冰箱买来以后大多不通电，塞满衣服或农药，有时候甚至装上几袋谷种，算是个密封杂货柜。
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我家的冰箱就比较特别，也承担着某种义务和责任。左邻右舍遇到一点鲜肉确需存储，以备客人或匠人的光临，就一碗碗端到我家来，塞入冰箱临时寄存。他们避免了大冰箱保管小物件的浪费，但使我家冰箱里的物权过于复杂。有一次我忘记了这一点，打开冰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吃掉了。
我家的冰箱公共化了，菜地也是半公共化。那天一个后生走进我家院门，见瓜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还厚颜无耻地说不错，说好甜，说好脆，简直是打上门来的强盗一个。其实，这也是我少见多怪。村民们在瓜菜方面的私权观念薄弱，莫说是摘一个瓜，就是摘一篮子瓜，只要别人的园子里有，也算是摘了白摘，不摘白不摘。
初春时节，菜地上有点青黄不接，我们提着篮子去山上采香椿、蕨菜、蘑菇、春笋一类。沿途遇到村民，尤其是那些农妇，都会领受她们笑眯眯的招呼：“有菜吃没有？”意思是问要不要在他们那里摘点什么。或许，他们会问得更具体一些：“有苋菜吃没有？”“黄瓜出来了没有？”“豆角下种了吗？”……这时候，如果你朝她们的园子里看一眼，对那里的形势表示赞美，或表示惊讶，那就更不用说了，她们随手找来一个塑料袋，往菜园里匆匆而去，接下来的形势不言自明。
农妇之间的事务主要是瓜菜外交。一丝微笑，两句称赞，还有日后路上的一声招呼，都相当于超级信用卡，足以偿付大堆瓜菜的馈赠，足以换来客气推让之间复杂而激烈的拉拉扯扯。正因为如此，医生吴胖子最不愿意种菜，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种菜，有一次见我往地上挑粪，眼睛瞪成了两个铜钱：“吃这样大的亏呵？你们家里是住了一个排，还是住了一个连？”
“你还好意思说，你看你的菜地，都荒了！”
“荒了好呵，退耕还林，绿化祖国。乡政府就要奖给我镜框子。”
“你钱多可以买菜吃。我们穷鬼不种吃什么？”
“买什么买？我才懒得买哩。”他得意地吹嘘，“等天一黑，我提着篮子往门外一走，这峒里的菜不都是我的？”
“人家用手电筒一照，会有你吴胖子的好看。”
“那能怪我么？我碰到了岔路鬼，走错了菜园子。要怪只能怪岔路鬼，能怪我么？”
这种懒汉理论和强盗宣言居然未受到批判，在场的几个人反而哈哈大笑。见他光天化日之下开始侵夺路边邻家的豆角，有人还当场指导：“胖子，你摘这边的，这边的嫩一些。”
不过，吴胖子的强盗式共产主义眼看着快完蛋了。镇上的一些贩子开始进山收瓜菜。接着，随着有些富裕户开始买菜吃，一些路边小店里便出现了有价瓜菜，虽然买主不多，但已引起村民们悄悄议论。有一天，我妻子看到路边某农户的空心菜肥美无比，不觉心动，想贪点小便宜，凑上前去一个劲看菜园，见对方没什么反应，又一个劲夸菜园，尤其是夸赞空心菜长得逗人爱。不料一套老经验不管用，主妇不大认识她，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对她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眼睛眨巴眨巴，径自修理水桶去了。
妻子追在她屁股头微笑和诱导，对方仍是启而不发，虽然给了她一把椅子，但一片菜叶也没给她。
这也就是说，朋友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大灵了。
如此惨痛失败，让我笑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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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非法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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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村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呵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冒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差不多电霸一个，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