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正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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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无形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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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狗突然大吠不已。我赶过去，什么也没发现。院门外既没有人影或脚步声，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狗的目击之处，只有寻常的围墙和老树。
这条狗看见了什么？什么事使它惶惶不安？
主人很可能觉得畜牲无事自扰。其实，人没有看见的东西，狗不一定就看不见。即便人与人之间，视觉也并非一致。我们都知道，吸毒者，梦游者，昏热者，有特异官能者，都能在特定情况下看见诸多幻影，我母亲在重病高烧的时候，就能看见一些陌生人，直到烧退才会幻影消失。进一步说，在人与人之间视觉有异的时候，也不能说正常人所见就是对的。正常人看到的水中斜影就是失真，看到的海市蜃楼更是假相，没有框格接缝的电影画面同样是出于眼球的错觉。若没有必要的设备，红外线、分子结构以及暗物质，我们周围真切存在的很多东西，都在我们的视觉之外。
人其实一直是半盲，没有资格嘲笑狗。我凭什么可以认定刚才那条狗是无端大吠？也许有一种我看不见的东西来了，不久又走了；或者降临了，不久又飞升了；或者聚合了，不久又消散了——谁知道呢？
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这条狗在到处嗅着，不时喷出一个响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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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晴晨听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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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都是醒在鸟声中。我躺在床上静听，大约可辨出七八种鸟。有一种鸟叫像冷笑。有一种鸟叫像凄嚎。还有一种鸟叫象小女子斗嘴，叽叽喳喳，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似乎它们都把自己当作公主，把对手当作臭丫环。
呵嗬嘿，呵嗬嘿，呵嗬嘿——这大概就是本地人说的“懂鸡婆”了，声音特别冒失和莽撞，有点弱智的味道，但特别有节奏感，一串三声听上去就是工地上的劳动号子。它们从不停歇地扛包或者打夯，怕是累坏了吧？
我知鸟甚少，平时只能辨出最常见的麻雀、鹧鸪、燕子以及喜鹊。有一种小鸟的眉毛呈黄蓝黑数色，艳丽多彩，针挑线缀的一般，想必是人们说的画眉。另一种多黄羽，经常栖在我的窗台，想必是古人笔下常见的黄鹂。农民还教我认识了一种“铁哨子”。它们全身乌黑，比树蝉大不了多少，经常密密地停栖在一枝芦苇上，像一长串冰糖葫芦在风中摇荡，更像一长队孩子消受着翘翘板。
但它们此时不是在过儿童节，只是在忍受餐前的饥饿，一心一意地盯着鸡场里的谷粒，眼巴巴地希望鸡群赶快退席，让它们也去吃上两口。
每次我路过菜园，脚步声都会惊动几个胖大家伙，突然从瓜棚豆架下扑啦啦地腾飞而去，闪入高高的树冠。它们是野鸡无疑，在秋天尤其是肥硕厚重，重磅肉弹拉出一道道黑光，闹出的动静很大。我无法看清它们，只听到它们在树叶里叫声四起，大概是对我的刚才的突然侵扰愤愤不已。
哥们儿，在他脑袋上拉泡屎怎么样？……我几乎听懂了它们的大叫。
因为鸟太多，我们的菜园一度陷入危机，几乎维持不下去。尤其是初春之际，青菜鸟一来就密不可数，黑了一片天。我家豆角种了三道，还是留不下几粒种籽和几棵苗。饥鸟狂食之下，菜园成了它们的公共食堂，残羹剩饭寥落无几。到后来，我们派出了两个张牙舞舞爪的稻草人，拉起了防鸟保苗的大网，盖上了防鸟护籽的枝叶，各种空防措施相继到位，才勉勉强强度过了最危险的瓜菜发芽期。
找来几顶破草帽戴在草木丛中，也是一个好办法。不过这办法既吓鸟，也能吓人。一位从城里来的朋友，一进我家院门不禁神色紧张，因为他一眼瞥到丛林中闪烁的草帽，以为这里伏兵遍地，一场血战随时可能发生。
他说，饥汉不知饱满汉饱，他在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从来只知道无鸟之憾，却不知道鸟多之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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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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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伐竹木的时候，我发现林子里有很多空鸟巢。它们靠草须和油泥编织而成，丝丝入扣，环环相结，内壁光洁，外围粗松，隐约透出鸟雀涎液的酸腥气息，完全是精美的工艺品。一些朋友来乡下看我，给我带来食品什么的。作为回赠，我就给对方一个鸟巢，常常使他们大为惊叹喜爱不已。
这些鸟巢能使人类惭愧。人有一双手，有起重机、推土机、打桩机、电焊机等各种工具，给自己筑一居室尚且不易。鸟只有一张嘴，全靠这张嘴完成所有的工序，日以继夜地啄之咬之叼之喋之，该是一个怎样艰苦卓绝的过程！它们看似没头没脑，游手好闲，自由散漫，但只要一到繁育的季节，为了构筑一个产房，就不惜忍受最难熬的饥饿和疲乏，忍受最严酷的风雨和暴晒，哪怕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一个影子，也决不停止衔泥结草。在这个时候，它们成了全心生育后代的亡命之徒，而且从未打算从这种生育中获取什么回报。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曾被我视为陈腐过时的儒家伦理。我现在也许应该更正一下：它不过是一种普遍的动物伦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可以想象，古代的儒生们与其它动物一样，缺乏保育的成熟技术，面临着生育成活率太低的危机。因是之故，他们想都没怎么想，就把繁衍后代当作了最高使命，把群类的存亡置于个人的苦乐之上，决不让生命之链在自己这一环终止。在这一点上，他们既不是多么聪明，也不是多么愚昧，不一定多么崇高，也不一定多么庸俗，只是比有些人更动物化。他们是一些披着长衫和夹着书本的人形鸟雀，说出了动物圈的一条硬道理而已。
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把生育神圣化。那些庆祝生命诞生的种种鼓乐、歌舞、香火、祈祷……看来不过是透出了一片鸟语，昭示着谁也无法究诘的天道。
想到这里，我把几只鸟巢重新安放在林子里，愿它们的主人欣然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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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忆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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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是一个从国企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动手能力强，做鸡舍，挖粪池，打竹椅，把每件事都当军工业务定货，力求优质品率百分之百。听着满院子的鸟声，他似乎又有了一笔订单，拿来锯子、锤子以及卡尺，精心设计，紧张施工，用几块木板打造了一个尖顶鸟舍。里面铺设草须，相当于鸟类的席梦思。圆拱型门窗和门前的阶台，更有五星级宾馆气派，可供童话中王子和公主优雅出入。
我们兴冲冲将它固定在一棵大树上，一心等待粉红色童话的来临，等待一排排的鸟脑袋在窗口出现。可好几个月过去了，这鸟舍一点动静也没有。很多鸟倒是来过的，也把它打量过的。但它们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很快又拍打着翅膀飞去，对欧式高尚住宅不屑一顾。
我们怏怏地颇为沮丧。
一天，地坪里有一片落叶在飘动和跳动，引来狗和猫的围观和大呼小叫。我们凑上前一看，发现那不是落叶，是一只羽翼未丰的乳鸟，眼睛还不能打开，两只脚也站立不稳，嘴巴倒是奇大，以至整个脑袋就是一张嘴，一支向天空开放着的浅红色肉喇叭，等待着救命的食物。我们查看它的全身，倒没有发现什么伤——大概是被鸟它娘不小心遗落了。
妻子把猫和狗赶走以后，往它大张的嘴巴里滴了几滴水，又掰开米饭，喂入几个半粒，算是给它聊解饥渴。做完这一切，再把它装进一个纸盒，放回室外显眼的地方，希望母鸟回来时能够一眼看到它。
一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着什么。不过鸟妈妈一直没有出现。妻子不免有些失望：“这妈妈怎么当的？胖大嫂回娘家，半路上把娃娃丢了还不知道呵？”
两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还是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着什么。不过还是没有大鸟来认领。妻子更是气愤：“怎么这样狠心呢？这样的蠢婆娘虐待未成年子女，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我说：“你是不是要到林子里去给它们读几篇《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将它取名“飞飞“，取飞来之义。喂养几日以后，见它脱离了危险期，声音渐宏亮，小翅膀开始扑动，便把它送到树上的鸟舍里。那里有大鸟来往。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显著目标，引起大鸟们的注意，尽可能把消息带给它的母亲。我们希望它在同类的亲情之中，至少能少一点孤独和恐惧。
后来的事实是：它的嘤嘤叫声在树上消失了。我们以为它已经飞走，以为它已经回到母亲身边。但我们很快就发现飞飞的尸体飘浮在一个水池里。根据现场的迹象来看，它曾经想飞走，但还不太会飞，可能扑腾了两三下，最终一头裁入了水池。
它是一个日日夜夜想找回母亲的孩子。
是一个日日夜夜想进入天空的飞飞。
我后来从书上知道，动物有时也会遗弃甚至吞食自己的孩子——如果它们觉得这是淘汰弱小的必要，是保证种群强旺生命力的需要。根据这个说法，我不能不设想飞飞的另一种死因：它不是自己落入水池的，恰恰是被它母亲发现以后，被母亲有意投入水中。这个病弱的小家伙，终于死于一次崇高而决绝的谋杀？
一个暗夜里有种种可能。
几天后，夜深人静之时，百鸟归巢息声，但有一只鸟总是在树梢上发出呱呱大叫，每叫必高低两声，声声相续，久久不歇，一心要喊破天似的。以至它何时停止叫喊，是否停止了叫喊，我都印象十分淡薄。我开始以为独鸟孤鸣是为了求偶，后来奇怪其它求偶者为何不鸣。最后，我终于听出了叫喊中的凄切，觉得它更像一种母亲寻找儿女的苦苦呼唤。
一个夜晚因为有了这种呼唤，有了这种凉透心底的忧伤和绝望，才会成为真正的山乡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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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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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窗雨雾前胡思乱想，突然有眼前一亮，还有脚心一阵发麻，使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嗅出一股焦烧味以后才突然醒悟：打雷了！我的记忆中确有一点动静，好像是刚才闷闷的一声。
这一闷雷肯定打中我家，否则楼面和墙面不会带电，更不会抽击我两只赤脚。我紧张地想到：应该做点什么。我赶快远离窗口，又赶快检查家里的情况，发现家里虽没着火，但电脑屏幕已经黑了，传真机已经冒烟，电话机里不再有声音，电视机里不再有图象，楼下浴室里的电热水器也无法启动……除了房子最西端的一只冰柜还在工作，家里五件电器全遭摧毁，一个文明世界顷刻间瓦解，一片死寂。
我大声告诉家人：“我们被雷打了！”但他们都冲着我笑，以为我在开玩笑，直到我大声再说一遍，他们脸上才有了紧张，一窝蜂慌慌地去复查灾情。
在城市里呆久了，对雷电已经没有概念。我不知道大自然除了风和日暖与花红草绿以外，有时也会狠狠拍来一大耳光。儒生们反复讴歌的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有时也会以一种残暴的方式进行。
修理各种电器的过程，不消说有多麻烦和多窝囊。我得赶到城里去一家家地去上门送货与取货。在市广播局一个电工朋友的帮助之下，我家的避雷地线也埋下了——这需要挖出一米深的地沟，像挖出长长一圈战壕，再在沟底扎下十几根粗大的三角钢，又是烧焊，又是挖土和打锤……其工程之浩大，施工之费时费力，吓了我一大跳。我后悔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轻率地向朋友开口求助。
其实，宏伟工程也不太管用。朋友临行前偷偷告诉我：好是会好一点，但也不是万全。雷雨天里最好还是拉电闸，自己还要善于躲避。
我有点哭笑不得。早知如此，何必累得个半死？
更要命的是，我该如何躲避？乡下人没有城市楼群的掩体，暴露在茫茫旷野，暴露在雷电的射区之内，成了大自然随时可以轰击的靶标。如果穷得连避雷针都装不起，人们很大程度上只能听天由命。大家明白这一点，于是别出心裁另求一些自存之法，比方说一听到雷声逼近，就得赶紧检点自己的孝行。临时补救措施也是常有的：问老父亲要不要吃肉，问老母亲要不要做棉裤，问爷爷奶奶要不要捶背——其声音一定要宏大，宏大到让老天爷能听到；其动作一定要张扬，比如紧急切肉最好在门外大张旗鼓进行，让老天爷一眼看个明白。“不做坏事就不怕遭雷打！”他们一般都这样认为。
他们还能怎么办？他们不能怎么办。雷电随时可以空袭，一个不能用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的人，只能躲进一种给自己宽心的心理想象。
对于很多都市人来说，雷声不再意味着杀伤，充其量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甚至只是一种都市剧的舞台效果，比方说是一种娱人的高分贝打击乐——既如此，人们当然不再需要问老父亲吃不吃肉，不再需要问老母亲穿不穿棉裤，不再需要问爷爷奶奶是不是背痛……很不幸，孝道也许就是这样衰落的，更广义的的敬畏感和神圣感也可能是这样衰落的。我们其它很多妄佞之心，都可能在科学的掩体之下暗暗滋生。
这就是说，一旦人们能用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精神也许会变得累赘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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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守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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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近近的鞭炮声不断响起来，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出门打听了一下，发现既无红喜，也无白喜，不过是农历七月半接鬼祭祖的日子到了。
寂静山谷里，鞭炮声传得很远，顺风而至却不知来自何处。这时候我不免想起了自己的来历。我家从没有燃炮祭祖的习惯。我已故的父母也不在我身边，不在村头或村尾，没法在这个日子听自己骨肉的走近。
都市人大多移居他乡，是一只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先辈对于我们来说，常常只是一些描述远方和虚无的词语，不是经常可以听到的（鞭炮）、嗅到的（香火）、摸到的（坟土和青草）的实在。我们在祭日里两目茫茫，无事可做。久而久之，我们在清明节、重阳节、七月半，冬至日、除夕过年这一类日子里，可能吃喝渐多而缅怀渐少。
相比之下，故乡不同于他乡。定居故乡者一直与前辈为邻，一直是广义的守灵人：出门就可能是父母的坟地，爬上坡可能就是祖父母的坟地，转下坳可能就是曾祖父母的坟地，钻过竹林还可能有伯父伯母叔父叔母的坟地……先辈组成了房前屋后的的四面八方，随时闯入视野，幻化出音容体态，不是什么虚无。在这里，一种中国人视之为传统核心的孝道，一种慎终怀远乃至厚古薄今，在成为一种文化态度之前，其实早已是农民实际生活的情境规定，是睹物思情和触景生情的自然。他们祭祀时事死如事生，是因为死者一直逼近眼前，是触目和坚硬的现实。
出于同一原因，有些坟头热闹而有些坟头清冷，如此对比在祭祖者眼里一定特别刺激，不能不让人多一些紧张。兴衰之异，续断之别，直接表现为现实中“香火”的有无。这种坟前的不同待遇，不常被都市人耳闻目睹，却在乡下人的印象中声色并茂，足以使他们一次次坚定传宗接代之志，尤其是生出儿子的决心——只因为儿子是防老的衣食之源（都市人可能更依靠自己的退休金），而且更多承担了上坟祭祖的义务（都市人可能已无坟可上或者有祖不祭）。
我曾经一直以为，重男轻女仅仅是愚昧。很多现代的离婚者、独身族、同性恋以及丁克家庭，更不认为生儿育女是什么非此不可的大事。我们的生活因此显得更为文明。但我们得小心：我们是在握有退休金时说这些话的，是远离坟前香火时说这些话的，在乡下人听来一定隔膜——正如乡下人对无后的恐慌，在眼下的鞭炮声中再一次怦然入心，在一次次路过清冷野坟时寒意彻骨，恐怕不易被我们体会。
毫无疑问，乡下也有一些无人祭扫的坟，其主人的后代可能夭折了，可能迁走了，可能把先人忘记了。我家院门外就有这样的一座，坟碑已经倒塌，墓盖被荒草淹没。我曾在这里坐着抽了一支烟，如同一位找错了坟地的守灵人，想象着荒草下可能有过的故事，包括前辈从幼到老的某些容颜姿态——直到夜幕在眼前缓缓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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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式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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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山只有一条小公路。连日暴雨之下，好几个路段山体垮塌，我的汽车卡在半途中，陷在翻滚的泥浆里，后来靠着过路的两个学生帮忙推一把，才泥点狂溅地退出绝境，勉强退回到一个草坡上。我弃车换船，把一些物品卸下车，搬到李有根的船上，先回了家再说。
公路好几天没有通，我的车一直丢在几里路的野外。那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附近虽有一农舍，但没有人住。有根要我放心，说不会有事的。但我还是惴惴不安，总是想象汽车被偷了或者被撬了的惨状。虽说是一辆不起眼的国产捷达，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怎么能一块肥肉搁在狼来虎往之地？经常在那里路过的人们，在我的想象中目无定珠，神色诡秘，就不会起一点贼心？
我坐船去查过一次现场，还算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半个月以后雨停云散，公路重新开通，我才把汽车开回家来。谢天谢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相信有根的话了：八溪峒还真是平安之乡。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里一切太平。仅就我的记忆，几年来这里也有不少事骇人听闻：学校里有两辆摩托车被窃；坡上有好几片杉树被盗；一辆挖土机的师傅忘了锁油箱盖，只一顿饭的功夫，就发现箱里的柴油被吸了个精光……但凭心而论，这些罪行不算特别严重。
乡下人也自私，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莫说是对一辆不知该如何摆弄的汽车，就是对路边一堆木头，几袋饲料，也不大有邪念。我经常看见这些东西随意丢在路边，好多天里无人理会，颇有路不失遗之风。
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也许，一种匿名的身份和陌生的环境，最容易造成道德监控的缺位，造成人们的心理约束荡然无存。相反，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与城市稍异的是，乡村的道德监控还来自人世彼岸：家中的牌位，路口的坟墓，不时传阅和续写的族谱，大大扩充了一个多元化的监控联盟。
先人在一系列祭祀仪式中虽死犹生，是一些需要吃喝（摆供品）、需要开销（烧纸钱）、需要敬重（三叩九拜）、需要文化娱乐（比如舞刀弄枪或玩狮耍龙的傩戏节目）的灵性存在，是一种冥冥之中无处不在的威权。乡下人可容忍自己挨骂，决不容忍祖宗受辱，一旦联系上“八辈子祖宗”就非拼命不可，足见这种威权的不可亵渎。乡下人又常说：“做人要对得起祖宗”，更透出了对这种对威权的不时惦记。
这相当于欧美人说：“以上帝的名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上帝；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如果撇开其它因素不说。
很多难解的是非困惑，一拿到乡间祖坟面前就多多少少得以缓释。一切道德问题在这里都不需要答案，或早已有答案。为父者该做什么，为母者该做什么，为儿者该做什么，为媳者该做什么，为女者该做什么，为婿者该做什么……一切皆明白无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各种乡间的祭祀仪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中国式的教堂礼拜，一种本土化的道德功课。
也许，一旦祭祖的鞭炮声不再响起，那种寂静会透出更多的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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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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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召开村组干部大会，宣布禁止“买码”——一种类似六合彩的私彩。这种私彩通过电话投注，由各级联系人点钞，近来已闹得农不思农，商不思商，教不思教，不禁是不行了。人们一到下午就围在电视机旁，争看中央台七套频道一个叫“天线宝宝”的动画节目。据说那里有四个跳舞的卡通宝宝，举手抬足都可能暗示中彩号码：点两下头，就是数字二；转三个圈，就是数字三；下七级台阶，就是数字七；如此等等。这种对中央电视台的信赖和期待，在我看来荒谬绝伦。
一位最激烈反对买码的大嫂后来也倒戈。我问她为何不能坚持到底。她沮丧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说得热火朝天，你不买，站在那里一根木头，哦哦的。”
“哦哦的”就是无话可说尴尬发呆的意思。
由此可见，潮流的感染力和威慑力不可小视，足以让抗拒者孤立和心慌，最终也只能随波逐流。
贺乡长此次禁码当然是吃了豹子胆，冒天下之大不韪，几成人民公敌。他话还没说完，台下便有抗议纷起。有人站起来大叫：“禁码？笑话，我已经亏了两千，你们赔给我呵？我不去赢回来，拿什么买化肥？”
另一个跟着站起来：“你们早不禁，迟不禁，等我亏了三四千就禁，安的是什么心？这就是你们执政为民呵？你们给群众造成了损害，就要负责到底！”
还有更多的人在拍桌子：贺麻子，你不能做缺德的事！我们又没有拿你的钱买码，你狗咬烂布巾呵？你蛮得屙牛屎呵？贺麻子，我们从没亏待过你呵，要茶有茶，要饭有饭，你今天要下这样的毒手？贺麻子，贺麻子……
会场已经无法控制，台上的人也束手无策。但贺乡长耳尖，突然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哪个骂娘？”
下面安静了，大家面面相觑。好像刚才是有人骂娘，好像也没有人骂，但没有人说得清楚。
“嗯？哪个骂娘？”乡长迅速掌握了话题优势，脸色一沉：“禁码是为了你们好。你们禁不禁，看着办，关我卵事！但骂娘做什么？我娘碍了你们的事么？我娘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们？她今年六十五岁了，脚痛了十几年，在家里从不出门，喂一头猪，养几只鸡，一餐吃不下二两米，连皮鞋子都没穿过，连火车也没坐过，连城里的动物园也没有看过。哪一样得罪了你们？”
众人都觉得无话可说，站着的人都坐了下去。
乡长说到愤怒处，又猛拍一下桌子：“我娘离这里一百多里，清清白白一世人，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凭什么被你们骂？她到长沙去补脔心，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不说，脔心还没补好。医院里说，顶多也就是两三年的寿。你们还嫌她命不苦？她是吃过你们八溪峒一碗饭？还是烧过你们八溪峒一根柴？还是喝过你们八溪峒一口水？你们自己就没有娘？你们的娘也是茅厕板子？可以屎一脚尿一脚随便踩么？好笑，我贺麻子前后在五个乡镇当干部，没碰到这种事。动不动就骂娘。好呵，骂！骂呵！跳起来骂！……”
这一番话，证据充分，逻辑严密，高风亮节凛然，震得全场鸦雀无声，引来无数同情的目光。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大概人们觉得乡长他娘确实无辜，确实委屈，确实可怜，不该无缘无故地挨骂，那么天地良心，将心比心，禁码当然也就……不要再说了吧？
贺麻子不满足于禁码，继续保持着孝子的雄壮声威，斜横着眼，钩缩着鼻，怒冲冲，气呼呼，把笔记本重重地拍来甩去，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从禁码说到封山育林，再说到计划生育和宅基地收费，把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统统扫荡。他现在不用担心台下的反对了。他的娘已经使大家心服口服，不给他鼓掌是不可能的。看到他最后横来一眼，大家鼓掌更为热烈。
散会的时候，大家纷纷把“贺麻子”改称为“贺乡长”：“唉，贺乡长也没讲错，这个码是不禁不行的呵。” “贺乡长说的，再不禁，过年钱都没有了！”“今天中午好歹吃了顿肉饭，总不能白吃吧？”有的人还拍着胸口，好像自己早就是贺乡长的铁哥们，早就同乡政府心连心了：“你以为买码是买脑白金呵？我早说过，到头来都是钾铵磷（剧毒农药）！不闹出几条人命，不会收场的！哼！”……人们一路上七嘴八舌，对禁码令基本上表示拥护。
尽管有些人还有几分心事重重，但看到大势所趋，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就不再发声。
我没想到会开成了这样，对贺麻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想到他有那样的非凡手段，能在今天闹轰轰的会上乱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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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船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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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是个船老板，看见我游泳，远远地在船上招手，嘴巴一阵开合——喊声在柴油机噪音中其实完全听不清。他有时给我捎来东西，在院墙外停了机器，一声大喊抛过墙来：“拿兔子肉呵！”或者“拿野猪肉呵！”我闻声赶去水边，从他那里接过肉，还有坝上一个猎手朋友的问候。
与有根熟了以后，碰到城里朋友来访，我常常包租他的船去库湖中游玩。在这个时候，他对船钱总是推让。“给什么钱呢？几个朋友！”或者说：“下次再说，下次再说，我现在不缺钱！”
我后来知道，有根在开船之外兼看风水，还懂一点小方术。他走进我家院子，总要东张西望，细加观察，然后讲解“内白虎（指我家院内一个坡）”和“外青龙（指我家墙外一道山）”的深义。听说我家鸡埘里出现一种麻色小蛋，他一口咬定那不是鸟蛋，也不是蛇蛋，而是臭婆娘（不知他是说谁）拿来偷换鸡蛋的。我应该马上去鸡埘边贴一红纸条，方可以正压邪，清净门户，赶走那个臭婆娘！
他是一个业余萨满，常被乡亲邀去解决难题。乡亲们一碰到事情不顺，比如出门便摔跤，进门又打碗，埘里刚死鸡，圈里又猪瘟……这就值得注意了，就不能当作一般事务来处理了。取冷饭一碗，配鱼肉若干，倒在屋后僻静处，辅之以烧香和贴符，俗称为“倒冷饭”，可把小鬼打发远去，算是打破险局的简易伎俩。如果事情比较严重，比如房屋起火还加上恶病缠身，那就不光要救火和治病，更要找出形而上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乡下人信赖科学但不满足于科学，一定会去求助有根这样的人，或是去求助更高级的和尚或道师。
到底找什么人，依情况的严重程度而定，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
这些做法十分可疑，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否算得上某种草根民间的心治之术？祛邪驱鬼一类是否也不失为心理暗示和精神调节的偏招？就像很多老师要孩子们临考前大喊三声“我是最棒的”，这种十之八九的谎言常常也管用，近来也被列为科学的一部分——不过是传统科学所忽略的科学。
倒是另有一些科学的接连露馅：化肥破坏土质的大弊近来才被人们认识。瘦肉精、催长素、DDT、隆胸硅胶、不沾锅的特氟隆等等，也以其危害最终吓坏了公众。神经毒气和细菌武器更不用说，似乎比巫术更混蛋，其制造者分明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邪教教主。
但我还是一个信奉科学的教徒，对有根的热情指导一笑了之，急得他瞪大眼睛：“你以为这迷信？明明是科学，条条都是有书对的！”
他也想抢戴一顶科学的桂冠。
他给我看过一些油印小册子，解释地理与命理的关系，包括地理如何改变命理，命理如何改变地理——一个人只要三年不做恶事，家中的树木一定长得郁郁葱葱，如此等等。他还说到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林彪的祖坟，一个劲解释那些坟墓与命运的关联。据说那都是他们堪舆界公认的经典案例，还经过他一次次亲自考察。他决不容我对此心不在焉，把目光移向报纸：“老韩你听听……”“老韩你想想……”“老韩你来说，事情是不是这样……”他一次次用点名和盯人的方式，用假装提问但并未提问的方式，把心猿意马的我拉回来，逼我继续聆听。
“如果不是何键挖了毛主席的祖坟，毛主席怎么会香火不旺？他儿子怎么可能死在朝鲜？”
“你看了几十年风水，为何自己没选个好风水？”我想击其要害。
“你说我家？我家的风水不错呵！以前只是大门偏了一点，前年我已经把门改过来了。但地理还得有命理的配合，你懂不懂？我的八字是缺水，缺水也就是缺财，你懂不懂？……”他说不通左就说右，绕一绕，又能把话圆回来。
这一天，我与他在雁泊湾看朋友，在一农户家吃晚饭。天色渐晚，主妇把一只大母鸡追得满地飞，说那只鸡几天前不知受了什么惊，晚上总是不回窝了，怕是要变野鸡了。
有根笑了笑，“你等我来。”
“你抓得住它？”
“鸡有脚，自己不会走么？你只给我找一张纸。”
“要纸做什么？”
有根讳莫如深，笑而不答，取一张废报纸去灶角里点火，嘴里念念有辞。
“回来没有？”他接下来大声问。
“回来了！”主妇往地坪里一看，大觉意外。
“你再看看，它进埘没有？”
“进去了！已经进去了！”
“看清楚呵，没有再出来吧？”
“没有！真的没有！”
主妇和我都目瞪口呆。如果我不是在现场目睹，如果这件事只是传说，我撞破脑袋也不会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立刻想到的下一点是：我是不是应该遵照他的嘱咐，去鸡埘边贴红纸条？
深夜，我们离开雁泊湾。他把我送回家。我上了岸，在朦胧夜色中摇摇手，看他一点篙，船就离了岸，船尾有缓缓鼓动的浪花，搅碎了满湖星光。我答应下次跟他去看看峒里最好的一块坟地，据说是块要出宰相出将军的宝地。我的巨大殊荣是最早得知此事，是获准参观的第一人——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看了以后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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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藏身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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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钢铁、水泥、塑料等等全是无机物，由人工发明和生产，没有奇迹和神秘可言，几本数理化足以解释一切。人们的所食也多是动物和植物的尸体，一些大批量的呆呆成货，出现在包装盒、真空袋以及冰箱里。人是那个人造世界里的新任上帝，不再需要其它上帝。
乡村虽然也有人造品，但更接近一个自然的世界。乡下人不但缺乏足够的钱来享用科学（比如我家那个价钱不菲的避雷针），而且还时时面对着生物圈的变化多端，面对着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的奇妙造化，包括它们基因图谱里无法破译的空白和乱码。他们还长久厮守着一切无法由人工来制作和掌控的日月星辰、四季寒暑、山川大地、风雨雷电、水涝干旱以及瘴疠邪毒，没法摆脱人们相对的无知感，无力感，无常感。
对于乡下人来说，既然科学不能管理一切，他们当然就需要科学以外更多的什么。吴老贵上次进山打了两只麂子一只兔，但这一次把铳药都打光了，连毛都没打来一根。这是为什么？李有根上次进山轻轻松松伐了一个坡的杉木，但这一次开锯就锯断，动斧就伤脚，最后还有一根树梢莫名地妙地弹过来，把他横扫到山沟里，砸了个头破血流。这又是为什么？还有蕉冲的贤爹赶马运木头，以往都是来去平安，但这一次马硬是不走，背着几根圆木团团乱转，最后一脚踩塌了，连马带木滚下山去，折了一条马腿，一匹废马只能进屠场，急得贤爹当场就哇哇大哭。这里难道没有什么原因？……山民们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更重要的是，没法像城里人一样可以回避这些偶然。如果他们还要活下去，就不能不苦苦寻找应对之法。
于是他们学会了“和山”：上山之前要焚香三炷，向山神表示求恕和感恩，上山以后也决不能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如果是上山打猎者，要在山上动刀动枪，伤生见血，属于更严重的冒犯，那么他们上山三天以前就必须开始“藏身”。其具体做法是不照镜，不外出，不见人，不秽语，连放屁也得憋住，连拉屎拉尿也得蹑手蹑脚。遇到别人打招呼，必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决不应答回话。更严格的“藏身”之术还包括不行房事，不发言语，夜不点灯，餐不上桌……不一而足。其目的无非是暂时人间蒸发，逃过山神的耳目，有点像特种兵潜入伏击区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这些规矩，因此每次见到猎户入山，都装作没看见，更不得打招呼，不去捅破对方的隐身伪装。我开始不知道这一说，有次在路上碰到吴老贵，迎面相撞，喊了两声，见他一扭头就走了。我还以为他无端生气。
后来才知道他正要进山收野猪套，此刻宁可得罪于我，也不能误了大事。
幸亏他这次进山没被蛇咬，没被蜂蜇，没有摔断手脚，否则他很可能归因于我，记恨我的一声招呼坏了他的功法。我在茫茫大山前胡喊乱叫，难辞告密卖友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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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塌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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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那边有一郎中，塌鼻子，读书不多，每天上午不做事，只是咕嘟咕嘟吸水烟，直到铜烟筒烧红了才熄火。午饭后睡觉，睡到一个大哈欠起床才开始门诊，但限定人数，只看三四十个号子——他晚上要去坐人家喝茶，从来不可耽误。
没有人看见他采药，但他总能拿出一种黑药丸，据说那是他半夜里采集和泡制的，几乎包治百病，神效十分了得。这种药丸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深有浅，其中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贴身的帮手也不大明白。
不光是药，他还有很多旁门左道。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跳起来朝门外跑。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把病人打倒在地，再把对方拖入水塘，不论对方如何惨叫，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一次次把脑袋按入水中。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人们遵他的指示，用好几重茧棉包裹病人，抬到床上去发汗。不到一个时辰，病人果然发出汗来，高烧渐退，神智恢复，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
一个小孩不小心吞铁钉入腹，急得父母团团转。塌鼻子去问了问，要孩子父母煮一锅粥，自己不慌不忙去了炭窑，剥来新炭皮几块，研成粉末，调入热粥，要小孩连吃三碗。过了半个时辰，小孩如厕大便，果然把炭屑裹着的铁钉屙出体外。
更奇特的是，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他仔细看看腿伤，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放在火里烧红，再下醋淬火，如是三番，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和着谷酒，灌入马口。五六天之后，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更奇怪的是，几年后这匹马死了，屠马者割开皮肉，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
这些说法不知是否属实。
塌鼻子医术高，脾气就大了起来，说话没轻重。有一天，他摸到一个病人的脉，生气地说：“一个死人，你们还背来做什么？”当时病人还能吃能拉，病情不算特别严重，家人一听这话大为生气，愤而去了县城医院。不料七天之后，那病人果然一命鸣乎。还有一天，有两个妇女上门求医，带的鸡蛋不一般多，为了避免送礼有厚薄，多带鸡蛋的一位便从篮子里取出了几个，藏在路边的草丛里，打算回头时再取。她们没料到塌鼻子开了药方以后说：“你们快点回去，草里的鸡蛋要被犁田人拿走了呵。”这当然让两位妇人大惊失色：这塌鼻子莫非有个望远镜？还看见了她们刚才在路边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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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神医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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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扰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台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当天的号子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官太太好生不快，见他颈根里黑黑的一圈，见他耳朵里生出几根长毛，更是不以为然，暗地里咒了几声“塌鼻子”——有什么了不起呢？
轮到她就诊了，塌鼻子一见她就摇手“我一个塌鼻子晓得什么！你还是找个高鼻子去看。”
对方听出了话中有话，吓得面如纸灰，忙不迭地道歉，一定要请他消消气，说她刚才腹诽的不是郎中，是另外一个什么人。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这一禁令是不是出于仇人暗算，不得而知。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其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挑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呵。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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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老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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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长这个人也值得记录一二。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一个阉鸡脑壳又长又尖，相貌要说多丑有多丑，为人却不失厚道。以前当地主的时候，他见了乞丐就施粥，见了死人就请人来埋，见到路上卖咸鱼的挑子，就一把拦下，要对方挑到粥厂去，说几担咸鱼值几个钱呢？你们只管吃，吃不穷我的。
有一年，山里发生宗族械斗，双方都咬死理，他就卖田来平息纠纷。
他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县长，但贫下中农对他印象不错，土改的时候纷纷说，先不能斗他，要斗就斗世癞子。世癞子的田其实没有他的多，但那人太厉害一点，年三十到别人家催账，见对方没有谷，也没有茶油，就把人家准备过年的一个猪头提走了，好不尖钻！好不歹毒！正人君子不齿。
农民总是通过细节来论人的，总是记忆着细节和传说着细节，重细节甚于任何政策和理论——这与很多新派人士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吴县长虽然成了革命的敌人，但靠一大堆细节挡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挨过打，还颇受乡亲们尊重。有的人家生了娃崽，请他来取名字。有的人家办酒席，请他来坐头一桌。有一次某家嫁女，请他写对联，听说他做客去了，硬是追出五六里地，一定要讨他贵人吉言。他没有办法，只好站在路上口授一联：“易挑养育千斤担，难显关怀一片心”，算是马虎应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逃脱的一劫。他还是被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斗争，只差没把他当只猴子吊起来。他前面挂了一块牌，上写“牛鬼”二字。后面挂了一块牌，上写“蛇神”二字。他游行的时候就恨恨地喊：“我前面是牛鬼，我后面是蛇神！”民兵们开始还不觉，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问他怎么能这样喊。他说你们如何写，我就如何喊，都是照你们写的喊，要不得么？民兵们觉得他也没有说错，只好马虎带过。
工作队总算找到他一个岔子，指控他搞封建迷信，一直给人看相。
他不服：“你们说看相是搞迷信，那你们买条牛不也是要看犍？”
我用这个“犍”是取其音Jan，指牛身上的旋毛眼。农民们常常查看犍的多少和位置，以此判断牛的质量和性格。在老地主看来，这不也是给牛看相？不也是革命的唯物主义？为何牛相可以看而人相不可以看？
工作队说不过他，只好再次带过。
同其他反动分子一起跪着挨斗的时候，他跪功最好，跪上两三个钟头，挺胸昂首，腰身笔直，纹丝不动，让台下所有的人都啧啧称奇。大家不听台上的发言，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膝下和腰上，让会议组织者颇为恼火。到后来，他还可以跪着睡觉，一睁眼，打一个哈欠，吞一丝涎水，发现大会还没结束，合上眼睛再睡回笼觉，身板还是稳如磐石高高挺立。会场里油灯的光线暗淡，没有人发现他去南柯国走了好几个来回。
大概是这样跪着睡习惯了，睡舒服了，他后来不跪还不行。人家坐着铡猪草，他就要跪着铡。人家蹲着栽菜秧，他就要跪着栽。动不动就给人一个罪大恶极的姿态，让人惶惶不安。他来参加一般的会议，没有人要他跪，但他坐着坐着就双膝滑落在地，要过一过下跪的瘾。“我瞌睡来了，不得了，不得了，” 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不跪一下硬是不行了。”
你回去吧，快些回去！……工作队后来也这样打发他，怕他留下来继续搅乱会场秩序。
他后来过得比较清闲。据说老婆病故的时候，他想过自杀，拿蜂蜜拌葱吃。俗话说，蜜拌葱，快如风，一吃肯定要死人的。但他吃了两回，居然就是不死，八字铁硬的。
总算等到了政治运动的结束，他重新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两个儿子也都上了大学，后来还去了美国。其中一个当了公司经理，另一个学问大得很，据说专门研究机器人的后脑壳——这是他对儿子专业成就的描述。听他这样说，好像机器人是有后脑壳的，可能还有额头和下巴之分，有五官科和泌尿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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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卫星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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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一位插友姓刘，眼下在电视台当差，来我家玩过一次，执意要帮我装上电视卫星天线，决不让我成为文明的弃儿。
一辆工程车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开来了。车上跳下两位技师，手操对讲机，分咐手下人搬出监测器、钻孔机、定向仪、解码器、手提电脑等等，还忙着检查基础工程，即一个直径一点五米的水泥座——我家已经遵照分咐提前打造好。
他们架上铝皮锅，靠定向仪确定方位，靠监测器查验信号，靠电脑上网搜寻参数资料。一拨人在野外操作天线，另一拨人在室内调试电视，双方在对讲机里哇啦哇啦呼叫，忙得一个个满头大汗。碰到什么疑难，他们还打手机咨询更高级的专家，甚至直接打到出产设备的厂家。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过程中，我只能端茶倒水，完全帮不上忙。
朋友送来的这口锅，本身就价值两千。这笔厚礼实在让我过意不去。买一车西瓜送去电视台还礼，是后话不提。
几个月以后，雷击打坏了天线。我不好意思要工程车再跑一趟，正在为难之际，一位邻居对我说：“何不喊毛伢子来一趟？”
毛伢子是谁？
毛伢子就是桥头村路边那个杀猪佬呵。邻居说，他近来也兼营卫星天线安装，别人也叫他“卫星佬”。我不大相信杀猪的能玩好卫星，没有接受邻居的建议，含糊了一下。没料到邻居很热心，竟自作主张拜托一位运竹木的司机，捎了个口信下山去。卫星佬就这样进山了，站在院门外高声大叫。
我不认识他，见两个汉子的裤腿上满是泥点，以为是打鱼人来卖鱼，连连表示我们不要鱼。“不是你叫我来的么？”毛师傅很纳闷，给我出示一只用草绳拴着铝皮锅，让我明白他们的来历和来意。
他们当然没有汽车，只骑来了一辆浑身哗啦啦乱响的旧摩托。一个人抱着大锅反坐在车尾，另一个挂着两个工具袋向前开车，一正一反珠联璧合，就像一棵歪着头的大蘑菇上了路，更像一只支着锅形天线的预警飞机嗡嗡嗡进了山，哪怕在田间小道也能七弯八折，一往无前。进了大门以后，大脚板踩得到处是泥印，他们既不细察，更不多言，三下五除二就打上前去，动作如果不说是粗鲁但至少是猛烈，简直是在杀猪。他们不由分说把肥胖的电视机抬到室外，扔在草地上任它哼哼，接上电线，就当成监测器用上了。他们既不需要定向仪，也不需要用量角器，只是抬抬头，看看太阳的位置，甚至是太阳在云中可能的位置，把一口铝皮锅左挪一下，右旋两下，再踹它三两脚，差点踹出了我想象中的尖叫，很快就校准了卫星方向。他们对锅座安装更无教条主义，如果你同意，他们更愿意省掉钢架，找来一些断砖废石，不一会就砌出三个砖墩，让锅座由一条钢腿变成三条砖腿，不像是架天线，倒像是砌猪圈。
卫星锅成了潲水锅。这样虽不大好看，虽不符合技术规程，但实际上更结实和更稳固，有抗风和防锈的诸多实惠。在锅中央的高频头上，他们随手罩上个底朝天的可口可乐半截瓶子，算是乡下人的即兴创造，一个防雨的小把戏。
猪杀完了，肥胖的电视机也被捉回室内重上屠案。杀猪佬揪去一把鼻涕，在裤子上擦了一把，对各种解码参数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对“亚太一号”“泛美二号”“雅玛尔”一类卫星名称如数家珍脱口而出，随手调试出屏幕上中国的、港台的、南亚的、中东的、欧美的各种音画，就像从竹笼里掏出一只只猪，看你要哪一只，看你要剁哪一块，他都可以熟练地剁好，足斤足两，老幼无欺。价格也便宜：装一口锅，连人工和线材费用总共三百左右，不到一头猪的钱。
我这才知道卫星天线已经大大降价。
我要他们吃了饭再走，他们连连摇头，说天已不早，还要顺路去茶盘砚收猪，准备明天卖肉，说完一溜烟骑着摩托走了。
我目送他们远去，怀疑他们的小小摩托无所不能，不但能把肥的瘦的卫星节目统统带上山来，也能把电子化数码化的大肥猪运下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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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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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电视多了，报纸就少了。我订了份报纸，不料成了批发式的周报甚至旬报。乡邮员小吴一个月难露几次脸，来一次就批发一大堆：总理的出访和归国同步报道，球赛的预测和回顾联袂而来。我对这种时间杂串很恼火，差一点要打电话向邮政局投诉。后来一打听，得知小吴的月工资才一百多元，摩托车的汽油也不能报销，因此他不得不把副业当正业，兼职开上了推土机，实有谋生的无奈。
我只得把话咽了回去。
比较自己当知青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乡邮员没有摩托车，连脚踏车也没有，靠两条腿步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当天报纸。为何三十年后的乡村邮政竟糟糕到如此地步？乡邮员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市场化分配看似合理，但对贫困山区的某些公益事业而言，岂不是要斩尽杀绝？
我是这里不多的私人订报者之一。只是不知这是对小吴有利（让他的业务效益有所增加）还是不利（如果无人订报，他每月下山一趟也许就够了）。
没有报纸，并不妨碍山里人放眼中国和世界。这一天我妻子去胖姑娘家买豆腐，回来大笑不已。我问她笑什么，她几次刚要开口又忍不住捧腹弯腰，眼泪都出了眼眶。原来，她刚才在大路边听一堆人聚议国事，绪非爹正在那里发表口头社论，议题是海南岛上空的中美撞机。
“……美国飞机来了，你有狠，就一炮打他娘的尸，跟什么踪？闻屁臭么？你的飞机又不硬，做得蛋壳子一样，假冒伪劣，撞不过人家的美国货，怪谁？”这是他对中国飞行员和飞机质量的不满。
“美国也他娘的太毒了，就是欺侮你不敢打。上次还炸我们的南斯拉夫（正确说法应该是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说是误炸。屁！你相信么？你以为他们飞机上的炸弹真是没捆好，一不留神滚下来一个？飞机上捆炸弹，总不会是用草绳捆吧？起码要拿六码丝（一种农民所熟悉的铁丝）来捆吧？他娘的，一炸就是三弹齐发，明明不是滚下来的，硬是起了毒心。最后说是赔钱。谁知道真的赔了没有？再说，他美国反正是有钱，扯几张票子不碍事。就当是摸了你老婆的屁股，赔五块钱，输钱没有输气呵。你拿他如何办？”这是发泄对美国当局的嫉愤。
绪非爹端着一个保温杯朝乡政府走去，见到这个爹那个婆的，还是一路上心潮难平：“不得了哇，不得了，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飞机犁一路去，轮船又犁一路回，到现在，一块降落伞的布也没找到。你们说那个飞行员是不是也有点蠢？未必手机也没带？打个电话回来呵！说我在哪个弯角，省得这么多人耽误瞌睡呵！”
这位绪非爹已在供销社退休，成天捧着个保温杯到处游荡，这里站一下，那里站一下，经常说得唇干舌燥，也确实需要茶水及时补充。实在没有话题和听众的时候，他有些无聊，就搓一手麻将，打一轮桌球，骑着摩托去镇上飚车，当一回玩酷的时尚老年。直到有一次翻车受伤，他好几天撅着屁股哎哎哟哟，扶着墙壁走路，才不再沾摩托。
方方、、蒋韵、李锐、蒋子丹等朋友来乡下时，听我一番介绍，对这位意见领袖大为好奇，要我领头前去拜访。但那天运气不好，我们没找到他，只看见到他家墙根刷有石灰标语“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弹子。这粒弹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弹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弹子。”
“真是要感谢邓小平，说我们的弹子怎么能卖给你呢？就一举把香港收回来了。现在我们胯里要痛，也只痛一粒了。”他补上重要的结论。
这些话女士不宜，但纯属说话的常识化和形象化，其实并无下流之意。看他的脸色，也是一本正经的。
我夏天里下水游泳，有幸在水中被他偶尔接见过三两回。他把汽车轮胎当成皮筏子，一块木板当作船桨，慢慢地朝我划过来，一个黑点由远而近。待看清他了，我发现轮胎上还横绑两块木条，就像船上的左右舷板，塑料袋里还藏有肥皂、毛巾、保温杯一类，看得出主人不是来游泳，是装备齐全地来洗澡。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势力：“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嗵！”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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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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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决不会用一个电话，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得“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足以引起严重的事故。
上门与不上门的区别，在于给不给面子。面子在这里并不抽象，是一种物质性要件，即人脸的真切到位。同理，凡商谈重要事务，捎口信和打电话的方式都太嫌轻率。当事者须登门面谈，才能使对方感受到诚恳和郑重。凡非议什么人事，一般也不能当面发作，否则就是“破面子”、“撕面子”、“剥面子”，无异于一种语言凶案。这样，除了少数毛深皮厚的刺头，大家在熟人范围内（这一界限极为重要）的非议，大多是弯弯绕，顾全当事人的情面。
山里同样有很多利益之争。但大多数的冲突被情面磨去锋芒，不表现为硬性拼打，而是柔性挤压。即使一时激化为拼打，也大多会返回挤压。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话里听音，点到为止，指桑骂槐，隔山打锣，三百里外骂知县……就是他们的挤压方式，不一定为外人所习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会挖洞寻蛇打，不会一刀子捅进去再搅三圈（贤爹语）。家里的羊丢了，一路寻去，得靠路边的知情人指点方向。田里遭旱了，要开沟引水，得靠上丘田的主人给个方便。在集镇上一时短钱，碰上某个乡亲，就是救急解难的宝贵机会。更不说山里人的亲戚关系缠结如网，张三牵着李四，王五绊着赵六，遇红白喜事大家总要碰头，逢祭祖祈神大家总要见面。盖个房子，架个便桥，免不了还得互相帮工。在这一种定居农耕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利益关系人，至少是间接或更间接的利益关系人，岂能说翻脸就翻脸？岂能只顾前途就不管后路（庆爹语）？
古有“乡原”﹡一说，多年来歧释不一。其实，因“乡”而“原”之，意通原谅和原肴，差不多也是因“乡”而“圆”之：圆滑，圆顺，圆通，圆融，是乡民们必要的处世之法。做人即使“内方”，在乡邻圈里不能没有“外圆”。
近来省里某部门想了解下情，派一些人员下乡暗访。这当然忙坏了乡干部。参照邻乡的经验，乡政府紧急部署，派出各种伪装成农民的游动哨和了望哨，互相用手机密切联络。消息树和烽火台的可能性肯定也被他们想到了。一旦发现面目可疑的山外来客，“尾巴”立即不远不近地跟随，既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丢失目标，必要时高声咳嗽一二，以示自己耳目在此。
这种“吊尾线”已经足够，足以让受访男女的嘴里干净许多。“你要是不跟在那里，不得了，不得了，他们连屎渣子也要给你翻出来！”一个干部事后说得心有余悸。
“哪个乡镇没几个破篓子？总结你的的成绩就上北京，总结你的问题就判徒刑！”另一个干部理直气壮。
有些农民对此不满，常来我家抱怨，说他们没机会说真话。他们的真话内容包括上面的摊派多，退耕还林款不到位等等。某户人家只是与干部关系好，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娃崽说成聋哑，又骗得生育指标，也算是一条。
我对他们说：“杀一头猪，猪也要叫几下吧？你们都是大活人，都有一张嘴，有意见就对上说呵！”
他们吓得面色发白，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的。
“那你们找我做什么？”
他们支支吾吾，相视而笑，大概是想要我去代言，或者也没打算求我，只是闲来嚼嚼舌头，一泄胸中的闷气。
我能痛恨他们的懦弱吗？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进入他们恒久的利益网络，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但他们的懦弱如果不被痛恨，不加扫荡，这个穷山窝哪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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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载：“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据后世主流性解释，“乡原”指循情媚世和光同尘的老好人习气。但很多人把“原”释义为“愿”，倒嫌含混和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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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诗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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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说到我家的猫，这乡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养猫，但入居新家的那一段，每夜都不得安宁，不是面条成了碎渣，就是腊肉少去半块，连储藏室的木门也被咬去一角。
生存保卫战刻不容缓。我们下了毒鼠药，设了捕鼠夹，效果均乏善可陈。老鼠们贼头贼脑，小眼睛嘀溜溜转，是何等聪明的高手，吃了一次亏以后，下次决不上当。无论我们如何机密行事，把下毒药说成“请客”，把设夹子说成“开床”，把老鼠一律爱称为“少爷”或者“相公”，但它们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能听懂这些黑话，一举识破我们的阴谋。
到最后，绕过毒米吃好米，戳倒了夹子再吃肉——它们总要大破我们的天门阵。报纸上说，省农业厅服务站有“电猫”出售。我赶到城里购得一只，其实是一套微型电网。这种电网需要主人小心布线，让裸线离地两公分左右，再接通电源，等待老鼠前来触网，啪啪地爆出火光。不幸的是，新武器一天天只是准确打击着空气，连老鼠影子也没打下来一个。
有天夜里妻子听到鼠叫，以为正义之战终于开打，兴冲冲起来检阅战果，不料没看见什么战果，倒是自己不小心被电猫咬了一口，惨兮兮地大叫。
一切手段都失败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农民的建议，返回最原始的方法。一只刚满月的小猫，毛乎乎的一团，由龙老师从三江镇带来，被我们随口一叫，就定名为“咪咪”。“咪陀”、“咪相公”、“咪大爷”、“110”等，是后来衍生的一些称谓。它背黄胸白，毛色鲜亮，机灵活泼，每天早上大练武功，翻滚，拳击，鱼跃，追逐自己的尾巴，陀罗一样飞旋不停，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张椅子靠背的两道横栏，成了它反复翻腾和穿插的高低杠，难度系数不断攀高。农民送来一面祝贺新居的大镜子，没有地方好挂，一直靠墙闲搁着，眼下便成了它早上必用的练功镜——它把自己足足折腾一两个钟头，左翻两周半，右旋三圈半，乌龙绞柱，掀身探海，倒踢紧金冠，最后朝镜中盯上一眼，把自己美美地欣赏再三，满心崇拜着这个镜中的芭蕾男之星。
它把老鼠吓得无影无踪，自以为英雄盖世，仗着自己的年少气盛，更是独立和反叛，正如时下的某些新人类，把听话当作丢人的勾当，把傲慢当作流行的风度，不饿的时候根本不愿理人，甚至不愿回家。不管主人怎么叫，它就是不露脸，就是不应答，一点面子也不给。它情愿雍容矜持地蹲在墙头，观赏学校那边的广播操或者篮球赛；或是仙风道骨地蹲在院门顶上，凝望远处一片青山绿水，凝固在月光里或霞光里，如一尊久经沧桑的诗人，不，诗猫——正心事浩茫思接千古。
它是要写出七律还是要写商籁？
是正沉溺于婉约还是在蕴积着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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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猫狗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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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咪本事渐长，表现欲也渐增，见到我在院子里走过，忽然冲到我的前面，唰地一下窜上树，又唰地一下从树上窜下来，其实没有什么要事，只是想请你见识它非凡的速度和高度。
它也有失手的时候。它不明白竹子不是樟树或梓树，不知道竹杆太滑也太硬，有一次当着我的面一路猛冲，闪电一般窜上竹杆，但爪子抓拉不住，终于哧溜溜摔了下来，砸了个四脚朝天，真是很没有面子。
它夹着尾巴快步溜走，以后再也不爬竹杆。
实在很无聊的时候，它才会想到名叫“三毛”的一条狗。三毛比它年长几岁，算是狗大哥。但大哥在本领上比不过小弟，上不了树，爬不了墙，打架也笨，只会傻乎乎地硬着头皮朝前拱，架不住小弟的手抓、脚蹬、尾巴抽、牙齿咬，十八般兵器组成了立体攻势。就算三毛的身胚大，重型战车撞倒了对方，但小弟腾空一跃上了楼梯，没等对手看清楚，已迅速退到安全地带。
三毛甩了甩一头长毛，发现没了目标，一犯傻就朝错误方向扑去，在一个个房间里窜进窜出地搜查，气喘吁吁还是一无所获。它没有料到咪咪此时正端坐高处，以逸待劳，悠悠然摇着尾巴，对敌方的忙碌懒得理睬。
到后来，狗哥甘拜下风，凡事让小弟三分。见咪咪抢吃它的饭，就一旁呆着，实在冒火了，才去猫碗里大吃两口，算是很没出息的报复。有时躺在地上，听任椅子上的咪陀垂下尾巴，在它的狗头上不时敲打。
三毛半眯着眼睛，忍着。
它们一般来说还算友好，有时可以同睡一个纸箱，甚至嘴套嘴地互相含着（如同深吻），手搂手地互相抱着（如同热拥）。如此至爱亲朋，僵住好一阵，直到睡意大发，才结束亲密的一幕，分头各睡各的。它们也开始互相学习，比如三毛学会了抓老鼠，咪咪则学会了见人即仰卧，亮出肚皮以示友好。有一次，院子西头发出一声惨叫，听上去像猫的声音。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三毛全身一震，已狂叫着朝惨叫的方向窜去，四蹄刨得沙土翻飞，蓬松长毛被疾风刮得紧贴全身，使它平平扁扁完全变了形。虽然它最后没发现蛇，没发现黄鼠狼，只发现一只野猫越墙而去，但还是在草丛里四处嗅，好一阵才罢手。它刚才一定是在担心猫小弟的安危。
这使我夸了它好一阵，见义勇为和高风亮节的高帽子，一顶顶戴在它头上。咪咪也许能听懂一二，也许听得有点不服气。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早上打开大门，门外正当眼的地方，可能有血淋淋的一丝鼠肠或一只鼠腿——这当然是咪咪的战绩，是它割下敌寇的首级，回头向主帅部报功。我突然明白了，它有心留下这一口，无非是表示它没有白吃饭，至少不比三毛草包到哪里去。
比较麻烦的是，它割来的首级不但有鼠肉，有时也有鸡肉或者鸟肉。这就是说，它一直不清楚自己110的职责范围，一直把鸡和鸟看作了有翅膀的老鼠。尤其是那种灰黑色的小东西，在它看来一定是老鼠的乔装打扮，决不可放过和轻饶。我家的鸡仔在它嘴里好几次减员大半，使我们后来根本不敢买小鸡，尤其是黑毛小鸡。我气得大骂它践踏法律。但它瞪着眼睛并不理解。
有一次，它叼着满满一口黑毛兴冲冲地跑来，再一次引起公愤：你叼鸟做什么？讨打呵？我破口大骂一顿，吓得它东躲西藏，嘴里却决不松口。我抄起树棍猛追，又用泥块连续射击，打得它在林子里乱窜，最后呼啦啦跳上了墙。但它还是死叼着小鸟不放，眼里满是委屈和困惑，对我不赏反罚大为义愤。
这一天晚上，它很晚都不回家，可能是已被一只鸟塞饱了肚子，也可能是想狠狠地发一回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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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山中异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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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把狗也叫作“呵（读去声）子”。大概他们唤狗的声音是“呵⌒呵⌒”，应声而来的一团肉就该是“呵子”了。
这里录下一些呵子的事迹：
贤爹家的呵子贤爹这一天犁完田，还走没到家，就听见田垅对面割茅草的邻居说，你快回去看看，你家的呵子刚才叼回去一只兔子。
贤爹回到家里，没有看见呵子，也没有看见什么兔子，到屋外唤了三声，也没听到呵子的脚步声，不免有些纳闷。这天夜里，呵子很晚没回家，不知道去了哪里。
贤爹后来把这事忘了。十几天后，他翻过两座山，过了三条溪，走了十来里路，到出嫁多年的女儿那里去看看，送上一点糍粑和干笋。他听女儿说，家里的呵子十天前来过了，累得气喘吁吁，尾巴低垂，嘴里叼着一只兔子，当然是给小呵子吃的——就是断奶不久的呵子它儿。贤爹大为奇怪：这狗娘逮住了一只兔子，居然还记着两座大山以外的狗仔？更奇怪的是，女儿把狗仔抱来婆家的时候，狗娘并没有跟着来呵。它如何识得路？如何找到了这一家？如何知道自己的骨肉就在这里？
莫非是它平时听家里人说起这个地方，也听出了个子丑寅卯？
有福家的呵子这条呵子骨架大，从小就长着好多胡须，是个少年老成的武士。它最会看家，平时逢主人不在，见外人上门来了，便不动声色地跟着，既保持警觉，又不失礼貌。外人在这个家里可以坐，可以睡，可以到处看，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触摸任何东西，否则立刻引来它的狂呼乱叫。如果你不赶快撒手，它必定猛扑上来咬住你的一只贼手。
有福带着呵子出门，从不怕丢失什么东西。他干活时在地头脱下一双鞋，一顶草帽，或者停靠一辆脚踏车，呵子立刻蹲在一旁守住，不管主人去了哪里，也不论主人要去多久，它都会寸步不离主人的物品，一直等到主人回来。有一次，有福在田头丢下一张犁，准备第二天犁田，没料到呵子就把犁看住了，以为是什么贵重的宝贝。有福回到家里，很晚还没看见呵子，后来想到了犁，打着雨伞到田边一看，他家呵子果然在瓢泼大雨里守着——其实没有任何贼寇会打一张犁的主意。
有福在县城遇上车祸的时候，呵子在家似乎有什么感应，疯了似地大叫，冲到公路上去见汽车就吠——这是邻居们后来说的。它被一辆车绕过去了，被另一辆车甩下了，但还是对一切流动的钢铁盒子大举进攻。最后，一辆运树木的大卡车来不及刹车，终于把它碾在轮下，成了血淋淋的一摊肉泥。
村民们说，它这是以死“挡煞”，拿自己的命换主人的命。要不然，有福那一天骑摩托被汽车撞出一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可能活着回来的，至少也要落个终身残疾。
有福也相信，自己这条命是呵子给的。他把呵子葬在山上，说自己老了以后也要葬在那里。
茶盘砚的呵子们我跟着村长去茶盘砚清账，刚翻过岭，见到村子的一角，就远远听见一片狂吠。我免不了有些心虚，赶紧在路边折了一根树杆，紧紧捏在手里。奇怪的是，我们进村的时候，那些狗反而一声不吭了，黄的黑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一起迎上来，围着我们使劲摇尾巴，嘴里都横叼着一截树枝，像齐刷刷地都插着一支牙刷，让我颇为奇怪。
我问村长，这些狗为何都叼着树枝？
对方见多不怪，说有这回事么，回头看了看，确认了我说的是实，这才说：这些狗从来都是这样的，看见贼就开咬，看见客就封嘴巴。
一位农妇捂着嘴笑，“它们怕你吓着了！”
我大吃一惊。世上还有这等善解人意的狗？居然像古代的军队衔枚夜行，还懂得以枝封嘴安抚客人？它们是不是经过了某种训练？
村长说：没有呵，茶盘砚的狗都是这样的，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其它村的狗也是这样么？”
“那倒不一定。有这样的，也有不是这样的。”
我带来的三毛是个洋种，与这些狗一见如故，玩得兴奋异常，很快就与它们打成一片和搅成一团。我原来担心这些狗会欺生，一直给三毛套着狗绳，随时准备将它解救脱险。我没料到呵子们对三毛十分友好：互相嗅嗅屁股，相当于通报姓名；互相摇摇尾巴，相当于握手礼或者贴面礼；一直没吐掉嘴里的树枝，相当于剑入鞘，枪退膛，大炮蒙上炮衣，军队解除战斗状态。有一条大狗是后来的，朝着三毛咧咧牙齿，没有真咬。大概是一时没找到树枝，它急得满地乱窜，后来不知从哪里叼来一根鸭毛，在我们面前转来转去，待我们看清楚了，才意犹未尽地离去。它肯定是要让我们看清它的橄榄枝，明白它和平主义的宣示。
自从到过茶盘砚以后，三毛一有机会就要窜出院门，就要朝茶盘砚方向狂奔，对我的喝止充耳不闻。不过，去就去吧。我现在不太担心它的安全了，因为那一群狗友礼貌周全，不可能伤害客人。
有意思的是，三毛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嘴里也叼着一根草，在我面前摇头晃脑，一展它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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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三毛的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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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原是一条流浪狗，其名取自《三毛流浪记》。当时蒋子丹、林刚夫妇深夜回家，碰上一场大雨。快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三毛在冷清无人的街灯下乱窜，全身又是泥又是水。
它肯定是找不到家了。林刚放慢车速，观察了它一段，心一软，拉开了车门。“要是有缘，它就会上车来。”他后来这么说。
三毛对汽车似乎不太陌生，回头看了看，纵身一跃，连泥带水就上了车——这就进入了我的生活。
回家后给这个烂布团洗澡，梳毛，喂食，他们收留了三毛。但问题是，他们家有一只猫，严守每家一个孩子的原则，无论如何容不下新宠，一见三毛就怒发冲冠全身发抖，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
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
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着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硬着头皮，顶一顶也就过去了。“受人之托”和“组织摊派”之类的废话，后来也用不着再说。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她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最后，她逼着我联系了另一家，一定要把三毛送走。
送走之前得把三毛洗刷一番。蒋子丹来给它洗澡，洗着洗着叭嗒一声，眼泪就掉到了澡盆里。我妻子吓了一跳，不看僧面看佛面，等三毛洗完了澡，不再提送走一事，任我含含糊糊地把小狗窝藏下来，算是不了了之。
我一直相信三毛可以听懂人语。我们后来到乡下，一说到老鼠，它就去看老鼠洞；一说到鸡，它就往鸡埘里跑。所以我相信它一直听懂了我妻子的数落，听懂了妻子对我人犬不分同流合污的的各种谴责。每到这时候，它就缩头缩脑，下巴紧贴前爪，一付等着挨骂的呆样。要是郁闷升级，就夹着尾巴钻到木柜下，赖在一道夹缝里久久不出来。
妻子说，它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它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为了不让它跟脚，我后来出门时总要扛一把锄头，以示这次出门没什么美事，不过是上地干活，流臭汗，受大累，一点也不爽，这才让它半信半疑放我一马——虽然我一拐弯就把锄头弃在路边，道具用过了就扔。
妻子觉得这种哄骗更是可笑无比，说不准跟就是不准跟，玩这一套把戏做什么？你对女儿也没有这样惯过！
“隔辈亲么！”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什么了？”
“你说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她的意思是，她被迫当了一回狗娘也就算了，但决不能当狗外婆，不能把女儿也扯到这臭哄哄的关系里来。
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她说到它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
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拉拉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它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伏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它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
我命令它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它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
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她。她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她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暴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
在我的印象中，狗它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它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它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什么货运，你们骗钱！你们白吃饭！……”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叭叭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它会渴死的！它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
我平生第一次看她发这么大的火。
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也养过狗——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他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
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
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它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十一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
面对它目光深处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
它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它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它，直到它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
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它那双直楞楞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它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它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它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它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它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
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我相信，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楞楞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想到这一点，想到前面的迎候者不但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这样一对熟悉的眼睛，我就觉得那一天没什么可怕。那一天甚至是快活的时光，最终执手相聚的日子。不是吗？
蒋子丹正在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其中也写到了三毛。第二年的一天，她到我家蹭饭，大概因为写得兴奋，便兴冲冲介绍她笔下情节，关于三毛如何游泳，如何抓老鼠，如何被乡下的大黑牛狠踢了一脚。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妻子一直在厨房里做菜，好像没有听见。等到上菜，盛饭，开吃，她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桌上的话题与她完全无关。到最后，当蒋子丹说到三毛差一点在机场丢失，妻子突然忍不住大声打断：“求求你们不要再讲——”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她，发现她后半句哽在半张开的嘴里，脸已经扭曲变形，眼里闪动着泪水。她放下筷子，捂住嘴夺路而去，扑进了卧房。
我们一时手足无措。
等她擦干了泪水，重新回到饭桌，我们默默地吃饭，不再说那个小小生命。我们开始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新电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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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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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
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头拉犁向前。
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它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大喜欢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这样，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把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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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窗前一轴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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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闲聊时，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案子可很快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到警察局，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更是一迷宫。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称法律对此有规定，警察无权审问，只能放人，其它事以后再说。接下来，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再下来，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警察说，钱物是你们的，你们有权领走，但据法律规定，警察只管抓人办案，无权退还财物——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你们得去找他们。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告诉他们，你们找对了地方，但你们得明白，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据法律规定，他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至于钱，对不起，你们下一次……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你到了布拉格，就会明白卡夫卡了，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他摇着头说。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不幸经过历史上奥、匈、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旧法杂糅新法，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在情理之外。随便录上一二，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或是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阿城杂学颇丰，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艺术家源于巫师，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米酒，麻叶，致幻蘑菇，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毒品——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摇头丸。这样，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那再自然不过。先秦时期青铜器、漆器、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还值得后人费解吗？它们漂浮升降，自由组合，忽儿狂扭，忽儿拉长，忽儿炸裂，发出尖啸或雷鸣，其实都是催眠成功后的真实幻象。
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照阿城的说法，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来一个追求，其实也不可思议。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毒品”的正常药效。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或者抽象主义的，或者表现主义的，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写实白描”，而夸张、变形、奇幻、诡异一定属于其它什么主义，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我现在相信，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不了解古代巫师，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推开这扇窗子，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灌得有点半醉，定有五腑六脏融化之感。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天地难分，有无莫辨，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再往下看，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一叶扁舟，一位静静的钓翁，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站在这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