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梁不过是每年几十个的记录之一，以皇帝的名义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说的力量的代表，而这些力量的展现———一次地震，一场洪水，一次饥荒———征兆出天意在反对这位统治者和他的王朝。这皇帝内心震恐，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转向这些仪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员惯常地以他们的统治者名义在石梁上篆刻，尽管那岁月侵蚀的旧有段落验证了湮没的王朝和被遗忘的帝王。而每当春天到来，水位升起淹没了那些篆刻的文字，就是给出了明证，证明有些力量是帝王只能旁观而无法阻挠的，而他那荣耀的头衔，就和这些铭文一样，无非字句而已。
元朝的情形就是这样。1333年的铭文中，乐观提及了丰收的预测，而皇朝已在衰败当中，从世界所知的最大帝国位置下滑———忽必烈帝国，马可波罗访问过的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但到了1333年，马可波罗早已离去，忽必烈也死了，元朝的力量在凋零。他们的官员在石头上勇敢地篆刻着，但皇朝的寿命只余三十五年，直到时间的流水将其永远淹没。
在白鹤梁的南端，停着三艘舢板船。船只乃是木制，由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做出拱形的顶棚。每个船顶的最高处也不超过三英尺，减低了风的拉拽，避免了一些复杂的结构，这些小船是没有龙骨的。船只轻而窄，舷缘很低，从吃水线到甲板几乎没有距离，而它们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们的设计自从人们在石梁上雕刻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四个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们全都穿着简单的蓝色夹克，而她们的服装，和船只一样，都是脏脏的。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靠打渔为生，但冬天的鱼儿慵懒少动，这些船家就把时间花在石梁上。他们依赖于游客，用小船把客人来往摆渡于石梁和岸边。
今天是个假日，有超过五十个游客在砂岩上下游逛，读着那些铭文。偶尔他们会问些问题，石梁上有八个工作者，他们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来的。其中两个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规教育知识，其他的人员只是普通的工人，卖卖小吃，看管船只，给旅客跟梁上最大的那条鲤鱼合影，收取两块钱。
一阵寒风沿着河谷走廊吹来，工人们在小吃桌边挤作一团，颤抖着，喝些热茶。他们密切关注着长江，每天测量水位。毫无疑问他们做梦也想江水上涨，因为当江水漫过镌刻的铭文时，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的政府办公室了。对他们来说，这些石头鲤鱼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在寒日里被放逐去长江上。
在某个程度上，这也是恰当的，因为许多铭文的作者，都是为了种种冒犯而被放逐到涪陵的官员。这种地方算是个不错的惩罚———一个孤单的江城，远离帝国的中央，在这里，通讯中断，文明溜走。一个铭文错误地以某位已经去世的皇帝名义所作。关于他过世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传到长江这里，当地官员不晓得他们已在一个新的统治者之下了。
虽然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结束，石梁却证明了一些别的追求可在此繁荣，发展。诗歌和书法乃是孤独流放中的传统消遣，而许多当地官员留下的铭文都是美的杰作。朝着西端的位置，四个大字风格独特：“大江永年”。这刻文的具体日期不可知了；它乃是在国民党的年代的某个时候，在1930或40年代，而其书法中独特的笔划属于狂草风格。最后那个年字，一条长直的线拖下，仿佛一把指向江水的匕首。
也许石梁最著名的书法乃是唐鲤鱼上方不到二十英尺处的四个大字。这些字一个个攀上，其风格乃是行书。在铭文之间，青苔冒出，“中流砥柱”。
作者叫谢斌，是涪陵地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他的技艺替他赢得了“圣手”之名。他在1881年刻上了这些字，那是在清朝，这风雅的镌刻唤起了记忆，在一个世纪前，当这里的柱子稳稳拿住时，中国却陷入了无穷的麻烦当中。鸦片战争打了，输了；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代价高昂。欧洲的强权控制了中国海岸的所有港口。政府用于海军现代化的钱被移作为慈禧造新的宫殿。十三年后，日本入侵了朝鲜，把朝鲜半岛和满洲南部都夺了去。但白鹤梁还是如常浮出水面，而涪陵圣手留下了他优美的笔迹。
一艘俄国造的水翼船经过了石头的背面，朝重庆而去。船身带动了水位上移，浸没了石梁的低处。游客们赶紧往高处躲避，笑着，而白色的浪花击打着铭文和鲤鱼。然后浪花消失了，铭文再度清晰在目，而大江如常的，永远奔流。
第四章
三峡大坝
我教写作课时，所用的一本教材，乃是中国发行的，称作“写作手册”。和我们用的所有书一样，其政治意图从不忸怩，而关于议论文的那一章，选用了一篇模范文章，标题是“三峡工程是有益的。”
这是篇标准的五段式的文章，而开篇的部分解释了导致人们反对工程的一些风险：被淹没的景观和文物古迹，受到灭绝危险的生物种群，地震的威胁，山体滑坡，或者战争摧毁大坝将导致一个四百英里长的湖泊。“简而言之，”第二段总结说，“工程的风险可能会大过它的效益。”
接下来的两个句子提供了过渡。“这些担忧和警示乃是有依据的，”文章继续道。“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作者接下来便描述种种效益———更多电力，改善的交通，更好的洪水控制———而最后总结时，断言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对于教这么一篇模范作文，我有些良心上的不安，因为这文章涉及的题目，自从1987年后，在中国便禁止公开辩论了———这看上去乃是对所谓议论文脸上扇的一记耳光。说得糟些，这是一个宣传的练习，即便从最好处去看它，也不是特别有公平精神。但我没有别的教材用于上课，而事实上，若不考虑其政治议程，这文章倒提供了一个模范的篇章结构。我的工作室教学生们如何编排组织作文，是以我便教了它。我揣度说，没必要因噎废食。
我受到了惩罚，那句过渡的句子，在余下的整个学期中，感染了我学生们的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机械式的学习，这意味着，他们跟随范本到了剽窃的地步。他们相互抄袭也发展成了嗜癖；从两三个学生那儿收到一模一样的卷子并非罕见。在这种行为中并没有一种真正感觉到做错事的意识———从他们一上学开始，就被教着去效仿模范，去拷贝东西，而且无条件地接受老师所教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当我告诉他们那篇三峡的文章是一个好的范本，他们仔细聆听，在未来的功课里吸取采纳了其精微的差异处。我布置了议论文，关于学生是否应当被要求去做晨练，而他们中的许多开篇布局就由描述早晨例行功课的好处说起。在那结束后，他们便开始转变风向：“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甚至那些表达了相反态度的学生也用了这相同的过渡。之后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关于哈姆雷特的性格，而他们列出了他的缺点———优柔寡断，对奥菲利娅的残酷———至此许多的文章都看似不错的卷子，直到，突然间，那句该死的句子不知从哪儿飞来，“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我开始对这表达感到恶心，而且我重复告诉他们说这是个糟糕的过渡，但它总是不断重现。最终，我放弃了，安慰着自己，心理阴暗地想象某天，当大江上堤坝建好了，长江水位升起，将把这些所有的写作手册卷走，在大坝七亿瓦的涡轮机上砸个粉碎。
这当然只是幻想———新水库会导致江面上升，但不会爬到教学楼那么高。我的有些学生说它甚至不会升到河东区的一半，而其他人说它会淹没整个邻近社区，一直上升到学校的前门。没人确知到底是怎样，没人在意。他们已经被告知说，大坝是有益的，那就够了。
而在城里，我明确知道新长江的水位会到哪里，因为在那里有许多的标识，关于其未来水位上升。其中之一在涪陵的旧城区，红色的漆涂在了一家小食店的一侧墙上。下城区的中山路上也有一处标识，这条路乃是码头上第二大的路。
这些标识都用巨大的红字说了同一件事“177米”。这数字代表了未来水库的水位，在其最大容量时，可以上升到海平线的177米之上。在长江两岸所有的居住区都有类似的红色标记，往下游走，这些数字稳稳地沿着山坡往上走，直到最后，去到像巫山那样地势低矮的城镇，标记的位置远远高过了城市，意味着，一旦大坝在2009年达到了其全部容量，什么都不会留下。
因为涪陵乃是在大坝地址的上游三百英里处，江水的上升在这儿的效果远不及巫山那般戏剧性。但即便在涪陵，红色数字的阴影还是预示着巨大的改变，拿白鹤梁来说，新水库的表面将高出唐朝双子鲤鱼130英尺（40米）。
有时，当我在城里，我会停下几分钟，端详这177米的红色标记，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在小吃店外，孩子们在玩耍，棒棒军在石级上背着货物，小店的女主人在门口煮一锅黄豆。中山路上，失业的劳工拿着锯子和油漆刷子站着，寻找工作；擦鞋的男人和其他小摊贩在标记边摆开他们的货架；然而在十年后，所有这一切都将沉入新水库的水面之下。沿着下坡路走去，我能看出城市里将有那么多地方要受到影响；老城区的绝大部分，以及它那些木瓦结构的建筑，中山路上的整个商业街，以及江滨路。它们都是城市里生气勃勃的地段，而人们好像总是太忙，没人会看两眼这些标记。江水直到2003年之前都不会上升，对涪陵的居民来说，时间很长。他们有别的事情去担心。
他们还得到了政府的承诺，要修建一道新的堤坝，在涪陵周边保护这些低洼地区。每次我向人们问到三峡工程，他们总是耸肩，说城里会建一高达45米的水坝，这就是说新的三峡大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家。但关于这堤坝的细节极其模糊。它会围绕住整个城市吗？什么时候修建？如果有人在家边上修一道45米的高墙，会不会暗得吓人，很不愉快？而且，安全呢，你能真的相信这水坝？每次我问到这些，没有有任何答案，而且似乎没人对这些疑问有兴趣。这里会有一座水坝———那就是他们知道的，那就够了。即便在我1998年夏天离开涪陵时，堤坝的建设也没有开始，但我还是没有听到担忧或关切。
我听到最多的，还是关于大坝的好处，而且都跟从着我那课本中的文章的那三点：电力，洪水控制，交通。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议题，若考虑到这三点，新大坝的确会带来显著的不同。迄今而止，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而它的墙将有胡佛大坝的六倍那么长，三峡大坝的二十六只涡轮机将发出180亿瓦的电力——相当于十个核反应堆，足够将中国的GDP增长10%。长江夏天的洪水，在过去六十年里造成33万人的死亡，在大坝下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它会将重庆转变为一个海港城市，当万吨货轮溯江而上的时候。
这最后的一点对涪陵有着特别的利益关系，因为大型船只无法在所有季节里上到重庆。两城之间有些狭窄的河道，有猜测说，涪陵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码头，为那些大到无法抵达重庆的船只服务。这将是个重大的变化，而涪陵，以及其轻度污染的乌江，此前在四川的交通网络中，只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更重要的，这一新的地位将结束涪陵的孤立状态。当我抵达涪陵时，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直达公路已经开始动工，有人说在2000年会建铁路。对涪陵人民来讲，这是期盼已久的改变；很快，他们的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江城，而他们不用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不用依赖江上的慢船。
然而，与此同时有另一个明显的问题：你能真的相信长江边的所有人——那些船长，生意人，害怕洪水的农民——不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了么？或者，随着驯服长江的努力进行，发生灾难的可能会上升，大江还能受到控制么？大坝乃是建设在一个地震发生带上，而关于山体滑坡，造就出巨大浪涛，这不稳定的峡谷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而且长江不单是水而已；它携带的淤泥多过密西西比河千倍。重庆和涪陵这样的城市将它们的生活垃圾排入江中，或多或少未经处理，再加上工厂的污水，这里有猜测说所有这些淤泥和垃圾将在大坝后堆积起来。万吨货轮在四百英里长的沼泽地里可发挥不了什么运输作用。
为了这些那些的原因，长久以来，这项目引发了人们启示录般的灾难预期，在外国和中国专家的眼中都有。他们看见了一个破碎的大坝，一个淤塞的水库；他们警告说升起的江水会带来新的毒污，那些本是留在江的两岸的。水库会淹没13座城市，140个镇，1352个村庄；它会吞没650个工厂，以及139座电厂。在过去上万年里，河谷乃是人类文明的家乡，而所有人类无尽的痕迹，那些倾倒的垃圾，化学废弃品，都将在新的水库中停驻不去。而大江不是什么可以随便修补的小玩意儿——超过3亿5千万人生活在长江流域，超过美国与加拿大的总和，地球上十二分之一的人口。
（插注：何伟在这个问题上的描述比较大众化，不够深入细致，当然他也没必要将此书变为专业论文。关于三峡的利弊，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比何伟的专业。正反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往往就同一个问题，比如河床的淤积，双方居然可以就相反的结论都展开侃侃论述。不过，区别在于，当我输入‘三峡 淤泥’时，许多的文章链接都被屏蔽了，而‘三峡 泄洪’时，全都是国内官方媒体的正面报导。我不是水利专家，我能看到，能确认的，只是这个，隐瞒VS透明，至少这个现象很清楚，证据确凿。）
（从最坏的角度说，倘若三峡工程失败了，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那情形并非不可能，我能做什么呢？这是要思考的。在我看来，为个人考虑，每个人有权利去选择宜居的地方，跑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出奇，倘若更多人道意识的话，那就尽量加入到预防以及加入到灾难后的人道救援工作中去。在道德意识上也许有高下，然而我觉得两种选择都不当谴责。我不喜欢用“爱国”这样的字眼，我更看重人的生命，而高于抽象的概念——“国家”）。
专家们警告说，水银，铅，以及其他的有毒物质，可能会从被淹没的地区带入到人们的供水系统当中，而且他们担心新的河谷沿岸传染病的爆发：疟疾，细体螺旋体病，日本脑炎。大坝的四万个建筑工人全都是临时工，住在临时的房子里，可能会通过蜂拥而至的性工作者传播淋病。艾滋也可能通过类似渠道传播。而一旦大坝工程结束了，这些工人又会去到哪儿呢？
而那些因水库而迁移的近两百万农民，情形又将如何？政府保证说给予他们土地和工作，大约将要花费工程总投资的三分之一——3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这还是根据保守的预测。但四川东部长久以来都是相当孤立的地区，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很少。把如此巨额的钱财送到那儿去，引发腐败的几率要远高于有效派发给民众的几率。
这儿有数不尽的坟墓，有数十座古老的寺庙，还有许多类似白鹤梁这样的无价文物。这些又会如何安置？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白鹤梁都将是一处重大的历史纪念物，但在三峡地区，历史太丰富了，涪陵这处雕刻甚至没排上A级受威胁的文物名单。下游有石宝寨，十八世纪所建的，令人瞠目的十二层宝塔，其后，乃是云阳的张飞庙，有1700年历史了。这两处古迹，如若不采取昂贵的保护措施的话，都将要失去。这里还有巴人留下的许多坟墓，他们两千多年前住在涪陵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而他们的遗物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对他们的了解很少，而当他们的文物被大水淹没后，什么也不会知道了。
大坝还威胁到野生动物：西伯利亚鹤，中华鲟，短吻鳄，白暨豚，还有172种其他鱼类。承担着中国80%的水路运输，长江的发展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江中现有的白暨豚已经不超过100只了。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五种淡水豚品种之一，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它已逐步适应了长江的泥水，到如今，它已几乎是盲了，依赖于高度发达的声波导航系统。但今天江上布满了船只，而其引擎声音逐年越来越响，那些淡水豚，因进化而失聪，为技术而失听，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危险，寻找配偶。万吨货轮可能就将是他们的终结。
在中国的领袖们开始考虑大坝项目以来的数十年里，这些观点始终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孙中山提出的，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经严肃考虑过此事。对独裁者来说，这项目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国魅力，即务实又宏伟———一种将一个穷国现代化的方式，同时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个现代化的基建项目，其规模可比长城与大运河。毛的工程师在1955年完成了一个全面的综合评述，如若不是大跃进与文革的话，工程可能早已启动。
但这儿也总有反对者的声音。即便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和总理李鹏接近了大坝工程的实际启动前，大坝工程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接受的，而批评的声音很是不少；许多专家相信，建设一系列的小水坝，在长江与其支流上，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回避了风险。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终于，政府厌倦了这种民主形式，开始消音。如果中国的领导想要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它就将建起来，不管什么风险。没有什么困难会被放在心上——什么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灭绝的生物，失地的农民。专家的意见也被忽视掉，就好象过去那些年里一样：当毛泽东在1950和1960年代鼓励高出生率；当大跃进被启动的时候；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只需决定，而不是讨论。没有理由因噎废食。
但有些批评的声音不肯自动放弃。戴清，一个中国记者，他是对项目批评最多的一个反对者，在监狱里呆了十个月，在他于1989年出版一本书谴责大坝后。在1992年，李鹏推动人大在项目上做了最后一次投票，它照例通过了。这没什么出奇的———人大无非是橡皮图章的大会而已———但还是有强烈反对的迹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弃权或反对票。
中国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的形成，就是源于大坝，而即便项目在1993年动工后，还是有小心谨慎的批评意见。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达涪陵的那个月，有一批考古学家与其他教授们公开要求江泽民主席作出努力，来保护那些淹没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本来的计划时间开始于1996年，然而什么都还没做，那些请愿者要求20亿资金用于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迁移庙宇，建立新博物馆。有建议说，用一个堤坝来保护石宝寨的宝塔，一块块地将张飞庙移至高处。天津大学建议修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来安放涪陵的白鹤梁。游客们将从岸边的一条隧道进入博物馆，而新建筑的屋顶将浮出新水库的水面，其形状近似那古老的条状砂岩石。
这些计划和抱怨让推进大坝工程的的人们很是不爽。七十岁的首席工程师魏庭成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发展大坝上，他对那些考古学家建议中的“宫殿”很是不屑。“告诉你实话”，他在1996年对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们才不会去欣赏那些文物古迹，只有专家才会去那些博物馆。”
这话说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困难选择，在美国，人们在梦里都不会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访白鹤梁时，我都会为这古老石刻与永恒江河的交汇而深深惊叹。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强烈感受到这两种历史，自然与人类，其一乃是循环的产物，而另一个，总是直直瞄准———进步，发展，控制，而其结果则是好坏参差。而我感觉到，在长江上，将这两者强行合二为一乃是危险的侵犯行为，把大江的循环压制为停驻不动，压到大坝的长堤之后。
但这是一种不乏诗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数人消受不起。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访问白鹤梁，而且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怎么担忧。在石梁上，经常除了我之外别无一个游客，唯一见到大批游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节，当时我为自己的书来这里做一个研究。涪陵的大多数人难以辨认铭文———字乃是繁体而非解放后的简体，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随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文言风格，二十世纪文学改良前的那种。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经常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历史，无需那么麻烦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只需随便晃到乡下，就会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
对于城里派了那么多工作人员到石梁这儿来，我很是感动，尤其许多工作人员的培训那么好，几乎可以回答关于铭文内容和历史的所有问题。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外来游客的城市，对于一处时常便无人问津的历史古迹来说，这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里不像是美国，一处类似晚清朝代的空荡荡的战场便可以收到几百万的资金赞助，仅仅因为有些士兵在这里打过仗，站死了，在内战期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而你若将这些古迹全都保护起来，人们简直无处种田了。
政府对水下博物馆的建议还未做最后决定，不会看来很难同意。这议题有时在重庆晚报上会有提及，而这份政府运营的报纸总是很小心，提到官员们也考虑另一方案，在大坝建好前，将铭文全部拓印下来。对官员来说，这无疑乃是更实际的方案。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建一个水下的宫殿，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市民来说并没多大意义。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铭文，然后送去遥远某处的博物馆，而大水将永远淹没石梁。专家们预计，在大坝完工的十年时间内，水库的淤泥和沙子将把石梁上1200年价值的铭文永远抹平。
（注：我在网上看近两年的报导，水下博物馆在施工，甚至也许已经完成了，如果报导无误的话。）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河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而原先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带来的年收入水平。他们还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河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的一年的收入。他们还获得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这些历史在脑中，我还是觉得人们对大坝漠不关心的态度值得关注。现在的人们较之从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个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国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提供教训，避免它们盲目的重现。然而，看起来，大坝与低地移民的命运不在普通市民的关心之内。一次孔老师和我上课间聊到大坝，我问他将来的变化是否让他忧虑。
“不，”他说，而且我看得出他觉得这问题好奇怪。
“那么，有什么人会担忧吗？”
他想了一会。“如果你是个移民，”他说，“那可能你会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注：我暂且不用个人主义一词）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
（关于这点，前些天HANS在卖奥运门票时也体验到。吃饭时，他很是抱怨了一番混乱场面。当时我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常年处于物质匮乏中，是以有一种生怕被甩下的不安全感。现在读了何伟的话，大概可以作为另一个补充。而何伟也许可以把我的理解当作他的补充。）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河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同样的本能，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消极观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人们形成一个社区，服务于个体，其结果就是，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应该帮助。当然，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发展到后来，在涪陵，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就会一群人出现了，聚集起动量来，逐渐膨胀，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偶尔，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吵架会升级，被观众驱动着，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戏愈演愈烈。
我为涪陵的群众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聚集在我身边。如果我在街上碰见一次吵架或者类似事件，而周围又聚了帮人，我肯定会停下观察。但通常，我观看群众的脸，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们的表情中，很难看出别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热切的看：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
群众如此反应的地方，在中国绝不仅限于涪陵一处。无数的作家，中国以及外国的，都曾经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以强烈的情绪和挫折感描绘了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社会，在同胞需要帮助时，人们置之不顾。我在我自己学生的写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们编写关于罗宾逊来中国的故事中。许多故事的主题都是罗宾逊盗窃腐败官员，但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乃是罗宾逊以行动助人，而群众消极围观。一个学生写道：
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扒手掏别人的钱。与此同时，他发现了那女人周围的人们也看到了扒手的动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们装作没有看见……
有那么多学生的故事描写了相似的场面，叫我震惊。而他们总是继续写到罗宾逊挺身帮助被群众抛弃的人——一个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开场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乌合之众围观。对我的学生们来说，罗宾逊的行为就是英雄主义了，在群众无所作为时有所行动，而他们将其抬升为了理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很少出现。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
大坝对于那些不幸住在河岸两侧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会去惹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已经因他们的历史而变强韧了，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触及这城市的重大变化都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太平天国的战士从东边儿来，国民党从南京而来，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起始于北方，顺着长江的河谷而至。三线工程来了又走了，横扫一切。在最近的几年里，新鲜诱人的产品沿着长江，由重庆顺流而下，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外国人也开始在涪陵的下城区马路上亮相了。你只能接受这些变化，顺应它作自我调整，因为你无法控制。这就像长江一样，它从某一它方而来，往某一它方而去。未来的有一天，它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能应付。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大江的上升会带来什么问题么，而他就和孔老师一样，看似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嗯，”他最后说，“船会浮的，所以不会有事。”
这里有一种观念，即大坝单纯只是件好事。它意味着电力，那代表了进步，这就是对涪陵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事儿了。完工的大坝所制造的电力，据估计，相当于一年五千万吨煤的耗用量，这对一个严重污染的国家来说，可不算是个小的收益。在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死亡乃是与肺病相关的。有些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望着长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它奔流的日子可数了。但还有许多的日子，当浓雾笼罩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
在冬日里，我对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当这儿出现了周期性的停电。我的公寓里只有电力取暖，而停电有时持续数小时———绵长，寒冷的数小时，黑暗的公寓里，不舒服的感觉在滋长，直到我的呼吸在烛光中泛出白汽。我发现，在这种时间里，我不会考虑涪陵的新堤坝建不建得起来，或者新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或者白鹤梁是否被有效保护。我想到的只有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它将所有事情简化。
而在中国，许多人也作如是想。这跟美国的情形不同，在那儿，每个市民平均拥有三千瓦的电力供应———足够让所有人同时打开一个烤箱和一只吹风机。在中国，每人平均150瓦，只够每人拧开一两只轻型灯泡。而对于六千万中国人来说，一只灯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供电。
这类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国家治水已有许多个世纪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都不曾有过如此长久成功的历史，将河流为人所用。四川省中部的发展，最初就得于都江堰的建造，一个设计非凡的灌溉系统，两千三百年前建造的，而直至今日依然完美运转着，将成都盆地变为全国最富饶的稻谷产区之一。即便长江也曾被驯服过，虽然规模相较小得多；葛洲坝在1981年完工，在如今这个工程的下游。
但另一种历史是河南的那种，当1975年时，暴雨导致了62座现代的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一座接着一座，有两万三千人死亡。虽然那次灾难的规模很独特，但糟糕的工程技术却不算那么异常：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有3200座大坝溃决过。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大坝的失败率为3.7%，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0.6%。
到了最后，我就像涪陵的大多数人那样———我消极地观看着大坝的准备工作，而我也尝试不要下太多的判断，批评。毕竟，我只是个外人。但我想，在大坝修筑之前来到这儿比之后来好，而且能看到白鹤梁，以及驯服前的长江，也很好。这里有人类的历史，有长江的历史，而当它们相互冲突，永远改变这个地方时，我不是特别想呆在这儿。
乌江
这钓鱼的老人并不指望真能钓到些什么。“现在钓鱼不是时候，”他说。“冬天太冷了；鱼儿不太动。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退休了——我就是来玩儿的。”他笑笑，望向乌江绿绿的水。老人在空中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在他身边，他的钓竿也直直坐着，靠着一块石头。好几个小时，老人和他的鱼竿就这么坐着，在一个类似今天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们就和岩石一般沉默，一动不动，直到这个固定的景致——岩石，钓竿，老人——看似和那冷冽碧绿的乌江水隔了一个世界之遥。
和乌江的水流相比，什么都显得缓慢了。在乌江的出口，即便那伟大的长江好像也停住了，它那泥泞的水流懒懒的，和那快速移动的支流形成对照。这两条江的水是迥异的，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条线，笔直，鲜明，好似地图上的分界线：长江是棕色的，乌江绿色，它们的相遇，好似两块釉彩玻璃被齐整地压在了一起，在白山坪陡峭的山顶下。
乌江乃是大山里的河。它从贵州起源，那儿山岭荒野，人迹罕见，而乌江向着东北，流入四川。在它的沿途，只有几座城市，无一大过涪陵，是以其流水可以保持碧绿清澈，直到它遇到了长江。乌江对于大型江船来说不够宽——许多地段，在枯水季节，只有十来米宽——而且也没什么理由吸引那些大船逆流而上的。即便在这儿，河东区的岸边，涪陵的城市中心就在河对面了，你望向上游，所见的是荒野陡峭的山岭，在远方。它们在河流上方的狭窄空间里挤作一团，那凹凸不平的蓝色形状，告诉你那乌江的上游是何等偏远荒凉。
所有的江河都有独特的个性，不变的特性，不在乎其长度，宽度，水流的速度。而涪陵这儿的两条江差别迥异，它们的对话只限于乌江河口的那色带。长江是人性化了——它被开辟成了航道，它被刺激，被导流灌溉，被建上了大坝；浮标标示在它的浅水区，而各种大小的船只在其被污染的浪头上涌动。它奔向上海。而乌江——清澈，翠绿，很少船只——从山中而来。一条江是关乎起源的，另一条，则关乎目的地：这就定义了它们的个性区别。长江，以其大小，其壮观，看似去向什么重要的地方，而乌江，以其狭窄的急流，看似从某个荒野神秘的地方而来；它那遥远模糊的山岭，暗示了其秘密将被一直保留。你可以在这里钓上一天，而乌江也不会给予你什么。
鲤鱼是一种慢水里的鱼，而它们是老人所期望的，这里还有其他八个渔人。他们分散在一条伸入河水的岩石上，他们的鱼线伸入一块较宁静的水域，这里，水位略微鼓起，而急流撞上岩石，溅起水花。“这里的鲤鱼可有一到八斤重，”老人说。“在城里，一斤要七八块钱，但我们不去卖，我们自己吃了。我也能抓到黑色的鲤鱼，但那是在更快的流域。这河里也有乌鱼——那是乌江里最好的鱼，但在河岸上可抓不到。那要卖二三十块一斤的！在夏天还有草鱼，但在夏天，鱼好钓，人太多了。”
渔人六十五岁了，他从一家重庆工厂退休已超过十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一件又脏又破的外套，因年龄背有些弯了。他们形成了对比，这一对形象——看上去脆弱的老人，和他那崭新闪亮的铝制鱼竿，有八英尺长。“这花了一百五十块，”他骄傲宣称。他抽着烟，和岸上所有其他男人一样，他身上隐约有些酒气。他谈到了另一种鱼，大概是河里最好的鱼，从没有人抓到过。他说了名字，但是他只说方言，而那词——有点像是鳝鱼——很难明白，他也不会写。无论如何，最棒的鱼经常是无名的。“那鱼非常罕见，非常好吃，”他说，“但我们的政府保护它。它要卖到100块一斤！如果你抓到了，没人看见，你可以走掉。如果有别人在场，你得把它扔回去。”他说话的态度严肃，好像是从一条法律中直接引述。他清清喉咙，一口吐在岩石上，然后继续顺着空空的鱼线，望向河中。
乌
乌的字形，有点类似一只鸟——顶上小小一点，一个四方的头，和一个弯弯的鸟嘴，一条直线代笔翅膀。和许多中国文字一样，它的形状反映了部分的含义：“乌鸦”。它的意思还有，黑，暗，可能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颜色，当暴雨云凝聚在河谷上方时，河水膨胀，成为愤怒的蓝黑色。
但在涪陵没人能肯定乌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颜色变化极快，而长江是恒久的棕色。在夏天，当雨水频繁，雪水融化了，鼓涨的乌江会流出平缓的棕色，它流入泥泞的长江时，难以相互区分。当枯水季节在秋季末开始了，江水由棕转灰，再到蓝绿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带，急流中刮出点白色浪花。
现在枯水季节过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几个星期，乌江一直流动着蓝绿的水。现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阳中泛光。越过那些老年的渔人，一排砂岩石堆积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对学生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直至他们站到奔流中的一个石岛上。这是个美丽的景点，离江水那么近，脸上能感受到水流带起的冷风，江流从贵州一路往北带来的清凉。学生们在岩石上坐下，看着风景，听着江水。有一阵，在乌江的心脏处，除了流水顺畅的声音外，万籁俱寂。
学生的北边，一艘船停泊在岸边，靠近通往河东区的马路，五个男人在夕阳下，甲板上闲聊。他们的船有八十英尺长，甲板上一半空间为装有氧化铁的桶所占据。明天会有更多的货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了，男人们抽着香烟休息，看着日落。
不久，他们将前往江苏省的江阴市，长江下游一千英里处。他们将漂过三峡的崖壁，经过中国中部的低地与湖泊，然后，前往中国的远东。行程耗时七天。
“通常我们不会走那么远，”船主说。“通常我们去到湖南——我们把这些货物带到下游，再把矿长石带回到陶瓷厂。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时间。那里是毛主席的家乡，你知道么？我们通常会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个小时。没有，我没去过那儿。但湖南不错——比这里好。那儿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是。那里比较平一些——不像这里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国见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比这里发达。”
这男人四十三岁，如果不和他说话，难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脏脏的灰色西装，脚套一双网球鞋，蹲在甲板上，抽着奇声香烟。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种，对涪陵老百姓来说的标准级别，四块一包。他的手很脏，肩膀宽阔强壮。他是个亲自动手的老板；他监督上货卸货，而他和其他八个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显，他跟其他男人很亲近，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不大情愿承认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种暗暗的敬意，当陌生人凑近来，大多数话是老板说的。
“有两个工人可以驾船，”他说。“我不行，但你得要有两个人——一个开船，一个休息。开船比开车难多了，你要知道。学会开车，只要两三个月时间，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准备考试。一个执照要花一万块。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麻烦，因为一旦出了错，那是很危险的。
三峡不是很危险，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这么多次航程后，它也没什么意思了。景色很美，那是当然，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次。”
他的评论叫我想起另一个船员，在很久以前写道：“现在，当我掌握了这片水的语言，对这大河的每一细节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里的每一个字母，这是不错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我所失去的，再也不能回来了，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所有的风姿，美感，以及诗意，都从这条雄奇的大河里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