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他迈近了，威胁我。他是个大个子男人，有个小肚子，一堆油腻腻的头发，一张圆脸上带着怒意。我很快就认出他身上某些要点——从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穿着举止告诉我，他多少有点权力地位，也许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或者什么小工厂的老板。他将近五十岁——属于“失落的一代”那种年纪，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
“我也是个市民，”我说。“我住在涪陵这儿。我在师专教书。在这里拍摄没什么违法的。”
他又击打了相机。我往前踏了一步。
“别来烦我，”我说。“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开。”
最后这个词攫住了他。他眼睛睁大了。
“你说什么？”
“我叫你滚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就这么跑过来打人。你为什么这么粗鲁？”
我用了那个严厉的词，粗鲁，它再次攫住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吼道。“你不是教师——你是记者。而且你不该像他那样在街上扔东西。你应该表示点尊敬，而且你不应该在这儿。”
“我在这里有两年了，”我说。“我们只是教师，而我们拍摄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记住涪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这时，有一群人聚拢在我们身边，低语着，压近过来。一个女人过来跟那男人站在一起，她开始向我大声吼叫，在空中戳着她的手指。我还在拍，但我把相机放低了。亚当急忙从街那边冲过来，试图解释我们是教师。但现在那两个男女已经怒不可遏，而群众的低语渐渐转为大声，我察觉到，我们有麻烦了。现在没人在笑了。我关了相机。人群在不断增长。
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中，这次事件乃是我回顾最多的。免不了这样；那件事乃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到的最糟糕的时刻，而它还在磁带上。
我不是很喜欢看那带子。每次我看的时候，我的胃就缩紧了，可以感觉到自己脉搏加速。我看着那些微笑的脸孔，他们看着亚当耍宝说笑，我告诉自己，那些人显然是快乐的。我想着我在城里度过的那些时日，所有我遇见的人，那些无事的日子。我还想到了那次刷鞋的男人骚扰我的事件，而所有人都挺身维护我。
但当我看那卷录影带时，我总是默默地把它快进，等待那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从画左进入，在亚当吸引人群后很久才出现，但跟其他人不同，这男人与他的妻子站在一边，离人群有几英尺远。他们对亚当看了有半分钟，然后，那男人回头看到了我。他穿过街，朝我走来，刻意避开镜头，然后，突然间，一片漆黑。
这就是那卷带子所显示的。最让人痛苦的，乃是它展示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从到一处我们不熟悉的地段吸引人群开始。它也显示出亚当不够人情味，一味挤牛奶一般挤出人们的关注来，它还显出他的不尊重，把包子扔过街来。它也显示出我太快发怒，用了激烈的字眼；从带子来看，如果我没有侮辱他的话，他也许不会再去理会我。
但在同时，那录影带也遗漏了太多，也许那才是最让人不快的部分。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没有一处显示出了我们是怎样应对这么大的人群，在过去，我们对此是过度自信了，也没有什么在解释道，自信与无拘无束乃是应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应，乃是去害怕群众，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听你说话。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你就会受罪，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
关键之处，总在你得避免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要想成功，你得笑话自己，说些“我们洋鬼子”，然后你去模仿当地方言，搞搞笑。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去耍宝，就得耍宝。这就像亚当过去进城练习中文前老说的：“好了，现在开始去扮两个小时的小丑啦。”
这带子也没有提到一个拿着录影机的外国人在中国所承受的包袱。在1972年，当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外国人，周恩来邀请了意大利电影人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次邀请很有争议；毛的夫人江青，以及政府内的其他保守人士反对这次邀请，但周相信一个西方人可以拍一部吸引外面世界的中国片子。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情的，但他最后的作品，激怒了中国官员，他们指责说他刻意把中国拍得很穷。最著名的一例是，江青指出，他拍南京大桥的一段，在前景处有一条工人的晾衣绳。
那就是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只有一个外国人，才会造访一处现代化的大桥，却拍下晾衣绳的画面，故意让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穷。虽然老安极力否认他的目的是要批评中国，一次1974年的政治宣传聚焦在这次事件上，把它变为一次教科书般的范例——外国人如何来到中国，寻找负面的信息。我在四川与西安都碰到了熟悉该事件的老人，其结果是我学会了在涪陵小心使用我的相机。不止一次有人指责说我想要展示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但在我们摄影时，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未能防止亚当与我犯错。相机让我们很尴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错误，但它没有展示出那个男人跟我发生冲突前的所有事情，而它也没有显示出我关掉它后所发生的事。也许让我最困扰的就是，我看了它超过十多遍，而我却没法说出人群是从何时转向敌对我们。我总是为这难以捕捉而肯定的转变着迷，那白驹过隙的瞬间，涪陵的群众转为了暴民，但它始终成迷。即便相机也没有捕捉到。
暴民人数在增长。我关掉了相机。亚当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两人同时在解释。那男人与他妻子依然是暴民的核心，我能听到那男人一遍遍说我们是记者，说我们不尊重他们的城市。但现在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话了。其他人往前挤过来，愤怒地大吼，挥舞着手势，很难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暴民们的音量在上升，转为了轰鸣。
我的愤怒在转为害怕，现在亚当跟我尝试想要和解，道着歉，解释说我们是教师，不想造成什么损害。但现在解释太迟了；没有在听，而过路人加入进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撞着我的后背。我把两手护着相机，抱在身前。更多人吼叫着，他们的脸因愤怒而凶恶起来。
“我们得逃出这儿，”我对亚当说。我开始离开，低着头，小心抱着相机，但没有人稍微移动一下。那男人的妻子就正对着我。我感到有人来拽我的胳膊。
“我们要走了，”我用中文说。那女人没有回答。她没有动，脸上挂了个可怕的微笑——结合了愤怒与快意，她看着我们罪有应得。
“上帝，”我说。“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他带着相机的盒子，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现在他把它抱在身前。许多人抓向他，但他甩脱了，继续往前走，他的个头与盒子的块头把人群往边上推开。有人抓着我的胳膊。我护着相机，紧紧跟在亚当背后。我感觉小腿上给人踢了一脚，然后我大腿上又中一招。我们现在摆脱了暴民，开始跑起来，我快速回头看看是谁踢了我。然而我所能见得是一群模糊的脸孔。我们匆匆跑下街去。我没再回头。
这次事件并没导致什么后果。有人打电话给学校，通告了这次冲突，而学校外办给和平队打了电话。外办没说亚当与我是否做错；他们只是问了相机是否完好，而和平队说没问题。在医疗官员离开前，我们告知了她发生的事儿。
亚当与我跟诺林，桑尼讲了这事，但我们没有告诉其他在涪陵的人。我们一起看了许多遍带子。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包含了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场面——江流与乡村；我们的学生与我们的朋友——但主要的，我们看的是人群的那一部分。好像我们想从中找到些领悟，从这次经验中，找到些什么来解释那不愉快，但那里没有简洁的揭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现在，我们没什么可做的，而我们只能尽可能恢复过来。幸运的是我们几天后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成都有些行政方面的问题要处理，而在回到涪陵后，我尝试不去太多回想那件事。在某些方面，回避那段记忆，不似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在江城这儿，已经有太多像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它们在那儿，但你尝试不去想得太多。
晚上时我依然进城，就如我平常所作。当人们靠近我时，我仍然感到舒服，而人们待我依然友善。没发生什么变化。察觉到在某些方面人们总是那么不变，既让人欣慰，又让人气馁。
六月是忙碌的一月，而我想要早点跟人打招呼告别，这样到后来不会太匆忙。
钱曼丽和王东梅是当地中国银行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两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是以一个周五晚上，亚当和我请她们出来吃火锅。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里，第一次的约会。
我们在高顺堂跟她们俩人碰面。两人都精心打扮过——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妆，丝绸衬衣，头发闪亮。我们俩没料到这个；亚当跟我穿着T恤，戴着棒球帽。
吃火锅的最佳地点在新华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们四人走过马路两旁露天的餐厅。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有数百人在外面吃饭，而我们经过时，所有人都盯着看。钱曼丽与王东梅是两个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显她们享受着跟外国人出门所受的瞩目——事实上，这好像也是她们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餐馆，在人行道上挑了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安静下来。女人们为我们点了菜，而亚当与我开始了我们常走的中国路线，相互称对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王东梅跟钱曼丽大笑起来，像所有人一样，一旦我们借用文革的侮辱语言与敌视外国人的词汇进行相互对话。我们叫了当地啤酒，在人行道上吃饭，聊天，看着人流，感觉很舒服。
摄影机事件看起来很遥远了，而我意识到，涪陵让我难以忘记的一点，就在它的不可预测性——事情总是发生地那么快，一个糟糕的日子之后，就是愉快的一周。这城市不简单，而我的角色也不简单；若说我以涪陵为家的努力失败了，那是不对的，而说我全然成功了，也不准确。那儿有好的日子，也有坏的日子。在某个程度上，这是我最喜欢涪陵之处：这是个有人性的地方，有光彩，也有瑕疵，而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有厌倦过这里。
今天属于那种好日子，而坐在这家火锅店，我对所有事情都感觉非常舒服，这语言，人群，以及我们桌边的女人。这跟在家里时的周五晚上没什么不同，跟朋友们外出，说笑。还有一点我喜欢的是，我们两人都对彼此的中国个性感觉自在——何伟与梅致远就和我们的其他身份一样亲近。现在离开我们头一个学期仿佛很久远了，那时我们两人避免同时进城，因为会带来双重的麻烦骚扰。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亚当与王东梅很大声说着话
“你没结婚！”亚当说。
“我结了，”她笑起来。“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在开玩笑！”
“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提到要结婚的事！”
“你没问过。”
“不是真的吧——你在骗我。”
但她看起来很真诚。我转向钱曼丽。“你结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她挂着个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识到，在涪陵，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过了二十五还不结婚。如果我不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永远。
“你的丈夫在哪儿？”我问。
“他在家。”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电视。”
王东梅那边也是一样。她们两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丢在家里，跟外国人上街。
我向亚当扫了一眼。晚上开头时，我们答应了女人们我们不说一句英语，而现在，我们也没必要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论在这城市生活的某些时候多么舒服，生活依然并非正常，永远也不会。那总是涪陵一部分的魅力所在，现在也没理由为之而惊讶。
我们又待了两个钟头。吃火锅的好处，就是时间很长——这是慢悠悠，懒散的一餐，在一个温暖的夜晚，人行道上，感觉完美。餐馆有冰啤酒，我们叫了几瓶来。每个人都享受这时光。在晚饭后，我们走路送女人们回家。我希望她们能邀请我们进去，这样可以碰见她们的丈夫——有点像高中时见到女孩的家长。但她们只是微笑着挥手道别，而我们搭了的士回学校。
廖老师怀孕了；她的预产期在七月。六月时，她请亚当与我吃了顿告别饭。她送了我们她公公写的书法，他很因此出名的，而我们送了她几件婴儿服。
几天前，学校领导办了酒宴，请了我们全部四个老师跟家教。王先生，外办的代表，总是喜欢拿亚当跟我的中文来取乐，故意拖长了调子说话，还指责我们听不懂。宴席上他坐在我身边，一直嘲笑我，直到最后廖老师厉声阻止了他。
“何伟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不需要那样对他说话！”
王先生轻轻笑了，跟平常一样；但这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而看到这个小小的怀孕的女人教训那干部，带给我极大的快感。它让我想起她曾经在一年前的课上维护李鹏——同样都是以这种强烈的骄傲感，尽管我被间接地跟李鹏联系到了一起，我还是很高兴去分享她的忠诚。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在春天时，我很坦诚跟她讲了我对外办，对英文系的感受。廖老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作业就是去总结我在涪陵的生活经验，而我花了两堂课在做那个。我很直白——我告诉了她我不喜欢的事情，行政管理的琐屑，城里面人们嘲弄的叫声，而她一次也没有尝试为之辩护。但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谈论那些良好经历上，我说，至今为止，我最好的体验，就是学习中文，以及跟城里的人交往。我告诉她，对于她跟孔老师把他们的友谊，他们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别怀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那些课程在五月份结束了，因为她怀孕的缘故。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六层，而我强烈建议道，我们最后的家教课，应该在她家，或者别的较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而爬那么多阶梯到我的办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后，她还是非常中国——只有在我的办公室碰面才是对的，我们得在那儿上课。这跟怀孕，跟楼梯没关系；事情就该那么进行。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她努力爬上楼梯，喘着气，我给了她几分钟时间来恢复。就跟许多的中国女人一样，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缝了个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后她停止喘气，我们开始上课。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挺直身体，大口喘气，冲出了门外。我能听见她在门外的痰盂里呕吐，然后匆忙冲去了洗手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以为她将取消课程，但我现在更了解她了——我们会完成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知道她回来时会怎么做，会说什么。而且我知道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他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说。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进入了城市的喧嚣中。
在最后一周，我给文学班学生们安排了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现在病得很厉害了，而她提前几个钟头考完了，以便搭中午的汽车回家。我提议让她迟点考试，或者压根儿不用了；她一直是最好的学生之一，而她父亲的情况听起来很不好。但她坚持在离开涪陵钱参加测验。
那个下午，我在规定的时间监考。与往常一样，他们相当紧张，很认真作着，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个女孩苏三，看起来有点分神。她很苍白，大多数时间都把头放在桌上。
我当时没多想。今天是亚当的生日，在考试后，我们在当地的餐馆，叫上所有同学一起欢宴。每个人都喝太多了，这个晚上很棒，我们又去了学生之家，冯小芹又给了我们更多啤酒喝。
在晚上的某个时刻，莫金钱告诉我琳达的父亲在她考试时已死了。算命人说对了；现在我真希望我坚持让她另选了时间考试。
第二天，苏三从学校里消失了。故事渐渐传出来，点点滴滴的。四天前，她做了堕胎手术，而考试前一晚，她被送去了急症室，因为后发症。到此之前，事情本都保密；我猜想她去找了非法的私人医生，虽然情况并不很清楚。我们能肯定的是，她的急症室之旅惊动了校方，现在他们知道了真相，这是她离开的原因。学生们被抓到发生性行为的话，是要被驱逐的，更别说怀孕了。而且一张纸条会添入他们的档案——不论去到中国何处，那档案都会跟着他们。如果苏三去找任何一份单位的工作，她的上司都会知道她发生过什么事儿。
一群女孩在走廊里低声谈论着，她们的脸色沉重。苏三离开后的那晚，我撞到萨拉与丽萨，在我的办公室外。她们都很严肃，我们说着中文，站在俯视城市的平台上。我问到苏三，丽萨小心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吗？”她说。
“是。”
“你怎么知道的？”
